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地域性文学社团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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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时进 |
明清两代诗文社团，数量颇为可观。其组织往往形成于熟人社会，大多活动于地方基层，人地关系较为紧密；其文思则焕发于乡邦皋原，具有地域化色彩；论其属性，绝大部分都属于地域文学社团。这类文学社团与历代文人集团和流派相比具有其自身的鲜明特征[①]： （一）其成员一般限于一个地区，乃至一个乡邑，活动现场往往有某种人文和自然景观；而地方化的人文和自然特征投射到社团中，形成了特定的地域化景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与其它地域社团相区别的标志。 （二）召集者多为一地之望重者，社会声望和地方声望使之成为地域文坛领袖。他们往往是社团活动的支柱，社团的凝聚力和传播力与之相关。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也是社团活动的经济支持者。 （三）参与者身份不等，一人可参与多个社团，[②]但一般皆以“自然文化人”出现。昔日显贵与布衣山人可以共聚一堂，社团活动在平等融洽的气氛中展开，人际之间往往同仁相得，相互标榜，竞文才风流，少异同纷争。 （四）维系群体存在，除盟主的号召力外，还依赖社约以及履行社约的社集活动。部分社团未订社约，则以熟人社会的互信和参与者的内在兴趣为基础，社会变革和成员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会影响社团的聚散。 （五）社团或以文体分类，或以年龄分层（如怡老会），或以学术倾向汇聚。一般各阶段皆形成一定的文字成果，由司集者（活动主持者）题名实录，部分社团尚有体现全部文学活动的总结性结集。 （六）文学活动以抒情怡性为旨，亦不乏某种价值指向，且与时代风潮脉息相通。大体说来，朝代初、晚，情感倾向多与时局政治相关联，承平之际则多纯粹文学意义和闲雅情趣的社团活动。 这样的文学社团在全国分布很广，岭南、闽中、临桂、赣江、公安、锦州、河朔、高密、湖湘……在在皆是，但总的来看南方集聚较密，尤其江南人文蔚盛，地方社团最为集中。根据对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所列全国176个社团分析，其中环太湖地区社团共87个，占49．4﹪。清代这一地区“风雅之士，所在结社”更成风气，文学社团数量远超明代，已稽考出的数量已在300个以上。除大型社团如南社、鸿笔文社等外，一般规模在数人到数十人不等，其结社频度高，衍生性强，形成了超迈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宏阔的社会基层文学盛况。 衍生，是促进明清地域性文学社团繁兴的最重要的动力因素。从横向上看，这种衍生源自名家牵动，同好相从的规模扩展。如咸丰年间，越中周星誉与周星譼、周星诒、周光祖、李慈铭、王星諴等十七人结“言社”，以昌明绝学为己任，“未几，江南北、浙西争以所业来质，书币车马，日萃于越，越必主芝村，于是有益社之广，好事者定为益社六子、续六子、后六子、广六子之目，而芝村之名胫千里矣。”[③]显然，“言社”不足以容纳众多追随者，遂扩为“益社”了。从纵向上看，这种衍生表现为对前代乡贤或族中先辈所建立社团的持续发展。明清地方社团的存续，虽然不乏旋结旋散的极端的例子，但一般延续时间都比较长，而跨越朝代，在数辈文人中绵延的个案也并不少见。 延续既有之地域性文学社团，有两种路径：一是在社团内部通过主盟者更迭替换，形成代际性的接力。如吴江袁景辂乾隆后期尝与同里七人结竹溪诗社，坛坫之盛甲于郡邑，时人比之西园、玉山。后来其子袁棠继起，与任椒圃、朱铁门、郭频伽、马蕉庵、顾青庵等结续诗社，使竹溪诗社进一步发展；一种是乡邦先贤所结社团因人事变故，出现停顿，多年后地方或家族中热衷文学者再度举起社团旗帜，重振大雅之风，越朝跨代的常州毗陵诗派、无锡碧山吟社等即属此类。至于像康乾年间丽社、韩（邗）江吟社、洛如吟社，嘉道年间潜园吟社、红梨诗社、鸳水吟社那样绵延数年、十数年，或数十年，集会唱和达几十次，乃至百次的地方社团，亦屡见不鲜。一个地方文学社团，就是一部地域文学经典，在起伏消长中基层文学写作持续不断，地域文学的经典化程度也不断加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地域文学史渐次展开，日益丰满生动，形成了恢弘的篇章。 明清地域性文学社团之地缘与亲缘关系 明清地域性文学社团形成的基础是“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地缘关系和亲缘关系是这一网络最重要之纲维。我们所说的基层写作，实际上是一种文人和地方“人地关系”贴近的文学活动，而正是地缘关系和亲缘关系，使这种贴近成为可能。因此对明清两代地域文学社团的研究，应当更多地关注这两个纲维。 在交通阻隔，车马舟楫不便的古代社会，地方就是自然形成的社会，而地方视野往往就是人们的主要视野，地方活动亦即人们的主要活动，地方的经济文化生活也成为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因而在具有相当限制性的自然环境中，基层文人之文学活动和社团组织以地域为基本范围，就是必然的了。需要注意的是，地域在相当程度上包含了乡园的意涵，故不仅具有自然地理的属性，也具有文化地理的性质。它天然地填写出作家生命履历表最初的内容，并影响着这份履历的延展。在每一个作家心灵深处，它是方言声音、自我惯习乃至性格特征形成的原始根据，是精神上与异质文化进行比较、判断的原初理由，同时也是群体交往的心理动能，艺术想象的经纬源力，[④]文学创作的原生符号。作家进入乡园写作环境的体验，由现实的体验激发出写作的热情，“就无法摆脱本土文化对自己骨血的渗透。”[⑤]故而“地域”、“乡园”不但是钟毓灵秀，天然孕才的条件，也成为一面具有人文性的精神旗帜，一种无形的号召力量。朱明以来，以地名命名文学群体流派成为普遍的风尚，而茶陵、晋安、新安、公安、竟陵、江右、桐城、湘乡、临桂、吴中、邗江等诗文创作群体，其中一部分人并不属于某地，只因其主导作家的籍贯为其地，或长期流寓在其地，便堂而皇之用为群体称谓了。 地方，不仅是一种精神力量的源泉，同时也如海德格尔所说，构成了“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是人存在的外部限定和其自由与现实的深度。”[⑥]对地域文学社团的关注，在一定意义上即是对地方文人存在方式的关注。王应奎在《海虞诗苑》中曾记载孙扬光的事迹：“扬光，字丽明，雪屋先生之子。为人硁硁自持，不失世守，年八十有三而卒。未卒前一日，适君举诗社，时话山翁在坐，忽取义山‘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之句，吟咀再四，越一夕，而君以腹疾不起矣，始悟话山所咏，实为之谶云。”[⑦]这一记载出于同时代、同乡邑者笔下当非小说家言，而恰恰因其具有相当的纪实性而让人心灵为之震撼。“卒前一日，君举诗社”自然带有某种巧合，但以诗社活动为情感之寄托和生命之存在方式，在明清时代某些文化气氛特别浓厚的地区却是普遍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但看到诗社、文社每旬必举，而且看到数十年的延续中，一些诗人在联吟酬唱中故去，他们参加社团活动的事迹便成为地方掌故，化为地方文化内容，而他们的忌日，又作为后来社团作家情感的触发点，纪念性题材被反复写作，形成地域文学的生动记忆。[⑧] 在地域性文学社团中，作者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最值得注意的重要根基，“是氏族宗法血亲传统遗风的强固力量和长期延续。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中国社会和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特征。……虽然进入阶级社会，经历了各种经济政治制度的变迁，但以血缘宗法纽带为特色，农业家庭小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却很少变动。古老的氏族传统的遗风余俗、观念习惯长期地保存、积累下来，成为一种极为强固的文化结构和心理力量。”[⑨]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明清两代不少地域文学社团和文学群体都是基于亲缘关系结成的，如晋安诗派以甲族世家陈氏、林氏宗党为主力，白榆诗社初创时以汪氏兄弟为重要成员，吴兴诗群以沈氏家族引领驱动，小山词社由太仓诸王倡导产生，南浔诗派由董氏家族开山并长期支撑，吴江竹溪诗社以袁氏父子前后相继，常州词派在早期与张氏家族息息相关，吴派词学与戈氏家学渊源深厚，越中言社以周氏兄弟为骨干中坚。董氏家族在组成南浔诗派外，一批族人还曾主持或参加了当地同声社、逸老社、逸老续社、澄社、语水社、采真社、咏霓社、放生社、滋兰社、九秋诗社等诸多文社的活动。[⑩]家族作家形成了一个个群体，在地域文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而进一步考察地域社团组成情况可以发现不少群体属于纯粹的家族性文学组织。这种家族性组织结构在湖北公安三袁那里已略具雏形，而在文人集聚度甚高的江南地区就臻于完备了。《锡山秦氏诗钞》载：秦锡公“自严州归，与族中子弟结竹林会，每月少长咸集，觞咏唱酬，倏然物外。”[11]除无锡秦氏家族的竹林会外，典型的家族社团还有常州庄氏南华九老会、上海曹氏小兰亭社、海宁祝氏立诚堂诗会、平湖张氏竹林诗社等，至于具有季节性的家族消夏、消寒诗会，则可谓不胜枚举。 姻娅关系是结成地域文学社团的重要纽带。中国古代社会之上层，家族间的姻亲结缘多具有政治联盟的意义，而在地方基层则主要是形成经济和文化的互助作用。明清时期在地方性社团流派中发挥支柱作用的，往往正是具有姻戚之谊的家族，如闽中芝山社中徐熥兄弟、谢肇淛、曹学佺三家为姻戚，相互联系颇为密切。秀水诗派之中坚钱陈群、金德瑛、汪孟鋗家族有着复杂而紧密的姻娅关系，秀水一派中朱、陈、祝、王各氏同样姻缘交错。浙派诗人以海宁查氏为魁杰，而查氏与陆氏、吴氏、许氏、钱氏、汪氏皆为姻戚。梁溪诗派中以秦氏、顾氏家族为共主，秦氏与顾氏之间以及与邹氏、安氏也分别连成姻亲。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阳羡词派，该派中陈维崧号为巨擘，陈氏诸兄弟为其左右，而陈氏与阳羡一地的著名文化家族储氏、万氏、吴氏、史氏、任氏等结成连环性、累复性的婚姻网络，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姻娅关系就成为阳羡词派的基本结构。这种姻娅关系或先于社团而生，或在社团活动期间结成，无论何种情况都使人们看到明清地域文学社团的创作现场，参与者往往亲缘相系，血脉通连，在一门酬唱，自相师友的互动中，家学门风、宗亲关怀、姻戚契谊与文学情感融汇渗透，其创作具有鲜明的家族色彩。 