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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师慧园论坛》推荐：值得一读的中国个人史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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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1-26 22:54
标题: 《师慧园论坛》推荐：值得一读的中国个人史
值得一读的中国个人史：

龙应台≪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北岛、李陀≪七十年代≫
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
何兆武≪八十自述≫
韦君宜≪思痛录≫
杨绛≪干校六记≫
杨宪益《漏船载酒忆当年》
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
英若诚≪水流云在≫
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
江平口述≪沉浮与枯荣≫
高尔泰≪寻找家园≫
齐邦媛≪巨流河≫
徐晓≪半生为人≫
张立宪≪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
罗永浩≪我的奋斗≫
杨葵≪过得去≫
野夫≪江上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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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而立》作者饶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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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1-27 18:48
《大江大海1949  》

2009年，天下杂志出版龙应台所著《大江大海1949》（即《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该书以传记体形式，讲述国共解放战争的“残忍”，特别是共产党为争取胜利而采取的残酷手段，该书并未在大陆出版，但在民间引起广泛讨论。[1]
2009年9月18日，龙应台在香港大学举办新书发布会。她表示，她发表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控诉，也不是为了谴责，而是为了“向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致敬。


序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找到我行道树第一部 在这里，我松开了你的手第一节 美君离家第二节 躲躲雨第三节 码头上第四节 美君回家第五节 上直街九十六号第六节 追火车的女人第七节 不能不遇见你第八节 追火车的小孩第九节 最普通的一年第十节 扛着锄头听演讲第十一节 百叶小学第十二节 潮打空城第十三节 四郎第二部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第十四节 夏天等我回来第十五节 端午节这一天第十六节 管管你不要哭第十七节 栖风渡一别第十八节 永州之野产异蛇第十九节 向前三步走第二十节 十万大山第二十一节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第二十二节 魔鬼山上第二十三节 山岩岩，海深深第三部 在一张地图上，和你一起长大第二十四节 我的名字叫台生第二十五节 走一趟吉林路第二十六节 一把一把的巧克力第二十七节 小城故事第二十八节 只是一个兵第四部 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第二十九节 那样不可言喻的温柔，列宁格勒第三十节 人民大街第三十一节 兵不血刃第三十二节 死也甘心情愿地等你第三十三节 卖给八路军第三十四节 盛猪肉的碗第三十五节 一万多斤高粱第三十六节 大出走第五部 我磨破了的草鞋第三十七节 上海的早晨第三十八节 甲板上晴空万里第三十九节 突然亮起来第四十节 坦克登陆舰LST-847号第四十一节 我是台湾人第四十二节 一条船，看见什么？第四十三节 鼓楼前第四十四节 七十军来了第四十五节 正确答案是C第四十六节 海葬第四十七节 草鞋第四十八节 你来何迟迟第四十九节 一支香第六部 福尔摩沙的少年第五十节 水滴第五十一节 船要开出的时候第五十二节 盐第五十三节 如要凋谢，必做樱花第五十四节 南十字星的天空第五十五节 这些哥哥们第五十六节 堪萨斯农场第五十七节 不需要亲自动手第五十八节 比尔的素描第五十九节 卫兵变俘虏第六十节 三更灯火五更鸡第六十一节 日日是好日第七部 谁丢了他的兵籍牌？第六十二节 最底层的竹第六十三节 那不知下落的卓领事第六十四节 老虎桥第六十五节 拉包尔之歌第六十六节 魂牵第六十七节 寻找利瓦伊恂第六十八节 一个叫田村的年轻人第六十九节 谁丢了他的兵籍牌？第七十节 十九岁的决定第八部 隐忍不言的伤第七十一节 二十海里四十年第七十二节 木麻黄树下第七十三节 两个小男孩他是我兄弟寻人启事后记我的山洞，我的烛光

http://www.99csw.com/book/2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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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

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

一、引子：龙应台要说什么？

龙应台去年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在台、港和海外的华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名近代史研究者，我读过许多探讨1949年前后中国历史变化的著述，我自己也曾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写过文章，但是龙应台的书还是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应该说，这是一部用散文的文体，以新的思维，对1949年前往台湾的一群中国人进行全新论述的重要作品。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复杂，场面宏大：从1949年200万大陆人渡海迁台，再到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从“白色恐怖”对“外省人”的残酷迫害，到“本省人”对“祖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再到“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全书有家有国，以个人和家族的变迁，来折射时代和国家的大势走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的基本特点。在我多年的阅读中很少见到两岸的历史学家有如龙应台这样，将自己的研究与人性关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书中，龙应台满怀温情地写了她的父母槐生和美君千辛万苦，万里漂泊到台湾的故事；也写了一系列当年的小人物，在60年前背井离乡、生离死别、逃难、跨海、落地生根于台湾的故事。过去人们只知道国民党政权1949年被中共打败，被迫退往台岛；今天龙应台第一次向世人展现1949年庶民渡海迁台的画卷，里面由无数的个人和家庭组成，结合起来，就成了一部罕见的中国近代“南渡”史。

该书是写给台湾人看的，也是写给大陆人和所有中国人看的，全书的中心意旨是以普世价值观，来反思1949年由国民党政府的大失败而引发的国内一部分人群的大迁徙、大逃亡，“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龙应台在书中着力描述了被意识形态宏大话语长期遮蔽的一个个历史场景，讨论了一系列与1949年相联系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但是她不直接评判那场内战的是非功过，而是重点叙述那些内战的牺牲者及1949年来到台湾的人群，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尊敬：

他们曾经意气风发，风华正茂，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暴尸于沟渠。时代的铁轮，碾过他们的身驱。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

她写道，当夜里她一人独对史料：

我感觉一种莫名的涌动，千军万马继续奔腾，受伤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温柔无助的心灵仍旧悬空在寻寻觅觅……（页16）

龙应台告诉人们，正是这批被视为是“失败者”的人群，“在跌倒流血的地方，重新低头播种”，“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她并表示，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在我的印象中，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在台湾谈论“外省人”和“失败者”的关系，是十分敏感的话题，龙应台直截了当地提出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这是极为罕见的，需要直面历史的非凡的勇气！许多年来，“外省人”是和贬义性的“失败者”一词相联系的，设想若非1940年代末国民党的大失败，当年的200万人怎么可能背井离乡，如潮水般涌向台湾？2003年秋，在台北的一次有关抗战史的学术讨论会的茶叙上，我亲耳听到当年参加抗战的前国军将领说：败军之将，何以言勇？方知时间虽已过去几十年，这个“败”字，还是这样使人刻骨铭心。

国民党之“败”于中共，也让它在台湾的一些反对者对打败国民党的中共倾羡不已，也学着运用马列毛理论来挑战国民党，只是以后越走越偏，居然走到“台独”的方向。近十多年，把“外省人”等同于“占领者”的“台湾自主性/主体性”话语，又成为新的压迫性话语。在“失败者”和“占领者”这两种强势话语的压力下，虽然许多外省老一辈的心中有诸多苦楚，但还是“隐忍不言”，直到这次龙应台的新书问世。

龙应台是饮誉华人世界的著名作家，然而她对书写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她写道：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盖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页146）

龙应台开宗名义表明自己的叙述的有限性，显示了她的自信、真诚和科学态度。确实，她做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要在一本15万字的书里把所有与1949年有关的问题都阐述清楚，那是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对书中的某些内容与论断，不同的读者因关切不同而存有异议也是正常的。任何一本书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同样，《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例如有一些内容，无论是作为1949年大变局的近因还是远因，都间隔得较远，不一定和主题十分贴切等。只是这些瑕疵与该书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作为一名作家，龙应台已在做历史学家的工作--她不仅对众多的历史见证者作了口述采访和抢救采访，还查阅了台湾和大陆的大量文献资料。例如：龙应台查阅了著名的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办人刘绍唐于1951年出版的《红色中国的叛徒》一书，该书通过刘绍唐在林彪率领的解放军“四野”的一段生活及其出走香港的经历，反映了易代之际的社会和人心变化，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据我所知，该书早已绝版，许多专家都未必看过，龙应台却找到了。她所做的这一切努力，使得她的叙述更贴近历史真实。

二、他们为什么去了台湾？

对于研究近现代历史，又是出生在1950年代初的我，早就知道1949年是一道分界线，是把历史和人的命运分开的坐标线。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蒋介石率领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往台湾。在我成长的那些年代，大陆每天都在搞政治运动，“深挖国民党残渣余孽”是每一次运动必有的内容，所以我对1949年去台人员，总是有很深的兴趣：他们为什么去台湾？他们是怎么去的？

1987年两岸恢复联系后，我曾当面听过一些台湾学者谈论他们当年去台的经历：

张玉法教授是山东流亡学生，他是先经澎湖，再去台的（在龙应台的书中，专门有一节叙述了他的1949年）；

尉天骢教授是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子弟学校”的学生，1949年跟随学校经广州辗转迁台；

蒋永敬教授是从东北战场南下南京，再从上海坐军船，经舟山去了台湾。

2004年，我在台北，见到钱永祥先生和钱伯母，他说当年他母亲和他当国军团长的父亲是分别来台的，他的母亲一手搀着他的姐姐，另一只手怀抱着刚出生不久的他，在海南岛上了前往台湾的军舰。而钱伯母的去台路线，恰与龙应台的母亲美君一样，都是在海南岛登舰，目的地是台湾。

显然，他们和龙应台的书中所写的那些被抓的壮丁完全不同，他们有其“各人的理由”或“自由意志”，都是在内战的烽火中，自愿去台湾的。于是又回到那个最关键的问题，他们为什么去台湾？

1949年的国民党政权，前景一片渺茫，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以为蒋下台，在美国的支持下，可以在保存国民党原有架构下与中共“谋和”，实现划江而治；结果希望落空，美国对国府沉沦袖手旁观；知识分子大多留下等待新政权。

“山那边”的共产党则如日东升，气象万千，正紧锣密鼓准备开国。暂居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左派”知识分子纷纷北上，“青春做伴好还乡”。我从民国老报人雷啸岑的书中还看到，1949年10月10日，在香港的亲国府人士为纪念“双十”而举办的招待会上，出席者仅十余人，为首的还是民社党的伍宪子和徐复观等人，场面之萧条，可称之为“惨不忍睹”。在那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很不容易凑了一点钱，在香港办了一份《香港时报》，每天只印五千份，其中一半以上寄赠给在港避难的国民党前官员和香港的社会名流，那些人却视国民党政权为“过去式”，惟恐避之不及。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后，迅速占领首都南京和东方大都会上海，国府南迁，先广州、后重庆、再成都，最后于1949年12月10日迁往台北。国府南渡，与历史上的南渡完全不一样。解放军以席卷之势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在许多地区就是一路收编国军，国民党没有任何喘息的空隙来站住脚跟，更别说在长江以南维持一个偏安的局面。解放军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就把在大陆的国军全部歼灭，时间之短，亦是罕见。

可就在这历史的转折点，有人却追随国民党前往风雨飘摇的台湾；也有人留下来观察新政权，但为时不久，也选择离开，其中有沪上名作家张爱玲，以及当时还没有名气的国军少校柏杨、小知识分子聂华苓、刘绍唐、傅建中等。

龙应台对“他们为什么去台”是虚化处理的，她当然知道其“因”，她说，在其后面，“早有埋得极深的因”（页195），但她就是点到为止。龙应台在书中选用了柏杨在迎接解放军入城的北京街头，流着泪，怒骂左翼青年那一段话：“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页192-193）

国民党很多事做得太烂，抗战胜利后，将“接收”变为“劫收”，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搞得天怒人怨，这都是事实。台大教授齐邦媛当年亲历“六一惨案”：国民党军警在武汉大学校园枪杀了三名“左”派学生，这是国民党的疯狂行动，有可能是地方当局的个别行为，未必是受最高当局指使。但从总体上讲，国府对教育是尽了心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为了给国家培育人才，对学生的助学贷款等于免费全给，当局办西南联大，办各省联中，也都尽心尽力，只是人性特点之一就是多关心眼下，国民党在战后的执政实在是乏善可陈，左翼青年把几年前国府的照顾忘得一干二净，也就很自然了。易代之际，社会快速变化，各种人因地位、处境不同而对新社会的看法、态度有异。知名人士因社会影响大，人民政府出于稳定大局的需要，对他们多有安排，吸收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参加了各级新政权；这些知名人士可能比一般小知识分子更能接受新思想，更加拥戴新社会；而相比之下，小知识分子因地位卑微，不具统战价值，不少人甚至还失业，这批人反而对新社会有批评或保留，这才有柏杨在北京街头指斥左翼学生的那一幕，最后他们选择离开。

由是观之，当年去台湾的200万军民（内有63万军人，其他为公教人员及其家属），固然有一部分人是被抓的壮丁或被无奈裹挟去的，然而，不可回避的是，还有很多人去台湾是自愿选择的。他们不愿生活在即将开始的共产党的统治下，自愿追随国民党，投奔风雨飘摇、前途未卜的台湾。

三、死的都是农家子弟

大陆在1950-60年代出生的人，所受的基本政治教育就是战争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种；我们被告知，革命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革命战士应“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还有就是林彪在东北战场上的名言：“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敢于牺牲……枪声一响，老子上了战场，今天就准备死在战场。”1960年代初，中共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罪状之一就是“渲染战争恐怖”，中国还连带批判反映赫鲁晓夫“和平主义”错误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68年，北越派出黎德寿和美国在巴黎谈判，中国正值文革高峰，当时就影影绰绰传闻北越受了苏联修正主义影响，不敢再打仗了云云。

“革命英雄主义”要有具体的人物做典范。牺牲自己，为部队前进开辟道路的董存瑞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他曾被称为“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战斗英雄）。当然各部队还有自己的“爆破大王”、“射击英雄”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各地广建烈士陵园，供社会各界，特别是年轻人凭吊瞻仰。

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的仗，但很少有什么思想政治动员，蒋介石对其部下说得最多的是鼓励他们杀身成仁（页178），1950年后才有消极性的“克难英雄”的评选活动，这也是当时因美援中断，国府军费极为紧张，为了克服军中的供应困难才发起的运动。台北有集中祭祀的“忠烈祠”，却未听说每年清明节组织大批青少年为国军阵亡将士陵园扫墓。

中共宣传、鼓动革命英雄主义，但不会在力量对比不利于自己时也主张打仗：1945年抗战结束不久，国共就开打，当时共军力量较弱，在一两年内，中共和左翼方面就一直高呼“实现国内和平”。然而到了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后，解放军已完全占领东北全境，还解放了济南、郑州等华北、中原大城市，对国军已占明显压倒优势，此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呼吁和平，就被视为是国民党的“反动走狗”了。张申府是中共创党元老之一，也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以后退出中共，一直以左派教授身份参加政治活动，是民盟的主要成员之一。此君却“书生气”或“怜悯心”太重，于1948年10月23日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上发表了《呼吁和平》一文，结果《人民日报》斥责张申府是“人民的敌人”，其妻刘清扬已到了解放区，宣布与他离婚，民盟宣布开除他的盟籍，建国后他本人则被打入另册，长期不准发表文章，也没有安排他任何职务，1957年还被打为“右派”。

所以，“反战”、“要和平”不是任何时候都正确的口号。庞朴回忆说，1949年设在济南的华东大学干训班的学员们个个欢呼共产党，可是同学中又普遍存在渴望和平、结束动乱的情绪，经过上思想大课和反复讨论，大家才认识到：“这样的和平的愿望，又很容易倾向于在事实上同情敌人”，“虽说痛恨蒋，未必不会冒出有利于蒋的思想和情绪来”（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6页）。这些未来的新干部们终于发现自己立场还有问题，于是纷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把思想端正了过来。

易代之际，通常都是血流成河，龙应台对长春围城造成大量民众饿死哀痛不已，也强烈谴责国军在山东战场下达造成“绝地”，“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的命令（页188）。她写了新一军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对共军死伤的不忍，“看了敌人的尸体也不禁流下了眼泪”（页132-133）。她的笔下对国军多有同情，因为率领国军的都是前不久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抗日名将。

她再现了内战的真实场景：国共为争夺苏北重镇盐城，造成大量的伤亡。1946年冬，国军攻下盐城，发现周边的战壕里掩埋了700多具被冻僵的共军士兵的尸体，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书和亲人的照片（页259）；而在同一城的护城河里，国军又发现有王铁汉的国军第49军3000多具尸体（页261）。

龙应台在书中描绘的济南战役后的一个场景和所引用的一位叫卢雪芳女子的话，尤其令人震撼。在解放军攻下济南后，街上走着一位浑身发抖的国民党伤兵，他的右眼、鼻子和上嘴唇都被战火削掉了，卢雪芳正在街上行走，看到这位伤兵，她的眼泪一下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位八路军士兵说：这就是给国民党卖命的下场。卢雪芳转身对那两位士兵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他？他算什么国民党？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兵而已。”（页150）的确，如果不是被拉上战场，这位可怜的伤兵不就是一位在田里耕作的农民吗？龙应台引用一位国军给家人的信说，“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这句话饱含情感，令人感动：那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脱去军装的国共士兵，他们或在海峡此岸的家乡务农，或在台岛被派去修筑横贯公路，他们哪一个不是农家子弟？

龙应台在书中说：“历史往往没有声音。”在之前，也有人说，“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在几十年里，大陆的历史撰写中，国军抗战的史迹被抹去了，直到1980年代后才重见天日。在台湾，“2o28”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直到1990年代实现民主化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尽管“朝代可以起灭，家国可以兴亡”，历史记述往往也是胜利者的专利，但是时代变了，价值观也会随之变化了，台湾自不待言，在大陆，也有一些改变。我认识的一位女学者原先研究1945-1949年军事史，几年前她对我说，不想再研究这一段历史了，“实在没意思，因为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这句话使我印象深刻。但是，从人文和人道的角度，全景性的对这段历史作出反思，在大陆和台湾，龙应台可算第一人。

四、1949年，重塑社会的关键年代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年年有饥荒，有灾难，1949年也如此。但是1949年不是普通的一年，它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一年，却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一般的王朝更替或改朝换代：这一次是天翻地覆，是政治与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快速、彻底的改变。

1949年11月27日，朱光潜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的文章，这是知识分子为适应新社会而进行思想改造的开端。一年后，江苏扬州中学的教师进行思想改造运动，这是一所建于清末的著名中学，曾培养了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一份1950年代初的档案材料写道，该校“178名教师有变天思想，怕蒋匪卷土重来的达59人，怀疑敌对苏联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有61人，存在同情地主的封建思想的有39人，比较显著的怀疑、反对镇反、认为杀人太多者达60人，崇美、恐美、亲美的达105人之多”（扬州中学各种错误思想的检查，江苏档案馆馆藏苏北行署档案，3001-短期-0079）。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份档案多少反映了建国初“宁左勿右”的思想，但如此多的知识分子有“变天思想”，并在建国后没几年就被划入另册，这也是令人吃惊的，更是那些知识分子没有想到的。

1949年，跟随国民党去台湾的是少数人，大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都留在了大陆，包括被共产党视为最具危险性的“阶级敌人”：地主和国民党“军、警、宪、特”。这些人在易代之际选择留下，等待新社会的到来，一方面是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另一方面也是相信共产党的《约法八章》。当然还有许多南方乡村里的地主，不知世事有变化，以为自己勤俭持家，老实本分，没有招惹谁，还可以像往常一样过日子。在一年后“镇反运动”中，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国民党残余分子及反共“血债”的前国民党“军、警、宪、特”和“恶霸地主”等，约71万人被镇压，和跑到台湾的那些人相比，他们成为引颈待戮的一群。

去台湾的人，虽然还生活在熟悉的历史文化的氛围中，但是台湾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那就是四处弥漫的白色恐怖。跑到台湾的200万军、公、教人员，居然有4千余人被当作“匪谍”，命丧马场町等刑场。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共产党员，至多是左翼青年或左翼文学爱好者。这些所谓“匪谍”大多是“外省人”，他们千辛万苦到台湾，“自投罗网”，把命丢在了台湾！

国民党在大陆时代，国共有两次合作，以后虽然翻脸，但是毕竟不久前还是朋友和战友，不少国民党高官一时还拉不下脸面，许多人都保护过共产党员，例如：蒋作宾为被捕的廖承志做过担保；陈诚曾帮助过田汉在皖南事变后避难，杜聿明也曾保护过田汉在昆明不被骚扰等。共产党干部基本上则是“亲不亲，阶级分”，但这不能归之于党员和干部个人品德，而是党的严格纪律使然。在1947年的老区土改中，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区、县干部因“包庇地主家庭”而受到开除党籍等严厉的处分。因此在建国后，除个别外，很少与闻共产党高中级干部对那些即将要被枪毙的、曾帮助过自己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伸出援手。

1949年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成了惊弓之鸟，龙应台说：“很多残酷，来自不安。”（页90）这是千真万确的。那些国民党大官很少再出面保人了，在台湾，往往就因为读了一本左翼作家的书，就随意把人长期关在火烧岛。更令人发指的是，1949年12月，澎湖卫戍司令李振清把追随国府，千辛万苦带领八千山东流亡中学生到澎湖的山东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前烟台中学校长）及老师等七人全当作“匪谍”枪毙，造成千古冤案！这件事，过去未见史书记载。杭立武是当时的教育部长，为山东联中（由八所中学组成）撤退澎湖，亲自和澎湖驻军办有过交涉，但是在1980年代后期，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对他进行的口述采访中，他只是提到该校培养了多少人才，却对当年的惨剧无一字说明和交代。2004年春，我在台北第一次听尉天骢教授亲口对我说过此案，至今还记得尉教授在讲述这件事时的愤怒表情。去年，我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知道了该案的更多细节；今天龙应台的书让广大的读者了解那个年代“白色恐怖”的无耻和无法无天！

龙应台以外省人后代的身份理解、同情台籍人士在“2o28”事件中所蒙受的苦难和牺牲，又公正地提出外省人为1950-60年代白色恐怖的最大受害者。现在看来，当年的国民党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通过两大事件--“2o28”事件和“澎湖山东中学匪谍案”--实现了台湾社会氛围的转变，蒋经国等依靠白色恐怖，使亡国之君蒋介石的威仪重新确立，也使台湾的政局稳定了下来。以后国民党从“抓匪谍”中尝到了甜头，就频频运用“匪谍”的罪名来抓人。

在这个问题上，国共的路数完全不一样。在大陆，共产党采取公开的、大张旗鼓的方式，运用一切宣传手段，通过群众运动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镇反”和“肃反”运动；在制度建构方面，以“阶级分类”为依据，依靠单位、街道和公安部门三结合的方式，建立起社会治安网络，以监督“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1957年后再加上“右派”，统称“五类分子”）和一切“破坏分子”；国民党则专由特工部门负责，以暗箱作业的方式，在全岛各行各业密布“眼线”（即“线民”），形成天罗地网，重在制造恐怖，形成威慑。龙应台在她的另一篇文章中提到，1962年，她十岁的时候，曾亲眼看到穿着“黄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到她就读的小学来抓一位数学老师，那位老师跑出教室，特务们紧追，最后那位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就死在学校操场的黄沙上，而所有的师生都不言语，好像没发生过此事一般。

龙应台亲眼所见的这件事，在那个年代经常发生。《万象》上刊载的一篇文章《稻田里的学校》也写到和龙应台在小学时所见到的几乎一模一样的抓“匪谍”案，这次是穿中山装的人来学校，把正在上课的外省籍老师抓走。恐怖形成巨大的震慑力，被抓者尤如人间蒸发，大家都回避谈论。显然，这就是国民党当局所要的社会效果：白色恐怖造成无边的社会恐怖和心理恐怖，使百姓彼此分开，就在百姓的恐惧中，党国的威权如日中天，无所不在。

五、白色恐怖，还是岁月无忧的日子？

1950-6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外省人”，龙应台的父亲龙槐生在大陆时代当过国民党的宪兵连长，去台湾后就做一个乡村警察，按理说不应是党国体制的“怀疑对象”，但还得写自传。齐邦媛的丈夫是铁路工程师，也被要求写出历史反省材料。相比之下，本省人的处境似乎要好得多，只要当顺民，政治上“安分守己”，不涉及左翼和台独，该干嘛干嘛，一般不会遇上太多的麻烦。

在“白色恐怖”下有没有正常的生活？应该说这是一种受到政治干扰的被扭曲的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百姓的日子还得过，居然还越过越好，这里主要的社会结构性的背景是，台湾不是单一由政府掌控一切的计划经济体制。1950年代中期后，在当局的管制经济之外，“市场”的因素也开始增长，小百姓依靠“市场”，总还能找一碗饭吃。龙应台的母亲美君设在高雄港的卖菜的小摊子，在她的经营下，1953年扩充为一家小店--“美君商号”，这也是大陆开始消灭私有经济、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年代。在当时一般人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些，人们关心的只是美国对台湾给了多少经援，苏联给了大陆多少援助，而不知道一个社会的经济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再则，台湾没有如同大陆那样搞“群众专政”，“匪谍”的家属、子女虽然也受到歧视（龙应台的书中提到王晓波因母亲被冤杀，而受到学校老师的侮辱），但是总的说来，“匪谍”的家属、子女还不至于被普遍视为“不可接触者”，遭遇到“人人喊打”的境地，其子女还可以读书、升大学。

虽然身处白色恐怖的年代，也有人没觉得有什么压力，这里面既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万象》杂志有文章谈1950年代初某作者从大陆流亡到台湾，有幸在台大法学院读书，度过了他称之为“象牙塔里”的一段平静的求学岁月。在文章中，这位作者自称当年他是国民党外围组织成员，也是台大校园社团活动的活跃分子，还代表“中华民国”参加过出外访问的大学生代表团。显然，作者是当局信任的对象，他对1950年代的回忆是有其角度和立场的。

这种情况无独有偶，对大陆1950年代的社会生活，不同的人也是有不同的感受。例如：有许多知识分子在数十年后对“思想改造”持批评和反思的态度，有的甚至直接批评为“洗脑”；但是也有知名知识分子欣赏、怀念那段生活，把它称之为是“永远力量源泉”的“火红的岁月”（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4页）。

郑鸿生是一位本省籍批判知识分子，他生长在台南的一个小康之家，家境颇优渥。他在回忆他的中学时代时，很少提到那时在许多外省人心头上时刻存在的对白色恐怖的惊悚感，也很少提到一些外省人在回忆中通常会提到的1950-60年代初的困窘生活。他详细描述了他的味觉开发的过程，从台南的外省人的食物小店或小摊子，一路吃到求学的台北，从此喜欢上了外省菜肴和食物（郑鸿生：《山东白、四川菜与台南外省面--记一个府城少年在升平年代的味觉探索》，《万象》第12卷第1期，2010年1月）。

台湾的“戡乱戒严时期”是一奇怪的状态，它的高峰期应是1950年代的十年，1960年代后开始缓和，以后特务虽然还不时抓人，告密仍然盛行，甚至达到了普遍化和深入化，许多有“卓越反共表现”的“忠贞党员”都遭过“检举”，但是社会的紧张度已有所松弛。这个时期的台湾社会，已有一定的自由度，又被穿上紧身衣。龙应台成长在这一时期，她既亲眼见过穿黄卡其装的特务来抓她所在学校的老师，也和那一代人一样，“在和平中，天真而开阔地长大”。

六、省籍问题的症结

近十多年来，“台湾自主性/主体性”政治正确话语，在台湾学术、思想、文化领域不断扩大影响，这种思潮自有其历史根源，龙应台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将其抽丝剥茧，展现在公众面前。

龙应台在书中花了许多笔墨描述了台湾本省籍人士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困惑和迷惘，只是在我看来，有些已不属于“困惑”和“迷惘”，而是错以殖民国日本为认同对象！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日据时代的台湾青年以当日本兵的“军属”、“军夫”为荣，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积极报名参军，居然报名者高达100万人，而被录取的少数人莫不以为日本效力而自豪！我读到这一段，感到触目惊心，日本在台“皇民化”政策的推行居然如此“成功”，这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我不由想起蒋渭水之弟蒋渭川对蒋介石说的一段话：台湾人敬畏而不怀德。蒋渭川是台籍人士，却说出如此贬损台人的话语，是在国民党高压下为讨好蒋介石而违心说的假话，还是他真实的想法？这些都不得而知了。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被台湾人民盼望的“祖国军”却形同乞丐，毫无文明举止，被称为“叫化子军”，再次让台湾老百姓失望，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日本兵就是战败了，也是军容整齐，威风凛凛。没两年，1947年的“2o28”事件，大批台籍精英被枉杀，让台湾百姓彻底领教了国民党的专横和残暴，从此省籍问题成了台湾本省人的一个难解的心结。

几十年后，台湾歌手罗大佑颇有深意地用日据时期台湾老一辈作家吴浊流的名著《亚细亚的孤儿》的书名，写出著名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唱出了台湾人在冷战时期对冠之以“红色”和“白色”的高压和恐怖的那种惊惧感和凄凉感：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真理

龙应台和罗大佑理解和同情台湾本省人在两蒋统治时期所受到的压力，写出了许多人都感同身受的那种无助感和无力感，这都是历史事实，但是若要说，国民党自台湾光复就蓄意打击台人，则与事实不符。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和日本不在同一社会发展的水平上，1945年抗战胜利时，国民党不是没有装束整齐、兵员素质较高的精锐部队，只是他们远在印缅战区；国民党也不是不重视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他们在重庆早就设有专门机构谋划此事，只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1935年初，红军长征进入贵州遵义城，为使该城百姓对红军留下好印象，上级命令红军一律着鞋。国民党办事大而化之，太不认真，更不重视办事的落实，这是它的一贯风格。国民党军队和陈仪的长官公署对在日人长期统治下台湾民众的心理，没有兴趣去深入研究，更不会有的放矢去做收买人心的工作，加上不少官员存有贪污行为，态度又很骄横，在推行国语运动时过快过急，让百姓无所适从等，于是长官公署和“祖国军”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2·28”事件在客观上强化了国民党的权威，使台省同胞对国家的感情产生严重的疏离，但那时蒋介石并没料想两年后他会丢掉大陆，退守到台岛。事件后蒋改派文人魏道明做省主席，任命台籍人士丘念台为民政厅长，林献堂、杜聪明等为省府委员，其着眼点都是安抚人心。客观地说，“2·28”事件中蒋介石派兵去台湾镇压，不是他为退守台湾预做准备，而是国民党当局在整体中国的框架下的一次伴有大量滥杀行为的反共治安整肃行动。

省籍问题以后越演越烈的全部症结乃是“反攻大陆”不成，由统治合法性危机而造成，中央级“民意代表”为外省人占据，以后成为“万年国代”确是事实，但又事出有因。设想若无于右任、吴稚晖、王世杰、王云五、胡秋原等充任“立法委员”或“国大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又如何体现？蒋氏父子一方面堵住台籍人士参与高层政治的轨道，严密监视他们任何形式的结社活动，逼使他们走上经营私人经济的道路；另一方面，为了笼络人心，也给了少数本省籍人士省、县参议会议员等位子，20年后，终于开花结果。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台湾出现了大批本省籍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到了1970年代初，更有蒋经国“崔苔菁”，大量提拔台籍精英参与政治，台湾的政治生态终于发生重大的变化。

七、新价值从失败而来吗？

从“丢失江山”的角度讲，国民党、国民政府是“失败者”，这是无可更改的事实。熊式辉说，想起在大陆的失败，“切肤痛心，不敢回顾”。陈诚痛切反省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从他参与并领导的江西剿共战争一路反思，他声称：未能在1934年10月消灭朱毛红军，致使功亏一篑，遗恨千古。国民党高官的这些反省和反思，都是从“党国”丢掉大陆江山的角度出发的。

如今龙应台从民间的角度提出“向失败者致敬”，并坦陈：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台湾是不是失败者，齐邦媛教授就不同意这个命题，她认为国民政府、台湾百姓不是“失败者”，她说，如此看问题，是因为各人的“价值观”不同；第二，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中没有展开论述她的一个隐匿的命题，而在她的其他文章里都有所涉及，这就是1949年国府的失败与台湾以后开出的自由民主新价值的关系。

可是人们也会提出疑问，难道没有1949年国府的失败，自由民主的新价值就开不出来？证诸大陆时代，虽经战乱摧残，不是也有新价值和民间社会的存在吗？只是这些新价值最终挡不住左倾思潮的冲击而凋零。

当然，如果只是“思潮”是冲不垮手上握有数百万大军的国民党政权的，关键是在左翼思潮背后有高度组织化的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并得到广大农民及苏联的帮助和支持。而国民党与社会底层，特别是广大农民极为隔膜，又被普遍认为是贪污腐败，这就使得左翼的解释直逼人心，为共产党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国民党也因军事失败造成全局崩溃，最后被迫退守台湾。

龙应台在书中没有专门讨论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因”，但是它实际上已相当程度地涉及到这个关键的问题：书中引用一位被俘的国军军长对淮海战役的一段回忆说，国军打仗，老百姓“快闪”，“粮食也都被藏了起来”，而“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同外，简直分不清军与民的界线”（页185）。

常言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位被解放军俘虏的国军军长或许只能按照共军的口径如此这般说，可是逃到台湾的前国军连长林精武也是这么说，那就说明他们所言都是事实了。在淮海战役中负伤逃亡的路上，林精武看到老百姓推着几百辆独轮车，“碰到河沟或结冰的路面，深陷的地潭，二话不说就把推车扛在肩膀上，继续往前走，走到前线去给共军补给。老老少少成群的妇女碾面、纺纱、织布，蹲下来就给解放军的伤兵上药，包扎。”（页185-186）

国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使自己尤如空中楼阁般的脆弱，最终难逃覆亡的命运。1949年初陈诚奉蒋介石命接掌台省主席一职后，痛定思痛，宣称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为治台之理念，从“三七五减租”着手，将社会基础夯实，开始新的出发。显然，台湾以后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是与其失败相联系的，龙应台不会为国民政府1949的大流亡而骄傲，她是为台湾人从失败后站起来，又开出新价值而自豪。

龙应台非常动情地描绘了以下几个镜头：

为躲避解放区土改和清算斗争冲击的豫衡联中五千名流亡学生，和同样原因逃离家乡的山东联中八千名学生一样，一边读书，一边南下流亡，到了宿营地，“背包一放下，学生们就开始升旗、唱国歌、读书、听课”。一位返乡不愿南下的同学留下的《古文观止》，“变成颠沛流离中的珍贵教材”。豫衡联中的流亡学生，带着这本《古文观止》，一路艰难跋涉，在广西和黄杰率领的国军第一兵团下的九十七军二四六团会合，在他们的保护下，于1949年12月13日，和黄杰部属一起退入法国统治下的越南，原来的五千多学生此时不到三百人。随后他们又和国军官兵被法国人迁往富国岛，在一场大火中，张子静校长抢救出的唯一物品就是这本《古文观止》。1953年，豫衡联中最后到达台湾的学生只有208人（页106）。

进入越南的国军黄杰部下三万多人在富国岛刚刚安顿下来，就建起“中山堂”和“中州豫剧团”……

也是在1949年，钱穆等离开大陆，到达香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筚路褴褛，创办新亚书院，中华文化的薪火，从中原大地一路南下到了香江之滨。

无庸讳言，1949年后的台湾，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是由一个专制主义的国民党党国机器严密统治的。一方面，两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另一方面，国民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思想、文化方面厉行禁书和“文字狱”，在这种背景下，怎么可能开出“新价值”？

