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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纪录片《村小的孩子》：留守儿童的真实中国 [打印本页]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6-10 00:15
标题: 纪录片《村小的孩子》：留守儿童的真实中国
纪录片《村小的孩子》：留守儿童的真实中国

2014年06月09日

来源：三湘都市报作者：卢小伟

导演：蒋能杰　　湖南邵阳人，2009年开始拍纪录片，作品有《村小的孩子》、《高山上的马夫》、《打工梦》、《龙老一生》等，题材涉及留守儿童、农民工和抗战老兵。

用影像的力量，思考自我、社会和时代两位湖南纪录片青年导演的故事

《村小的孩子》

视角
6月1日，在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前夕，《舌尖上的中国2》第7集落下帷幕。从《舌尖1》到《舌尖2》，从观众的口水到观众的眼泪，《舌尖》的热播反映了中国纪录片的逐步回暖。《舌尖2》总导演陈晓卿近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央视或联手BBC研发美食纪录片。
在6月5日开幕的第五届“中国·东南亚·南亚”电视艺术周上，纪录片被列为重点关注对象。纪录片在中国，从市场到话题，已然成为一种显学。
4月至5月，几位湖南籍纪录片青年导演带着自己的作品，也在全国各地放映。他们用社会题材和“私纪录”两种类型的纪录片，表达自己对社会、时代的见解。湖湘人事成为他们记录的对象，他们描述的故事里，也记录着新一代湖湘文艺青年的影像。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智利纪录片导演顾兹曼的这句名言，道出了纪录片的价值与意义：刻画时代影像，保存群体记忆。对于当下的中国、湖南，这样的文化产品，尤其需要。
壹社会题材：用影像对时代进行思考和记录
影讯
片名：《村小的孩子》
拍摄：2008年—2013年
荣誉：入围2013年法兰克福中国电影节
简介：
在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一渡水镇，有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老人和孩子留守故土。一所屡修屡破的老房子，是孩子们上学的地方。2002年，当地政府施行撤点并校，孩子们不得不步行去10里地外的镇子上读书，求学生活从此发生改变……
导演：蒋能杰
湖南邵阳人，2009年开始拍纪录片，作品有《村小的孩子》、《高山上的马夫》、《打工梦》、《龙老一生》等，题材涉及留守儿童、农民工和抗战老兵。
现场
有人用纸巾悄悄擦起了眼泪
留守儿童是什么?4月12日之前，湖南大学学生小陈的认识还停留在新闻资料的粗浅介绍上。他想申请参加学校彩虹助学协会的暑假支教活动，又担心因毫无经验而遭落选——如果面试时问起如何和孩子沟通，该怎么回答?
《村小的孩子》帮助了他。在4月12日湖南大学的放映活动现场，小陈静静看完了2个小时的影片。荧幕上村小孩子的留守生活，还有现场的笑声和抽泣声，都给他的问题提供了参考。
这是一些真实的故事。影片开头的一组问答就让现场陷入一阵沉静。
“你还记得妈妈长什么样子吗?”
“……不记得了……”
“你喜欢爸爸吗?”
“不喜欢……他不给我钱。”
“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呀?”
“打工，因为打工可以赚很多钱。”
对话发生在蒋能杰和村里的留守儿童之间。他们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一年之间只有过年回家才能匆匆见上一面。
这是一群天真、贪玩而又过早“懂事”的孩子：小云洁给死去的小鸟做了一个“坟”，蒋鑫、蒋恒兄弟俩经常骗爷爷说作业做完了;面对镜头，范魏煜姐弟俩说爸爸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当问及未来时，他们的回答几乎都是“打工”二字。父辈的命运似乎又要重演。
看到这些，现场时而一阵笑声，时而一片叹息。
影片最后，蒋鑫、蒋恒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与远在东莞打工的父母视频聊天。镜头前，兄弟俩端坐着身子，有些拘谨，对父母的叮嘱也似懂非懂。屏幕里面，妈妈叹息打工不易，教育儿子要努力学习。聊天快结束时，蒋鑫喊了句“爸爸、妈妈，我爱你!”这显然出乎了大人的意外。只见他们先是一愣，然后哽咽地应答着。再看兄弟俩，已“呜呜”哭了起来。
此时，湖大报告厅内，有人掏出纸巾，悄悄擦起了眼泪。
幕后
6年时间，用自己的努力帮助村里的孩子
放映结束后，在湖大附近一家蒸菜馆，蒋能杰摘下眼镜擦了擦汗，看上去精神了些。半个小时前的现场互动环节，他声音低沉，显得很疲惫。
坐火车，放电影，然后赶往下一个城市。从3月22日起，蒋能杰就过上了这种“在路上”的生活。4月11日来长沙之前，他已先后在广州、东莞、深圳和惠州放映了几十场《村小的孩子》。所到之处都“疲惫并感动着”——记者、大学生和普通市民，围绕“留守儿童”展开热烈的讨论。
蒋能杰是设计专业毕业，但着迷于纪录片。大学毕业后花了近6年时间完成《村小的孩子》。初衷很简单，用自己的努力帮助村里的孩子。拍摄方法也很简单，镜头对准现实，不逃避、不美化，孩子们的贪玩、代课教师的抱怨和教育内幕、村民对援建教学楼质量的怀疑，还有政府教育工程的形式主义问题，都一一记录下来。

