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 只有没有理性的人才会用抽象的定义与普遍的观念来支配自己。——埃德蒙·柏克 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王小波 自主性和创造性可能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两个最大难题。所谓自主性,是指知识分子具有自由表达自己思想观点的权利,任何权势集团或政府机构都不得强制干预,亦即思想与言论自由问题;而所谓创造性,是指知识分子作为人类知识的创造者,在纯粹智识领域中必须做出重大的发现与创新,其核心价值独立于任何功利目的。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缺乏创造性,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与言论不自由的境况造成的,只要给他们充分自由,就能做出重大的知识创新。但我们后面的详细分析将表明,知识分子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之间其实并无必然联系,或者说它们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这既有意识形态与文化体制的问题,同时也有知识分子本身的精神状况问题。本文我们首先来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作个总体评述,并阐述他们在自主性与创造性的两难困境中应当作出何种抉择。 一、知识分子的涵义 何为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基本概念。但要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困难的,从常识的意义上来说,所谓知识分子,就是"以知识为志业"的那些人。我们不必过分纠缠这个定义的细枝末节,而是进一步指出知识分子具有三种基本的文化功能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公共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写作最终是面向社会公众,向公众提供一整套关于世界认知与道德评价的公共知识体系。因为公众在日常生活中需要经常倾听权威性的价值判断,阅读一些他们自己不能完成的知识文本,正好就有这么一类知识分子专门为他们提供各种文化消费作品,譬如新闻记者、评论家和作家就是其代表。公共型知识分子的最大特点在于他们具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经常认为自己就是宇宙真理的发现者和社会正义的维护者,但实际上他们真正谋求的是掌握公共舆论的权力。我这里并不是贬低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追求真理与正义应是知识分子的永恒使命,历史上所有伟大的知识分子都具备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只是反对知识分子以绝对真理和绝对正义自居,并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和绝对正义而去批判社会,他们就会不自觉地陷进激进思想的深渊。当知识分子陷入政治激情时,朱利安·班达称他们是"以捍卫诸如正义和理性等永恒不变的和大公无私的价值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已经为了实际利益而背叛了自己的使命",他认为"公正、真理和理性只要不带实践目的就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因此,对公正的崇拜只有坚持抽象的公正,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态度",而"对公正、真理和理性的激情(对理性的激情已完全不是理性了)--作为激情,已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价值了。"⑴知识分子应该冷静、理性地批评政府,但不应该把这种批评引向危险的社会对立。因为知识分子都是站在某种立场上来批评政府,实际上他们并比政府掌握更多的实质的真理和正义,当他们声称自己能代表真理和正义时,其实就已背离了自己的理想。所以,知识分子批评政府的底线是不作政治批判,因为那已经不是知识分子的固有职责了。当知识分子都成为"斗士"时,那就是非理性的了,理性批判的目的是要建设一个有秩序的社会而不是使其陷入对立或分裂状态。除非生死攸关,知识分子决不应该投身到实际政治运动中去,只能作为一位冷静的旁观者;知识分子决不是社会的法官或导师,当他这样自封时,就是思想的危险的开端了。 第二种类型是"专家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写作主要是由于个人的兴趣与爱好,经常是专注于某一个专业性的学科研究领域,以追求圈内同行们的认可及学术荣誉作为最终目标,而对公众评价基本上漠不关心。这类知识分子包括诗人、艺术家、科学家和学者等,是一群沉浸于纯粹知识创造之中的幻想家和美学家。我个人认为,这才是知识分子形象的基本涵义。