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麻将与民族性 - 《教师生活365》网[师慧园]论坛

随着年纪增长，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熵增趋势的无情进程，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在无可挽回地逝去。人的肉体变得丑陋，人的精神变得萎靡，所有曾经美好的关系都趋向于解体和消融。因为人按照本性是懒惰的，好逸恶劳的，除非有非做不可的理由，人自然地趋向于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过了四十岁，人就连做爱都懒得再做。如果不吃饭不会饿死，人就连吃饭都能免了。林语堂有一次说：中国人跟美国人最大的区别就是，美国人喜欢工作和竞争，中国人喜欢悠闲的生活。虽然林语堂不是社会学家，但是由于他在两个国家都生活过不短的时间，他对两国人的区别的这个感观倒可能是真切的。

中国古人足够聪明，发明了麻将，它既完全随机，又变幻无穷，就是一个大头傻子都可能碰上一手天胡地胡的好牌，就是一个智商180的机灵鬼也可能碰上一手十三不靠的烂牌，抓耳挠腮，无计可施。所以，麻将真是魅力无穷。就是玩不带钱的，仅仅看概率现象的鬼斧神工，也能感受到它的魅力。如果再带上赢钱输钱，就更加刺激。承受力差的，可以玩一毛两毛的;承受力好些的，可以玩四块八块的;根本不在乎钱的大富豪，还可以玩一万两万的。想行贿官员的，也很方便，只要该胡不胡，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让受贿人把钱赢走。麻将的设计居然能精妙到只要是同一群人玩一次两次有输赢玩较长一段时间就没有输赢的程度。这是典型的概率现象：如果你把一枚硬币抛100次，每一面出现的概率趋向于50%，虽然第一个10次有可能是4比6甚至3比7。

到过成都的人，都会对那里人对麻将的迷恋留下深刻印象。大街小巷，到处支起牌桌;男女老少，全都如醉如痴。那是全中国人们生活的一个缩微景观。女人过了五十，男人过了六十，麻将就是他们全部的活计，是他们在吃饭睡觉之外全部的快乐所在。无论平常多么沉闷无趣的人，上了牌桌也会变得生龙活虎，趣味盎然，甚至幽默诙谐，妙语连珠。说麻将是中国人最喜爱的娱乐方式，这个判断绝对不会错。

我有时觉得，麻将是中国人民族性的象征，因为这个游戏的特征是：没有投入，没有产出，没有成功，没有失败，没有目标，没有归宿，没有英雄，没有奸雄，除了随机现象，什么都没有。中国人不信上帝，不信鬼神，全部的心思集中在此生此世。生命本来就没有目的，没有意义，像麻将一样，完全是个随机现象。这一点让西方人接受下来简直就能要他们的命，伤心蚀骨，痛苦异常;而让中国人接纳这一点却容易许多，他们早就在玩麻将的过程中，对这一点心领神会，谙熟于胸。正因为如此，麻将成为中国人无目的人生的一个自然选择。这也解释了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没有多少发明，多少创造，多少像样的美术音乐文学戏剧，大家的时间全都花在毫无产出的麻将上了，大家的聪明才智也都在这随机现象带来的快乐中消耗殆尽。

麻将所象征的民族性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像鸦片一样，麻痹了我们的神经，使我们不愿意去做任何事情，只是安于随机的存在;另一方面，它使我们获得灵魂的平静，能够过一种悠闲的生活，能够忍受生命的无意义这个全人类和每一个单个个人都必须面临的痛苦事实，在随机现象带来的随机的快乐中走过无目的的漫漫人生长途，安然迎接无人可以逃脱的自身的死亡、解体和一切或曾有过的意义的消亡。

科锐国际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科锐国际2012企业年终奖调研报告》显示，较之2011年，五成受访企业轻微上调年终奖，一成企业维持不变，但是近四成企业将下调年终奖，而有70%的受访地产企业将上调年终奖，比例最高。(12月31日《中国青年报》)

年终奖的多寡与升降，多年来一直是个社会热点话题。今年更不例外，由于全球经济不乐观，中国经济也呈现出下行趋势，年终奖调自然就隐喻了更多的意味，就有宏观经济的象征，也是微观民生的写照。

在新闻源提供的这份2012年企业年终奖调研报告中，调查对象是国企、外企和民企“三三开”，样本选撷相对科学客观，三类企业年终奖有升有奖，调整幅度不一。具体是：国企民企上调年终奖的比例较高(分别为71%和64%)，外企上调年终奖的比例仅为52%；一线城市上调年终奖的比例略低于二三线城市(4%)，而外资企业集中的广州上调年终奖的比例低于京沪；70%的房企表示将上调年终奖。

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国企民企，无论高管还是基层员工，年终奖是很让人期盼的大蛋糕，有些年终奖甚至比工资还要高，年终奖上调对这两类企业的员工而言，不啻好消息。而外资企业，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外需不足，市场受挫，利润低垂，年终奖上调空间不大，也是符合市场逻辑的必然。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全球化程度极高的中国，中国企业的年终奖深受全球化和国内宏观经济的影响，这种宏观与微观的联系互动，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作用。这也提醒中国宏观政策的设计者，企业经营者乃至普通企业员工，必须胸怀天下，具有全球视野，因为天下大势、家国利益与切身福祉紧密相连。

当然，所有制结构也深刻影响着企业员工的收入与年终奖。国企高管，相比外企和民企，也许平均薪水不高，但是其年终奖，却远比民企和外企更有保障。更值一提的是，国企中存在着垄断性，垄断行业的平均收入较高，大约是其他行业的5-8倍。这些行业的年终奖数目也是讳莫如深。因而，关于国企，尤其央企，无论工资收入还是年终奖，都存在着持久的民意不平：一是国企利润上交的份额较少，给予公共财政的贡献和其收入不成比例；二不同国企之间、同一国企内部员工收入也不均衡；三是国企高管限薪执行不力，而且公开收入之低或靠隐晦收入来弥补，譬如年终奖。

相比之下，民企外企，员工收入和市场波动联系的更加紧密，完全和利润挂钩。因此，民企和外企员工的年终奖或更能体现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的一年，有关一线城市“压力山大”的新闻特别多。从年终奖的调查中，一线城市北上广上调的比例也低于二三线城市，这释放出一种信号，即一线城市薪酬增加的空间不如二三线城市。尽管如此，一线城市的吸引力依然巨大，年终占海特事件引发的全民议论，还有北上广虽然异地高考政策破冰但门槛还是很高等情势看，一线城市蕴含的诸多愿景，远远高于收入水平、安居状况乃至生活压力带给民众的困窘。这也足以验证，在中国社会城乡、收入和地区差距没有得以全面缓解的尴尬下，一线城市所具有的“特权”成为中国社会新的怨府。这是决策者必须考虑的重要课题，也是未来中国城镇化亟需解决的难题。平权待遇，公平正义，已经成为全民的呼声，而且公平正义的民意呐喊，是全覆盖的，除了原有的三大差别，还有同工同酬，一线城市特权破局等。

2012年的年终奖，落到每个人的口袋里，心境是不一样的。在转型期的中国，宏观经济依然面临来自内外两大市场的困境，微观民生的权利诉求越来越强烈。一分钱的不公平，都会发酵社会舆论。感此，决策者的每一项政策设计，都要兼顾宏观经济运行和微观民生公平，即实实在在的增长要带给民生不含水分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