(本文根据2009年9月于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职工大会演讲修改而成) 前言 谢谢吴晓波院长的邀请,让我与各位谈谈我对管理学领域的管见。2006年,我一来到浙大就想在这方面与大家交换意见,我珍惜吴院长为我安排的这个机会,我也谢谢大家这么踊跃的出席。 我是带着很大的使命感在1999年辞去香港科大到了清华,把自己的事业重心搬回到了祖国大陆,然后在2006年来到了浙大。我的使命感来自我幸运的在年轻的时候,参与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场重要革命:商学革命。我的事业的前半生是为纯学术服务,我的事业的后半生是为自己的国家与同胞服务。 我的博士学位是经济学,我的论文是讨论国际金融与经济发展。虽然我在台大念的本科是会计与金融专业,我在美国念书期间, 完全不晓得世界这方面的学术发展,更不知道一场学术革命就在我念书的校园中展开,直到我毕业的那个夏天。 1977年我在罗彻斯特大学拿到博士学位,那年夏天,在校园里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那个会议为日后成为世界的两个顶级学术杂志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及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安排了学术擂台。为现代财务学奠基的Jensen & Meckling 的文章, 及为现代会计学奠基的Watts & Zimmerman 的文章,是这个会议讨论的重心。我当时觉得会场的气氛不但热烈而且有趣,但是信息不灵通的我,并没有感觉出来,那是现代商学革命的一个里程碑。 1980年5月我到芝加哥大学做助理教授。那个夏天,旁听了一些课,与一些同事闲聊,发现了芝加哥大学是商学革命的发源地, 在1960年代由米勒(Merton Miller, 1990 诺贝尔奖得主)领导的子弟兵改写了商学思维模式。一个学术领域的思维模式叫做范式、学术范式的改变,是个革命性的变化,就如同从石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世界的商学革命就从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工作坊(Doctoral Workshop)开始。 我在芝加哥大学教书三年后,去了沃顿商学院做副教授。到了沃顿商学院后,我才知道商学革命所产生的影响。沃顿是世界第一家商学院,一直排在世界前五名。但是沃顿就没有搭上商学革命的第一班车,1983年的沃顿,其学术范式与芝加哥大学有巨大的差别,沃顿这个排名在芝加哥前面的商学院,教授无法念最新学术文章,博士生几乎没有一个研究型大学有兴趣聘请,MBA 出路开始有了问题。 我在沃顿5年,亲生经历了新院长在沃顿所做的全面学术范式变革的工作。深深了解,改变学术范式的不易。我在沃顿负责的是重建会计学博士班,几乎变动了全部课程。五年后,杜兰大学请我去做讲座教授,参与整个商学院的学术范式的调整。 由于商学革命,杜兰大学在我去的十年前,就已经关掉了商学博士班。 美国是个高度竞争的社会,在一流私立大学,只要校方发现哪一个学术单位与时代脱节,马上做两件事, 第一是关掉博士班,第二是引进一个讲座教授,重整学术方向。 大约在到杜兰任职的同时, 我也帮助我的母校台湾大学建立商学院。后来被邀请到香港科大,做创校教授,协助香港科大建成第一个立足亚洲的世界级大学。十几年过去了,香港科技大学的确很成功,现在像清华经管学院、新加坡管理大学、印度商学院(ISB),都有点香港科技大学的影子。今天我要谈的就是学术范式与迎头赶上。 我在浙大与清华开了一门课,《商业社会与现代中国》,这门课主要讨论世界先进国家进入商业社会,中国现代化迎头赶上的问题。企业管理是个工业社会里才有的经济活动,商学是讨论商业社会的经济现象。今天我来谈谈管理学院与商学院的不同,我们的学术范式属于哪一类,我们与香港、台湾、新加坡的距离有多远?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商学学术上到底是站在什么位置? 学术范式 在1962年, Thomas Kuhn写了一本科学史巨著“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 他说科学进步不可能是缓慢演进的,而是长时期的静止不动, 穿插着爆发性的智慧革命。这些爆发性的智慧革命叫做范式转变。在范式转变中,一种新的思考方法,一类新的分析工具,一套新的世界观,取代了原有的。 