人类除了生活在一个由各种利益与权力关系构筑起来的现实世界外,还生活于一个由符号关系构建起来的精神世界之中,像皮埃尔·布尔迪厄说的那样,知识分子作为"符号生产者",虽与社会权力密切相关,但对知识分子个体而言,符号(知识)创造过程中的美学体验要比它带来的权力享受重要得多,也深刻得多。因此,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是那些专注于自己内心的精神体验,并竭力想要表达出自己真实思想的知识探索者,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意义就是要建立起自己独立的精神王国。一件杰出的艺术品,一个美妙的数学公式,一篇宏伟的理论著作,就像是一座座圣洁威仪的灯塔,矗立在尘世的大地上,散发着人类尊严和价值的智慧光辉。如果人类失去对于纯粹知识的好奇心和崇敬心,变成赤裸裸的利益与权力丛林中的生存动物,那绝对是历史的倒退。生产力越发展,生活越富裕,社会越进步,人们应该越有闲暇时间来从事精神活动才对,否则社会就会腐朽堕落。普通人对艺术家或科学家那种由衷的敬仰之情,反映出了人性中的某种普遍渴望,即使他对这门知识全然不懂。但需要区别的是,专家的贡献在于对某个专门的知识领域做出创造性的研究成果,而不是对公共知识或公共事务做出解释性的评述或评判。譬如,同样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和海德格尔就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萨特的存在主义最终是为他人道主义的价值观提供一种现象学的解释,给读者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人生状态的描述以及对自由抉择的肯定;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是面向存在本身的一种美学的沉思和形而上学的追问,给读者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存在者境域以及荷尔德林作品的诗性分析,他本人对纳粹的合理性倒是作过一种有趣的纯思辨性的推论,但那完全是脱离实际情况的哲学臆想,绝不能看作是他本人真实思想的反映。⑵公共型和专家型的知识分子确实在一些关键性的精神特征上存在着重要差异,这是我们在分析知识分子概念时尤其要注意区分开来的。 第三种类型是"职业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写作主要不是出于道德或理智的目的,不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某种价值观念或思想结构,而是出于功利目的寻求一种技术性的解决方案,他这么做主要也并不是因为个人的信念和兴趣,而是替其雇主提供专业化服务,譬如分析员、工程师、律师、幕僚等。职业化是现代知识分子演化的主要趋势,随着现代生产体系分工的精细化,差不多每个行业都需要一批技术专家;如果说道德评判与知识创造的这两个定位多少还带有传统知识分子的高贵形象,而职业化则使整个知识分子阶群失掉其巫术般的精英身份,变得世俗化甚至有些庸俗化了。职业化往往会使知识分子丧失掉最为珍贵的独立精神,因为他首先要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立场,而是雇主的要求。正如萨义德指出的:"今天对于知识分子特别的威胁,不论在西方或非西方世界,都不是来自学院、郊区,也不是新闻业和出版业惊人的商业化,而是我所称的'职业态度'(professionalism)";他坚持认为,"严格说来知识分子不是公务员或雇员,不应完全听命于政府、集团,甚或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所组成的行会的政策目标。"⑶但是,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与人类的智力代表这种超然脱俗的形象可能是被人们加以神话化了,在现代社会以前,这种看法或许是成立的,因为传统社会中高等教育尚未普及,知识分子较之普通民众当然要优越;但在高等教育已经普及的今天,人人皆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职业型的知识分子成为这一庞大社会阶群的主流,精英知识分子的优越性相对来说大大降低了。当知识分子奋力抵抗外部的权威时,在其内部也是反权威主义的--对正义和真理而言,都不存在任何超然的权威。这里,我们要把专业化和职业化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前者是理论性的、精神性的,而后者是实践性的、功利性的。 上述关于知识分子的文化功能的分类,标明一个知识分子可能具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身份。这三种文化身份可以重叠,但它们又确实是不同的理想类型,必须要加以区分开来。兹纳涅茨基把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也大致分为"技术专家"、"圣哲"和"学者"等几种类型,公共型知识分子就相当于"圣哲",专家型知识分子就相当于"学者",职业型知识分子就相当于"技术专家";当然这种比较只有近似的意义,可以把他们分别看成知识的传播者、创造者和应用者:"圣哲"的功能是把知识传播到公众中去(但知识传播在权力社会中存在偏向性,这就是道德作为仪规知识的起源),"学者"的功能是创建知识体系,"技术专家"的功能则是应用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写作风格和写作策略都不相同。