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7月27日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甘阳,刘小枫
说穿了,北大的“英文中国学”不过是想把西方的中国研究和汉学大规模移植到北大。他们所谓全球招聘“中国的英文中国学家”,不过就是招聘西方的中国研究和汉学培养出来的“西方的英文中国学家”,不然还能是什么呢?本来,这种招聘可以是常规的,多年来985大学各院系都有在海外招聘,回来的学者大多很快融入中国学术共同体,主要以中文讲课和写作。但北大现在的“英文中国学”全球招聘恰恰不正常,因为,建立“租界英文学堂”的目的,就是要这些招聘来的学者只用英文讲课和写作,建立地地道道的“租界学术”。这一“租界学术”只是英文学术共同体的从属,与中文学界无关,但却暗暗希望凌驾并统治中文学术界。这里的根本问题就在北大主事人从心里看不起中文,看不起中文学术,看不起中文学术界。他们要的就是北大克隆一个和西方一摸一样的英文学术单位,从而成为西方学术界的“附庸藩属”(参甘阳,“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 收入《文明.国家.大学》)。这种“租界学术”将会产生非常恶劣的深远影响,这就是告诫中国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放弃中文学术写作,完全转向英文生产,就像香港和新加坡一样。
本来,中国的北大有大批最优秀的中文中国学家,最有实力成为全球最强的“中国学”教学和研究共同体,但北大主事人看不上,他们根本不认为中文学术是学术,所以要另起炉灶打造所谓“中国的英文的中国学”――号称要在校内双聘30个“中国的英文中国学家”,全球招聘20个或40个“中国的英文中国学家”――我们可以断定北大校内其实找不出30个“中国的英文中国学家”,因为优秀的中国学者根本不齿当“中国的英文中国学家”,同样可以断定,全球招聘来的所谓“中国的英文中国学家”,当然不过就是西方的中国研究和汉学而已。说到底,北大主事人心目中其实只有一种“中国学”,那就是英文的西方中国研究和汉学。
四.中文北大的文明定位
在英文面前抬不起头来,认为只有英文是国际语言,只有英文是学术语言,这种“中文自卑心态”和“英文至上主义”几乎成了北大主事人的宗教信仰(据闻北大新的聘任考核制要求:每次考核必须要8个境外同行评审,无非要人人明白只有写英文才能留在北大)。这种弥漫性的语言自卑症,这种深入骨髓的文化自卑主义,实际恰恰已经成为阻碍中国思想学术文化创造性发展的致命痼疾,成为“实现中国梦”的最大障碍。北大主事人似乎不知道,中国思想学术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归根结蒂要用中文来创造,他们甚至不知道,中国文化主体性当然首先是中文的主体性,所以异想天开要“用英文中国学建构中国文化主体性”!更严重的是,北大主事人似乎不知道,北京大学是什么?北京大学不是什么?他们从来没想过,如果北大成为英文大学,北大算个什么?
我们以为,中国的大学改革走到今天,实在已有必要认真反思,在大学国际化的今天,中国的大学,尤其北京大学,究竟应该如何自处?国际化的重要性人人理解,但如果把大学国际化简单等同于英文流水生产线,甚至在人文社科领域把英文抬高到凌驾于中文之上的宰制性地位,势必对中国大学和中国思想学术文化造成灾难性后果。这里必须强调人文社科与理工科的根本差异:从理工科的角度看,北京大学全盘英文化或许没有什么关系,理工科的基本语言不是历史文化语言,而是数理语言,英文和中文对其都不过是辅助工具而已;但对人文社科来说,中文和英文意味着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因此从人文社科的立场看,北京大学如果全盘英文化,不仅是北大的自杀,而且是中国文明的自杀!这不是什么危言耸听:一个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文明不再用自己的母语思考写作,那就已经不再是一个文明,就是文明之死;一个国家的顶尖大学不用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思想学术,那就表明这个国家没有自己独立自主的学术传统,表明这个国家不是什么文明大国。
