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序 - 《教师生活365》网[师慧园]论坛

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关于两代人从巨流河落到哑口海的故事。二十世纪，是埋藏巨大悲伤的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犹太人写他们悲伤的故事，至今已数百本。日本人因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惹来了两枚原子弹，也写个不休。中国人自二十世纪开始即苦难交缠，八年抗日战争中，数百万人殉国，数千万人流离失所。殉国者的鲜血，流亡者的热泪，渐渐将全被湮没与遗忘了。

我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心灵上刻满弹痕。六十年来，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奋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1947年我大学毕业，在上海收到一张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台湾大学临时聘书”来外文系任助教。当时原以为是一个可以继续读书的工作，因在海外而添了些许魅力。两年后，一九四九年底，我父亲由重庆乘最后一班飞机来到台湾的情景令我惊骇莫名；一直相信“有中国就有我”的他，挫败、憔悴，坐在我们那用甘蔗板隔间的铁路宿舍里，一言不发，不久即因肺炎被送往医院。在家人、师生眼中，他一直是稳若泰山的大岩石，如今巨岩崩塌，坠落，漂流，我五十一岁的父亲从“巨流河”被冲到“哑口海”。

六十年来在台湾，我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为他人作品鼓掌喝彩，却无一字一句写我心中念念不忘的当年事——郭松龄在东北家乡为厚植国力反抗军阀的兵谏行动；抗日战争初起，二十九军浴血守华北，牺牲之壮烈；南京大屠杀，国都化为鬼蜮的悲痛；保卫大武汉时，民心觉醒，誓做决不投降的中国人之慷慨激昂；夺回台儿庄的激励；万众一心，一步步攀登跋涉湘桂路、川黔路奔往重庆，绝处求生的盼望；漫长岁月中，天上地下，在四川、滇缅路上誓死守土的英勇战士的容颜，坚毅如在眼前；那一张张呼喊同胞、凝聚人心的战报、文告、号外，在我心中依然墨迹淋漓未干。那是一个我引以为荣，真正存在过的，最有骨气的中国！

为了长期抗战，在大火焚烧之中奔往重庆那些人刻骨铭心的国仇家恨，那些在极端悲愤中为守护尊严而殉身的人；来台初期，单纯洁净地为建设台湾而献身、札根，不计个人荣辱的人。许多年过去了，他们的身影与声音伴随我由青壮，中年，一起步入老年，而我仍在蹉跎，逃避，直到几乎已经太迟的时候。我惊觉，不能不说出故事就离开。

此书能完成，首先要感谢学术翻译名家、“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所长单德兴先生的信心与坚持。多年前，他计划做一系列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在台湾发展的访谈，邀我参加。我认为自己并不知全貌，可谈较少，半生以来，想谈的多是来台湾以前的事。他认为治学和人生原是不可分的，又再度热诚邀访。遂自2002年秋天起，与原拟访问我谈女性处境的赵绮娜教授一起访问我十七次。不料，访谈开始不久，德兴的母亲、我的丈夫前后住进加护病房。那一段时期，我思想涣散，无法思考访谈大纲与布局，也无法做所需资料的准备，所谈多是临时记忆，主题不断随记忆而转移。尔后，我花了一年时间，挟着数百页记录稿奔走在医院、家庭，甚至到美国“万里就养”的生活里。晨昏独坐时，我试着将散漫口语改成通顺可读的文字，但每试必精疲力竭；大至时光布局，小至思考幽微之处，口述常不能述及百分之一。我几度罢笔，甚至信心全失，但它却分分秒秒悬在我心上，不容我安歇。

直到2005年初春，我似那寻觅筑巢的燕子，在桃园山峦间找到了这间书房，日升日落，身心得以舒展安放，勇敢地从改写到重写。在这漫长的五年间，德兴从访谈者成为真心关切的朋友，安慰，鼓励，支持。不仅是点燃火炬的人，也是陪跑者。世间有这样无法回报的友情，只能用他虔信的佛教说法，是善缘。但缘分二字之外，我仍有不尽的感谢。

惠绵是我“错过了却跑不了”的学生。她念研究所时原应上我的“高级英文”课，因需做重大的脊椎侧弯矫正手术而错过了。第二年她回校上课，换我遭遇车祸，一年未能回到教室。但她常常随原来那班同学，驶着轮椅到医院看我，甚至爬上三层楼梯到家里看我。对于她，我有一份患难相知的深情。她奋斗不懈，终于修得学位、留校任教，如今已是中国戏曲表演理论专家，我甚感欣慰。2006年她在与赵国瑞老师邀集的一场春酒宴上，看到我不用计算机纯手工写出三十多页文稿，感到十分惊喜。惠绵说，她要帮我整理口述记录的全部大纲，要帮助我继续写下去。

在这场春酒之后十天左右，简媜的一封信好像从天上掉下来，到了我的书房。她说看了我的初稿，听惠绵说我正在孤军奋战，“需兵力支持。若您不弃，我很愿效绵薄之力，让这书早日完成”。这样诚意的信由简媜这样的作家写来，只能说是天兵天将降临。收到她的信，我在屋里走过来踱过去，不知如何能压得住迸发的欢呼。

这两位聪慧的小友，成了我的超级援军。从此，她们联手用了许多心思，以各种语气催促我写下去；逼重了怕我高龄难挨，轻了怕我逃避拖延。表面上打哈哈，语气里全是焦急。渐渐地，她们由援军升为督军。简媜在她美国之行报平安的信中，居然问我：“您大学毕业了没？”——她临走的时候，我仍徘徊在第五章抗战胜利与学潮的困苦中。

感谢哈佛大学讲座教授王德威以“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这样切中我心的评论，为此书做真正的导读。他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家，兼蓄历史眼界与文学胸襟，对我所写的时代和家乡有深刻的了解，也因此能见人所未见，点明这是一本“惆怅之书”。书中人物有许多也是他生命中的人物，自幼耳闻目睹，他知道他们打过的每一场仗，跑过的每一条艰难路，知道他们所秉持的理想和圣洁的人性光辉，决不能粗陋地以成败定英雄。感谢他鼓励我，回应时代暴虐和历史无常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文学书写超越政治成败的人与事。

书写前，我曾跟着父母的灵魂作了一趟返乡之旅，独自坐在大连海岸，望向我扎根的岛屿。回到台湾，在这间人生最后的书房，写下这一生的故事。即使身体的疲劳如霜雪重压下的枯枝，即使自知已近油尽灯枯，我由故乡的追忆迤逦而下，一笔一画写到最后一章，印证今生，将自己的一生画成一个完整的圆环。天地悠悠，不久我也将化成灰烬，留下这本书，为来自“巨流河”的两代人做个见证。

齐邦媛教授是台湾文学和教育界最受敬重的一位前辈，弟子门生多恭称为"齐先生"。邦媛先生的自传《巨流河》今夏出版，既叫好又叫座，成为台湾文坛一桩盛事。在这本25万字的传记里，齐先生回顾她波折重重的大半生，从东北流亡到关内、西南，又从大陆流亡到台湾。她个人的成长和家国的丧乱如影随形，而她六十多年的台湾经验则见证了一代"大陆人"如何从漂流到落地生根的历程。

类似《巨流河》的回忆录近年在海峡两岸并不少见，比齐先生的经历更传奇者也大有人在，但何以这本书如此受到瞩目？我以为《巨流河》之所以可读，是因为齐先生不仅写下一本自传而已。透过个人遭遇，她更触及了现代中国种种不得已的转折：东北与台湾--齐先生的两个故乡--剧烈的嬗变；知识分子的颠沛流离和他们无时或已的忧患意识；还有女性献身学术的挫折和勇气。更重要的，作为一位文学播种者，齐先生不断叩问：在如此充满缺憾的历史里，为什么文学才是必要的坚持？