简单说,公共型知识分子的写作是面向公众,因此他会尽量使用通俗化的语言,往往不经详细论证就直接做出结论,并经常使用价值判断和道德评判的语句来增强作品的煽动性,这种写作是纯精神性的;专家型知识分子的写作是面向同行,他使用的是行业内部的规范性语言,有专门的概念、术语、逻辑和体系,重视文献材料和论证方法,经常是十分谨慎地才做出某个结论,这种写作是纯智识性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学术或知识问题具有自身的独特价值,它是由行业内部历史经验累积形成的一个封闭王国,即"一个具有专门价值的王国,它永恒地拥有自己的权利,有一个独特的不可还原为实际标准的系统化秩序";⑷而职业型知识分子的作品则是写给其雇主看的,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个现实情景中的技术问题,提出解决实际问题意见、建议和方案,它可能需要高度的专业知识能力,但却完全不需要作者个人的价值判断和精神构建,这种写作是纯技能性的。知识分子的自主性与创造性都属于精神领域,所以我们以下论述就不包括职业型的知识分子在内。 其次,从内在的精神特征上看,知识分子具有两种不同的精神传统,一种是主观主义的传统,另一种是客观主义的传统。福柯就注意到,现代法国哲学中这两种传统是泾渭分明的,分别以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前者关注经验、知觉以及主体性,因为它处理的是知识与认知的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后者关注的是知识本身,探究独立于认知主体的科学理性的发展与结构"。⑸如果我们不考虑职业型的知识分子,那么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与其外在身份就吻合了:一种是主观主义∕公共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想要表达的是对世界的主观认知及其价值判断,可称其为"思想家";另一种是客观主义∕专家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想要表达的是对世界的客观化的逻辑构造及其理性认识,可称其为"理论家"。然而,从范畴上看,客观主义∕公共型、主观主义∕专家型的知识分子就可分别称其为"伪思想家"和"伪理论家"了,这里虽并非贬义,但实际上确实存在这类范畴错位的知识分子:客观的、逻辑主义的道德论者与主观的、直觉主义的真理或知识论者。以上就是我们对知识分子涵义的基本阐述。自主性问题多与前者有关,而创造性问题多与后者有关,这首先在概念上就要区别开来。 二、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界 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体制内与体制外是一个标志性的分界线,即一个重大的立场和态度的抉择问题。选择留在体制内,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获得官方的承认,接受意识形态的约束;而选择站在体制外,就意味着我们可能永远不能获得官方承认,对意识形态则必须保持沉默。这确实是个重大的抉择。但从政府管理的角度看,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界也不无理由:对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加以限制,便可不分散财力物力,政府全力支持少数体制内的知识精英,让他们来做出重大的知识创新,这样做岂不更有效率吗?但结果却是事与愿违。钱学森可以说是体制内最成功的知识分子,他逝世前就专门谈到科技创新人才的教育问题,有一段话是值得注意的: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中国大学缺乏创新精神》) |
为什么国家很重视,并投入大量资金支持的"创新工程",最终却没有取得明显成效呢?或者说,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做出重大的知识创新?这确实让人费解:为什么政府大力支持反而出不了重大科研学术成果,出不了创造性的思想? 我们来作个结构性分析,就不难发现其中奥妙。在体制内,一项知识创新成果的取舍,最终是由"文化官僚"--即兹纳涅茨基说的"技术领导"--来决定的,他掌握着分配文化资源的权力。首先,"文化官僚"并没有足够的专业的评审鉴定能力,他本人可能是位行内专家,但过多的行政工作分散了他的精力;其次,创新具有风险,风险就会导致失败,失败就会危及他的权力,所以他倾向于接受在集体经验预计之中的创新成果,而不敢接受那些超出预计之外的,但重大的创新成果往往是超出预计的,令人惊异的。按照兹纳涅茨基的解释,"技术领导"的知识必须是"确定的"和"能进行预见的",即"它只包括已证明为真理的东西;没有为需要更进一步检验的假说留有余地,因为可能存在的错误为群体行动的失败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在每一次的诊断中,技术领导者都要将他在复杂情景中所面临的新的和不确定的东西,归入那些关于事物与过程的老的和确定的真理在实用上保险的组合体中去。"所以,在体制内,最终结果往往就是:一流的成果很难受到重视,二流的成果倒是最受欢迎,因为前者超出了集体行动的经验范围,而后者只是对其属性结构的补充和完善。