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人格化教育 - 《教师生活365》网[师慧园]论坛

在2011达沃斯论坛上，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表示，中国几十年的教育都是失败的。这个失败在于，教育在培养人时没有注意培养人的自主创造性，没有注意培养人的道德。张维迎还说，如果所有的学校取消了，中国人的知识会大大降低，但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会大大提升。“因为我们从小学开始，每一步走过来，都培养大家在说假话，这实际上影响到我们的国民素质。”在此之前，从“五道杠”、“绿领巾”到“中华小孝子”，中国教育制度早已遭到社会各方面的杯葛与批评。

随着独生子女愈来愈多，教育直接决定着未来中国的社会走向。对当下的不满和对未来的焦虑自然而然地会被投射到教育体制上。事实上，在中国每一个新的开学季，不仅会迎来教师节的送礼高潮，也常常出现令人痛惜的校园悲剧。当一个13岁女孩因为拒绝写检讨，决绝地跳下教学楼殒命后，一位曾有着数十年教龄的老师一脸茫然：即使真的没有犯错，不就是写个检讨认个错么，怎么那么想不开……在许多人看来，羞辱的确算不得什么伤害——如果仅仅指身体而言的话，然而，人们常常忘记了，教育的本质更多的是指对精神和人格的培养，而不是养成一个壮硕的身体——那是养猪场的职能。教育过程中人格的缺席，常常使教育变成对人的健全的损害。从某种意义上，教育就有可能走向反教育。

教育其实是一个人人格化的过程。人格应是外来词语，人格常常与与个性并列，而个性与叛逆总是连在一起。无论是人格还是个性，在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词语。人格首先是独立的产物，独立思考，独立判断。民国初期，著名宪政学者何炳松认为，中国处于一个“上无法守，下无道轨”的时代，要救中国，“岂但制宪，必从急起直追，普及国民教育入手，才是办法”。“国民有教育，才会发生人格自尊心；有人格自尊心，才能赏识平等自由的真谛，不卖身求荣，不屈于无理的威武。”一个世纪之后，文化批判家朱大可无奈地承认，“在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整个教育链条上，尤其在中国儿童的早期教育中，没有任何课程教育学生如何捍卫自身的权利和尊严、如何进行独立思想、如何成为一个有教养的公民，以及如何自我塑造有责任和有道德的完善人格。这种人格教育上的空白，至今都没有被填补的迹象。”

庚子之乱后，国际世界经过反思，同样认为中国之最大病根在于现代教育缺失，于是以庚子赔款建立了中国最精英的现代大学——清华大学。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政治协商会议上郑重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其中明确写道：“废除党化教育，保障教学自由。大学采取教授治校制度，不受校外不合理之干涉。”因为教育的残缺，人们常常盲目地崇拜偶像，但又会随时会推倒神坛。在这种非理性的传统影响下，教育也变得功利和势利，从而背离了人性与人格的完整性与向善性。“童话大王”郑渊洁对“班干部”制度的批判使人们意识到，中国教育已经成为一个似乎永远都无法解决，甚至也无力面对的问题。

所谓教育，从根本的意义上是要养成公民资格，也就是通过教育造就学生自立、自治的知识、能力，特别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学生进行文明常识的教育，尤其是人格教育、宪法教育。个性是一个人的性格。每个人都是唯一的，每个人的个性同样也是唯一的。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一个盛开的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种个性差异使社会变得五彩斑斓多姿多彩，个性出众者叫做帅、酷。个性是人的一种自我表达。教育从个人的道义角度讲，应当是培养个性，但从被社会扭曲的功利角度讲，教育往往成为培养劳动者的过程。“传道授业解惑”只剩下授业。《明史·太祖纪一》：“今有事四方，所需者人材，所用者粟帛。”所谓“人材”的“用处”与“粟帛”类似，都是为了经世致用。在《长江7号》中，周星驰反复叮嘱孩子：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中间，作为一个父亲，周星驰从来没有想过孩子自己的理想和个性。

钱学森临去世前，曾留下了著名的“钱学森难题”：为什么中国教育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教育本来就是培养人才，但是中国孩子一旦进入中国的教育体系，就不断地把自己的人格、才智交出去而又收不回来。人格化变成了去人格化，失败的教育不仅不能使人得到提升和强化，反而有可能导致人的矮化与弱化。“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传统教育往往有将人“器化”的强烈企图：孩子不好好学功课，叫做“不成器”，看重一个人叫“器重”，等等。对人的器化就是对人的物化，乃至无私无我——丧失自我。自我意识的丧失使人失去主体意识，人随之彻底物化，变成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即所谓“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三字经》）。