历史的悖论也许就在这里：国民党吸取大陆时代“放任主义”的历史教训，以蛮横、粗暴的“一刀切”的方式，彻底清剿一切“煽动阶级对立”的1930年代左翼文学或社会科学，终于实现了它多年以来梦寐以求，在大陆时代一直没能达到的目标：台湾社会的面貌被高度同质化了，依照党国机器的设计并在它的一再努力下，“反共”成了台湾社会的主导价值，台湾社会也成了一个反共社会。

和台湾形成对照的是，1949年后，大陆成了“革命社会”，与台湾一样，大陆也禁绝一切“反动”读物，不断清理、淘汰图书馆的藏书，甚至街头的“小人书”的摊子也被反复清理。和台湾不一样的是，大陆是越到后来禁书越严，及至文革爆发，所有图书馆关门，在马、恩、列、斯、毛、鲁迅外，所有书籍都被禁。而在台湾，到了1960年代后，禁书的尺度大为松弛，出现了许多翻印本。大陆禁书对达到“舆论一律”的目标，居功厥伟，所以以后才会有狂热效忠于领袖的“红卫兵运动”。但是，大陆毕竟很大，无论怎么禁书，总有漏网之鱼；再则，1960年代初，大陆为“反修”而在内部出版的“灰皮书”、“黄皮书”，在文革中流传到社会，多少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实际起了启蒙的作用。

在禁书方面，类似台湾的还有新加坡。二战后的许多非西方国家在经济衰败的同时，还会受到世界性的左翼思潮的影响，大多会加剧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动荡。老练的李光耀为了截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加坡这个华人社会的影响，也是严禁左翼读物的流通。几十年后，当该国的中产社会已经稳固，当局又开禁左翼文学，此时那些作品已少有人问津，不再具有革命动员的作用了。

长期的禁绝左翼读物，使得台湾一些知识分子对某些左翼名著的社会作用充满不切实际的想象。我认识的几位台湾学者都对我说，他们在解严后如何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仔细研读，其潜台词是读了该巨著，也就可以了解中共革命了。我告诉他们，他们是被某些“匪情专家”误导了。在大陆的共产革命年代，除了非常少的党内学者和“教条主义者”，中共大多数领导和党的高中级干部是不读《资本论》的。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到1949年12月，农民出身的中共党员有340.1万人，占党员比重75.8%，文盲共300.6万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他们所接受的就是毛泽东的若干重要概念，以及“打土豪分田地”，“保卫土改果实”，“翻身打老蒋”等口号。至于知识分子，与其说他们是被《资本论》吸引参加中共革命，还不如说他们是受了鲁迅和苏俄文学的影响才投奔延安和参加学运的。我的这番话让这些朋友多少有些失望，他们大概不会接受我的看法，作为学院知识分子，他们还会一如既往地去读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左翼名著的。

说到台湾长期的反共宣传，其间虽然有许多歪曲和夸张（“反共八股”），但是大陆在1950-70年代的一些执政方面的极左错误，被台湾方面利用，用来凝聚台湾的民心，并取得成效，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两蒋时代台湾对大陆的“心战”广播，对大陆的城乡青年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一些青年也产生了影响。君不见，文革期间，大陆“公检法”的宣判公告里，有多少“偷听敌台犯”，其中最多的就是偷听来自台湾的广播。一些城乡青年，其中不少还是工农子弟，居然按照台湾广播中提供的地址，给国民党敌特机构写“反革命挂勾信”，要求寄钱寄物给他们，最终都落入“公检法”的法网。文革期间，大陆对台广播也有影响，但是吸引的多为台湾左翼青年，对一般民众影响很小。大陆长期搞政治运动，搞株连，文革又大肆破坏文物典籍，把台湾民众吓坏了，蒋氏父子相应推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虽为官办，也有形式主义的流弊，但在台湾社会传播优秀典籍，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总比“评法批儒”，歌颂秦始皇，更易让台湾百姓接受。

今年春节前，CCTV四频道报道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位在台学习的大学生对台湾社会的感受。她说：“台湾人超好。”我理解她说的“超好”就是她在那儿感受到了一种在大陆生活中缺乏的，人与人之间的温良恭俭让的氛围，而这是去过台湾访问、旅游的大陆人对台印象最深的地方：台湾虽然很小，却充满浓郁的中国文化的氛围，与大陆相比，更有传统文化的底蕴！所以，我非常理解龙应台对台湾的深情和眷恋，我也完全读懂齐邦媛为什么会说出那么感性的话语：“天佑台湾”，“愿台湾在历史上长久存在”。无独有偶，这两位杰出的女性都是外省籍人士：龙应台于1952年出生于台湾，她的父母1949年来自大陆；齐邦媛于1948年来到台湾，当时她是24岁，从那以后，她已在台湾生活了62年。

如果说，新价值的孕育需要市场经济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日新又新”的特质又推动了新价值融合、落户于台湾社会，那么战后西方思想、文化就成了新价值的直接的搬运者。

1949年后，台湾被纳入到美国冷战反共的轨道，受到西方战后思想、文化很深的影响。尽管自由主义思想在台湾长期被压抑，受打压，但始终是台湾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潜流，其长效作用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慢慢凸显。而在西方战后文化的影响下，1957年后，台湾的现代文学运动兴起；1960年代后，台湾一些人还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于是西方个人主义与两蒋的专制主义又形成张力。

走笔到此，我想起以前读的郑鸿生的《青春之歌》。他说，由于两蒋当局完全禁绝左翼读物，1968年，钱永祥等这些反抗党国专制压迫的青年知识分子，是从罗素、萨特还有一些欧陆的逻辑经验论者那儿吸取思想养分的。使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钱永祥等坐在台北的冰果室里，一边抽着烟，喝着热柠檬茶，一边在为他们的社团刊物《大学论坛》安排稿件。啊，热柠檬茶！多么神奇的物品！我敢肯定，1968年的绝大多数的大陆青年还不知热柠檬茶为何物！同样都是在思索着青年的出路，那个年代海峡两岸青年可以说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里。相比之下，钱永祥等是幸运的，他读的是全台最好的中学--台北建国男中，以后又进入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如果他的母亲没有把他带往台湾，在1960年代的大陆，“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子弟”是不可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的，更别说考入大学，甚至还会因思想异端，被送上断头台--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人就是因为“离经叛道”而被处以了极刑。所以可以这么说，相比于“极左主义”，台湾的右翼专制主义还有其“柔性”的一面的：柏杨居然在台湾的牢房里写出他的名著《中国人史纲》，而丁玲因长期被单独监禁，不许阅读，是靠着背诵儿时母亲教给的古诗词才免于发疯的。两蒋父子从来没有认同过自由主义价值观，但是在他们的治下，台湾也从来没有切断过与美国的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沟通的渠道，于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潮，“随风潜入夜”，最终为新价值的孕育和成长提供了富饶的土壤。当所有这一切都聚合在一起，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开放报禁、党禁和大陆探亲，台湾就跨过了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门槛。

八、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流

去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也是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六十年，六十年，这是两代人的时间，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就是短短一瞬间。

十月下旬，我在上海医院的病榻上，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段，也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龙应台的几段话深深地触动了我。

龙应台写道：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没一声“对不起”。

龙应台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将她对公平正义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分量之重，超过了任何宏篇大论。

几个月后，我还是在医院的病榻上，春节期间的医院十分安静，我再读龙应台的书，这次是在南京，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南京，是旧时国民政府的首都，也是中国历代建都最多的城市之一，石头城下，秦淮烟水，见证了多少王朝的兴亡和更替。然而，在这儿建都的王朝几乎都没有兴旺长命的，这就使得这座古城有一种凄凉落寞之感，白先勇笔下《台北人》中的南京，也有几丝愁苦的意蕴。

1998年，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回到南京总统府旧址。1946年初，他曾陪同蒋介石从陪都重庆回到这里，那时南京万人空巷，欢迎蒋委员长胜利还都。可是三年不到，蒋介石仓皇辞庙，再也没有回到南京。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他重归旧地，触景伤情，百感交集，想蒋氏去台后，“念念不忘光复大陆的使命”，却事与愿违，“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十年后，龙应台也回到南京，望滔滔长江，寻找她父亲经历的抗日的战场和已消失的、在日军侵占南京时关押过“八百壮士”的老虎桥监狱，造访城郊的外交九烈士墓和航空烈士墓，着眼点是恢复历史真貌和彰显人性。

六十年过去了，南京已高楼林立，长江上已建成三座横跨南北的大桥，中山路上的梧桐依旧，却不复旧时的静谧。就在总统府旁，建成了南京最大的仿民国建筑的时尚酒吧区“1912”，民国时代达官贵人的住宅区--江苏路上的洋房群，也被重新修缮一新，据说将作为城市的新的旅游亮点。那些和1949年相关联的地点：通往上海的下关火车站，已成为一个小车站，那个曾经挤满逃亡人群的小广场，如今只有几个老人坐在那儿晒太阳。城东的中山门，是1949年国民政府各机关从陆路逃离南京，南下宜兴、杭州的出发点和必经通道，现在已树木葱葱，成为沪宁高速公路的起点。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在南京，我看到一个远去的民国时代的背影。

岁月无声，江山有情，今天，经济成长了，国力强大了，和六十年前、三十年前相比，大陆民众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离一个自由和公平、正义的社会，路途仍然遥远。展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感受，如果说台湾的外省老一辈，从中读出“伤”与“痛”，那么在大陆的许多读者，则带着自己的关怀，已不全然是为了追忆历史，更是祈盼新价值成为福佑人民的灯火，从此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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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1-27 18:58
本文摘自：《东方早报》2011年12月27日B02版，作者：许荻晔 平影影，原题：《何兆武：历史书写的都是使人相信的故事》

1921年生于北京，祖籍湖南。1939年以贵阳考区第二名进入西南联大。1956年进入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译著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文化漫谈》、《西南联大的那些事》等。

问到一生中遗憾的事，90岁的何兆武笑呵呵地说：“读书不用功。”

小时候生长在北平，何兆武爱听音乐，喜欢看电影，更爱逛戏园子，还读各类杂书。

在报考西南联大时，他填的是土木工程系，只因中学时读过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觉得建筑“挺有意思”。

在大学学了一两个学期的微积分、普通物理、投影几何……何兆武发现自己志不在此，随即转学历史。一是因为生长在皇城根下，易“发思古之幽情”；二是自己生逢国难：小学碰上“九一八”、中学又逢中日战争，刚进大学又爆发了“二战”，如此便觉得学历史能够懂得人类命运走向。

读研时，何兆武受好友、数学家王浩影响，一起读了哲学。但第一年患上肺病的他无法学习，在病榻上读文学作品排遣，病愈后改学外国文学。

“当年我们做学生的时候，特点是自由散漫。”不过，何兆武觉得这样有一个好处，“能充分发挥潜能。”

1956年，何兆武进入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57年，反“右”风潮来袭，他开始偷偷搞翻译。何兆武给出的理由是：写东西怕把握不住政治脉搏，读闲书的可能又越来越少，只有做翻译不会犯错：“话都是别人说的，我只负责翻译。”

有时翻译也是政治任务。何兆武曾受命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文革”中，这部译作因“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何兆武没有逃脱“反革命分子”的待遇，与史家顾颉刚、谢国桢同关在一个牛棚。多年后，何兆武才知道，命令翻译《西方哲学史》的是毛泽东。

1986年清华大学恢复文科，何兆武重回清华，当年春分配给他的房子一直住到现在。本世纪初，清华打算给他重新分房，何兆武因“嫌麻烦”而婉拒。书房家具摆设仍是当年风格，一张单薄的行军床，两墙书架夹一张书桌，窗外能看到清华附小的孩子每天跑来跑去。

虽然年届九旬，何兆武还经常看电视，新闻、体育节目和京剧都看。房内书架上摆着收藏的外国音乐碟片，甚至还有具有新世纪音乐风格的神秘园乐队，“原来听过，但我接受不了20世纪以后的东西，跟不上时代了，不知道现在年轻人在想什么。”

2001年，何兆武八十大寿，清华邀请了多位老先生为其祝寿，学生敲门来请寿星时，发现他早已出门，去了图书馆。今年九十大寿，清华再没有为其举行过祝寿活动。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不需要这样的待遇。”12月20日，何兆武在清华大学的家中笑着对早报记者说。

冯友兰“自愿”力捧江青
东方早报：你在《上学记》里提了这么多老师同学的事情，也不掩饰自己的判断，有没有招来一些抗议？

何兆武：当然有。冯友兰的女儿宗璞找到出版社，编辑就来找我了。我里面提到了冯友兰力捧“女皇”（指江青）的诗，我记得那首诗是冯友兰写的（宗璞说不是）。即使这首不是他写的，他也写了很多“女皇诗”，我随便换一首就行。其实冯友兰当时没必要写的，他80多岁，又在生病，江青也不至于逼他写，应该还是自己愿意写的。

不过冯友兰也是，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基本都对他不满，因为他紧跟国民党，他是国大代表，去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当时与会的总共就十几个人。国民党1941年还颁一个学术奖，只颁过这一次，文科获奖者就是冯友兰。有一幅漫画，画一个学者踩着他的作品来升官，就是指他。听说是北大的赵宝旭画的。有一次我问赵宝旭是不是他画的，他说是。

东方早报：对吴晗的评价，也招到过一些非议。

何兆武：我是写到吴晗当时躲警报连滚带爬。当时情况比较特殊，我们那天刚出校门就拉紧急警报，也就是飞机当头了。但学校外是两条街，上千人挤着很危险，大家就向外跑，小土丘向上跑容易，向下就很难把握平衡，我就看到吴晗跑得连滚带爬，很失风度，那是我亲眼见的。我也亲眼见到跑警报的时候，梅校长从来都是走的，穿得很整齐，拿了雨伞，还疏导学生不要跑，慢慢走。

我还写吴晗做过二房东，我姐姐就租过他的房，也被他赶过搬家，说是亲戚要来把房子收回去，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觉得二房东其实只要不是重利盘剥就行了，他盘不盘剥我不知道。

我想说的是，有的人很奇怪，他们自称是保护吴晗的，可是当吴晗危险的时候，没有人出来。几十年后吴晗平反了，就出来说冤枉吴老师了。

东方早报：还有对《上学记》的记述不满的吗？

何兆武：今年1月，我跟杨振宁一起吃饭，我在《上学记》里提到听见杨振宁跟同学说爱因斯坦新近一篇文章“毫无创新，老糊涂了”。杨振宁跟我说，他没有这么说过。但是，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我说，你当时应该是随口一说，后来也就忘了，但是对我来说，头一次听到有学生这样的狂妄，非常震惊，所以记得格外深。

但是，我后来觉得年轻人确实需要这种气魄，才能够超越前人。

东方早报：今年12月17日，胡适诞辰120周年，现在学界常常重提胡适，但你对胡适的评价并不高。

何兆武：胡适是一个学者，但他主要是在思想界很有影响。他的深度并不高，但是贡献很大。学术上的成就跟造成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的影响大，比如梁启超，当时他的文章影响非常大，郭沫若就说他们当时没有人不读梁启超的，但是现在看梁启超的文章，他可能很多来源都是抄日本的。所以，胡适也是这样，要把他对专业的贡献跟对时代的影响区分开来。
北洋军阀不注意文化控制

东方早报：有人认为，民国时出了很多大家，便开始怀旧，你怎么看？

何兆武：如果真那么自由，就不闹革命了。

东方早报：当时的学术环境不宽松吗？

何兆武：我小时候生活在北京，北洋军阀统治的时候，都是土匪，他们对文化控制不是很注意，平日不过问，生气的时候就抓人。后来国民党来了，国民党的体制其实模仿的是苏联体制，但很多人误会他们是英美的。他们主张党内无党，党外无派，是彻底的党化教育，但还是不彻底。后来，我回湖南老家，读中央大学附中，就觉得控制比当时在北京读师大附中厉害得多。但西南联大又不同，在昆明，又是北大、清华的学术风气。

东方早报：你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曾和汪曾祺是室友，你们一起都聊些什么话题？

何兆武：我们大一的时候住一个宿舍，我对他的印象就是旧文人，穿长衫，有几个扣子还不扣，布鞋穿得像拖鞋一样，还抽烟，一副很颓废的名士派样子。

我跟他一起就是说笑话吧。他跟我们不大在一起的。多年之后，有一次聚会见到了汪曾祺，因为当时的样板戏《沙家浜》就是他改的，我问他对京剧也有研究啊，他说，没有研究，胡乱改的。

东方早报：现在回头看当时的西南联大，觉得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何兆武：当时学术空气自由。老师有的不是正经讲课，而是随便谈话，也交流了思想。像刘文典，上课就是骂人，但我们也学到很多东西。很多老师，都自由发表评论，带有个人意见的评论，对学生影响很大。每个老师的看法不同，想法不同。比如，一门必修课中国通史，因为学生多，所以分成两个班，由两个老师教，每个人的理论体系、看法都不同，我这边听了那边听，两边的想法都可以听到。

“文革”中只译死人的作品

东方早报：1946年你去了台湾，待了很短时间又回来了，什么让你选择回来？

何兆武：我不愿意待在台湾。第一，我不适应那里的气候。最糟糕的是台湾被日本占领了51年，日本推行皇民化教育，很成功。台湾人都会说日文，当时的物质水平和受教育水平都比大陆高。可是，当时我们去的人也不太自爱，总觉得自己过去是改造他们的。国民党军纪也不好。不过，也可以理解，人都是现实的，当时国民党去后，物价飞涨，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秩序乱了，他们反而喜欢日本统治时期。

有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有一次，我去台湾商店买一件东西，老板娘说了价格，我觉得贵了，跟她砍价，她说：“这不是你们中国。”我当时很震惊，受到的刺激很大。我们战争了这么多年，把你们解放了，却不讨好。

东方早报：“二·二八”事件发生时，你也在台湾，当时的亲身感受如何？

何兆武：对，当时很多大陆去的人都很怕，躲着不出门，我觉得就像“文革”刚开始的时候。

东方早报：“文革”中，据说你的家被抄了两次。

何兆武：是的，不过不是红卫兵，而是我们所里的革命派。所以，还好。

东方早报：抄走了很多东西吧？

何兆武：没有什么。只是后来向我“借书”，也就是直接要去了。还问我“借钱”。这其实就像警察问小偷借钱，其实是勒索。他问我借了两次钱，每次50元。我当时一个月工资是120元。后来我听说，他不光向我借钱，很多老先生工资可能一个月有300多元，他就问人家借300元。

东方早报：那个借钱的人后来处境如何？

何兆武：这人当时是个头，不然也不会借钱。“文革”一结束，他就走了。后来，我们知道他向很多人借过钱，数目还很不少。如果不走的话，很可能要被定为敲诈。凡是大动乱的时候，这种情况都会存在。

东方早报：“文革”中，你和顾颉刚、谢国桢一起关牛棚，大概是什么时候？
何兆武：大概是1968年前后。那时，我只是一个助理研究员，其他两位都是大家了，跟他们关在一起，很“与有荣焉”。

东方早报：什么原因被关进去？

何兆武：我是因为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

当然，我怎么敢攻击呢，我只是不喜欢样板戏，我认为京剧这种形式应该表现超现实的，或者距离时代很远的故事。比如《沙家浜》，一个老板娘要经营一个茶馆，这个就够她应付了，她还要养几十个伤兵，还要和国民党作斗争，而且是孤零零一个人，这怎么可能呢？所以，就成了恶毒攻击。

东方早报：当时你有没有跟他们探讨史学问题？

何兆武：他们俩完全不一样。顾颉刚整天什么都不说，愁眉苦脸，一个人坐着。谢国桢只要没人看着，就什么都谈，什么好吃，什么好玩，也谈一些学术的问题，但是他更喜欢谈吃喝玩乐。

想想当时，也挺有趣的。有一次我问谢国桢：“您一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他说是1933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到中国来时，傅斯年在北海仿膳请客，按照宫廷规矩，上一道菜换一种酒，总共十二道菜，就配了十二种酒。当时，我对他说，等回北京了就请他吃饭，他说北京现在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只有西单商城峨嵋酒家的红烧鱼还不错，后来回北京请他吃了。

东方早报：你和谢国桢聊得这么热闹，顾颉刚也不参与？

何兆武：他整天也不说话，这其实跟他的身份有关系，顾先生在解放前就是大学者了。

东方早报：你的许多重要的翻译工作都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何兆武：从1950年代末开始。“文革”去干校的时候不敢翻，其他时候都慢慢地翻，也不是为了赚钱，也不为了出版，就是一贯的不务正业，自己的兴趣，找点事情做。

东方早报：那时还能看闲书吗？

何兆武：不能。当时掌握不住政治脉搏，要是自己写东西的话，说不定就有问题了。翻译的都是别人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都是死人的。那时候，马克思主义之前的作品是历史资料，马克思之后的就有很多限制，有的是内部资料。我就翻译马克思主义之前的。也不用担心，话都不是我说的，是原作者说的。

历史的话不能都信

东方早报：你曾经说过，学历史的，不经历一下，便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不完整。

何兆武：我是这么认为的：学历史的人，如果不经历那么一次的话，对中国历史的体会不深刻。

东方早报：经历过“文革”后，你的体会有哪些？

何兆武：第一，历史不是都真，历史的话不能都信。那个时候，谁都不能说真话，说真话可能要命。比如说，当时每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可是红宝书里，第一页就是“人总是要死的”，这和“万寿无疆”是矛盾的，起码的逻辑都不讲了。第二，历史总是我们后人的理解，当时的情况很难理解，比如，那么多人都说万寿无疆，但是多少人相信呢？

东方早报：你90岁了，仍然对世界充满好奇？

何兆武：是的，比如说“文革”时候的事情，我们即使是那个时代的人，也不是很清楚当时真实的状况，即使到现在也不清楚。现在有一些关于“文革”的书，我就想去了解一下。但到现在仍然不是很明白那段历史。

东方早报：这么说的原因是什么
？

何兆武：有自己的倾向，也有客观条件的限制。比如有的书有的时候找不到，就只能受到限制。比如现在我年纪大了，就看点闲书，比如“文革”回忆录，有很多不知道。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是最高的权威，最后都变成反革命了。可是这些“文革”回忆录太简单了，不能解决我的想法，比如几个回忆录里把什么都推给江清了，她是不是反革命暂且不说，但是都推给她就省事了。

东方早报：有没有总结出一些心得体会？

何兆武：想不到。很重要的事情谈不到。除非是专门研究的人。我年纪大了，也不做研究了，就是看看闲书。比如现在《蒋介石日记》出来了，就可以知道一些原来不知道的事情，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西斯势力不可一世，中国虽然是加入了反法西斯联盟的，但看蒋介石日记，才知道国民党内部一些人是希望中国加入希特勒的阵营的。所以虽然后来站对了，混了个战胜国，但是当时是有可能加入希特勒那边的。这些也是我读历史的兴趣所在。

人生是与外界调和的过程

东方早报：你觉得比较集中地去发挥自己的才能，还是像你现在这样凭兴趣随意读书，哪种更有价值？

何兆武：这不是由你选择的。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所喜欢的路，这是最悲哀的，只能根据现实情况。我也只是夹缝中求生存。

东方早报：你不断强调重视个人自由，但也提到没有绝对自由，你是如何把握的？

何兆武：我把握不好，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怎么把握平衡的历史，怎么和外界相调和的过程。

东方早报：你的个人选择多与国家、时代命运捆绑在一起的，如为了了解人类走向选学历史，但现在的人们可能越来越没有这种感觉了，你怎么看？

何兆武：解放前和解放后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解放前，生活不好，有危机意识，人们都很发愤图强；解放后，生活好了，感觉前途很好，没有这种忧患的感觉。比如我小时候，日本兵当时在北京横行霸道，日本军队在街道上一趟趟地过，当时北京的柏油路质量很差，有一道一道很明显的压痕，我看着就觉得很耻辱，是很真切的亡国的感受。大的环境总是对自己有影响，可是自己对这个大环境又不起任何作用，你想一个人能起什么作用。

偶然因素改变历史面貌

东方早报：学历史后，有没有找到所期待的人类走向之类的规律？

何兆武：没有。历史充满偶然，很多因素不是人能掌握的。比如一个人的寿命长短，当时如果西太后早死，光绪真正当了皇上，可能现在的中国又不同了。很多偶然因素没法预言，但是改变历史面貌，今天也有各种偶然性的发生。历史无法预言。

东方早报：你觉得当下历史研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何兆武：按说一个历史学家一定要有自己的看法，但是研究历史又不能太主观。历史并不一定都是真的。比如很出名的鸿门宴，第一个记录（这件事）的是司马迁，但距离那个时代也已100多年了，他也只是听说了这个故事，就写下来了，并不知道是真是假。历史自然是真的最好，但没办法自己都经历。写历史，就要写出人真正想要干什么。历史书写的都是使人相信的故事，写得好，就相信了。

东方早报：你记述1949年以前生活的《上学记》，评价很高，为什么不接着写《上班记》？

何兆武：因为只有理解（这段历史）才能写。可是，我们那时候不知道情况，我们是被边缘化的一群人，不了解情况。比如说，“四人帮”最后的时候。我只能写自己亲身经历过的。

东方早报：可你曾劝谢国桢写口述回忆，你为什么不去写自己的个人史？

何兆武：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个价值。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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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1-27 19:02
思痛录

作者: 韦君宜
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1998-5
页数: 199
定价: 13.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百年人生丛书
ISBN: 9787530205235


















内容简介 ······ 本书是老共产党员韦君宜晚年的回忆录，是继巴金《真话集》之后又一本说真话的书。她在病榻上完成的这本书不是一般的痛定思痛，而是大彻大悟。韦君宜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她是那个时代中最有理想的激进青年，为了民族救亡，她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去了延安。半个世纪的风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使她忍不住拿起笔，用知识分子的良知来记述她所经历的时代。她的回忆是真诚的，她的反思带给人新的视角，给人以新的启发和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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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韦君宜，原名魏蓁一，1917年10月26日生于北京。1934年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哲学系。1935年12月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到延安做青年工作，编辑《中国青年》，还曾在晋西北和陕甘宁边区做过中学教师、报纸编辑、记者以及新华广播电台编辑等。解放后，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后调任北京市委文委副书记，主管宣传工作。1954年调作家协会，担任《文艺学习》主编。1960年调入作家出版社（后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党委副书记、副社长、社长。2002年1月因病去世。 　




韦君宜，原名魏蓁一，1917年10月26日生于北京。1934年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哲学系。1935年12月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到延安做青年工作，编辑《中国青年》，还曾在晋西北和陕甘宁边区做过中学教师、报纸编辑、记者以及新华广播电台编辑等。解放后，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后调任北京市委文委副书记，主管宣传工作。1954年调作家协会，担任《文艺学习》主编。1960年调入作家出版社（后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党委副书记、副社长、社长。2002年1月因病去世。 　　一生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母与子》，中篇小说《洗礼》（获中国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中短篇小说集《女人集》、《老干部别传》、《旧梦难温》以及散文集《老干部别传》、《旧梦难温》以及散文集《似水流年》、《故国情》、《海上繁华构》等。但最为著名的则是其晚年所写的回忆录《思痛录》和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


目录 ······ 缘起 　　一 “抢救失足者” 　　二 解放初期有那么一点点运动 　　三 我曾相信“反胡风运动” 　　四 反丁、陈运动到反右风涛 　　五 “大跃进”要改变中国面貌 　　六 “反右倾运动”是反谁 　　七 一个普通人的启示 　　八 缓过气来之后 　　九 文化大革命拾零 　　十 当代人的悲剧 　　十一 忆大寨之游 　　十二 “取经”零忆 　　十三 那几年的经历 　　——我看见的“文革”后半截 　　十四 抹不去的记忆 　　——忆向阳湖畔十个无罪者 　　十五 编辑的忏悔 　　十六 十年之后 　　十七 记周扬 　　结语 　　杨团：《思痛录》成书始末


韦君宜写《思痛录》
2007-01-21　来源：文摘报　
韦君宜终于熬过了十年文革。
“新时期”开始后，她虽心有余悸，但依然宵衣旰食，忘我地工作。为了解决“文革”十年造成的“书荒”，她和严文井主持集中重印了中外文学名著近五十种，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影响，被誉为“新时期文学出版复业”的先声…… 韦君宜担任总编辑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了思想解
放澎湃洪流中一朵翻腾奔涌的浪花。 她不拘礼节，似乎也不大懂人情世故。家里来了客人，她既不让座，也不沏茶。有时候，社里的编辑去她家里谈稿子，谈晚了她也会留你吃饭，但并不显得特别热情，似乎吃饭就是吃饭，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她工作效率极高，审稿速度极快。操着一口京片子，和作者谈稿子时，从来不讲理论，而是单刀直入，一语破的，问题抓得极准。比如她会说，你写的这个女人不对劲儿，根本不像女人，如何如何。作者听了，不得不佩服。 在倾心投入文学编辑出版事业的同时，韦君宜自己也开始了执著、坚韧、深刻的精神涅?。 在与她有类似经历的人都纷纷抚摸伤痕、倾诉冤屈、表白心迹之时，她写下的，却是记忆苦难、清洗灵魂、叩问人性、呼唤人格的作品，如中短篇小说《清醒》、《洗礼》、《招魂》、《旧梦难温》，散文《当代人的悲剧》、《负疚》、《抹不去的记忆》，都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独异之色。到了《露沙的路》和《思痛录》，更是字字血泪，篇篇歌哭，堪称泣血锥心之作。 她的很多文字，都带有精神自传的性质。愧疚，沉痛，觉醒，追问，反思，于其中一以贯之，真正感人地记录了她的难能可贵的精神复活之旅。 1985年下半年，她坚决要求离任回家。在人文社为她举行的全社员工参加的告别会上，她哽咽着，不停地擦着眼泪，说： “……这里是个联合国，我指挥不了人，人人都可以指挥我，上面的，下面的。到这里来，不要想当官，我在这里的官是最大的，当我这样的官，有什么意思？……我一辈子为人作嫁衣裳，解甲归田，也得为自己准备几件装殓的寿衣了……” 从此，她再也没有踏进人文社的大门。 1980年，她为杨述写了一篇悼文《当代人的悲剧》。“我要写的不是我个人的悲痛，那是次要的。我要写的是一个人。”她这样写道，这个人在十年浩劫中间受了苦，挨了打，这还算是大家共同的经历，而且他的经历比较起来还不能算是最苦的。“他最感到痛苦的”，还是人家拿他的信仰――对党和马列主义、对领袖的信仰，当作耍猴儿的戏具，一再耍弄。这种残酷的游戏，终于逼使他对自己这“宗教式的信仰”发生了疑问。这疑问，是“付了心灵中最苦痛的代价”换来的。 到了写《思痛录》，她的思考比以前更加深化、更加深刻，也更加悲怆了。在一个广阔的大时代背景上，她不但思考了自己的一生，思考了自己的革命生涯，而且也思考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 韦君宜自1986年4月因脑溢血偏瘫后，1987年又右臂摔伤骨折，1989年再患脑血栓，1991年骨盆又震裂…… 就是在这接二连三、难以承受的病痛打击和折磨下，在右手的神经已经坏死的情况下，她以超常的意志和巨大的精神力量，依然坚持练习写字，依然坚持下地走路，依然坚持继续写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就是在病床上，用左手，写完了晚年最重要的作品《露沙的路》和《思痛录》。(《美文》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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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1-27 19:08
http://www.kanunu8.com/book4/8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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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校六记
杨绛 干校六记


小引

学部在干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搞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干校两年
多的生活是在这个批判斗争的气氛中度过的；按照农活、造房、搬家等等需
要，搞运动的节奏一会子加紧，一会子放松，但仿佛间歇疟疾病，始终缠住
身体。“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都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
的小穿插。

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
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
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
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
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象我本人）惭愧自已是懦怯鬼，觉得这里
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
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
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
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
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
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惭愧也使人畏缩、迟疑，耽
误了急剧的生存竞争；内疚抱愧的人会一时上退却以至于一辈子落伍。所以，
惭愧是该被淘汰而不是该被培养的感情；古来经典上相传的“七情”里就没
有列上它。

在日益紧张的近代社会生活里，这种心理状态看来不但无用，而且是
很不利的，不感觉到它也罢，落得个身心轻松愉快。

《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事实上只存四记，《干校六
记》理论上该有七记。在收藏家、古董贩和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的今天，发现
大小作家们并未写过的未刊稿已成为文学研究里发展特快的新行业了。谁知
道没有那么一天，这两部书缺掉的篇章会被陆续发现，补足填满，稍微减少
了人世间的缺陷。

钱钟书

一九八○年十二月

一　下放记别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前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我
们夫妇同属学部；默存在文学所，我在外文所。一九六九年，学部的知识分
子正在接受“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再教育”。全体人员先是“集中”

住在办公室里，六、七人至九、十人一间，每天清晨练操，上下午和晚饭后
共三个单元分班学习。过了些时候，年老体弱的可以回家住，学习时间渐渐
减为上下午两个单元。我们俩都搬回家去住，不过料想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
不会长久，不日就该下放干校了。干校的地点在纷纷传说中逐渐明确，下放
的日期却只能猜测，只能等待。

住在办公室里，六、七人至九、十人一间，每天清晨练操，上下午和晚饭后
共三个单元分班学习。过了些时候，年老体弱的可以回家住，学习时间渐渐
减为上下午两个单元。我们俩都搬回家去住，不过料想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
不会长久，不日就该下放干校了。干校的地点在纷纷传说中逐渐明确，下放
的日期却只能猜测，只能等待。

我们挤上了车，他才告诉我：“这个月十一号，我就要走了。我是先遣
队。”

尽管天天在等待行期，听到这个消息，却好象头顶上着了一个焦雷。
再过几天是默存虚岁六十生辰，我们商量好：到那天两人要吃一顿寿面庆祝。
再等着过七十岁的生日，只怕轮不到我们了。可是只差几天，等不及这个生
日，他就得下干校。


“为什么你要先遣呢？”


“因为有你。别人得带着家眷，或者安顿了家再走；我可以把家撂给你。”

干校的地点在河南罗山，他们全所是十一月十七号走。

我们到了预定的小吃店，叫了一个最现成的沙锅鸡块——不过是鸡皮
鸡骨。我舀些清汤泡了半碗饭，饭还是咽不下。

只有—个星期置备行装，可是默存要到末了两天才得放假。我倒借此
赖了几天学，在家收抬东西。这次下放是所谓“连锅端”——就是拔宅下放，
好象是奉命一去不复返的意思。

没用的东西、不穿的衣服、自己宝贵的图书、笔记等等，全得带走，
行李一大堆。当时我们的女儿阿圆、女婿得一，各在工厂劳动，不能叫回来
帮忙。他们休息日回家，就帮着收拾行李，并且学别人的样，把箱子用粗绳
子密密缠捆，防旅途摔破或压塌。可惜能用粗绳子缠捆保护的，只不过是木
箱铁箱等粗重行李；这些木箱、铁箱，确也不如血肉之躯经得起折磨。

经受折磨，就叫锻炼；除了准备锻炼，还有什么可准备的呢。准备的
衣服如果太旧，怕不经穿；如果太结实，怕洗来费劲。我久不缝纫，胡乱把
耐脏的料子用缝衣机做了个毛毡的套子，准备经年不洗。我补了一条裤子，
坐处象个布满经线纬线的地球仪，而且厚如龟壳。