强调母语思考写作的重要性,强调中文学术的独立自主性,丝毫不意味要妄自尊大排斥英语或任何外国语文和文化,恰恰相反,我们不仅珍惜中文作为历史文化语言的不可替代价值,同样高度重视古希腊语,拉丁语以及现代英德法语等历史文化语言的价值,我们自己三十年来的学术工作主要研究西方从古希腊罗马直到现当代英美和欧洲的思想学术,并尽我们所能把西方文明的精华转化为中文学术的资源。但我们历来强调,中国学人对西学的研究是中文学术共同体的内在部分,其目的是为了中国思想学术文化的发展。中国学界尤其人文社科的真正国际视野和文明使命,是以母语思考写作的深度海纳百川地整合中西思想资源,从而最大程度地发展中文思想学术文化,而绝不是鹦鹉学舌地发表毫无价值的所谓英文论文,更不是要拘囿于英文中国研究和汉学的小天井中。鼓吹英文发表至上,恰恰反映了北大主事人完全不理解中文学术界真正的国际视野和文明使命,对中文学术界在西方学术和中国思想两个方面的真正目标和艰苦积累都毫无所知。而实际上,今日的“英语至上主义”根本不是对英语思想学术传统的尊重和研究,只不过是公文化程式化的英文制作而已――这次对北大英文学堂最深刻最激烈的批判,恰恰首先来自北大英语系多位优秀学者,很能说明问题。
简言之,如果中国学人无论研究中国还是研究西方,都必须以英文写作英文发表,那就意味着中国将没有自己的中文思想学术文化可言,当然也就根本谈不上还有中国文化的发展,更不用说什么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了。在大学国际化/全球英文化的时代,这种危险非常现实甚至已经非常迫近――各大学隐性的变相的诱逼学者专事英文生产(例如每次考核必须要8个境外同行评审,只承认英文发表才是“一流”成果,等等),客观上就是在阻碍甚至斩断中文思想学术文化的生机。
正因为如此,必须强调,中国的崛起必然意味中文权利的伸张,而非英文霸权的强化;中国文明的复兴必是汉语表达的复兴,而不是贫乏的Yes/Ok/Wow。简言之,中国梦必然是中文之梦,不是英文之梦!不管理工科背景的大学校长们能否理解这一点,如果他们真的认同中国梦,他们就必须警惕并自觉抵制中国大学的全盘英文化。如果他们真的希望中国文明复兴,他们就应该看到,在中国的大学中贬低中文的学术地位,否认中文学术的正当性,无异于中国大学的“去中文”化乃至“去中国化”――“去中文”正是最彻底意义上的“去中国化”。如果北京大学带头走向“全盘英文化”和“全盘去中文”,中国其他大学也纷纷仿效,那就意味中国大学在走向“全盘去中国化”――这种“去中国化”远远比台独港独的“去中国化”更为致命更具颠覆性,因为这等于中国文明的彻底自我颠覆自我殖民化,还谈什么中国文明的复兴。因此,北大的全盘英文化改革方向,绝非什么要不要“国际化”的问题,而首先是要“中国化”还是“去中国化”的生死之争。
我们只能希望,北大主事人只是“国际化”情急,应该还不至于糊涂到主张:“复兴中国梦”必须用英文,“构建中国文化主体性”必须“去中文”。我们只能希望他们能理解一个常识道理:一个文明的根基和灵魂乃在其语言文字,中文就是中国文化的命脉。中国文明的主体性首在“中文的主体性”,离开了中文,还有什么中国文明?还有什么中国主体性?还能“构建”什么“中国文化主体性”?“中国的中国学”或“北大的中国学”当然必须用中文,这难道还需要论证吗?北京大学作为中国文教的庙堂所在,不言而喻必须是“中文北大”,如果北大放弃中文而变成“英文北大”,北京大学还是北京大学吗?
北大之所以为北大,在于她是一个象征,从京师大学堂起,她就代表中国文教传统的精神传承,代表中国文明依托现代大学机制自我复兴的努力,北大命定以中文讲授和中文著述的方式担当中国文明的继往开来!北大不是也永远不应是西方英文大学的“附庸藩属”。北大对中国文明的担当,首先就是对中文的担当!北大的傲气,首先来自中文的自傲,北大的灵性,植根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灵性。在北京大学,中文的地位必须高于英文!如果没有了中文,北大在精神上还有什么可自傲的?如果没有了中文,北大还会有什么灵性?在北大,如果把英文抬高到凌驾于中文之上的宰制性地位,那就是对北大文明属性的自我背叛!如果推动北大走向全盘英文化,试图把北大转换成英文大学,那就是在根本上阉割中国文明!
五.“燕京项目”应该废弃
北大办燕京学堂从头就是一个错误。众所周知,这个项目是被隔壁的苏世民项目逼出来的,而且让我们这些校友郁闷的是,北大颇不光彩地亦步亦趋模仿邻居:人家是一年学制,北大也一年学制,人家六个领域,北大也六个领域。北大主事人对这个项目明显缺乏任何深思熟虑,更没有起码的科学论证(例如“中国的英文中国学”到底是什么?)。这个项目真的不应该为了校方的面子再勉强上马,而应从北大的根本利益出发彻底废弃。
我们必须问:北大要办燕京英文学堂的最根本理由到底是什么?在受到校内外的普遍质疑以后,北大主事人在各种场合反复讲同一个故事,作为北大办英文学堂的最大理由:“去年秋天哈佛大学校长在新生入学时的讲话,我们听后特别有感触,她说,欢迎同学们,你们来自全世界110个国家,哈佛这一届有多少个学生呢?1600多人,却有着如此丰富多元的国际和地域背景,我们什么时候能赶上人家,这个雄心要有”。这话听上去充满雄心壮志,充满担当,北大赶上哈佛,多么有志气!但这个故事到底要说明什么呢?