而《巨流河》本身不也可以是一本文学作品？不少读者深为书中的篇章所动容。齐先生笔下的人和事当然有其感人因素，但她的叙述风格可能也是关键所在。《巨流河》涵盖的那个时代，实在说来，真是"欢乐苦短，忧愁实多"，齐先生也不讳言她是在哭泣中长大的孩子。然而多少年后，她竟是以最内敛的方式处理那些原该催泪的材料。这里所蕴藏的深情和所显现的节制，不是过来人不能如此。《巨流河》从东北的巨流河写起，以台湾的哑口海结束，从波澜壮阔到波澜不惊，我们的前辈是以她大半生的历练体现了她的文学情怀。

《巨流河》是一本惆怅的书。惆怅，与其说齐先生个人的感怀，更不如说她和她那个世代总体情绪的投射。以家世教育和成就而言，齐先生其实可以说是幸运的。然而表象之下，她写出一代人的追求与遗憾，希望与怅惘。齐先生出身辽宁铁岭，六岁离开家乡，以后十七年辗转大江南北。1947年在极偶然的机会下，齐先生到台湾担任台大外文系助教，未料就此定居超过六十年。从东北到台湾，从六年到六十年，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她魂牵梦萦的原籍，一个是她安身立命的所在，都是她的故乡。而这两个地方所产生的微妙互动，和所蕴藉的巨大历史忧伤，我以为是《巨流河》全书力量的来源。

东北与台湾距离遥远，幅员地理大不相同，却在近现代中国史上经历类似命运，甚至形成互为倒影的关系。东北原为满清龙兴之地，地广人稀，直到1870年代才开放汉人屯垦定居。台湾孤悬海外，也迟至十九世纪才有大宗闽南移民入住。这两个地方在二十世纪之交都成为东西帝国主义势力觊觎的目标。1895年甲午战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台湾与辽东半岛同时被割让给日本。之后辽东半岛的归属引起帝俄、法国和德国的干涉，几经转圜，方才由中国以“赎辽费”换回。列强势力一旦介入，两地从此多事。以后五十年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而东北历经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终于由日本一手导演建立满洲国。

不论在文化或政治上，东北和台湾历来与"关内"或"内地"有着紧张关系。两地都是移民之乡，草莽桀骜的气息一向让中央人士见外。两地也都曾经是不同形式的殖民地，面对宗主国的漠视和殖民者的压迫，从来隐忍着一种悲情和不平。《巨流河》对东北和台湾的历史着墨不多，但读者如果不能领会作者对这两个地方的复杂情感，就难以理解字里行间的心声。而书中串联东北和台湾历史、政治的重要线索，是邦媛先生的父亲齐世英先生。

齐世英是民初东北的精英分子。早年受到张作霖的提拔，曾经先后赴日本、德国留学。在东北当时闭塞的情况下，这是何等的资历。然而青年齐世英另有抱负。1925年他自德国回到沈阳，结识张大帅的部将、新军领袖郭松龄。郭愤于日俄侵犯东北而军阀犹自内战不已，策动倒戈反张，齐世英以一介文人身份慨然加入。但郭松龄没有天时地利人和，未几兵败巨流河，并以身殉。齐世英从此流亡。

“渡不过的巨流河”成为《巨流河》回顾忧患重重的东北和中国历史最重要的意象。假使郭松龄渡过巨流河，倒张成功，是否东北就能够及早现代化，也就避免“九一八”、西安事变的发生？假使东北能够得到中央重视，是否满洲国就无法建立，也就没日后的抗战甚至国共内战？但历史不是假设，更无从改写，齐世英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他进入关内，加入国民党，负责东北党务，与此同时又创立中山中学，收容东北流亡学生。抗战结束，齐世英奉命整合东北人事，重建家乡，却发现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贪腐无能，听任俄国人蹂躏东三省。中共崛起，东北是首先失守的地区，国民党从这里一败涂地，齐世英再度流亡。

齐世英晚年有口述历史问世，说明他与国民党中央的半生龃龉，但是语多含蓄，而他的回忆基本止于1949年。《巨流河》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出于一个女儿对父亲的追忆，视角自然不同，下文另议。更值得注意的是《巨流河》叙述了齐世英来到台湾以后的遭遇。1954年齐世英因为反对增加电费以筹措军饷的政策触怒蒋介石，竟被开除党籍；1960年更因与雷震及台籍人士吴三连、许世贤、郭雨新等人筹组新党，几乎系狱。齐为台湾的民生和民主付出了他后半生的代价，但骨子里他的反蒋也出于东北人的憾恨。不论是东北 ,还是台湾，不过都是蒋政权的棋子罢了。

齐先生对台湾的一往情深，不必等到九十年代政治正确的风潮。她是最早重视台湾文学的学者，也是译介台湾文学的推手。她所交往的作家文人有不少站在国民党甚至“大陆人”的对立面，但不论政治风云如何变换，他们的友情始终不渝。齐先生这样的包容仿佛来自于一种奇妙的，同仇敌忾的义气：她“懂得”一辈台湾人的心中，何尝不也有一道过不去的巨流河？现代中国史上，台湾错过了太多，也被辜负了太多。像《亚细亚的孤儿》和《寒夜三部曲》这类作品写的是台湾之命运，却有了一位东北人做知音。

巨流河那场战役早就灰飞烟灭，照片里当年那目光熠熠的热血青年历尽颠仆，已经安息。而他那六岁背井离乡的女儿因缘际会，成为白先勇口中守护台湾"文学的天使"。蓦然回首，邦媛先生感叹拥抱台湾之余，"她又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而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巨流河》因此是本迟来的书。它是一场女儿与父亲跨越生命巨流的对话，也是邦媛先生为不能回归的东北、不再离开的台湾所作的告白。

《巨流河》见证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国和台湾史，有十足可歌可泣的素材，但齐邦媛先生却选择了不同的回忆形式。她的叙述平白和缓，即使处理至痛时刻，也显示极大的谦抑和低回。不少读者指出这是此书的魅力所在，但我们更有不妨思考这样的风格之下，蕴含了怎样一种看待历史的方法？又是什么样人和事促成了这样的风格？

在《巨流河》所述及的众多人物里，我以为有四位最足以决定邦媛先生的态度：齐世英、张大飞、朱光潜、钱穆。如上所述，齐世英先生的一生是此书的“潜文本”。政治上齐从巨流河一役到国民党撤离大陆，不折不扣的是个台面上的人物，来台之后却因为见罪领袖，过早结束事业。齐邦媛眼中的父亲一身傲骨，从来不能跻身权力核心。但她认为父亲的特色不在于他的择善固执；更重要的，他是个“温和洁净”的性情中人

正因如此，南京大屠杀后的齐世英在武汉与家人重逢，他“那一条洁白的手帕上都是灰黄的尘土……被眼泪湿得透透地。他说：‘我们真是国破家亡了。’”重庆大轰炸后一夜大雨滂沱，“妈妈又在生病……全家挤在还有一半屋顶的屋内……他坐在床头，一手撑着一把大雨伞遮着他和妈妈的头，就这样的等着天亮”……晚年的齐世英郁郁寡欢，每提东北沦陷始末，即泪流不能自已。这是失落愧疚的眼泪，也是洁身自爱的眼泪。

