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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郑永年:中国形象工程为何适得其反 [打印本页]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1-19 23:32
标题: 郑永年:中国形象工程为何适得其反
郑永年:中国形象工程为何适得其反
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似乎越来越不理解中国。当中国已经活动在世界舞台中心的时候,世界对中国的“不理解”必然对中国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从根本上说,国家形象工程是一个国家软力量建设的需要。这一点,中国社会是具有相当共识的。
因此,中国出台了诸多大型国家形象工程,花费着大量的人、财、物,希望为国家塑造出一个正面形象,至少是一个世界可以接受的形象。
不过,塑造国家形象不是容易的事。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这些工程不是说没有任何效用,但一些工程经常是适得其反。中国越推动,外界的反弹就越大;中国的投入越大,外界的阻力也越大;中国的努力越大,国家形象就越差。这其中也并不都是中国的问题,各种因素包括文明和文化差异、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世界对一个崛起中国的不确定性甚至恐惧等等,都在影响着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但作为主体,中国也必须对自己的努力深刻反思。
先说最大的国家形象工程“孔子学院”。这些年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在不长的时间里已经扩展到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绩不小。不过,孔子学院从一开始就是各国争议的话题,尤其在西方。在早期,这样那样的争议可以归咎为人们不了解。但那么多年下来,争议越来越大。这不能说仅是因为人们不了解,或者人们有“偏见”的结果。对这样的文化工程,人们的“偏见”不可避免。但为什么“偏见”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这是需要反思的。最近海外一些名牌大学中止了和孔子学院的合约。尽管背后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但孔子学院的运作方式是主要原因。
就孔子学院来说,有太多的领域需要反思:要不要遍地开花?学习汉语应当不应当成为其核心?要不要资助发达国家的学生来学习汉语?越来越庞大的工程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如果是注重学界精英阶层(例如台湾的蒋经国基金会)是否效果会更好?如果有一个由专业人才组成的团队来管理,要比官僚来管理会否更有效一些?如果采用政府“收购社会服务”的方式,会否更具市场精神?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思考,能够帮助人们改进已经成为制度的孔子学院,使得其发展更具有可持续性。
媒体走出去是国家形象工程的另一大领域。这里也出现了诸多不小的问题。为了让海外理解中国,把一些党政理论刊物翻译成英文或者其他文字,不仅可以,而且必须。问题在于,这些刊物,人家看中文就很吃力了,甚至看不懂,翻译成外文之后,除了换了一种文字之外,没有人看得懂,甚至更看不懂了。一些海外机构甚至把此类刊物作为垃圾来处理。这是典型的浪费人、财、物,没有一丁点附加值。如果容许一个专业的团队来做,重新改写文章,就可以把声音传达出去。
“走出去”了的媒体问题更大。现在也有不少媒体“走出去”了,但不知道“走出去”的目标是什么,是影响中国读者还是外国读者?至少从现象上看,还是中国读者。新派出去的传媒工作人员,和原来中国媒体的驻外记者有什么区别?他们同样还是写些中文的报道,同样刊登在中国媒体之上,和当地的民众没有一丁点关系。这是人走出去,不是媒体走出去,并且服务对象仍然是中国民众。
为了增加在海外的影响,有关部门也收购了海外当地的一些小媒体。但这些媒体大多同样是华文媒体,本身并没有什么影响力,收购与不收购没有什么区别。更有甚者,收购这些小媒体之后,很多文章都是中国记者写好了,发到这些小媒体上的。(很多又被中国的媒体当成海外产品转摘回来。)这种做法实在叫人找不到任何理性。
中国的媒体喜欢转载引用外国媒体的产品。关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是应当的,引用外国人的看法也是中国开放的一种态度。美国人就自以为是,从来不关心他国对美国的看法。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和美国不一样,这是好事。但这里也有问题。无论是对中国正面的评价还是负面的批评,不难发现中国的大媒体经常引用一些只有中国人才知道的外国媒体。这些媒体在海外毫无影响,主流社会并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文化”走出去方面也存在这个现象。例如,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几乎被中国艺术家包下了。中国送出去一个又一个的演唱家或者演唱(演奏)团。那么频繁,哪来的听众?因此,一次一次地免费送票。当地的一些华侨已经变得不厌其烦了。幸好,这个现象最近已经被有关部门注意到,在纠正或者阻止其延续。