由于智慧、财力、设备、及做工粗细的差异、,在同一个范式中会有不同水准的学术成果,迎头赶上就只是财力与努力的事,追赶的距离是有限的,方向是固定的,赶上是可能的。 在不同范式的学术环境,是没有交流与比较的空间了。没有彻底的变革,就永远赶不上,甚至背道而驰。 电脑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变,尤其是飞机、超级货轮、电子通讯的出现,在商业领域造成了范式转变,没有结合这些商业范式转变的管理学科,就一定要被淘汰,因为这些传统的思维,不再对未来的世界有应用价值。现在整个中国的管理学科是一片混乱,浙大当然也不例外,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经济在范式转变中煎熬。1990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及这二十年快速的经济发展,让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横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及商业社会。发展方向与学术定位成为中国每一个经济学院与管理学院棘手的问题。 在中国,基本上只有清华大学的经管学院有了现代商学院的范式,北大非常接近清华,但是有内伤,而复旦、中山、上海交大、南京,在开始调整方向,西安交大与浙大开始有点觉醒,其他的大学还在黑暗时期。我们用什么标准来判断,那家大学在黑暗时期,那家开始看到曙光,那家接近转型?换言之,现代商学院的范式是什么? 现代商学院对社会的最重要功能就是,提高商业活动及有关的市场架构所需要的知识与训练。大家只要看这个定义,就了解为什么中国的商学这么落后了。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在1990年才萌芽。市场经济可不只是在市场上讨价还价的买几根葱。现代所有商品交易都经过复杂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有无数的中介与合同,有各种奇奇怪怪的风险评估及规避,有各种定价方式,及定价组合。中国大学的老师没听过、没看过,加上外语能力有限,这个书怎么教?拿什么来做研究?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就是范式转变,从马列教义到一般均衡经济学也是范式转变,世界上是没有几个人有能耐通过范式转变的,我们中国的社会科学与商学所受的冲击是巨大的。 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亚当斯密、马克思分别的领导了范式革命。达尔文、马克思的理论震撼了基督教,后来很多学术领域受其影响,这些思想改变,对社会结构产生振荡性的后果。牛顿的范式转换,造就了现代工学院,也为血腥的一战、二战埋下种子。爱因斯坦的范式转换,帮助结束了二次大战,让我们根本不敢想象三次大战。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延伸出来的商学范式转换,几乎结束了全球的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成功的走过一次范式转换,这个转换过程还没有结束 。 浙大的管理学院致命伤就是范式错误。其实全国管理学院的研究方向都有问题。在1950年的时候国外在进行商学革命,但中国在进行农民革命。后来,中国开始工业化,学习苏联,全国数理化挂帅,管理是工程师的副业,是工而优则仕的奖励,多几张粮票的借口,哪谈得上学术研究。其实要判断范式错误并不难,难的是要学术领导人承认范式错误。承认就是学术自杀,就算自己不要命,下面这么多徒子徒孙怎么办?清华、北大、复旦已经在纠正范式错误,西安交大也意识到了范式错误,我2009访问西安交大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西安交大的改变,步子比浙大大得多。 经济学、管理学、商学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础,就像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不仅是商学,还有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也受经济学深远的影响。其实马克思就是用经济学来看历史,它的唯物论就是以经济学角度看人类行为的理论,可以说是唯经济论。而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斗争其实就是群体博弈。马克思带领的也是范式转变,他的不幸是他的学术理论成了政治工具。