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讲述 叶龙/整理
ISBN978-7-5502-1958-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出版1月出版
39.80元
著者简介
讲述者：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1912年始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至1964年退休为止，期间曾获得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称号。1966年移居台北，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思想史》等。
记录整理者：叶龙，香港能仁书院前院长、能仁哲学研究所及中国文史研究所前教授及前所长。新亚书院哲学教育系及新亚研究所毕业，曾师从钱穆多年。后获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系荣誉文学士、教育文凭、香港大学哲学硕士及哲学博士。历任中学及大专文史科教师，讲述先秦诸子经济思想、中国经济史、史记导读、明清古文研究及中国佛教史等科目。著有《桐城派文学史》《桐城派文学艺术欣赏》《中国古典诗文论集》《王安石诗研究》《孟子思想及其文学研究》及《中国、日本近代史要略》等。
内容简介
1954至1955年期间，钱穆先生曾于香港新亚书院先后讲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两门课程，扼要地讲述了由上古春秋战国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及财政政策，并道出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法律、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评价政策和朝代兴亡之关系。
叶龙曾师从钱穆多年，详尽笔录及整理了先师两门课程的内容，对一些内容做出了补释，形成流畅易读的文章，在香港《信报》经评版陆续刊出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最后集结出版形成本书。本书不仅填补了钱穆先生缺乏经济专门史著作的遗憾，更令读者能够通过阅读中国经济史加深对钱穆先生其他著作的理解，以体悟钱穆先生强调要在文化传统一体性中做研究的教诲。
贯穿全书的主要经济问题包括农业经济及土地分配、基建及水利工程、工商业发展、货币制度改革、社会阶层现象、税制及徭役等。细读两千年的经济史，我们可以发现，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深受历史传统的影响。希望此书能够帮助读者解读目前推行政策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同时起到镜鉴作用，将有益的经验应用于今日商业社会，避免失败的教训重蹈覆辙。
试读
井田制的变迁
按照《春秋·公羊传》所说，所谓“井田”，“井”是灌溉单位，八家共用一井。一口井之水量可用来灌溉一井的田地所需。一井的土地，即中间一格100亩属“公田”外，其他每家100亩，共九格。但偶然亦有少去一、二格或多出一格者。
老子说：“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因老子非历史学家，其实古代村与村之间相距甚远。
约言之，井田是在小城圈之内，在封建制度下的小规模农业经济。
一个侯国之内，有君、卿、大夫、士等多个等级，各可分得相当于其地位的应得土地，所以百里大侯，所分到的地也不算多，等于后代的一名业主，由各大小封建主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佃户）耕种，但土地权则仍属封建主。
封建制度下之封建主将土地分配给佃农，是公平的，并无偏多偏少。故封建制度下之农民并无兼并，亦无贫富之分。
《左传·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云：“初税亩。”此条说明首次向农民收取农田税，却也间接说明了不征收田税时的贵族必有别的生活来源，此实乃井田制度。因封建时代，贵族均靠农民而生活，便是依赖井田制度而获得公田之收益。
《春秋·公羊传》解释：“初税亩”即是“履亩而税”，便是有一亩地，收一亩税。
又《春秋·谷粱传》言：“古者什一，藉而不税。”藉是“借”的意思，亦有“助”的意思。
又说：“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意即私田收成不佳，则错在官吏；公田收成不佳，则错在人民。这里所提及的“私田”和“公田”，即将一块土地划分成井字形的方块，即中间的一块为“公田”，其余八块则为“私田”。
“初税亩”者，即取消“公田”，将田按亩而税，收取十分之一。
其实，“初税亩”以前的井田制度，即“私田”由封建主借给佃农，但佃农得替封建主种“公田”，平心而论，这种制度，比罗马的奴隶制度平等得多了。
在井田制度时代，由贵族，即当时之封建地主派农业指导员负责协助扶植农民，在管教上之态度不能称为主人与奴隶间之从属关系，故有说私田收成坏责备官吏（农业指导员）；公田收成坏则责备农民。当时之井田制，“私田”由每家佃农各自耕作，“公田”则由八家合耕之。
当初推行井田制度时，情况理想。《诗经》中也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①”的诗句。渐渐地，农民萌生了尼采之哲学思想，大家不再勤力耕“公田”了，因此把“公田”废去，一律变为“私田”，不再有“公”、“私”之分，均改为征收十分之一的税。
综上而言，土地所有权观念之改变，乃由赋税制度之改变而来。西方专门讲革命，注重订规则；但中国则永无革命，中国之进步并非由革命而来。
《孟子》有云：“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孟子》书中所提及的“贡”、“助”、“彻”，均为古代之三种征税方法。
《孟子》中引《诗经》云“雨我公田”，《孟子》中又提到“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孟子时上距周代已有200年，《孟子》书中提出上述三种税收方法，认为“助”法最佳，“贡”法最劣。“贡”法是取数年来收成平均数照收十分之一；由于收成之好坏每年不同，收成好时有盈余，但荒年连肥料费都不足，故“贡”法不好。“助”法是随年岁好坏而收税，对农民有利。“彻”法是永远固定收取十分之一，不过每年要调查田亩。后来“贡”、“彻”二法并用。每100亩征收七担，收成好并不多收，坏则可报荒，所以租税制度很合理。
有“公田”、“私田”制度时，即有“还田”与“授田”，所有权属于贵族，废除此制前，当时分田公平，这是为要均劳逸，为要使“公田”有适当的照顾，但自废除此制后，农民便可多耕殖土地，便是要“尽地力之教”。
根据《汉书·食货志》所载，战国初年，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即百里平方）。当时封的大国面积为100方里，除去三分之一土地的山泽邑居，其他则可辟为600万亩田，完全耕作，谓之“尽地力”。预算农家有六万户，此处所论及之“尽地力”，是尚在格子线以内，仍在以100方里为中心的单位中。
后来商鞅在秦孝公时废井田。《史记》载曰：“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此项记载，至南宋朱子作《开阡陌辨》从此800年来遂成定论，一定至今。
“开”者，设置之意，或原来是墙而新开设一门之意。有人说商鞅废“井田制”而开发“阡陌制”，朱子以为不然。原意是，井田制是有阡陌，阡陌即是大田岸，后来没有阡陌了，即冲破了格子线而已。
百亩之田之格子线谓之封疆，封疆犹如大围墙，为古代贵族封建分割性之主要标志。封疆内之地便是井田，一井与另一井之间是隔了相当距离。井田的格子线一被冲破，政治上的封建制度亦随即被冲破了。
井田制度之所以要划成一方方的格子，乃是因为外防敌人，内以方便平均分配。
《战国策》中蔡泽有言：“决裂阡陌，以静民生之业而一其俗。”“民生之业”即是指农民之耕作。按照朱子的解释，有阡陌时即是当时有井田制度。农民所耕种之田地仍得归还封建主。但废除阡陌后，农民不论种多少田地，只缴赋税，土地已变成私有，民生便安定了。由此可证明井田制度是有的，历来以朱子的解释最为适当。
所以，《左传·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所记的“初税亩”，以及《史记》所记载的“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都证明了中国古代有井田制度。
来源: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