除非领导者拥有极大的权力和威望,即便行动失败也不会影响其地位时,他才有可能下决心来接受一项超出集体经验预计以外的创新成果。因此,领导者对创新实际上是抱有戒备和抵制的,新材料或新思想的出现往往会打乱他已计划好的程序和模式,而他的职责是要使集体行动的结果符合预定目标,任何偏离都会损害他的地位,创新对他来说就是危险的(尤其当他地位还未稳固时)。而知识分子通过权力虽然能获得大量文化资源,但他们必须去揣摩、迎合领导者的意图与设置,否则也会陷入某种危险中,即"他们的专门研究的类型由掌权人想要了解的东西所决定,因此对他们来说,沉溺于寻求新的材料而全然不知道他们会找到什么东西可能是非常危险的:他们可能发现了从掌权人的观点看最好继续让其不为人知的事实。"⑹这样,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也并不倾向做出重大创新,他最好的策略是永远只领先一步,能让领导者满意就行,没必要费太大精力、冒太大风险远远跑到集体行动的前边,因此就很难出现创造性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新确实是个人的英雄主义行为,是反体制的。面对威迫利诱,知识分子很难做到"对权势说真话",那他的道德底线就是决不违心说谎话,宁可永远保持沉默。 当前,知识或学术的权力化(即行政化)已严重扭曲了文化体制及学术风气,深层次地阻碍并破坏了国家知识创新能力,在我看来最为严重的是以下三种文化体制顽疾流毒所致: 其一,迷信权威。领导者对创新成果不能自己做出鉴定,但他会把一项创新任务交给某个学术权威去执行,他这么做并非是熟知此人的研究能力,而是他认为这么做会为其政治决定提供某种象征性的合理证明,他就可以此来向其竞争者表明这个决定是毋庸置疑的,是绝对正确的。在体制内,学术权威都是由权力来指定的,他本人或许是个重要的学术人物,但当他获得学术权力时,他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了,因为此时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为其权力雇主服务;其次,学术权威都是资深人士,他们的年龄一般都超过了学术创造的黄金周期,至少在科学研究上,一个人产生创造性思想的黄金周期是在25~35岁之间,由此来看,所谓学术权威都是很荒谬的。王选在北大演讲时就风趣地说过:"我发现,在人们认为我是权威这个事情上,我真正是权威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说我在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可是我已经脱离第一线,高峰已经过去了,不干什么事情,已经堕落到靠卖狗皮膏药为生的时候了,却说我是权威。"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在学术研究上,只有学术荣誉而绝没有学术权威。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依附权力的时间太久,程度太深,学术权威基本上都是靠着权力来指定,因为谁掌握了学术权力,就可以用它来压制其竞争者,自由的学术讨论最终就变成学术权力的争夺。更重要的是,人们迷信权力,因而也迷信权威,认为权威作出的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更可靠的,这种观念实在是无知的表现及知识创新的大忌。本质上看,创新是反权威的。在学术研究上,权威与非权威并无高下,迷信权威则可能会给知识创新造成严重的伤害,因为学术权威肯定会压制不同学术观点来维护其既得学术利益。钱学森认为他年轻时就读过的加州理工学院是典型的创新型大学,主要就是因为"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中国大学缺乏创新精神》)权威会压制创新,但领导者究竟委托谁来鉴定创新成果或执行创新任务,这确实是个难题,如果不是简单地指定给某个学术权威,那么肯定就要采取更民主的程序才行。 其二,实用至上。领导者在任期内都要实现其政治承诺,所以他对知识创新有着强烈的心理预期及功利目的。他一般会这么考虑:把一项创新任务指定给某个学者去执行,拨付研究经费,并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在行政化的学术体制下,这个学者又会把该项任务层层分解给他的下属及学生,组成他的研究团队。但这样一来,在体制内的学术研究都不是出于自己的兴趣与爱好,而是出于学术权力的逼迫。为了尽快出成果,学术抄袭便成为捷径,以及重数量不重质量的浮躁学风等等……当代中国学术腐败之诸怪现象,多根源于此。这尤其对年青学者的伤害最大,此时他正处在创造性最强的思想黄金时期,本该潜心做出一流的成果,但却被逼迫着为导师或领导"打工",只能从事非己所愿的二、三流研究工作。因为年青学者的前途并不完全取决于他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而是取决于他能否适应学术圈内的游戏规则。前不久浙大海归博士的自杀事件,他在遗书上就写道:"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这多少反映出当前学术界的真实情况。丘成桐前几年站出来批评北大,也是因为"看到最近这几年中国的大学、中国的学术风气,比以前差很多,虽然待遇比从前好得多,但对年轻人的培养却越来越糟糕,发展到一定地步,我怕对国家有很大的害处",尤其"看到很多年轻人因为被打压而上不来,我愿意帮助这些无辜的年轻人。假如不指出这些问题,我觉得于心不忍。"