明清时代的家族文学社团，或以家族为主要骨干的文学集群，队伍相当庞大。显然，家族作为一个亲缘共名结构，是地域文学发展的强固根基和重要力量，地域社团的文学人才多出于斯，地域文学社团活动现场多在于斯，地域文学社团创作的题材多孕于斯，地域文学创作的风气也在很大程度上受之影响，其在地域社团和地域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如此突出，自当受到高度的重视。 明清地域性文学社团的地方特色与文人心态 明清地域文学社团的广泛存在，几达无地不有的地步。[12]他们在地域空间中建构自身的文学空间，形成了鲜明的地方文学特色。正是其地方文学空间的展开和文学特色的形成张煌了一地之声望，加强了人们对其地域的印象，引起社会和文坛的注意和评价，使后人在“矜其乡贤，美其邦族”[13]时，得到对地域文学、地域文化，地域人文精神的暗示和启迪。 杜登春《社事始末》尝言：“社之始，始于一乡。”[14]作家以乡土士人身份出场，涵水土之性，系乡邦之情，因而所谓社团流派往往“随地以系人，因人而系派”，[15]成为名实相符的地域共同体，其诗文创作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钱基博曾从地域特征出发探讨过湖南文化的独特性： 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 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褚土，地质刚坚，而民性 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 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 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闻。 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16] 事实上这种独特性在不同地域普遍存在，对地域文学具有重要影响。比如同样是清初遗民诗文群体，“粤风俗以殉死为荣”，[17]故南园社和西园社诗人叙写家国破亡，变征哀怆；而秦晋诗群敛华就实，如“大雪落树皆成锋刃，怪特惊心”；[18]河朔诗群亢爽激昂，多幽燕之气；广陵诗群畸儒寒怆，多悲凄风调；吴中诗群气度风雅，面目琳琅，而文酒其外，剑锋其内。可以说，不同的地域文学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天地之气使然，这种天地之气与文学的关系，无疑是研究明清地域文学社团的重要考察点。 然而对文学的地域性特征既要考虑到天地之气的影响，又要有客观辩证的分析。以“杏花春雨”为特征的江南地区来说，固然其地“为东南郡望，而山川之秀，亦为东南之望。其浑沦磅礴之气，钟而为人，形而为文章”，[19]大都清丽、灵动、婉秀，但这也只是某一方面的特征，而另一方面正如唐玄宗所云“江淮之间，风气果锐”，独孤及云“荆吴之人悍”，严耕望曾概而言之曰“长江流域皆文而悍”。[20]“文”与“悍”作为江南人文性格之两面，在江南地域文学社团中颇能得到映证，明清两代复社、几社、三千剑气社、南社形成于江南，影响于全国，正是江南之地风气亦文亦悍的生动说明。 明清地域文学社团在发展中，形成了丰富的文学经验。所谓文学经验，即作家所历所为，及在全过程中体现的风貌和积累的感悟。对这种经验的发掘，其实质是对地域文学社团参与者心态的考索。明清地域文学社团之组成颇为复杂，其中有望与贯皆为某地者，也有他籍人士而寄籍某地者；有本地之世族乡绅，也有外地人为官于某地者；有生于某地且长期在其地生活者，也有本地人游宦在外而退隐还乡者，不一而足。但无论何类人士参与地域社团，在扬榷风雅，创作作品，积累文化资源外，尚有燕豫、交友、传名之心志。 燕豫抒怀，体现文人的一般性情。地域社团参与者主要通过创造文学氛围，排遣心情；在燕豫中展现风流，获得精神享受。前者多表现于易代之际，或某些重要事件中，后者则属于地域文学群体社集活动的普遍现象。其实即使在改朝换代的铜驼风雨时期，强烈的反抗意识也包装在诗酒风流之中。杨凤苞《书南山草堂遗集后》记载清初影响甚大的惊隐社社友“乐志林泉，跌荡文酒，角巾野服，啸歌于五湖三泖之间，亦月泉吟社之流亚也。”[21]“跌荡文酒”显示出明清地域文学社团普遍的活动方式，文人性情和怀抱藉这种方式得以抒发和彰显。此类“酒社兼吟社”[22]的情景在明清相关文献中记载甚富，如董汉策《采真（社）雅集题名记》载：“巳午岁交，吾乡同人有采真雅集之订，率皆一时耆英，凡半载一集，每集择胜地，讲道习礼，或赋诗论文，恣意所适。”张大受《依园诗集序》介绍依园诗社时具体描写：“自依园文酒之会倡于吴中，四方轩盖、山泽耆儒，暨盛年卓荦典雅之才俊，日从酬答，古学蔚兴，好事者莫不筑舍款客，桮柈丝竹，乐甚忘疲。”冯班更云“虞故多诗人，好为脂腻铅黛之词”[23]， “绮纨子弟会集之间必有丝竹管弦，红妆夹坐，刻烛擘笺，尚于绮丽”[24]。正是从地域文学社团的这种充分性情化的活动中，我们能够了解到明清时代地方文人的某种文学创作生态，看到文化、文人、文学从尚雅走向雅俗共赏的真实过程。 嘤鸣求友，是文人普遍的心理需求，而结社成为人际交往最风雅的方式。以文字相交，其深处是情感的交流，最终往往形成生命的结盟。万历初徐惟起与地方文士结芝山等诗社，多年后作《怀友诗》忆昔感怀，其序云：“余少喜吟咏，先后结社谈诗，约十数子，文酒过从匪间也。十年之间，穷达殊途，存亡异路，春雨斋居，孑然无侣，生离系念，死别撄怀。各赋一诗，以志交谊。”[25]见结社对于社友情感的意义，不仅在于当时文酒高会，而融入了生命的漫长历程。这种情感的基础是古代文人深刻推崇的“道”。邹璟《乍浦备志》载：“陆锡礼，字中黄，崇祯时诸生，工诗古文辞。尝偕李天植、陆钦明辈结忘机社，文名籍甚。……李天植《蜃园遗文》曰：余之与社中交也，以朱九先为畏友，宋二完为胜友，倪惺孩、时圣传、陆中黄、周云虬为益友，而王长鳞昆季为千里友也，元彻禅师则方外友也。大都与道近而与俗远者。故一日定交，终身以之。即此数言，思之可想见与社诸人非徒以文墨重矣。”[26]汪道昆在为其胞弟、白榆社社友汪道贯所作的《仲弟仲淹状》中，将其交友分为师类、文艺、意气、忘年、里社、兄弟和道义等类，[27]然从汪氏昆仲屡屡结社的行迹看，“文墨”乃其介质，“近道”则是其价值指向。 名之不传，颇为文士之焦虑。在燕豫抒情，交游结友之外，社团文会活动也为文人创造了传名的可能。在徐珂《清稗类钞》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颇能表现明清士人的这一用心：“查夏重、姜西溟、唐东江、汤西崖、宫恕堂、史蕉饮在辇下为文酒之会，尝谓吾辈将来人各有集，传不传未可知，惟彼此牵缀姓氏于集中，百年以后，一人传而皆传矣。”[28]这里京师盟会的查慎行、姜宸英、唐孙华、汤右曾、宫鸿历、史申义诸位都是康熙朝翰林高才，颇负声望，他们尚有传名的焦虑，更何况局于地方的一般文士了。因此利用结社形成文学群体，在互动之中形成声势，实在不失为一种传名策略。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明清诗人的社集作品往往几如立传，其叙事性、写实性的色彩大大增强，而且喜爱不辞繁复地记载“某时某地某人招集某人参加某人拈得某字”。在一种成为文体惯例的现象背后，正包含着一定程度的“百年以后一人传而皆传”的扬名立万的愿望。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陈去病作洋洋千余言的《松陵诗派行》，将吴江一地的著名文人、诗社、文学群体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记录，其目的亦是为松陵文士、社团、吴江文学群体留下永远的碑铭。 明清地域性文学社团研究的意义 明清两代地方作家在基层文学活动的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文学经验，产生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作为具有一定特色的资源，极大地丰富了古代文学宝库。这类实践和经验揭示出在与主流文坛存在某种悬隔的背景下，地方作家如何守护心中的文学圣地，构建本地文学谱系，形成地方文学话语，光大基层乃至偏隅的文学地位。结社，社集，集结，序跋，付诸枣梨……不少的社团专集和社集作品尚得以流传，那些地方作家当年的事迹也都留下了一定的记录。这类记录无论在地志、家集、笔记、诗文别集或其它文学史料中，都包含了社团作家本人或乡邦后裔对地方文学景观进入文学史的期待。 这类成果，这份遗产，值得充分重视，并投入力量加以整理。这对明清文学研究来说，绝非是以偏合正，拾遗补阙，而是鞬弭相合，不可或缺。首先，就研究对象而言，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切近。正如陆粲《仙华集后序》云“吴自昔以文学擅天下，盖不独名卿才士大夫之述作，煊赫流荒，而布衣韦带之徒，笃学修词者，亦累世未尝之绝。……海内日兴于艺文，而是邦尤称多士。”[29]吴地的情况在明清时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总的来看，明清两代文学创作重心在地方，在基层，即使乡间偏隅、海滨湖畔亦往往有文人集聚，既往的精英化创作，此际已经转变为大众化写作。对这一文学态势，研究者需要改变姿态，转变视野，下移目光，如此方可真正贴近这五百多年文学发展的现实。其次，就路径选择而言，其指向更为宽广深入。文学发展史上群体之活动历来影响甚巨，而不同群体的文学活动存在着形式、过程、经验与价值的异同，通过比较主流群体与地方社团的某种差异，可以为深入了解古代文学发展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特点设立一个参照系；同时将文学研究从传统的重视时间维度、重视宏观、重视文本、重视主流发展引向时间与空间、宏观与地域、文本与经验、主流与支脉并重齐观，不但可以全幅度地观照文学史进程和文学景观的全貌，而且能够在还原基层写作现场中，激发文学研究应有的感性认知。 （罗时进：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所谓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社团流派，是指文学史上经常论及的如台阁派、茶陵诗派、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性灵派、格调派、肌理派、桐城派、汉魏六朝派、同光体、诗界革命派等。 [②] 如清初王光承曾参与几社，又加入西郊吟社、东皋诗社、棠溪诗社；潘陆参与惊隐诗社，又与人在江阴结丁酉社；陈瑚先后参与的社团有莲社、水村读书社、湄浦吟社、娄东十老会；陆世仪参与了莲社、水村读书社、菉斐堂社。全祖望《钱蛰庵徵君述》记载：“硖中有澹鸣社、萍社、彝社，吴中有遥通社，杭之湖上有介公社，海昌有观社，禾中有广敬社，语溪有澄社，先生皆预焉。”钱氏参加的有六个地方的八个社团。 [③] 李慈铭：《芝村读书图记》，见《越缦堂日记》庚集《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三》。 [④] 所谓“经纬力量”，须略作解释。文学艺术的想象和创作，不仅与人文地理有关，同时也与自然地理有关。