如果这是希望北大生源应尽可能具有丰富多元的国际和地域背景,我们非常赞成。让我们一起想象这样的北大愿景:2020年或2030年,北大招生3000人来自200个国家,至少一半学生母语不是中文。我们非常乐见这一愿景。唯一的问题是:那时的北大,全校法定语言应该是什么?是中文,还是英文?我们认为,北大主事人有必要对北大人,对全体中国人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在他们心目中,作为愿景的未来北大的法定语言应该是什么?中文,还是英文?或者说,在北大主事人心目中,未来的中国学生应该说什么语言?中文,还是英文?
同样,北大主事人说:“我们实现中国梦,如果没有一两个和人家平起平坐的大学,那么这个中国梦就不圆满”。这话我们非常赞成。但是,我们同样希望北大主事人能够诚实地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大学要“和人家平起平坐”,是否意味中国的大学必须转为英文大学?中国的中文的大学是否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和人家平起平坐”?
我们非常希望北大主事人能够开诚布公地说出他们内心深处的想法。如果对上面两个问题的答案是:未来北大的法定语言应该是英文,因为只有一个英文大学才能“和人家平起平坐”,那么,北大开办英文学堂是有理由的,是为今后北大全面英文化作准备。
但是,如果北大主事人的回答和我们一样是:北大的法定语言当然永远是中文,北大的目标就是要以一个中文大学的身份“和人家平起平坐”,那么,我们必须说,作为北大愿景象征第一步的所谓燕京学堂,其语言当然应该是中文,怎么可以是英文呢?谨始以正开端,既然这个学堂是为以后北大学生国际化多元化作准备,既然未来不管北大学生多么国际化多元化,中文都是所有北大学生的法定语言,那作为北大国际化第一步的新学堂竟然用英文不用中文,岂非莫名其妙?这个学堂到底为什么目的而办?
大家当然都知道,哈佛学生虽来自110个国家操数十种语言,但他们全被哈佛要求必须听说读写美国人的母语,这正是哈佛对美国的担当!如果哈佛有一天放弃了英语而要求所有哈佛学生都必须听说读写中文,那就意味着哈佛背叛了美国,投靠了中国!北大主事人从哈佛到底学到了什么?应该学到什么?难道北大主事人的意思是想说,因为哈佛说英语,所以北大也应该说英语?哈佛是要对美国有担当,那么北大呢?北大应该对美国有担当?还是对中国有担当?
我们不免担心,在北大主事人的心目中或至少下意识中,是否多少认为只有英文的大学才能“和人家平起平坐”,因此觉得北大未来的法定语言也应该改为英文,所以,北大进入21世纪的最重大战略发展举措,就是应该先办燕京英文学堂作为先导。但,这是一个北大校长应有的理念和抱负吗?如果这样,中国的北京大学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只能希望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们只能希望,北大主事人与我们一样坚决主张,北大校长的担当自然是“中文北大”的担当!也和我们一样坚决主张:任何人如果没有“中文北大“的担当,反而怀抱“英文北大”的担当,那就没有资格担任北大校长。我们希望,北大主事人与我们一样坚信:北大对中国的担当,北大对自身的担当,就是要以一个中国人的中文大学身份“和人家平起平坐”!北大的法定语言当然永远是中文,不管今后北大国际化的程度多高,所有进入北大的学生,不管来自哪个国家说什么语言,都必须听说读写北大人的母语,中国人的母语――中文!
但如果这样,北大还有任何理由要办一个英文燕京学堂吗?
六.“中国学”还需要依赖西方进口吗?
