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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唐山：1979英语热重归中国 [打印本页]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1-1 16:15
标题: 唐山：1979英语热重归中国
唐山：1979英语热重归中国

来源:《南方教育时报》2014年11月28日作者:唐山

虽然当时上海理发馆里挤满了要烫发的妇女，百货商店新式服装一拿出来便卖光，可各路媒体却措辞严厉：“如果我们忽视这种超自由化的倾向，它很快会变成时代的潮流，中国的现代化将会落空。”

　　1979年，美籍华人作家董鼎山回到大陆，在北京烤鸭店，四人的全鸭席仅花了12元人民币，在普通餐馆，回锅肉、糖醋鱼加砂锅豆腐只要4元6角，但座位难得，一看到空凳子就要迅速抢过来，再挤进坐满人的桌边。这一年，可口可乐重回北京街头，售价4角。美国摄影师们品出其中意味，他们抓拍下中国人喝可乐的照片，意思是：这一回，中国真的在走向世界。
　　这一年，中国走向世界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1月28日，正逢农历大年初一，应美国总统吉米•卡特邀请，邓小平赴美访问。
　　飞机从北京起飞，到上海加油，意外地遇到风雨天气，第一次降落未能成功，几分钟后，飞机终于平稳落下，现场人们欢呼一片，而邓小平“倚着座椅，半闭着眼睛，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到达美国时，飞雪漫天。在邓小平与卡特首次会谈开场时，邓小平突然从兜里掏出香烟，问：“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会谈时禁止吸烟的法律?”卡特一愣，但迅速说：“只要我还担任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因为我所在的(佐治亚)州就种了大量烟叶。”二人共进行了5次会谈，邓小平对卡特说：“我们不害怕你们的思想意识，你们也不必害怕我们的。”
　　在美国，邓小平坦率、亲切的作风赢得普通民众好感，一度形成“邓旋风”。翻译冀朝铸曾对比周恩来和邓小平，他说懂英文的周总理非常细致，“翻错半个字，他也要更正过来，要跟我说”，“邓小平根本不管，你爱怎么翻就怎么翻”。
　　邓小平访美展现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以及向世界学习的态度。
　　变革尚需闯过两道关
　　但，任何变革皆非一蹴而就，它需要挣脱传统势力的重重束缚。
　　正如董鼎山看到的那样，虽然当时上海理发馆里挤满了要烫发的妇女，百货商店新式服装一拿出来便卖光，可各路媒体却措辞严厉：“如果我们忽视这种超自由化的倾向，它很快会变成时代的潮流，中国的现代化将会落空。”并称，中国要学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管理技术，但决不仿效它的腐朽生活方式。所谓“腐朽生活方式”，无非是牛仔裤、流行音乐、男士蓄须或留长发，以及女裤前装拉链。
　　得知北京正筹备开可口可乐工厂时，某老领导质疑道：“中国的汽水就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吗?不能满足外国人的需要吗?非要喝可口可乐?简直是卖国主义。”
　　除了观念上的阻力，还有工具上的困境，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外语，不具备国际交流能力，在相当长的时期，外语教学被涂抹上政治色彩，其阴影仍徘徊在人们心中。
　　奇葩英语搞晕外国人
　　近代以来，西风东渐，外语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各口岸，均形成了学习外语的风尚，比如清末十三行的首富伍秉鉴就能用“汉化英语”与英美客商交流，北方恰克图也有“一条舌头没饭吃，两条舌头混饭吃，三条舌头有饭吃”之说。
　　可在庙堂层面，外语却被长期忽视，直到1900年，翻译国外资料仍以西方传教士口述、中方人员润色为主，在对外谈判中，误译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确立外语教学以英语为主，掀起第一次“英语热”。此后军阀割据，各方国际背景不同，使外语教学走向多元化，但英语始终占据主流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政策“一边倒”，俄语替代英语成为主流，1954 年，教育部通知初中不再设英语课，已开设的一律停止，教师改教俄语或其他课程。后在周恩来的坚持下，英语教学有所回暖。此后不久，因中苏交恶，俄语教学亦陷入停滞中。
　　1969年，英语又重新写入课程表，当年7月出版的山东省中学试用课本英语第二册书本上，标明“专供复课闹革命使用”。
　　为突出“外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国家建设和人民事业服务”，当时的外语教学出现了许多另类词汇，如ever-red sun(不落的红太阳)、running dog (走狗)、the great leap forward(大跃进)等。