怀抱着这样的标准，齐邦媛写下她和张大飞的因缘。张大飞是东北子弟，父亲在满洲国成立时任沈阳县警察局长，因为协助抗日，被日本人公开浇油漆烧死。张大飞逃入关内，进入中山中学而与齐家相识；七七事变他加入空军，胜利前夕在河南一场空战中殉国。张大飞的故事悲惨壮烈，他对少年齐邦媛的呵护成为两人最深刻的默契，当他宿命式地迎向死亡，他为生者留下永远的遗憾。

齐邦媛笔下的张大飞英姿飒飒，亲爱精诚，应该是《巨流河》里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他雨中伫立在齐邦媛校园里的身影，他虔诚的宗教信仰，他幽幽的诀别信，无不充满青春加死亡的浪漫色彩。但这正是邦媛先生所要厘清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容如此轻易归类，因为那是一种至诚的信托，最洁净的情操。我们今天的抗战想象早已被《色•戒》这类故事所垄断。当学者文人口沫横飞的分析又分析爱玲式的复杂情事，张大飞这样的生，这样的死，反而要让人无言以对。面对逝者，这岂不是一种更艰难的纪念？

上个世纪末，75岁的邦媛先生访问南京阵亡将士纪念碑，在千百牺牲者中找到张大飞的名字。55年的谜底揭开，尘归尘，土归土，历史在这里的启示非关英雄，更无关男女。俱往矣——诚如邦媛先生所说，张大飞的一生短暂如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如此而已，却是“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那般灿烂洁净”。

朱光潜先生是中国现代最知名的美学家，抗战时期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因为赏识齐邦媛的才华，亲自促请她从哲学系转到外文系。一般对于朱光潜的认识止于他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或是《悲剧心理学》，事实上朱也是三十年代“京派”文学的关键人物，和沈从文等共同标举出一种敬谨真诚的写作观。但这成为朱日后在大陆学界争议性的起源。1935年鲁迅为文批评朱对文学“静穆”的观点，一时沸沸扬扬。的确，在充满“呐喊”和“彷徨”的时代谈美、谈静穆，宁非不识时务？

齐邦媛对朱光潜抗战教学的描述揭露了朱较少被提及的一面。朱在战火中一字一句吟哦、教导雪莱、济慈的诗歌，与其说是与时代脱节，不如说开启了另一种响应现实的境界——正所谓“言不及己，若不堪忧”。某日朱在讲华兹华斯的长诗之际，突有所感而哽咽不能止，他“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就此令人注意的不是朱光潜的眼泪，而是他的快步走出教室。这是种矜持的态度了。朱的美学其实有忧患为底色，他谈“静穆”哪里是无感于现实？那正是痛定思痛后的豁然与自尊，中国式的“悲剧”精神。然而狂飙的时代里，朱光潜注定要被误解。五十年代当他的女弟子在台湾回味浪漫主义诗歌课时，他正一步一步走向美学大辩论的风暴里。

钱穆先生与齐邦媛的忘年交是《巨流河》的另一高潮。两人初识时齐任职“国立编译馆”，钱已隐居台北外双溪素书楼，为了一本新编《中国通史》是否亵渎武圣岳飞，一同卷入一场是非；国学大师竟被指为为“动摇国本”的学术著作背书。极端年代的历史被极端政治化，此又一例。但钱穆不为所动。此无他，经过多少风浪，他对传承文化的信念唯“诚明”而已。

此时的钱穆已经渐渐失去视力，心境反而益发澄澈。然而大陆经过“文革”摧残，台湾的本土运动山雨欲来，“一生为故国招魂”的老人恐怕也有了时不我予的忧愁。有十六年，齐邦媛定时往访钱穆，谈人生、谈文人在乱世的生存之道。深秋时节的台湾四顾萧瑟，唯有先生居处阶前积满红叶，依然那样祥和灿烂。然后1990年在“立法委员”陈水扁的鼓噪、“总统”李登辉的坐视下，钱被迫迁出素书楼，两个月之后去世。

钱穆的《国史大纲》开宗明义，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但国家机器所操作的历史何尝顾及于此？是在个人的记录里，出于对典型在宿昔的温情与敬意，历史的意义才浮现出来。二十世纪的风暴吹得中国满目疮痍，但无论如何，“世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过去如此，未来也应如此。这正是邦媛先生受教于钱先生最深之处。

由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齐邦媛厕身学校一甲子，或读书求学，或为人师表，在见证知识和知识以外因素的复杂互动。她尝谓一生仿佛“一直在一本一本的书叠起的石梯上，一字一句的往上攀登”。但到头来她发现这石梯其实是个天梯，而且在她“初登阶段，天梯就撤掉了”。这知识的天梯之所以过早撤掉不仅和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动荡有关，尤其凸显了性别身份的局限。

九一八事变后，大批东北青年流亡关内。齐世英有感于他们的失学，多方奔走，在1934年成立国立中山中学，首批学生即达两千人。这是齐邦媛第一次目睹教育和国家命运的密切关联。中山中学的学生泰半无家可归，学校是他们唯一的托命所在，师生之间自然有了如亲人般的关系。“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成为他们共勉的目标。抗战爆发，这群半大的孩子由老师率领从南京到武汉、经湖南、广西、再到四川。一路炮火威胁不断，死伤随时发生，但中山的学生犹能弦歌不辍，堪称抗战教育史的一页传奇。

中山中学因为战争而建立，齐邦媛所就读的南开中学、武汉大学则因战争而迁移。南开由张伯苓先生创立于1904年，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驱，校友包括周恩来、温家宝两位国家总理，钱思亮、吴大猷两位“中央研究院”院长，和无数文化名人如曹禺、穆旦、端木蕻良等。武汉大学是华中学术重镇，前身是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1928年成为中国第一批国立大学。抗战爆发，南开迁到重庆沙坪坝，武大迁到乐山。

邦媛先生何其有幸，在战时仍然能够按部就班接受教育。即使在最不利的条件下，南开依然保持了一贯对教学的质的坚持。南开六年赋予齐邦媛深切的自我期许，一如其校歌所谓，智勇纯真、文质彬彬。到了乐山武汉大学阶段，她更在名师指导下专心文学。战争中的物质生活是艰苦的，但不论是南开“激情孟夫子”孟志荪的中文课还是武大朱光潜的英美文学、吴宓的文学与人生、袁昌英的莎士比亚，都让学生如沐春风，一生受用不尽。在千百万人流离失所，中国文化基础伤痕累累的年月里，齐邦媛以亲身经验见证知识之重要，教育之重要。

然而战时的教育毕竟不能与历史和政治因素脱钩。齐邦媛记得在乐山如何兴冲冲地参加“读书会”，首次接触进步文学歌曲；她也曾目睹抗战胜利后的学潮，以及闻一多、张莘夫被暗杀后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武汉大学复校之后，校园政治愈演愈烈；在“反内战、反饥饿”的口号中，国民党终于军队开进校园，逮捕左派师生，酿成“六一惨案”。

半个世纪后回顾当日校园红潮，齐邦媛毋宁是抱着哀矜勿喜的心情。她曾经因为不够积极而被当众羞辱，但她明白理想和激进、天真和狂热的距离每每只有一线之隔，历史的后见之明难以作判断。她更感慨的是，许多进步同学五十年代即成为被整肃的对象，他们为革命理想所作的奉献和他们日后所付出的代价，往往成为反比。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知识分子和国家机器之间艰难的抗争了。