镜头的力量是强大的。《村小的孩子》被外界得知后，凤凰卫视、湖南卫视来了，美国俄勒冈大学的留学生志愿者也来了。2013年暑假，志愿者们在村里住了7天，带来电脑上网，让蒋鑫兄弟俩和父母“见了一面”。该年9月，《村小的孩子》入围法兰克福中国电影节，首映时便荣获观众票选一等奖。
但质疑声也不是没有。在湖南大学现场，有观众发问：蒋鑫、蒋恒应该是说不出“我爱你”这样的话的，影片是否有摆拍嫌疑?对此蒋能杰回答：孩子们这样做也许是现场志愿者的提议，却也是一种真实。他们或许还说不出类似的话，但流出来的眼泪是不骗人的。
“秉承着对历史的虔诚，对未来的瞻望，始终用影像对时代进行思考和记录。”蒋能杰的纪录片工作室有这么一句标语，也代表着他对纪录片的认识。
从4月至6月，《村小的孩子》从广州一路放到北京，并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与华盛顿大学的观众见了面。中国留守儿童的故事，继续在国际范围内引起关注。

贰私纪录：把镜头深入到家庭和人的隐私空间
影讯
片名：《男人》
拍摄：2002年
荣誉：2004 第5届SHADOW电影节柯达奖提名
简介：
《男人》拍的是三个男人的无聊生活。老苏下岗，被学校开除后就住在了“我”(导演)这儿，借酒消愁。史霖也是单身一人，女友在广州。白天代完课后就提着气枪在外打鸟。平时大家在一起，除了有时候在外练练瞄准，就在屋里坐着闲聊，开玩笑、抱怨。
导演：胡新宇
男，湖南邵阳人，太原师范学院音乐系副教授。代表作有《男人》、《家庭特写》、《刍狗》等。
现场
一部“无聊”的片子，有人中途退了场
“这是一部拍男人的片子，中间有些场景和对话，可能会引起女性的不适，希望大家谅解。”4月19日，《男人》放映前，工作人员说出了这样的开场白。
话音刚落，现场一阵低语和笑声。引起不适?难道是那个场景?众人脸上是各种有意味的表情。
影片第一个镜头就给出答案。清晨，三个男人躺在一张被褥凌乱的床上，谈话围绕着女人进行，充满“污言秽语”。现场有人“嗤嗤”笑出了声。
如简介所示，《男人》确实是一部“无所事事”的片子。场景不是“我”的单身宿舍，就是楼下的小院。聊天时三句不离“国骂”，还有老苏的呕吐、对街上饭店十几岁小伙计性意识的调侃，和单身男人夜里的“那个事”。
如此“无聊”、易“引起女性不适”的片子，考验观众的承受力。有人在小声嘀咕，有人靠在椅子上像是睡着了，有人中途退了场。片子放完后，人们伸着胳膊和腰，像是如释重负。工作人员介绍坐在一旁的胡新宇和魏晓波，说接下来是提问环节。
众人纷纷举手。一位观众对片子的意义提出质疑。一个女老师，想把片子拿到学校放，“用女人没有想过的方式看世界，不知道女子学院的学生看了之后是什么样子?”从湖南商学院来的女讲师，则对纪录片表达了充分的肯定。
胡新宇对观众的提问一一做了回答，并总结说，“男人”有着多层含义，有时代表逞强，有时代表忍耐，有时代表荷尔蒙，片子里这些没有中心的思想和行为，探究了“男人”的属性。
“纪录片可以拍社会，也可以拍朋友、家人和个人生活，对日常负责才是最重要的。”胡新宇强调道。
幕后
“越是轻的东西反而越沉重。”
19日的放映活动，魏晓波是特邀嘉宾，但提问环节他的话并不多。他愿意用一位观众的感受来解释自己的“失职”：“带着影评的期待去参加放映，但过程中发现几乎无法评论，这就是真实吧。片子对于作者的意义大于观众，这甚至可叫做‘无私的自私’。”
和这位观众一样，19日这天看了《男人》的很多人都说，“私”是这部纪录片最显眼的特点。它与《村小的孩子》不同，而是把镜头对准了身边的人和自己。这类拍“私”不拍“公”的片子，被胡新宇和魏晓波称为“中国私纪录影像”。
再次见面时，魏晓波在自己家里详细解释了何为“私纪录”。
“私纪录影像和主流纪录片有着本质的区别，和大多数悲天悯人的社会纪录片也不一样，而是把镜头深入到家庭和人的隐私空间，探索看似平静的生活背后的真相。”魏晓波相信，“私纪录”也有自己的力量。
这位“80后”山东汉子的纪录片生涯，也可以看到一条“私纪录”影像的线条。
魏晓波1983年生于山东，毕业后来湖南一家电视台工作。“都市情感类记者，极不适应”，于是辞了职，把大学把玩过的摄影机重新拿起，拍出《生活而已1》、《生活而已2》和《渔湾市》等作品。前两部记录找工作、恋爱、结婚，说的都是“自己的事”。2013年开拍的《生活而已3》延续了这一系列，关注年轻人婚后的生活。

