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墙倒塌的1989年,西方世界对自身的理论与道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彰显于对“历史终结”的想象。二十五年后,西方思想界弥漫着困顿与焦灼的气氛,透露出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重的信心危机。有评论家将2014年称作“震惊之年”(a year of shocks):这并不是来自特定困境与混乱的冲击,而是因为“以往用以控制这些混乱的力量与原则的结构不复存在”。秩序结构的丧失带来了一种“明确无误的瓦解感”,这才是最令人震撼的。然而,困顿、焦灼与震惊也预示着摆脱盲目自信的觉醒,是克服自我迷信和矫正思想教条化的起点。2014年正在重新开启一个思想激辩的时代。
因此,扎莫拉认为有必要深刻反省左翼自身的封闭心态。在这方面,他赞同法国哲学家莱甘锡(Geoffroy de Lagasnerie)的观点:人们隔绝在学术界惯常的宗派氛围中,无法在考虑哈耶克、贝克和弗里德曼的论述时形成任何有启发性的解读,而福柯则不同。“他让我们去阅读和理解这些作者,从中发现复杂和具有激发性的思想。他总是费心竭力地去探寻各种不同视域的理论著作,并持续不断地质疑他自己的思想。”但学院左派很少如此开放,往往陷于“学派”的立场,预先就拒绝了那些来自不同于自己前提的思想和传统。
霍尔堡国际纪念奖由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迈克尔·库克(Michael Allan Cook)获得。他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主要研究伊斯兰教历史。颁奖词强调了他对早期伊斯兰教政治起源研究所做的杰出贡献。坦普尔顿奖颁给托马斯·哈利克(Tomáš Halík),一位捷克的公共知识分子,天主教牧师。他对政治与宗教的不宽容、宗族歧视和世俗化问题深表关注,致力于促进不同宗教之间的交流,以及信仰与无神论之间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