反讽的是，类似的教育与意识形态的拉锯也曾出现在台湾，而邦媛先生竟然身与其役。时间到了1970年代，“反攻复国”大业已是强弩之末，但保守的国家栋梁们仍然夙夜匪懈。彼时齐先生任职“国立编译馆”，有心重新修订中学国文教科书，未料引来排山倒海的攻击。齐所坚持的是编订六册不以政治挂帅，而能引起阅读兴趣、增进语文知识的教科书，但她的提议却被扣上“动摇国本”的大帽子。齐如何与反对者周旋可想而知，要紧的是她克服重重难关，完成了理想。

我们今天对照新旧两版教科书的内容，不能不惊讶当时惊天动地的争议焦点早已成为明日黄花。“政治正确”和“政治不正确”原来不过如此这般。倒是齐先生能够全身而退，还是说明当时台湾政治社会环境与大陆的巨大差距。日后台湾中学师生使用一本文学性和亲和力均强的国文教材时，可曾想象幕后的推手之所以如此热情，或许正因为自己的南开经验：一位好老师，一本好教材，即使在最晦暗的时刻也能启迪一颗颗敏感的心灵。

但齐先生从来没有放弃她追求学问的梦想。她回忆初到台大外文系担任助教，如何一进门就为办公室堆得老高的书籍所吸引；或在台中一中教书时，如何从“菜场、煤炉、奶瓶、尿布中偷得……几个小时，重谈自己珍爱的知识”的那种“幸福”的感觉。直到大学毕业二十年后，她才有了重拾书本的机会，其时她已近45岁。

《巨流河》回顾现代中国史洪流和浮沉其中的人与事，感慨不在话下；以最近流行的话语来说，这似乎也是本向“失败者”致敬的书。邦媛先生对此也许有不同看法。齐世英、张大飞、朱光潜、钱穆等人所受到的伤害和困蹇只是世纪中期千万中国人中的抽样；如果向他们致敬的理由出自他们是“失败者”，似乎忽略了命运交错下个人意志升华的力量，和发自其中的“潜德之幽光”。《圣经•提摩太后书》的箴言值得思考：“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而邦媛先生本人是在文学里找到了回应历史暴虐和无常的方法。一般回忆录里我们很难看到像《巨流河》的许多篇章那样，将历史和文学做出如此绵密诚恳的交会。齐邦媛以书写自己的生命来见证文学无所不在的力量。她的文学启蒙始自南开，孟志荪老师的中国诗词课让她“如醉如痴地背诵，欣赏所有作品，至今仍清晰地留在心中”。武汉大学朱光潜教授的英诗课则让她进入浪漫主义以来那撼动英美文化的伟大诗魂。华兹华斯清幽的“露西”组诗，雪莱《云雀之歌》轻快不羁的意象，还有济慈《夜莺颂》对生死神秘递换的抒情，在让一个二十岁不到的中国女学生不能自已。

环顾战争中的混乱和死亡，诗以铿锵有致的声音召唤齐邦媛维持生命的秩序和尊严。少年“多识”愁滋味，雪莱的《哀歌》“I die! I faint! I fail!”引起她无限共鸣。但“我所惦念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生死，而是感觉他的生死与世界、人生、日夜运转的时间都息息相关。我们这么年轻，却被卷入这么广大且似乎没有止境的战争里”。在张大飞殉国的噩耗传来时刻、在战后晦暗的政局里，惠特曼的《啊，船长！我的船长！》沉淀她的痛苦和困惑。“O the bleeding drops of red，/ Where on the deck my Capitan lies，/Fallen cold and dead．”“那强而有力的诗句，隔着太平洋呼应对所有人的悲悼。”悲伤由此提升为悲悯。

多年以后，齐先生出版中文文学评论集《千年之泪》。书名源自《杜诗镜铨》引王嗣奭评杜甫《无家别》：“目击成诗，遂下千年之泪。”生命、死亡、思念，爱、亲情交织成人生共同的主题，唯有诗人能以他们的素心慧眼，“目击”、铭刻这些经验，并使之成为回荡千百年的声音。齐先生有泪，不只是呼应千年以前杜甫的泪，也是从杜甫那里理解了她的孟志荪、朱光潜老师的泪，还有她父亲的泪。文学的魅力不在于大江大海般的情绪宣泄而已，更在于所蕴积的丰富思辨想象能量，永远伺机喷薄而出，令不同时空的读者也荡气回肠；而文学批评者恰恰是最专志敏锐的读者，触动作品字里行间的玄机，开拓出无限阅读诠释的可能。

杜甫、辛弃疾的诗歌诚然带给齐邦媛深刻的感怀，西方文学希腊、罗马史诗到浪漫时代，维多利亚时代，甚至艾略特等现代派同样让她心有戚戚焉。齐先生曾提到西方远古文学里，她独钟罗马史诗《伊尼亚特》。《伊尼亚特》描述特洛伊战后，伊尼亚斯带着一群“遗民”渡海寻找新天地的始末。他们历尽考验，终在意大利建立了罗马帝国。但是伊尼亚斯自己并无缘看到他的努力带来任何结果；他将英年早逝，留下未竟的事业。这样的史诗由齐先生道来显然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由是我们对她的心事又有了更多体会。成功不必在我，历史胜败的定义如何能够局限在某一时地的定点？

1995年，抗战胜利五十年，齐邦媛赴山东威海参加会议。站在渤海湾畔北望应是辽东半岛，再往北就通往她的故乡铁岭。然而齐是以台湾学者身份参加会议，不久就要回台。她不禁感慨：“五十年在台湾，仍是个‘外省人’，像那永远回不了家的船。”——“怅惘千秋一洒泪”，杜甫的泪化作齐邦媛的泪。与此同时，她又想到福斯特的《印度之旅》的结尾：“全忘记创伤，‘还不是此时，还不是此地’。”这里中西文字的重重交涉，足以让我们理解当历史的发展来到眼前无路的时刻，是文学陡然开拓了另一种境界，从而兴发出生命又一层次的感喟。

也正是怀抱这样的文学眼界，齐邦媛先生在过去四十年致力台湾文学的推动。甲午战后，台湾是在被割裂的创伤下被掷入现代性体验；1949年，将近两百万军民涌入岛上，更加深了台湾文学的忧患色彩。齐邦媛阅读台湾文学时，她看到大陆来台作家如司马中原、姜贵笔下那“震撼山野的哀痛”，也指出本土作家吴浊流、郑清文、李乔的文字一样能激起千年之泪。

海峡两岸剑拔弩张的情况如今已经不复见，再过多少年，1895、1947、1949这些年份都可能成为微不足道的历史泡沫。但或许只有台湾的文学还能够幸存，见证一个世纪海峡两岸的创伤？齐先生是抱持这样的悲愿的。她也应该相信，如果雪莱和济慈能够感动一个抗战期间的中国女学生，那么吴浊流、司马中原也未必不能感动另一个时空和语境里的西方读者。她花了四十年推动台湾文学翻译，与其说是为了台湾文学在国际文坛找身份，不如说是更诚恳地相信文学可以有战胜历史混沌和国家霸权的潜力。

是在这个声音的引导下，我们乃能与齐先生一起回顾她的似水年华：那英挺有大志的父亲，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那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子弟，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深邃无尽的哑口海，那暮色山风里、隘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我读书，向来不喜欢读节本和洁本，但大陆版的《巨流河》(三联书店，2011年4月)，我还是找来读了。原因很简单：它竟然把我的一位硬汉朋友，感动得潸然泪下。此前，我的这位朋友，也曾被一部名为《北逃》(CROSSING)的韩国电影，惹得失声痛哭，按他的话说，“竟然当着孩子的面，不知羞耻地哭了起来”。我信任他的眼泪。于是，便找来看，结果，自己也被这部韩国电影搞得难过了好一阵子，——谁若对中国“大跃进”之后的哀鸿遍野的“大饥饿”有了解，谁若对搞得“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文革”浩劫有记忆，谁就有可能对《北逃》中人物的不幸，有感同身受的理解，就更容易体验到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

