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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毕星星：钱穆钱伟长叔侄八十自述与“万恶的旧社会” [打印本页]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7-14 17:34
标题: 毕星星：钱穆钱伟长叔侄八十自述与“万恶的旧社会”
钱穆钱伟长叔侄八十自述与“万恶的旧社会”

中国科技界的“三钱”一向为民众仰慕。一地一姓集中出现许多名家，一直是国内老百姓饶有兴趣的话题。钱伟长先生更加引人注意，是他的一门两名家，叔父钱穆是著名的中国史家。我最近注意到，这一对叔侄，恰好都在八十岁时，写了涉及家族的回忆文章。钱穆有《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钱伟长出版过《八十自述》。钱伟长先生2010年去世，重新翻读，了解上世纪江南一个普通家庭的艰难生存，想了很多。
他们的青少年时代，大体上在上世纪初到1940年代，即我们习惯指说的“旧社会”。除开日本侵略时期，说的大体应当是民国社会。
钱伟长家境贫寒，父亲39岁患病早逝，一弟一妹年幼。钱伟长家无地无房，靠父亲在乡村教小学勉强度日，父亲一旦去世立刻断了生计。父亲逝世以后3个月，母亲生下遗腹子妹妹，一家六口，简直没法过活。当地有个乡绅华倩朔慷慨相助，允诺他们住进华家余房，免租10年，有了一块安身之地。接着族人出面交涉，由钱氏怀海义庄长年捐供救济粮，全家才不至于饿肚子。日子极其艰难时，除了华倩朔的慷慨相助，钱家的孤寡还得到由怀海义庄长年捐供的救济粮，没有冻馁之虞，生活得以继续。一个科学天才少年时代，就是这样开始起航的。
民国时代的“义庄”，是一种家族内互助的社会慈善组织，苏浙一带很普遍，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钱氏故里还有很多旧地名，比如“老义庄场”、“新义庄”、“襄义庄”等等，门前往往是粮船靠岸的码头和宽阔平整的砖石铺的晒谷场，可见这里往日很风光的。苏浙一带义庄，起源于北宋，范仲淹相国时，借鉴佛教寺庙的庙产思路，用在宗族祠堂，就是由宗族里富有的家族捐出部分土地作为宗族的公产，依靠土地出租，或者经营的收入接济一族里的贫困户孤寡老弱。还有的宗族划出一定的份额，专门扶助族内子弟的学习和赴考的费用。范仲淹是苏州人，得范氏大倡，苏州府地面义庄最多。清代为了鼓励民间慈善事业发展，乾隆曾通令给予嘉奖保护，禁止宗族公产转让。几百年的传承，义庄的公产只增不减，规模越来越大。华家的老义庄曾经拥有几千亩土地，被称为“江南第一义庄”，其他姓氏的宗族也有或大或小的义庄。
再朝上追溯，钱伟长的祖父和父亲都短寿早逝，钱家两代人都接受过义庄的救济。钱穆的《八十忆双亲》里说，父亲去世那年，他才十二岁，他的大哥（即钱伟长之父）也不过十八岁，他们照祖上规矩在钱氏怀海义庄领取抚恤。他记得，在父亲去世的当年除夕，“午后，先兄去七房桥领取义庄钱米，……余一人独坐大门槛上，守候先兄，久久不见其归。”情景凄凉，凄凉之中又有丝丝暖意。同族人的帮助，他们一家渡过了难关。
钱穆的回忆录接着还有这样的记述，钱家大哥在常州读一年师范即毕业，回到家乡小学，因为有了职业和收入，母亲不让他们再领怀海义庄的抚恤了。但是大哥刚刚教学，薪水微薄，从前领取救济粮米还凑活过得去，依靠薪水反而难以糊口，钱穆在常州读书简直念不下去。这时，还是荡口小学里的旧师长，为钱穆申请得无锡县城中一个恤孤会的奖学金，钱穆才免于辍学。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钱伟长身上，他在《八十自述》中说到，苏州高中毕业时，立刻遇到了人生道路上又一个难关，升学呢还是就业。家庭十分困难，亟需就业养家。但以钱氏的天赋和抱负，当然是继续就学更有前程。这时，“幸有上海天厨味精厂创办人吴蕴初先生决定在全国设立清寒奖学金，公开考试选拔补助家境清寒的高中毕业生上大学，我决心一试，竟然录取。”　可见当时的慈善助学事业，已经不是一家一门一族，开始有了惠及全社会的组织。如果没有这些慈善组织的帮助，钱穆和钱伟长叔侄不会有他们日后在学术上的成就，中国定然缺少了一位国学大师和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钱穆、钱伟长叔侄的回忆中，像这样温情的文字还有许多，比如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讲到的他进常州府中学堂学习的经历。光绪末年（１９０８年），他和兄长在荡口的小学读书，那年常州府中学堂刚创始，他因为从小聪颖，老师鼓励他跳级，随兄长一届毕业班同学一起前往报考，起初别人都录取了，他本人未被录取。过了十来天，大哥已经打点行装准备启程上学，荡口小学收到通知说钱穆本人也录取了，体育老师钱伯圭连夜赶来通知，钱老师跟他的大哥讲：“今夜即速为汝弟整理衣物，明晨可随众行。至于床上枕被铺盖，我已代为筹措，明晨当径送船上，勿再操心。”因为“伯圭师知余家贫，仓促间不易办此一大事也。”——体育老师连上学的铺盖都替他准备好了。上路的那天，学校的校主，镇上的首富，还专门派管家把他们护送到无锡的火车上。回想当年，这类“感动中国”的事情，这片土地上自古以来就一直绵延不绝的。倒是今天，竟然听到有中学教师扣押高考录取通知书，等待学生家长送礼取回，让人惊愕。