默存倒很欣赏，说好极了，穿上好比随身带着个座儿，随处都可以坐
下。他说，不用筹备得太周全，只需等我也下去，就可以照看他。至于家人
团聚，等几时阿圆和得一乡间落户，待他们迎养吧。

转眼到了十一号先遣队动身的日子。我和阿圆、得一送行。默存随身
行李不多，我们找个旮旯儿歇着等待上车。待车室里，闹嚷嚷、乱哄哄人来
人往，先遣队的领队人忙乱得只恨分身无术，而随身行李太多的，只恨少生
了几双手。得一忙放下自己拿的东西，去帮助随身行李多得无法摆布的人。
默存和我看他热心为旁人效力，不禁赞许新社会的好风尚，同时又互相安慰
说：得一和善忠厚，阿圆有他在—起，我们可以放心。

得一掮着、拎着别人的行李，我和阿圆帮默存拿着他的几件小包小袋，

排队挤进月台，挤上火车，找到个车厢安顿了默存。我们三人就下车，痴痴
站着等火车开动。

排队挤进月台，挤上火车，找到个车厢安顿了默存。我们三人就下车，痴痴
站着等火车开动。

默存走到车门口，叫我们回去吧，别等了。彼此遥遥相望，也无话可
说。我想，让他看我们回去还有三人，可以放心释念，免得火车驰走时，他
看到我们眼里，都在不放心他一人离去。我们遵照他的意思，不等车开，先
自走了。几次回头望望，车还不动，车下还是挤满了人。我们默默回家；阿
圆和得一接着也各回工厂。他们同在一校而不同系，不在同一个工厂劳动。

过了一两天，文学所有人通知我，下干校的可以带自己的床，不过得
用绳子缠捆好，立即送到学部去。粗硬的绳子要缠捆得服贴，关键在绳子两
头；不能打结子，得把绳头紧紧压在绳下。这至少得两人一齐动手才行。我
只有一天的期限，一人请假在家，把自己的小木床拆掉。左放、右放，怎么
也无法捆在一起，只好分别捆；而且我至少还欠一只手，只好用牙齿帮忙。
我用细绳缚住粗绳头，用牙咬住，然后把一只床分三部分捆好，各件重复写
上默存的名字。小小一只床分拆了几部，就好比兵荒马乱中的一家人，只怕
一出家门就彼此失散，再聚不到一处去。据默存来信，那三部分重新团聚一
处，确也害他好生寻找。

文学所和另一所最先下放。用部队的辞儿，不称“所”而称“连”。两
连动身的日子，学部敲锣打鼓，我们都放了学去欢送。下放人员整队而出；
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象学龄儿童那
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心中不忍，独身先退；一路回去，发现
许多人缺乏欢送的热情，也纷纷回去上班。大家脸上都漠无表情。

我们等待着下干校改造，没有心情理会什么离忧别恨，也没有闲暇去
品尝那“别是一般”的“滋味”。学部既已有一部分下了干校，没下去的也
得加紧干活儿。成天坐着学习，连“再教育”我们的“工人师父”们也腻味
了。有一位二十二三岁的小“师父”嘀咕说：“我天天在炉前炼钢，并不觉
得劳累，现在成天坐着，屁股也痛，脑袋也痛，浑身不得劲儿。”显然炼人
比炼钢费事；“坐冷板凳”也是一项苦功夫。

炼人靠体力劳动。我们挖完了防空洞——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建筑，
就把图书搬来搬去。捆，扎，搬运，从这楼搬到那搂，从这处搬往那处；搬
完自己单位的图书，又搬别单位的图书。有一次，我们到一个积尘三年的图
书室去搬出书籍、书柜、书架等，要腾出屋子来。有人一进去给尘土呛得连
打了二十来个嚏喷。我们尽管戴着口罩，出来都满面尘土，咳吐的尽是黑痰。
我记得那时候天气已经由寒转暖而转热。沉重的铁书架、沉重的大书橱、沉
重的卡片柜——卡片屉内满满都是卡片，全都由年轻人狠命用肩膀扛，贴身
的衣衫磨破，露出肉来。这又使我惊叹，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

弱者总沾便宜；我只干些微不足道的细事，得空就打点包裹寄给干校
的默存。默存得空就写家信；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白天黑夜都写。这些信
如果保留下来，如今重读该多么有趣！但更有价值的书信都毁掉了，又何惜
那几封。

他们一下去，先打扫了一个土积尘封的劳改营。当晚睡在草铺上还觉[火
奥]热。忽然一场大雪，满地泥泞，天气骤寒。十七日大队人马到来，八十
个单身汉聚居一间屋里，都睡在土炕上。有个跟着爸爸下放的淘气小男孩儿，
临睡常绕炕撒尿一匝，为炕上的人“施肥”。

他们一下去，先打扫了一个土积尘封的劳改营。当晚睡在草铺上还觉[火
奥]热。忽然一场大雪，满地泥泞，天气骤寒。十七日大队人马到来，八十
个单身汉聚居一间屋里，都睡在土炕上。有个跟着爸爸下放的淘气小男孩儿，
临睡常绕炕撒尿一匝，为炕上的人“施肥”。

罗山无地可耕，干校无事可干。过了一个多月，干校人员连同家眷又
带着大堆箱笼物件，搬到息县东岳。地图上能找到息县，却找不到东岳。那
儿地僻人穷，冬天没有燃料生火炉子，好多女同志脸上生了冻疮。洗衣服得
蹲在水塘边上“投”。默存的新衬衣请当地的大娘代洗，洗完就不见了。我
只愁他跌落水塘；能请人代洗，便赔掉几件衣服也值得。

在北京等待上干校的人，当然关心干校生活，常叫我讲些给他们听。
大家最爱听的是何其芳同志吃鱼的故事。当地竭泽而渔，食堂改善伙食，有
红烧鱼。其芳同志忙拿了自己的大漱口杯去买了一份；可是吃来味道很怪，
愈吃愈怪。他捞起最大的一块想尝个究竟，一看原来是还未泡烂的药肥皂，
落在漱口杯里没有拿掉。大家听完大笑，带着无限同情。他们也告诉我一个
笑话，说钱钟书和丁××两位一级研究员，半天烧不开一锅炉水！我代他们
辩护：锅炉设在露天，大风大雪中，烧开一锅炉水不是容易。可是笑话毕竟
还是笑话。

他们过年就开始自己造房。女同志也拉大车，脱坯，造砖，盖房，充
当壮劳力。默存和俞平伯先生等几位“老弱病残”都在免役之列，只干些打
杂的轻活儿。他们下去八个月之后，我们的“连”才下放。那时候，他们已
住进自己盖的新屋。

我们“连”是一九七○年七月十二日动身下干校的。上次送默存走，
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
去世。

得一承认自己总是“偏右”一点，可是他说，实在看不惯那伙“过左
派”。他们大学里开始围剿“五一六”的时候，几个有“五一六”之嫌的“过
左派”供出得一是他们的“组织者”，“五一六”的名单就在他手里。那时候
得一已回校，阿圆还在工厂劳动；两人不能同日回家。得一末了一次离开我
的时候说；“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
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阶级斗争如火
如荼，阿圆等在厂劳动的都返回学校。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
逼他交出名单。

得一就自杀—了。

阿圆送我上了火车，我也促她先归，别等车开。她不是一个脆弱的女
孩子，我该可以放心撇下她。可是我看着她踽踽独归的背影，心上凄楚，忙
闭上眼睛；闭上了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破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
整理，忙又睁开眼。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
子，流入肚里。火车慢慢开动，我离开了北京。

干校的默存又黑又瘦，简直换了个样儿，奇怪的是我还一见就认识。

我们干校有一位心直口快的黄大夫。一次默存去看病，她看他在签名
簿上写上钱钟书的名字，怒道：“胡说！你什么钱钟书！钱钟书我认识！”默
存一曰咬定自已是钱钟书。黄大夫说：“我认识钱钟书的爱人。”默存经得起

考验，报出了他爱人的名字。黄大夫还待信不信，不过默存是否冒牌也没有
关系，就不再争辩。事后我向黄大夫提起这事，她不禁大笑说：“怎么的，
全不象了。”

考验，报出了他爱人的名字。黄大夫还待信不信，不过默存是否冒牌也没有
关系，就不再争辩。事后我向黄大夫提起这事，她不禁大笑说：“怎么的，
全不象了。”

二　凿井记劳

干校的劳动有多种。种豆、种麦是大田劳动。大暑天，清晨三点钟空
著肚子就下地。六点送饭到田里，大家吃罢早饭，劳动到午时休息；黄昏再
下地干到晚。各连初到，借住老乡家。借住不能久占，得赶紧自己造屋。造
屋得用砖；砖不易得，大部分用泥坯代替。脱坯是极重的活儿。此外，养猪
是最脏又最烦的活儿。菜园里、厨房里者弱居多，繁重的工作都落在年轻人
肩上。

有一次，干校开一个什么庆祝会，演出的节目都不离劳动。有一个话
剧，演某连学员不怕砖窑倒塌，冒险加紧烧砖，据说真有其事。有一连表演
钻井，演员一大群，没一句台辞，唯一曲动作是推着钻井机切团打转，一面
有节奏地齐声哼“嗯唷！嗯唷！嗯唷！嗯唷！”大伙儿转呀、转呀，转个没
停——钻机并不能停顿，得日以继夜，一口气钻到底。“嗯唷！嗯唷！嗯唷！
嗯唷！”那低沉的音调始终不变，使人记起曾流行一时的电影歌曲《伏尔加
船夫曲》；同时仿佛能看到拉纤的船夫踏在河岸上的一只只脚，带着全身负
荷的重量，疲劳地一步步挣扎着向前迈进。戏虽单调，却好象比那个宣扬“不
怕苦、不怕死”的烧窑剧更生动现实。散场后大家纷纷议论，都推许这个节
目演得好，而且不必排练，搬上台去现成是戏。

有人忽脱口说：“啊呀！这个剧——思想不大对头吧？好象——好象—
—咱们都那么——那么——”

大家都会意地笑。笑完带来一阵沉默，然后就谈别的事了。

我分在菜园班。我们没用机器，单凭人力也凿了一眼井。

我们干校好运气，在淮河边上连续两年干旱，没遭逢水灾。可是干硬
的地上种菜不易。

我们干校好运气，在淮河边上连续两年干旱，没遭逢水灾。可是干硬
的地上种菜不易。

那块地硬得真象风磨铜。我费尽吃奶气力，一锹下去，只筑出一道白
痕，引得小伙子们大笑。他们也挖得吃力，说得用鹤嘴镬来凿。我的“拿手”
是脚步快；动不了手，就飞跑回连，领了两把鹤嘴镬，扛在肩头，居然还能
飞快跑回菜园。他们没停手，我也没停脚。我们的壮劳力轮流使鹤嘴镬凿松
了硬地，旁人配合着使劲挖。大家狠干了一天，挖出一个深潭，可是不见水。
我们的“小牛”是“大男子主义者”。他私下嘀咕说：挖井不用女人；有女
人就不出水。菜园班里只两个女人，我是全连女人中最老的；阿香是最小的，
年岁不到我的一半。她是华侨，听了这句闻所未闻的话又气又笑，吃吃地笑
着来告诉我，一面又去和“小牛”理论，向他抗议。可是我们俩真有点耽心，
怕万一碰不上水脉，都怪在我们身上。幸亏没挖到二米，土就渐渐潮润，开
始见水了。

干土挖来虽然吃力，烂泥的分量却更沉重。越挖越泥泞，两三个人光
着脚跳下井去挖，把一桶桶烂泥往上送，上面的人接过来往旁边倒，霎时间
井口周围一片泥泞。大家都脱了鞋袜。阿香干活儿很欢，也光着两只脚在井
边递泥桶。我提不动一桶泥，可是凑热闹也脱了鞋袜，把四处乱淌的泥浆铲
归一处。

平时总觉得污泥很脏，痰涕屎尿什么都有；可是把脚踩进污泥，和它
亲近了，也就只觉得滑腻而不嫌其脏。好比亲人得了传染病，就连传染病也
不复嫌恶，一并可亲。我暗暗取笑自己：这可算是改变了立场或立足点吧！

我们怕井水涌上来了不便挖掘。人工挖并虽然不象机器钻井那样得日
以继夜、一气钻成，可也得加把劲儿连着干。所以我们也学大田劳动的榜样，
大清早饿着肚子上菜园；早饭时阿香和我回厨房去，把馒头、稀饭、咸菜、
开水等放在推车上，送往菜园。平坦的大道或下坡路上，由我推车；拐弯处，
曲曲弯弯的小道或上坡路上，由阿香推。那是很吃力的；推得不稳，会把稀
饭和开水泼掉。我曾试过，深有体会。我们这种不平等的合作，好在偏劳者
不计较，两人干得很融洽。中午大伙回连吃饭；休息后，总干到日暮黄昏才
歇工，往往是最后一批吃上晚饭的。

我们这样狠干了不知多少天，我们的井已挖到三米深。末后几天，水
越多，挖来越加困难，只好借求外力，请来两位大高个儿的年轻人。下井得
浸在水里。一般打井总在冬天，井底暖和。我们打井却是大暑天，井底阴冷。

阿香和我耽心他仍泡在寒森森的冷水里会致病。

阿香和我耽心他仍泡在寒森森的冷水里会致病。

水渐渐没膝，渐渐没腿，渐渐齐腰。灌园的井有三米多已经够深。我
说要去打一斤烧酒为他们驱寒，借此庆功。大家都很高兴。来帮忙的劳力之
一是后勤排的头头，他指点了打酒的窍门儿。我就跑回连，向厨房如此这般
说了个道理，讨得酒瓶。厨房里大约是防人偷酒喝，瓶上贴着标签，写了一
个大“毒”宇，旁边还有三个惊叹号；又画一个大骷髅，下面交叉着两根枯
骨。瓶里还剩有一寸深的酒。我抱着这么个可怕的瓶子，赶到离菜园更往西
二里路的“中心点”上去打酒；一路上只怕去迟了那里的合作社已关门，恨
不得把神行太保拴在脚上的甲马借来一用。我没有买酒的证明，凭那个酒瓶，
略费唇舌，买得一斤烧酒。下酒的东西什么也没有，可吃的只有泥块似的“水
果糖”，我也买了一斤，赶回菜园。

灌园的井已经完工。壮劳力、轻劳力都坐在地上休息。大家兴冲冲用
喝水的大杯小杯斟酒喝，约莫喝了一斤，瓶里还留下一寸深的酒还给厨房。
大家把泥块糖也吃光。这就是我们的庆功宴。

挖井劳累如何，我无由得知。我只知道同屋的女伴干完一天活儿，睡
梦里翻身常“哎呀”、“喔唷”地哼哼。我睡不熟，听了私心惭愧，料想她们
准累得浑身酸痛呢。我也听得小伙子们感叹说：“我们也老了”；嫌自己不复
如二十多岁时筋力强健。想来他们也觉得力不从心。

等买到戽水的机器，井水已经涨满。井面宽广，所以井台更宽广。机
器装在水中央；井面宽，我们得安一根很长的横杠。这也有好处；推着横杠
戽水，转的圈儿大，不象转小圈儿容易头晕。小伙子们练本领，推着横杠一
个劲儿连着转几十圈，甚至一百圈。偶来协助菜园劳动的人也都承认：菜园
子的“蹲功”不易，“转功”也不易。

我每天跟随同伙早出晚归，干些轻易的活儿，说不上劳动。可是跟在
旁边，就仿佛也参与了大伙儿的劳动，渐渐产生一种“集体感”或“合群感”，
觉得自己是“我们”或“咱们”中的一员，也可说是一种“我们感”。短暂
的集体劳动，一项工程完毕，大家散伙，并不产生这种感觉。脑力劳动不容
易通力合作——可以合作，但各有各的成绩；要合写一篇文章，收集材料的
和执笔者往往无法“劲儿一处使”，团不到一块儿去。在干校长年累月，眼
前又看不到别的出路，“我们感”就逐渐增强。

我能听到下干校的人说：“反正他们是雨水不淋、太阳不晒的！”那是
“他们”。“我们”包括各连干活儿的人，有不同的派别，也有“牛棚”里出
来的人，并不清一色。反正都是“他们”管下的。但管我们的并不都是“他
们”；“雨水不琳、太阳不晒的”也并不都是“他们”。有一位摆足了首长架
子，训话“嗯”一声、“啊”一声的领导，就是“他们”的典型；其它如“不
要脸的马屁精”、“他妈的也算国宝”之流，该也算是属于“他们”的典型。
“我们”和“他们”之分，不同于阶级之分。可是在集体劳动中我触类旁通，
得到了教益，对“阶级感情”也稍稍增添了一点领会。

我们奉为老师的贫下中农，对干校学员却很见外。我们种的白薯，好
几垅一夜间全偷光。我们种的菜，每到长足就被偷掉。他们说：“你们天天
买菜吃，还自己种菜！”我们种的树苗，被他们拔去，又在集市上出售。我
们收割黄豆的时候，他们不等我们收完就来抢收，还骂“你们吃商品粮的！”

我们不是他们的“我们”，却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的“他
们”。

我们不是他们的“我们”，却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的“他
们”。

我们连里是人人尽力干活儿，尽量吃饭——也算是各尽所能、各取所
需吧？当然这只是片面之谈，因为各人还领取不同等级的工资呢。我吃饭少，
力气小，干的活儿很轻，而工资却又极高，可说是占尽了“社会主义优越性”
的便宜，而使国家吃亏不小。我自觉受之有愧，可是谁也不认真理会我的歉
意。我就安安分分在干校学种菜。

新辟一个菜园有许多工程。第一项是建造厕所。我们指望招徕过客为
我们积肥，所以地点选在沿北面大道的边上。五根本棍——四角各树一根，
有一边加树一棍开个门；编上黍秸的墙，就围成一个厕所。里面埋一口缸沤
尿肥；再挖两个浅浅的坑，放几块站脚的砖，厕所就完工了。可是还欠个门
帘。阿香和我商量，要编个干干净净的帘子。我们把黍秸剥去壳儿，剥出光
溜溜的芯子，用麻绳细细致致编成一个很漂亮的门帘；我们非常得意，挂在
厕所门口，觉得这厕所也不同寻常。谁料第二天清早跑到菜地一看，门帘不
知去向，积的粪肥也给过路人打扫一空。从此，我和阿香只好互充门帘。

菜园没有关栏。我们菜地的西、南和西南隅有三个菜园，都属于学部
的干校。有一个菜园的厕所最讲究，粪便流入厕所以外的池子里去，厕内的
坑都用砖砌成。可是他们积的肥大量被偷，据说干校的粪，肥效特高。

我们挖了一个长方形的大浅坑沤绿肥。大家分头割了许多草，沤在坑
里，可是不过一顿饭的功夫，沤的青草都不翼而飞，大概是给拿去喂牛了。
在当地，草也是希罕物品，干草都连根铲下充燃料。

早先下放的连，菜地上都已盖上三间、五间房子。我们仓促间只在井
台西北搭了一个窝棚。树起木架，北面筑一堵“干打垒”的泥墙，另外三面
的墙用黍秸编成。棚顶也用黍秸，上盖油毡，下遮塑料布。菜园西北有个砖
窑是属于学部干校的，窑下散落着许多碎砖。我们拣了两车来铺在窝棚的地
下，棚里就不致太潮湿。这里面还要住人呢。窝棚朝南做了一扇结实的木门，
还配上锁。菜园的班长，一位在菜园班里的诗人，还有“小牛”——三人就
住在这个窝棚里，顺带看园。我们大家也有了个地方可以歇歇脚。

菜畦里先后都下了种。大部分是白菜和萝卜；此外，还有青菜、韭菜、
雪里红、莴笋、胡萝卜、香菜、蒜苗等。可是各连建造的房子——除了最早
下放的几连——都聚在干校的“中心点”上，离这个菜园稍远。我们在新屋
近旁又分得一块菜地，壮劳力都到那边去整地挖沟。旧菜园里的庄稼不能没
人照看，就叫阿香和我留守。

我们把不包心的白菜一叶叶顺序包上，用藤缠住，居然有一部分也长
成包心的白菜，只是包得不紧密。阿香能挑两桶半满的尿，我就一杯杯舀来
浇灌。我们偏爱几个“象牙萝卜”或“太湖萝卜”——就是长的白萝卜。地
面上露出的一寸多，足有小饭碗那么顸。我们私下说：“咱们且培养尖子！”

所以把班长吩咐我们撒在胡萝卜地里的草木灰，全用来肥我们的宝贝。真是
宝贝！到收获的时候，我满以为泥下该有一尺多长呢，至少也该有大半截。
我使足劲儿去拔，用力过猛，扑通跌坐地下，原来泥里只有几茎须须。从来
没见过这么扁的“长”萝卜！有几个红萝卜还象样，一般只有鸭儿梨大小。
天气渐转寒冷，蹲在畦边松土拔草，北风直灌入背心。我们回连吃晚饭，往
往天都黑了。那年十二月，新屋落成，全连搬到“中心点”上去；阿香也到
新菜地去干活儿。住窝棚的三人晚上还回旧菜园睡觉，白天只我一人在那儿
看守。

所以把班长吩咐我们撒在胡萝卜地里的草木灰，全用来肥我们的宝贝。真是
宝贝！到收获的时候，我满以为泥下该有一尺多长呢，至少也该有大半截。
我使足劲儿去拔，用力过猛，扑通跌坐地下，原来泥里只有几茎须须。从来
没见过这么扁的“长”萝卜！有几个红萝卜还象样，一般只有鸭儿梨大小。
天气渐转寒冷，蹲在畦边松土拔草，北风直灌入背心。我们回连吃晚饭，往
往天都黑了。那年十二月，新屋落成，全连搬到“中心点”上去；阿香也到
新菜地去干活儿。住窝棚的三人晚上还回旧菜园睡觉，白天只我一人在那儿
看守。

默存是看守工具的。我的班长常叫我去借工具。借了当然还要还。同
伙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默存看守工具只管登记，巡
夜也和别人轮值，他的专职是通信员，每天下午到村上邮电所去领取报纸、
信件、包裹等回连分发。邮电所在我们菜园的东南。默存每天沿着我们菜地
东边的小溪迤逦往南又往东去。他有时绕道到菜地来看我，我们大伙儿就停
工欢迎。可是他不敢耽搁时间，也不愿常来打搅。我和阿香一同留守菜园的
时候，阿香会忽然推我说：“瞧！瞧！谁来了！”默存从邮电所拿了邮件，正
迎着我们的菜地走来。我们三人就隔着小溪叫应一下，问答几句。我一人守
园的时候，发现小溪干涸，可一跃而过；默存可由我们的菜地过溪往邮电所
去，不必绕道。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
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

默存后来发现，他压根儿不用跳过小溪，往南去自有石桥通往东岸。
每天午后，我可以望见他一脚高、一脚低从砖窑北面跑来。有时风和日丽，
我们就在窝棚南面灌水渠岸上坐一会儿晒晒太阳。有时他来晚了，站着说几
句话就走。他三言两语、断断续续、想到就写的信，可亲自撂给我。我常常
锁上窝棚的木门，陪他走到溪边，再忙忙回来守在菜园里，目送他的背影渐
远渐小，渐渐消失。他从邮电所回来就急要回连分发信件和报纸，不肯再过
溪看我。不过我老远就能看见他迎面而来；如果忘了什么话，等他回来可隔
溪再说两句。

在我，这个菜园是中心点。菜园的西南有个大土墩，干校的人称为“威
虎山”，和菜园西北的砖窑遥遥相对。砖窑以北不远就是默存的宿舍。“威虎
山”以西远去，是干校的“中心点”——我们那连的宿舍在“中心点”东头。
“威虎山”坡下是干校某连的食堂，我的午饭和晚饭都到那里去买。西邻的
菜园有房子，我常去讨开水喝。南邻的窝棚里生着火炉，我也曾去讨过开水。
因为我只用三块砖搭个土灶，拣些黍秸烧水；有时风大，点不着火。南去是
默存每日领取报纸信件的邮电所。溪以东田野连绵，一望平畴，天边几簇绿
树是附近的村落；我曾寄居的杨树还在树丛以东。我以菜园为中心的日常活
动，就好比蜘蛛踞坐菜园里，围绕着四周各点吐丝结网；网里常会留住些琐
细的见闻、飘忽的随感。

我每天清早吃罢早点，一人往菜园去，半路上常会碰到住窝棚的三人
到“中心点”去吃早饭。我到了菜园，先从窝棚木门穷的黍秸里摸得钥匙，
进门放下随身携带的饭碗之类，就锁上门，到菜地巡视。胡萝卜地在东边远
处，泥硬土瘠，出产很不如人意。可是稍大的常给人拔去；拔得勿忙，往往
留下一截尾巴，我挖出来??户斗??些井水洗净，留以解渴。邻近北边大道的

白菜，一旦捏来菜心已长瓷实，就给人斫去，留下一个个斫痕犹新的菜根。
一次我发现三四棵长足的大白菜根已斫断，末及拿走，还端端正正站在畦里。
我们只好不等白菜全部长足，抢先收割。一次我刚绕到窝棚后面，发现三个
女人正在拔我们的青菜，她们站起身就跑，不料我追得快，就一面跑一面把
青菜抛掷地下。她们篮子里没有赃，不怕我追上。其实，追只是我的职责；
我倒但愿她们把青菜带回家去吃一顿；我拾了什么用也没有。

白菜，一旦捏来菜心已长瓷实，就给人斫去，留下一个个斫痕犹新的菜根。
一次我发现三四棵长足的大白菜根已斫断，末及拿走，还端端正正站在畦里。
我们只好不等白菜全部长足，抢先收割。一次我刚绕到窝棚后面，发现三个
女人正在拔我们的青菜，她们站起身就跑，不料我追得快，就一面跑一面把
青菜抛掷地下。她们篮子里没有赃，不怕我追上。其实，追只是我的职责；
我倒但愿她们把青菜带回家去吃一顿；我拾了什么用也没有。

我们窝棚四周散乱的黍秸早被他们收拾干净，厕所的五根木柱逐渐偷
剩两根，后来连一根都不剩了。厕所围墙的黍秸也越拔越稀，渐及窝棚的黍
秸。我总要等背着大捆柴草的一队队都走远了，才敢到“威虎山”坡的食堂
去买饭。

一次我们南邻的菜地上收割白菜。他们人手多，劳力强，干事又快又
利索，和我们菜园班大不相同。我们班里老弱居多；我们斫呀，拔呀，搬成
一堆堆过磅呀，登记呀，装上车呀，送往“中心点”的厨房呀..大家忙了
一天，菜畦里还留下满地的老菜帮子。他们那边不到日落，白菜收割完毕，
菜地打扫得干干净净。有一位老大娘带着女儿坐在我们窝棚前面，等着拣菜
帮子。那小姑娘不时的跑去看，又回来报告收割的进程。最后老大娘站起身
说：“去吧！”

小姑娘说：“都扫净了。”

她们的话，说快了我听不大懂，只听得连说几遍“喂猪”。那老大娘愤
然说：“地主都让拣！”

我就问，那些干老的菜帮子拣来怎么吃。

小姑娘说：先煮一锅水，揉碎了菜叶撒下，把面糊倒下去，一搅，“可
好吃哩！”

我见过他们的“馍”是红棕色的，面糊也是红棕色；不知“可好吃哩”
的面糊是何滋味。我们日常吃的老白菜和苦萝卜虽然没什么好滋味，“可好
吃哩”的滋味却是我们应该体验而没有体验到的。

我们种的疙瘩菜没有收成；大的象桃儿，小的只有杏子大小。我收了
一堆正在挑选，准备把大的送交厨房。那位老大娘在旁盯着看，问我怎么吃。
我告诉她：腌也行，煮也行。我说：“大的我留，小的送你。”她大喜，连说
“好！大的给你，小的给我。”可是她手下却快，尽把大的往自己篮里拣。
我不和她争，只等她拣完，从她篮里拣回一堆大的，换给她两把小的。她也
不抗议，很满意地回去了。我却心上抱歉，因为那堆稍大的疙瘩，我们厨房
里后来也没有用。但我当时不敢随便送人，也不能开这个例。

我在菜园里拔草间苗，村里的小姑娘跑来闲看。我学着她们的乡音，
可以和她们攀话。

我把细小的绿苗送给她们，她们就帮我拔草。她们称男人为“大男人”；
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已由父母之命定下终身。这小姑娘告诉我那小姑娘已有
婆家；那小姑娘一面害羞抵赖，一面说这小姑娘也有婆家了。她们都不识字。
我寄居的老乡家比较是富裕的，两个十岁上下的儿子不用看牛赚钱，都上学；
可是他们十七八岁的姊姊却不识字。她已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邻村一
位年貌相当的解放军战士订婚。两人从未见过面。那位解放军给未婚妻写了
一封信，并寄了照片。他小学程度，相貌是浑朴的庄稼人。姑娘的父母因为
和我同姓，称我为“俺大姑”；他们请我代笔回信。我举笔半天，想不出一
句合适的话；后来还是同屋你一句，我一句拼凑了一封信。那位解放军连姑
娘的照片都没见过。

我把细小的绿苗送给她们，她们就帮我拔草。她们称男人为“大男人”；
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已由父母之命定下终身。这小姑娘告诉我那小姑娘已有
婆家；那小姑娘一面害羞抵赖，一面说这小姑娘也有婆家了。她们都不识字。
我寄居的老乡家比较是富裕的，两个十岁上下的儿子不用看牛赚钱，都上学；
可是他们十七八岁的姊姊却不识字。她已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邻村一
位年貌相当的解放军战士订婚。两人从未见过面。那位解放军给未婚妻写了
一封信，并寄了照片。他小学程度，相貌是浑朴的庄稼人。姑娘的父母因为
和我同姓，称我为“俺大姑”；他们请我代笔回信。我举笔半天，想不出一
句合适的话；后来还是同屋你一句，我一句拼凑了一封信。那位解放军连姑
娘的照片都没见过。

有一次，那是一九七一年一月三日，下午三点左右，忽有人来，指着
菜园以外东南隅两个坟墩，问我是否干校的坟墓。随学部干校最初下去的几
个拖拉机手，有一个开拖拉机过桥，翻在河里淹死了。他们问我那人是否埋
在那边。我说不是；我指向遥远处，告诉了那个坟墓所在。过了一会儿，我
看见几中人在胡萝卜地东边的溪岸上挖土，旁边歇着一辆大车，车上盖着苇
席。啊！他们是要埋死人吧？旁边站着几个穿军装的，想是军宣队。

我远远望着，刨坑的有三四人，动作都很迅速。有人跳下坑去挖土；
后来一个个都跳下坑去。忽又有人向我跑来。我以为他是要喝水；他却是要
借一把铁锹，他的铁锹柄断了。我进窝棚去拿了一把给他。

当时没有一个老乡在望，只那几个人在刨坑，忙忙地，急急地。后来，
下坑的人只露出了脑袋和肩膀，坑已够深。他们就从苇席下抬出一个穿蓝色
制服的尸体。我心里震惊，遥看他们把那死人埋了。

借铁锹的人来还我工具的时候，我问他死者是男是女，什么病死的。
他告诉我，他们是某连，死者是自杀的，三十三岁，男。

冬天日短，他们拉着空车回去的时候，已经暮色苍茫。荒凉的连片菜
地里阒无一人。我慢慢儿跑到埋人的地方，只看见添了一个扁扁的土馒头。
谁也不会注意到溪岸上多了这么一个新坟。

第二天我告诉了默存，叫他留心别踩那新坟，因为里面没有棺材，泥
下就是身体。他从邮电所回来，那儿消息却多，不但知道死者的姓名，还知
道死者有妻有子；那天有好几件行李寄回死者的家乡。

不久后下了一场大雪。我只愁雪后地塌坟裂，尸体给野狗拖出来。地
果然塌下些，坟却没有裂开。

整个冬天，我一人独守菜园。早上太阳刚出，东边半天云彩绚烂。远
远近近的村子里，一批批老老少少的村里人，穿着五颜六色的破衣服成群结
队出来，到我们菜园邻近分散成两人一伙、三人一伙，消失各处。等夕阳西

下，他们或先或后，又成群负载而归。我买了晚饭回菜园，常站在窝棚门口
慢慢地吃。晚霞渐渐暗淡，暮霭沉沉，野旷天低，菜地一片昏暗，远近不见
一人，也不见一点灯光。我退入窝棚，只听得黍秸里不知多少老鼠在跳踉作
耍，枯叶??宏簇串串??地响。我舀些井水洗净碗匙，就锁上门回宿舍。

下，他们或先或后，又成群负载而归。我买了晚饭回菜园，常站在窝棚门口
慢慢地吃。晚霞渐渐暗淡，暮霭沉沉，野旷天低，菜地一片昏暗，远近不见
一人，也不见一点灯光。我退入窝棚，只听得黍秸里不知多少老鼠在跳踉作
耍，枯叶??宏簇串串??地响。我舀些井水洗净碗匙，就锁上门回宿舍。

我住在老乡家的时候，和同屋伙伴不在一处劳动，晚上不便和她们结
队一起回村。我独往独来，倒也自由灵便。而且我喜欢走黑路。打了手电，
只能照见四周一小圈地，不知身在何处；走黑路倒能把四周都分辨清楚。我
顺着荒墩乱石间一条蜿蜒小径，独自回村；近村能看到树丛里闪出灯光。但
有灯光处，只有我一个床位，只有帐子里狭小的一席地——一个孤寂的归宿，
不是我的家。因此我常记起曾见一幅画里，一个老者背负行囊，拄着拐杖，
由山坡下一条小路一步步走入自己的坟墓；自己仿佛也就是如此。

过了年，清明那天，学部的干校迁往明港。动身前，我们菜园班全伙
都回到旧菜园来，拆除所有的建筑。可拔的拔了，可拆的拆了。拖拉机又来
耕地一遍。临走我和默存偷空同往菜园看一眼告别。只见窝棚没了，井台没
了，灌水渠没了，菜畦没了，连那个扁扁的土馒头也不知去向，只剩了满布
坷垃的一片白地。

四　“小趋”记情

我们菜园班的那位诗人从砖窑里抱回一头小黄狗。诗人姓区。偶有人
把姓氏的“区”读如“趣”，阿香就为小狗命名“小趋”。诗人的报复很妙：
他不为小狗命名“小香”，却要它和阿香排行，叫它“阿趋”。可是“小趋”
叫来比“阿趋”顺口，就叫开了。好在菜园以外的人，并不知道“小趋”原
是“小区”。

我们把剩余的破砖，靠窝棚南边给“小趋”搭了一个小窝，垫的是黍
秸；这个窝又冷又硬。菜地里纵横都是水渠，小趋初来就掉人水渠。天气还
暖的时候，我曾一足落水，湿鞋湿袜浯了一天，怪不好受的；瞧小趋滚了一
身泥浆，冻得索索发抖，很可怜它。如果窝棚四围满地的黍秸是稻草，就可
以抓一把为它抹拭一下。黍秸却太硬，不中用。我们只好把它赶到太阳里去
晒。太阳只是“淡水太阳”，没有多大暖气，却带着凉飕飕的风。

