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
鲁迅让我知道中国文化与现实是如何糟糕的话,那么卡尔·波普尔及哈耶克让我知道了这样糟糕的深层次原因。因此,我有了一个转折,我应该回到启蒙阶段,去阅读西方启蒙前后的思想家的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之前的著作,是马克思的著作不能够代替的。也许我们对人家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的东西也还并不是很熟悉,我们可能还需要普及人家的常识。因此我不想先去做一个有创建的思想家,只想做一个常识的普及者。于是,洛克的《教育漫话》、《人类理智论》、《政府论上下册》、笛卡尔的《谈谈方法》、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爱弥尔》、霍布斯的《利维坦》、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斯泰宾的《有效思维》、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我们怎样思维》、法国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法国柏克的《法国革命论》等等开始进入我的阅读视野。还有《柏拉图全集》,这是我在2003年广州SARS病毒期间在家里闲得没事,也不准外出,于是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才读完的一套最大的书。以前只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我需要常识,而且这些书里的智慧,有许多都是我们中国人所没有的。我定位于自己就是做一个常识的普及者。尽管那时国家领导人迫不及待地宣称创新是中华民族的不绝的源泉,号召大家起来创新。但是我总感觉在没有弄清常识的情况下来创新是要闹出笑话的。我们已经闹过多次笑话,像“大跃进”那样的笑话无论怎样都不能够在我身上再次出现。于是,别人做创新课题,并因此大发文章,大量出书,大办创新培训班,大收课题经费的时候,我却在那里死啃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的古书。默默无闻,没有发表过一篇像样的文章。因此,到现在既不是博士,也不是教授,甚至连副教授都被卡了三年,还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会不会像上海交通大学的晏才宏老师那样以讲师的身份病死在临退休前夕也不知道。与我的同龄人比,我实在是太落后了。我的师弟师妹们一大把,但是只有我这个老大哥是老讲师。但是,我肯定不会是这样一直无能下去的。我总有一天会运用我的思想洪流冲跨世俗的偏见。大家都当教授了,可能到时讲师会更为希罕一些。或许吧。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性格的变化,有两本非学术性的书是值得一提的。这就是美国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和《人性的优点》,这二本书让我学会了与人打交道时要学会倾听,学会微笑、我按他所说的去做果然变得很自信了,也有点幽默感了。在公开场合说话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虽然这二本书是专门用来培训推销术用的,但是在其他场合也一样可以派上用场。
我说过准备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来阅读三本一直想读,但是觉得很难读的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罗尔斯的《正义论》。现在看来我可能不能按时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与世界一流的头脑对话毕竟不是轻松的一件事,我可能能够轻松读完他们的文字,却难以理解他们的思想。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难题。
有几本有份量的一流经典著作在内心里的垫底,当你再面对二三流的学者的发言时,
你根本不用考虑他有什么头衔。你一下就可以卡住他的要害。
阅读并不是为了炫耀知识,而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与学术品味。没有别的,因为我已经以学术为生了。
真正要读懂一本经典著作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每一本优秀的经典著作的诞生都不是孤立地完成的,它总是建立在人类的知识上的。有前因,也有后果。它们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一个人读了一本专著,只会引经据典而达不到用自己的话,写成随笔之类的文字,那么我可以这样说,他其实还没有真正读懂,但是似乎没有读懂的引经据典才是有学术味道的。我们的学术论文似乎一直在追求这样的风格。我佩服肖川先生能够把经典名著的思想内容用自己的那简洁精炼的话,生动活泼、酣畅淋漓、风趣幽默地表达出来。这样的阅读才不会成为一个四脚书橱。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
一个人的阅读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还要有阅读质量,要读有所得,心有所悟,这才是最重要的。无论读多少书,一个人的立场应该是稳定的,即使变化也是内在的思想逻辑的变化的结果,也是阅读变化的结果,而不是金钱与权力的变化的结果,这不仅是一个人有没有思想的表现,也是一个学者有没有节操的表现。
本文来自许锡良凤凰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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