1719年法国神父德·博斯在相关著作中曾表达出他的观察：文艺作品仅产生于纬度20—52度之间。这里排除了绝大部分低纬地区（0—30）和所有的高纬地区（60—90），其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与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谓“寒冷的国家”与“温暖的国家”的人们对快乐的感受存在差别，对艺术的感觉也存在差别的论述有相似之处。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也指出过温带在人类发展上，具有比热带和寒带更大的优越性。这些说法从“经纬”环境出发讨论对文学、文化、，乃至文明发展的作用，强调自然过程和自然力量，忽视人文过程和人文力量，在学理和史实上都有不够周遍甚至偏颇之处，但都具有某些真理的成分，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⑤] 贺雄飞主编：《守望灵魂》，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页。 [⑥] M.Heidegger.The Question of Being, NeW HaVen：Co1lege and UniVersity Press,1958，转引自唐晓峰：《地理学与“人文关怀”》，《读书》1996年第1期。 [⑦] 孙扬光：《海虞诗苑》卷十三，清道光刻本。 [⑧] 清嘉道年间红梨社活动前后近三十年，其间不少成员辞世，社中每每祭悼，诗歌甚多。此类情况在许多地域性文学社团中往往普遍存在。 [⑨]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页。 [⑩] 参赵红娟：《明清湖州董氏文学世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3页。 [11] 秦彬初辑、秦殿栋等选辑：《锡山秦氏诗钞•前集》卷二，道光十九年刻本。 [12] 谢国桢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曾论述到：“文有文社，诗有诗社，风行了数百年，大江南北结社的风气犹如春潮怒上，应运勃兴。那时候不但读书人们要立社，就是士女们也要结起诗酒文社，提倡风雅，从事吟咏，而那些考六等的秀才，也要夤缘加入社盟了。”谢国桢所描述的这种情况，在明清时代是相当普遍的。 [13] 刘知几：《史通·杂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页。 [14] 杜登春：《社事始末（不分卷）》，《昭代丛书》本。 [15] 汪国垣：《近代诗派与地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92页。 [16]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页。 [17] 谢正光、范金民辑：《明遗民录汇辑（附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5页。 [18] 傅山：《叙枫林一枝》，《霜红龛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8页。 [19] 文征明：《记震泽钟陵寿崦西徐公》，《文征明集·补辑》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3页。 [20] 严耕望：《唐代人文地理》，原载《中国历史地理》第二册，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年版；收入《严耕望史学著作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449页。 [21] 杨凤苞：《书南山草堂遗集后》，见《秋室集》卷一，湖州陆氏清光绪十一年刻本。 [22] 王应奎：《秉衡客山右署中有诗见寄赋此酬之》，见瞿绍基辑：《海虞诗苑续编》卷二，清稿本。 [23] 冯班：《叶祖仁江村诗序》，见《钝吟老人文稿》，清汲古阁刻本。 [24] 冯班：《同人拟西昆体诗序》，见《钝吟老人文稿》，清汲古阁刻本。 [25] 引自市原亨吉：《徐火勃年谱稿略》“万历二十八年”谱，译文见《福建图书馆学刊》1991年第4期。 [26] 邹璟纂：《乍浦备志》卷二十四，道光二十三年补刊本。 [27] 汪道昆：《仲弟仲淹状》，《太函集》卷四十四，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944-948页。 [28] 徐珂：《清稗类钞·著述类·牵缀姓氏于集中》第二十七册，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第5页。 [29] 陆粲：《仙华集后序》，见《陆子余集》卷一，明嘉靖四十三年刻本。 |
（此处文人结社仅限古代。其实属于社会史范畴，但因无相关版块，文中又多涉宋史，加上唐宋史又是本人最感兴趣的一段，就发这儿了）
文人结社已经离我们比月亮还远，只在史籍和小说中留下一些碎影。但在公共话语基本丧失的今天，对于那些诗酒风流和指点江山的雅士，我实在是非常地怀念。
古代文人结社大致可以分为玩的和干的两类。玩的就是文人脱下官服披上鹤氅后，玩诗玩棋玩琴玩谜语，尤以玩诗为多。干的就是风雨飘摇之际文人慨然以天下为任，干革命干江山干犯龙颜，可惜这类社团就明末和清末有。究其竟是文人本为政界人物，上班的时候兼济天下，下班了就要好好玩了。
诗社其实主要是以酒席为活动中心的。有学者做过一个有趣的统计，两宋共有词作约二万二千余首，其中作于宴上席间的应社词就有一万多首，可见宋词多是喝酒喝出来的。同样是喝酒，现代人讲“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抿一抿”，讲“四言四语”，侃政治谈绯闻，慷慨激昂却言不及义；古代诗社则是对酒当歌，吟诗作赋，“醉翻襕衫抛小令”，觥筹交错间，便诞生了世界最伟大的文学形式之一，词。文人词的最初形式是小令，而小令原本就是酒令。古人行酒令是美仑美奂的，先由一人吟出一令，再由歌妓弹唱出来以劝下一人酒，所谓“一曲送一杯”，第二人便以此令为准赋新词，下一人喝酒，如此巡回，宾主尽欢。有名的酒令如韦应物的《调笑令》：“河汉，河汉，晓挂秋城漫漫。愁人起望相思，江南塞北别离。离别，离别，河汉虽同路绝。”温庭筠的《添声杨柳枝》：“井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围棋。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都是这样即席而作的精巧佳品。再有一种玩法就是分韵赋诗，拿一句诗或文的句子，每人分一字，以分得字押韵赋诗。这样的诗一般以“赋得”为题首，如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便是代表作。诗社同人们经常一起饮酒赋诗，审美趣味便会逐渐接近，形成一些文学流派。如宋代的豫章诗社和江西诗派，西湖吟社和格律词派，明代的南北二社与唐宋派，蒲桃社与公安派，都是这样的关系。
韦伯将因神权和王权统一而获得崇高敬仰的统治者称为“卡里斯玛”，中国古代士大夫由于是官僚、学者、文人三位一体，以德服人，个人魅力极大，便形成了一个“卡里斯玛”阶层，是古代社会的脊梁。中国文人的魅力主要源于通才式的知识结构，所谓“书生四艺，琴棋书画”，文人结社自然也少不了这四艺。有名的西湖吟社，集聚了周密、吴文英、王沂孙、张炎这样的词林圣手，也荟萃了杨缵、徐天民、毛敏仲、徐理等古琴大家，朝夕在一起审音辨律、损益琴理，既发展出了着名的格律词派，也形成了古琴史上重要的浙派古琴，实在是相得益彰。其他还有棋社、书社、画社，还有猜谜语的谜社，甚至还有鉴赏镜子的镜社，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这些社团很像现在的作协、音协、棋院、画院，不同的是，现在的都是职业，古代的全是业余。正是这种为着名汉学家列文森盛赞的“业余精神”，引领文人们游心太玄，好之乐之，将白底的人生绘成了艺术。"
儒道互补的士大夫是内外双修的，心中自有天地，治世身手也甚为了得。中国古代尽管缺少西方式的媒体、沙龙、派对，但从宴会发展起来的社团，依然可以视作哈贝马斯所称的自由交流的“公共空间”。哈氏的公共空间在我看来，大致有两大功能，一是通过交流消解压力寻求认同的稳压阀，二是经过辩论产生思想注射新意的注射器。如果说中国玩的社团稳压阀之职胜任而过之，干的社团则是心余而力不足。不免便要提到“天地元气，豪杰文章”的复社。复社于今日，似乎只零落成几对风流名士与秦淮名妓的韵事了，钱谦益与柳如是，冒辟疆与董小宛，侯方域与李香君，似乎每个才子的名字只对应着一个佳人，这本身便证明了晚明“汹涌如潮”的态势，并非崇尚中庸的中国文化的主流。今日翻阅史籍，读到复社尹山大会，“名彦毕至，从来社艺未有如是之盛者”，虎丘大会“动以千计，山塘上下，途为之塞”，张溥去世，“海内会葬者万人”，依然可以想见当日壮举的盛况。宴集时名士们逸兴壮思俱飞，犹在眼前：桃叶渡冒辟疆大会诸孤，“出血书《孝经》共展观，同人咸大快，怀宁饮恨”，吴应箕主持国门广业社，“酒酣耳热，多咀嚼大钺，以为笑乐”，汉代太学生的批判传统脉如游丝，毕竟依然传至明季。然而“怒涛东到海，流恨总兴亡”，这一延续心学、东林的狂飙突进运动终于随着大明气数消亡而风流云散。而清末的光复会、同盟会等干革命的团体，秉复社之衣钵，又从东瀛借来西风，终于唤醒了千年酣睡的中国雄狮。
社团到了今天，有了新的形式，便是网络论坛。从宴会到社团，交流空间的发展本就是一个超越具体的过程。当代网络的出现，为知识分子交流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公共空间。当代知识分子，退可在文艺网站独善其身，进可在思想论坛兼济天下，依旧是风流不绝。但由于缺乏古代结社诗词一类成熟的交流方式，更缺乏富于号召力的公共话语，在杜维明呼唤的“公共知识分子”出现之前，网络论坛要以“酣饮”来结束“灌水”的状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简介】张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辑。北京 100872
叶君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 “社”本为土地神，由先秦时期“祀社”的群体行为衍化为地方行政单位。以传承道统为目的的“士”人集团的民间化直接孕育了后世的社团组织。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以“社”命名的白莲社标志着中国古代结社意识的觉醒。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社团出现于唐代，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文学的民间化倾向使“社”的组织具有多样性，文人社团成为文人士大夫优游林下的精神家园，结社与文学发生了密切关系，不仅促进了文学思想的传播，而且形成了风格相近的文学流派。明代的文人社团有了飞速发展，社团组织的数量急剧攀升，并同政治相结合，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景观。