小趋虽是河南穷乡僻壤的小狗，在它妈妈身边，总有点母奶可吃。我
们却没东西喂它，只好从厨房里拿些白薯头头和零碎的干馒头泡软了喂。我
们菜园班里有一位十分“正确”的老先生。他看见用白面馒头(虽然是零星
残块)喂狗，疾言厉色把班长训了一顿：“瞧瞧老乡吃的是什么？你们拿白面
喂狗！”我们人人抱愧，从此只敢把自己嘴边省下的白薯零块来喂小趋。其
实，馒头也罢，白薯也罢，都不是狗的粮食。所以小趋又瘦又弱，老也长不
大。

一次阿香满面扭怩，悄悄在我耳边说：“告诉你一件事”；说完又怪不

好意思地笑个不了。然后她告诉我：“小趋——你知道吗？——在厕所里—

好意思地笑个不了。然后她告诉我：“小趋——你知道吗？——在厕所里—

我忍不住笑了。我说：“瞧你这副神气，我还以为是你在那里偷吃呢！”

阿香很耽心：“吃惯了，怎么办？脏死了！”

我说，村子里的狗，哪一只不吃屎！我女儿初下乡，同炕的小娃子拉
了一大泡屎在炕席上；她急得忙用大量手纸去擦。大娘跑来??口真??噶她糟
塌了手纸——也糟蹋了粪。大娘“呜——噜噜噜噜噜”一声喊，就跑来一只
狗，上炕一阵子舔吃，把炕席连娃娃的屁股都舔得于干净净，不用洗，也不
用擦。每天早晨，听到东邻西舍“呜——噜噜噜噜噜”呼狗的声音，就知道
各家娃娃在喂狗呢。

我下了乡才知道为什么猪是不洁的动物；因为猪和狗有同嗜。不过猪
不如狗有礼让，只顾贪嘴，全不识趣，会把蹲着的人撞倒。狗只远远坐在一
旁等待；到了时候，才摇摇尾巴过去享受。我们住在村里，和村里的狗不仅
成了相识，对它们还有养育之恩呢。

假如猪狗是不洁的动物，蔬菜是清洁的植物吗？蔬菜是吃了什么长大
的？素食的先生们大概没有理会。

我告诉阿香，我们对“屡诫不改”和“本性难移”的人有两句老话。
一是：“你能改啊，狗也不吃屎了。”一是：“你简直是狗对粪缸发誓!
”小趋
不是洋狗，没吃过西洋制造的罐头狗食。它也不如其它各连养的狗；据说他
们厨房里的剩食可以喂狗，所以他们的狗养得膘肥毛润。我们厨房的剩食只
许喂猪，因为猪是生产的一部分。小趋偷食，只不过是解决自己的活命问题
罢了。

默存每到我们的菜园来，总拿些带毛的硬肉皮或带筋的骨头来喂小趋。
小趋一见他就蹦跳欢迎。一次，默存带来两个臭蛋——不知谁扔掉的。他对
着小趋“啪”一扔，小趋连吃带舔，蛋壳也一屑不剩。我独自一人看园的时
候，小趋总和我一同等候默存。它远远看见默存从砖窑北面跑来，就迎上前
去，跳呀、蹦呀、叫呀、拼命摇尾巴呀，还不足以表达它的欢忻，特又饶上
个打滚儿；打完一滚，又起来摇尾蹦跳，然后又就地打个滚儿。默存大概一
辈子也没受到这么热烈的欢迎。他简直无法向前迈步，得我喊着小趋让开路，
我们三个才一同来到菜地。

我有一位同事常对我讲他的宝贝孙子。据说他那个三岁的孙子迎接爷
爷回家，欢呼跳跃之余，竟倒地打了个滚儿。他讲完笑个不了。我也觉得孩
子可爱，只是不敢把他的孙子和小趋相比。但我常想：是狗有人性呢？还是
人有狗样儿？或者小娃娃不论是人是狗，都有相似处？

小趋见了熟人就跟随不舍。我们的连搬往“中心点”之前，我和阿香
每次回连吃饭，小趋就要跟。那时候它还只是一只娃娃狗，相当于学步的孩
子，走路滚呀滚的动人怜爱。我们怕它走累了，不让它跟，总把它塞进狗窝，
用砖堵上。一次晚上我们回连，已经走到半路，忽发现小趋偷偷儿跟在后面，
原来它已破窝而出。那天是雨后，路上很不好走。我们呵骂，它也不理。它
滚呀滚地直跟到我们厨房兼食堂的席棚里。人家都爱而怜之，各从口边省下
东西来喂它。小趋饱吃了一餐，跟着菜园班长回菜地。那是它第一次出远门。

我独守菜园的时候，起初是到默存那里去吃饭。狗窝关不住小趋，我
得把它锁在窝棚里。一次我已经走过砖窑，回头忽见小趋偷偷儿远远地跟着
我呢。它显然是从窝棚的黍秸墙里钻了出来。我呵止它，它就站佐不动。可

是我刚到默存的宿舍，它跟脚也来了；一见默存，快活得大蹦大跳。同屋的
人都喜爱娃娃狗，争把自己的饭食喂它。小趋又饱餐了一顿。

是我刚到默存的宿舍，它跟脚也来了；一见默存，快活得大蹦大跳。同屋的
人都喜爱娃娃狗，争把自己的饭食喂它。小趋又饱餐了一顿。

我们全连迁往“中心点”以后，小趋还靠我们班长从食堂拿回的一点
剩食过日子，很不方便。所以过了一段时候，小趋也搬到“中心点”上去了。
它近着厨房，总有些剩余的东西可吃；不过它就和旧菜地失去了联系。我每
天回宿舍晚，也不知它的窝在哪里。连里有许多人爱狗；但也有人以为狗只
是资产阶级夫人小姐的玩物。所以我待小趋向来只是淡淡的，从不爱抚它。
小趋不知怎么早就找到了我住的房间。我晚上回屋，旁人常告诉我：“你们
的小趋来找过你几遍了。”我感它相念，无以为报，常攒些骨头之类的东西
喂它，表示点儿意思。以后我每天早上到菜园去，它就想跟。我喝住它，一
次甚至拣起泥块掷它，它才站住了，只远远望着我。有一天下小雨，我独坐
在窝棚内，忽听得“呜”一声，小趋跳进门来，高兴得摇着尾巴叫了几声，
才傍着我趴下。它找到了出“中心点”到菜园的路！

我到默存处吃饭，一餐饭再加路上来回，至少要半小时。我怕菜园没
人看守，经常在“威虎山”坡下某连食堂买饭。那儿离菜园只六、七分钟的
路。小趋来作客，我得招待它吃饭。平时我吃半份饭和莱，那天我买了正常
的一份，和小趋分吃。食堂到菜园的路虽不远，一路的风很冷。两手捧住饭
碗也挡不了寒，饭菜总吹得冰凉，得细嚼缓吞，用嘴里的暖气来加温。小趋
哪里等得及我吃完了再喂它呢，不停的只顾蹦跳着讨吃。我得把饭碗一手高
高擎起，舀一匙饭和菜倒在自己嘴里，再舀一匙倒在纸上，用另一手送与小
趋；不然它就不客气要来舔我的碗匙了。我们这样分享了晚餐，然后我洗净
碗匙，收拾了东西，带着小趋回“中心点”。

可是小趋不能保护我，反得我去保护它。因为短短两三个月内，它已
由娃娃狗变成小姑娘狗。“威虎山”上堆藏着木树等东西，养一头猛狗名“老
虎”；还有一头灰狗也不弱。它们对小趋都有爱慕之意。小趋还小，本能地
怕它们。它每次来菜园陪我，归途就需我呵护，喝退那两只大狗。我们得沿
河走好一段路。我走在高高的堤岸上，小趋乖觉地沿河在坡上走，可以藏身。
过了桥走到河对岸，小趋才得安宁。

幸亏我认识那两条大狗——我蓄意结识了它们。有一次我晚饭吃得太
慢了，锁上窝棚，天色已完全昏黑。我刚走上西边的大道，忽听得“呜——
wuwuwuwu……”，只见面前一对发亮的眼睛，接着看见一只大黑狗，拱着腰，
仰脸狰狞地对着我。它就是“老虎”，学部干校最猛的狗。我住在老乡家的
时候，晚上回村，有时迷失了惯走的路，脚下偶一趔趄，村里的狗立即汪汪
乱叫，四方窜来；就得站住脚，学着老乡的声调喝一声“狗！”——据说村
里的狗没有各别的名字——它们会慢慢退去。“老虎”不叫一声直蹿前来，
确也吓了我一跳。但我出于习惯，站定了喝一声“老虎！”它居然没扑上来，
只“wuwuwuwu
……”低吼着在我脚边嗅个不了，然后才慢慢退走。以后我买
饭碰到“老虎”，总叫它一声，给点儿东西吃。灰狗找忘了它的名字，它和
“老虎”是同伙。我见了它们总招呼，并牢记着从小听到的教导：对狗不能

矮了气势。我大约没让它们看透我多么软弱可欺。

矮了气势。我大约没让它们看透我多么软弱可欺。

第一班是十点到十二点，末一班是早上四点到六点；这两班都是照顾
老弱的，因为迟睡或早起，比打断了睡眠半夜起床好受些。各班都二人同巡，
只第一班单独一人，据说这段时间比较安全，偷窃最频繁是在凌晨三四点左
右。单独一人巡夜，大家不甚踊跃。我愿意晚睡，贪图这一班，也没人和我
争。我披上又长又大的公家皮大衣，带个手电，十点熄灯以后，在宿舍四周
巡行。巡行的范围很广：从北边的大道绕到干校放映电影的广场，沿着新菜
园和猪圈再绕回来。熄灯十多分钟以后，四周就寂无人声。一个人在黑地里
打转，时间过得很慢很慢。可是我商时不止一人，小趋常会“呜呜”两声，
蹿到我脚边来陪我巡行几周。

小趋陪我巡夜，每使我记起清华“三反”时每晚接我回家的小猫“花
花儿”。我本来是个胆小鬼；不问有鬼无鬼，反正就是怕鬼。晚上别说黑地
里，便是灯光雪亮的地方，忽然问也会胆怯，不敢从东屋走到西屋。可是“三
反”中整个人彻底变了，忽然不再怕什么鬼。系里每晚开会到十一二点，我
独自一人从清华的西北角走回东南角的宿舍。路上有几处我向来特别害怕，
白天一人走过，或黄昏时分有人作伴，心上都寒凛凛地。“三反”时我一点
不怕了。那时候默存借调在城里工作，阿圆在城里上学，住宿在校，家里的
女佣早已入睡，只花花儿每晚在半路上的树丛里等着我回去。它也象小趋那
样轻轻地“呜”一声，就蹿到我脚边，两只前胸在我脚跟上轻轻一抱——假
如我还胆怯，准给它吓坏——然后往前蹿一丈路，又回来迎我，又往前蹿，
直到回家，才坐在门口仰头看我掏钥匙开门。小趋比花花儿驯服，只紧紧地
跟在脚边。它陪伴着我，我却在想花花儿和花花儿引起的旧事。自从搬家走
失了这只猫，我们再不肯养猫了。如果记取佛家“不三宿桑下”之戒，也就
不该为一只公家的小狗留情。可是小趋好象认定了我做主人——也许只是我
抛不下它。

一次，我们连里有人骑出行车到新蔡。小趋跟着车，直跑到新蔡。那
位同志是爱狗的，特地买了一碗面请小趋吃；然后把它装在车兜里带回家。
可是小趋累坏了，躺下奄奄一息，也不动，也不叫，大家以为它要死了。我
从菜园回来，有人对我说：“你们的小趋死了，你去看看它呀。”我跟他跑去，
才叫了一声小趋，它认得声音，立即跳起来，汪汪地叫，连连摇尾巴。大家
放心说：“好了！好了！小趋活了！”小趋不知道居然有那么多人关心它的死
活。

过年厨房里买了一只狗，烹狗肉吃，因为比猪肉便宜。有的老乡爱狗，
舍不得卖给人吃。有的肯卖，却不忍心打死它。也有的肯亲自打死了卖。我
们厨房买的是打死了的。据北方人说，煮狗肉要用硬柴火，煮个半烂，蘸葱
泥吃——不知是否鲁智深吃的那种？我们厨房里依阿香的主张，用浓油赤
酱，多加葱姜红烧。那天我回连吃晚饭，特买了一份红烧狗肉尝尝，也请别
人尝尝。肉很嫩，也不太瘦，和猪的精肉差不多。据大家说，小趋不肯院狗
肉，生的熟的都不吃。据区诗人说，小趋衔了狗肉，在泥地上扒了个坑，把
那块肉埋了。我不信诗人的话，一再盘问，他一口咬定亲见小趋叼了狗肉去
埋了。可是我仍然相信那是诗人的创造。

忽然消息传来，干校要大搬家了。领导说，各连养的狗一律不准带走。

我们搬家前已有一队解放军驻在“中心点”上。阿香和我带着小趋去介绍给
他们，说我们不能带走，求他们照应。解放军战士说：“放心，我们会养活
它；我们很多人爱小牲口”。阿香和我告诉他小狗名“小趋”，还特意叫了几
声“小趋”，让解放军知道该怎么称呼。

我们搬家前已有一队解放军驻在“中心点”上。阿香和我带着小趋去介绍给
他们，说我们不能带走，求他们照应。解放军战士说：“放心，我们会养活
它；我们很多人爱小牲口”。阿香和我告诉他小狗名“小趋”，还特意叫了几
声“小趋”，让解放军知道该怎么称呼。

默存和我想起小趋，常说：“小趋不知怎样了？”

默存说：“也许已经给人吃掉，早变成一堆大粪了。”我说：“给人吃了
也罢。也许变成一只老母狗，拣些粪吃过日子，还要养活一窝又一窝的小
狗..”

五　冒险记幸

在息县上过干校的，谁也忘不了息县的雨——灰梦蒙的雨，笼罩人间；
满地泥浆，连屋里的地也潮湿得想变浆。尽管泥路上经太阳晒干的车辙象刀
刃一样坚硬，害我们走得脚底起泡，一下雨就全化成烂泥，滑得站不住脚，
走路拄着拐杖也难免滑倒。我们寄居各村老乡家，走到厨房吃饭，常有人滚
成泥团子。厨房只是个席棚；旁边另有个席棚存放车俩和工具。我们端着饭
碗尽量往两个席棚里挤。棚当中，地较干；站在边缘不仅泥泞，还有雨丝飕
飕地往里扑。但不论站在席棚的中央或边缘，头顶上还点点滴滴漏下雨来。
吃完饭，还得踩着烂泥，一滑一跌到井边去洗腕。回村路上如果打破了热水
瓶，更是无法弥补的祸事，因为当地买不到，也不能由北京邮寄。唉！息县
的雨天，实在叫人鼓不起劲来。

一次，连着几天下雨。我们上午就在村里开会学习，饭后只核心或骨
干人员开会，其余的人就放任自流了。许多人回到寄寓的老乡家，或写信，
或缝补，或赶做冬衣。我住在副队长家里，虽然也是六面泥的小房子，却比
别家讲究些，朝南的泥墙上还有个一尺宽、半尺高的窗洞。我们糊上一层薄
纸，又挡风，又透亮。我的床位在没风的暗角落里，伸手不见五指，除了晚
上睡觉，白天耽不住。屋里只有窗下那一点微弱的光，我也不愿占用。况且
面里的全副武装——雨衣、雨裤、长统雨鞋，都沾满泥浆，脱换费事；还有
一把水淋淋的雨伞也没处挂。我索性一手打着伞，一手拄着拐棍，走到雨里
去。

我在苏州故居的时候最爱下雨天。后园的树木，雨里绿时青翠欲滴，
铺地的石子冲洗得光洁无尘；自己觉得身上清润，心上洁净。可是息县的雨，
使人觉得自己确是黄土捏成的，好象连骨头都要化成一堆烂泥了。我踏着一
片泥海，走出村子；看看表，才两点多，忽然动念何不去看看默存。我知道
擅自外出是犯规，可是这时候不会吹号、列队、点名。我打算偷偷儿抄过厨

房，直奔西去的大道。

房，直奔西去的大道。

泥泞里无法快走，得步步着实。雨鞋愈走愈重；走一段路，得停下用
拐杖把鞋上沾的烂泥拔掉。雨鞋虽是高统，一路上的烂泥粘得变成“胶力士”，
争着为我脱靴；好几次我险的把雨鞋留在泥里。而且不知从哪里搓出来不少
泥丸子，会落进高统的雨鞋里去。我走在路南边，就觉得路北边多几茎草，
可免猾跌；走到路北边，又觉得还是南边草多。这是一条坦直的大道，可是
将近砖窑，有二三丈路基塌陷。当初我们菜园挖井，阿香和我推车往菜地送
饭的时候，到这里就得由阿香推车下坡又上坡。连天下雨，这里一片汪洋，
成了个清可见底的大水塘。中间有两条堤岸；我举足踹上堤岸，立即深深陷
下去；原来那是大车拱起的轮辙，浸了水是一条“酥堤“。我跋涉到此，虽
然走的是平坦大道，也大不容易，不愿废然而返。

水并不没过靴统，还差着一二寸。水底有些地方是沙，有些地方是草；
沙地有软有硬，草地也有软硬。我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试探着前行，想不到竟
安然渡过了这个大水塘。

上坡走到砖窑，就该拐弯往北。有一条小河由北面南，流到砖窑坡下，
稍一停洄，就泛入窑西低洼的荒地里去。坡下那片地，平时河水婉蜒而过，
雨后水涨流急，给冲成一个小岛。我沿河北去，只见河面愈来愈广。默存的
宿台在河对岸，是几排灰色瓦房的最后一排。

我到那里一看，河宽至少一文。原来的一架四五尺宽的小桥，早已冲
垮，歪歪斜斜浮在下游水面上。雨丝绵绵密密，把天和地都连成一片；可是
面前这一道丈许的河，却隔断了道路。

我在东岸望着西岸，默存住的房间更在这排十几间房间的最西头。我
望着望着，不见一人；忽想到假如给人看见，我岂不成了笑话。没奈何，我
只得踏着泥泞的路，再往回走；一面走，一面打算盘。河愈南去愈窄，水也
愈急。可是如果到砖留坡下跳上小岛，跳过河去，不就到了对岸吗？那边看
去尽是乱石荒墩，并没有道路；可是地该是连着的，没有河流间隔、但河边
泥滑，穿了雨靴不如穿布鞋灵便；小岛的泥土也不知是否坚固。我回到那里，
伸过手杖枝去扎那个小岛，泥土很结实。我把手杖扎得深深地，攀着杖跳上
小岛，又如法跳到对岸。一路坑坑坡坡，一脚泥、一脚水，历尽千难万阻，
居然到了默存宿舍的门口。

我推院进去，默存吃了一惊。


“你怎么来了？”

我笑说，“来看看你。”

默存急得直骂我，催促我回去。我也不敢逗留，因为我看过表，一路
上费的时侯比平时多一倍不止。我又怕小岛愈冲愈小，我就过不得河了。灰
蒙蒙的天，再昏暗下来，过那片水塘就难免陷入泥里去。

恰巧有人要过砖窑往西到“中心点”去办事。我告诉他说，桥已冲跨。
他说不要紧，南去另有出路。我就跟他同走。默存穿上雨鞋，打着雨伞，送
了我们一段路。那位同志过砖窑往西，我就往东。好在那一路都是刚刚走过

的，只需耐心、小心，不妨大着胆子。我走到我们厨房，天已经昏黑。晚饭
已过，可是席棚里还有灯火，还有人声。我做贼也似的悄悄掠过厨房，泥泞
中用最快的步子回屋。

的，只需耐心、小心，不妨大着胆子。我走到我们厨房，天已经昏黑。晚饭
已过，可是席棚里还有灯火，还有人声。我做贼也似的悄悄掠过厨房，泥泞
中用最快的步子回屋。

入冬，我们全连搬进自已盖前新屋。军宣队要让我们好好过个年，吃
一餐丰盛的年夜饭，免得我们苦苦思家。

外文所原是文学所分出来的。我们连里有几个女同志的“老头儿”（默
存就是我的“老头儿”——不管老不老，丈夫就叫“老头儿”）在他们连里，
我们连里同意把几位“老头儿”请来同吃年夜饭。厨房里的烹调能手各显奇
能，做了许多菜：熏鱼、酱鸡、红烧猪肉、咖喱牛肉等等应有尽有；还有凉
拌的素菜，都狠可口。默存欣然加入我们菜园一伙，围着一张长方大桌子吃
了一餐盛馔。小趋在桌子底下也吃了个撑肠拄腹；我料想它尾巴都摇酸了。

记得默存六十周岁那天，我也附带庆祝自己的六十虚岁，我们只开了
一关头红烧鸡。那天我虽放假，他却不放假。放假吃两餐，不放假吃三餐。
我吃了早饭到他那里，中午还吃不了饭，却又等不及吃晚饭就得回连，所以
只勉强啃了几口馒头。这番吃年夜饭，又有好菜，又有好酒；虽然我们俩不
喝酒，也和旁人一起陶然忘忧。晚饭后我送他一程，一路走一路闲谈，直到
拖拉机翻倒河里的桥边，默存说：“你回去吧。”他过桥北去，还有一半路。

那天是大雪之后，大道上雪已融体，烂泥半干，踩在脚下软软的，也
不滑，也不硬。可是桥以北的小路上雪还没化。天色已经昏黑，我怕默存近
视眼看不清路——他向来不会认路——干脆直把他送回宿舍。

雪地里，路径和田地连成一片，很难分辨。我一路留心记住一处处的
标志，例如哪个转角处有一簇几棵大树、几棵小树，树的枝叶是什么姿致；
什么地方，路是斜斜地拐；什么地方的雪特厚，哪是田边的沟，面上是雪，
踹下去是半融化的泥浆，归途应当回避等等。

默存屋里已经灯光雪亮。我因为时间不早，不敢停留，立即辞归。一
位年轻人在旁说，天黑了，他送我回去吧。我想这是大年夜，他在暖融融的
屋里，说说笑笑正热闹，叫他冲黑冒寒送我，是不情之请。所以我说不必，
我认识路。默存给他这么一提，倒不放心了。我就吹牛说：“这条路，我哪
天不走两遍！况且我带着个很亮的手电呢，不怕的。”其实我每天来回走的
路，只是南岸的堤和北岸的东西大道。默存也不知道不到半小时之间，室外
的天地已经变了颜色，那一路上已不复是我们同归时的光景了。而且回来朝
着有灯光的房子走，容易找路；从亮处到黑地里去另是一回事。我坚持不要
人送，他也不再勉强。他送我到灯光所及的地方，我就叫他回去。

我自恃惯走黑路，站定了先辨辨方向。有人说，女同志多半不辨方向。
我记得哪本书上说，女人和母鸡，出门就迷失方向。这也许是侮辱了女人。
但我确是个不辨方向的动物，往往‘欲往城南往城北”。默存虽然不会认路，
我却靠他辨认方向。这时我留意辩明方向：往西南，斜斜地穿出树林，走上
林边大道；往西，到那一簇三五棵树的地方，再往南拐；过桥就直奔我走熟
的大道回宿舍。

可是我一走出灯光所及的范围，便落入一团昏黑里。天上没一点星光，

地下只一片雪白；看不见树，也看不见路。打开手电，只照见远远近近的树
干。我让眼睛在黑暗里习惯一下，再睁眼细看，只见一团昏黑，一片雪白。
树林里那条蜿蜒小路，靠宿舍里的灯光指引，暮色苍茫中依稀还能辨认，这
时完全看不见了。我几乎想退回去请人送送。可是再一转念：遍地是雪，多
两只眼睛亦未必能找出路来；况且人家送了我回去，还得独自回来呢，不如
我一人闯去。

地下只一片雪白；看不见树，也看不见路。打开手电，只照见远远近近的树
干。我让眼睛在黑暗里习惯一下，再睁眼细看，只见一团昏黑，一片雪白。
树林里那条蜿蜒小路，靠宿舍里的灯光指引，暮色苍茫中依稀还能辨认，这
时完全看不见了。我几乎想退回去请人送送。可是再一转念：遍地是雪，多
两只眼睛亦未必能找出路来；况且人家送了我回去，还得独自回来呢，不如
我一人闯去。

大道上没雪，很好走，可以放开步子；可是得及时往南拐弯。如果一
直走，便走到“中心点”以西的邻树去了。大道两旁植树，十几步一棵。我
只见树干，看不见枝叶，更看不见树的什么姿致。来时所认的标志，一无所
见。我只怕错失了拐弯处，就找不到拖拉机翻身的那座桥。迟拐弯不如早拐
弯——拐迟了走入连片的大田，就够我在里面转个通宵了，所以我看见有几
棵树聚近在一起，就忙拐弯往南。

一离开大道，我又失去方向；走了几步，发现自己在黍秸丛里。我且
直往前走。只要是往南，总会走到河边；到了河边，总会找到那座桥。

我曾听说，有坏人黑夜躲在黍秸田里；我也怕野狗闻声蹿来，所以机
伶着耳朵，听着四周的动静轻悄悄地走，不拂动两旁黍秸的枯时。脚下很泥
泞，却不滑。我五官并用，只不用手电。不知走了多久，忽见前面横着一条
路，更前面是高高的堤岸。我终于到了河边！只是雪地又加黑夜，熟悉的路
也全然陌生，无法分辨自已是在桥东还是桥西。—因为桥西也有高高的堤岸。
假如我已在桥西，那条河愈西去愈宽，要走到“中心点”西头的另一个砖窑，
才能转到河对岸，然后再折向东去找自己的宿舍。听说新近有个干校学员在
那个砖窑里上吊死了。幸亏我已经不是原先的胆小鬼，否则桥下有人淹死，
窑里有人吊死，我只好徘徊河边吓死。我估计自己性急，一定是拐弯过早，
还在桥东，所以且往西走；一路拢去，果然找到了那座桥。

过桥虽然还有一半路，我飞步疾行，一会儿就到家了。


“回来了？”同屋的伙伴儿笑脸相迎，好象我才出门走了几步路。在灯
光明亮的屋里，想不到昏黑的野外另有一番天地。

一九七一年早春，学部干校大搬家，由息县迁往明港师部的营房。干
校的任务，由劳动改为“学习”——学习阶级斗争吧？有人不解“学部”指
什么，这时才恍然：“学部”就是“学习部”。

看电影大概也算是一项学习，好比上课，谁也不准逃学（默存因眼睛
不好，看不见，得以豁免）。放映电影的晚上，我们晚饭后各提马札儿，列
队上广场。各连有指定的地盘，各人挨次放下马札儿入座。有时雨后，指定
的地方泥泞，马扎儿只好放在烂泥上；而且保不定天又下雨，得带着雨具。
天热了，还有防不胜防的大群蚊子。不过上这种课不用考试。我睁眼就看看，
闭眼就歇歇。电影只那么几部，这一回闭眼没看到的部分，尽有机会以后补

看。
回宿舍有三十人同屋，大家七嘴八舌议论，我只需旁听，不必泄漏

看。
回宿舍有三十人同屋，大家七嘴八舌议论，我只需旁听，不必泄漏

我寄寓杨村的时候，房东家的猫儿给我来了个恶作剧。我们屋里晚上
点一只油盏，挂在门口墙上。我的床离门最远，几乎全在黑影里。有一晚，
我和同屋伙伴儿在井边洗漱完毕，回房睡觉，忽发现床上有两堆东西。我幸
未冒冒失失用手去摸，先打开手电一照，只见血淋淋一只开膛破肚的死鼠，
旁边是一堆粉红色的内脏。我们谁也不敢拿手去拈。我战战兢兢移开枕被，
和同伴提着床单的四角，把死鼠抖在后院沤肥的垃圾堆上。第二天，我大老
清早就起来洗单子，汲了一桶又一桶的井水，洗了又洗，晒干后又洗，那血
迹好象永远洗不掉。

我遇见默存，就把这桩倒霉事告诉他，说猫儿“以腐鼠‘饷’我”。默
存安慰我说：“这是吉兆，也许你要离开此处了。死鼠内脏和身躯分成两堆，
离也；鼠者，处也。”我听了大笑，凭他运用多么巧妙的圆梦术或拆字法，
也不能叫我相信他为我编造的好话。我大可仿效大字报上的语调，向他大喝
一声：“你的思想根源，昭然若揭！想离开此地吗？休想！”说真话，他虽然
如此安慰我，我们都懂得“自由是规律的认识”；明知这扇门牢牢锁着呢，
推它、撞它也是徒然。

这年年底，默存到菜园来相会时，告诉我一件意外的传闻。

默存在邮电所，帮助那里的工作同志辨认难字，寻出偏僻的地名，解
决不少问题，所以很受器重，经常得到茶水款待。当地人称煮开的水为“茶”，
款待他的却真是茶叶沏的茶。

那位同志透露了一个消息给他。据说北京打电报给学部干校，叫干校
遣送一批“老弱病残”回京，“老弱病残”的名单上有他。

我喜出望外。默存若能回家，和阿圆相依为命，我一人在干校就放心
释虑；而且每年一度还可以回京探亲。当时双职工在息县干校的，尽管夫妻
不在一处，也享不到这个权利。

过了几天，他从邮电所领了邮件回来，破例过河来看我，特来报告他
传闻的话：回北京的“老弱病残”，批准的名单下来了，其中有他。

我已在打算怎样为他收拾行李，急煎煎只等告知动身的日期。过了几
天，他来看我时脸上还是静静的。我问：


“还没有公布吗？”

公布了。没有他。

他告诉我回京的有谁、有谁。我的心直往下沉。没有误传，不会妄生
希冀，就没有失望，也没有苦恼。

我陪他走到河边，回到窝棚，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心上反复思忖。

默存比别人“少壮”吗？我背诵着韩愈《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
感触万端。

我第一念就想到了他档案袋里的黑材料。这份材料若没有“伟大的文
化大革命”，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几人联名贴出次字报，声讨默存轻蔑领导的著
作。略知默存的人看了就说：钱某要说这话，一定还说得俏皮些；这语气就
不象。有人向我通风报信；我去看了大宇报不禁大怒。我说捕风捉影也该有
个风、有个影，不能这样无因无由地栽人。我们俩各从牛棚回家后，我立即
把这事告知默存。我们同拟了一份小字报，提供一切线索请实地调查；两人
忙忙吃完晚饭，就带了一瓶浆溯和手电到学都去，把这份小字报贴在大字报
下面。第二天，我为此着实挨了一顿斗。可是事后知道，大字报所控确有根
据：有人告发钱某说了如此这般的话。这项“告发”显然未经证实就入了档
案。实地调查时，那“告发”的人否认有此告发。红卫兵的调查想必彻底，
可是查无实据。默存下干校之前，军宣队认为“告发”的这件事情节严重，
虽然查无实据，料必事出有因，命默存写一份自我检讨。默存只好婉转其辞、
不着边际地检讨了一番。我想起这事还心上不服。过一天默存到菜园来，我
就说：“必定是你的黑材料作祟。”默存说我无聊，事情已成定局，还管它什
么作祟。我承认自己无聊：妄想已属可笑，还念念在心，洒脱不了。

回京的人动身那天，我们清早都跑到广场沿大道的那里去欢送。客里
送人归，情怀另是一般。我怅然望着一辆辆大卡车载着人和行李开走，忽有
女伴把我胳膊一扯说：“走！咱们回去！”我就跟她同回宿台；她长叹一声，
欲言又止。我们各自回房。

回家的是老弱病残。老弱病残已经送回，留下的就死心塌地，一辈子
留在干校吧。我独往菜园去，忽然转念：我如送走了默存，我还能领会“咱
们”的心情吗？只怕我身虽在干校，心情已自不同，多少已不是“咱们”中
人了。我想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
都不肯走呢？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
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
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人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
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我自惭误听传闻，
心生妄念，只希望默存回京和阿圆相聚，且求独善我家，不问其它。解放以
来，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我只怕自己反不如当初了。

默存过菜园，我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
吗？”

默存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罢得；没有书却不好过口子。他箱子里只
有字典、笔记本、碑帖等等。

我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

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默存向来抉择很爽快，好象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我不
免思前想后，可是我们的抉择总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
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

干校迁往明港，默存和我的宿舍之间；只隔着一排房子，来往只需五
六分钟。我们住的是玻璃窗、洋灰地的大瓦房。伙食比我们学部食堂的好。
厕所不复是苇墙浅坑，上厕也不需排队了，居处宽敞，箱子里带的工具书和
笔记本可以拿出来阅读。阿圆在京，不仅源源邮寄食物，还寄来各种外文报

刊。同伙暗中流通的书，都值得再读。宿告四周景物清幽，可资流连的地方
也不少，我们俩每天黄昏一同散步，更胜于菜园相会。我们既不劳体力，也
不动脑筋，深惭无功食禄；看着大批有为的青年成天只是开会发言，心里也
暗暗着急。

刊。同伙暗中流通的书，都值得再读。宿告四周景物清幽，可资流连的地方
也不少，我们俩每天黄昏一同散步，更胜于菜园相会。我们既不劳体力，也
不动脑筋，深惭无功食禄；看着大批有为的青年成天只是开会发言，心里也
暗暗着急。

在干校生了大病，只好碰运气。我回家治了眼睛，就带阿圆来干校探
亲。我们母女到了明港，料想默存准会来接；下了火车在车站满处找他不见，
又到站外找，一路到干校，只怕默存还在车站找我们。谁知我回京后他就大
病，犯了气喘，还发高烧。我和阿圆到他宿舍附近才有人告知。他们连里的
医务员还算不上赤脚医生；据她自己告诉我，她生平第一次打静脉针，紧张
得浑身冒汗，打针时结扎在默存臂上的皮带，打完针都忘了解松。可是打了
两针居然见效，我和阿圆到干校时，他已退烧。那位医务员常指着自已的鼻
子、晃着脑袋说：“钱先生，我是你的救命恩人！”真是难为她。假如她不敢
或不肯打那两针，送往远地就医只怕更糟呢。

阿圆来探过亲，彼此稍稍放松了记挂。只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人
人都在焦急。报载林彪“格尔屁、着凉”后，干校对“五一六”的斗争都泄
了气。可是回北京的老弱病残呢，仍然也只是开会学习。

据说，希望的事，迟早会实现，但实现的希望，总是变了昧的。一九
七二年三月，又一批老弱病残送回北京，默存和我都在这一批的名单上。我
还没有不希望回北京，只是希望同伙都回定。不过既有第二批的遣送，就该
还有第三批第四批..看来干校人员都将分批遣归。我们能早些回去，还是
私心窃喜。同伙为我们高兴，还为我们俩饯行。当时宿舍里炉火未撤，可以
利用。我们吃了好几顿饯行的汤团，还吃了一顿荠菜肉馄饨——荠菜是野地
里拣的。人家也是客中，比我一年前送人回京的心情慷慨多了。而看到不在
这次名单上的老弱病残，又使我愧汗。但不论多么愧汗感激，都不能压减私
心的忻喜。这就使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
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
回京已八年。琐事历历，犹如在目前。这一段生活是难得的经验，因作此六
记。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1-27 19:14
当回忆停止

