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生活365》网[师慧园]论坛
标题:
微纪录片《中国词儿》邀您讲述你的“中国词儿”
[打印本页]
作者:
小学生学习报-社
时间:
2014-3-17 13:24
标题:
微纪录片《中国词儿》邀您讲述你的“中国词儿”
微纪录片《中国词儿》邀您讲述你的“中国词儿”
2014年03月14日
由新历史合作社发起的微纪录片《中国词儿》创造开放拍摄模式,向公众征集历史记忆,参与拍摄“中国词儿”故事。历史微纪录片《中国词儿》于2013年12月19日在北京启动,它是中国第一部通过公众贡献、公众
由新历史合作社发起的微纪录片《中国词儿》创造开放拍摄模式,向公众征集历史记忆,参与拍摄“中国词儿”故事。
历史微纪录片《中国词儿》于2013年12月19日在北京启动,它是中国第一部通过公众贡献、公众筹资、公众传播,全面开放参与的系列纪录片。本片由凤凰网文化频道、凤凰视频作为独家合作媒体,联袂提供全程网络支持。
《中国词儿》将选取100年来曾经影响每个普通国人社会生活的那些词语,通过当事人的亲口讲述和现身说法,讲述这些词语背后的中国故事,记录风云巨变的历史,见证悲欣交集的变迁。
《中国词儿》首创开放拍摄模式,邀请公众参与讲述。网友可以通过网络贡献亲历的与“中国词儿”有关的故事,故事入选后将受邀参与《中国词儿》的拍摄,成为纪录片的主角,讲述自己的“中国词儿”。
同时,“《中国词儿》故事会”线下讲述活动也将在4月启动,邀众多口述历史爱好者现场分享讲述自己的故事。
网友可在首批拍摄的“中国词儿”当中选择一个或多个,讲述自己的或者自己身边人关于这个词儿的故事。这批词包括黄色歌曲、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海外关系、小资情调、倒爷、下岗、下海、
摇号
、同志、非典、拍婆子、万元户、生活作风、抄家、雾霾等。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词语后,只要通过微博用不超过140个字的篇幅简单讲述下关于这个词儿的故事梗概,包括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的简单描述等,就有机会以讲述者的身份参与稍后的现场录制和线下故事会等精彩活动。
此系列纪录片计划拍摄100集,每集时长8分钟,共计讲述100个“中国词儿”,第一季计划拍摄15集。
作者:
小学生学习报-社
时间:
2014-3-17 13:27
“中国词儿”背后的时代记忆
2014年02月19日
来源:
中国青年报
尽管如此,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加入到这本“词典”的编纂中。学者雷颐贡献出“早请示晚汇报”,学者张鸣和葛剑雄提供“政审”,作家土家野夫讲述“北漂儿”背后的故事,陌生网友回忆“请家长”,还有不少人自掏腰包为它捐款。
本报记者 王晶晶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02月19日 09 版)
与拥有权威地位和精装外皮的《现代汉语词典》相比,这本正在编纂中的“词典”显得太微不足道了。
它没有浩如烟海的词汇量,更不会进入学生的教辅参考书单。因为收录其中的没有考试会用到的成语,只有一个个正被历史遗忘和改变的词汇。
尽管如此,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加入到这本“词典”的编纂中。学者雷颐贡献出“早请示晚汇报”,学者张鸣和葛剑雄提供“政审”,作家土家野夫讲述“北漂儿”背后的故事,陌生网友回忆“请家长”,还有不少人自掏腰包为它捐款。
“词语就是历史的活化石。”新历史合作社总编辑唐建光说。去年12月,他启动了这个名叫“中国词儿”的微纪录片项目,公开征集100个影响中国人的词语,并邀请历史亲历者面对摄像机,讲述词语背后的故事。
在这本由特殊词语汇集成的“词典”里,没有标准释义,只有一个个用不同历史记忆书写的注解。
“那些词儿随时代远去,那些事儿不可以忘记”
对于作家土家野夫来说,“北漂儿”是北京大杂院里一间三四平方米、没有暖气的小偏房,是《北京晚报》和《精品
购物
指南》上的招聘信息,是北京男孩恶作剧粘在他衣服上的一块口香糖。对于加拿大籍华裔学者潘士弘来说,“海外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四个字,而是不敢联系的母亲、“文革”时期要向军代表汇报的一封海外家书。
在这本词典中,每个看似冰冷的词语背后,都有一个带着体温的故事。去年12月,唐建光开始在网上向公众征集那些具有中国特色、时代印记,能激活集体记忆并呈现个人命运的词语,每个词都将被拍摄成一集8分钟左右的微纪录片。
征集帖发布后,仅仅在微信里就有几十个朋友给唐建光回复了上百个词。一个“70后”姑娘甚至用6个词总结了自己的前半生:“重点班”、“分流”、“分配”、“内定”、“介绍人”、“剩女”。
“他们说出这些词时说出了自己的记忆。”唐建光说,他希望通过词语让人们重温、唤醒并且拼接历史记忆。