【关 键 词】文人结社/文学性/社团发展
一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史上，古代文人社团的滥觞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并在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谈起中国古代文人社团的起源，不得不从“社”之名说起。先秦时期，虽无结社活动，但“社”的名称却已出现，其含义主要有三种：(1)土地神。如《白虎通义》之三《社稷》曰：“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1]古人以为，人的生存必须具备相互依存的两个条件：土和食物（即谷），原始先民对“土”“谷”加以宗教崇拜，“社”即“土地之神”，立“土”祭“社”，或立“木”、“石”祭“社”①。(2)后又把祭祀土神的活动和场所称为社。如我国有民间社日之说，分为春、秋两次，主要来祭祀土地神，祈求丰收。我国先秦典籍《礼记·明堂位》曾有记载：“是故夏礿、秋尝、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2]明代璩昆山所撰《古今类书纂要》对此也有详细的说明：“社无定日，以春分后戊日为春社，秋分后戊日为秋社。主社之神曰勾芒。民俗以是时祭后土之神，以报岁功。”[3](P129)(3)地方基层行政单位。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一句，晋杜预注“社”为“二十五家为社”，唐孔颖达进一步正义曰：“礼有里社……以二十五家为里，故知二十五家为社也。”[4](P1461)由此可见，先秦时期“社”之含义具有宗教色彩，是原始先民在社神崇拜的宗法凝聚力下从事祭祀祈福活动的一种群体行为；社作为地方的行政单位，也是由“社”的原始群体意衍化而来。
后来的社团组织继承了先秦时期“社”之群体意，把具有共同兴趣和信仰的人组织在一起从事一定的有组织有目的活动的社团组织称为“社”，如顾炎武所说：“后人聚徒结会亦谓之社。”[5](P1671)杜登春是复社成员，身处结社意识十分强烈的明末清初，他对“社”的认识比较全面：“大抵合气类之相同，资众力之协助，主于成群聚会而为名者也。”[6](P1)艾南英亦为明末时文大家、江西豫章社领袖，他认为，社“起于乡闾党族春秋祈报之说而士因之以缔文”[7]（卷2，《随社序》）。可见，后世文人所结之“社”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合气类之相同，即有共同的目的和兴趣。二是资众力之相助，也就是说必须具有共同奋斗目标（主要是进行选文或其他文学活动）的社团成员，成员之间还必须同心协力组织社团的各种活动。三是始有意为结社，即人们开始自觉地结社，并且有确切文献记载的“社”名，或虽没有确切的“社”名，但“社”团概念十分明确。从我国古代第一个正式冠以社名的白莲社到明末清初的复社，都体现了“社”的这一含义。
先秦时期，并没有结社活动，但却孕育了后世社团的生成因子，这与先秦时期特殊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有很大关系。夏、商、周三代学在官府，受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奴隶主贵族子弟，学校皆“以吏为师”，官师教授学生六艺和礼乐制度，官学直接成为国家行政机构。民间子弟无权接受教育，更无私人撰述。春秋之前，士属于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最低层，士有受教育的权利，并以诗书礼乐教授官学子弟，在经济上拥有一定数量的田地。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私有化的发展，诸侯国逐渐强大，周天子权力开始旁落，到春秋末年“礼崩乐坏”，奴隶主阶级逐渐被新型的封建地主阶级所代替。士阶层失去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开始以自己所掌握的礼乐文化知识教课授徒。“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私学开始在民间出现，有的士阶层依赖于某一统治集团，成为为他们服务的“智囊团”，养“士”遂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特有的一种中国文化现象。“士”为四民之首，是一群以传承“道学”为精神追求的知识分子，直接成为后世文人社团成员的组成部分。先秦时期，私学在民间的兴起以及学术文化在民间的广泛传播，成为以文学活动和以思想学术传承为目的的文人结社在民间流行的直接源头。同时，虽然先秦时期没有文人的结社活动，却存在着文人集团，即诸子学派和依附于某些统治集团的“士”人，这种“合气类”的群体性与后世文人结社的团体性极为相似。
东晋时期的白莲社在中国古代是第一个以“社”命名的社团组织，文人结社的直接源头可以追溯于此。据晋佚名所撰《莲社高贤传》记载，白莲社是由东晋净土初祖释慧远大师集刘程之、周续之、宗炳、雷次宗等名士一百二十三人在庐山东林寺白莲池所结之社，其目的是“同修净土之业”，共期死后往生西方佛国极乐世界[8]。由此可知，白莲社是为传扬宗教佛学的，并非文人结社，但不能说白莲社与文学活动毫无牵连。据《高僧传》卷六《晋庐山释慧远传》载，他“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9]，致使当时的宿儒贤达，也莫不叹服他学识博深。他居庐山数十年间，常咏诗作偈遣闲，并有诗集《庐山东林杂诗》以及《报罗什法师偈》、《万佛影铭》等文，不但文笔空灵，辞藻也很精美，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另据《莲社高贤传·不入社诸贤传》记载，慧远法师与诸贤曾以书招陶渊明（陶渊明时与刘程之、周续之号为浔阳三隐）入社，想来白莲社在传扬净土佛教之余也有文人雅士的诗文唱和，其影响颇为深远，就连大诗人谢灵运也想入白莲社竟被拒之门外。可见，白莲社实际上是一个合宗教性与文学性为一体的社团组织，但文学性并不是白莲社结社的宗旨罢了。白莲社首以“社”命名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古代结社意识开始觉醒。
二
真正具有文学性质的结社始于唐代，即中唐时期幕府诗人所结之“诗社”。幕府诗人结社成员主要是诗人，这是因为幕府诗人结社活动主要是从事诗歌创作，因此可以说，中唐时期幕府诗人结社才是真正具有文学性质的社团组织。这些幕府诗人主要是中唐时期的“大历十才子”。司空曙（为“大历十才子”之一）的诗中确切记载了他们的结社情况，如《题凌云寺》一诗：“不与方袍同结社，下归尘世竟如何。”[10](P3319)《岁暮怀崔峒耿{J2Q501.JPG}》一诗也曾记载：“洛阳旧社各东西，楚国游人不相识。”[10](P3328)由此可知，“大历十才子”曾经在洛阳结社“唱和”。前一首诗写出“十才子”结社诗酒唱和的兴盛，也就是说，如果不入社，老归黄泉也是一件十分后悔的事；后一首则是怀念崔峒和耿{J2Q501.JPG}两位诗人的（二人皆为“大历十才子”诗人）。“十才子”相继谢世，他们的结社活动也逐渐衰落，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的诗名为人所记起，而其结社活动却无人知晓了。可见，中唐幕府诗人结社只是昙花一现，并未引起世人的重视，在社会上也未形成气候。
真正对后世文人结社产生影响的当数中唐诗人白居易晚年所结“香山九老会”。白居易生活的时代正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期，“牛李党争”日益激烈，白居易在政治仕途上屡次被贬，心情抑郁，在他人生的后期便为自己安排了一条“中隐”之路，以太子宾客的身份分司东都洛阳，于香山寺结“九老会”，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十八年。白居易晚年结“九老会”主要为远避党祸，静思谈禅，酌酒赋诗，独善其身以终老，其性质主要是怡老。但是，白居易在唐代毕竟是一位声名仅次于李白和杜甫的重要诗人，其诗歌创作数量在唐代也是首屈一指。对于这样一位著名诗人，如果仅认为他结“九老会”以娱老为主不免过于肤浅。实际上，“九老会”由富有诗才的诗人和僧人组成，白居易与他们在香山寺诗酒唱和，切磋诗艺，创作了大量的恬淡静美、富有禅境禅意的“闲适诗”，不少曾积极参与政治，后来退出政坛闲居洛阳的文人们纷纷心向往之，其影响力不可小觑。
后世有很多文人士大夫仿效白居易“香山九老会”晚年结社赋诗相乐。宋代历任仁、英、神、哲四朝宰相的文彦博，“与富弼、司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会故事，置酒赋诗相乐，序齿不序官，为堂，绘像其中，谓之‘洛阳耆英会’，好事者莫不慕之”[11]（卷313）。邵伯温也记载了文彦博于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慕唐白乐天九老会，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为耆英会”[12]。另外，还有宋初李运、宋琪、杨徽之等七人“思继白少傅九老之会”[13]（卷20《右街僧录通惠大师文集序》）；北宋元丰初年，徐师闵、元绛、程师孟等人“因相与继会昌洛中故事，作九老会”[14]（卷4，《徐朝议》）；明初，林原缙、丘慎余、何东阁等九人“修白香山故事”[15](P551)，结花山九老会；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项忠、金礼等九人“比于香山洛社”[16]（卷7，“项忠”）结檇李耆英会，等等。可见白居易香山结九老会对后世文人结社影响很大，它直接孕育了以后的怡老会，成为后世特别是明末文人社团的一个重要类型②。
唐代文人结社尽管具有了社团成员和活动地点相对固定，并定期举行聚会的特点，但社团数量相当有限。这说明，唐代的结社活动在社会上没有普遍盛行，更没有形成一定的风气，对唐代文学发展的影响不大。也就是说，文人社团在唐代已初步具备了后世社团的雏形，但还处于形成过程中。
宋、元时期结社风气开始盛行。宋初百余年间，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比较安定，特别是商业的繁荣，直接带来城市经济的高度发展，一些比较繁华的大都市（如北宋都城汴京、南宋都城临安）出现了供市民娱乐、艺人演出的勾栏瓦肆。为了发挥特长，增强竞争能力，同行业的艺人自发地结合在一起组成各种会社，文人社团（主要是以说唱艺术等俗文学创作为主的社团）在这种风气和条件下迅速发展起来。据欧阳光考证，宋代“有材料记载的各类诗社达六七十家”[17](P31)，如以遍地开花来形容也不为过。
