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表可以看出,这套丛书是把生育的主题与教育的主题有机地关联在一起进行研究、讨论的。“避孕心态史”、“民间医疗中的幼儿及其身体”、“民间社会的育儿文化与课程”、“性意识与性教材的社会史”、“妇女解放与生育限制社会史”等文章的收录,意味着被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宏观教育史研究排除在边缘的妇女、儿童、身体、健康、感情、甚至情欲、性欲等,作为具有深刻含义的主题,纳入到了教育研究的视野之中。
沿着法国年鉴学派和中内敏夫的这一理路,我们或许可以去思考,是否有可能在思想史意义上,去讨论我国的独生子女教育问题。而所谓的“思想史意义”,不是去论证独生子女是一种特殊的或不特殊的存在,具有怎样的特点,该如何具体地来展开教育,而是超越在方法层面上讨论独生子女之更贴切的教育,深入到家庭生活的内部,关注作为家长的父母,分析亲子观念、亲子关系的变化,然后再返身尝试去更深入地理解何谓教育。
我国的独生子女问题无疑是一种国家公权力对于家庭生活内部干预的结果。本为纯私人领域的生育意愿,遭到了国家的管控。虽然从形式上来看正好相反,但无疑等同于日本18世纪发生的政府对于堕胎的禁止。又无疑的是,这种管控决定性地改变了生育现状、亲子关系以及建立在亲子关系之上的家庭教育。
迄今为止的我国独生子女教育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某种意义上说,还少有这样的将生育与教育紧连在一起的“思想史”视线。在回顾了1980年至2011年30年间的相关研究后,张蕊总结道:
通过对中国期刊网1980年至2011年收录的有关独生子女教育研究论文的分析发现,独生子女研究主要分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对比研究和针对独生子女群体进行的教育研究两大类型。对比研究中,在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是否存在差异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结论,大多数研究结果倾向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各有优势和劣势。在独生子女教育问题上,研究结果认为独生子女的很多问题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家庭、学校各方面影响和教育的结果。(张蕊:2012,54)
具体谈及家庭教养方式等家庭教育的研究,张蕊写道:
家庭教养方式被一致认为是影响独生子女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家庭教养类型相互交叉,但也可通过因子分析辨认为六种类型,即民主型、否定性、溺爱型、过分保护型、干涉型和放任型。……多项研究都指出,民主型的家庭教养方式对独生子女的成长最为有利。
教育观念上独生子女家长对孩子的高学历期望,造成了独生子女的学习压力,也由于过于看重孩子的知识学习而轻视了能力培养;……
很多研究都显示独生子女父母对子女有溺爱的表现。……观念上受应试教育误导,过爱、过严、期望过高;教育内容方面存在着单一知识化倾向;教育方式方面存在着“娇宠”、“专制”和“放任”,致使独生子女较普遍地出现“三无”:无情、无能、无责任感。(张蕊:2012,57-58)
虽然家庭教育是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独生子女教育的研究又尤其具有时代意义,但从以上的文献梳理回顾中可以知道,人们对问题的关心、研究的重点,主要还是放在了父母具体是怎么实施教育,以及教育方式所导致的结果,特别是导致的问题的讨论上了。“教育”本身是个不证自明、不辨自清的概念,被置身于追问的视线之外。即便学者们关注到了“溺爱”“娇宠”这样的情感,但也只是将它们作为一种负面的现象来处理,而很少去思考这些情感因素是否能够带给我们深入思考家庭和教育的可能性。笔者认为,从思想史意义上说,或许重要的是,对于独生子女政策下的“溺爱”“娇宠”等,不是简单地去做好坏的价值判断,不是一味着眼于去考问会导致怎样的教育负面后果,而是将这些现象仅仅作为现象做中性的学术处理,通过对这些现象的机理以及意义的分析,来思考家庭在什么意义上说就等于教育。
五、结语:作为方法的家庭
题引的一段话出自日本思想家沟口雄三。沟口著有《作为方法的中国》一书,写下这个标题时,他头脑里装着一个对话对手——竹内好。竹内好是中国研究的代表人物,但他的研究理路,是沟口所不赞同的。沟口认为日本以竹内好为代表的传统中国研究,将中国作为方法而将日本作为目的,研究中国只是一个借口一个途径,其想到达的目的依然是理解自己,也就是日本。“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仅是它山之石,用来工日本之玉才是目的。《作为方法的中国》之“作为方法”的表述,很容易引起“中国乃为方法”的误读,在这种习惯性的误读下,人们会在方法论层面来讨论中国的含义,中国于是仅被定位为方法技术,或者好听一点,也就是视角、视域,总之想去深入思考的,还是另外一种东西。正如沟口指出的,“比起要了解什么、为什么要了解,更关心怎么来了解”。而沟口在“作为方法的中国”的表述下,想要强调的则是不同的东西,他要把“中国”设定为目的本身,而且“真正自由的中国学的目的不应该被消解于中国或自己的内部,而应该超越中国”。
而本文标题中“作为方法的……”表述,应该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落脚在形而下的方法技术层面上,意指家庭可以作为一种方法,用来更深刻地理解教育。然而阐明这点,并非本文行文之主要目的所在。本文着重想表明,或者说强调的是第二个层面的意思。模仿一下沟口雄三,本文想把家庭提升到形而上“思想史”的层面来讨论,想要表达的是,把家庭作为方法的意义也并非只是在方法层面把家庭消解于自己的内部,而是应该超越家庭。而所谓的超越,绝非简单地只把家庭当作一种方法工具处理,目的还是去谈论教育。所谓的超越,是去思考生育、堕胎、避孕这些一眼看去似乎是纯私人领域的事情,其解释为教育,理解为教育的可能性。简言之,一是“理解教育”二是“理解为教育”,“作为方法”的这两个层面,字面相近但表述的意义却有不同,这之间既有必然的某种有机关联又有很重要的区别。把家庭作为方法,就是要承认家庭本身乃为目的,其生育、堕胎、避孕、亲子关系、情感表现等,就等同于教育。