不过,并不是每个词都能引起人们共鸣。一些特殊年代产生的词语已经被抛弃,滞留在历史的缝隙里。一个作家朋友给唐建光提供了一个词,“反复旧”,把这个历史杂志主编都难住了。“天哪,我完全没听过。”他对朋友说。后来他用这个词考一个“80后”女生,对方说这是“困难时期反复穿旧衣服”的意思。实际上,这是“文革”时一项政治运动的简称,“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和复旧倾向”。
“仅仅过了五年、十年,下一代人就完全不知道了。”唐建光感叹。这种被词语绊住脚的情况,在担任《看历史》杂志主编时他也遇到过。那时,编辑部经常会为文章里一个词要不要加注解发生争论:太简单的词加注解显得低估读者智商,不加注解又怕读者看不懂,有的词连年轻的编辑都不知道,更别指望普通读者能理解了。
“当时我就觉得,这在中国是个特定的现象。最难理解的是这些词语,最有特色的也是这些词语。”唐建光说。
大陆年轻人都不知道的这些特殊词语,港澳台以及海外的年轻人就更陌生了。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网站上,有一个专门为修读《中国社会》课程的同学设置的“词汇索引”,里面收录了“老三届”、“四类分子”、“臭老九”等词,并加以解释。
“没有这个词汇表,就会妨碍你去理解那个时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前助理主任熊景明说。
上世纪70年代末,熊景明刚从内地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工作时,就发现当地出版的论文集,特别是英文论文后面都要附录一个词汇表,里面收录的词大多就是她很熟悉、但在词典上查不到的政治专用词汇。
“比如‘三反五反’,比如跟‘肃反’有关的,什么‘交心’啊‘背对背’啊,现在大家听了都觉得莫名其妙的,这就是时代的隔膜。我们应该做一点努力,让人们看到这个民族和国家怎么走过来。”她说,“那些词儿随时代远去,那些事儿不可以忘记。”
近年来,熊景明和作家林达一直在收集民间历史资料,因为“每个人生活的细枝末节,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经常会有一些内地的老人把自己的回忆录寄给她,他们宁愿把自己的一生讲述给这个素不相识的人听——孙辈们已经不相信他们的故事了,往往还没讲两句,孩子们就不耐烦地说:“爷爷,你老糊涂了吧?”
很多历史的密码就隐藏在词汇中
第一个被正式写进“中国词儿”这本词典的,是“政审”。《现代汉语词典》也收录了这个词,但不会收录它背后的故事。在那本权威的词典里,关于“政审”的解释只有四个字,政治审查。实际上它对人的影响远比这个略显苍白的解释复杂。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剑雄“文革”时期曾在上海一所中学的“材料组”里进行过10年的政审工作,他经手的政审表格让一些学生“从毕业之日起就戴上了无形的枷锁”。葛剑雄是第一个坐在“中国词儿”的摄像机前讲述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在他看来,人们可以通过这些词认识中国。
几乎同一时期,另一个年轻人的命运也因为这个词而改变。那时,每个人都要填写自己的政治面貌。还是中学生的张鸣记得,一个同学拿到表格时在里面填了三个字,“长方脸”,并且用小字在旁边注释,“大眼睛双眼皮”。
张鸣被逗乐了。可很快,他就体会到表格背后的沉重。1974年,张鸣被告发对“文革”有非议,通报批评,发配到连队养猪,后来报考北大中文系也没有通过政审。第二年,这位后来的历史学者考进“政审相对松一点”的黑龙江农垦大学,可学校秘书一直对他很是冷淡,集体活动也不让他参加。很久之后,这位秘书才告诉张鸣,因为“你的政审是班里几个人中最差的”。
一次偶然的聊天中,刚刚拍摄完葛剑雄的唐建光跟张鸣提到“政审”这个词。“我就是被政审扒拉下来的啊。”张鸣讲述了记忆中的这段往事,和葛剑雄一起丰富了词典外的历史。
“其实很多历史记忆都是共通的,词语既是每个人的记忆,也是同时代人的记忆连接。”唐建光说。
影响葛剑雄与张鸣的“政审”直到今天也没有消失,不过,带给“70后”时评作者宋石男家族隐痛的“土豪”,已经变得有些面目全非了。
宋石男的爷爷宋森友在解放前担任过国民党的地方官员,按照阶级划分,属于“土豪劣绅”中的劣绅。1951年镇反运动时,宋森友被执行死刑,家人至今都不知道他被埋在哪里。
直到上大学后,宋石男才知道爷爷的名字,此前,家中很少谈及爷爷的事。宋石男常问父亲,“为什么你们总不跟我说爷爷的事”,这时,父亲只是简短地告诉他,爷爷以前是国民党,已经不在了。这是整个家族的隐痛,但是现在,宋石男决定公开讲述这个故事,因为“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爷爷的遭遇应该镶嵌在历史结构中”。