还有一个是“炒股”现象。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应当具有包容性,容许人家的批评,甚至攻击。但有关当局体现不出来这种包容性,结果导致什么样的小事情都要反应。本来一件小小的事情,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但经中国高调的反应,变成了大事情。这是“炒股”现象。本来这只股票没有任何价值,但经过中国用一国之力来炒作,就大大抬高了股价。很多海外的反华“英雄”,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
新疆的热比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关部门屈从于美国的压力,把她放了出去,还把她塑造成一个英雄。本来海外疆独势力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需要一个领袖。有关部门的做法就满足了这个条件。热比娅好不容易出去了,必然要做些反华的事情。但她每走到一个地方,每说一句话,有关部门必然全力反击。官方媒体甚至高调发表文章,视她为一个“达赖喇嘛式”的人物,把她从一个无名小卒抬高到达赖的地位。因此,不仅疆独马上把她作为领袖,各国的一些“反华”势力,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团体,纷纷邀请她。很简单,因为她有“影响力”,她所到之处,必然引起中国的全力关注。很显然,对有关部门来说,“放”她出去是关乎国家形象,而“关注”她也是国家形象问题。但结果不仅国家形象荡然无存,而且大大损害了国家利益。
类似现象极其普遍,体现在国家形象各个工程之中。随着国家的崛起,这方面的投入已经很大,也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这是一块很大的利益,不仅既得利益要追求更大的财政投入,而且也吸引着更多的新利益来加入分享。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领域大多属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性比较敏感的,各种利益都可以高举所谓的“爱国主义”旗帜。爱国有理,出了一些问题又怎么样?“爱国主义”是这个领域人们的保护伞。没有人会质疑批评。但现状在于,投入越大,越是适得其反。人们或许不容去质疑这个领域的“爱国主义”,但结果是在大大损害国家利益,是“害国主义”的表现。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里仅仅举一些容易观察得到的因素。
首先是缺乏专业主义精神,过度政治化。国家形象工程当然是政治,不讲政治不行。问题在于,怎样讲政治。可以通过专业主义来讲政治,也可以通过政治方法来讲政治。在中国,人们习惯了用政治方法讲政治,也很自然把它延伸到了海外。这种高度政治化的形象工程一到海外,要不到处碰壁,要不效果不好。如果专业主义精神不能弘扬,国家形象会越来越不好。其实,如同所有其他领域,提高中国人所说的“文化精神”的是专业主义精神,绝对不是官僚政治。去掉国家形象工程领域的官僚主义便是要务。这方面,中国可以从其他国家学到很多很宝贵的经验。
其次,GDP主义也一直主导着国家形象工程,已经成为衡量国家形象工程是否成功的标准。对GDP主义者来说,质量不重要,重要的是数量。结果,第一,国家形象工程要多。每一届领导要做,各个部门要做,各级政府也要做。第二,数量扩张也表现在每一个具体的项目上。对孔子学院来说,是学习汉语的人数和各种项目的数目;对海外宣传来说,是文字和篇数的数量(撰写、发表、转摘等);对文化走出去来说,是演出的数量,等等。
再次,中国机构不协调。国家形象工程几乎已经成为全社会工程,不知道有多少部门和机构在做。在众多的部门和机构中,没有一个有权力的机构来协调。结果,大家都互相竞争、内斗,谁都不去重视质量,而从事谁都可以做的、低层次的、毫无附加值的东西。数字一大堆,就是毫无质量。再者,无论是国家形象的塑造还是国家形象的“走出去”,都要求具有充分的海外知识。但那些懂得外部事务的部门和机构没有权力,不懂的却权力大得惊人,这就造成了“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国家形象工程迫切需要一个有权力的协调机构。
从更深层次看,这种现象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仍然没有走出近代以来接二连三被列强打败的“国耻”感。中国从前受其他国家欺负,现在崛起了,这些国家不能接受中国的崛起。包括一些领导在内的很多国民不能超越“国耻”感,国家因此不能体现出大国的容量和气度。海外什么样的对华反应,只要不是正面的,都要回应和反击。这就导致了一种局面:越反应和反击,双方的冲突就越严重;冲突越多,国家形象就越不好。美国是大国,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骂美国,但美国从来就不回应。做大国就是要被挨骂的,中国的国民显然还没有这种心态。
中国刚刚崛起,在学做大国,很多不想要的事情的发生,也具有必然性。任何大国在其走向大国过程中,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学做大国需要交很多学费。但是,对中国来说,要尽量少交学费,尤其是要避免交了学费还导向反面效果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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