宋代文人结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文人社团和文学活动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许多文学流派的形成往往以社团为中介而逐渐发展壮大。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以黄庭坚为领袖的江西诗派，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把以黄庭坚、陈师道为首的诗歌流派直接冠以“江西诗社”。这就说明，吕本中认为江西诗派是在江西诗社的基础上形成的，更确切地说是徐俯所结之“豫章诗社”，正如宋人赵彦卫所说：“诗歌至于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后学者同作并和，尽发千古之秘，亡余蕴矣。录其名字，曰江西宗派，其源流皆出豫章也。”[18]（卷十四）在吕本中所录二十五人中，有七人（谢逸、洪朋、洪刍、徐俯、洪炎、李彭、谢薖）是豫章诗社成员或与社中人士有密切来往，其中洪朋、洪刍、徐俯、洪炎是黄庭坚的外甥，这种亲缘关系使他们极易受黄庭坚诗歌创作和诗歌主张的影响，而诗社成员之间对诗歌创作技巧的研讨，也使他们的诗歌创作风格和创作主张极易趋于一致，这就有利于形成一个具有共同创作思想和创作风格的诗歌流派。
更主要的是宋、元时期始有意结社，社团内部有被公推为盟主的社主，他们一般是在文学上或政治上有成就和影响的人物担任，如洛阳耆英会社主文彦博，洛阳真率会社主司马光，彭城诗社社主贺铸，许昌诗社社主叶梦得，北郭诗社社主高启，等等。在社团内部还有比较固定的社团成员，有些社团开始开展一些社团活动。如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记载西湖诗社“乃行都缙绅之士及四方寓流儒人，寄兴适情，赋咏脍炙人口，流传四方，非其他社集之比”[19]（卷14）。这条记载告诉我们，宋代文人社团开始举行社团活动（社集），而西湖诗社的活动最出色。这些社团还把他们创作的诗歌编辑出版为社稿，如汐社曾刊刻《汐社诗集》。为了加强社团成员的组织性，许多社团开始制定社约会约（如文彦博结洛阳耆英会所定《会约》）来规范社团成员的行为，明确社团组织的宗旨，增强社团活动的目的性。从文人结社的类型上来说，这一时期出现了元代宋遗民结社，他们以结社的方式抒发亡国之痛，表达对故国的眷恋之情，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由此可见，宋代文人社团的组织形式比起唐代更为严密，也更为完善。到元初的宋遗民结社，社团组织形式已基本成熟定型，类型也更为多样，对明清时期文人社团影响较大，明清时期的文人社团则基本上沿袭了宋元时期的社团组织形式。
三
明代到清代初年的文人社团不仅数量增多，而且规模扩大，组织形式和类型日益多样，文人结社的意识增强，社团成员开始自觉而有组织地展开文学活动，并且重视派别，广立门户，结社成为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与朝局相表里”，凡此在中国文学史上所仅见，文人结社达到最高峰。
在数量上，据郭绍虞统计，明代文人社团达170余家[20](P519-610)，而明代典籍浩瀚，诗文集众多，实际上的文人社团可能还要多。在地域分布上，明代文人社团主要以江浙地区（南直和浙江）为中心向北直、山东、河南、湖广、四川、云南、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呈半月形辐射，几乎遍布大江南北。明代文人社团的组成规模也相当大，明代初期文人社团人数通常在十人左右，如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的闽中十子社，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高棅等人结九老会；明代中期以后人数明显增多，成化二十三（1487年）年湖州苕溪社有16人，成、弘之际吴璲在乌程创续耆英会，人数达到24人，到正德年间，吴贤、邵南所创同声社人数达49人③；而到明代末年，受政治和科举影响，文人结社更为普遍，参加社团组织的人数也更多，其数量甚至达到数千人，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东林社④和复社。吴{J2Q502.JPG}《复社姓氏录》收录复社人数有2240人[21]，实际成员还远不止此数。据吴应箕《复社姓氏》记载及其孙吴道铭的补录，复社成员甚至达到3000多人[22]。复社素有“小东林”之称，但从复社人员数量来看，复社要比“东林社”多，笔者因而把复社视为“大东林”[23](P24)。同时，明代社团活动规模也更为宏大，仅复社就有明崇祯二年（1629年）的尹山大会、崇祯三年（1630年）的金陵大会和崇祯六年（1633年）的虎丘大会三次大规模的社集活动。特别是虎丘大会，社集前先派人四处散发传单，“至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可见复社这次社集活动范围之广，人数之多，以至“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连那些看热闹的“游于市者”，也“争以复社会命名，刻之碑额，观者甚众，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从未一有此也”[24]（卷2）。
文人结社在明代十分普遍，文人结社的意识十分强烈，就连那些“汗漫之游，倏然而聚”的临时性聚会，文人也喜欢用“社”称名[25]（卷129，《萍社草题辞》）。甚至有些人把行旅途中所征集的选文汇集成编，也冠以社名，事见艾南英《天傭子集》：“麻城王屺生自黄州入南昌，上广信，至临川，梓其征途所録，名曰随社。”[7]（卷2，《随社序》），这些选文作者既无实际的社团组织，更无有组织的社集活动，仅凭一人途中征文既可名社，虽不免有些可笑，但却足见明人结社意识是相当强烈的。社团数量增多，规模扩大，社团组织和活动便变得更为错综复杂，正如杜登春《社事始末》云：“娄东（张溥）、金沙（周钟）之声教，日盛一日，几于门左千人，门右千人，为同心者所忧，异己者所嫉矣。”[26](P4)社内社外斗争也变得异常剧烈，社内如周之夔的同室操戈，周之夔与张溥为同榜进士，同为复社成员，初与社内诸子相雅善。据杜登春《社事始末》、杨彝《复社事实》及《明史》记载，周之夔作难复社是因为张溥《国表》所选周之夔的文章没有给以“褒美”，引起他的不满。另据陆士仪的《复社纪略》和吴伟业的《复社纪事》记载，苏州推官周之夔和太仓知州刘士斗为同年，癸酉（1633年）南闱，“之夔已谋定易三房矣，两张为州官地，临期骤易士斗，之夔心恨三人特甚”，“随奋身作难”、“具疏特纠”，勾结时相温体仁攻击复社“树党挟持”，“把持计典”，无恶不用其极，复社也因此展开了大规模的“驱周”运动。社外斗争则有阉党余孽阮大铖在安徽创中江社、南京创群社与复社相对抗。明代末年的文人社团再也不是文人优游林下、诗酒唱和以终老的社团了，而是由为科举制艺的文学运动一变而为“朝局与社局相表里”的政治运动，朝内政要“援社为重”，朝外社团则“丐党为荣”。文人结社到明代末年由于政治的腐败，经济的萧条和外族的入侵以及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朱元璋在明初制定的生员不得议政的规定成为一纸空文。以社团为基地的文人士子再也不能不关心国家危亡和民族生存了，明末的文人结社几“与国运相终结”[20](P552)，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明代文学创作的优劣以及文学创作理论是否先进不像唐、宋时代由“贤公卿”品评，而是“操之在下”，这必然会引起文学派别之间的“门户”之争。夏允彝《岳起堂稿序》对此有详细的说明：
唐、宋之时，文章之贵贱操之在上，其权在贤公卿，其起也以多延奖，其合也或贽文以献，挟笔舌权而随其后，殆有如战国纵横士之为者。至国朝而操之在下，其权在能自立，其起也以同声相引重，其成也以悬书示人而人莫之能非。故前之贵于时也以骤，而今之贵于时也必久而后行[27]（卷首）。
文人士子因此把社团作为宣传他们文学思想的阵地，分门别户，互为标榜，讲求声势，以确立本派的文坛地位。正如郭绍虞所言：“一部明代文学史，殆全是文人分门立户标榜攻击的历史。”[20](P513)范景文在《葛震甫诗序》中也说，“今则各立户庭，同时并角，其议如讼”[28]（卷6），甚至发展到“磨牙凿凶，莫敢忤视”的程度[29]（《赠别胡静夫序》），“其尤甚者如李梦阳有九子诗，皆诗文之友，李开先亦有九子诗，自称是诗文而兼经济。至如王世贞于其集中标举生平交游，有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递推递衍，以及于四十子，而复于王锡爵与其弟世懋称为二友，则更见其标榜之私”[20](P527)。文人社团在明代成为文人相互标榜的工具和宣传其文学主张的阵地，并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众多的地域文学。如袁宏道、袁中道、袁宗道三兄弟为湖北公安人，三人在其家乡公安县分别于明万历八年（1580年）、十一年（1583年）和二十二年（1594年）结阳春社、城南社、南平社，三袁以社为背景，与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李贽、理学家焦竑问学，颇受“心学”思想影响，最终形成了主张“性灵”的文学理论，并在社团中宣扬其理论，最终形成了以三袁为中心的“公安派”。其他如在松江地区出现的在以陈子龙为首的几社基础上形成的云间词派；林鸿于洪武初年与“闽中十子”结社形成的闽诗派；孙{J2Q503.JPG}在元末明初结南园诗社形成亽岭南诗派，等等。由此可见，明代众多地域文学的形成和各种文学流派的繁荣与文人结社有很大关系，而与以往朝代文学与政治同步发展的文学现象不同，明代末年虽然政治日趋腐败，而文学却成为整个明朝最繁荣的阶段，形成这种独特文学的现象，文人社团从中起了重要作用。