在成都一家会所里,宋石男对着摄像机讲述了这个故事。旁边一个人对唐建光说,自己也想讲讲这个词。他是这家会所的老板,常被朋友戏称为“土豪”的那种人。几十年过去,“土豪”已经不再是要被消灭的阶级敌人,它一度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再度出现时已经变成网络游戏里那些砸重金买装备的玩家,然后又变成流行语中人们争相结交的对象。
“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土豪我们做朋友吧’,这背后意味着仇恨教育的消解”,宋石男说,“这种调侃背后是一种心理补偿,隐隐约约带着羡慕嫉妒恨,又不无亲切感。不管怎样,历史上的腥风血雨已经过去,这是一种进步。”
“革命中的土豪,游戏中的土豪,当代语境中的土豪,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历史的密码就隐藏在这些词汇中。”唐建光说。
让历史更有来自“公民的文化态度”
两个月的时间里,这本“词典”已经征集到200多个词条。人们用这些词拼凑出一段段已经被淡忘的历史。
“小时候我住的院子里没有商店,只有一个叫‘合作社’的神奇地方,里面有饼干、果脯、橡皮、铅笔、暖壶等等,那真是一应俱全。那时候我不懂合作社是啥意思,每次想买好吃的就说:妈妈,我要去‘核桃社’。直到有一天,我明白这个词汇,合作社却消失在了路口,变成了超市。”一位网友说。
“记得八九十年代小升初考试,过重点分数线可上区、市重点,没过分数线的就近分配,把大拨学生轰到非重点学校。”一位网友提到“大拨儿轰”这个词,引起了共鸣,“好久没听到这个词儿啦。”
“不同年代的人通过这些词,分享自己的历史记忆,也参与到别人的时代中。”唐建光说,他希望通过这些词能够发动普通人亲身讲述历史,记录历史。
一位80多岁的老人给唐建光汇来100元。他曾在抗美援朝时期成为战俘,1980年开始,他陆续将自己的沉重记忆写出来。他留言说,自己也要加入“词典”的编纂,因为“每一个中华儿女,不论自觉与否,都是中国历史的参与者”。另一个网友亲自把“红包”送到唐建光的办公室,他说这本“词典”让每个“大时代的小访客”得以自由表达真实的感触,让历史更有来自“公民的文化态度”。
词典筹备初期,唐建光本来只打算收录一些旧词,因为这些人们曾经记忆深刻的词正在逐渐消失。第一次在北京胡同的办公室里开会,他让团队成员说说自己理解的“中国词儿”,答案形成两种不同的类型:跟着唐建光长期做历史报道的人,脱口而出的是“右派”、“知青”、“下乡”;刚加入进来、负责摄影的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对“房奴”、“
蚁族
”、“扩招”更感兴趣。
一个研究生女孩说了个词,把唐建光“绊住了”。“什么词来着,天哪我完全不懂”,给记者复述时,他又忘了,打开手机查了查,嘴里嘟囔着:“很奇怪的词……对,杀马特!到底什么意思?”(这是一种以造型夸张怪异为特点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当然,你不会在正统词典里找到关于它的解释。)
最终,唐建光决定补充1980年后流行的词,“不能把历史仅仅想象成陈旧的、沉重的,这些‘80后’的词也是时代的碎片,也应该去捕捉。现在‘80后’也开始怀旧了,也在试图留存自己的集体记忆,这时候如果不去记录,十几年后又只能靠挖掘了。”他说。
在征集到的两百多个词条里,唐建光发现,引起最多人共鸣的并不是特定时期的政治术语,而是“请家长”这三个字。尤其是一些“80后”的年轻人,似乎被这个词勾起了他们的某些共同记忆。
“后人打开我们的网络数据库,同样不懂。新的时代会对旧的词语遗忘、破坏、解构,同时也会诞生新的词,然后这些词又会被重新遗忘、破坏、解构。一代又一代,历史记忆的传承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唐建光说。
去年11月,新历史合作社在苏州举办了一次历史
嘉年华
活动。会场里,大家分享关于“早请示晚汇报”的记忆,坐在台下的熊景明上台跳了段“忠字舞”。大学毕业后在云南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的两年里,熊景明经常在半夜熟睡时被哨声叫起来,收听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然后编好“忠字舞”,敲锣打鼓去邻村传达。
40年后,已经退休的熊景明站在灯光下扬着手、来了个弓箭步,再现这个现在看起来有点可笑的舞蹈,坐在台下的观众发出一阵笑声。活动结束后,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走过来激动地抱住熊景明,眼睛里还含着泪。
这个年轻人是在这本“词典”里才第一次看到鲜活的“忠字舞”,还有这三个字背后那段已不甚清晰的记忆。
欢迎光临 《教师生活365》网[师慧园]论坛 (http://jssh365.cn/bbs/)
Powered by Discuz! X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