事实上，在《生活而已》系列之前，魏晓波也涉及过社会题材。第一部片子《卖书者说》，拍的是他们县城一个经营书店的残疾人，他想以此来表现县城的文化状况。但“后来觉得这东西很弱，而越是轻的东西反而越沉重”。
说到这里，魏晓波提到昆德拉的一句话，“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有些东西看得见还可以去对抗，最怕的就是没有了对抗，没有了目标和动力。就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样。那种轻，那种无聊、荒诞才是真正可怕的。”在《生活而已2》里，一个争吵的镜头就长达10分钟。
这即是“中国私纪录影像”的意义所在，“自己的事”也是“每个人的事”。观众从这“每个人的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寻找自己在时代中的位置。
■文/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卢小伟
实习生张娜
声音
最好能找到资金，要不只能跟商业结合
很多次我讲过，今年对我很重要，两个孩子要出生，一个是我做了多年的纪录片作品，另一个是我的小孩。
这么多年拍片子没有大的基金和企业支持。因为申请很麻烦，到时候还不一定能拿得到。而且有些企业赞助要求商业植入什么的，我讨厌这些东西。而众筹能够帮助到的不仅仅是物质层面，同时也是个精神动力。
拍《村小的孩子》时我就借助过众筹。2011年国内第一家众筹平台——点名时间上线，我发起的“希望在行动”是这家网站的第三个项目。目标3000元，最终出乎意料筹到6000元。今年《村小的孩子》巡展时我又发起一个项目，并成功筹到了钱。
年轻时疯狂过，以后恐再难自己掏钱跟拍一个公益纪录片。《村小的孩子》光设备就换了三台，用了好几万。因此最好能找到资金，要不只能跟商业结合，或多做一些商业视频。
理想和现实以后得好好权衡，哪边多一点，哪边少一点。
■蒋能杰
细节，更能表现出一个时代的真实情境
我对生活中不可预知的细微事件特别感兴趣，它比所有的剧本都有趣。这也许是因为我的一种个人兴趣，比如我关注历史当中的一些有趣的、甚至荒谬的细节，也许它们并不直接表达政治，但是更能表现出一个时代的真实情境。
我记得2006年、2007年那个时候，在长沙的小酒吧或者咖啡馆弄个投影仪，喊上一些朋友，一个放映活动就开始了。但这种形式不固定，来的人也不多。
2013年，一个我做艺考培训时带过的学生，看到我总在微博、豆瓣上发一些放映影片的消息，觉得有兴趣，问怎么能策划一个放映活动，就这样，5月份“66号放映室”成立了。我们在解放东路盘下一块场地，定期邀请各地纪录片导演放映自己的片子，并在社交媒体上扩散影讯，吸引观众观看、交流。坚持一年了，观影人群也在慢慢扩大，很不容易。
但“私纪录影片”这个类型很难商业化，很难做到大家都喜欢，只能慢慢去寻找、培养观众了。这也是“66号放映室”今年要做的事。
■魏晓波
记者观察
故事、观众和机制一个都不能少
□卢小伟