在一个机器化的工业时代，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要为将来进入工厂作准备，群体化洗脑教育成为机器社会的孵化中心。经济学家桑巴特讥讽说，“灵魂应该留在入口处的衣帽间”。在工厂模式的体制教育中，人只是一个批量生产的产品，所有的组织和制度，乃至“军训”都是为了培养一个完美的工作机器；学校—工厂—监狱，三者之间的鸿沟正在逐渐填平，整个社会都基于统一的美德：守时，服从，重复，存储，删除，再加上惩罚。学校兼具监狱与工厂双重功能，为工业化国家主义提供源源不断的机器人和廉价劳动者。对劳动力这种商品资源，无论国家还是资本家，都试图以最小的代价攫取最大的劳动力产出。

60年前，冯友兰在清华大学演讲说，人类不仅是面临吃饭等有用问题，大学教育传授专业知识时，应给学生一个清醒的头脑，一颗热烈的心。许多知识学问对于人生的作用，在短时间内是看不出来的，只学“有用”的知识是无知的表现。50年前，爱因斯坦为《纽约时报》撰文说：

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电视剧《悬崖》中有句台词，地下党员周乙说：“在我们这个以说谎为生的职业里，唯一让我内疚的是，对孩子的欺骗。”事实上，在一个权力文化、功利文化与面子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说谎已经是一种普遍的职业。正如《推销员之死》中一句名言：“不说谎就赚不到钱！”在一定程度上，从写作文的那一天起，每一个人都要学会撒谎。托马斯·潘恩在《理性时代》一书中写道：“为了人类的幸福，一个人在思想上必须对自己保持忠诚。所谓不忠诚，不在于相信或不相信，而在于口称相信自己实在不相信的东西。”

基于分数的教育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格教育，甚至要不遗余力地扼杀人与生俱来的天然个性和正义感。郑渊洁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教育的学生班干部制度其实是在培养出卖告密的“汉奸”。应当承认这种不幸，十分功利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本身南辕北辙。对独立思想和自我意识的褫夺必然使教育蜕化为劳动力生产线。这样一来，一个个被阉割了个性的劳动者就源源不断地从教育这个流水线上生产出来，去为全球化经济提供最廉价最安全、也最没有民族竞争力的劳动力资源。

虽然世界首富乔布斯创造了“苹果”，但几乎所有的“苹果”都出自富士康120万中国青年的血汗之手。120万挣扎在生存底线上的中国人抵不上一个乔布斯的大脑，这不能解释为中国人长不出那样的脑袋。从某种程度上，中国教育迫使一个孩子从很小就要学会接受和适应，而不是去创造和质疑。有人总结中美教育差异说：美国学生为兴趣而学，中国学生为前途而学；美国重视创造力，中国重视记忆力；美国教育重启发，中国教育重总结；中国老师称师长，美国老师是朋友；美国考试很放松，中国考试为淘汰；美国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中国不鼓励；美国学生成绩是隐私，中国学生成绩张榜公布。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学校本来是培养社会文化最重要的场所。学校所传授的，不仅是有用的知识，而且是几千年人文精神的传承，体现社会文化的核心价值。然而，教育的产业化却使得教育成为了一项买卖知识和批发文凭的交易。以政治代替哲学，以道德代替法治，以灌输代替思考，使人的大脑被功利系统屏蔽，在不断的灌输和洗脑过程中，人天然的会思考的个性被扼杀于无形。福柯指出，即使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学校越来越与监狱接近，唯一的区别是，学校禁锢人的思想，监狱禁锢人的身体。

爱因斯坦在《论教育》中说：“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不过他们要把为社会服务看作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丧失个性的人对社会缺乏附着力和责任感，“有他不多，没他不少”，“两条腿的人有的是”……社会文化因此变得万马齐喑，黯然失色。因为人格教育的缺失，一群毫无个性的人更像一群工蚁，为劳动而劳动，再进一步就是为吃饭而活着。人格不在现场的人，自然也没有什么现代观念和权利意识，他永远只是死气沉沉的“沉默的大多数”。

鲁迅曾说，“学校是一个秘密世界，外面谁也不明白内情”。事实上，当学校教育失去塑造社会文化的功能之后，传媒和网络就有可能替代学校，从而成为塑造人类灵魂的最重要的场所。只是，学校的很多功能是无法替代的，就如同可乐无法取代自来水。对大众来说，传媒本身提供的价值是多元且混乱的，而网络的交往又大多是同代人或小圈子的互相影响。如果学校从“有教无类”的教育功能衍变为“优胜劣汰”的考试功能，教育就从学校消失了，从而教育变成一种社会功能。在互联网时代，社会文化的传播教育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同代人的文化交流替代了教育形成的上下代的文化传递，因而社会文化往往会发生严重断裂。这种断裂是中国传统教育所没有。

早在一个世纪前，思想家罗素就认为，传统的中国教育（国学私塾）虽然造就了稳定和艺术，却不能产生精神和科学，而没有科学，就不会有民主。罗素也写过一篇《论教育》的文章，其中写道：

教育应当培养孩子思考的能力，而不是培养他们按照老师所想的那样去想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尊重孩子的权利，那么教育就不再是一种政治武器。如果我们尊重孩子的权利，我们就应当视教育为向儿童赠予知识和精神习惯，因为只有掌握这些东西才能形成独立的观念。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教育，却竭力把习惯的形成和知识的限定纳入特定的轨道，目的是建立一套让人必须接受的观念体系。

