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零五年,先后有两套同名为“国民唱歌集”的乐歌书出版,一为近代著名的音乐工作者曾志忞所编,一为近代著名的革命家、诗人金松岑所编。二人不谋而合的行为彰显出近代音乐文化对塑造“现代国民”的积极参与。 “新民”是近代中国的重要主题。梁启超等人大力推动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曲改良”等一系列文化改良举措,以为“新民”摇旗呐喊。而近代的“音乐改良”亦厕身其中。梁启超等人强调:“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音乐与国民之性质有直接之关系。”近代学堂乐歌的蓬勃发展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孕育出现的,而其对现代国民人格的塑造,更是有一条从“身体”到“知识”再到“德性”的线索。 ![]() 一、鼓民力:音乐中的身体政治 一个世纪以来,“东亚病夫”的尊号一直是国人心头的梦魇。蔡锷曾在《军国民篇》(一九零二)中有过痛心的分析:“体魄之弱,至中国而极矣。人称四万万,而身体不具之妇女居十之五,嗜鸦片者居十之一二,埋头窗下久事呻吟,龙钟惫甚而若废人者居十之一,其他如跛者、聋者、盲者、哑者、疾病零丁者,以及老者、少者,合而计之,又居十分之一二。” 而随着国家主义的传播,每一个人都被定义为国家的公民,对国家既享受权利又承担义务,因此,为了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格局中生存下来,每个公民都需要以“尚武”精神武装自己,强健身体。沈心工作词的乐歌《小学生》(一九一二)即表达了此意: 小学生小学生,须有好精神。体操也,运动也,处处要勤奋。须晓得我与他邦必有大战争。身体强壮可争胜。勉哉,小学生! 晚清人士早就留意到音乐与体育的结合,可以勾连“精神”与“身体”,“盖必二者相济为用,而后体育乃全”(《湖南蒙养院教科说略》,一九零五)。因此,“体育”、“游戏”以及“尚武”、“军国民”就成为近代学堂乐歌歌词创作中最为重要的主题,如无锡城南公学堂教授的学堂乐歌《体操》就大力宣扬了“爱国”、“尚武”之风:“操操操,廿纪支那体育最重要。文弱积弊从今扫,责任在吾曹。训练睹成效。自强基础立坚牢。试看学界军人气象,程建日增高。” 乐歌借助宣传体育运动,表达“救亡”的决心与目的,一直是近代体育歌曲的主旨所在,如叶中泠作词的《打球》(一九零七)就很有代表性:“斜阳如画芳草青,打球去,行行行。球来球去如流星,天然好竞争。我要一球飞向北,兴安岭外暮云黑;又要一球飞向东,东方日出不敢红。打球打球好男子,努力雪国耻。”歌词清楚地表明,参与“打球”可以培养“竞争”精神,而更进一步的目的则是“飞向北”(俄国?)与“飞向东”(日本?)的“努力雪国耻”。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厦门市举行第一届全市运动会。应运动会筹委会的邀请,弘一法师创作了《厦门第一届运动会会歌》,歌词是这样的:“禾山苍苍,鹭水荡荡,国旗遍飘扬。健儿身手,各献所长,大家图自强。你看那,外来敌,多么狓猖!请大家想想,请大家想想,切莫再彷徨!请大家在领袖领导下,把国事担当。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直至今日,我们为亚运会、奥运会创作的许多歌曲,仍然从属于这一传统。 二、开民智:以音乐输入科学 在对国民的“身体”进行改造之后,对其“精神”的塑造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知识”的更新,一是“德性”的更新。 当中国要实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其知识谱系的更新就成为国人必须经历的阵痛。在这种变革中,乐歌以其巨大的包容性,以及非凡的宣传能力,缓解了国人接受新知识的疑惧与痛苦,成为促进现代知识体系更新的重要力量。 对新知识的绍介是近代学堂乐歌的另一大主题。如权国垣作词的《亚洲》(一九零五):“五大洲,称膏腴,惟我亚细亚。乌拉山,地中海,西界欧罗巴。太平洋,通北美,可以一航驾。西南端,隔红海,即阿非利加。”原来自居于“天下”和文明中心的传统国人,忽然发现自己不过是处身于一个“浑浑圆球万国分”(乐歌《各国都城》,一九零六)、“地球团团大洲五”(乐歌《励志》,一九零七)的世界。因此,这一时期地理知识的传播都具有重新塑造国人世界(政治)视野的意义。再如无锡城南公学堂编辑的《学校唱歌集》(一九零六),其中许多乐歌都对新兴学科做了解说:“加减乘除端始基,九数立通例。点线面体穷精义,思想入非非。天元代数种种难题,演草明真理。中西算术日新奇,制出精良器”(乐歌《数术》);“泰西文字列专科,学术同研究。字分八类条理多,文法莫差讹。有音无音廿六字母,声韵宜合度。愿诸君博览西书,殚精相切磋”(乐歌《英文》);“动植矿物遍地纷纶,距离算术考察精。声光化电尤研究,标本仪器辨分明。纵云欧美新学问,格致发明推圣经。愿吾青年,酌古又准今,他日博学乃成名”(乐歌《格致》)。乐歌的作者通过音乐的形式向学生普及了对传统国人甚为陌生的数学、英语、物理、地理、天文等来自西方的知识。