漏船载酒忆当年的评论

　　　　在回忆结束之后，杨宪益将话题拉到了这一刻，他说：“有时我想写些什么，研究些问题，但我再也坐不下来干这些事了。”说不上是厌倦还是年龄问题，据说在戴乃迭过世后，杨宪益就不再做翻译或其他工作，整日里只是坐在沙发上，他拒绝电视，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视力原因，一方面，也可能更重要，是因为电视对他来说过于弱智。这基本上说，他关上了对外界敞开的门。
　　
　　　　关于以上的补充，杨宪益在《漏船载酒忆当年》里并没有叙述，整本书在回忆完结之后，用这样一句话做了结尾：“今年我八十五岁。”在中国画的题款中，经常见到这样的提款方式，某老人某某高龄作。在读到杨宪益的最后一句话时，写在画幅上的那些题款突然变得醒目了。我曾经在阅读它们的时候，以为那是对高寿的炫耀，但现在想来，况味要复杂的多。而在杨宪益这里，这句话采用纯粹的称述语调讲出，却将整本书隐藏的叹息重新提了出来。
　　
　　　　阅读一个人的回忆，等同于替他活过一回，如果放弃警醒的话，难免会有很深的代入感，它让阅读者情绪起伏难平，回忆者省略的部分反而在阅读者的脑海中持续得到填补，最后形成新东西。《漏船载酒忆当年》简略地叙述了杨宪益的生平，或许是由于中文版删节的缘故，50年代以后的回忆叙述节奏越来越快，很多地方一笔带过，这造成一种很微妙的对比，50年代以前的飞扬跳脱在此后消失无踪，留下的只是为了切合回忆完整性而不得不继续的疲乏。
　　
　　　　我老家的方言有一个句子，用来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做总结，这句话说：“你这样弄球了个什么？”回忆往事的时候，发现此生荒唐，一无所成，有些希望即使努力一生却毫无结果，只能这样责备一句。说不上悔恨，更多可能是不甘，仅此而已。也因此在回忆的过程中，所以会时时发出很多叹息。
　　
　　　　在《漏船载酒忆当年》中，杨宪益提到了很多认识过的人，这些人、事填充着他的往日生活，只是在回忆的这一刻，却都全无消息，以至于在回忆中，这样的句式经常出现：“我不知道他俩如今是否还健在。”在写下这个句子的时候，不知道杨宪益是否会停笔。但在阅读中，停顿却真正地产生了。这种停顿因为另外一些人的生命而产生，在这个时间，他们模糊的故事、时代的影子乃至不停顿的时间都突然涌现出来，迫使阅读者不得不倾听这种声音。
　　
　　　　如何有价值地生活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早年的杨宪益还在努力想着答案的话，在《漏船载酒忆当年》的最后，这个问题已经消失。在一生过后，留下的或许只能是宁静吧。歌德说：“ 稍待，你也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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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1-27 19:17

“真实是文学的最佳模式”

2011-08-02　来源：人民日报

李建军 　　了解真相是人类精神生活特别迫切的一种需要，当记录事实和揭示真相的工作被小说弃置一旁的时候，纪实文学的意义和作用就凸显出来了。 　　最近几年，各种形式的纪实性写作，包括人物传记、回忆录、访谈录、“口述历史”越来越受社会的关注，越来越受读者的欢迎。 　　就我自己近些年的阅读经验来说，印象深刻的，多是纪实性的作品，而较少非虚构的小说作品。例如杨宪益的《漏船载酒忆当年》、丛维熙的《走向混沌》、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野夫的《江上的母亲》、喻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赵瑜的《寻找戴莉》、卢新华的《财富如水》、齐邦媛的《巨流河》等大量的纪实性作品。 　　拿到一本杂志，我也总是先读纪实性的作品，例如《上海文学》上袁鹰、陈若曦等人回忆往事的散文，《北京文学》上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收获》杂志上“河汉遥寄”专栏的文章，《人民文学》杂志的“非虚构”栏目作品，《西湖》杂志上董学仁的“自传与公传”，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按说，我是研究小说理论和当代小说创作的，应该对小说作品更感兴趣才是，为什么阅读热情反倒在彼不在此呢？ 　　我细想之后得出的结论是，现在的小说大都写得太虚假、太琐碎、太无趣。事实上，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我的好几个朋友，都很喜欢读小说，而且也很有读小说的耐心，却也有着与我同样的感受。有些获了大奖的小说，他们翻了三四遍甚至七八遍，可就是读不进去，最后，只好废书不观。就这样，因为无聊和虚假，小说成了一种怪异的事物——阅读这样的作品便成了痛苦的折磨，而不再是快乐的精神享受。 　　本来，小说是一种最受读者欢迎的大众文体，因为，它能通过虚构，抵达更高意义上的真实，为读者提供更加广阔的生活画面和更加丰富的真实信息。然而，现在的许多小说家缺乏对小说最重要的特征——“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尊重。他们把“虚构”当做一种不受节制的特权，所以，无论叙事，还是描写，都表现出一种极度随意和任性的态度。表面上看，有的小说作品的细节描写生动、鲜活，很具有生活气息，但是，本质上却芜杂而琐碎，缺乏最基本的真实感和意义感。作者在描写人物的对话和行为的时候，只是按照自己的主观臆想一路写下来，完全无视人物自己的性格和思想，如此一来，小说的虚假和不可信，便不可避免，而日渐失去读者的信赖，也实在是势所必至的事情。 　　其实，求真实，忌虚浮，一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实录精神”，或称“直笔精神”，一直是我国历史叙事和文学写作的重要法则。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引刘向、扬雄之言，赞扬《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史记》所包含的写作伦理不仅成为几千年来影响我国的历史叙事的“百世大法”，而且对我国的小说叙事，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谓“实录精神”就是尊重事实的精神，就是追求真理的精神，而这些精神，与现代小说理论所强调的“客观效果”和“真实可信”是一致的。曹雪芹在说明自己写作《红楼梦》的原则时所强调的那种“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的老实态度，体现的就是别样形式的“实录精神”。 　　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虚构性的作品所存在的问题，为了矫正当下文学创作的虚浮不实的风气，一些杂志和出版社，便大力提倡“非虚构写作”，借以强调现实感和真实性的价值和意义，而《巨流河》等纪实性作品的出版，同十多年前《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出版一样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受到了读者的普遍欢迎。 　　了解真相是人类精神生活特别迫切的一种需要。只有了解真相，人们才能获得一种踏实而安全的感受。德国作家伯尔说：“真相是一个必须被接受的信息——它被交付给人类，是一项人类必须去完成的任务。否认真相——就如同逃学，可惜的是，谁也不能永远逃学。”当记录事实和揭示真相的工作被小说弃置一旁的时候，纪实文学的意义和作用就凸显出来了。 　　马尔克斯说：“真实是文学的最佳模式。”当代的纪实文学的繁荣，不仅证明了这一判断的正确和深刻，也给虚构性的小说写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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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1-27 19:19
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





目录
齐如山其人 梁燕
第一章 家世、儿童时代、考试情形
家世
儿童时代
考试情形
第二章 学洋文时期
第三章 拳匪进京、洋兵进京、做生意时代
拳匪进京
洋兵进京
做生意时代
第四章 学警察、谈考试、往欧洲、助革命、看兵变、办俭学会
学警察
谈考试
往欧洲
助革命
看兵变
办俭学会
第五章 看戏的由来、研究国剧、名脚谈话、著述
看戏的由来
研究国剧
名脚谈话
著述
第六章 编戏
第七章 国剧发扬到国外
一、宜用何种方式出国
二、宜用什么样的脚色
三、宜先往哪一国
四、宜演何种戏
五、应该怎样演法
六、舞台如何布置法
与司徒雷登先生谈话
与李石曾先生谈话
第八章 创立国剧学会
一、研究国剧的原理
二、搜罗国剧的材料
三、出版月刊画报
四、办国剧传习所
五、编纂国剧辞典
第九章 从事著作
中国剧之组织共分，人章
京剧之变迁
戏剧脚色名词考共分八章
国剧身段谱共四章
上下场共三章
脸谱共十章、亦名脸谱说明
国剧脸谱图解共七十二图、并附表七
戏班共六章
行头盔头共分两卷
国剧简要图案共分七个部分
梅兰芳游美记共分四卷、三十二章
梅兰芳艺术一斑共分四章
国剧浅释共分十二章
故都市乐图考共录四十种
皮簧音韵共十四章、十三道辙
戏台楹联辑共四卷、九百余联
戏馆子
戏中桌椅摆设法不分章
剧词谚语录共四章
歌场趣谈共四章
剧学獭祭编
第十章 征购物品、整理物品
征购的工作
整理的工作
清宫剧本
剧本
堂会戏单
各种脸谱
各种提纲
各地戏台
全国乐器
戏班题名录
承应戏的研究
故都百戏图考
小说勾陈
第十一章 避难经过、闭户著述
避难经过
闭户著述
烹饪述要
北京零食
北京三百六十行
故都琐述
谚语录
北平土语
第十二章 日本投降前后
第十三章 谈家常、逃出北平
谈家常
逃出北平
第十四章 到台湾、答客问、漫谈国剧工作
到台湾
答客问
漫谈国剧工作
第十五章 继续编剧、写回忆录、我的愿望
继续编剧
写回忆录
我的愿望
研究话剧的人应该研究国剧
票友最应该研究国剧
戏界的人员更应研究戏剧
舞蹈家须研究国剧
音乐家应该研究国剧
敬告研究国剧的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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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1-27 19:21



http://www.china.com.cn/book/node_7074443.htm
http://www.china.com.cn/book/node_7074443.htm
英若诚≪水流云在≫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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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1-27 19:24
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





自序(1)
第一章 塑造灵魂的故土(1)
一 8岁开始私塾启蒙教育(1)
二 小小的牛倌(8)
三 栖人“檐”下的小学生活(11)
四 冒名顶替的初考(14)
五 《三人行》的风波(19)
六 “假文凭”进高中(22)
第二章 读书到苦方觉甜(27)
一 “乱点鸳鸯谱”——珞珈山之恋(27)
二 “梦想剧场”——我的诺贝尔梦(32)
三 “耐(奈)温将军”(34)
四 “三点式”读书法(35)
五 通过俄语自学英语(38)
六 在郭和夫的研究室学习(41)
七 政治运动中的角色行为(44)
八 诺贝尔奖牌挡不住丘比特神箭(49)
九 “白手起家”搞科研(53)
第三章 莫斯科的526天(55)
一 留苏预备部(55)
二 第一列宁大街30A号(59)
三 中将克努扬茨院士(61)
四 玛莉娅老太太-(63)
五 紧张有序的留学生活(65)
六 我在莫斯科惟一的夏天(68)
七 “反修”战士(71)
八 “不受欢迎的人”(76)
九 周总理的接见(79)
第四章 “黑炮手”劫后余生(84)
一 发奋著书立说(84)
二 暴风雨的前夜(86)
三 李达“三家村”(89)
四 神秘的使命(93)
五 提心吊胆的北京大学联络组组长(98)
六 “不识时务”的“保皇兵团”司令(102)
七 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105)
八 第一次逃亡生活(109)
九 虎口余生(113)
十 接受再教育(120)
第五章 拨乱反正当为先(126)
一 教育部的“临时工”(126)
二 邓小平召开历史性的座谈会(130)
三 北戴河十年来的第一批客人(135)
四 全国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会议(142)
五 因劳成疾，是坏事也是好事(145)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150)
一 最年轻的大学校长(150)
二 “卧薪尝胆，十年雪耻”(159)
三 “不拘一格降人才”(164)
四 韩德培“晶核”之再生(169)
五 教学制度的创新(175)
六 感动了“上帝”(189)
七 科研实现零的突破(193)
八 珞珈山上的快乐学院(201)
九 呼唤创造教育(208)
第七章 生不愿封万户侯(215)
一 教育部里的余波(215)
二 团中央书记的候选人(219)
三 上访要求不当市长(221)
四 北戴河的会见(226)
五 厦门大学的盛情(230)
六 海南岛之行(232)
七 “官贵民贱”的真相(236)
八 为何不当官?(239)
第八章 不了的化学情结(242)
一 一切从零开始(242)
二 开拓新领域(247)
三 承担重点科研任务(250)
四 培养研究生(254)
五 国际学术交流(258)
六 我的最大遗憾(268)
第九章 山外青山楼外楼(273)
一 美国西东大学的突破(274)
二 中法交流中心(277)
三 法国国家荣誉勋章(284)
四 耶鲁大学的盛典(287)
五 哈佛大学的印象(290)
六 中日大学校长会议(294)
七 与池田大作先生的对话(298)
八 春兰秋菊裨益于我(303)
第十章 梦魂萦绕系教育(309)
一 我的教改情结(310)
二 甘作铺路石(319)
三 爱的学校(326)
四 太平洋上空的一个梦(331)
五 给中学生开选修课(334)
六 创造教育三部曲(338)
七 “实验田”的辍耕(340)
八 人生无怨无悔(345)
跋(350)
附录：刘道玉生平要事年表(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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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1-27 19:27
江平：《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自序
时间:2010-09-17
作者:江平

《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封面 　　我一生中真正能称得上是故友、至交的人几乎没有，这可能与我的人生信条“君子之交淡如水”有关吧!也许是因为自己年轻时被划成了“右派”，故友和至交逐渐离去，人情淡漠，我也不敢再奢求于故友和至交了! 　　近三十年来我在学术领域有所成就，可能与两个人的启迪有密切关系： 　　一位是李慎之先生。我与李慎之先生交往只有五年，那是七届全国人大（1988～1993年）法律委员会期间，他是法律委员会委员，我是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经常在一起开会。他那“右派”经历与燕京大学的学历和我相同，再加上我们对政治风  波的看法完全相同，所以我们之间的谈话，可以说  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在我们去贵州视察工作  的途中，他对我说:你们搞法治的，最终会发现法  治的困惑在于政治，法治离不开政治，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你们是绕不开的。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也促使我更关心宪政，关心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改革。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改革的核心之核心。 　　另一位是吴敬琏先生。我与吴敬琏先生交往和合作，从北戴河中央召开的社会科学专家座谈会算起，也快十年了。我和他是同龄人，在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和出路上，我们的见解是惊人的一致。他常常讲，中国的市场经济面临的主要危险是国家的过度干预，市场过度依赖于国家的公权力，就会造成“权贵市场经济 ”，所以他大声呼喊市场经济需要法治。我从经济学家那里得到了启示并得到了大力的支持，即中国现今私权的保障，仍是市场面临主要问题。而对私权的侵犯，或者叫对人权的侵犯，主要来自公权力的滥用。人权保障仍然是政治制度改革的核心。 　　从李慎之先生和吴敬琏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品质：一个是独立的精神，不屈服于任何政治压力，敢于独立思考；一个是批判的精神，以自己的学术良心，敢于批判现实。在人生已届80岁时，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切切实实地继受这两个品质，高举独立的旗帜，高举批判的旗帜。 　　往时，曾参加过王铁崖教授80寿辰的纪念活动，那时，我是以晚辈身份去参加的。今天，人们以我的80寿辰做纪念活动，我是以长辈身份来参加的。从1956年从教以来，我的学生中已经退休的就难以计算；从1979年复校以来，我的学生中在政法岗位上的数以千计；从1991年我开始招博士生以来，将近20届的博士生也有近百名。我的弟子们总是劝我写一本回忆录，将我的经历留给后代。我一再犹豫之后，还是答应下来。起始是自己动手写的，把我参与立法活动的经历  写了约十章近十万字左右，又彷徨起来了，这些破烂东西有谁去看呀？一停笔就是半年多。后来我的学生赵旭东和其他学生们结合我八十寿辰的纪念活动，给我配备一位助手，由我口述、他记录整理、我再修改的方式，形成了这本40多万字的自传。感谢陈夏红先生的辛勤努力，使我的自传在我80岁生日的2010年正式问世，也算是自己人生的回顾与总结吧!出版成书后，叫个什么名字呢？我自己诗词集中最喜爱的一首是《临江仙·悲歌》： 　　“千言万语满胸臆，欲诉欲泣无从。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日手，不许弯大弓。翻云覆雨人间事，过耳过目无穷。谁主沉浮与枯荣?  欲平心中愤，唯唱大江东。” 　　于是，从中选择了“沉浮与枯荣”作为书名，讲述了自己80年的“沉浮与枯荣”。 　　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也不那么重要了，希望这本书能够给法学界的后辈们有所启迪，那就不辜负写这本书的初衷了。 　　谨以此序献给亲爱的读者。

来源:《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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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1-27 19:30
高尔泰《寻找家园》
2010年03月21日
　　


　　我的故乡高淳，位于江苏省西南端与安徽省交界的地方，恰好是“吴头楚尾”。地势东省交界的寺主， 恰好是“吴头楚尾”。地势东高西低。东部是茅山山脉和天目山山脉的衔接处，山高林茂，俗称“山乡”；西部为丹阳湖、石臼湖、小南湖三湖所环绕，溪河交错，苇岸无穷，俗称“圩乡”。最早的县治固城始建于公元前五四一年，比楚威王筑石头城置金陵邑（前三三三年）还早二百来年，可称古邑。
　　到我出生的时候，固城早已荒废，县治淳溪镇也是一个仅数千户人家的小镇。镇上只有一条三米多宽、青石板铺面的弯曲小街，俗称老街。……

　　高尔泰，著名美学家，旅美学者。1935年生，1955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先后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兰州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任职。现居美国，为内华达大学访问学者。著有《论美》、《美是自由的象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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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1-27 19:34
齐邦媛：《巨流河》自序 《巨流河》序
2010-10-08 17:02:20
*以下文字摘自《巨流河》 齐邦媛 著 ISBN 978-7-108-03473-1
序
巨流河是清代称呼辽河的名字，她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辽宁百姓的母亲河。哑口海位于台湾南端，是鹅銮鼻灯塔下的一泓湾流，据说汹涌海浪冲击到此，声消音灭。
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关于两代人从巨流河落到哑口海的故事。二十世纪，是埋藏巨大悲伤的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犹太人写他们悲伤的故事，至今已数百本。日本人因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惹来了两枚原子弹，也写个不休。中国人自二十世纪开始即苦难交缠，八年抗日战争中，数百万人殉国，数千万人流离失所。殉国者的鲜血，流亡者的热泪，渐渐将全被湮没与遗忘了。
我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心灵上刻满弹痕。六十年来，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奋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一九四七年我大学毕业，在上海收到一张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
“台湾大学临时聘书”来外文系任助教。当时原以为是一个可以继续读书的工作，因在海外而添了些许魅力。两年后，一九四九年底，我父亲由重庆乘最后一班飞机来到台湾的情景令我惊骇莫名；一直相信“有中国就有我”的他，挫败、憔悴，坐在我们那用甘蔗板隔间的铁路宿舍里，一言不发，不久即因肺炎被送往医院。在家人、师生眼中，他一直是稳若泰山的大岩石，如今巨岩崩塌，坠落，漂流，我五十一岁的父亲从“巨流河”被冲到“哑口海”。
六十年来在台湾，我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为他人作品鼓掌喝彩，却无一字一句写我心中念念不忘的当年事——郭松龄在东北家乡为厚植国力反抗军阀的兵谏行动；抗日战争初起，二十九军浴血守华北，牺牲之壮烈；南京大屠杀，国都化为鬼蜮的悲痛；保卫大武汉时，民心觉醒，誓做决不投降的中国人之慷慨激昂；夺回台儿庄的激励；万众一心，一步步攀登跋涉湘桂路、川黔路奔往重庆，绝处求生的盼望；漫长岁月中，天上地下，在四川、滇缅路上誓死守土的英勇战士的容颜，坚毅如在眼前；那一张张呼喊同胞、凝聚人心的战报、文告、号外，在我心中依然墨迹淋漓未干。那是一个我引以为荣，真正存在过的，最有骨气的中国！
半世纪以来，我曾在世界各地的战争纪念馆低回流连，寻求他们以身殉国的意义；珍珠港海水下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沉船，爱丁堡巨岩上铁铸的阵亡者名单，正门口只写着： Lest ye Forget！（勿忘！） ——是怎样的民族才能忘记这样的历史呢？
为了长期抗战，在大火焚烧之中奔往重庆那些人刻骨铭心的国仇家恨，那些在极端悲愤中为守护尊严而殉身的人；来台初期，单纯洁净地为建设台湾而献身、札根，不计个人荣辱的人。许多年过去了，他们的身影与声音伴随我由青壮，中年，一起步入老年，而我仍在蹉跎，逃避，直到几乎已经太迟的时候。我惊觉，不能不说出故事就离开。
此书能完成，首先要感谢学术翻译名家、“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所长单德兴先生的信心与坚持。多年前，他计划做一系列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在台湾发展的访谈，邀我参加。我认为自己并不知全貌，可谈较少，半生以来，想谈的多是来台湾以前的事。他认为治学和人生原是不可分的，又再度热诚邀访。遂自二○○二年秋天起，与原拟访问我谈女性处境的赵绮娜教授一起访问我十七次。不料，访谈开始不久，德兴的母亲、我的丈夫前后住进加护病房。那一段时期，我思想涣散，无法思考访谈大纲与布局，也无法做所需资料的准备，所谈多是临时记忆，主题不断随记忆而转移。尔后，我花了一年时间，挟着数百页记录稿奔走在医院、家庭，甚至到美国“万里就养”的生活里。晨昏独坐时，我试着将散漫口语改成通顺可读的文字，但每试必精疲力竭；大至时光布局，小至思考幽微之处，口述常不能述及百分之一。我几度罢笔，甚至信心全失，但它却分分秒秒悬在我心上，不容我安歇。
直到二○○五年初春，我似那寻觅筑巢的燕子，在桃园山峦间找到了这间书房，日升日落，身心得以舒展安放，勇敢地从改写到重写。在这漫长的五年间，德兴从访谈者成为真心关切的朋友，安慰，鼓励，支持。不仅是点燃火炬的人，也是陪跑者。世间有这样无法回报的友情，只能用他虔信的佛教说法，是善缘。但缘分二字之外，我仍有不尽的感谢。
当我下定决心重写，拿出纸和笔时，一生思考的方式也回来了。提纲挈领写出一二章时，我已年满八十，第二次因病被送进医院，出院后对自己继续写下去的信心更少，有一种“月落乌啼霜满天”的心境。这时，接到台大中文系李惠绵教授的电话，说她的新书《用手走路的人》要出版了。
惠绵是我“错过了却跑不了”的学生。她念研究所时原应上我的“高级英文”课，因需做重大的脊椎侧弯矫正手术而错过了。第二年她回校上课，换我遭遇车祸，一年未能回到教室。但她常常随原来那班同学，驶着轮椅到医院看我，甚至爬上三层楼梯到家里看我。对于她，我有一份患难相知的深情。她奋斗不懈，终于修得学位、留校任教，如今已是中国戏曲表演理论专家，我甚感欣慰。二 ○○六年她在与赵国瑞老师邀集的一场春酒宴上，看到我不用计算机纯手工写出三十多页文稿，感到十分惊喜。惠绵说，她要帮我整理口述记录的全部大纲，要帮助我继续写下去。
在这场春酒之后十天左右，简媜的一封信好像从天上掉下来，到了我的书房。她说看了我的初稿，听惠绵说我正在孤军奋战，“需兵力支持。若您不弃，我很愿效绵薄之力，让这书早日完成”。这样诚意的信由简媜这样的作家写来，只能说是天兵天将降临。收到她的信，我在屋里走过来踱过去，不知如何能压得住迸发的欢呼。
简媜是台湾中生代优异的散文作家之一，出版《水问》《女儿红》等十余本散文集，多篇被采作中学国文教材，受年轻学子喜爱。她才思丰沛，观察敏锐，在她笔下的台湾本土文化，缤纷多彩，自成一个情韵优美、人情馨暖的社会。
这两位聪慧的小友，成了我的超级援军。从此，她们联手用了许多心思，以各种语气催促我写下去；逼重了怕我高龄难挨，轻了怕我逃避拖延。表面上打哈哈，语气里全是焦急。渐渐地，她们由援军升为督军。简媜在她美国之行报平安的信中，居然问我：“您大学毕业了没？”——她临走的时候，我仍徘徊在第五章抗战胜利与学潮的困苦中。
她想象不到的是，这一问助我走出困境。跨过了大学毕业那一步，我的生命被切成两半，二十三岁的我被迫开始了下半生；前半生的歌哭岁月，因家国剧变，在我生身的土地上已片痕难寻了。而后半生，献身于栖息之地台湾，似是再世为人，却是稳定真实的六十年。
将我的手稿输入电脑，容忍我不停地增补、删减的黄碧仪，事实上是我的第一位读者。她曾问我：“您父亲是个读书人，为什么会跑去搞革命？”大哉斯言！这样的问题由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提出，别具意义，仿佛那些远去却未安息的亡灵也都等着这一问！
感谢哈佛大学讲座教授王德威以“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这样切中我心的评论，为此书做真正的导读。他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家，兼蓄历史眼界与文学胸襟，对我所写的时代和家乡有深刻的了解，也因此能见人所未见，点明这是一本“惆怅之书”。书中人物有许多也是他生命中的人物，自幼耳闻目睹，他知道他们打过的每一场仗，跑过的每一条艰难路，知道他们所秉持的理想和圣洁的人性光辉，决不能粗陋地以成败定英雄。感谢他鼓励我，回应时代暴虐和历史无常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文学书写超越政治成败的人与事。
书写前，我曾跟着父母的灵魂作了一趟返乡之旅，独自坐在大连海岸，望向我扎根的岛屿。回到台湾，在这间人生最后的书房，写下这一生的故事。即使身体的疲劳如霜雪重压下的枯枝，即使自知已近油尽灯枯，我由故乡的追忆迤逦而下，一笔一画写到最后一章，印证今生，将自己的一生画成一个完整的圆环。天地悠悠，不久我也将化成灰烬，留下这本书，为来自“巨流河”的两代人做个见证。

齐邦媛
二○一○年七月台湾桃园

序前言楔子第一章 歌声中的故乡第1节 生命之初第2节 铁岭齐家第3节 牧草中的哭声第4节 辞乡第5节 渡不过的巨流河第6节 九一八事变第7节 城门楼上的头颅第8节 撒石灰的童年第9节 母亲和她的乡亲第10节 流亡的大家庭第11节 张大非，家破人亡的故事第二章 血泪流离——八年抗战第1节 战云密布第2节 七七事变第3节 从南京逃到汉口第4节 国破家亡第5节 南京大屠杀第6节 从汉口逃到湘乡第7节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第8节 周南女中第9节 从湘乡逃到桂林第10节 从桂林到怀远第11节 九弯十八拐入川第三章 中国不亡，有我！第1节 南开中学张伯苓校长第2节 忆恩师第3节 十八张床的闺房第4节 李弥将军的战马第5节 童子军日行一善的梦第6节 炸弹下的文艺青年第7节 《时与潮》杂志与辩论赛第8节 大轰炸第9节 千人大合唱第10节 永别母校第11节 大学联考第12节 来自云端的信第四章 三江汇流处第1节 溯江第2节 白塔街女生宿舍第3节 哲学系新生第4节 浅蓝的航空信第5节 大成殿上——初见朱光潜老师第6节 外文系的天空第7节 朱光潜先生的英诗课第8节 眉山的明月夜第9节 战火逼近时——初读济慈第10节 雷、马、屏、峨第11节 前进的读书会第12节 三江汇流之处第13节 张大飞殉国第14节 战争结束第五章 胜利——虚空，一切的虚空第1节 战后新局——失落的开始第2节 再遇名师第3节 奏错了的乐曲第4节 学潮第5节 最后的乐山第6节 林中鸟鸣天籁第7节 告别世外桃源第8节 上海，我照的另一面镜子第9节 再读《启示录》第10节 北平， “临时”的家第11节 珞珈山——一九四六第12节 落伍与“前进”的文学第13节 六一惨案第14节 大学毕业，前途茫茫第15节 渡海第六章 风雨台湾第1节 台北印象第2节 新天新地——友情第3节 哺育着——戈福江先生第4节 姻缘第5节 一九四八，接船的日子第6节 青春作伴还不了乡第7节 台中，冒烟火车的年代第8节 永恒漂流的父亲第9节 洒在台湾的汗与泪第10节 同甘共苦的铁路人第11节 听不到的涛声第七章 心灵的后裔第1节 台中一中第2节 文化交流之始第3节 我有一个梦第4节 北沟的故宫博物院第5节 教学领域的拓展第6节 树林中的圣玛丽第7节 开花的城第8节 筑梦成真第八章 开拓与改革的七零年第1节 进军世界文坛——英译《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第2节 文学播种——国文教科书改革第3节 红叶阶前——忆钱穆先生第4节 编纂文学与和文化丛书第5节 变树的启示第九章 台大文学院的回廊第1节 外文系今昔第2节 重温二十岁的梦第3节 维多利亚时期第4节 “高级英文”课和革命感情第十章 台湾、文学、我们第1节 寻求台湾文学的定位第2节 台湾文学登上国际会议舞台第3节 两岸文学初次相逢的冲击第4节 两岸三地文学再相逢第5节 柏林的苦兔儿（Kultur）第6节 译介台湾文学的桥梁——中华民国笔会第7节 台湾的“我们”第8节 接任笔会主编第9节 意外的惊喜——台湾现代华语文学”英译计划第10节 雾渐渐散去的时候第11节 鼓吹设立国家文学馆第十一章 印证今生——从巨流河到哑口海第1节 母亲的安息第2节 飞来横祸——诗与疼痛第3节 哑口海中的父亲第4节 齐世英先生访谈录第5节 为诀别而重逢第6节 铁石芍药的故乡第7节 一九四三春风远第8节 英雄的墓碑第9节 灵魂的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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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1-27 19:38
《半生为人》作者徐晓:回顾往事是人的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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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的新版《半生为人》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今天》杂志同仁郊游留影。从下往上，从左至右：江河、黄锐、赵振先、赵南、徐晓、周郿英、甘铁生、芒克、舒婷、北岛、陈延生。
　　2005年1月，徐晓的自传体散文集《半生为人》出版，获当年“《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好书”。这本书，徐晓写了20年有余，出版的时候，她的半生已过。近日，在原作基础上经过增删数篇而成的新版《半生为人》，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生于上海长于北京的徐晓，1979年便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1981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曾是《今天》诗刊的重要编辑，现主持《新世纪》周刊文化副刊。
　　“愿将此书当作一束野菊花献给爱过我和我爱着的亲人和朋友。”徐晓在序言中写道，这些由文学刊物《今天》联结起来的“爱过我和我爱着的亲人和朋友”，包括她灯塔一般的一生爱人周郿英，以史家气魄收集文史资料并将之“托孤”于她的诗人赵一凡，相识于地坛公园从此肝胆相照的挚友史铁生，还有一众因《今天》结缘的朋友北岛等。
　　除了亲友，徐晓还悉心记下不易岁月中的点滴温暖：在狱中结识并互通纸条的小宋，惊鸿一瞥宛如天人的女囚以及心存善意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的狱警“墨绿”。
　　徐晓的文字克制、冷静，陈年旧事在她的笔下精准重现；然而，时隔多年，她的赤诚不改，如同一个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痴人，一路诘问，一路自省：她追问爱一人能有多久，也悔诗人赵一凡1988年走时她不在身边，连他辛苦收集托付于她的资料也丢失；徐晓诚实记录自己对精神失常的朋友小英的遗忘，并为早逝的朋友刘羽的一生作了悲伤的注脚。
　　曾经有人告诉徐晓，作为能干的出版人，“你的第一本书出得太晚了”。对此，徐晓回应：“实际上记忆很多最后会变成没有，只需记下记忆里最后留下的，这才是真正珍贵的。”
　　徐晓告诉早报记者，回顾往事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需求。而她的回忆对象之所以值得记录，是因为“他们所具有的人格魅力。人格的力量是可以超越时代的”。
　　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何广受关注，徐晓解释说，八十年代结束了非理性的疯狂时代，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不过，它离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文化运动相去甚远。
　　作家高尔泰评价《半生为人》时这样写道：“那些陋室补丁粗茶淡饭、一扫琐碎凡俗宿昔晦气走向别样生活的人们，一个一个各不相同，又都审美地统一在一个意义的追寻之中。带着朝露的清气，带着不可捉摸的旭日的光彩。”
　　“回顾往事
　　是人的基本需求”
　　东方早报：《半生为人》写了多久？新版和旧版有何不同？
　　徐晓：《半生为人》是一本随笔集，其中的文章最早的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部分写于1995年之后，2005年结集出版。这次新版只新增了一篇，删掉了三篇。增与减的想法是，使该书的主题更加突出。
　　东方早报：你的文字很重，不花哨，在你眼里什么样的作品才是好作品？
　　徐晓：现在是个多元化的社会，任何作品只要能出版，说明一定会有不同的人喜欢。不管轻重，是故事还是情感，唯有真实与真诚，才能引起共鸣。什么才是好作品，永远是个相对的标准，也就是说，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龄段会有不同的品味与趣味。
　　我的书也许能让我的同龄人重新感受我们生活过的时代，也许能让年轻人了解他们父辈生活过的时代。回顾往事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需求，不同的是，记忆都是有选择的，从每个人对记忆的选择可以看出人的审美观与价值观。
　　东方早报：你用了不少篇幅写你的儿子，文章里的小男孩特别懂事，我很好奇后来他长大变成了一个怎样的人？你的书他会读吗？他对历史对现在有自己的思考吗？他理解你们这一代人吗？
　　徐晓：《半生为人》有许多年轻的读者，其中也包括我儿子和他的同学、朋友，这让我感到欣慰。历史不能重演，也许成长环境会使他比同龄人了解得多一点，在情感上会有认同感。但年轻一代所处的社会环境，会造就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们需要理解我们，我们也需要理解他们，这一定是双向的。
　　“人格的力量超越时代”
　　东方早报：你的经历坎坷，很多和你经历相似的人都“隐退”了，但是你还在坚持做一些跟曾经的“理想主义”搭边的事，为什么？
　　徐晓：在我的生活中，经历过一些磨难。但对于经历过“反右”与“文革”的一代人来说，我的经历也不算非常特别。
　　说到对现实的关注，没有特别刻意过，只因我们身边每天都会发生一些反常的事件。作为一个有眼的人，你没办法闭上眼睛装看不见。年轻时对社会的关注，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觉得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实。后来慢慢懂得，任何个人都不能改写历史。所以，现在的言行没有那么强烈的目的性，做好的、美的、能做的事情。我也谈不上坚持，更多的时候是妥协。有太多该做的事情没有做，不能做，这是人性的软弱，也是我们的无奈。
　　东方早报：你和朋友们的友谊有趣又难得。如果赵一凡、史铁生活到现在，会有变化吗？
　　徐晓：人是个体的，但时代总是造就不同的人。赵一凡，还有史铁生、周郿英等，他们是一个群体，他们之所以值得记录，是因为他们所具有的人格魅力。人格的力量超越时代。
　　“八十年代结束了
　　非理性的疯狂”
　　东方早报：最近有不少人回忆称，读了你的《半生为人》，扬之水的《十年》等书，回顾改革开放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作为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你怀念它吗？
　　徐晓：（上世纪）八十年代受到关注，就国家来说，是因为与此前的“文革”相比，它结束了非理性的疯狂时代，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肯定它；就个人来说，它是我们人格与精神成长的时段，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怀念它。但是，它并没有像文艺复兴那样真正带来科学与艺术的革命，也没有像启蒙运动一样，涌现出许多原创思想、建构理性主义基石……因为没有足够的精神积淀与思想原创力，八十年代离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文化运动相去甚远。如果说八十年代是一道彩虹，它的到来是因为它刚刚经历了一场暴风雨。我们不能说它一去不复返……
　　东方早报：书中，你说儿子这一代绝对不会体会到理想缺失的痛苦，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信仰，早已注定成全大相径庭的人生。那么，两代人的区别到底在哪儿？
　　徐晓：我们的痛苦在于曾经的理想轰然倒塌。但对于在这20年来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充满信心。无论如何，信息化时代为你们提供了更加开放的空间，更多的可能性。
　　但你们的困难在于，面临着多种选择，不只是选择学校、职业，也包括选择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而在选择中胜出需要面对太多考验。所以，就人生而言，问题最终还是要归结到个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要抱怨，每个时代会有每个时代的赵一凡、史铁生。我是说，只要你自己足够真诚地对待生活，总能活出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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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为人-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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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1-27 19:42
《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是对八十年代，中国最后一个纯真年代的终极回忆。当年，一部“关于毛片的记忆碎片”，让多少网络达人开始传颂“见招拆招”的名字，而他首创的“饭局通知”又成了多少文艺青年辨认同类的接头暗号，此人便是《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作者张立宪，人称老六，江湖中人都知道，他还有个更强的身份——网络DV《小强历险记》、《十面埋妇》颁奖仪式的经典主持人，其主持风格以蔫骚驰名，听过二手转播的不靠谱文艺青年都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张立宪，出版人，现居北京。曾任现代出版社副总编辑，策划过一些文艺类图书，如《大话西游宝典》、《独立精神》等，并出版有个人著作《记忆碎片》。