教育心理学认为，人格包含个性、气质、性格等多重含义。在一个功利化的后工业时代，就家庭教育而言，父母如何对子女进行人格教育也已经成为一个颇为尴尬的事情。一方面，在抽象层面上，家长们要向孩子灌输正直善良诚实等那些千年不变的人生大道理，但在具体的实践语境之中，他们又不得不向孩子传授一套高度变通的实用潜规则。学者徐贲极为忧虑地指出，“当官的权势熏天、作威作福、笑贫不笑娼、有钱有势包二奶、为富不仁、仗势欺人、攀附权贵、趋炎附势、欺贫爱富，许多曾经是可耻的事情现在都已经变成了体面的个人生活方式选择。成人谈论这些事情，从来也不避讳孩子，甚至在学校里公然以这些成人行为影响和教育儿童。……儿童以这样的成人为模仿对象，是当前儿童‘成人化’的真正危险，而这使得整个社会不能良性地成长发育，也最终导致整个社会陷入道德失衡。”

对很多中国孩子来说，已经没有多少童年的快乐，起早贪黑，没有自由，没有思想，一切都是为了让大人满意。在中国当下这种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氛围之中，人们都按照道德的双重标准生活，这种道德人格是严重分裂的。但潜规则下的功利主义并不具备道德本身所具有的正当性。当功利主义被社会奉为“硬道理”时，崇高和伟大必然成为可笑和虚伪的代名词，道德的神圣性开始剥落，任何重建价值的努力都被判定为道貌岸然的宏大叙事，最后成为价值虚无主义，社会所赖以存在的那些核心价值同时也被虚无化，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文化的信仰危机。

在电影《黑客帝国》中，人类的大脑全部被机器控制，从而失去了自由意志，每个人都成为一个为机器提供能源的电池。中国启蒙运动先驱梁启超曾说：没有独立的个人，就没有独立的国家。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文化的启蒙运动，把后代从皇权专制的愚民文化桎梏中解放出来是那一代中国人的民族理想。近百年后，在重提“思想解放”的今天，中国社会依然尚未完成启蒙。颇为讽刺的是，在一个没有启蒙的社会里，人们又能对孩子的启蒙——教育——抱多大希望呢？公民、法治、思想、自由、权利，这些元素构成一个社会的正常人格，只有将反智反美的文盲文化与流氓文化彻底驱逐出社会文化，让诚意与常识回到人们身边，教育才能是一项关于人格的事业。

重新从社会文化着手，确认人性自由的正当性，抑制并批判功利主义，重建人格教育，将教育的意义确定在培养一个健全人格上，使教育回归人格化，这个教育和社会才是人性的合理的。有人说，谁控制了孩子，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思想，谁就控制了人。但教育不应当是控制，教育是一种呵护和栽培，教育的道德前提是对孩子的爱，是对未来的期许，是对人自身的尊重。“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美好生活——人类议程》一书中指出，教育是民主的前提。

教育不仅使得民主成为可能，并且使得它成为必需。……未受过教育的人们，特别是那些散居乡野从属于地主的人，很容易保持沉默并处于权威的控制之下，这是公认的。而这在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因而关心政治、表达清晰的公民社会中是不可能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会屈从于独裁统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会因此而反抗。相反，对穷人和文盲的专制是一种常见现象。我们传统上认为民主是人类的基本权利。事实是正是这样。但它也是教育和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

从李一帆到药家鑫，他们并不是中国教育的孤本，而是一种值得反思的批量制造，甚至可以说，他们几乎是中国教育的标准产品。北大校长周其凤从“世界公民这个角度”认为，“中国的教育很成功”：美国教育为美国“培养了那么多杰出的人才”，“把美国建成为这么一个很霸气的强国”；中国教育虽然像钱学森说的“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但却造就了一大批胸怀人类的“世界公民”。当一个中国孩子一边大骂美国、并为911感到无比高兴，但另一边却为自己去美国留学而兴奋不已，“能不回来就不回来”时，人们在此看到的绝不是“人才”，他也不是脑残，而是人格分裂。在中学教科书中，有这样一道题：美国为中国修建清华大学，并资助中国留学生，其目的是什么？可供选择的答案有：培养未来的国家精英、扶持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发展科技水平，等等；事实上，唯一的正确答案是——“文化侵略”。

经济学家黄亚生感叹道，从90年代中期之后10年中，上海增加了3000座高层建筑，而中国增加了3000万文盲人口。加尔布雷斯说：“世界上有知识的人不会贫困，没有知识的人不会富裕。如果拥有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口，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必然的。更多的发展援助只有使用到这方面才能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早在一个世纪以前，马克·吐温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就说过这样一句通俗易懂的话，“如果你要关闭一所学校，就要准备修建一座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