这种贴合人情的宣传方式削弱了新知识所带来的“陌生”感。 利用乐歌宣传新知识,是近代乐人自主的选择。在许多歌集的“序言”或“编著大意”中,读者常常可以见到“以音乐输入科学”的普遍意图。这些发言者常常以乐歌切合学童心理为出发点,希望可以用“音乐”承载他们对学童教育进而改造社会的全部希冀与诉求。 除了赞颂新知识外,学堂乐歌中还有许多以新事物为题的歌曲。以《新闻报》(汪翔词,一九零五)为例: 新闻报,一张纸,海内寄耳目,见闻实赖此。新闻事,报不已,交通利益诚无比。朝野上下是与非,或褒或贬严如史。新闻报,上街卖,清晨早早起,先睹实为快。新闻报,非奇怪,言者无罪闻者戒。 新闻报,报新闻,中外广搜罗,天下皆同文。新闻报,日日新,学界愈进报愈增。据事直书公且信,文言雅可道俗情。新闻报,一纸刊,国民公议论,报纸极大观。新闻报,快快看,胜读野史与稗官。 “朝野上下是与非,或褒或贬严如史”,“据事直书公且信”,描述出现代新闻媒体对舆论自由的贡献。这种“自由度”的拓展是以“国民公议论”—这种“负责任”的“现代国民”的出现为基础的。而“言者无罪闻者戒”一句则突出体现了这种“现代文明”的产物对一种“专制”政体的冲击。 源自西方的新知识、新事物的普及以及以此为基础之新式教育体系的建立,其实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大事。乐歌《励学》(一九零七)对此做过描述:“教育今改良,文明发达百学昌。电化与声光,探索造化通阴阳。陆军海军宜扩张,最重是国防。实业先讲农工商,血脉通路矿。”近代国人借助于西学“练吾脑筋”、开拓视野、更新知识,努力修养成为一种可以融入于世界的“现代人”。而此种“开民智”的努力,其实与“鼓民力”一样指向了“期与欧美相颉颃,保我中华邦”的共同目标。 三、新民德:用音乐传播现代德性 与“身体”和“知识”的更新同时,源自西方的现代德性也在逐渐成为塑造“现代国民”的重要力量。 作为“现代国民”,首先要有“国家”观念。早在一八九七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就曾提倡创作“爱国歌”以教育幼童。逃亡到日本后,梁氏在《清议报》上大力介绍“国家主义”,宣传“爱国思想”,并指出:“海外之国,其民自束发入学校,则诵爱国之诗歌,相语以爱国之故事,及稍长则讲爱国之真理。”在梁启超的推动下,一时之间“爱国”成为晚清诗歌与乐歌的重要主题。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梁氏自作词的《爱国歌》(一九零四):“泱泱哉我中华!最大洲中最大国,廿二行省为一家。……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可爱哉我国民!”此作曾被横滨大同学校的学生演唱过,梁启超自谓“其音雄以强”。王光祈曾将其词、谱全部引录于《各国国歌评述》(一九二六)中,并说:“十五年前,中国学校内所最流行的爱国歌要算是梁任公先生的‘泱泱哉我中华’。……其中所含激刺国民感情的成分确不少。” 国人既明“国民”之“天职”,还需认清“天演”、“进化”之公理,以承担“救亡图存”之“责任”。一八九八年,严复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译成《天演论》出版,在中国掀起了席卷全国的进化论热潮。国人对传统文明的信念开始动摇,传统儒学的“崇古”风气逐渐被现代的“趋新”观念所取代,“天演进化”逐渐成为衡量一切、解释一切的原则。近代的学堂乐歌也积极地参与到这种思想的更新中来,利用其“移风易俗易”的宣传优势,推动了现代思想的传播:“世界中天演竞争,优胜乃公例”(乐歌《醒世歌》,一九零四);“人民国家命脉连,休戚应相念。改良社会从实际,人格须完全。竞争场上著先鞭,吾曹幼稚年。强弱淘汰虽曰天演,人尽人事神无权”(乐歌《励志》,一九零七)。 近代西方启蒙思想中特别推崇的“自由”与“平等”观念也成为乐歌大量赞颂的主题。如倪觉民在编辑《女学唱歌集》(一九零六)时,就特别强调其中的乐歌“尤足提倡平等,鼓吹自由,为女界一洗数千年之恶习,诚二万万女同胞志士不可不读之书也”。书中对传统“三纲五常”的抨击可谓“革命”气味浓厚。所以,该书刚一出版就成为清廷的禁书: 出示严禁事案奉学部札,开查文明书局所改《女学唱歌集》,内有“自由结婚”歌云“记当初指环交换,着平生最敬爱的学堂知己”,又云“可笑那旧社会,全凭媒妁通情”等语,与中国之千年相传礼教及本部《奏定女学堂章程》均属违悖。……新书应即分别禁止,以维风化。 学堂乐歌因其受众为莘莘学子,且以其影响力大,因此成为新旧思想争夺的阵地。学堂乐歌作为现代文明的重要传播手段,于此可见一斑。 不过,在古今中西思想交融的时代,每个人的取舍是不同的。尤其是对于平等与自由的极端强调,从而导致社会德性的败坏,也成为近代乐人不断忧心的主题,所以许多乐歌在提倡现代德性的同时,不忘以传统之儒学要义加以纠正,如田北湖作词的乐歌《公德养成》(一九零五):“公德公德不可忘,国民细思量。自由平等有纪律,切勿逞荒唐。孔子之道忠与恕,圣教宜遵仰。爱众亲仁谨而信,孝悌重伦常。读书识字明大义,莫逞强权强。文明野蛮非空谈,慎哉勉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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