民国年间，民间交往也诚信待人，绝少欺诈。待人以诚，人待以诚，乡民之间，没有那么多算计设防。盈余亏欠，清清爽爽，狡诈或无赖，令人不齿。钱家上一辈在世时，向镇上各店铺购买货物，按例不付款，到年终一并清结。钱穆父亲死后，一天上街打酱油，母亲让他带着钱去，买货付钱，店员不接。钱穆执意要付，店里坚决不收。他们说：你们家照例可以记账，急什么。没有办法，只好带钱回来，其他店铺也是这样。到了岁末，镇上各店铺派人四出收账，先收乡下，镇上又分区分家，这样排队下来，钱家经常排在午夜后，有时竟然有黎明才上门的。每当这个时候，母亲一定吩咐钱穆兄弟坐守死等，绝不能闭门拖欠下去。可见，店家并不歧视一个靠救济维持生活的寒家，仍然照例放心地接受他们赊账。欠账一方也诚实守信，坚守年终将赊账结清的约定。买卖双方的诚信交易，乡民和谐相处，这样一种君子之风，令人倍感温暖。
钱氏叔侄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不应该是个别现象。从他们的记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大体清晰的印象。那就是，民国年间的乡村，民间社会自组织能力很强，民间力量很强大，依靠民间力量，完全可以维持乡村社会的正常运转。在这样一个自治秩序里，乡村社会的救济制度健全完善。乡民在传统道德约束下生活，相互和谐共处。民国时期的乡村社会，大体是这个样子。
钱氏叔侄回忆叙述故乡社会风情，几乎没有提到过政府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这不奇怪。那时的乡村没有政府，政府管治只设置到县一级，县以下则是以士绅和宗族为主导的自治社会。如果不是将眼光专注盯着一些脱离常规的人和事，那时的乡村社会，从制度治理到秩序形成，可以说是成功的。
什么是旧社会?看看钱氏的回忆，那其实就是一个还保留着几千年文明积累的传统的中国社会。从政权运作，到民间自治，民众互助，形成了一个完整有序自治和谐的联合体。除非发生特殊事件，它一般不需要政府干预，权力介入。钱穆回忆里讲到，钱家的上一代起了诉讼，乡下没有政府的代表，双方要坐船到无锡城里的衙门去对簿公堂。这让我们想到了今天的比利时，大半年没有政府，社会还不是照常运转。所以有识者高论：不怕没政府，最怕没社会。
1949年的革命，宣言要彻底砸烂旧世界，建立一个和旧社会彻底决裂的新社会。国家权力向基层延伸，乡一级设立了政府，村一级也有了某种“准政府”的性质，承担着相应的管理职责。由于国家权力的高度强化，党政责任无处不在，乡村自治被摧毁。政府强化了管制职能，挤压了乡村社会的活动空间。尤其在人民公社制度时期，从种到收，吃穿出行，集市贸易，丧葬习俗，条条块块，管理不厌其细，乡村社会几乎失去了任何活动空间，一个充满活力自治自为的乡村社会奄奄一息。如此乡村管理，效果如何，人所共知。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发现了政府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乡村自治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于是才有了人民公社制度解体，村一级重新开始实行村民自治。与此同时，许多学者惊讶的发现，原来我们的“旧社会”，村民自治组织就相当成熟。可惜，在随后的新社会里，乡村自治和士绅管理一起被当作封建残余统统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新政权推行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实际上消灭了中国民间社会自治，中央政权一直延伸到乡村和每家每户，实行了一种没有民间社会的政府包办主义，和名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南辕北辙。六十年后的今天，才有学者提出来要重建民间社会，假如当年能把传统社会中原有的合理因素保留下来，今天的重建任务就不必从零开始。
想一想民国时代，乡公所无非一个乡长，一个乡丁。现在我们的乡政府，光班子就有五套。乡村自治，农业免了税，乡镇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纪检五套班子管什么？这样的政权机构设置，那个更合理？不用我多说。
钱穆《国史大纲》全书开章吿谕：“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钱穆的一生坚持信念，无疑同早年的家族经历有很大关系。中国传统社会，让他感受到了人间温情，他要用一生的研究来报答。今天来看，中国历史中这些合理的传统，原本可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继承演变成为新社会的积极因素。1949年的革命以后，我们动辄批判“万恶的旧社会”，一提起旧社会，仿佛种种都是罪恶。这显然和新政权的过度除旧布新有关。其实新社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新旧社会之间总有某种传承。传统的社会结构，没有必要完全打碎重建。某种程度上，继承比革除更重要。
钱穆终生没有回归大陆，我以为，这和他看到大陆彻底破坏旧有制度，消灭传统社会大有关系。他的绝望，很值得我们思考。
新社会都是从旧社会发育生长过来的，不要丑化旧社会。你想换个里外三新，不见得比旧衣服穿上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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