让我们最后再回到中内敏夫。“养智”与“养知”之间,有连续也有区别,区别在于“智”与“知”,而连续在于“养”字之上。中内想说的是,养智也是其内容之一、其实也包括了养德、养身、养财的养生缩减为了养身完全变成了一种医学意义上的思想与实践,被与“养知”为本质特点的现代学校教育做了区分。这是根本性的区别。但即便如此,它们之间在一点上还是连续的,那就是“养”的思想。而所谓的“养”,其本质为私的,是“活得更好”。这更好的“更”字,本身包含一种与别人比而不是与自己比的思想,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说,所谓的教育,其本身必然包含着“为私”与“竞争”。
教育必然包含着“为私”与“竞争”。在此意义上去理解的教育,这一日本式的“本土概念”是否有助于启发我们去谈论中国的教育问题当然需要做谨慎的思考。但它至少表明了,教育本身,原本是可以有多种形态的。在“彼得·潘写作:作为教育思想的少儿文学”一文中笔者曾主张,“教育不是一个‘应该这样必须那样’的问题,而是一个‘还可以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以“为私”与“竞争”为本质特点的应试教育之利弊及其时代的必然性或者或然性,或许需要我们换一种眼光去认识。不是简单地去批判之否定之,而是去思考我们是否有可能在独生子女家庭的生育、避孕、亲子关系、情感表现之上来更为深入地讨论应试教育的教育意义以及教育学意义。
(感谢:日本目白大学黄丹青女士,为本文写作提供了中内敏夫的许多宝贵材料;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王友缘,在南师大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心沙龙上曾对本文初稿进行过富有启发性的点评。)
注释
①贝原益轩:1630~1714,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的大儒,博物学家、平民教育家。贝原是“被P.F.Siebold(1798-1866)称为‘日本的阿里士多德’,在自然学领域留下巨大足迹的人,另一方面也是很少的能够在思想层面上来思考问题的人”。(中内:2001,134)
②嘉永4年:1851年。
③其实主要是18世纪后的一段历史时期。
④明治元年为1868年。
⑤本居宣长:1730~1801,日本江户时代的思想家、文献学家、日本国学大成者。
⑥唐心:指中国的文化精神。
⑦暖帘:指日本商家的商号。
⑧为本六花治(1931-):日本山形大学教育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国教育思想。
⑨中世:通常定义为远古时代(奴隶制社会)与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农奴制或封建制社会。在日本,它习惯上是指中世与现代社会间的近世。具体地说,它指封建社会初期,而近世则指封建社会晚期。(也有不少人支持沿用西方惯例,不使用近世一词。)历史学者认为中世始于:(1)大约10世纪左右,随着庄园制的建立,(2)1156年保元之乱,(3)1183至1192年间,镰仓幕府的建;终于(1)1467年应仁之乱,(2)1569年织田信长霸权的确立,或(3)1600年关原合战。最通常的观点认为,中世是指1185至1600年。这一时代又可细分为镰仓、南北朝、室町、战国,和安土-桃山等时期。(http://www.sekigun.com/history/fanyi/fanyi1.htm)
⑩里斯曼用“初期人口减少”一词来指称“少生少死型模式”。“人口统计学家开始从人口里的中年人和老年人的人口增长率中发现人口增长的第三阶段,即‘初期人口减少’时期。……该阶段同第一阶段一样有总人口增长的减少,但这是由于该阶段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低的缘故”。(里斯曼:2002,7-8)“考林·克拉克在经济领域将社会划分为‘原始时期’、‘第二时期’和‘第三时期’(原始时期指农业、畜牧业、渔业和采矿业时期,第二时期指制造业时期,第三时期指贸易、通讯和服务业时期),这种划分和人口统计学对社会三个阶段的划分恰好非常相似。在人口高增长潜力的社会发展阶段,‘原始时期’占主导地位(如印度),在人口过渡增长期,‘第二时期’占主导地位(如苏联),在初期人口减少的社会发展阶段,‘第三时期’占主导地位(如美国)”。(里斯曼:2002,9)
?輥?輯?訛17世纪中期为取缔基督教的传教以寺社为单位采取的一种针对每家每户的人口普查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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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戚务念
Family as a Method: New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Study
He Xiaoxing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 on a Japanese scholar, Toshio Nakauchi’s studies of history of educational thought and social history. Nakauchi pointed out that Japanese common people see education as a kind of regimen during the period from early 18 century to early Meiji. He shows a new perspective considering relations between family and education. The life factors in family, such as father, mother, parentage, birth rate, a family population, and affection are very important for educational study. Instead of taking spoiler as social problem,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mechanism and meanings of the phenomena in only-child family.
Key words: Toshio Nakauchi;family;regimen; the Only-child 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