清代初年是文人结社由盛转衰的过渡期。明末文人结社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很多社内文人成为清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如吴伟业、钱谦益、王夫之、顾炎武等人。明亡以后，各地文人结社风气仍然很盛，但是，各地社团组织的性质出现了新变化，主要表现为：(1)社团成为反清复明的组织，性质发生变化。1644年明朝灭亡，清王朝主国，“异族”统治华夏，这对受“华夷之辨”思想影响极深的广大汉族士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各种反清复明组织在各地纷纷建立，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南明政权主要活动在江、浙一带，正是文人结社最活跃的地区，社团宗旨开始以明末以选文课艺一变而为以反清复明为主的民族斗争，如复社成员杨廷麟、刘同升与赣巡抚李永茂结“忠诚社”，宗旨是“举义旗，誓灭贼，复疆土，雪列圣仇耻”[15](P2751)。特别是以陈子龙、夏允彝为领袖的松江几社“独讲经济大略，时寇祸亟，社中颇求健儿侠客，联络部署为勤王之备”[30]。社团成为反清复明的政治组织必然会遭到清政府的镇压和禁止。(2)一些明遗民把结社作为寄托明遗民怀念故国的精神依归，不与新的清王朝政权合作。杨凤苞指出：“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31]（卷1，《书南山草堂遗集后》）明浙江道御使周灿在明亡后“遂归不起，惟与同邑高蹈者结诗社相唱和，以追悼国事，恸哭丧明卒”[32](P683)。这种怀旧的感情对新的统治阶级来说是不利的，因而，清王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年开科取士，尊儒家思想，并下旨举荐“地方品行著闻及才学优长者”[33]（卷79，《吴伟业传》），以瓦解破坏社团组织，消解社员怀故情怀，使这些人能为清政府服务。复社成员吴伟业就是一例，吴伟业于明崇祯朝殿试一甲第二名，其试卷被崇祯帝批为“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可以说得崇祯朝的厚遇，他怀恋故国，始终铭记前朝君恩，决心隐居不仕。但是吴伟业为当时文坛领袖，名声太大，朝廷一直在拉拢他，两江总督马国柱向朝廷举荐吴伟业，朝内降清的汉族大臣冯铨、姻家陈之遴也力荐，最终吴伟业怀着矛盾的心情出仕清朝。吴伟业成为清政府拉拢社团成员，瓦解社团组织的一个典型例子。(3)清统治者鉴于结社形成的党派门户之争，不利于新政权的统治和巩固。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礼科给事中杨雍建曾上《严禁社盟疏》称：明朝苦于社党形成的门户之争，“背公行私，党同伐异”，危害国家，因而“为严禁社盟陋习，以破朋党之根事”[34]。(4)结社“假八股”以私利。清福建巡按李时茂上《恶棍结党立社地方受害难堪疏》，称结社为“结众敛金”，考选文制艺牟取不利之财，严厉要求禁止[34]（《严禁社盟疏》）。
以上种种原因使清政府决心禁止生员民间结社。清顺治九年（1652年），礼部定条约八条颁刻天下学宫，其第八条就是严禁生员立盟结社[35]（卷下），但效果并不佳。杨雍建又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上疏“不得妄立社名，其投刺往来，亦不许仍用社盟字样，违者治罪”[34]（《严禁社盟疏》）。从那以后，“家家闭户，人人屏迹，无有片言只字敢涉会盟之事矣”[26](P21)。即使有结社行为却也再不敢题“社”字而一变为“同学”[36]（卷2），文人结社至此衰落。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文人社团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是一个尚待深入开拓的领域。文学社团和文学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文学家通过社团广泛宣传自己的文学思想，极易形成一个具有相同文学风格的文学流派，影响一个时代的文风世风，对促进文学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文学史的研究中加强文人社团的研究，这对深入认识文学发展的本质规律具有重大意义。
［收稿日期］2005-11-22
注释：
①清代黄汝成在集释顾炎武《日知录》“涖戮于社”条时引《淮南齐俗训》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17页）。
②郭英德认为，明代的文人结社有四种类型：“纯粹之诗社”、“怡老之会社”、“文社”和“政治会社”（《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以上统计数字均见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④“东林”在历史上被称为“东林党”或“东林讲会”，其是否结社目前学术界仍有疑义，多数学者认为东林是党派组织而非社团。实际上，东林人士不但没有把他们看作是党，反而当作是社团组织，如顾宪成在其遗著《泾膏藏稿》（四库全书本）卷五《又简休吾李总漕》说：“东林之社，是弟书生腐肠未断处。”可见东林结社已是事实。后顾宪成、高攀龙重建东林书院读书讲学，形成东林讲会，又因清议政治被阉党诬为“东林党”。笔者以为，所谓“东林”实际上是一具有社团性质的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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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北学刊》杂志社文学编辑。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文人社团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自1910年李元庚第一篇研究中国古代文社的文章的发表，到2006年止，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社的研究走过了将近一百年的历史，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在回顾、总结、历史评价主要成果得失的同时，此项研究存在深层隐患：现行的文学史著作未能把文学家和文学现象纳入社团文学的框架下进行研究的思维误区；历史学家研究社团形成割裂社团历史和社团文学之间关系的形上研究方法；对于那些至今不易下结论或难以纳入某种逻辑结构中的文人社团和社团成员的文本创作未能在研究思路上有所突破。同时，今后社团研究具有四大走向。
【关 键 词】文人社团/社团文学/研究得失
中国古代文人社团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其特殊性表现有三：其一，文人社团对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其二，文学流派的形成是建立在社团组织的基础上，由风格相同的作家自发形成；其三，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还存在以社团文学为主流文学的文学样态。进入21世纪，中国古代文人社团的学术价值备受学界重视。自1910年李元庚第一篇研究中国古代文社的文章的发表，到笔者文章撰写的2006年止，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社的研究走过了将近一百年的历史。回顾这一百年间的中国古代文社研究史不仅对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具有重要的启发借鉴意义，而且可以为学界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文社明确方向。
一、以激发爱国思想为宗旨的高潮期（1910年—1949年）
学术界首次对中国古代文社的研究，是发表于《国粹学报》上的李元庚（李为望社社员李挺秀六世孙）的文章《望社姓氏考》[1]。该文主要为“研求国学，保存国粹”[2]而研究文人社团，旨在“表彰遗老，深裨乡邦掌故”[1]（光绪甲午年间清河王锡祺跋），并不带有时政色彩。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掀起了反对外国入侵的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这种情形和明末清初文人社团抵抗满清入侵的民族斗争极为相似。此期学术界研究社团的目的，主要是阐扬社团的民族“气节”，激发中国国民的爱国思想，唤起国民的民族精神。谢国桢先生在《明末清初党社研究》（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一书的自序中就说：“我写这篇文字的宗旨：……就以党争和结社为背景，来叙述明、清之际的历史，以唤起民族之精神。”[3]《越风》杂志曾阐明它的办刊宗旨是“期唤起读者切爱邦国之热念”（《越风》第六期），编者在陈豪楚《两浙结社考》一文的前言中就特意声明，《越风》推出他的文章在于“士子结社之风，代有盛况”，“盖亦民族精神所寄” [4]。《越风》杂志还用了十期，发表了十篇研究文人结社的文章，在当时掀起了一股研究文人社团的高潮。
这一时期研究中国古代文社的学者多为历史学家，如胡寄尘（即胡怀琛）、朱希祖、容肇祖、郭绍虞等人，谢国桢还是梁启超先生聘请的私塾教师。他们这一辈学人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对文社的研究往往带有强烈的时政色彩，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史学家特有的忧患意识，“文人社团”研究成为他们映射时局的宣传工具。容肇祖在20世纪20年代就通过对复社参与政治改良的研究，指出当时政局“联结团体组织政党，亦是时代上所需要的”，“复社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举例”，并把复社看成是 17世纪张溥领导的青年学子运动，具有“和而今的学生运动”，“有着同样的政治的社会的背景”[5]。朱倓女士也通过对阉党余孽阮大铖结中江社与东林、复社等进步社团为敌，并三次亡明的历史考证，来达到“以为党而不国者戒”的时政目的，“特于中江社考为之发其凡焉”[6]。
此期学人多采用考证方法从事中国古代文社的研究。在这方面做出较大贡献的有两人：一位是历史学家谢国桢先生，一位是朱倓女士。如谢国桢先生的著作《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以其不凡的考证实力，被鲁迅先生赞为“钩索文籍，用力甚勤”[3]（重印前言）。这一辈学人把精力用在考证中国古代文社，并取得较大实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带来某些不足，那就是他们把中国古代文社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来研究，而忽视了文社还是由一群封建士子结成的文学团体，文学活动也是文社的主要活动。陈豪楚在《两浙结社考》一文的结尾就不无感慨地说，与当时士风关系密切的文社的“选文”活动“未能广为论证”[4]。当然，这也不能说这批学人缺乏文学眼光，没有研究社团文学的强烈愿望。胡怀琛就曾认识到文人结社和文学具有紧密的联系，他说：“我们知道：文人的结社运动，和一个时代的文学有极大的关系，是研究文学史的人所不能忽视的。”[7]这辈学人之所以忽视社团文学研究，除了政治环境的影响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在研究方法上多受清代乾嘉考据学派繁琐“考证”的治学方法的影响，还缺乏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文学理念指导他们的研究，造成他们对社团文学研究的不足。