关于校园的记忆碎片
关于电影的记忆碎片
关于读书的记忆碎片
关于足球的记忆碎片
关于写信的记忆碎片
关于买碟的记忆碎片
关于评书的记忆碎片
关于打架的记忆碎片
关于毛片的记忆碎片
关于电脑的记忆碎片
关于泡妞的记忆碎片
关于麻将的记忆碎片
后记一
后记二





关于校园的记忆碎片
序幕一　动员
这是一个长达七天的假期，被人们称为“黄金周”，你的任务就是在这七天中很忙碌地休闲，很紧张地消遣。
如何打发掉这个黄金周、设计出合理的玩乐计划，实在是一件一点儿都不好玩的事情。有人计划长途奔袭，有人准备坐守京城，有人设计了让身体远游的旅行方案，有人酝酿着让感情重温的心路旅程。
我提出来的是：利用这个人人都闲下来的长假，让我们跟昔日的老同学、老朋友聚一下吧！
你现在，是怎样的心情？是欢喜悲伤，还是一个人不知名的愁？这是李宗盛的的世界。而我想到的是张洪量的一首老歌：《破吉他·烂城市·想回家》，歌名中的三个意象正可以概括我们现在的心情。
破吉他，是你浪漫不再的青春。你现在已经三十开外，肚子像锅盖一样扣在小腹上；你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什么都不能让你兴奋起来；你脸上的表情越来越俗气，就像你年轻时最讨厌的那样。
而当年，你什么都敢唱，哪怕自己五音不全；你什么都敢做，哪怕并不是一场冒险，你也要为自己喝彩；你觉得什么都新鲜，对值得你热爱的东西发出衷心的赞叹。
你曾经那么年轻过，年轻得连自己都羡慕；你曾经那么傻过，傻得只有跟那些一起傻过的人才好意思提起。
弹起老吉他，你还能依旧吟唱吗？
这座城市并不烂，只是有些堵。但它同样也不是你想象的黄金天堂，烂掉的是你那遥远的过去和未曾实现的梦。你有房有车了，却没有了原来哥儿几个走在马路上那种意气风发的感觉；你什么都吃得起了，却开始为自己的身材和脂肪肝发愁；你原来高吼《一无所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拥有全部的世界，如今你似乎有了许多东西，但张开手看看，真正有什么呢？
都市里没有当初你的梦想，但你无法逃脱。你必须结结实实地在这里生活，并沦为其中的一员。
你都没劲说没劲了。
想回家，但是你已经无家可回了。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里找不到你的家，对于生活在北京的人，谁敢说这里就是你的原乡呢？
共同度过的青春、一起长大的日子，才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精神故园。
在这个长假期，来一次短相聚，让我们聚在一起，哪怕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地坐一会儿，傻傻地笑一会儿，野野地闹一会儿。
把心事留在那堆喝空的酒瓶子里，然后，生活将继续，将异乡当作故乡，将流放当作远航。
序幕二 集合
其实大家都挺想在一块聚聚的，但就是没人出头张罗。忍无可忍的时候，你便挺身而出。
作为聚会的召集人，你首先要让大家统一思想，认识到你作为一个聚会召集人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及一切行动听你指挥的权威性。哪怕你觉得自己是个杂碎，也是大熊猫身上的杂碎，尊贵又受保护。
一定要记得邀请当年的班主任和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师，哪怕他上学时抓过你考试作弊或判过你不及格。老师们会比你更珍视聚会的邀请，并会做出你绝对意想不到的激情举动。
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多两次勘探行车路线，并让懂得一些测绘知识的同学绘制路线图，避免做出南辕北辙的行车指南。
要把一些工作做在前头，比如印制同学通讯录这样的事情，要在大家来报到的时候就让他们填好，然后迅速找熟悉办公软件的人进行整理打印，复印后发给大家。任何“吃过饭再说吧”的念头都是绝对错误的，只会让你滴水不漏的计划漏得滴水不剩。
名不正则言不顺，聚会也要讲究“师出有名”，这样才能鼓动起更多数人的参与热情。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聚会的由头是万万不能的。
但是，事实上我们在乎的并不是什么由头，而是参与聚会的那些人和当年那段一起走过的日子。从这个角度来讲，任何由头都是万能的。
比如：毕业十周年、到大学报道十周年、实习五周年、纪念中国奥运足球队冲出亚洲十五周年、女儿三周岁、结婚六周年、宠物狗生了四胞胎，或者，干脆就为了今天是10月6日而聚会。
对于那些找不到聚会由头的人，我们要由衷地鄙视他们。
同学聚会，多是采用AA制。尽管同门中有发了大财的，但还是要打消让人家独掏腰包的念头，哪怕是他哭着喊着要一个人埋单。我们要让他那看多了钱的双眼看看，世界上还有不拿他的钱当回事的，世界上还有比钱更让他眼睛发热的。
综合各地各班聚会经验，一般是外地的同学解决自己的来回路费即可，北京的同学凑钱满足大家的吃喝玩乐费用。
但在筹措经费阶段你一定要小心，哪怕你已经将各方面的费用算了六百遍、精确到了小数点后六百位，也要比你算出来的账多收大家一些钱。其实平均到每个人头上没多少钱，你没必要默默地承担那些不可预知的费用——特别是大家敞开了喝起酒来以后，那可是个无底洞啊。
毕业这么多年，许多人都有了社会地位或门路，难免有人会站出来说，他可以拉到赞助，不让大家掏一笔钱，只要允许人家企业对这个聚会有冠名权即可。一定要将这种占便宜的思想消灭掉——除非你愿意让你们的饭局被冠以“荣昌肛泰酒席”。
再认真领会以下这些善意的提醒，绝对是非常必要的：
尽量租大客车集体坐车，不要让大伙自己开车前往，否则那些查酒后驾车的警察们的罚单就不够用了——如果同学们能安全开到警察面前的话。
物资储备方面，除了烟、酒、扑克牌、麻将、金嗓子喉宝、口香糖、胶卷、录象带、干电池、剃须刀等等等等（数量都是多多益善）之外，一定要备一件荧光腰带或马甲。要知道，总有一些同学要迟到，或到半夜也找不着路，这时就需要有人到交通要道去耐心等候、指挥交通。黑漆漆的夜里，荧光物品能避免接客的人成为神风敢死队队员。
带一张广播电视报，注意看一下聚会期间有没有足球比赛，特别是中国队的，这样就可以重温摔啤酒瓶、高声怒骂的痛快时光了。
带几个O型血的同学，以备与别人打架之需，要知道，你们的高谈阔论和到处跑调的歌曲联唱绝对会激起群众义愤。
带个消音器或往牲口嘴上勒的嚼子。有些同学见到昔日的恋人，在酒精的怂恿下极有可能说出破坏人家现在家庭安定团结的事情来，在这种情况下，就通过这些物件让其闭嘴。
带些扔了也不心疼的衣服，让那些将自己身上吐得像哈尔滨雾凇的同学换上。
找一个受够你们羞辱也滴酒不沾的同学断后，伺候那些走不了路的人撤退后，再与服务生一起打扫战场。要考虑找个搬家公司帮他一起将大家的遗留物品运到某地，他一个人实在是扛不动。
序幕三 注意
全体同学请注意——
A 要给自己留些余地。如果事先通知聚会时间是三天，那么向老婆或老公请假的时候一定要多说一天，或留下个活口，免得临时延长聚会时间时不好销假。要知道，聚会的意义不是把意料之中的感情和项目演习一遍，而是制造出种种意外，意外的笑与泪，意外的走与留。
B 不要相信自己。尽管你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喝不了酒，因为你有脂肪肝心肌炎，或认定自己是个从来不抽烟的人，但是，还是不要开车前往，不要把脂肪肝心肌炎当成什么大不了的病，并老老实实在包里准备一条烟以备不时之需。要知道，聚会的意义就是让你变成一个与平时不一样的人，一个完全让自己放开的人。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你也不要仗着自己能喝几杯酒就羞辱那些老实巴交的人，他极有可能变成一个名叫“酒井”的人。
C 不要相信召集人。比如，在行车路线图与你的记忆之间发生了冲突，你不敢相信自己的记忆，但这时也不要相信召集人的先遣图，最值得信赖的是路边买冰棍的人。又比如，召集人天花乱坠地说要把拍的照片人手一张，还要将录的象制成VCD云云，不要相信他，还是把自己的相机或摄象机带上。要留下美丽倩影，只能靠我们自己。
D 在喝醉酒之前，最好显示出你礼义兼备的有教养一面。比如见到老哥们不要问对方的婚姻状况，更是千万不要问出“小红还好吧”这样的问题。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小红去年还是他的老婆，今年可能就已经是他的前妻了。见到班里的女同学，一定要说：“你真瘦啊”，甚至可以痛心疾首地说：“你怎么瘦得不成个样子？！”——当然，开始喝酒之后，这条守则可以扔在脑后了。
北京同学请注意——
A 当好东道主，热情迎嘉宾，所以你要张罗大伙到你家坐会儿玩会儿。但要注意此前做好坚壁清野工作。不仅要把家里收拾得整齐干净，还包括将太太支走，最好让她在外面住。要知道，同学之间的口没遮拦足以毁掉你多年经营在她心目中搭建的德艺双馨的形象。如果家有宠物，也最好让太太带走，抽烟喝酒过度的同学们代谢出的空气即使毒不死它，也会将其温柔性格变成一个暴脾气。对了，还有书架。好好看看，你大学时昧下人家的书一定要收起来藏好，万一让他看到，将会掀起一场宿怨。
B 倘有可能，准备些一次性桌布铺在沙发上，而不要讲究什么美感，把香喷喷的美丽罩布留在那里。那些醉醺醺的同学到你家后，估计连你家的装修风格都没有参观完，就会一头栽倒在沙发上。接下来，该呕吐了，你家的沙发和沙发周围的地界将很快变成沼泽地。
C 鉴于你的东道主身份，强烈建议不要在你家打麻将，除非你想做一个社会慈善家。如果实在想打，建议由别人提出，而你则腻腻歪歪做百般不情愿状（也要注意适可而止，避免那些人信以为真，取消建议）。
外地同学请注意——
A 一般来说，外地城市比北京都要民风淳朴些，所以你可能动念头带些土特产来供同学们把玩品尝。免了吧，北京这座城市养的尽是些天性凉薄的人，他们不会为你辛辛苦苦背来的西瓜而感动，却要小心翼翼地问一句，不会馊了吧？不过，由于北京白领的生育能力普遍偏低，所以建议你一定要带上下一辈的照片羞辱他们一下，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儿子，什么叫闺女，什么叫血脉不断，什么叫薪尽火传。
B 外地来京的同学在走上麻桌之前，一定要把返程机票的钱留足，避免被抽立之后回不了家。不过要是输急了，你可能忍不住从车费中挪用一部分钱，还说什么大不了改飞机为火车。这时一定注意，你的返程车票=火车票+从车站到你家的出租车票+车上要泡的方便面和火腿钱，忘掉这一点，你就要尝尝饿着肚子长时间走路的滋味了。
C 有的同学未雨绸缪，担心自己输得刹不住车，就将返程车票或机票提前买好。这种做法也甚为不妥。究其缘由，不仅是因为情感激荡的同学聚会足以改变你的行程安排而让自己滞留在北京，更是因为，麻神偏爱义薄云天的人。对于千里迢迢来赴会的你来说，麻桌上大丰收的概率要远远高于惨遭屠戮，所以，最后的结果极有可能是你乐滋滋地数着手里一夜之间变厚的钱，将火车票改成了机票，或将经济舱改成商务舱，甚至，你还动了先去胜地旅游一下的念头——如果那几位战士给你的赞助款足够多的话。
幕启 说吧，记忆
终于坐到一起了，一种熟悉的味道和感觉会迅速弥漫开来。将这种味道和感觉具体物化的，则是我们大学时代里的那些词语，那是我们青春期的魔鬼词典，是属于八十年代校园的民间语文。
来吧，回忆，以首个拼音字母为序。
点名
大学里的成绩分两项：考试成绩和考勤成绩。后者是老师保证其课程上座率的有效武器，经常在出其不意的时候拿出点名册。对于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的同学们来说，是不忍心让在宿舍酣睡的同袍受到课堂上的戕害的，于是，代答“到”的义举此起彼伏。有人上课勤，兼之义薄云天，就练了好几种发声方式，以便用不同的口音替逃课的哥几个喊“到”；对于那些人缘好的同学来说，老师一念到他的名字，经常会从教室的不同方位传来好几声“到”；在床上睡觉的人也并不轻松，等大家下课后，一旦得知今天点名了，他就要请替他答到的人吃饭。
电教室
电教室属于教室的一种，因其中有电视机及闭路电视或录象播放设备而得名。电教室是衡量一个学校教学条件的重要指标，一些重点大学吹嘘的往往不是他们有几位大师级教授，而是有多少设备一流的电教室。这里也成为录象厅兴起之前大学生获得影视娱乐的主要阵地，大家借口练习英语口语和听力，心安理得地在里面狂看外国电影，而琼瑶、周润发更是令人趋之若骛。不过我经历的最兴奋的一次是看到说电教室要放两集《教父》（当时第三集还没有拍出来），简直是举校若狂，提前两天就占不上座了。不过占上座的同学也没什么好果子吃，他们并没有看到《教父》，倒是从别人嘴里第一次听到一个词儿：愚人节。
对讲机
不要误会，这玩意指的并不是警匪片中的手上砖头，而是连在各宿舍门顶的小喇叭，呼叫一端则在楼下传达室。谁要是来了电话，会被值班大爷在喇叭里呼喝，被呼叫者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奔下楼，气喘吁吁地说上几句。久而久之，家庭条件好、父母能经常打电话过来的人练就了爬楼梯绝技和超大肺活量。而那些接完电话后带着一脸傻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开始背诗或无病呻吟的人，则是明确无误地告诉大家：这小子恋爱了。如今的大学，各学生宿舍都通了电话，许多学生还有手机，对讲机该绝迹了吧？许多东西来得太容易，那种类似亲人来探监的幸福也就越来越淡了。
二锅头
二锅头是北京白酒地头蛇中的龙头老大，啤酒则是燕京。京城最流行喝的是二两装小瓶二锅头，简称“小二”，但学生当然只能喝大瓶装的，因为算下来更省钱，简称为“二锅”。二锅头不仅是北京的酒，更是北京这座城市的性格体现——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宴上摆着，也不显得寒碜，在小巷深处的小酒馆喝着，也不显得突兀，这种出得厅堂入得厨房的做派，是很北京的。在北京，你可以穿着布鞋背着军挎进国际俱乐部，另一边簋街里光着膀子喝啤酒的那个粗汉，没准就是齐秦，这统统可以称之为“二锅头风格”。遗憾的是，许多在北京上过大学的人对二锅头很是过敏，闻之欲呕。究其原因，无非是上学时逢二必醉，给喝伤了。
魂斗罗
垄断产生暴利，而对于当年几乎只有这一款电子游戏可玩的魂斗罗来说，垄断产生的是狂热的迷恋。有多少人将战场上所有的草丛都翻遍，有多少人用所有的武器分别过关。技术派在传授调出三十条命的窍门，唯美派只要死一次就按键重来，一定要用一条命打到底……闭上眼睛，是什么在响？没错，魂斗罗的音乐。那个年代，许多家庭第一次购买彩电，淘汰下来的黑白电视成为魂斗罗的战场，乃至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一款16色彩色游戏。
金健
意气风发的人经常被一个落魄老者教训：“小子，当年我在江湖上混的时候，你还正给人家刷厕所呢。”如果“金健”牌香烟见到眼下红得发紫的“中南海”，也完全有资格这么说。当年，这可是北京市面上（至少是大学校园里）牛气冲天的牌子，与它哥哥“金桥”一起，独执混合型香烟之牛耳，而烤烟型则被黄、白二红梅占据，至于阿诗玛、红塔山之类贵族，太过曲高和寡。而万宝路、KENT等洋烟，只是男生为了在女孩面前树立形象而攒许久钱换来的面子烟，一旦恋爱成功，马上消费不起。奇怪的是，不带过滤嘴的“春城”一直很吃香。个中缘由只有打麻将的人才体会出来，这种短粗型香烟很容易伪装成烟屁股，一开始不被人注意，最后大伙都没烟的时候则用来救急。
军训
军训是上大学的第一课，除了国防意义外，还至少具备有下列优点：一，野蛮其体魄，那些在太阳底下踢正步时被晒昏的情景成为当事人的青春期割礼；二，丰富其情感，特别是那些女生，军训结束时跟训练她们的军人哭得鼻涕眼泪一大把：“以后谁还帮我叠被子啊”；三，充实其谈资，一些男生如今会摸着已经谢顶的脑袋，看着当年的秃头照片说：“那会儿的头发真好啊”；四，提高其食欲，那个能吃啊，回到学校的第一餐，许多人能把猪肉大葱馅包子连吃九个，外加两饭盆西红柿鸡蛋汤；五，增强其欲望，这也是最重要的收获。那些没考上大学的朋友往往对你嗤之以鼻：“瞧你们女生那模样，亏你们还有心思谈恋爱，切——！”他并不知道，军训时对男女生分而训之，男兵营里别说女人，就连女字旁的汉字都看不到，能不着急吗？
劳动
所谓劳动，指的是大学四年中，必须要有一周去密云植树，许多学校还为此在大山深处建了设备齐全的基地。由于每一年的安排是固定的，所以老是一块去密云的两个系就容易产生世仇，本来没什么事儿，只不过是听师兄们提到上一年的战斗，也要找茬再打一架。除了滋生世仇，劳动的另一个好处是让你知道了自己到底有多么能吃。几乎每个系都举行过吃饭比赛，先在旁边的饭桌上吃够八两，然后再坐到中间的桌子上参加决赛，经常有女生都能通过资格赛的。如今，尽管还有沙尘暴，但北京的漫天风沙确是比当年少多了，其中可有我们栽下的那棵树在栉风沐雨？
粮票
对一所学校而言，其食堂印制的菜票往往成为校内的第二种货币，你甚至可以用它去给自行车补胎。而粮票，则是凭证供应时期适用范围更广的一般等价物，在高教区的几乎所有集贸市场上通用。这种货币非常坚挺，价格稳定了很长一段时间，只不过全国粮票比北京市的地方粮票要稍稍值钱一些。同学们用吃不完的粮票换来许多生活用品，而进入到流通渠道的粮票也满足了早期“北漂”们的裹腹要求——否则他们就买不到米和面。曾有一度，政府连糖、肉、纸都凭证供应，于是父母拿着我们带回家的糖票向邻居炫耀，而女生则向男生讨要纸票以购买手纸。
霹雳舞
随同名电影的风靡一时，霹雳舞在中国大地处处开花。但这种舞姿更主要是在社会上流行（所以后来被称为更恰当的“街舞”），在大学里跳霹雳舞的同学往往是跟社会接触比较多的人，属于那种很能“混”的类型，既能博得女生喝彩，又能博得男生惧怕。在大多数同学只能穿“梅花”牌运动衣和“回力”牌球鞋的时候，这些身穿迷彩、头绷裹布、脚踩“高耐”（高帮耐克运动鞋）的人实在是引人瞩目。他们不仅身体柔若无骨，还特讲义气，经常帮班里同学打架。如今在同学聚会时也张罗得最勤，但请注意，同学聚会时干什么都行，千万不要重温当年的动人舞姿。你的老胳膊老腿已经禁不起那种折腾了。
勤工助学
这个听起来很文雅的词其实指的就是学生经商。但当年市场经济并不发达，参与者往往还在“君子耻于言利”的传统伦理中挣扎疑惑，所以成功者寥寥，最后只不过是倒卖酸奶的人赚了一肚子酸奶，零售北冰洋汽水的人一说话就打嗝，出售明信片的人的所有相识都能收到他卡轻情重的温馨祝福——往往是过了时的滞销货。但有一个行业除外，就是出租武侠小说的同学。在他们心目中，金庸古龙梁羽生萧逸卧龙生们不止是文豪，更是财神爷，当然，还有兰陵笑笑生这位古人，号称“绝对足本”的洁本《金瓶梅》令出租者过上了西门庆般的有钱生活。

《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一) 而当年，你什么都敢唱，哪怕自己五音不全；你什么都敢做，哪怕并不是一场冒险，你也要为自己喝彩；你觉得什么都新鲜，对值得你热爱的东西发出衷心的赞叹。

• ·目录
• ·校园：破吉他·烂城市·想回家(1)
• ·校园：破吉他·烂城市·想回家(2)
• ·校园：破吉他·烂城市·想回家(3)
• ·校园：破吉他·烂城市·想回家(4)
• ·校园：破吉他·烂城市·想回家(5)
• ·校园：破吉他·烂城市·想回家(6)
• ·校园：破吉他·烂城市·想回家(7)
• ·麻将：十三不靠(1)
• ·麻将：十三不靠(2)
• ·麻将：十三不靠(3)
• ·麻将：十三不靠(4)
• ·麻将：十三不靠(5)
• ·打架：庆幸他挥出了这一拳(1)
• ·打架：庆幸他挥出了这一拳(2)
• ·打架：庆幸他挥出了这一拳(3)
• ·打架：庆幸他挥出了这一拳(4)
• ·打架：庆幸他挥出了这一拳(5)
• ·打架：庆幸他挥出了这一拳(6)
• ·打架：庆幸他挥出了这一拳(7)
• ·打架：庆幸他挥出了这一拳(8)
• ·打架：庆幸他挥出了这一拳(9)
• ·打架：庆幸他挥出了这一拳(10)
• ·打架：庆幸他挥出了这一拳(11)
• ·打架：庆幸他挥出了这一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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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1-27 19:47
实录：罗永浩做客文坛开卷谈新作《我的奋斗》
新浪读书

老罗英语培训学校校长罗永浩谈新作《我的奋斗》

　　8月11日上午，老罗英语培训学校校长罗永浩做客文坛开卷2010年上海书展特别节目，与网友一同分享新作《我的奋斗》。
　　点击进入视频：罗永浩做客文坛开卷谈新作《我的奋斗》
　　以下为聊天实录
　　主持人：全球的新浪网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文坛开卷2010上海书展的特别节目，我是文坛。今天是2010上海书展开幕第一天，我们新浪直播间迎来了第一位嘉宾，老罗英语培训的校长罗永浩先生。生活中大家都叫他老罗。老罗你好。
　　 视频：罗永浩做客文坛开卷谈新作《我的奋斗》 来源：新浪读书 罗永浩：你好。
　　主持人：今天我们通过新浪网全球直播，也通过微博(http://t.sina.com.cn)进行直播同时收集了许多网友提问，我把前两天征集到的一些特别好的问题说一下，和您今天带来的这本书也是有关系。这位名为“Eason点JJ”的新浪微博网友问，我觉得《我的奋斗》这本书是一本老罗前半生的自传，或者是对年轻人的励志书，你怎么看？
　　罗永浩：书商来找我的时候，想把他定义为一本励志书。其实我觉得我只是写我的一些东西，他们在包装的时候，就贴上了励志书的标签。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并不在意它是不是叫励志书。出来之后，很多人说你这算什么励志书，因为他们理解的励志书就是教你升官发财。这样之后，我反而觉得叫励志书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比教年轻人诚实、诚恳更励志的，虽然说不是今天社会上定义的励志书，但是我觉得它非常励志。
　　主持人：在近30年的中国，励志书从未如此诚恳，老罗你的诚恳在那里，这本书的诚恳在那里？
　　罗永浩：因为现在所谓的励志，都是只要你努力就会成功，没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努力。我觉得这并不诚恳，一个人的成功有必然性也有偶然人，我个人其实没有社会意义上的很成功，但是我不可救药的觉得我很成功。我觉得市场上很多的励志书不老实，这句话广告词其实是我自己写的。
　　主持人：有一位网友叫枫叶飘零0416，他说有人说你的这本书，绝不是一本教你成功的书，而是一本教你变正常的书，你怎么看？
　　罗永浩：其实在中国要正常是很奢侈的，这本书是让你尽可能活得正常，而又不被社会排斥。
　　主持人：节目刚开始，我们就把新浪微博平台带来的两个问题提给了罗先生，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前方有很多的朋友，也希望今天无论是线上线下，我们的网友和读者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我们的嘉宾聊天。老罗这本书叫我的《我的奋斗》，你觉得在中国的土壤上，你的奋斗是典型的吗？相对这本书来说意味着什么？
　　罗永浩：典型也不典型。我觉得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更多吸引我的是版税。
　　主持人：能透露一下吗？
　　罗永浩：现在只卖了十多万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书商保证的是说卖20万，保50万，目前来看50万不大可能，但是20万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主持人：刚刚开始的时候，也介绍了你的新头衔，就是老罗英语培训的校长。你当初是老师，现在成为校长，你觉得这个形象上的改变给你什么样的改变？
　　罗永浩：因为我性格上比较独来独往，不喜欢和别人合作，但是办学校必须要更多的合作，这是要改变的。现在对周末的感觉不一样了，当初是到周一的时候，怎么又到周一了，又要开始一周的工作了。现在做了校长了，更多是一到礼拜六就很烦，怎么又到周六了，因为我想上班，但是要给他们休息了。
　　主持人：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评论，比如说有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他说您的书全是语录，文学性不强，口水书，您怎么看？
　　罗永浩：全是语录这个不准确的，因为其实没有多少。说到文学性的时候，我觉得是既对又不对，因为这并不是一本文学作品的书，文学作品才走文学性。一个人絮絮叨叨的给别人讲他的经历，这并不是文学书，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尖锐的问题，而是莫名其妙的问题。我觉得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说一个人被所有人都喜欢，我觉得通常都是比较可疑的。
　　主持人：你打分的这些手段会不会在学校当中用，你现在怎么评估你的教师。
　　罗永浩：打分只是一部分，我们也会出去监督，学生的评价会占到一半，我们自己的评估也会占到一半，因为完全交给学生的话，可能会出现老师采用一些不正常的手段，比如说他不讲题他讲鬼故事，或者是上课不上课带着学生唱歌跳舞。学生没有自制力，所以我们把评估一半给学生，一半给教授，是比较正确的做法，也是对学生负责的做法。
　　主持人：感觉老罗是一个很诚实的人，我看到书当中有一段故事，也很感动。就是你父亲给你讲一段话，他在很多转折点的时候，都不着急，他一直在鼓励你的发展。
　　罗永浩：我说他比较开明，只是说放在那个年代，在普遍糟糕的父母当中是比较开明的。我觉得我个人的成长更多是靠自己成长和读书，从老师和父母那儿得到的影响都是负面的影响，只是说他给我负面压力的时候，我有一个正面的反弹。在锻炼一个比较倔强和不屈服的性格上有作用。我书当中提到他们是那个时代比较开明的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合格的。
　　主持人：你觉得什么样的是成功的父母呢？
　　罗永浩：比如说至少尊重孩子的个性，照顾孩子的心理需求，而不是把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强加给孩子，当今时代至少有90%的父母都是不合格的。
　　主持人：那你不觉得无奈吗？
　　罗永浩：我觉得要么你就不生孩子，你生下来说这是无奈的，是整个社会的影响。我觉得你这不是对孩子的不负责吗？可能我有一点激动。
　　主持人：你做好准备了吗？
　　罗永浩：如果我不移民的话，多半是不会生孩子。在国内也不是说不能生，但是会比较吃力，你必须要做好精神和物质上的准备，才会生，但是如果我移民的话，可能就不会考虑这些了。
　　主持人：还有一句话我们特别注意到，这可能不只是针对你的母亲。你说你的每一个阶段性成功，都跟女性非常有关。我们想继续寻找这些故事，但是你没有讲。
　　罗永浩：那是一句带点玩笑的话，就是每一次谈恋爱都会给我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
　　主持人：说到你的时候就绕不开你在新东方的六年，很多学生非常喜欢你。我就很纳闷，当时你写这段的时候说，其实当时你只是看到新东方有很高的年薪，所以你就下了力气，闭门背了两个月的单词，然后又上了一个月的课，你开始的时候都有舌头发硬的感觉。这个事情上你如何自己鼓励自己，如何克服困难？
　　罗永浩：我年轻时看过一句话还是比较受启发，能够把事情做成的人，都不怕做自己害怕的事情。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从小我就是这样，如果说这个事情是我害怕的，我就会加倍努力去做成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诀窍，多出几次丑就好了。你上台讲话，语无伦次你就会出丑，你回来之后怕了就不会再做了，但是如果你要继续做的话，不怕出丑，多出几次丑就好了。
　　主持人：你的朋友曾经说你是一个非常天真的人。我不知道他们说你的天真是什么样的天真？是生活、是工作？是不是还有一点的较劲呢？
　　罗永浩：这种问题很难回答，他说我天真，也许是说我可爱？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主持人：我们的一位网友说，老罗非常喜欢读书，甚至孤独的时候也是通过读书来解决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吗？
　　罗永浩：对，我大部分解决问题的时候，都是靠读书，因为我很少找到能教我的人。但是我做了牛博网之后，我认识了很多的人，我通过私下的求教和交流，也解决了问题，这是我办网站最大的收获。
　　主持人：你喜欢看什么样的书。
　　罗永浩：20岁之前都是读文艺方面的书。快到30岁以后，这十年基本上我很少看小说文艺类的作品，达到思想类和科普的东西，这对锻炼思维和解决现实生活的问题有现实意义的帮助。所以30岁以前看的是小说，30岁以后看的是这一类。
　　主持人：你在生活当中非常的坚持原则，坚持原则这个品质让您受益匪浅，在这个处处充满着身不由己的复杂社会里，你是怎么做到坚持原则，决不妥协？
　　罗永浩：我觉得说到坚持原则，不是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其实大家生下来都是本色的，本人认为我坚持和做了哪些事，其实我只是没做或者不做什么。很多人为了生存把自己扭曲了，而我是小时候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所以换一个角度来想，并不是说我做了什么，而是没做什么。别人认为是坚持，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并没有因此吃苦头的时候而去尝试改变，还是按照原来的样子。我只是没有为了现实生存的好处去学一些不好的东西，但是我知道别人是怎么回事。我和学生说，我们年轻时要纯朴，长大了以后要成熟。但是我们中国的人更多是年轻的时候幼稚，长大之后阴险。
　　主持人：你说其实阴险的人，只能说明他进化度不高。你说你自己是一个不怕被枪打的出头鸟，甚至在这方面你自己也是很坚持的。
　　罗永浩：因为长大的时候老是听这个话，因为我的身边朋友看到我的个性比较张扬，总是跟我说枪打出头鸟。我也理解他们，一个人能力不够，在大环境下只能夹着尾巴做人。我觉得他们讲我的时候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我很讨厌这个东西。有的人从传统文化上来讲的话，更是觉得无聊。比如说中国人唐朝、魏晋的时候，嚣张跋扈也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首先我个人对是不是传统，并不感兴趣，但是即便我们要尊重传统，我们也要有所区分。在唐朝的时候，他是非常开放的。我们看唐朝画的画，他们都是低胸的，唐朝的时候，当时的诗人要娶一个妓女回家是没有问题的。有一些开放的张扬的东西，在传统文化当中都是有的，我觉得今天很多我们继承下来的东西是糟糕的，非常狭隘的，我可能讲的跑题了。
　　主持人：你平时大学演讲的时候，会不会发现有的时候自己跑题了。
　　罗永浩：我不太习惯对谈，也不太习惯下面没有观众，只对摄像机的时候总是不太舒服。因为我是教师，所以我擅长和现场交流，而我们两个对着摄像机，这样的节目我录过了快100次了，但是我也不太适应。而且今天很奇怪，玻璃窗外有一些人，我也感觉不太适应。
　　主持人：其实说实话，刚刚跟老罗的一番聊天，是一个非常坦诚地跟网友的聊天。刚刚说到了读书，其实今天是2010上海书展，大家也特别想知道，请您推荐一本书的话，在你的读书经历当中，你觉得非常受益匪浅的书是什么？可以推荐给大家，为什么？
　　罗永浩：对于我来讲，受益比较多的，大部分是中国不能出版的，不方便在这里推荐。我只能说阶段性对我帮助比较大，启发思考比较深。我教书的时候，总有同学问我什么书改变了你的一生。我觉得这是不怎么读书人问出的话，因为真正读书人大部分是从几百几千本书当中获益。我真的找不出一本书可以改变我一生的书。我只能说最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个在很多国家都非常畅销的几本书，他是一个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写的，叫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他写了几本书，第一本书叫《引爆点》，后面又出了《决断2秒间》，还有《异类》，这个人在国外是一个畅销书作家，都不是小说。在纽约时报排行榜都是排在前几位的，都是谈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他从一个比较蹊跷的思路去思考它，所以对人的思维引导很大。在国内卖的也不错，但是没有像在英语国家当中一样，成为一个畅销书。所以我才会推荐它，因为如果它到处都是了，我也不用去推荐了。现在国内的书能买到的有限，如果说看电子书的话，亚马逊上也可以买，但是我觉得看的不太舒服，我大部分看的还是翻译，如果说翻译的太烂的话，开始还很痛苦，但是后来觉得很有意思，有一些地方翻译错了，我一看就可以看出来，有的时候也可以得到一些“变态”的乐趣。
　　主持人：我们聊了半个小时了，聊到了很多有关老罗的书和老罗生活方面的东西。最后请老罗跟我们的网友说句话。
　　罗永浩：谢谢大家坚持到现在，希望你们每个人买5-10本这个书。
　　主持人：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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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1-27 19:49
实录：著名出版人杨葵谈新书《过得去》
新浪读书

