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原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5月30日应邀在北大图书馆,以其去年出版的口述史著作《难得本色任天然》为主题,与该校师生交流关于文革的家国记忆。 孔丹,出身红色家庭,其父为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母亲为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在北京四中读书期间,他是“西纠”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西纠”连续发布十个“通令”,曾对初期文革有过很大影响。其后曾因此入狱。文革结束后,成为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研究生。毕业后曾担任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的秘书,之后先后执掌光大和中信集团二十余年。反思过往,孔丹觉得文革和西纠,都是自己的“际遇”,其中一些事情也是不得已为之。 极少接受采访的原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5月30日晚在北大图书馆与师生交流互动。这位生于1947年的“红二代”,当天主要讲了自己的“前三十年”,文革的经历自然是其中的重点。作为著名的“西纠(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负责人,谈及文革那段历史,他坦言有些事情不是自己想做的,但是是任务,没办法。 当天的演讲地点,在北大图书馆的北配殿,大约可以容纳两百人左右。活动开始前,屏幕上一直在循环播放孔丹一家各个时期的照片,最后一张ppt是孔丹65岁生日时,时任国务委员的马凯送给他的一首诗:“半生长卷已斑斓,更有殊才上笔端,最是较真终不改,难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将最后一句选作自己口述史的书名,也是当天发言的主题。 落座之后,孔丹先提到自己来北大的时机很特别,习近平总书记今年5月4日在北大讲话中指出,“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 孔丹特别注意其中“际遇”和“机缘”的区别,还专门查了这两个词的含义。他说际遇就是一个人的遭遇,时运。机缘源于佛家用语,指的是因缘。自己18岁入党就是一场机缘,而文革中自己和家人的种种经历则是际遇。 少年孔丹是个好学生,初中三年是三好生,直接保送到四中高中。那时候,刘少奇、林彪、陈云、陈毅、贺龙、徐向前家的孩子,彭真家两兄弟,薄一波家三兄弟等,都在四中。孔丹的父亲是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母亲是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他那时在同学中地位很高,成为“天然的学生领袖”(孔丹语)。 当时四中的一些高官子女,能够提前收到小道消息。据孔丹介绍,当年薄熙永(薄一波之子,薄熙来长兄)听到消息,说1966年高考可能要停下来。他提议说:“咱们得争取主动,干脆发起废除高考的倡议,中央一定会接纳的。”孔丹对此表示同意。于是,那一年的6月18号,《人民日报》在头版位置发表了两封信,一封是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全体同学《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全市师生的倡议书》,另一封是《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学生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信中建议,从当年起就废除旧的升学制度。谈到外界对于此事责难的声音,孔丹认为,“实际上是中央已经有了考虑,我们不过得了风气之先,做了这件事。我们那封信是有背景的,不是自发的。” “由于我在学生中的地位,顺利成章成为四中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难得本性任天然》,49页)。无论在书中还是在当天的演讲里,孔丹都流露出被时代大潮裹挟的无奈,“我在文革初期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身不由己,这是我的宿命”。 据他的说法,毛泽东1966年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当时四中还没有红卫兵。孔丹作为四中学生的负责人,也在那一次登上了天安门。 在那场浩劫中,孔丹的名字与“西纠”紧密相连。一个小细节,大概可以说明西纠的影响范围。在当时西纠的名气很大,甚至铁人王进喜都想成立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大庆支队。关于“西纠”的成立,陈小鲁回忆说是他倡议的,后来四中的同学成了负责人。在后来人的描述中,孔丹被认为是西纠的“司令”,陈小鲁则是“副司令”。西纠成立最初的主旨是希望维持秩序。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孔丹给江青、周恩来、林彪和叶剑英等几位老帅佩戴了西纠的袖章。那个袖章,比一般红卫兵的袖章都要大。 孔丹认为,西纠在文革刚起来的那段时间,发挥了好的作用。包括在火车站维持秩序,保护班禅、程砚秋遗孀、刘诗昆、何长工、赵尔陆、余秋里等人。在后来的“红八月”中,西纠所做的也是“保护性抄家”,并没有真的查抄,而只是贴上封条。 在他看来,西纠主要做的也就是上面几件事,它实际上是党内高层斗争的一个反映,不过它的形象和影响被无限放大了。1966年9月,陈伯达讲话谈到高干子弟不要担任群众性组织的负责人,孔丹和其他几个西纠负责人陆续离开北京去外地串联。对于西城区一些学校的暴力行为,孔丹认为西纠总部是难以承担责任的,只能由那些实施暴力的个人负责。 虽然存在时间并不长,但西纠,成了孔丹一生的梦魇,甚至影响了他的大半生。1966年12月1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江青在会上点了五个人的名字,有王任重、周荣鑫、雍文涛、孔原和许明。她说要抓出西纠的后台。那之后不久,灾难接连降临到孔丹家里。12月底的一天里,孔丹和父亲相继进了监狱,母亲则自杀去世。 两次经历牢狱之灾后,孔丹1969年2月到陕北插队,一直待到1972年。其间孔丹没有放下书本,自学各种大学基础教材和理论,甚至还读黑格尔的著述。 1978年恢复高考后,孔丹报考吴敬琏的研究生,成了他的开门弟子。毕业后被调去做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的秘书。再之后曾先后执掌两大集团,光大待了16年,中信待了10年。2010年年底,63岁的孔丹退出一线。 2013年,孔丹口述的《难得本色任天然》在香港出版。而今已退居二线的孔丹,担任着中信主办的《经济导刊》总顾问,刘小枫、汪晖等学者都在其学术委员会成员之列。该杂志2014年5月的封面主题是《关于建立“中国学派”的对话》。推动“中国学派”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发展,正是孔丹所希望的。 另据当天主持活动的北京大学韩毓海教授介绍,孔丹下学期将在北大担任客座教授。 虽然多年担任大型国企的掌门人,孔丹行事非常低调。据他说,自己只为了配合集团工作,接受过一次采访。而对于“官二代”的称谓,他也不愿意接受。回首六十多年的人生经历,孔丹表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自己的思维定式都是“我是组织的一员,我只能跟着组织走。”文革中的一些事,“都不是我想干的。但是没办法,工作组来了之后说,就是你干这个,那我就得接受。” “很多人把我看成一个红卫兵领袖,又是坚决反对成立红卫兵的一个人。这是事实。”孔丹这样说。 |
来源: 纸牌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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