这是一部充满乡愁的追怀之作。那些失去故乡的漂泊者，如风中的转蓬，从巨流河，飘到长江，飘到岷江，飘到大渡河，一直飘到了哑口海。在动荡的年代，他们看了太多的惨象，流了太多的眼泪，经了太多的生离死别。然而，齐邦媛的叙事，哀乐中节，态度平静而内敛。在她的笔下，感伤和悲情是有的，但是，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挚爱，是对他人的感恩，是任何时候都不焦躁暴怒的温良，是任何时候都不歇斯底里的优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文革”浩劫的终结和文化禁锢的宽缓，台湾文学逐渐进入大陆读者的阅读视野。林海音、於梨华、聂华苓、琼瑶、白先勇、李昂等人的小说，张秀亚、王鼎钧、郭枫、三毛、琦君、杨牧等人的散文，余光中、郑愁予、痖弦、洛夫、席慕容等人的诗，柏杨、李敖、龙应台、姚一苇、柯庆明等人的社会批评和文学批评，都给大陆读者留下别样而深刻的印象。

相提而论，概而言之，由于未曾受到外部规约力量的强力干扰，由于较好地维持着与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台湾作家的作品比大陆的当代作品，更有人情味，语言功力更好，古典文学的因子更浓，“中国心情”也表现得更充分。即使在琼瑶的那些比较模式化的小说里，你也能感受到汉语特有的韵致，也能体验到中国古典文学的诗意情调，也能感受到中国人对世俗幸福的想象与憧憬。

至于对故国往事感伤的追怀，对父母之邦无边的眷恋，更是台湾文学的具有核心意义的主题。林海音的《城南旧事》，白先勇的《游园惊梦》和《谪仙记》等小说，余光中的《乡愁》和《乡愁四韵》，郭枫的《黄河的怀念》《我想念你，北方》，琦君的《何时归看浙江潮》和《烟愁》，席慕容的《出塞曲》和《长城谣》，张晓风的《愁乡石》和《远程串门子》等许多台湾作家的作品，都曾叙写对故人与往事的怀念之情，都曾抒发对祖国河山的热爱和依恋。

从情绪模式来看，《巨流河》属于典型的台湾文学。沉重的漂泊感和强烈的乡愁，如浓云重雾，萦纤在这部杰作的字里行间。但是，齐邦媛年近耄耋而述往事，世事洞明，心气和平，最终能将自己的感伤、愤懑和悲恸，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始终不失“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这既与她温柔敦厚的家风有关，也与她所受的学校教育分不开，――她的老师，不仅教她知识，而且从情感上，深深地影响了她，使她的情感世界既包含着“感时忧世”的广度，又蕴含着深刻、沉重的人生内容。

……那时我已长大成人，又逢国难，很能了解孟老师为什么说若没时间读全本《史记》，又想读最好的，就先读司马迁写倒霉不幸人物的传记，《项羽本纪》就比《刘邦本纪》高明得多。从南京到四川这一趟千百里的流亡经验，也让我深深明白为什么孟老师教杜甫诗时，竞声泪俱下。教室里弥漫一股幽愤悲伤，久久难消。

我浸润于孟老师的诗词课整整两年，如醉如痴地背诵、欣赏所有作品，至今仍清晰地留在心中。加上日后在武汉大学朱光潜老师英诗课上也背诵了百首以上的英诗，中英两种诗选中棺异又相似的深意与境界，四年之间在我心中激荡，回响。在生命的清晨融合出我这样一个人，如覃子豪《金色面具》诗句：“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自古无泪不成诗。在诗的深处，总是涌动着泪的泉水。然而，只有至情至性的人，才能感受到那泉水的温度。孟志荪和朱光潜都是有诗心的人，所以，他们因诗而动情落泪，并用自己的泪水，滋润学生心田里的禾苗，使他们也成为有温柔诗心和丰富诗情的人。齐邦媛在回答《嘹望东方周刊》的访谈时说：“文学教育帮助我更客观、深层认识人间悲苦与活着的意义。”其实，她所接受的诗化和人性化的文学教育，不仅给她提供了认识人生真谛的智慧，而且还给了她一副慈悲心肠，——这意味着能感受到人生的哀苦，能感受到他人的不幸，尤其重要的是，要知道眼泪的滋味。杜甫《哀江头》诗云：“人生有情泪沾臆，江草江花岂终极。”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序》中说“……哭泣也者，固人之以成始成终也。其间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衡。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有一分灵性，即有一分哭泣，而际遇之顺逆不与焉。……《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巨流河》也是一部哭泣之书。齐邦媛多次写到眼泪――自己的眼泪，母亲的眼泪，父亲的眼泪，那些失去家园和亲人的人们的眼泪，这既与她的“灵性”相关，也是老师影响和教育的结果，岂偶然云乎哉！

我母亲完全不能接受幼子突然死亡的事实，哭泣自责，渐渐陷入精神恍惚的状态。在传统社会，一个年轻媳妇“没事”就哭，是很不吉祥的事，她只有趁黄昏伺候了晚饭后，在夕阳余光中躲到牧草丛中哭泣。后院空地上长满了一人高的牧草，从春天雪融时的嫩绿到降雪时的苍茫，庇护着她压抑的哭声。雪融之后，她还带着我去一里路外的祖坟，仆倒在我弟弟那小小的新坟上痛哭。我记得祖坟四周种了松树，在初春的风中猛烈地摇撼，沿着老坟周围则开满了粉红色的花，在我母亲哀切幽咽的哭声中，我就去摘一大把花带回家，祖母说是芍药花。我长大后每次见到芍药花，总似听到母亲那哀伤压抑的哭声。它那大片的、有些透明，看似脆弱的花瓣，有一种高贵的娇关，与旁边的各种野花都不一样；它在我日后的一生中，代表人生许多蔓延的、永不凋谢的，美与悲伤的意象，尤其是以前那些世代女人的痛苦。

从这段文字里，我们可以看见母亲的悲苦对作者的影响，——这种影响留给她的记忆如此深刻，以至于到了耄耋之年，她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情境，依然能用文字还原那些具体的细节和氛围。同时，从这段文字里，我们也可以看见作者不俗的文学才华。她完成了一个高难度的“文学动作”，即在朴实自然的叙述语言里，在平和舒缓的叙述语调里，同时完成描写和抒情的双重任务。清晰呈现的画面感，充满情感律动的抒情性，以及丰饶的诗意感，统统都被和谐地包容在质朴、简洁而优美的叙述语言里。她的叙述态度是克制的，但是，所获得的效果，却是强烈的，在那感伤的意境里，在那悲怆的旋律里，流荡着足以使人泣数行下的力量。在齐邦媛的笔下，我们可以隐约看见萧红的影子，——她们都写辽阔的东北大地特有的风物，都写柔弱的生命躲避不过的死亡，都写女性无助的境遇、无尽的眼泪和无边的哀伤。