二、失却政治依托背景的低潮期（1949年—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明末清初的党社斗争历史已经与现实不相宜，失去了学者赖以研究的现实政治背景。而且，学术界在建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过程中侧重对文学成就较高的文学家及其代表作品的研究，并把“阶级性”和“人民性”作为文学研究的标准，文人社团“无性”性的结果是被文学史撰写边缘化，造成对中国古代文社研究的低潮和荒凉。除了中国大陆谢国桢的《明末清初的学风》、《顾炎武和惊隐诗社》两篇文章外①，笔者在其他杂志上还未看到专门讨论中国古代文社的研究文章，也没有出版过一本专门著作。
这一时期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社的研究明显的分为两个派别：一派是以谢国桢和胡秋原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的“考证派”，一派是以文学史编著者为代表的“文学派”。这两个派别研究中国古代文社在内容和方法上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取值方向。“考证派”研究文社侧重社团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作用。如谢国桢先生《明末清初的学风》一文分析了明代末年江南的社团及其成员的政治活动，取向在文社的历史实绩和在转变文风中的作用。“文学派”研究者对社团的研究具有和“考证派”不同的鲜明特色。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编著者开始重视研究文人社团的文学实绩，在文学史编著体例上把文人社团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发展阶段来安排章节，详细考察在明末清初这一历史阶段下复社、几社、豫章社等社团对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分析了具有代表性的社团人物的文学创作思想、创作风格以及社团文学和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开创了我国真正研究社团文学性的新局面。
但是，不管是文人社团研究的“考证派”还是“文学派”，他们在那个年代对文人社团的研究都不可避免的带有历史的局限性，那就是受当时文艺界“政治标准第一”和“艺术标准第二”指导思想的影响，把“阶级性”、“人民性”和“在历史上有无进步作用”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形成“一刀切”的庸俗社会学批评方法，文人结社研究不可避免的成为此种研究方法的牺牲品，如谢国桢先生就把复社在金陵大会时候的“画舫笙歌”“酒食争逐”看成是“地主阶级士大夫的颓废作风”[8]，13所高校《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单纯的把明末文社总结为“爱国文社”，重视社团成员创作思想内容的开掘，而忽视了他们文学创作的艺术特点，等等，从而表现出此期学术界对社团文学研究的片面性，这都需要加以修正和完善的。
三、多元发展的成熟繁荣期（1978年—1999年）
这一时期对文人社团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为文人社团研究的发展阶段，90年代为文人社团研究的繁荣阶段。
（一）80年代中国古代文人社团研究发展期
1978年5月《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和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具有开创中国“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划时代意义，学术界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新局面。但是，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人社团的研究一时还处于“迷茫状态”的学术观望期，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人社团的研究主要是为整理地方文化遗产服务，作为对学术界提倡继承和批判古代文学遗产的回应，还没有自觉的、有意识的寻找新的切入点对社团进行全方位的研究。第二，研究的话题也仅限于重复讨论复社的组织情况等“老生常谈”的社团，如郭松林的文章《复社初探》其实并不是对复社的“初探”，关于复社的发展状况早在20世纪20年代和60年代就有学者介绍过了②。第三，学术界虽然开始转向对文学史上有较高成就的文学家的结社研究，如关于冯梦龙的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采用“考证”的方法，这在当时提倡“新方法”的热潮下一时还不知道如何对文人社团研究进行新方法上的尝试，对古代文人社团的研究还处于发展过程中。
（二）90年代中国古代文人社团研究成熟繁荣期
从1978年到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学者们也逐渐由80年代初的学术观望转变到对古典文学进行大胆全面的研究，并取得了突出成绩。在这种宽松的学术环境下，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人社团的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并到90年代末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主要表现在：第一，选题范围逐渐拓展。如李庆立选择明代中叶重要的文学流派“后七子”结社为研究对象，首次考察文学流派和社团之间的关系[9]；欧阳光则选择了宋元文人社团为研究对象，揭开文人社团阶段史研究的序幕[10]；袁震宇、刘明今则开创了对社团文学理论的研究领域[11]，等等。第二，研究视角的新颖。90年代的学者可以说是对古典文学研究自觉进行方法论革新的一代学人，他们尝试从文化学、心理学、哲学等角度全面解读中国古代文人社团这一文学现象。如郭英德从文化批评的角度深入解析文社的文化功能[12]，吴志达对阉党余孽阮大铖的传奇创作给予了应有的文学史定位[13]，避免受庸俗社会学批评研究方法的影响，章培恒、骆玉明则从“人性”的哲学角度展现明末文社作家创作的情感历程，突出文学家的人性发展，在研究视角上显得耳目一新[14]。第三，形成一批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文人社团的专家队伍，如陈宝良、王世刚，日本学者小野和子等人。第四，研究中国古代文社的成果也比较丰厚。这段时期专著出版数量要多于论文发表数量，论文仅4篇，而专著则达到6部，如果加上尚未出版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那专著数量则达到9部。可见，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人社团的研究出现了繁荣局面，成果喜人。
另外，笔者重点强调的是，20世纪80、90年代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人社团“文学性”研究意识的觉醒。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呼吁学术界不能忽视社团文学的研究，但在当时中国全面抗战的现状下，学术界重在挖掘文人社团的历史斗争意义为现实服务，这种呼声就显得微不足道。进入80年代后，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呼吁学界研究社团文学的呼声越来越响亮。如金德门把研究文学家结社作为进一步研究该文学家“一切”的最基础工作，把文人结社看成是研究文学家绕不过去的一环，给予文人结社研究以很高的重视[15]；进入90年代，李庆立则再一次呼吁学术界应重视对社团文学的研究，正如他所说的：“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后七子）社团和流派的重视和研究。”[9]凡此皆标志者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研究中国古代文人社团“文学性”的真正觉醒。
四、转向社团“文学性”研究的21世纪新变期（2000年—）
1999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第四期）请吴承学、曹虹、蒋寅三人对明清诗文研究日渐冷淡的研究现状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们特别指出当时的“社团文学是值得更为深入地研究的问题”[16]。他们提倡深入研究“社团文学”的思想成为进入21世纪后学术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社团的重要指导思想。2006年，叶君远先生和笔者合撰的文章《文学史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人社团》意在呼吁和加强学界对社团“文学性”的研究，是新世纪学界呼吁社团文学性研究的一篇宣言[17]，凡此皆标志着新世纪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人社团进行“文学性”研究的全面展开，并出现了诸多新变化。
一是学术界虽然呼吁加强对社团文学的研究，但面对刚刚兴起的社团文学研究新领域，学术界将如何面对社团“文学性”研究？毕竟，文人社团是一个区别于文学流派的群体组织，不同于以往学术界对文学家的个案研究，而是更需要深入思考社团和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就目前学术界已有的研究状况来看，很多学者都力求从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切入社团和文学之间的必然联系，寻求能够架起社团和文学之间关系的桥梁，并试图开辟一个社团文学研究新领域。举刘水云的文章《明末清初文人结社与演剧活动》为例，该文是一篇而且到目前也是唯一一篇研究社团和戏剧之间关系的文章。刘文认为，在明末清初众多的诗社、文社中萃集了大量的曲坛健将，如在金陵结社的何良俊，青溪社的张献翼，闽中诗社的曹学佺，白榆社的屠隆，复社的吴昌时、钱彦林、吴伟业等人，他们与戏剧艺人直接的交流对话对于提升戏剧的地位、提高戏剧的艺术品味、推动戏剧的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结社与演剧的融合就为戏剧和文人的沟通起到了桥梁作用[18]。作者从文人结社的角度研究戏剧，这在中国古代戏剧研究史上还是首次的。