在魏晓波的豆瓣小站，“沙漠鱼”是他电影工作室的称呼。在这个称呼后面，还有一行括起来的小字——生意不好。不仔细看，这四个字很容易被人忽视。为什么要加这四个字?魏晓波笑着说：生意确实不好。
他的笑，是独立拍摄纪录片导演们的一个缩影。他们与《舌尖上的中国》这些大制作的纪录片不同，拍摄、剪辑、放映，都更像是一个人在完成。包括蒋能杰在内，他们在拍片过程中首先要面对的是资金问题。成立工作室、发起众筹项目，都是为了给纪录片“找钱”。
把视野放宽，即使像《舌尖上的中国》这样的主流纪录片，也有需要面对的问题。
今年3月，北京师范大学传播效果实验室发布《中国纪录片公众形象调查》，认为公众对纪录片的实际认知还有待提高。调查显示，48%的公众不知道纪录片，28.3%的公众近半年内没看过纪录片。有四分之一看过《舌尖》的观众不知道它是纪录片，甚至把它归为电视节目、电视剧甚至电影。今年发布的《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也显示，2013年中国纪录片生产达到1.1万小时。然而其中称得上纪录片产品的只有1200小时。有分析人士认为，这就意味着，将近90%的片子不是为市场而生产，无法从作品转化成商品，这些纪录片在完成播出后，就被收入磁带库，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智利纪录片导演顾兹曼的这句名言，道出了纪录片的价值与意义：刻画时代影像，保存群体记忆。中国纪录片要想获得持续发展，一言以蔽之，既要讲好故事，还要培养观众，更重要的是，要建立适应市场的运作机制。
链接
部分湘籍以及在湘创作的纪录片导演
◎黄文海：男，湖南岳阳人。1996年毕业后在中央电视台任记者和编导。2001年离职制作电影。代表作有《北京郊区》、《喧哗的尘土》、《我们》、《梦游》等。

◎ 毛晨雨：男，湖南岳阳人。1996年考入上海同济大学材料学院，毕业后回到家乡拍种稻子、吃稻子的人的生活，叫做“稻电影”。代表作有《灵山》、《阴阳界》、《神衍像》、《秘密人》、《拥有》等。
◎张赞波：男，湖南新邵人。2005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硕士毕业，以独立影评人身份在多家媒体开设电影专栏。后从事纪录片拍摄工作。代表作有《天降》、《恋曲》、《六月》等。
◎黄骥：女，湖南益阳人。200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第一部长片《鸡蛋和石头》获得2012年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金老虎奖、西班牙拉斯帕尔玛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代表作有《橘子皮的温度》、《鸡蛋和石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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