在体制内,由于学术评审已被权力化了,学术的价值就被异化了,真正的知识创新其实对权力者的作用并不大,只有那些能够证明其权力合法性的实用知识才会受到重视。即,对权力者来说,他所关心的并不是一项创新成果有没有真正学术价值,而是它能不能证明他做出这个政治决定的正确性。学以致用,学而优则仕,学术级别行政化,院士副部级待遇,科研经费审批制度等等……实用主义的治学传统在中国根深蒂固,只有国家实际需要的学术研究才会受到重视与支持,学术价值与知识创新并不像领导者口头承诺的那样受到尊重,社会习俗就是如此,非少数天才或伟人就能扭转改造的,唯有期待未来社会之进步来逐渐改善。 其三,学术冷漠。学术权力化或行政化的最终结果就是导致学术冷漠。在体制内,真正创造性的思想是危险的,因为首先领导者宁肯把一项创新任务交给某个学术权威(其实他的创新能力已经大为衰退了),而不会把它交给一位资历、名望不够但却真正具有创新能力的中青年学术骨干,他这么做就会有政治风险,而且他也不能把握创新会不会取得成功,他认为交给学术权威显然要可靠些,至少暂时在舆论上可以说得过去,不会马上面临风险。但当这个学术权威获得某种强制性的学术权力时,他肯定就会压制那些不同观点的新思想出现,因为这是对他的权威的挑战,也是危险的。所以,自由的学术讨论在体制内是被暗中禁忌的,提出批评是要犯忌的,在学术圈里莫名其妙地就会得罪很多人。人们都说中国人是"爱面子"而不愿批评人,但"面子"其实就是权力的面具。自由讨论的学术风气不兴,则"人云亦云、客客气气"的学术风气必起,久而久之,就没人会真正地讨论学术问题,真正地重视学术创新,真正地尊重学术价值,最终导致学术冷漠。这股风气由来已久,非当代才形成,也算是一项文化传统。唐君毅对此有过一段绝妙评论,他说中国知识分子是非常聪明的,但"这个聪明本身,亦不会佩服他人的学问。因为以此聪明,如果我真了解他人的学问知识,则他人之学问知识,以为我所了解,而属于我,我不须佩服他人。如果我不了解,则与我不相干,我亦不须佩服他人。如果我的聪明够了解他人之聪明,则我有他人以上之聪明,不须佩服人。如果不够,则他人之聪明非我之所知,亦不须佩服人",所以"对他们自己以外之历史文化、社会人物,却很少敬意。在此点上,我即发现了其心灵大都是空虚无力的,而非常寂寞的。"⑺学术冷漠最终导致学术界普遍缺乏理性的认同精神,即使做出重大的知识创新也不会获得业内应有的理解、欣赏、承认与尊重,在重大研究方向上则无法凝聚群体力量,激发集体智慧,学者个体间彼此隔绝、防备、误解、敌视,就很难形成同个学术流派或体系,学术思想亦很难传承延续。我认为,这是中国学术界最坏的、也最可悲的精神境况。 由此可见,在体制内很难自发出现重大的创造性思想。在某些需要大型组织化的技术科学领域,或许可能出现某些重要技术性的突破,但在需要纯粹智力思考的理论科学领域,则很难有根本性的突破。当然不排除会有个别的突破,但整体上缺乏创新精神则是毋庸置疑的。权力者当然也希望体制内能产生天才,但他自己不能判断谁是天才,真正天才那种创造性的挑战与独立的精神也是他内心所不喜欢的,其实他更重视人才而不是天才;如果没有对学术的尊重、对异见的宽容、对民主的保障,权力者鼓励创新之举措实则都是自欺欺人。国家虽然投入了大力资金来支持创新,但这些并没有流向最有创造性的领域与个人,而是被体制层层分解消耗掉了,最终结果就是平庸的思想大行其道,真正有创造性的思想却被排斥在外,这是体制的通病。 那么,我们反过来问:在体制外能作出重大的知识创新吗?虽然没有文化资源的优势,但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可以不必去迎合领导者的意图,就像王家新说的那样"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这对知识分子来说应该是最重要的东西。最有创造性的思想往往是在体制外产生的,历史上最重要的学问,大多都是学者们孤奋的思想,而非出自官方的委派。再优秀的学者,粘上权势或功利后都会蜕质,他不能再纯粹地思考问题了。正是因为有众多的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自愿或不自愿留在了体制外,才维持了整个文化的生态平衡与创新活源,这是推动文化创新的基础性的精神力量。 但是,在体制外要想做出重大的知识创新,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首先,他们受到来自体制内的集体压制,他们无法获得诸如出版、评论、引用、获奖、职称、荣誉、地位、职务等这些学术权利,他们根本不会获得正式承认,完全是"局外人"。但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也无法独立构建知识创新所需的学术规训体系,最终还得依靠来自体制内的某种容忍或承认,这是他们生存境况最吊诡的地方:身在体制外而心向体制内。譬如国内核心学术期刊制度,就只是用来评职称的,完全不考虑民间思想的存在,而内部人的论文往往缴纳版面费后就能发表,其学术质量只能用庸俗不堪来形容,其"权威性"完全是由权力指定的,是虚假的、荒谬的学术权威,国内这么多核心期刊却没有一家具有真正的公信力与权威性;但奇怪的是,许多民间学术刊物或网站,只要产生较大影响以后,就会被莫名其妙地停办,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学术思想反倒很难立足和生存。但我最担心的还不是权力对学术的压制,因为再压制,只要你做出真有学术价值的知识创新,最终还是会被承认的,哪怕是在死后被承认,至少你个人在精神上是自由的、愉悦的和满足的。我最担心的是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根本就做不出真正有创造性的东西来,这是比不被承认更难受、比被受压迫更可悲、甚至比死更可怕的事情。而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一个重大的精神缺陷就是,由于他们受到歧视和压制而容易理智冲动,难以冷静、客观、系统地研究问题,经常把价值或道德判断参杂到纯粹知识创造的领域里来,并自视为发现真理但却受到迫害的先知或英雄;他们可能是活跃的思想家,但却非严谨的科学家。许多所谓的"民间科学家"和"先锋艺术家",都有某种狂妄偏执的精神倾向,这也不可能做出重大的知识创新。除受压制的心理因素外,这里面还有更深刻的文化心理结构原因,我们放到第四节再来详细讨论。 |