宗教与学术服务的是全人类,而政治服务的是一小勺人。宗教、学术一旦与政治扯上关系,对知识的贡献就扭曲不纯了。 管理学要在商业社会演进中寻找灵魂。中国往商业社会做制度改变注定艰难,因为我们是历史上发展最成功的农业帝国。当人类科技长期停在农业是经济主轴的时候,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是世界最好的。制度的修改不只是改善了效率,同时是延长了生命力,就如同修补房子,不只是现在住得舒服些了,也造成未来拆掉重建更困难了。 所以在中国,制度的转型要比三百年前还是渔猎社会的美国,要困难得多;困难到,我们浙大教授,中国最有学问的族群,人人起码在外国旅馆里喝过一口洋水,到现在言谈举止都还留着大清帝国的辫子。浙大里的官僚味,让人窒息。 在美国,一个商学学者只要学习怎么为商业活动修房子,而在中国,我们要懂得怎么建房子。过去25年,我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为中国的商学教育建房子。 商业活动是复杂的人类活动。企业管理是综合性知识与技术,是所有社会科学的综合体。而社会科学在开国的前三十年是大毒草,几乎被赶尽杀绝。正由于如此,在开国后的第二个三十年是个大孤儿,没爹没娘,营养不良的孤儿。商学是综合学问,宽广的学术涵盖,让商学革命在中国举步维艰。 训练一个围棋高手,只要找到一个棋圣,手把手的好好教就能培养出世界冠军。与围棋接近,属于紧密逻辑的纯数学,训练出一个高手,也相对容易,几乎可以完全在数学系里做到,一谈到应用数学就能感觉到人才的稀缺。到了最具综合性的商学,在中国就看不到人才了。 商学革命不是仅仅学生有天份,一个学术领导人有世界级的学术地位就能成功。建立一个现代商学院要协调各方利益,整合各类资源,延聘不同、甚至对着干的学者。所以举步维艰。 中国特殊的博导制度大大的限制了商学发展。十年动乱之后,到了1980年大学开始回复生机,勉强能有点学问的领域是可以一个人自己闷着干的理论物理与纯数学,及两弹一星有关的应用数学与应用物理学。两弹一星全在中科院、工程院、北大、清华,一般大学哪能沾到两弹一星的边,要做学术,就只能靠解放前念过点书的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物理、纯数学,用私塾式的博导制授徒。这个不得已的学术模式,慢慢的有了既得利益,博导成为学霸,杀得你死我活,互不相容。 我与陈小悦于1999年在清华成立中国第一个商学博士班,包括会计、经济、与金融,是在体制内打了擦边球,办了两年就名存实亡,经济、金融撤出,幸好由于会计博导的团结,清华的会计博士生除了借贷平衡,还懂得一点现代学术范式。清华的开放式博士训练要到2007年有了几个特聘教授真正落定生根,才开始有模有样,直到今天,博导制都还没有取消。 商学的研究方向应该跟着市场走,而不是跟着政府走,也不是跟着研究基金走。虽然政府的科学基金及社科基金现在也支持“管理学门”,但是政府对市场需求的猜测,很少是对的。商学是创新性很强的领域,政府在这方面的错误就更大了。公务员谨慎小心、唯令是从的文化,与商学背道而驰。商学是个综合性学问,单一门类的博导制,对所有现代学科都有杀伤力,对商学领域的杀伤力最大。 中国的官本位在三千年的农业帝制下,演进得炉火纯青。当人类进入全球市场经济的21世纪,中国最需要做的是打破官本位,推动独立创新思维,为分权与自由的商业决策做好基本建设。而中国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是市场及研究市场的商学的杀手。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中国大学里的经济学院与管理学院壁垒分明。这两个学院争取同样的生源,这两个学院独立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多了一倍的学术官僚。为了调和利益分配,会计系分在管理学院,而金融系分在经济学院,所以我们有不懂会计的金融学士,及不懂金融的会计学士。管理与经济两个学院,各有一套教经济学的班子,本科生还好糊弄,经济学导论讲讲故事或导导数学也算对付过去了,没有经济学的管理学博士论文就变得非常荒腔走调。没有市场实证资料的经济学论文更是言之无物。我所知道的大学里,只有清华大学的经济与管理住在一个屋檐下,算是有个完整的商学院,这应该是朱镕基的功劳,在朱老板的铁腕之下,那个学者敢假公济私?这个结果好是好,呜呼,我们的学术风骨何在?官本位的手段真能解决学术官本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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