事实上,现在已经可以预料,在校内外一片反对声中,北大的“租界学堂计划”必将被迫步步后退,最后名存实亡。后退的第一步是“租界”被迫退出静园。百分之九十北大学生强烈反对占领静园,这对校方是巨大压力,众怒难犯,退出静园乃必然之事;后退的第二步是被迫降低“租界学生”豪华奖学金,以免教育极端不公平之抨击;后退的第三步是很可能不得不延长“租界学堂”学制,这关乎北大学术尊严。后退的第四步是,北大校方将被迫对北大教授们承认,这个一年制硕士项目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学术计划,更不是重大学术发展计划,本来,一个一年制硕士项目怎么可能承担学术之重?后退的第五步是,北大主事人今后再不能说,这个非学术硕士项目是“北大进入新世纪以来最重大的战略举措”,毕竟这本来就荒谬。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这五步后退之后,所谓“燕京计划”实际已经名存实亡,更多成了北大主事人的“鸡肋”。为了面子,迁到勺园等处勉强开办也只能是北大非学术的“继续教育项目”之一而已。但既然如此,我们必须郑重指出,北大原来宣布的要以哈佛教授薪酬标准全球招聘20到40个所谓“中国的英文中国学家”,是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允许的――为一个非学术一年制硕士项目特聘几十个最高薪酬教授,不仅是巨大的资源浪费,而且是对学术的极大嘲弄,是对北大现有教授们的公然糟践。
更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在所谓“中国学“领域,中国还需要依赖西方进口吗?在“中国学”领域,难道我们没有充分理由要求,全球所有从事中国研究的人都必须首先中文过关,能够用中文与中国学者交流,否则他们有什么资格做“中国学家”?北大不坚持中文作为中国研究的基本要求,反而搞什么“英文中国学”,这不是自我糟蹋自我作践吗?全球招聘“中国学家”要求英文而不是中文作为基本资格,岂不是最野蛮地践踏基本学术规范和准则吗?如果不是被“英文崇拜”鬼迷了心窍,怎么可能有中国研究也必须用英文发表才算“一流”的荒谬潜规则?怎么可能有必须先到西方去招聘“中国学家”的预设?怎么可能有“西方的中国学家“一定比中国学者高明所以要高薪聘请的道理?“中国学家”难道不应该首先在中国招聘?以我们的了解,北大和其他985大学近年培养的中国文史方面的博士很多都非常出色,尤其在功底扎实方面远超西方大学培养的同类博士,为什么不优先考虑中国自己千辛万苦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所有这些如果不是因为“英文霸权”,有什么理由?
与理工科不同,在所谓“中国学”领域,中国与西方只有差异,不存在差距,根本不存在中国学界需要赶超“世界一流”这回事!在中国研究方面,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平等交流早已非常频繁,北大的做法恰恰以薪酬不平等方式强行把学术平等关系变成学术不平等关系,毫无根据地想象西方学界一定高于中国学界,这根本是对今日学术大势极端无知的表现。事实上,在中国研究领域,除了特殊情况,北大和985大学今天已经没有什么必要聘请西方中国研究和汉学领域的学人,在这方面,西方学界并没有任何优势可言,除非你认为英文就是优势。在中国研究方面,辛德勇教授现在广为人知的名言(“哈佛有一个教授算一个,我们都可以和他们平起平坐”)并非口出狂言,而是许多有学问有见识的中国学者的普遍共识。老实说,在中国研究领域,西方学界除了少数确实优秀的学者以外,多数学者的特点也就是英文娴熟,很多不过是转述或转译中国学问的常识而已。而众所周知,在对现当代中国的研究方面西方学者更是充满文化政治各种意识形态偏见。至于那些满篇套用各种新潮理论术语的西方论文和著作,通常恰恰是最差的而且很多不过是垃圾,新术语新理论更多是用来掩饰学术训练不足,功底薄弱和思想空洞的门面而已。只有那些自己没有学问的人才会对这些垃圾顶礼膜拜。
中国大学要“结束留学运动”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第一个应该而且已经可以结束留学的领域,第一个不需要再从西方进口的领域,自然就是“中国学”了。北大如果在“中国学”方面都没有自信可以不再依赖西方进口,反而不假思索地以为在这个领域仍然需要年年进口,永远进口,那么,试问,北大还有什么希望可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以自己永远不如人家的心态去追求一流大学,一万年以后也仍然只可能是三流大学。最近网上广为流传的一则帖子是:“当某些学生放弃港大选择北大的时候,某些北大领导正致力于把北大变成港大”。这真是一语道破天机。我们之所以不得不写这篇文章,也是因为我们担心,北大主事人的北大改造目标,不是要把北大办成中国的北大,甚至也不是把北大办成中国的哈佛,而是将把北大变成“北港大”或三流英文分校。
七.“中国学者”时代
2003年北大改革时我们曾发表“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十年过去,2014年正好是胡适发表“非留学篇”一百年,我们十年前提出的问题不但依然有效,甚至更加迫切了。让我们以十年前的期盼继续呼唤“中国学者时代”的来临:
“伟大的大学必有其精神,但这种精神并非凭空而生,而必然植根于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强烈要求自主独立的精神之中。中国现代大学的精神起源毫无疑问地植根于九十年前胡适那一代留学生刻骨铭心的感受:“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天下之大耻,孰有过于此者乎!留学者我国之大耻也!”中国现代大学的真精神和真生命乃全在于对这一大耻的自我意识中。这是对一个伟大文明能够独立自主并获精神重生的正大光明的自我期许。认同这种独立自主性和精神文化自我期许的人,必立足于伟大的中国语言文字,必期待未来将是“中国学者“的时代。优秀的年轻代“中国学者”当有这样的自信:我们依赖的日子,我们向外国学习的漫长学徒期,就要结束。” (甘阳,“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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