著名出版人杨葵谈新书《过得去》

　　5月12日，著名出版人杨葵(博客，微博)携新书《过得去》做客新浪读书文坛开卷跟网友分享文化圈的幕后故事。杨葵曾在作家出版社工作，编辑的图书曾获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本人获过“全国优秀编辑奖”、“中直系统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作品有《在黑夜抽筋成长》等，电影《黑白》曾获法国朗斯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点击进入聊天视频：著名出版人杨葵做客文坛开卷谈新书《过得去》
　　以下为聊天实录
　　主持人姚文坛：全球的新浪网友，下午好！欢迎来到文坛开卷，我是文坛。今天的这位嘉宾他曾经编辑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比如说米兰·昆德拉的《不朽》、阿城的《闲话闲说》、王安忆的《王安忆自选集》、安妮宝贝的《二三事》等等，编辑了非常多优秀的作品。今天他是以作者的身份来到文坛开卷，欢迎杨葵老师！ 杨葵：42岁写自己过去的故事 来源：新浪读书
　　杨葵：你好，文坛！
　　主持人姚文坛：杨葵老师刚才也说了，他编了很多的书，今天是以作者的身份来到《文坛开卷》，这两种身份哪种更喜欢一些？
　　杨葵：还是当编辑喜欢一些吧，作者是新兵嘛。写东西写的很早，但是我对自己出书兴趣不是太大，我自己的定位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作家，而是定位成一个编辑，单从乐趣来讲，编书的乐趣、出版的乐趣比写作的乐趣要大。
　　主持人姚文坛：你现在好像不是主要以编辑的工作为主了。
　　杨葵：对，现在编辑工作变成一个业余爱好了，不是一个职业了。
　　主持人姚文坛：为什么这么热爱这么感兴趣的东西，把它放在第二位了？
　　杨葵：各种因缘吧，现在有更快乐的事情去忙活，所以就把这个事情放在二线了。
　　主持人姚文坛：现在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
　　杨葵：现在最快乐的事情是学习，像学生一样重新学习，学习做人的道理。
　　主持人姚文坛：说得好泛哦。我知道今天其实这个访谈结束之后杨葵老师要去学琴。
　　杨葵：对，每周三有琴课。
　　主持人姚文坛：好像还会学习禅的东西。
　　杨葵：对，在学习，小学生。
　　主持人姚文坛：今天可能很多网友觉得杨老师不常来新浪，一看不敢相信，很多网友觉得这么年轻，但是你的文字非常老道。
　　杨葵：不年轻了，我42岁了还年轻嘛。
　　主持人姚文坛：42岁写回忆录并不多。
　　杨葵：我倒没觉得它是回忆录，我只是在讲我自己经历的一些事，这些事我认为可能对别人会有一些帮助吧，我自己倒真的没有把它当成回忆录看，我自己在网上看到好多人说怎么就开始回忆了，大概大家鼓励我，认为我还比较年轻。第一，是不年轻，第二，不是一个回忆录的写作方式，只是当故事来写，不能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写写高中的事就叫回忆，此回忆非彼回忆。
　　主持人姚文坛：其实我有接触过这本书的责编静武，静武是非常年轻的，80后的名编。我问他了，我说静武，你编杨葵老师的书会不会感觉有压力？他说非常有压力。你当时在跟静武打交道的时候，编阿城《闲话闲说》的时候他有一个要求，书脊得这么笔直吧，你教给我这两本书书脊就像削过的，你对你书的编辑会不会有一些要求？
　　杨葵：没有，静武是我接触到的80后编辑当中非常优秀的一个小伙子，我跟他接触的非常融洽，合作的也非常融洽，我其实跟他合作的时候最担心的一点就是，我千万不要多说话，因为会招人讨厌吧，就你编过书，就你知道怎么出，我难道没有干过。我设想一下，我在20多岁的时候，如果有一个老编辑不停的来絮絮叨叨教我怎么做的话，有些时候会喜欢，有些时候会烦，你首先看我编的怎么样，因为这本书我自己定位成一个作者，他是编辑。
　　可是因为编辑过程当中，静武比较谦虚吧，经常来问，我也就适当的介绍一些自己的经验。总而言之编辑的非常好，我对他评价也很高。
　　主持人姚文坛：我听静武说你们间商量来商量去的，关于“百家姓”的那部分，最后好像还是没有收进来。
　　杨葵：还是没有收进来，是我的一个系列，叫“百家姓”，写身边的一些人，写小事情，要说总体风格跟这个书在行文的方式、在调调上都有点像，所以最早我是希望把那个给收进来。收进来的目的还有一个我自己的考虑，书不要太薄，太薄了会不会读者说招人笑话，这么点东西也值当出本书。
　　后来静武说，“百家姓”放在这个书里面跟其他那几篇稍微有点不搭。还有一条，“我跟我的作者们”那篇文章，里面大概有三四个小节他也建议给拿掉、删掉。我都听了他的意见，因为他很认真，他可能是有点紧张吧，给我写了封邮件，我看了他说的非常有道理，我就全都听了。还有个别的没有听，个别的一些其他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其他的个别细节上没有听。
　　主持人姚文坛：我认为“百家姓”你都可以独立成一本书，写很多个人啊。
　　杨葵：后来就是这么想的，可能年底出吧，我还是希望交给静武，静武也表示愿意。
　　主持人姚文坛：我有一个同事读了您这本书，最后一部分，应该是从和平门写到最后的天安门。
　　杨葵：对，我绕着北京的城门写了，北京的城门有内9、外7、城门4，我还加了和平门、建国门、复兴门。
　　主持人姚文坛：当时是怎么样的考虑，怎么这样一个逻辑来写的？
　　杨葵：说源起还要感谢我的一个好朋友老腻，叫张军，他现在在做崔永元抗战的片子，那天我们要搞活动。老腻好几年前他自己写一些小文章，他冠之一个统一的名称叫“私家地理”，他在网上写，我看完了觉得这个名字很好，我自己想想也想写自己的“私家地理”，在北京这个城市里面活动的一些轨迹。可是写文章就跟你平常聊天不一样，写文章总是要对读者负责，要写的稍微成篇章一些，我想了一个办法，用这个办法，绕着城门写，好像貌似有一个线索。其实你会看到，这个城门只是一个线头，我又牵到朝阳门内、门外，扩大了很多，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门。
　　主持人姚文坛：还是那些人、那些事。所以有人说，读这本书的时候，感觉前三篇有点靠，后三篇有另外一种感觉，其实我个人看来，其实贯穿其中的就是旧人旧事，这种感觉。
　　杨葵：是，我跟你看法一样，还有对我来说是我自己生活的一些轨迹，前三篇其实偏重于写文坛上的事情，对我个人来说是偏重于工作和小时候的生活那方面，到了后两篇是我自己的一个成长的历程，所以我自己不认为有什么不联系的地方，联系的很紧密。

杨葵：我做编辑受到了父亲的影响

　　5月12日，著名出版人杨葵(博客，微博)携新书《过得去》做客新浪读书文坛开卷跟网友分享文化圈的幕后故事。杨葵曾在作家出版社工作，编辑的图书曾获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本人获过“全国优秀编辑奖”、“中直系统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作品有《在黑夜抽筋成长》等，电影《黑白》曾获法国朗斯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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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姚文坛：我和有一些读过这本书的朋友讨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前一两部分的，包括我们也可以跟现在我们很多的网友一起来聊一聊，比如说路翔就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说“有时候人就像鸟一样，关在笼子里久了就不会唱歌了”，我感觉您接触了很多优秀的作家，包括您的父亲，我最想问的是，您做了这么多年的编辑工作，您父亲是否对您也有很大的影响？
　　杨葵：有，因为我从事这项工作是直接他影响的，我在上中学的时候，他当时还在编一本杂志，是这本杂志的主编，我中学的时候在帮他做一个编务工作，当时就是抄抄稿子、收拾收拾版面、画画版式，在中学的时候就开始了。到后来选择职业的时候其实是有可选择的，比如我可以去报社，也可以走仕途，从团委做起，还有就是踏踏实实做编辑，后来选择了出版社，出版社还是比较能够做到纯粹的一个编辑工作，报社有时候可能记者对外的东西可能更多。
　　主持人姚文坛：您可能经历了很多那代优秀的老编辑，您觉得您父亲那代的编辑跟您这时期的编辑跟现在的编辑您感觉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杨葵：外表上不同的东西太多了，天壤之别，但是骨子里面有一种东西是一样的，骨子里面有一个东西没变，用心方式。还有一个现在被人说烂了的词，可能现在很多年轻编辑已经不以为然的一个词，“为他人做嫁衣”，这是一个编辑的本份，职业道德。时下流行的一个词，还可以说奉献，这个骨子里的东西我觉得没有变。只是那代人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社会环境不同，所以造成了很多在表面问题上有很多差异性。比如说那个时代的编辑们案头工作会很多，现在的编辑们可能除了案头工作以外需要了解到的东西更丰富。包括你在出版工作过程当中，可能需要对外打交道的东西，比如出版社和书店联合这样的事情，对于老一代编辑根本不考虑的事情，只要把案头工作做好就行了，骨子里我认为是不变的。
　　主持人姚文坛：我记得你在编辑某本书的时候，你用到了这种感受，“很舒坦，如沐春风”，您当时要离开文联，离开当时工作的出版社的时候，您写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说“为什么要离开，其中有个原因，就觉得是不断的有琐事来裹挟，丧失了自信”，为什么？这是一直我很疑惑的地方，这种感觉偏差挺大的。
　　杨葵：因为一开始做编辑，中国的特色就是这样的，业务做好了慢慢领导就比较看中你了，就会提拔你，然后去管事、当官，我后来也开始当当小官，自己做编辑的时候，我想编哪本书我就尽量去一门心思扑到这本书上。到后来就变成每天只有10件事，只有3件事是忙自己喜欢做的事，再后来，每天忙10件事，只有1件事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我所说的那种非常琐碎，有好多事务性的工作，有好多甚至跟编辑没有太大关系的一些管理工作。我也感兴趣，但是它必不可少的会带来这些负面的东西，所以我想还是做的更纯粹一些，后来就离开了那个地方。
　　主持人姚文坛：其实您离开去了英特颂也是做这块，您也是做合伙人，其实也是做开创者。
　　杨葵：对，我当时的志趣是想出版的改革大业特别想在场，所以加入了那个团队，前面的开创阶段加入，但是我把开创阶段做完了我也就走了，因为往后做发行集团也不是我的志趣所在，所以我又离开了。
　　主持人姚文坛：咱们再返回来聊聊你做编辑的一些事情，包括你跟作者的一些故事。我记得在某个场合你说过，“我并不在意我编的多少书是畅销的，但是我很在意这些书有没有赔钱，最起码不赔钱”，杨葵老师是不是编的所有书都是不赔钱的？
　　杨葵：是，要分开，因为你很清楚在出版社工作是有一些任务书的，比如我们作协作代会，任务书刨除在外，我自己选择的书没有一本是赔钱的。
　　主持人姚文坛：因为冰心的书是您第一本做责编的书，当时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当时立下了一个规矩，不要先入为主，其实在您从事整个编辑工作中类似这样规矩还有哪些？
　　杨葵：还有挺多的，我们最近正在总结这些事情，我和我另外一个好朋友都是那种病态的来追逐在编辑里边所得到的那些乐趣。
　　主持人姚文坛：比如说？
　　杨葵：一些小规矩。比如就像你刚才所讲到的，编到一本书，编完了真是浑身舒坦的感觉，可能跟别人喜欢打高尔夫打了多少多少杆以后，跟喜欢踢足球的人进了门以后，那种快乐是一致的。周围还有几个朋友，都对这些东西津津乐道，也看中这些东西。我们两个人觉得，我们这个年纪正好处在承上启下的时候。
　　主持人姚文坛：六八一代。
　　杨葵：对，能不能我们做做承上启下的工作，因为我们还接触过一些老编辑的指导，又通过自己的实践慢慢慢慢丰富，然后做一些总结。包括当代社会环境下能够达到一个编辑的标准化，我们尽量的在总结，还是需要期待一下，我们还正在总结，暂不透露。
　　主持人姚文坛：原来这个工作正在做是吗？
　　杨葵：正在做，我们会以一套书的形式来体现。
　　主持人姚文坛：这太期待了。在很多年前我记得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美国有本书叫《编辑人的故事》，当时也是有人推荐我看了一下，我现在印象都不深刻了，因为我那天经济时报的萧三郎他在新浪微博(http://t.sina.com.cn)上说，您的这个书应该是新的编辑们人手一册的书。
　　杨葵：我也看到他的微博了，我看了以后真是有点认同，不是说我写的多好，我早说过，我们这一代人单从做出版的角度来讲，我这代人真的是一个人肉梯子的阶段，我们又没有赶上老一辈说只做案头工作，做的非常非常纯粹，我只需要追求这种文字的规范、文字之美，又不像年轻一代能豁得出去，我们能在商海当中弄潮。我们就是前怕狼、后怕虎的一代人，正好是一个过渡阶段，我们能不能在过渡阶段探索一些东西。所以这里面有得失的叫经验也好、叫教训也好，我倒觉得萧三郎的那条微博提醒了我，我说要不然你做做这项工作，让所有的出版社每个编辑买一本。
　　主持人姚文坛：我真觉得是这样，他说这个话后来我注意观察了一下，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些同事，在出版社干过的，尤其喜欢这本书。
　　杨葵：真好，谢谢！
　　主持人姚文坛：所以我也很希望您刚才说的，关于编辑的一些规矩、一些规范的东西也能够出来。
　　杨葵：对，我也有这个希望，这本书有点像一个引子，刚刚把这个东西扯了一个头，好比说像“我和我的作者们”那篇文章，其实可写的东西还挺多的，只不过最早这篇文章我给《读库》写的，我也不希望写的很长，当时正好有点其他的事在忙，没有顾上，有机会就慢慢来写，也不着急，也不指望靠写书吃饭，所以就慢慢来写，慢慢来向别人提供这种失败的教训也好，或者一些成功的经验也好。
　　主持人姚文坛：我们好好当梯子。
　　杨葵：对，好好当好人，当好人肉梯子，千人踩、万人踩踏过去。

杨葵：我最看好的当代长篇是《长恨歌》

　　5月12日，著名出版人杨葵(博客，微博)携新书《过得去》做客新浪读书文坛开卷跟网友分享文化圈的幕后故事。杨葵曾在作家出版社工作，编辑的图书曾获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本人获过“全国优秀编辑奖”、“中直系统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作品有《在黑夜抽筋成长》等，电影《黑白》曾获法国朗斯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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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姚文坛：一说到文字，我觉得无论您自己的书还是以前您编的一些书，都特别注重文字的简洁，这个在您书中也说到了，说怎么样“不做作”，比如我会看到很多网络写作连“的、地、得”都不怎么用，却洋洋洒洒写两三百万字，这种写作的态势您怎么看？
　　杨葵：这是网络写作的特点吧，就是因为比较随意，而且网络编辑一般不管这些，不管文字，只管管那些出格的地方。
　　主持人姚文坛：像您这样的老字号的编辑会关注网络写手的东西吗？
　　杨葵：会关注，我会看，有些是朋友介绍的，有些是作者直接找来的。我觉得网络写作就是这样，对文字上不太在意，我自己是挺烦的，如果一个文字不太好，这样的东西我经常看不下去。像我接触比较多的，可能是小说类、散文类的文字比较多。单从文字角度来讲，如果文字不能做到起码的讲究的基础，不是说你要讲究到多么多么出色，这个文字简直增一字则太多、减一字则太少，没有到那个程度，至少比如说错别字不要太多，病句不要太多，说话说的言之有物一点、简练一点。
　　主持人姚文坛：能说明白。
　　杨葵：能说明白，别绕了半天说不明白。我原来有一个好朋友叫石康，石康讽刺表达的不清楚就说，你问他爹妈干什么的，说了半个小时以后就说，你直接说你爸妈是农民不就完了嘛。石康说话太讨厌，比较损，但是意思是这个意思，就是当你描述一件事情，5个字可以描述清楚的非要花50个字描述，这种文字就不太好。
　　主持人姚文坛：您可能还是看不上网络上的作品。
　　杨葵：网络上大部分的作品我看不上，看的有点烦燥，我觉得他们就是写完了自己可能都没看过。我还是相信如果一个作品自己写完了不说像曹雪芹那样，批阅十载，至少要做到自己翻过头来看一看，哪些东西是可以保留的，哪些东西是可以删去的，要对自己的东西负责。
　　主持人姚文坛：像一说到，因为网络上一般都是长篇小说，我注意到您这个书里面说，您觉得您最看好的当代的长篇小说之一是王安忆的《长恨歌》。
　　杨葵：我说过最喜欢的当代的，不是之一，是我最喜欢的。现在有一个修辞说法，我也没太闹清楚，最好的之一，最什么什么的之一。
　　主持人姚文坛：最好就应该没有之一，是吧？
　　杨葵：对，我反正一直认为这种修辞手法，这是一个病句，但是好像新的规范里面说又可以了，我没有去研究过。
　　主持人姚文坛：谈谈王安忆吧，因为很多人也都非常喜欢他。但是杨葵老师我觉得很奇怪一点，无论是王安忆，还是您书里的安妮宝贝，你跟他们的交情都很好，但是书里面有隐隐约约的一种很奇怪的误解，比如说王安忆老师，他可能听说杨葵某某某怎么了，可能有一段时间就很疏远，包括安妮宝贝，可能当时她的一句话，说杨葵你还是不喜欢我的作品，是这种感情吗？
　　杨葵：对，这个其实主要是做自我检讨，书里面其实都写了，都是自我检讨的态度。年轻人的划分法，我是巨蟹座，巨蟹座内心非常敏感，很脆弱，很容易被伤害的一个星座，我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尤其在那个时候，这些年经过锻炼慢慢好一些了。
　　主持人姚文坛：现在跟他们还有交往吗？
　　杨葵：没交往，真的就没交往。
　　主持人姚文坛：安妮宝贝也在北京哎。
　　杨葵：对啊，在北京。
　　主持人姚文坛：而且说实话你那篇写安妮宝贝的非常温情，你们交换了熏衣草和百合，当然她是送给另外一个人。
　　杨葵：那是我们一块去云南签售，因为昆明是一个花卉之城，我们两个人又都喜欢花，都跑到花卉市场买了花，回来在机场交换，书上都有写。
　　主持人姚文坛：看了挺不理解的。
　　杨葵：她也是个巨蟹座，因为这些年大家各自生活都有很多变化，以我对她的了解，她当时也是内心特别特别敏感的、说话比较在意的一个人。
　　主持人姚文坛：再说说阿城吧，阿城老师，书里面写到的就是刚才说的，书脊特别的笔直。
　　杨葵：阿城老师是那种，跟阿城聊天特别高兴，周围我碰到所有的人都对这一点特别服，你跟他聊天永远不闷，他讲的都特别特别好玩的事，你从中都能得到很多很多的启发，他讲坛的那种文风。
　　主持人姚文坛：他现在也不怎么写书。
　　杨葵：他也是对写作这个事没太大兴趣吧。
　　主持人姚文坛：您有没有想过，比如跟他们再出书，比如像阿城老师这样的，有没有跟他们谈过写书的事？
　　杨葵：后来没有，这个书出版以后后来见面就很少了，偶尔见面也是比如说在饭馆吃饭，在那碰到而已，没有专门讲过写作的事情，也都好几年没见了，也都很忙，他好像也天南海北到处跑。我是不是书里边没写，可以贡献给你一个八卦。
　　主持人姚文坛：对，要有一些译著的地方。
　　杨葵：那个时候人主要在美国待的时间很长，好像在联系出版《闲话闲说》的时候，他当时正在跟着侯孝贤拍戏。有一次我们在王安忆家聊天，王安忆就说，阿城这个人到处乱跑，说你应该好好找一个单位，因为那个时候98年，十几年前，王安忆是那种比较规矩人家出来的人，所以她认为这种必须要找一个单位才能够保险，说像你这样挣点钱就全都捐给铁道部、航空公司，太可惜了，钱全都花在路上了。然后阿城在旁边不置可否，因为对阿城来说这是他的生活方式。
　　主持人姚文坛：那王安忆老师呢，她还有什么爆料的地方？
　　杨葵：当时对这点不理解吧，我觉得挺好玩的，两个人实际是不同的生活方式，两个人都是我特别敬佩的作家，但是他们两个人生活道路如此不同，志趣如此不同。

杨葵和主持人文坛合影

　　5月12日，著名出版人杨葵(博客，微博)携新书《过得去》做客新浪读书文坛开卷跟网友分享文化圈的幕后故事。杨葵曾在作家出版社工作，编辑的图书曾获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本人获过“全国优秀编辑奖”、“中直系统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作品有《在黑夜抽筋成长》等，电影《黑白》曾获法国朗斯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点击进入聊天视频：著名出版人杨葵做客文坛开卷谈新书《过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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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姚文坛：咱们再谈谈石康，现在很多年轻朋友都比较喜欢石康。我记得你在写石康的时候谈到一句话说，其实这个社会对作家很不公平，他要做出很多牺牲，他才能有一些相应的回报，怎么会这么想？
　　杨葵：因为石康是我的好朋友，据他自己说，不知道你们现在知不知道这个人天天忙着做生意，然后穿着一身很鲜亮的衣服，开着自己新买的奔驰车，他为这些还很得意，他开着这些到处跟人谈生意，谈他自己《奋斗》的整个庞大的计划。我反正作为朋友来讲，我现在越来越不爱见他了，因为见他三句话就开始跟我聊投资、产出，都是我不太关心的事情，他就一脑门子陷进去了。
　　我曾经问过他，我说这些事情到底是不是你喜欢做的事情，反正据他自己当时说，没办法，我必须要这么做，做完了以后把这轮忙完了，我把我够我一辈子生活的钱挣完了，我就继续写小说，这是他自己的说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就觉得比如说一个作家靠写作，他跟我同年，也是42岁了。按说以他作品的销路来讲，假如没有盗版书，假如所有的书商能够结账结得干净利落一点，能够结得如实一点，他可能不需要那么多钱来过下半辈子吧。因为他过日子很简朴，反正他比我简朴，我这已经很简朴了，他比我还简朴。他自己也发过牢骚说，几乎没有一个书商跟他结账是结清楚的，都是无数个隐瞒、做花账、拖拖拉拉。所以可见一个作家，像石康这样的一个作家，斗志昂扬的一个作家，想要挣了下半辈子的钱，就要换行头，去谈生意。
　　主持人姚文坛：伪装一下自己，或者是改变一下自己。
　　杨葵：对，比如说他的《奋斗》，《奋斗》刚刚拍完的时候，他拿着样片、样碟，到我们家去，我们几个朋友在一起看，这也是八卦，我们那几个朋友都嗤之以鼻，太次了，什么玩意，说你一个都40岁的人了，还模仿人家80后，还要去琢磨人家的这些心思，评价特别特别差。只有我一个人当时说了一句，我说我认为这个戏兴许能红，后来石康就很感激的看了一下我，说你看，还是老葵理解我。这时候我追着补充了一句，太烂了，不烂怎么红呢。后来就是红了嘛，《奋斗》的第一部就是红了，收视率居高，问问周围的小孩肯定都知道。
　　后来说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你写的很得意呢，还是你纯粹把它作为一个挣钱的手段呢？他当然就长篇大论，石康只要一说起来就有一整套理论，比如他会说我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一些什么，又能怎么怎么样，一整套，我也记不住他怎么说的。
　　主持人姚文坛：刚刚你说到石康，就是作者跟出版商之间的这种关系，您最近有没有关注袁腾飞跟沈浩波之间的这个？
　　杨葵：我不知道，我今天还收到他们的通知，让我明天去站台去呢，但是我明天要开会，所以我正在安排时间呢，到底怎么回事我不清楚。
　　主持人姚文坛：其实也是一个版税的事情。
　　杨葵：版税的事情，大概是什么类的事情？
　　主持人姚文坛：这个咱们再去讨论吧，再说了。
　　杨葵：我是觉得从这个事可以加两句我觉得作家跟出版社之间，当然有那种我诚心要黑你，诚心就要隐瞒，中饱私囊吧，但是也有一大部分是因为作者和出版社之间沟通的原因，其实好好沟通的话，有很多误会就可以消解掉。比如他们给我打电话，是他们出版公司给我打电话，有一个编辑说明天的活动是出版社要来解释这件事情，他总共打了2分钟电话，大概意思就是说，销售我要根据回款还是以后已经发货来结算这个版税，实际是这么个意思。这个确实有很多作者不太能够理解出版社，我是在做出版社做了那么多年，自己也经常会给外面，比如有的时候写书、有时候编书、翻译书，也会遇到这些问题。
　　出版社怎么样来确认这笔版税应该支付，首先应该有合同，合同是怎么规定的，当然很多作者可能在这个合同上不太看得明白是这样。出版社可能也有一个，很多编辑在给作者支付的时候也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很简单，非常人为的问题，比如财务生病了，这笔钱手续的问题，很多问题是沟通。
　　主持人姚文坛：刚刚您说那个没有说完，到底是以发货还是汇款？
　　杨葵：一般来讲，以我知道的，是按照首先有一个初印，起印数，比如说一本书，所谓起印数就是第一版要印多少，打比方说10万册，这是一个起印数，起印数一般会写明白，比如3个月之内会把起印数版税支付。一般国际惯例，比如平均每一年或者平均每半年向你支付一次版税，这个版税应该按照我实际发货汇款，完成销售的，就是我收到钱以后支付给作者，这是为了取一个结算的方便，所以一般比如说每年的6月30日、12月30日作为一个结算版税的日期。但是不能说我书发出去了还没有回款我就结版税，一般来说是没有这样规定的，哪个出版社也不傻，所以在合同上应该写的非常清楚。
　　所以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官司，我先声明我没有了解过这个官司，连袁腾飞这个人干什么的我前两天才知道，说讲宋史讲得很好，但是我也不看《百家讲坛》，所以不太知道。我想这里边是有误会，应该解释好，但是我听说两边搞的非常不好，要对簿公堂。
　　主持人姚文坛：前段时间是陈彤，就是《马文的战争》，她当编辑的时候也是版权的问题搞的争议性挺大的。
　　杨葵：陈彤那个事我也有所了解，因为正好两边都是好朋友，赵岩也是好朋友，陈彤也是好朋友，我觉得那个很可惜，双方的沟通不够，其实早一点沟通，我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讲，他们那个事情就相当于我跟你两个人已经憋了半天的劲了，但是你也不来找我、我也不来找你，最后没办法说我们就来打官司吧。其实其中某一个人早一点说，你也不要拿架子，我也不要拿架子，大家早一点把这个事说开了就什么事都没有，甚至所谓的侵权都不可能产生，一切都在沟通，和谐社会要沟通，不沟通哪来的和谐。
　　主持人姚文坛：咱们刚才谈了一些题外话，又回到书里面来。其实我有的朋友就说特别喜欢最后一章，因为其实刚才也说，虽然写这个门那个门，不过还是您那些朋友、您那些事，但是您在北京生活了30几年，您感觉北京的这种人文气息、这种人文氛围的变化是怎样的？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杨葵：也有点像我刚才说的编辑的那个意思，我觉得面上是变了，骨子里其实还是没有变，北京人还是那个样，整个北京城的那种氛围，在我看来还是那个样。是，高楼和平房肯定是有差别，这种城市快铁跟当年的公共汽车肯定有差别，但这些东西我认为这些都是表面的。骨子里比如北京人爱吹牛，到哪说话口气比较大，整个城市里边的文化气息比较浓厚，相对中国的其他城市而言，等等等等，可以说叫城市的性格，这种性格我觉得并没有变。
　　我觉得很难沟通就在于，都是自己眼里边所看到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眼里边所看到的，都是在自己心里边的一个反射，所以我只能说我写我自己认为的是这样的，很私人的。变化太大了，跟以前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我也尊重他这些看法，我觉得也对，从他换一个视角应该是。
　　主持人姚文坛：杨葵老师，因为最近这两年您在比如说学琴、学禅，对您的心境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改变，还是本身您这样的心境才会去写这些东西？
　　杨葵：各方面的原因吧，学琴也好、学佛也好，都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就像每天吃饭、睡觉一样，这一段时间是早上8点钟起，过两年可能习惯了早上12点钟起，这些东西慢慢就潜移默化对一个人会有一些改变。
　　有影响，肯定是有影响，但是肯定不止是这两件事情在影响。看的书，接触的人，工作上的一些变故，反正众多的因缘造成了，但是变化还是挺大的，我觉得以前跟我在出版社工作的时候变化还是挺大的。
　　主持人姚文坛：其实怎么感觉呢，您无论从做编辑、作者、琴棋书画好像还是一系的，但是上次我听您说，您在救援联盟，这个好像跟您本行差的还比较远的。
　　杨葵：那个事我主要是作为一个大参谋的角色介入，所以应该说还是一致的，救援联盟本身听着好像跟做出版关系离的很远，但是要考虑到我自己具体做的那些事，是我一个好朋友老蒋做救援联盟，我作为他一个好朋友出主意，我给他要一个头衔叫参谋长，这样帮他出主意，帮他安排整体的全年的策略性的工作。
　　主持人姚文坛：比如说最近在做什么？
　　杨葵：最近救援联盟在做，一个是云南抗旱，然后紧接着玉树地震，我们有很多救援队员都上到前线去了，都很忙，好像玉树最后一批就在一个星期前刚刚撤回来，下边我们还打算看看重建工作当中有没有可以介入的一些事情。
　　主持人姚文坛：除此之外您的写作还要继续，刚才说的《百家姓》，这是最早要跟大家见面的书吗，还是还有别的写作计划？
　　杨葵：我现在杂事还挺多，所以最近这一年写东西写的少了，现在能想得到的可能我会今年之内把“百家姓”写完，真的来写100个人，现在已经写了有60多人了吧，可能还要再写个30多个人，到年底争取能够再出一本《百家姓》。
　　主持人姚文坛：我们共同期待，读着这本《过得去》，期待您的《百家姓》。谢谢杨葵老师，感谢所有的网友，感谢易茗造型，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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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1-27 19:54
野夫：江上的母亲——母亲失踪十年祭