从少年时代起，齐邦媛就离开故乡，踏上了漫长的漂泊之旅，自此之后，故乡便在遥远的梦境里，便在凄楚的歌声里：“我生长到二十岁之前，曾从辽河到长江，溯岷江到大渡河，抗战八年，我的故乡仍在歌声里。从东、西、南、北各省战区来的人，奔往战时首都重庆，颠沛流离在泥泞道上，炮火炸弹之下，都在唱，‘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Ｔ……’”这种有家归不得的漂泊感，终其一生，萦绕在作者心头，成为她内心深处难以化解的情结，难以消除的疼痛。即使成年以后，她也常常被这种强烈的漂泊感折磨着。她曾这样写她中年时期，在美国进修期间的漂泊体验和感伤心情：

……昏天黑地睡到午夜醒来，窗外竟是皓月当空，想到《红楼梦》中，宝玉醒来所见当是同一个月亮。我这个现代女子，背负着离开家庭的罪恶感，在异国校园的一隅斗室，真不知如何在此红尘自适!起身在泪水中写了一信给父母亲，叙此悲情(当时父母已年近七旬，我怎末想到如此会增加他们多少牵挂!)，第二天早上走下山坡将信投入邮筒，往回走上了一半山坡就走不动了，坐在草地上俯首哭泣许久。当时心中盘旋着《春江花月夜》：“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诗中情境。

然而，贬低善和爱的价值，似乎已经成了哲学和文学上的一种时髦。怀疑主义者尼采就嘲笑爱的意义，视同情为一种有害的“恶习”，认为“虚弱的人和失败的人应当灭亡：这是我们人类的爱的首要法则，人们甚至应该帮助他们自取灭亡”。我们虽然不像尼采那样极端和简单，但是，我们也否定普遍的爱，而肯定有限定的爱，只不过，尼采站在强者一边，我们站在相反的另一边。我们把冲突和对立当做生活的本质。个性千差万别的人，处境各各不同的人，被草率地区分为好人和坏人，被简单地划为敌人和朋友，被随意地贴上进步和落后的标签。无休止的斗争被当做推动生活前进的动力。恶被赋予了使人眩惑的魔力，而善则被歪曲为令人讨厌的德性；仇恨被当做一种高尚的激情，而恐怖和暴力则被浪漫主义地诗意化。我们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尼古拉?斯塔夫罗金们一样，无所畏惧，“醉心于危险感”，“不断陶醉在胜利中，并且意识到自己是所向无敌的”。我们缺乏朴素的生活态度，讨厌一切平淡无奇的事物；我们丧失了对时间的敬畏感，竟然妄想将一万年化为一瞬间。我们渴望一蹴而就、惊天动地的成功。我们将自己想象为普照万物的太阳，以君临万物之上的最高主宰者自居。基里洛夫说：“人将成为上帝，并将发生本质上的变化，种种思想和一切情感亦将如此。”我们完全被基里洛夫式的自大和傲慢异化了。我们成了在自我想象中不断膨胀的怪物，成了灵魂粗糙的“新人”。早在1946年，宗白华先生就发现我们民族的灵魂“粗野了，卑鄙了，怯懦了，我们也现实得不近情理了”，“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猜忌、斗争”，“没有了构成生命意义、文化意义的高等价值”，于是，便提出了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中国精神应该往哪里去？”

“中国精神”的未来去向，也是齐邦嫒甚为关心的问题。她关心中国文化的“高等价值”，关注中华民族“人性”的健全发展。她将“保持中国文化的最高水准”当做自己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使命。她认为，钱穆的《国史大纲》“对中国半世纪动荡，饱受摧残的人性应该有增加温厚自尊的影响”。事实上，她在写作的时候，也抱有对读者“增加温厚自尊的影响”的目的。

齐邦媛生活在天下多故、海水群飞的时代，世道人心经受着可怕的撕裂和严峻的考验。她立志要写出外敌入侵、风雨飘摇之时，中国人的坚韧与不屈、宽厚与仁慈。所以，《巨流河》既是一部感伤之作，也是一部赞美之书。她赞美在生活的重压下依然正直的人格，赞美不为窳败的世风所污染的温良的德性，赞美始终坚持扶危济困的心地善良的人们。齐邦媛说自己写《巨流河》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用“诗的真理”，写出自己“忘不了的人和事”。而《巨流河》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一部别样形式的“抗战史”，真切记录了中国人民在战乱时代的艰难和坚强，也不只在于它通过大量的细节，还原了那些被历史的尘埃遮蔽的真相，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展示出了一种业已模糊的人格图景和道德风范，写出了一群古道热肠的中国人的精神境界，——他们仁慈、克己、真诚，急公好义，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情上，都便显出一种温良的态度和中正的精神。

齐邦媛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写到了一位不知其名姓的小镇医生。他不仅有悬壶济世的慈悲心肠，肯从“十华里外的镇上”，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深夜到我们村庄里来”，凭着妙手回春的医术，救了一个“马上就耍断气”的婴儿的命，而且，还颇知诗书，竟然妙手偶得，给那个被自己救活的婴儿，起了一个极为雅致的名字——“齐邦媛”。作者怀着感恩的心情说，在自己的生命之初，这位医生给了她“双重的祝福”：“我长大后知道此名源出《诗经》《君子偕老》：‘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前几年有位读者寄给我一页影印自宋朝范成大《明湖文集》的文章，居然有一段：‘齐邦媛，贤德女子……。’我竟然与数百年前的贤德女子同名同姓，何等荣幸又惶恐！在新世界的家庭与事业问挣扎奋斗半生的我，时常想起山村故乡的那位医生，真希望他知道，我曾努力，不辜负他在那个女子命如草芥的时代所给我的慷慨祝福。”读着这个故事，我联想到了汪曾祺的小说《陈小手》。虽然这个“小镇医生”不像陈小手那样，有着清晰的形象，有着可以让读者寻绎的来路和去路，但是，他们却一样善良，一样代表着昔日中国一个特殊人群的温良和德性，一样给读者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在齐邦媛笔下，做为家里辈分最高的长者，祖母张从周讲“规矩”，但更讲“仁义”，有威严，但更有柔情。祖母留给作者的记忆是如此美好，以至于许多年后，回忆起往事，她仍然如此动情和感念：“祖父母的庄院是祖母独自撑持的家，由她与我母亲，这两个长年守望的寂寞女人，带着三个幼儿、二十多个长工，春耕秋收过日子。我跟着哥哥满山遍野地跑，去拔小西山的棒槌草、后院的小黄瓜、黑浆果……冬天到结冰的小河上打滑溜，至今印象清晰。祖母是位雍容大度、温和仁厚的人，对我母亲——她独生子的媳妇，充满了同情与怜惜。但是在那个时代，她也是由媳妇熬成婆的，她知道哪些规矩不能改变，所以虽然她对媳妇好，绝不找麻烦，对她说话声音也很柔和，但规矩还是规矩，虽然家里有许多长工与佣人，但公婆吃饭时，媳妇必须在旁垂手侍立，这是‘有地位人家’的样子。祖母对我最为怜惜，命也是她救的，后来我到北平西山疗养院，害她流了许多眼泪，至今我仍愧疚地记得。”懂得“同情与怜惜”的人，就是一个内心世界美好的人，就是一个值得所有受她关爱的人铭记和感恩的人。事实上，齐邦嫒自己就有这样的慈悲心肠和同情之心：她的心里，并不是只装着自己的悲伤，她的眼泪，也不单为自己而流。她忘不掉那些在战争中饱受折磨的士兵，忘不掉士兵们的哭泣：“在我有生之年，忘不了他们枯干的颜面，忘不了他们眼中的渴。有时在电影看到西洋古战场上，威武战将后面举着盾牌奔跑的兵，我都流泪。古今中外，那些在土地上沙沙地跑、‘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兵都令我悲伤，它具体地象征了战争对我心灵的伤害。”