　　不会ABCDE的接班人
　　1973年夏，河北省唐河县马振扶(又称马振抚)中学的一起学生自杀事件轰动全国。
　　7月10日下午，该中学英语考试，学生张玉勤在尚未答完的卷子上写道：“我是中国的人，何必去学外国文，不会ABCDE，也能当好革命的接班人，接好革命的班，还能埋葬帝修反。”最终她只考了6分。
　　第二天，刚上任几个月的班主任杨天成要求张玉勤在全班做检查，并当众挖苦道：“你写的这个诗可把人木(近于今天网络语言中的雷)死了。”“你有两条路，一是在班内做检查，二是在考卷上加上‘伟大诗人张玉勤，马振扶公社付岗人’。”并让全班同学把这首诗背下来。
　　张玉勤一气之下，选择了自杀，最后学校赔了100元钱，得到张玉勤父母的谅解。
　　1974年1月，江青从一份简报上得知此事，1月19日，谢静宜、迟群来到马振扶公社，进行了3天调研，并走访受害者家庭。
　　2月2日，以“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人命”的罪名，杨天成和校长罗长奇被逮捕，杨天成先后被批斗了14次，在地方干部的斡旋下，两人最终被判处2年徒刑，但实际服刑和强制劳动时间超过两年。
　　外语老师多灾多难的年代
　　马振扶事件与1973年的张铁生事件、黄帅事件恰好形成呼应关系，因此被无限放大，发展成一场运动。
　　仅在唐河县，就“有30多人被定为所谓‘罗、杨式人物’，有125人的言论被列入《右倾翻案风言论集》受到批判;260人受到组织处理;34人被戴帽;220个学校的革委会正副主任被撤换;全县20个公社教办室有17个被撤换、改组;41个学校党支部负责人被撤职、降职、调离”“南阳全区共有700余人受撤职、开除处分，40人被逮捕入狱”。
　　张玉勤被追认为“革命小将”“优秀共青团员”，政府还拨专款为她修了“革命烈士墓”，并立了碑，碑文是“胸怀朝阳战恶浪，敢把青春献给党”，该墓甚大，用水泥浇筑，周围栽上松树。
由于全国各地来瞻仰张玉勤墓的人太多，唐河县专门修了一条通向墓地的公路。张玉勤的一个哥哥被推荐上了大学，她的父亲成了学校的贫农代表，张玉琴的诗也被改造成：“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能做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　　国际英语外语教师协会中国分会会长包天仁教授曾说：“1973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河南‘马振扶事件’，‘四人帮’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许多学校把外语课砍掉了，外语教师被迫改行。可见在那个年代，我们外语老师是多么多灾多难!”
　　邓小平第一次说英语
　　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教育部党组的建议，决定撤销1974年转发的《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指出各地类似马振扶中学的冤案，都应平反昭雪。
　　决定指出，这两个文件(另一个是1971年8月13日中央转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在教育战线危害极大，流毒很深，撤销后意味着从根本上清除掉了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禁锢教育界和知识分子的“紧箍咒”，解放了全国范围内的上千万知识分子……
　　罗长奇和杨天成被平反后，县里安排他们在县城工作，但两人均要求回到马振扶中学，此后不久，该中学成为地区“百佳学校”，罗长奇也被评为河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农村优秀教师，杨天成教的英语课优秀率达85%，及格率达96%，他的4个子女都选择了教师职业。
　　张玉勤的坟后来被搬迁，成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坟头，墓碑亦被砸碎。
　　1983年，邓小平在给景山中学题字时，写道“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外语教学从此走上发展的高速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杨天成说：“你看看现在有恁多外语补习班，老师的地位和待遇都提高了，振奋人心啦。”
　　1986年，邓小平接见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告别时，他首次用英语说：“Good-bye。”现场翻译高志航没反应过来，以为是温伯格说的，忙附到邓小平的耳边翻译道：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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