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媒体不过是一些利益集团寻求自身利益的工具的说法,在西方并不鲜见。传播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Herbert Schiller、Robert McChesney、批判学派代表人物Noam Chomsky和Ben Bagdikian等,都有文章和著作述及。Herbert Schiller认为,包括大众媒介在内的美国文化产品的最高目的就是“发布、推动和叫卖(美国式)消费主义,成为跨国商业公司系统实现其自身利益的理想工具”(Schiller,1992:30)。他认为,美国行政机构、军事组织、跨国公司和商业传媒纠结在一起,通过美国式市场策略的运用,在“把整个世界变成大卖场”(Schiller,1992:42)的同时,促成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特征的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在全球的霸权地位。(Schiller,1989)。对这种大众媒介彻底异化为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的工具的现状,Herbert Schiller感到痛心疾首,因此他在《文化产业:公司表达接管了公众表达》(Culture Inc.: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一书中呼吁,亟需大规模地反思和检讨美国的信息文化现状,将信息流通归于“公众参与和公众自我负责”(Schiller,1989:171),以“对人类的启蒙和福祉有所裨益”(Schiller,1989:167)。Robert McChesney则强烈抨击了传媒假之以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庇护,越来越趋于私人垄断和臣服于商业价值、经济利益的状况。他认为,与这种“臣服”相应的是,“公共服务价值的衰微和被边缘化”(McChesney,1999:48),公益让位于利润,媒体实质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旨在“服务于一小撮富有投资者、企业老板和广告商利益的系统”(McChesney,1999:77)。
Edward Herman和Noam Chomsky在论述美国大众媒介的传播政治经济属性时,提出了一个从组织结构和关系的角度来解释美国媒介表现的分析框架,谓之“宣传模式”。他们认为,美国新闻正遭遇以下几大日常化的被过滤路径:所有者、广告商、信源(主要由政府官员、企业高管以及和被这些主要权力源资助与批准的所谓专家们)等。媒介“服务于那些控制和资助它们的社会强势者们的利益,并代表它们(向大众)进行宣传”(Herman & Chomsky,2002: xi)。2004年,Ben Bagdikian在其《媒介新垄断》(The New Media Monopoly)的修订版中,详尽阐释了所有美国的主要传播媒体是如何逐步被那些1987年初版时的50家而如今仅5家的大公司所控制、操纵和垄断的。在这本被称为“媒体工业集中化研究领域的圣经”里,Bagdikian通过大量的事实,生动、具体地揭示了美国传播媒介委身于那些大公司后的利益集团本质。至于有关中国媒体的利益集团属性的论述,就笔者目力所及,当推Simon Fraser大学传播学院赵月枝博士的论述最为系统。她在新著《传播在中国:资本重构和社会论争》(Communication in China:Capitalist Recons- truction and Social Contestation)一书中,论述了媒体作为利益集团,如何和政治、经济等利益集团交织在一起,并在这种交织中实现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如果说赵月枝博士是从政治经济学的宏观视角来把握中国媒体利益集团属性的话,笔者在此拟接着赵月枝博士“往下说”,深入中国媒体内部,从一个中观的视角来剖析中国媒体作为利益集团其内部利益角逐的常规路径与运作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