在齐邦媛的叙事语境里，善良乃是一种最美好的德性，温和乃是一种最优雅的的气质，——如果，在这“善良”与“温和”里，再加入一点“宁静”和“忧郁”，那么，它便具有“美”的意味了。齐邦媛从她终生难忘的张大飞身上，看到了这种接近完美的德性和气质。他心性温良，喜爱宁静，甚至乐于沉浸在寂寞中。在一群“喧闹”的年轻人中，他的“忧郁温和的笑容”，便成了齐邦媛的“期待”：“他最喜欢带我那三岁的大妹妹到院子里玩，有时帮妈妈抱襁褓中的二妹，偶尔会到我常坐的椅子旁看我新买的书。有一次，他带来他自己的那本小小的、镶了金边的《圣经》给妈妈和我看，说这是离家后唯一的依靠。当时我虽不懂，但多年后我明白，为什么在他淡淡的落寞中有一种和平、宁静，我似乎又找到了一本深奥待解的书，很有吸引力，可是他又随身带走了。喵显然，在他的温良的心性里，在那“淡淡的落寞中”的“和平、宁静”里，已经包含着一种别样的精神内容，那就是基于宗教情感的博爱，——这一点，可以从他对自己一次空战经历的回忆中看出来。张大飞在写给齐邦媛的信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前天升空作战搜索敌迹，正前方云缝中，突然出现一架漆了红太阳的飞机!他清清楚楚地看到驾驶舱里那人的脸，一脸的惊恐。他来不及多想，只知若不先开枪，自己就死定了!回防至今，他忘不了那坠下飞机中飞行员的脸了……我没有看见，但是我也忘不了那在火焰中的脸。”在敌人的脸上，他看见了“惊恐”，而缺乏宗教情怀的人，对这样的表情，往往是视而不见的。从这样的叙事里，我们可以看到一颗尚未被“战斗激情”和“民族仇恨”扭曲的心，可以看到对生命的怜悯和不忍之心。

父亲齐世英是齐邦媛一生最尊敬的人，也是作者着力来写的人。他有着亦新亦旧的道德，既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的“现代人”，又是一个行己有耻、宽以待人的“古典人”。齐世英十八岁就到日本读书，在此期间，他对现代的文明有了初步的认识，对于未来的社会进步有了很深刻的理解：“更进一步认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国民普遍的教养是清洁守法，教育程度高些的讲究温恭的礼节，鼓励知识的追求。对国家有强烈的效忠思想，所以日本那么小，却已成为亚洲强国。”在德国留学期间，他成了一个冷静的理性主义者，认识到社会的进步，端赖理性意识的成熟，那些德国哲学大师的思想，“使他坚定地相信，只有真正的知识和合理的教育才能潜移默化拯救积弱的中国，而不是激动热情的群众运动。不择手段只达目的的阶级革命，留下的社会、文化问题需要更多的理性解决，才能弥补。”。反对一切形式的狂热，不赞成用极端的手段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一点，无疑显示出他在心智和思想上的成熟。

如果说，在思想和知识上，齐世英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那么，在情感和道德上，他则是一个纯粹的中国士大夫。在齐邦媛的记忆中，“父亲齐世英一生都是位温和的君子。他说那实在是他理想的开始，做人要有个人的样子”。他廉洁自爱，公私分明。齐邦媛在初春泥泞的路上走，棉鞋陷在泥里，这时，父亲乘坐公务车经过，他叫司机把鞋从泥里拔出来给她穿上，就开车走了。晚上回来，他对年幼的齐邦媛说“小孩子不可以坐公务车上学，公务信纸有机关头衔的，我们也绝不可用。一则须知公私分明，再则小孩子不可以养成炫耀的心理。”直到成年以后，齐邦媛依然记得父亲的这句话，会“突然警觉”，从院长的公务车上下来走路。齐世英像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一样表达自己的意见，又像一个古代知识分子一样温文尔雅地包容那些因为误解而伤害他的人。他被开除党籍，剥夺公职，但是，他始终坚持“君子绝交不出恶言”的原则，不曾说过那些伤害他的“政客”一句坏话。当齐邦媛自己在大学期间受到“前进的”侯姓学姐人身攻击的时候，她第一次感觉到了“斗争”的可怕，内心充满深深的困惑。尽管如此，她始终保持着做人的道德底线，因为，“在我生长的家庭，革命与爱国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义的，最忌讳翻脸无情，出卖朋友。”

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体验了太多的家破人亡、不遑宁居的痛苦。无根的漂泊，则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共同境遇，只不过，漂泊，对《巨流河》中的人们来讲，是空间意义上的，对另一部分人来讲，则是文化意义上的。在包括“文革”在内的一系列的文化破坏运动中，我们鄙弃“温良恭俭让”，践踏“仁义礼智信”，变得冷酷无情，粗暴无礼。我们成了失去立身之本的孽子，成了失去精神家园的浪子。《巨流河》的出版，它对温良心性的叙写，又一次将我们的“文化无根状态”和“精神漂泊境遇”清晰地凸显出来。

如果说，爱情生活是衡量一个时代精神生活状况的重要尺度，那么，爱情叙事则是衡量一个时代文学精神品质的重要尺度。在当下的大陆小说作品中，不缺乏“身体叙事”，不缺乏“欲望化书写”，但却很少看到美好的爱情。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一部实录性质的《巨流河》，却给读者讲了一个至纯至美的爱情故事，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可爱亲切的民族英雄。

在谈论这个爱情故事的时候，齐邦媛甚至不能接受用”恋爱”这个热烈的词，而宁愿用“钟情”这个相对内敛的词。她说：自己与张大飞的感情，“在今天来说很难称为恋爱。对我来说，是一种钟情。‘钟情’这两个字在现在当然是很过时的了，可是那个时代，第一见面很难，第二也有很多的顾虑，不是像今天这样交通便利。所以回忆当年就是那么简单，又是那么诚恳，那种钟情因是一生只有一次。人家那么轰轰烈烈的生和死，我很怕别人拿来亵渎，那样亵渎的话，会很对不起他。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为了维护那份“钟情”的圣洁性，齐邦媛拒绝将它改编成电影。有很多导演找到了她。他们甚至做了“一些计划”。但是，“我发现我不能接受他们的方式。所以我就公开地说了，在我有生之年不拍电影，我希望我的书先站稳，保持自己的价值。”其实，更内在更重要的原因，是她害怕亵渎了自己的情感，害怕亵渎了逝者的尊严“他们一定要把张大飞那个感情写成一个热烈的爱情，因为不这样做电影就不能卖。这样做我受不了。在现实里他是个木讷寡言的人，连人生都没想清楚，二十六岁就死了。他死得那么干净，全心全意的，就是为了报国。我在有生之年，不愿意看到他短促的一生成为一个热闹的电影。”

齐邦媛的叙事上的含蓄和克制，首先表现在她对自己的“爱情故事”的分散化处理上。像这样终生难忘的情感记忆，集中在一个叙事单元，酣畅淋漓地讲述出来，无疑更有助于获得强烈的叙事效果。但是，也许害怕过于热烈的表达，会亵渎那本来就纯净而庄严的情感，齐邦媛便选择了一种更自然的叙事策略，那就是，按照情感发展的自然过程，将他们的“爱情故事”，片段式地呈现在次第展开的章节里，仿佛一条小路，在铺满鲜花的原野上，曲曲折折，忽隐忽现地通向远方。

