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是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信息收集机构,这几乎是一种社会共识。在新闻传播学者的笔下,媒体和记者的功能更是被强调和突出成为“社会之镜”、“第四权力”或者“无冕之王”。正是在这种强调甚至拔高之下,我们往往容易忽视媒体的局限,容易忽略非媒体信息机构在社会系统中发挥的信息收集与传播功能。
所谓非媒体信息机构指那些不是以提供公共信息为主要职责,但同样具有信息收集与传递功能的组织。事实上,非媒体信息机构所发挥的信息收集与传递功能丝毫不亚于媒体,有时侯其重要性远超媒体之上。如在市场经济中,银行就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收集机构和监督机构。银行通过收集和过滤企业的信用信息以控制自身的信贷风险,也通过各种信息来监督企业。银行的这种信息收集与分析功能与媒体对企业信息的批露与监督互为补充。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就研究了日本的主银行系统对公司的控制及其在相机治理机制中的作用,在他看来,日本主银行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在对企业监控的三阶段中解决不利选择和协调失败、道德风险以及承诺等问题。[20]市场经济下的金融体系要求更为广泛透明的公开信息以及对信息进行有效分析和传递的机制。但这种功能仅仅依靠大众传媒是无法实现的。在美国,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为了实现市场信息的透明度、准确性和及时性的要求,除了大量的财经媒体和社会媒体,美国的资本市场更催生了大量的分析师、机构投资者以及评级机构,这些中介机构主要收集企业的财务或信用信息,发挥比大众媒体更为重要的监视环境的功能。这些中介机构与媒体一道,都是重要的信息处理和传递机构。
中介机构在专业信息的搜集和传播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张维迎所认为的: “形形色色的中介组织,通过监督和记录市场中的交易行为,为现代社会的信誉机制提供了信息基础。几乎所有的中介组织的基本工作都是收集,加工和传输信息。”[21]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和惠誉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就是这样的信息中介机构。他们通过专业的调研和信息分析,对包括金融机构、企业、国家、地方政府等融资和信用进行评级,预估风险,为投资者的决策提供参考。如惠誉拥有2000多名专业评级人员,为超过8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提供服务。穆迪在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员工约4500人。标普目前则对126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主权信用评级。2011年8月5日,标准普尔下调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将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由原来的最高级AAA下调至AA+。标普称降级主要因为担忧美国不断增长的债务负担以及其中的政治风险。下调信用评级引发了全球投资者及普通公众的广泛关注。这是任何大众传媒的影响所不及的。
除了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为媒体提供收视率信息的“尼尔森调查”,为网站提供流量排名的中介,各种会计公司,审计公司,金融调查公司,甚至高校排名等都可以看作是收集信息的中介公司。当然,要保证这些提供信息的中介组织本身的公信力,一定要引入竞争,打破垄断。这如同提高媒体的公信力一样。如果信息中介成为政府的附庸,其传递的信息就会失真。全世界最权威的认证机构和评估机构,如穆迪(Moody's),标准普耳(S&P),惠誉(Fitch)都是私人的,其公信力的建立基于其独立与客观的立场。通过这些中介机构的信息,媒体的报道才能够有所依托。陈志武先生虽然十分强调媒体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但他也不否认,媒体不过是监督与守望金融环境的一环或者说一份子而矣。如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就有六道防线:第一层是董事会;第二层是证券市场的参与者;第三层是媒体;第四层是行政监管;第五层是市场竞争对手与中介组织监督;第六层是法庭诉讼。这六个层次缺一不可。[22]媒体虽然对公司的监督最为直接,且处在监督的最前端,但其监督能力却不能不依赖于其他市场参与者。
除了经济领域,在社会领域也是如此。社会领域中的许多政府机构或非政府机构(NGO)、赢利机构或非赢利性机构(NPO)同时也是重要的信息收集与传播机构。如在监督政府、揭露丑闻方面,非政府组织的信息功能十分明显。在加拿大,共有175000多个非政府组织,包括透明国际加拿大分部(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Canada)、加拿大伦理和公司政策中心(Canadian Centre For Ethics And Corporate Policy)、加拿大国际商业研究会(Canadian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等,他们也发挥着“看门狗”的作用。[23]与此类似的还有国际人权组织、妇女和儿童保护组织以及形形色色的环保组织等等。媒介社会学家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甚至将这些组织称为“新型的新闻组织”。他说,“今天的时代,除了传统的新闻媒体之外,还有很多的组织以系统的和不断发展的方式投身于向公众提供公共事务信息的事业之中。这些‘新型’的‘新闻组织’中的最为重要的部门是一些政府本身的办事机构和部门。还有就是新技术造就的众多网站和网友。以及其他公共组织。”[24]这些非媒体信息机构类似于李普曼所说的“政治观象台”,它在社会信息传播系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舒德森看来,今天的媒体与先前相比要与其他更多的组织共同分摊公共信息,包括为数众多的民意调查机构、非党派性的鼓吹式新闻组织以及其他一些通过研究或诉讼等收集事实以追求党派客观性的机构和组织,有时,他们本身就是政府机构的雇员,如很多美国联邦部门和组织机构,负责监察和审计相关的部门和机构,他将他们的调查和审计结果报告给总统和国会,有时会曝光一些丑闻。[25]的确,从社会系统的架构来看,媒体虽然处于信息传播的中心,但其监督能力总是有限的,无法替代其他信息搜集机构。事实上,除媒体外,政府科层内部的统计部门、审计部门与纪检部门、监察部门等其实都是一种信息搜集机构,通过统计、审计、核查出来的数据、信息或者情况来实现监督功能。如体制内的贪腐信息,最有合法性且最有能力获得的当属监察部门或者审计部门。在美国如此,在中国亦如此。2011年5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监察部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工程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监察部副部长郝明金在会上通报了20起工程建设领域典型案件。[26]这些案件很多都是首次批露而之前媒体没有报道过的。审计部门在查处与监督贪污腐败或不正之风的过程中同样发挥着巨大作用。1998年,国家审计署组织对23户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审计,发现资产不实数占10.39%,负债不实占7.89%。企业财务报表反映的不实润总额38.87亿元,有36.92亿元是虚报,另有隐瞒利润20.53亿元未在报表中反映。呆账、待处理财产损失和不良资产等形成的潜亏36.06亿元。对河北、内蒙、山东等七省、自治区162户国有重点亏损企业财务收支进行审计发现,这些企业账面反映亏损24.48亿元,审计核实为48.26亿元,查出少报23.98亿元,少报亏损相当于账面亏损的98.76%,此外还有潜亏31.8亿元。[27]中国国家审计署2011年发布的《2010年度审计署绩效报告》显示,2010年,地方各级审计机关共审计(调查)15.7万个单位,共查出违规问题金额3280.5亿元、损失浪费问题金额427.6亿元、侵害人民群众利益问题金额34.1亿元、被审计单位损益或财政收支不实问题金额1651.2亿元。向司法、纪检监察机关移送事项1493件,涉及人员2103人,涉及金额70.9亿元。地方审计机关共出具审计报告13.76万份,报送专项审计调查报告1.37万份,向社会发布审计结果公告7640篇。地方审计机关共完成对3.69万人的经济责任审计。其中查出领导干部对违法违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问题金额249.1亿元;涉嫌个人经济问题的领导干部5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