中国社会近30年来一直处在急遽转型的变革时代,想法设法快速致富是这个时代的普遍风气,人们没有耐心及精力来关注知识创新与文化积累,只有富裕健全之国民才会重视精神追求。随着经济结构内在的提升,国家文化建设已呈现星火燎原之势,但文化体制腐败也已至非改革不可之际。当前我们正好处在从经济改革向文化改革过渡的关键时刻。作为知识分子,必须把自己的热情从政治转向学术,只有做出重大的知识创新,我们才能真正推动时代的进步,否则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甚至是危险的。我希望通过本书的努力,能从纯学术的角度来把当代中国文化与政治问题分析透彻,而不是站在道德立场去作无谓的价值批判,少些火药味,多些书卷气。一个知识分子,如果没有做出一项具有创造性的学术成果,那就是他的耻辱,而如果他利用自己的学术权力来压制不同的学术观点,以此维护自身虚伪的学术地位,那就是赤裸裸的罪恶。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坚定地维护学术的价值和尊严,并且坚定地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反对任何集体的精神逼迫。作为个人,我们无力改变社会风气,但如果我们都能坚定自己的信念,那或许最终就能改变世界。空气中虽然还浸透着残冬的寒意,但毕竟春天已经来临--知识分子的春天已经到来。 (作者单位:聂荣臻教育促进会) 注释: ⑴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5、55、59页。 ⑵参见海德格尔1966年9月23日接受《明镜》杂志记者采访时的谈话。 ⑶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4月版,第65、75页。 ⑷弗·兹纳涅茨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译林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77页。 ⑸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34页。 ⑹弗·兹纳涅茨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译林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29-31、117-118页。 ⑺唐君毅:"我们的精神病痛",载于《台港暨海外学界论中国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494页。 ⑻徐复观:"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载于《台港暨海外学界论中国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87-88页。 ⑼沃尔特·李普曼:《公共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版,第258-259页。 ⑽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65页。 ⑾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12月版,第103、105页。 ⑿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译林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219-220页。 ⒀J.B.伯里:《自由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4、1页。 ⒁杜维明:"探究真实的存在:略论熊十力",载于《当代新儒家》,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4月版,第249-250页。 ⒂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52、55页。 ⒃埃德蒙·柏克:《自由与传统》,商务印书馆2001年1月版,第120页。 ⒄C·荣格:《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工人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25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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