二是新世纪的学人可以说是勇于开创的一代学人，他们对散见于各种诗文集、野史笔记、正史文献、方志家谱中的社团文献的梳理在数量上远远超越了前人。20世纪40年代，郭绍虞曾整理出170余家，进入21世纪，李圣华在郭文的基础上又整理到213种，随后，何宗美又梳理到了300多家，仅公安一派他就梳理出30余次结社经历。新世纪的学人对社团文献的梳理功夫不可谓不勤。他们在具体的社团研究中往往占有充分的文献资料，立论更为持重，分析更为深入，特别是对社团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研究更为透彻。还以公安派为例。公安派在晚明文坛迅速崛起却又骤然衰没，是什么原因造成一个富有生机活力和革新精神的文学派别在短短十余年间衰落了呢？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是公安派和“异端思想”有关，必然会遭到朝廷的禁止；二是性灵诗歌的“直俗浅易”也不符合“雅正端庄”的儒家诗教说，在封建社会更得不到朝廷的认可。公安派衰落是必然的。但是，李圣华在此基础上却提出一个既新鲜又重要的观点，即公安派成员在京城结“葡萄社”谈禅论学，导致京都攻禅事件的发生，公安派文人相继离开京师，公安派因此解体。公安派结“葡萄社”是导致公安派衰落的最重要的原因，“这一变化可谓牵动了全局”[19]。由此看来，学术界在新的世纪对社团文学的研究不仅深入，而且全面，体现出新世纪学术界对社团文学研究的新变化。
五、中国古代文人社团研究的四大走向与三大问题
通过对100年来学术界对社团研究的历史回顾和总结，笔者以为，今后对中国古代文人社团的研究应该努力向四个方面发展：
（一）进一步加强社团文献的搜集梳理工作，加大对重要社团的考证研究。对文人社团文献的搜集梳理仍是今后研究的一项主要工作。中国古代典籍对文人结社的记载比较零散，明清两代更是典籍浩瀚，诗文集众多，无形中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难度。笔者以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1)重点关注专门记载文人结社的文献。(2)从文人社团“传世文本”入手 （这种“传世文本”又被称为“社稿”、“社刻”、“会集”、“社集”、“社规”或“社约”等）。(3)注意积累古代文献如明清文人文集、地方志、诗话、野史笔记和社团成员的年谱等对文人社团的零星记载。很多文献对社团发展记载并不详细，这就有必要对社团进行考证。就目前来说，学术界对单个社团的单篇考证大致有 17家之多，这对于已经梳理出的300多家社团来说还差之甚远。目前亟须考证的还是那些对文学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社团。对地域社团的考证主要集中在浙江（包括绍兴、杭州、甬上等地）和广东两省，这和当时文人社团的地域分布明显不相称。历史上有结社传统，社团数量多，影响比较大的社团主要集中在南直隶。从成化十八年（1482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南直隶曾出现了50多家文人社团，著名的复社就出现在太湖流域的太仓地区，但学术界目前还没有对该地区的社团组织做系统的梳理和考证。其他结社较多的还有江西、福建等地，学术界也没有涉及。就目前来说，对社团的考证工作任务还很重，需要一辈一辈学者不懈的努力。
（二）重视对社团历史事件的挖掘，加深对社团历史意义的阐释。一般意义上讲，文人社团总是文人“以文会友”诗文唱和的精神家园和从事文学活动的重要场所，很难想到社团会参与政治，并成为历史学家所青睐的研究对象。然而，事实总不以自我逻辑的事件概念来推理。明代在洪武三年就规定生员不能干预政治，但是随着明末朝政日非，文社的宗旨也由为科举制艺一变而为“昌明泾阳之学，振起东林之绪”[20]，形成明代末年“朝局与社局相表里”的特殊政治景象。明亡后，各地社团文人以气节相砥砺，积极参与反清复明的民族斗争，对明代的历史产生重大影响，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就目前来看，学术界对社团历史学意义上的研究也仅集中在复社，这显然不符合当时社团的实际情况，如广东陈子壮、张家玉所结社团，在满清攻打广州时成为抗击清兵的主力。由此看来，学术界仅对复社历史事件进行研究显然是不够的。在文学史上社党斗争促成了文学思潮的转变，对明末文学题材、体裁、风格以及士人的精神品格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今后学术界不但有必要，而且更应该加大对社团历史事件的研究。
（三）对社团文学的研究是进入21世纪后文人结社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文人社团的组成有两个实体：一是社团是一个“整体性组织”，一是社团具有“个体性成员”。因而，对社团文学的研究不妨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对作为整体的社团文学思想和创作的研究，如社团的文学主张，社团成员的总体风格，社团组织的文学活动等；二是把文学家放在社团组织的整体背景下谈论社团成员的个体创作，如可以对社团个体加入社团的前后创作思想和风格的变化，社团成员是如何做到和社团组织整体创作“合而不同”的，在哪些方面体现了社团成员的个性创作等。除此之外，对社团文学的研究还有必要把社团放在整个文学史发展的视野下来研究，集中讨论社团和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地域文学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社团文学究竟占有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地位，对推动文学的发展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等等。目前，虽然现行的几部文学批评史著谈到了复社和几社两个具有明确文学主张的社团上，但对其它社团的文学理论还没有论及，这在目前强调社团文学研究的现状下似乎是不应该出现的现象。而对社团文学创作的研究则更是不尽人意，仅有何宗美的《乐志林泉跌荡文酒——惊隐诗社及其文学创作浅析》一文分析了惊隐诗社的诗歌创作。因而，今后对社团文学的研究应该向纵深方向发展。
（四）对中国古代文人社团的研究还不能忽视社团对文学家及其创作的影响。明代末年社团蜂起，文人脱离社团也就意味着被排斥在文坛之外，社团必然对文学家及其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比如，社团宗旨决定了社团成员的行为皆被规定在社团宗旨之下，对社团成员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约束力。从创作上来说，社团成员创作要实践社团的文学主张，符合社团的创作风格，这就对他们的创作个性多有限制，创作往往缺乏创新意识，等等。总之，社团和创作主体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需要结合文人的具体创作来谈，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社团成员社会活动与文学创作方面。作为独特文学现象的社团的存在对文学的影响具有独特性——即社团影响文学的中介性。社稿社刻为社团文人从事文学活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成为社团文人相互交流的媒介；大规模的社集活动，也使社团成为宣传其文学思想的主要阵地，成为广大士子结社标榜的宣传工具。社团对文学影响的中介性相对于其它影响文学发展的因素而言具有独特性。就目前来看，学术界还没有对这些方面进行研究，而这正是新世纪学术界在社团文学性研究方面亟待研究解决的新问题。
总结这100多年来的中国古代文社研究历程，其中也发现了几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问题之一是，现行的文学史著作未能把文学家和文学现象纳入社团文学的框架下来研究。明代八股取士的科考政策使文学话语权力转到民间，文人通过结社取得文坛的独霸地位是明代文学发展的重要特征，结社成为文人士大夫日常文学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多著名的文学家大都出自社团的培养，如复社骨干吴伟业、几社领袖陈子龙等，并且一些著名的社团如复社、几社等都提出了明确的文学主张，围绕社团领袖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创作思想和风格的作家群体，形成明末文坛以社团文学为主流文学的文学样态。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学史的撰写应该把文学家放在社团文学的话语背景下来讨论他们的文学创作，这样的文学史撰写才显得更为完整，也更为全面。问题之二是，一些研究历史学的学人受史学研究思维的影响，仅仅把文人社团作为明清历史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在研究思维上侧重开掘文人结社的历史意义，忽视了文学家结社经历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从而陷入缺乏普遍联系的形上研究教条中来。问题之三是，未来对社团文学的研究需要在思路上有所突破，应该更多注意那些至今不易下结论或难以纳入某种逻辑结构中的文人社团和社团成员的文本创作。如曹学佺就是一个很难“下结论”的典型例子。他在福建曾结阆风楼诗社、石仓园社、凌霄台大社、芝社、石君社和石仓社等多家社团，在社团中和公安派、竟陵派有着密切的来往，但是仍保持其创作上的独立性；清人对曹学佺等闽中诗人的独立品性带有不小的好感，而对公安、竟陵派普遍持有严厉的批评，那么应该如何对曹学佺结社及其创作进行文学史定位，以及为何会出现这样差异等问题就是很好的研究选题。
总的来说，现阶段对社团文学的研究虽然多有开拓，并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但是尚需开拓的领域还很多。因而，陈洪教授把明清之际众多的文人社团比喻为“水面之下的冰山”，并期待学术界巨大的‘冰山’能够浮出水面[21]（序言）。这也是笔者所热切期待的。
注释：
①《明末清初的学风》于1963年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第2期，谈到了文人结社对明末清初学风的转变所起的作用，笔者把此文也归于社团研究文章；《顾炎武和惊隐诗社》写于1964年发表于1978年《中华文史论丛》第八辑上。两文后来收入他的论文集《明末清初的学风》，2004年由上海书店出版。
②20世纪20年代，容肇祖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 1卷第7期和第8期（1925年）上连续发表《述复社》文章，分别从复社的起源、复社的成立及扩大、复社的宗旨，盟词和组织、复社和东林的关系、复社的行为、反对复社的人物、复社在当日社会的影响八个方面详细的介绍了复社的组织情况。20世纪60年代，又有胡秋原对复社及其人物给予了介绍（《复社及其人物》，《中华杂志》，5卷8期、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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