他们之间的“钟情”，开始于齐邦媛12岁那年。家破人亡、失去家园的张大非(参加对日作战的中国空军后，改名“张大飞”)，常常来齐邦媛家做客，因为，父母经常会在家里招待那些来自东北的无家可归的孩子。有一天，吃过中饭，哥哥和七、八个同学要去爬不远处的一座名叫牛首山的小山。齐邦媛因为看着那山羡慕许久了，就追着赶上跟了去：

然而，平静安闲的和平生活结束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抗日战争”开始了。“张大飞于一九三七年底投军，入伍训练结束，以优良成绩选入空军官校十二期，毕业后即投入重庆领空保卫战，表现甚好，被选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一九四二年夏天，他由美国科罗拉多州受训回国，与十四航空队组成中美混合大队，机头上仍然漆着鲨鱼嘴，报纸仍旧称他们为飞虎队。”在战斗的间隙，张大飞与齐邦媛继续保持着通信联系。这些“天上的来信”，见证着一个优秀青年为国征战的历程，也反映着他可爱的性格和纯洁的心灵：

他的信，那些仔仔细细用俊秀的字写在浅蓝色航空信纸上的信，装在浅蓝的信封里，信封上写着奇奇怪怪的地名：云南驿，个旧，蒙自……，沿着滇缅铁路往缅甸伸展。他信上说，从街的这一头可以看见那一端，小铺子里有玻璃罐子，装着我大妹四岁时在逃难路上最爱吃的糖球。飞行员休假时多去喝酒，他不喝就被嘲笑，有一次喝了一些就醉了，跳到桌子上大唱“哈利路亚……。”从此没人强迫他喝，更劝不动他去跳舞，在朝不保夕的人眼中，他不肯一起去及时行乐，实在古怪。在他心中，能在地上平安地读《圣经》，看书报，给慧解人意的小友写家书比“行乐”快乐多了。

爱情最有韵致的阶段，是在它还不能被称作“爱情”的时候，就像花儿最妩媚的时候，是在它尚未完全绽放的时候。这个时候，彼此见面所说的，也许都是题外的话，都是不相干的话，但那些看似与情感无关的话，其实已经是情话了，——它无疑是最浅最淡的那种，但也是最深最浓的那种，就像最轻最薄的羽毛，往往会飞得最高最远一样：

江淹在《别赋》里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寻常意义上的分别，已足以让人依依不舍，爱情故事中的永别，就更加令人柔肠寸断。在《巨流河》里，升空作战的张大飞随时都有可能牺牲，每一次分手，都有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面。尽管他们都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依然显得那么克制，依然表现得那么含蓄：

他说，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七点半以前要赶回白市驿机场，只想赶来看我一眼，队友开的吉普车在校门口不熄火地等他，我跟着他往校门走，走了一半。骤雨落下，他拉着我跑到门口范孙楼，在一块屋檐下站住，把我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撑着我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只有片刻，他松手叫我快回宿舍，说：“我必须走了。”雨中，我看到他牛跑步到了门口，上了车。疾驰而去。

“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这句话里，有两个层面的意思：表层，是从哥哥的角度说出的，包含着对小妹妹的成长之快的欣喜：深层，则传达出含着爱意的惊讶，是一句含蓄而又热烈的爱的语言，难怪“我”会把它当做“赞美”，难怪“我”说自己对当时的“心情”，是“忘不了的”。在上引的这段叙述语言里，作者的节奏，是缓慢的，在“我必须走了”之后，写“我”见“他”离去记忆的一句话，则断为四顿，别为两句，仿佛低沉、舒缓的慢板，蕴藉婉转，意味深长。而“一九四三年春风远矣”一句，更是语意古雅，耐人寻味：春风虽远，但温暖仍在，记忆永在！

《巨流河》的爱情故事之所以令人震撼，之所以令人觉得美好，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包含着神圣和庄严的宗教情感。虽然爱情，就其本质而言，都是美好的充满诗意性的，但是，只有当它充满克己利他的牺牲精神的时候，它才有可能是真正高尚和伟大的。《巨流河》里的爱情，就具有慈悲的情怀、利他的精神和圣洁的宗教色彩。

张大飞身上没有一丝一毫好斗成性的戾气，没有一丝一毫舍我其谁的傲慢：由于天性的善良和对悲苦的敏感，他本来最适合做一个济世利物的行善者，然而，他却不幸生活在一个乱世，不得不参加抵御外侮的战争，不得不做与自己的天性格格不入的事情。他的慷慨赴国难的英雄行为，固然令人感念和钦佩，但是，他对生活和爱情的庄严而纯洁的态度，却更加令人感动和尊敬。虽然不幸生活在一个战争年代，虽然他不得不通过暴力的方式，捍卫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但是，这并不影响他成为有信仰的人，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家破人亡之际，他将《圣经》当做他“唯一的依靠”。他的爱情与他对上帝的爱，是融为一体的。他把一本“和自己的那本一模一样的《圣经》”送给了齐邦嫒。他把爱情和对上帝的爱，一同带给了自己所爱的人。他对“邦媛妹妹”的“祝福”——“愿永生的上帝，永远地爱你，永远地与你同在。祝福你那可爱的前途光明，使你永远活在快乐的园里”，每一个字句里，都充满了宗教的温暖和柔情。

二十六岁的张大飞在豫南会战掩护友机时，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这给齐邦媛带来巨大的痛苦，直到抗战胜利后，她仍然难以摆脱。最终，她终于受洗成为基督徒：“我在长期的思考后，以这样严肃的方式，永远地纪念他：纪念他的凄苦身世，纪念他真正基督徒的善良，纪念所有和他那样壮烈献身地报了国仇家恨的人。”。这种严肃的纪念方式，赋予了他们的感情以神圣的性质，别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

哪里有信仰，哪里就有奇迹；哪里有纯粹的爱情，哪里就有神奇的相遇。齐邦媛竟然意外地在南京新街口的教堂前，看到了悬挂在那里的“纪念张大飞殉国一周年”的横幅。横幅上的字，让她心如刀绞，也让她觉得神秘不解：“在雨中，我痴立街头，不知应不应该进去?不知是不是死者的灵魂引领我来此?不到十天之前，我刚刚意外地飞越万里江山，由四川回到南京——我初次见到他的地方——是他引领我来此礼拜，在上帝的圣堂见证他的存在和死亡吗?”。《圣经》里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齐邦媛相信这样的“定期”，相信这样的“定时”。所以，这样的“寻找”和“相遇”，并未结束。七十五岁那年，在五月温暖的阳光里，她终于来到了南京，来到刻有张大飞名字的“航空烈士公墓”。在这次的“重逢”里，作者再次获得了宗教性的启示，明白了《传道书》里“舍弃有时”的象征，而对于所“钟情”过的人，她也再次用诗意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和赞美之意：“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合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

　《巨流河》是一部见证历史的书，是一部抒发漂泊之感的书，是一部赞美温良德性的书，更是一部印证“爱情”的书。因为有生离死别，因为有深哀巨痛，所以，它的笔调，难免染着感伤的色彩，叙事的语调里，也难免含着些微的悲凉，但是，从它的字句之间，你却读不到一丝一毫的消沉和颓唐，更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戾气和怨毒。它没有一句爱国主义的高调，却深切地表达了对父母之邦无边的眷恋和至诚的热爱；它无意制造浪漫，但却在平静而敛抑的追怀里，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浪漫而圣洁的爱情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