作者:野夫

一 　　这是一篇萦怀于心而又一直不敢动笔的文章。是心中绷得太紧以至于怕轻轻一抚就砉然断裂的弦丝。却又恍若巨石在喉，耿耿于无数个不眠之夜，在黑暗中撕心裂肺，似乎祇须默默一念，便足以砸碎我寄命尘世这一点点虚妄的自足。 　　又是江南飞霜的时节了，秋水生凉，寒气渐沉。整整10年了，身寄北国的我仍是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不敢也不欲去想像我投江失踪的母亲，至今仍暴尸于哪一片月光下…… 　　二 　　从母亲到晚年仍保持的决绝个性里，我相信她成为"右派"是一件必然的事。这样说并非基于纯粹的宿命观，而是指她诞生之初，血质里就被刻上了她父亲的烙印。她一生都在努力企图剪断她与那个"国军"将领的血缘联系，却终归徒劳无获。 　　我外祖母是江汉平原的大家闺秀，其父在民初留学扶桑8年，归国赴任甘肃省高法院长前，决定与天门望族刘家结为姻亲——那时的刘家三少爷（我外祖父）正成为黄埔八期的士官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在可能存在过的短暂幸福之后，作为战祸频仍年代的军人之妻，外祖母便带着我的母亲步入了她的孤独一生。 　　抗战爆发，外祖父侍卫蒋公撤退西南。刘家太爷故世，大宅日见雕敝。该地区又是日寇国军和共军拉锯争夺之地，无论哪一部短暂占领，徒具虚名的刘宅便成了搜刮粮饷的目标。外祖母带着我少年的母亲东躲西藏，饱受乱离之苦。最后因怕女儿受辱，外婆祇好托乡里客商将我母亲带到湘西伯父家避祸。母亲在那识尽炎凉，像一个女仆般做工求学。 　　三 　　日本投降当年，母亲独自踏上还乡寻母的艰难路程，当她找到捡棉花纺线度日的外婆时，劫后重逢的泪水湿透了她们的褴褛衣裳。次年，乡人传言外祖父衣锦还乡，授衔少将驻节武汉。母亲来到省城寻父，等待她的却是晴天霹雳——外祖父不信他的妻女还能侥幸存活，已经重新娶妻生子了。而且他隐瞒了婚史因此不敢相认。 　　悲愤的母亲闯进了他父亲的一场盛大酒会，一时舆论大哗，外祖父回乡逼迫外婆离婚，从此父女反目，我母亲坚决改名换姓以示恩断义绝。 　　天道往还，1948年，节节败退的外祖父奉命移师恩施，赴任途中被伏击，流弹洞穿了他壮年的胸脯——而最后为他扶柩理丧的竟是我终身寡居的外婆。 　　武汉次年易帜，"革大"招生，母亲投考，结业后竟又鬼使神差地被分往恩施剿匪土改——踏上了她父亲送命的路程。在这条充满险恶的山路上，她与我父亲邂逅相逢。一个平原遗弃的将门孤女，一个山中破落的土司遗孑，在那个伟大动荡的时代，偶然而又必然的结合了并从此扎根深山。 　　四 　　外婆早已原谅了她的丈夫，母亲却永远在仇恨她的父亲。她无法在现实中去惩罚他，便极力在精神上去满足一种虚构的报复——改名换姓，不承认有此父亲，甚至不允许外婆去原谅。 　　然而这种背叛祇能停留在自我泄愤的地步，因为这个政党一向在意个人的血统以研究其阶级属性。在她报考革命大学那天起，她就要面对无数张表格。她总是试图说明她是她父亲那个阶级的弃婴，她和她母亲属于苦难平民。然而表格却限制了她的声辩，同时还作为一张早有预谋的标签贴上了她的面庞。 　　上个世纪流行一个充满杀机的词叫"历史不清"，母亲被这个语词压迫得痛不欲生。当任何一个批判她的人诘问——你是不是军阀女儿，她就仿佛陷入一个悖论。她比别人还恨她的父亲，却又偏被他们视为同一个敌人。她觉得这个父亲不仅在生前遗弃了她，还在死后长久地陷害着她，她完全无力跳出这一血缘的魔沼。 　　1957年的母亲正当而立之年，这个来自遥远省城的女人，试图把她的教养植入那个土家山寨。其直率和刚烈却往往好心换来敌意，她对党的意见和她的出身被联系一起时，祇能戴上右派的高帽接受工人的监督改造。20年后终于彻底平反时，母亲已老去，所有曾经蒙受的屈辱和伤害不知向谁讨还。划处和平反都是一张纸，她深感前者重如泰山而后者却轻于鸿毛。 　　五 　　文革开始时，父亲作为矿长很快被打倒，母亲微薄的工资要维持全家的生活，那时她是小镇供销社可以双手打算盘的会计。外婆陪着失学的大姐重返平原插队务农，二姐当了矿工，父亲病危在武汉住院，10岁的我也肺结核穿孔而命若悬丝，我们家一分四处进入了生命中最艰危的岁月。攻击母亲的大字报依旧贴满门窗，频繁的抄家连缝纫机头也被拎走，母亲带着我忍辱负重地在小镇访医求药，她不能垮，她要拉扯着这个破碎的家一个不少地走进那渺茫的明天。 　　一次她带我到县城看病，回来时求熟人找了个便车，司机走出城后竟威逼我们从车厢下来，一生不低头的母亲为了我哀婉乞求，她看着扬尘而去的汽车悲愤难耐，又不愿让儿子看到一个母亲的窘迫和尴尬，祇好将泪水默默吞下。她永远不理解人世间的恶竟至如此，人性何以被一个时代扭曲得如此不堪。 　　我小学毕业后，学校又以我有传染病为由不录我上初中，我开始了短暂的少年樵夫岁月。当我在夕阳下挑着柴火蹒跚而归时，多能远远看见下班后又来接我的母亲，那时她已见憔悴了，乱发在风中飘飞，有谁曾知她的高贵？两个姐姐都已失学，她再不能让我沉沦泥涂，她不得不去求文教站站长，终于使我得以入学。 　　六 　　母亲终于带着全家迎来了1978年。父亲升迁，她获平反，大姐招工，我考上大学，外婆又回到我们身边。这时的母亲总算有了笑颜，她相信善良总有好报。即使那些迫害过他们的人也来我家走动，她依旧不假辞色。 　　1983年外婆辞世，85年父母离休，87年父亲患癌，89年我辞去警职，随后入狱，母亲又开始了她的忧患余生。父亲总想等到儿子重见天日，因此而不得不承受每年动一至二次手术的巨大痛苦。他身上的器官被一点点割去，祇有那求生的意志仍在顽强茁生。真正苦的更是母亲，她不断拖着她的衰朽残年，陪父亲去省城求医。父亲在病床上辗转，60多岁的母亲却在病床下铺一张席子陪护着艰难的日日夜夜。祇要稍能走动，母亲就要扶着父亲来探监，三人每每在铁门话别的悲惨画面，连狱警往往也感动含泪。每一次挥手仿佛就是永诀，两个为共和国效命一生的佝偻老人，却不得不在最后的日子里，因我而去不断面对高墻电网的屈辱。 　　我们在不能见面的岁月里保持着频繁通信，母亲总是还要在父亲的厚厚笺纸外另外再写几页。我在那时陷入了巨大的矛盾——既希望父子今生相见，又想要动员父亲放弃生命。他的挣扎太苦了，连带我的母亲而入万劫深渊。 　　七 　　1995年我回到山中的家时，祇有母亲还在空空的房里收拾着断线碎布。那时父亲刚刚离去半年，他在楼顶奇迹般地种植的一棵花椒树，正盛开着无数只眼睛——如死不瞑目的悬望。 　　母亲依然如往昔我的飘流归来一样，为我炒好酸菜鸡杂。拿出一大坛药酒说你喝吧，这是你爸为你泡的劳伤药。她怎知儿子的伤原在心深处，却冀望一副古老的药方来疗慰。 　　为了求生，我不得不匆匆又出山。临行之际，母亲异样地拉着我的手说，你在武汉安顿好后，就接我过去吧，家里太空了，一个人竟觉得害怕。我突然发现母亲已经衰老了，她一生的坚强无畏似乎荡然无存，竟至一下虚弱得像一个害怕孤独的孩子。 　　八 　　我用借朋友的一点钱租了一所肮脏的房子，几件歪斜的家具也算撑起了一个家。母亲带着一个单开门的冰箱来了，我见上面许多修补的漆痕，心中无限酸楚——这就是两老一生节俭唯一值钱点的遗产了，无常的灾难耗尽了他们的一切，我又怎生才能报答。 　　母亲在阴暗的房里一点一点拆她的毛衣，漂洗那些弯曲的毛线，然后又一针一针为我编织出一条毛裤。她说这过去的纯羊毛，现在不好买了，你穿着会暖和些。 　　她拿出一大本装订好的信纸给我，说这是她这些年来写的她的家族的回忆，我看见密密麻麻的几十万字，几乎页页漫漶着泪痕。她的手颤颤巍巍，哽咽着说这就算是留给你们三姊弟的纪念了。 　　向来给我作饭的母亲突然不做了，每天要等着我回去做才吃。她又说这房子白天好阴冷，她感到恐惧。我带母亲到居委会去打麻将，她去了一次就再也不去了，她说她和那些老人没有话说。我知道清高的母亲一生不苟时俗，向来不会娱乐。 　　我那时和几个朋友凑了点钱编书想卖，每天回去母亲就要问有钱赚吗，我说生意没有这么快，她就又感叹物价涨了，城里生活太贵，然后说她要病了就是我们的拖累，她真想找我的父亲去。我每天在这个冷漠的世界疲于奔命，我求朋友的妻子给她免费的药，她心脏开始不适，我说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九 　　陪我住了十几天后，母亲要求到大姐那里去住。大姐在同城的另一个区，在长江的边上有一套狭窄的居室。大姐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我想也许能给母亲多一些欢乐和安慰，就让大姐来接走了她。 　　我依旧在人海挣扎，在没有电话的时代也疏于问候。根本在于我忽略了母亲的所有暗示，我不知道那时她去意已决，她已在暗自料理后事，在与我们姐弟委婉话别。 　　1995年的深秋午后，大姐打电话给我朋友找到我说，母亲早上出门现在未回，他们四处找也未能找到，大姐的语气有些惊恐。我还说，不会有事的，你们再找找吧。傍晚大姐在电话那端痛哭——她找到母亲的遗书了。 　　我带着几个弟兄赶去，大姐交给我从被褥里翻出的母亲的两封信和一串钥匙，匙链上还挂着父亲当年给她的一个韭叶金戒指，我的心顿时如沉冰海。 　　母亲平静地写道——我知道我病了，我梦见我的母亲在叫我，我把你们的父亲送走了，又把平儿等回来了，我的使命终于完成了，我要找你们父亲去了……请你们原谅我，我到长江上去了，不要找我，你们也找不到的。你们三姊妹要互相帮助，父母没能力给你们留下什么，我再不走还要拖累你们…… 　　十 　　我们连夜沿江寻找，多么希望母亲还徘徊在生死边上，给我们最后一线机会。 　　我们去公安局报案，他们说人失踪一月后再去备个案即可。我们去民政局求助，他们说没有寻人的职责。我们去电视台，他们说上级不允许播寻人启示，走失的太多了。我们自己复印招贴满街去贴，城管的跟着就撕，逮着还要罚款。整个国家没有一个救助机构可为我们分忧，我的母亲就这样走失在她的祖国。 　　码头工人见多识广，他们说武汉下游的阳逻镇是长江的回水处，水上死者都会在那里漂浮回旋，你可以去那找到你的母亲。 　　我只身来到那个码头赁居，先找当地派出所求助。他们客气地说，你看这墻上挂着多少寻人启示，我们根本顾不过来，这里每天都有浮尸。以前我们还每具100元请农民捞起来埋上，我们登记个特征。现在经费包干了，我们也没闲钱管了，你自己租条小舟去找吧。 　　我祇好请了个胆大的渔民每天划着他的扁舟，陪我在此江湾逡巡。江面上果然每天都有浮尸，我都得靠近查看是否我的母亲。有的被浪花卷到了沙滩上，在阳光下发胀腐烂，堆满了苍蝇，远远就散发出恶臭。我生怕错过我的母亲，总要一一去翻看。许多天了，渔民也厌了，码头工人感于我的孝情，劝我别找了，根据他们的经验，武汉下水的这时早该在此出现了，要没见到，一定是被沿江的船锚挂在水底了，又或者被漩流带出了江湾，那就永远找不到了。我最后还是又沿岸上溯找回武汉，母亲终于仍是一去无迹。而两个姐姐则同时找遍了所有的亲友寺庙，我们终于彻底绝望。 　　十一 　　整整10年过去了，秋水长天，物换星移，我们姐弟的隐痛和歉疚却从未平复。我们在一起相聚时，基本也尽量回避这个话题，谁都知道心上的创口还在暗夜渗血。 　　两个平民姐姐多少还有些迷信，早几年听说哪个神人，总要去花钱请教母亲的下落，并按所谓的高人指点去再做徒劳的追寻。又或者听某位故旧传言，在某处曾见疑似母亲的老人，便又要去打听，然后牵出万千余痛。祇有我相信母亲真的去了，她一生的刚烈决绝，一生对我们的挚爱，在那个艰难勉强的时刻，她绝对会选择尊严而从容的赴死。她要用她的自沉来唤起我重新上路，来给我一个无牵无挂的未来。 　　一个68岁的老人，在经历了她坎坷备尽的生涯后，毅然地走向了深秋的长江。那时水冷如刀，朝阳似血，真难以想像我柔肠寸断的老母，是怎样一步几回头地走向那亘古奔流的大河的，她最后的回眸可曾老泪纵横，可曾还在为她穷愁潦倒的儿女忧心如焚。她把她的神圣母爱撒满那生生不息的浩荡之水，然后再将自己的苍老骨肉委为鱼食，这需要怎样一种勇毅和慈悲啊。她艰难的一跃轰然划破默默秋江，那惨烈的涟漪却至今荡漾在我的心头。 　　1995年的冬天，我为母亲砌了一个小小的衣冠冢，边上同时安埋下外婆的骨殖和父亲的灰烬，然后我只身踏上了漫游的不归路。 　　1996年我责编了第一本书稿《垮掉的一代》，看到金斯堡纪念他母亲的长诗《祈祷》，他不断回旋的一个主题就是他母亲最后的遗书 　　——钥匙在窗台上，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 　　孩子，结婚吧，不要吸毒。 　　钥匙就在那阳光里……。 　　读到此时，我在北京紫竹院初春的月夜下大放悲声，仿佛沉积了一个世纪的泪水陡然奔泻，我似乎也看见了我母亲在阳光下为我留下的那把钥匙……

来源: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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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2-19 22:18

李健著. 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研究. 北京市：新华出版社, 2010.11.

【内容提要】 本书从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形成的背景及其意义；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新突破；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作品的新突破；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与西方传记文学的交融及创新；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对古代史传文学的继承与创新；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现代性六个方面进行了较细致的研究和论述，以期通过对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的研究，更好地建构和提升新世纪我国传记文学的理论与写作。

内容简介《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研究》内容简介：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繁荣，既是对中国古典史传文学的继承与发扬，也是对西方传记文学的借鉴与模仿，同时，也为新时期传记文学复兴与昌盛起到了示范作用，并在我国传记文学史上担负起了转型变革的历史使命。它以先进的传记文学理论和大量的优秀传记作品构筑了中国传记文学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我国有史以来，在传记文学领域出现了3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以《史记》为代表的古典传记。“前四史”以后便是长期的衰微和停滞，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现代传记的出现。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在西学东渐之后，受西方传记文学和进化启蒙思想影响颇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反传统的历史背景下，它在文体和语言上进行了革新与演变，促成了中国古典传记向现代传记的转型。

编辑推荐《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研究》是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

媒体推荐应该说，《解放军报》的资深记者李健是这十几年传记文学领域涌现出来的十分出色的新人。她在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实践中，已经摸索出一条结合了报道、特写、文学等综合经验的写作方式，在采访和报道当代军人风采领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十分引人注目。不仅如此，她还以传记文学为研究对象，先后进入高校进行深造与进修，先后攻读了以传记文学为目标的研究生学位和从事博士后流动站的工作。她在兰州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对于当代传记文学的实践状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获得学位以后，她又进入复旦大学中文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研究报告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研究》，并且获得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第46批的基金资助。
在这份研究报告里，李健没有孤立地研究现代传记文学，而是把它放在古代传记文学写作的传统流变之中，放在西方传记文学的翻译和理论影响之下，综合地考察传记文学如何从古代史传向现代传记文学转型的过程，她思路开阔，纵横捭阖，偏重于理论形态的探讨，对于现代传记创作和理论都有比较丰富的阅读和研究。应该说，是填补了这一领域“荒疏阒寂”的状况。李健的研究属于这一领域初期的拓荒，未免也有失之笼统的地方，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尝试，我以为她的努力是可贵的，有系统并且有成效的。
　　——陈思和（陈思和：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主任，兼任上海作协副主席、《上海文学》主编，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作者简介李健，山东潍坊人，复旦大学博士后，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解放军报社记者。1987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1998年出版散文集《漫漫寻你》；2004年出版长篇小说《天路》；2007年7月，取得兰州大学文学博士学位；2008年出版《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研究》；2008年2月至2010年3月在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

目录序
内容摘要
第一章 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形成的背景及其意义
第一节 人物传记成为传播新思想的载体
第二节 传记文学与大工业带来的西方文明
1．清朝传记文学的发展状况
2．人物传记与提高国民程度
第三节 传记文学宣教启蒙与人生的艺术化
1．营构人心，启蒙新民
2．文学近代化运动与新传记的诞生
第四节 传媒与传记文体的演变
1．文体变易与社会文化
2．文学变革对传记文体的影响
3．传记文体由文言文向白话文演变

第二章 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新突破
第一节 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理论产生的历史及文化背景
1．传记文学与改造国民性
2．打倒孔家店
3启蒙思潮与“自我意识”的确立
4．人性解放与自我书写
第二节 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形成及发展
1．对古代传记理论的继承
2．对西方传记文学理论的借鉴
3．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形成
第三节 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新突破
1．传记文学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型
2．传记文学的文体演变及其意义

第三章 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作品的新突破
第一节 现代传记文学的转型及其意义
1．以情动人，呼唤人性
2．以古人为楷模，爱国奉献
3．真实记录，反映时代
4．以史为鉴，寓教于传
5．自我剖析，揭示内心
6．亲历实录，见证历史
第二节 现代传记文学的审美诉求
1．真实的美学追求
2．人性的复苏与个性的张扬
3．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
第三节 现代传记文学中的极度“个人化”与“集体化”
1．“个人化”与传主的立体多元
2．“集体化”与传主形象的“高大全”
3．女性传记中的“个人化”与“集体化”

第四章 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与西方传记文学的交融及创新
第一节 基督教对现代传记文学的影响
1．拯救与个性的张扬
2．原罪与忏悔
3．平等与博爱
第二节 英雄主义精神与中国现代传记文学
1．英雄崇拜
2．信念与牺牲
3．英雄与传记
第三节 西学东渐与中国现代传记文学转型
1．由神性到人性
2．史学与文学的结合
3．精神的自由与审美

第五章 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对古代史传文学的继承与创新
第一节 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对古代史传文学的继承
1．秉笔实录
2．文其人，如其人
3．以文运事
4．笔锋常带感情
第二节 中国古代传记文学与“改造国民性”
1．以古人为楷模
2．人生艺术化
3．爱国与英雄主义
第三节 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与中国古代史传文学之比较
1．古代史传文学催生了小说与小说引领现代传记文学
2．古代史传文体与现代传记文体
3．古代史传心理描写与现代自传中的“忏悔”心理

第六章 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现代性
第一节 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中的传主解释
1．解释与重演
2．解释与移情
3．解释与精神分析
第二节 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与现代思潮
1．科学主义思潮与现代传记文学
2．浪漫主义思潮与现代传记
3．写实主义思潮与现代传记
第三节 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中的“审美现代性”
1．审美启蒙
2．信念与崇高
3．情者文之经
参考文献
后记

序言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者朱东润先生，曾在他的第一部传记著作《张居正大传》的序言里，充满激情地说道：“在近代的中国，传记文学的意识也许不免落后，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必然有把我们的意识激荡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史汉列传的时代过去了，汉魏别传的时代过去了，六代唐宋墓铭的时代过去了，宋代以后年谱的时代过去了，乃至比较好的作品，如朱熹《张魏公行状》，黄斡《朱子行状》的时代也过去了。横在我们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来传记文学的进展。我们对于古人的著作，要认识，要了解，要欣赏；但是我们决不承认有古人支配我们的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纵使有人主张，其实是一个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谬论。”朱先生虽然是一位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他对于现代传记文学的认识却是体现了“五四”时代的大无畏精神。

后记后记对我来说是一种心怀感恩的回溯。
在撰写博士论文《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研究》的时候，就知道了全国唯一的传记文学博士点在复旦大学，对传记领域有些许了解之后，知道了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有三座高峰，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古代传记文学高峰、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解放时期所形成的现代传记文学高峰和新时期传记文学复兴所带来的高峰。自己逆流而上，梦想研究完新时期传记文学之后，能够继续研究现代传记文学。
到复旦做博士后，在目前稍有起色的传记文学理论界捷足先登，这与十几年记者职业的敏感性有关，也受自己想在传记领域有番作为的雄心激励，于是，奋勇向前。明知跋涉的足迹里浸满心血和汗水，还是义无反顾地启程。无论是《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研究》还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研究》，在国内都还没人进行过系统研究，怀着填补空白的豪迈；怀着感恩的心；怀着“必频登高而后无所惧”的勇气，在古今中外的传记领域里匍匐寻觅，精神虽变得丰盈，而内心却切实感受着学海无涯。虽然坚信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杰出实践，而这种理论的积淀，真有一种滴水穿石、铁杵磨针的焦灼和忍耐。
自己都惊讶一介弱女子怎会在风雨中一路走来。记得，初次见到导师陈思和的时候，是在办公楼的会议室门口。已确定导师收我为弟子，却还不曾谋面。

文摘鸦片战争之后，张之洞提出“西国之强，强以学校”的思想。因而，他主张通过变革并普及文化教育来改善国人的综合素质。张之洞的教育救国观念使他开办学校之多为近代中国之最，教育改革实效和影响极大，他所制定的《癸卯学制》为中国近代教育制定奠定了基础。他以及当时爱国知识分子都希望通过更新教育以培养新人才、改善国民精神，是救国强国的根本大计。
创办学校，集聚力量。维新派的康有为在1890于广州开办万木草堂，培养了一批如梁启超、陈千秋、麦孟华、徐勤等名人。甲午战争后，维新派“咸以振兴学校为第一义”。。所以大力创办新式学校，至戊戌政变前，各省已有新式学堂50多所。谭嗣同在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对传播现代政治思想文化知识起了一定作用。
教育救国成了时代主流。这时，严复从整体文化类型的各层面来发掘中西文化精神的根本差别，他的救亡图强实际上是文化救国，也就是用西化教育救国。具体说，是学习西方近代文化，通过西学教育来革除中国传统的文化模式在学术方向、研究方法、治学态度以及教育体制等方面的弊端。与严复思想不谋而合且身体力行的是留学美国的容闳。
容闳1847年赴美留学，七年后毕业于耶鲁大学。自称“以中国人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实自予始。”他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见解比较成熟，高于康有为、梁启超。他毕生致力于“西学东渐”，就是希望西方现代文明传播于中国，使中国变成西方那样的现代国家。

李健著. 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研究. 北京市：新华出版社, 2008.

【内容提要】 本书在总结传记文学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以丰富的资料和系统的分析，归纳、论证了新时期以来我国传记文学的基本概况、发展轨迹、精神内涵以及未来趋势，探讨了传记文学创作的重要问题，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为推动我国传记文学研究的发展做出发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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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2-19 22:19
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 二十世纪中国人物传记资料索引 全四册. 上海市：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0

《二十世纪中国人物传记资料索引》编纂纪实

傅德华

（复旦大学历史系
上海
200433）

1990年，笔者参与主编的《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以下简称《辛亥索引》）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后，受到中外学术界的广泛赞誉，并获得了1992年全国首届社科情报优秀成果三等奖。日本亚细亚大学卫藤沈吉前校长在此书出版之时发来的贺电称：“它的出版为中外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做了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两年不到，市场上即销售一空。之后不断接到海内外学者及图书馆发来的电函，请求代购或要求重版。这说明，《辛亥索引》是具有相当高的学术界价值和广泛的使用价值的。与此同时，中外学术界期盼有一本查找整个20世纪的中国人物传记资料索引的工具书早日问世，以满足研究百年人物之需求。

（一）

《辛亥索引》出版迄今已18年过去了。2007年上半年，在复旦召开的历史系在沪新闻传媒、教育出版及金融贸易历届毕业生联谊会上，现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张晓敏先生，正式向历史系提出要重版此书，书名只在原书名的后面加上圆括号（修订本）。笔者及原书参编者，为此高兴不已。会后，当他得知我们自《辛亥索引》出版后不久，即利用短暂的闲暇时间，请将要退休的谢耀桦先生继续搜集此书的资料补编，经过之后10余年的努力，已补充了近4万条条目，他非常高兴，表示希望将两者同时出版。同年10月，在酝酿与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时，笔者根据所增补的内容，认为整个20世纪有过活动的人物传记资料基本上都涵盖了，提出能否将原书名更改为《二十世纪中国人物传记资料索引》（以下简称《世纪索引》），很快得到了出版社的认同。

（二）

《世纪索引》与笔者20年前参与主编的《辛亥索引》相比，无论是编纂规模，还是前后所持续的时间及其难度，都有所不同。论规模，前书的时间跨度只有38年，即所收人物从1911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后者是从1900年到1999年，前后整整100年。论所持续的时间，从1990年开始从事资料的搜集，到正式着手编纂，到2008年初书稿交到出版社，前后长达18年之久。论对资料及传主鉴别的难度比前书要大得多。其难度难在人物资料的取舍，因后者的传记资料远远超过前者，稍有不慎，就会鱼目混珠，把不该收的收进来，把该收的漏收了。正因为如此，编纂过程较前书也有明显的区别。前书几乎是以手工作坊来编纂的，仅卡片就做了10万余张，花费的稿纸有几万张。此次除原先抄写的近4万张卡片外，余者4万余条，都是由学生从复印件资料直接输入电脑的，采用先依卡片号输入，便于对其进行逐条校对，再以传主笔划为顺序，进入数据库编程。传记资料的排列比照《辛亥索引》的体例，从而大大节省原需要动用上百人的劳力抄写和校对的时间。这就是先进的现代化手段加数据库编纂索引的优势所在。

（三）

《世纪索引》的编纂与出版，为国内外学术界查检这一时期的人物传记资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大工程。笔者通过各种途径检索，至今未发现以同样书名命名的工具书，所以它又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衡量一本好的工具书，主要看其是否具有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而要做到这一点，编纂者在确定选题时，不得不考虑该选题是否具有承前启后的要素。即将出版的《世纪索引》从所收人物的时限上，与《辛亥索引》完全相衔接。其从原1911年向前延伸至1900年，向后从1949年延伸至1999年，两者相加共计延伸了61年。即从1900年始，迄至1999年，整整100年时间。由于时限上的变化，从而使所收人物传记资料的内容也跟着发生了变化。这是本书的第一特点。

在编纂《辛亥索引》时，由于收录新中国成立后的人物传记资料量太多，难于把握，所以只收集了1949年10月1日前有过活动并有传记资料的人物。这样，一大批新中国成立后的人物传记资料，学术界就很难找到一本检索的工具书。既然本书冠名为《世纪索引》，无疑要把这部分人物作为主要增补对象。据不完全统计，《世纪索引》中新增补的人物达1万余人。这是本书又一显著特点。

《辛亥索引》在出版时，由于编纂时间是在20世纪80年代，所收人物传记资料截至1985年底，专著及论文集资料部分截至1986年底。到1999年底，《辛亥索引》原收录的1.8万人的传记资料经过13年的时间，又有不少新的研究成果问世。此次均被收录到《世纪索引》一书中。这对学术界全面研究某个人物的传记，对其一生进行公平、公正的评价，提供了新的信息和新资料。包括《辛亥索引》漏收的传记资料，此次也予以补录。此书还打破《辛亥索引》“有关命令、奏稿、电报、来往信件等，一般不予以收录”的体例，把研究人物传记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日记”、“信札”也一并录入其中。

《世纪索引》的另一个特点，纠正了《辛亥索引》中的部分错误。如《辛亥索引》中误收几个生于古代的人物。如：王九龄（第185页）生于清嘉庆1818年，卒于1885年；陈修国（第1276页）生于1783年，卒于1823年；董海川（第2148页）生于1796年，卒于1880年；黄仲则（第1971页）生于1749年，卒于1783年等等。另一个错误就是将一个“杨云”分列为两个“杨云”（第693页）；又如：易大厂和易封斋（第1398页）原为同一人，误分列成两个人。把“幼”误写作“幻”（第705页），“泅”（第714页）写成“囚”，“抚”（第720页）写成“扶”，“远”（第724页）写成“运”，“扎”（第751页）写成“托”，“霈”（第742页）写成“沛”， “纪”（第822页）写成“记”，“天”（第822页）写成“无”，“林大藩”（第1358页）写成“林天藩”等。以上错误都将在本书中得到纠正。

在搜集中国人物传记资料的同时，我们还查找到部分与中国人有过交往的外国人传记资料。考虑到本书主要收录的是中国人的传记资料，所以将这部分外国人条目作为附录，供学术界查检。同时，还附有收录的报纸期刊一览表、论文集一览表。

作为人物传记资料索引的工具书，旨在给检索者提供想寻找而找不到的信息。《世纪索引》一书，是目前收录20世纪人物最多，传记资料信息量最大，涉及领域最广，时间跨度最长的一本工具书，它的出版一定会为20世纪中国人物研究带来极大的促进作用。

（四）

即将出版的《世纪索引》，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原《辛亥索引》修订重印，下编包括《辛亥索引》新增补的传记资料和《辛亥索引》向前向后共延伸61年的1万余人的传记资料。两编共收人物近30000人，传记资料150000余条，约400余万字。经过近一年的最后冲刺，书稿已送交出版社，预计年内可问世。此书编纂过程中，有几点启示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写出来，供同行参考，以今后从事同类工作时少走弯路。

其一，在搜集此书人物传记资料时，绝大部分的传记资料从篇名中就可以断定是否在本书的收编范围之内，但也有一部分无法简单地根据篇名判定。如发表于《美术史论》1989年1期上的题为《“海派”的早期画家》一文，需要查找实物及考订后方能定夺。经查核，始发现此文所涉及的朱熊（1801-1846）、张熊（1803-1886）、任熊（1823-1857）、王礼（1813-1876）、胡公寿（1823-1886）、朱偁（1826-1899）、任蕙（1835-1893）、赵之谦（1829-1884）共八人，全都不在本书的收编范围内。再如由罗兰梅撰写的发表于《河南戏剧》1982年1期上的篇名为《十八兰》一文，卡片上特意写上了“新传主，十八兰”。经查所谓“十八兰”系十八位优伶的芳名，其名字中都带有“兰”字。她们是毛兰花、崔兰田、罗兰梅、车兰玉、李兰菊、王兰琴、刘兰玉、汪兰巧、周兰凤、张兰宝、陈兰荣、张兰香、刘兰鲜、郭兰玉、祁兰芳、马兰凤、刘兰英和张兰秋。她们都是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表演艺术家。除此之外，对那些姓名仅一字之差的传主，而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诸如“王坤、王堃”“王绍泾、王绍经”、“王统照、王统熙”、“韩桂芝、韩桂英”、“蔡尚思、蔡尚雄” 等，都不能轻易地将他们合并为同一个人。对于同名同姓的人物更需要严格的考订，方可做出结论是否同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如雷锋、江泽民、王杰、陈强等是两个经历不同的人。还有三个名字完全相同的李振声：第一个是奉系军阀李振声，第二个是已逝世的济南部队空军副政委，第三个是1992年3月21日《人民日报》公布的中国社科院新增选的学部委员。另有三个同名同姓的“林青”、“刘群”，四个“王宪章”等。以上说明对有疑问的传记资料，必须进行认真考订后方可采用，否则，就会出现张冠李戴，给使用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或出现以讹传讹的错误。

其二，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和数据库的开发，在编纂大部头工具书时，也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手段来编纂，这样既省力省时，又节省资源。上世纪80年代编《辛亥索引》时，先用手工将卡片上的人物按姓氏笔画排一遍，再根据专著、报纸、期刊、论文集的顺序排列好。并动员百余名学生帮助抄写，花费了几万张稿纸。现在，只要将已做的卡片资料输入电脑，然后直接在电脑上进行编程，计算机根据我们的要求进行处理后，打印出来的书稿即可达到出版要求，大大节省了编纂的时间。

与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用先进的现代化手段编纂索引，使用计算机的人如不认真负责，一样会带来一些啼笑皆非的问题，稍不留神不少疑问就会与我们擦肩而过,待正式出版后再发现为时已晚。如把“郭兰英”打成“郭兰笑”，“阿甲”打成“阿申”，“牙含章”打成“牙念章”，“钱壮飞”打成“钱庄乙”，“王式廓”打成 “王式廊”，“林风眠”打成“林凤眠”，“侯玉田”打成“候玉田”，更可笑的是把“赫光”打成“赤赤光”,把不应该简化的姓氏“於”字，自作主张地简化为“于”字等等。姓名的任何一个字打错，都会给此书带来很大的麻烦，一经查出，就牵一发而动全身。如前面提到的“於梨华”简化成“于梨华”后，同一个人物就分列为两个人。类似这样极容易搞错的人物还有“亦农”即“罗亦农”、“稽文甫”即“嵇文甫”、“萍空了”即“萨空了”等等。好在此次书稿的内容都在计算机内，若在稿纸上，移动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其三，由于编纂《世纪索引》时，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的在编人员只有二人。笔者本人的主要工作是系资料室的管理,同时承担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程。除此之外，还承担了上海市重点科研项目《上海大辞典·人物卷》的部分任务，以及复旦亚洲研究中心和文史学院的某些科研项目。另一在编人员留校后在担任本人助教的同时，还在攻读在职博士学位。所以，许多基础性的工作，诸如文字输入、校对等不得不请学生勤工助学解决。实践证明，在选用学生时，要有试用期。然后有选择地任用那些有责任心的同学，否则会给你的工作带来不少苦恼。除了前面提到许多传主的姓名被打错外，请另部分学生校对前面已校对过的条目，有的为了加快速度，很明显的应该校出的错误都没有校出来。如刊于《中国音乐学》1987年1期上的《谈鼓王刘宝全对京韵大鼓音乐的改革》，卡片上明明写的是“刘宝全”，输入的学生误打成“刘宝金”，校对者竟然没有校出来，还是笔者在考订“刘宝全”和“刘宝金”是否同一人时才发现的。还有类似《近代工艺美术史研究的先行者朱启钤》中的“朱启钤”打成“朱启铃”，《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孙冶方同志与世长辞》中的“孙冶方”打成“孙冶芳”，《我和丈夫邓拓——访国际广播台台长丁一岚》中的“丁一岚”打成“丁一岗”等，这些本应通过同学的校对能解决的问题，结果都是由我们审稿时发觉的。当然，也不是说，经我们审稿后的就完全没有差错了。

苦心不懈，天道酬勤。《世纪索引》历经18载，笔者与本室同仁放弃一个又一个节假日，突破书稿中一道又一道难题，将于今年年底，就要见到多年为之奋斗的成果，其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这一成果的问世，与历届系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历史系一届又一届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生的帮助，还有资料室已退休的同仁的鼓励分不开的。与此同时，本索引还得到复旦大学图书馆同仁的支持与帮助。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里要特别提到复旦大学历史系81级系友，现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的张晓敏先生。若不是他慧眼识珠，让我们自己在出版界寻找一家出版此书，不仅不要一分钱的资助，相反拿出一定的资金全力帮助编纂者把150万字书稿编出来的单位，简直是不可能的事。这种一心为学术而不是刻意为赢利的敬业精神，实在令人敬佩不已。《世纪索引》的编纂与出版，也了却笔者多年的一大心愿。这是笔者一生独立自始至终主持完成的一本大部头的索引工具书。同时，它的出版还可告慰为本书搜集资料付出多年辛劳，并抄写过近4万张卡片的已故谢耀桦先生。

以《世纪索引》命名本书的书名，有点诚惶诚恐。百年风云人物辈出，有传记者更不可胜数。能否一览无遗，实在不敢承诺。初稿书名曾冠有“全编”二字，有学者读罢提议将其删掉为宜，笔者认为言之成理。虽说“学术工具之书，愈便检阅则价值愈增”，但真的做到，又谈何容易！《世纪索引》问世后，能基本达到国学大师梁启超60年前提出的这一要求，就很欣慰了。最终期待检索者的评判。

傅德华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索引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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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2-21 14:43
何怀宏：一个全民写史的时代将要来临？

2014-10-27

来源:高和分享作者:何怀宏

本文根据作者2014年9月27日在“‘高和分享’系列讲座第一期第一讲”上的主题演讲整理而成。

       主持人：我们都说中国是一个历史的富国、大国，有时候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史学这个学科也是中国跟近代西方相遇之后比较有自信的一个学科。现在我们经常上网(不管微信还是微博)，会发现有很多对过去历史的很多新的颠覆性解释，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时候就会觉得好象会变得乐观，觉得历史的书写足迹可能也发生一些变化，不仅仅是强权者、胜利者的书写，可能也有无名者在书写。但全民写史时代真的有那么乐观吗?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何怀宏教授。
　　何怀宏：感谢高和分享的这次机会，我讲这个题目就是“一个全民写史的时代将要来临?”请注意这里我提出的是一个问号。我们有两种历史，一种是经历的实际生活的历史;还有一种是书写、记录、追忆的历史。前面一种历史当然是更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后一种书写的历史，对后人也就不呈现为历史。比如说就在我们北京这一带，大家知道一万八千多年到三万年前生活着山顶洞人，但因为这种历史没有被广义的“书写”或记录下来，我们对这些故事和制度完全不得而知。更不要说几十万年前的“北京人”了。这样的“历史”纵有的话，也只是通过比如工具、岩画一样呈现为几个“点”和“名称”。山顶洞人离我们并不很遥远，也就两三万年前。在他们的生活中肯定发生了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爱情故事，有自己的组织结构，有自己的能人和勇士，但我们却不得而知。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人类的文明历史是很短暂的，文明也是很脆弱的。
　　我在这里要谈的自然是后一种历史，是被书写的历史。我曾经有一篇谈中华文化的史学天赋的文章，谈到如果一个民族像一个人一样也有他的天赋、有他的所长的话，比如说德国人擅长哲学，法国还有俄罗斯的文学相当发达等等，那中国人最擅长是什么?可能最擅长的是历史。到今天，我虽然是在北大哲学系，但是我承认中国人的语言逻辑分析水准很难超过英美，形而上学的思想体系构建能力很难超过德国。但对我们的史学倒是有点骄傲，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像中国那样具有那么连贯、丰富、细致的成文史。从传统史学来说，你们能举出一个超过了中国的民族吗?好像的确没有。
　　但是中国的历史虽然源远流长，近代以来同世界一起却发生了一个几乎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近30多年，我们明显看到随着高科技互联网的发展，全民的书写——包括发表、传播、流传等等——在进度上应该说没有什么阻拦和门槛，这是否意味着历史的主体、对象、内容、方法等将出现一个根本的变化，一个全民写史的时代是否将要来临呢?
　　这个问题的提法并不是我的发明，我查了一下，2008年12月《华商报》有篇文章叫做《2008全民写史时代网络语境下表达强烈欲望》，因为2008年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30年，改革开放30年也是网络十年，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网站发起了“我的童年”“我的家族史”“我的十年”的写作运动。腾讯、起点中文网等号召网民写家族史，推出家谱写作系统等草根史。以前也有过比如“上海一日”“北京一日”，那是比较断片式的，操作要困难得多，征文、投稿、收稿、刊登只能在纸媒上。网络上相对就简单得多，而且有很多人写。发展到后来的博客、论坛，我们就看到很多人在写自己或其家庭、地方的历史。但这是否意味着一个全民写史的时代就已经到来?
　　另外还有一种参与全民写史的态度或者自我意识。这方面我也举个例子，有个刊物叫《国家历史》，2007年9月的发刊词就叫《我们一起来书写历史》，其中写道：“这是一个公民写史的时代，它给我们每个人一支笔，以打破几千年被官史和史官垄断的历史书写权和解释权，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那么让我们一起来书写历史。记录你所知道的，发掘你想知道的。”“历史不再寄希望于坚固的物体，而在于更广泛的传播，知道真相的人越多，历史被保持下来的希望就越大。从竹简、纸张，到影像、数字媒体，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材料不再追寻本身的坚固，而在于记录的便捷和传播的广泛。”是社会的进步赋予了公民写史的可能。而记录和传播技术的演进则给了每个人书写历史的手段，在这个时代，权力或知识的垄断者不再是历史的垄断者。我们不仅有笔和纸，还有相机、摄像机、电脑、网络社区、博客。我们既可以记录现在或者还原过去，也可以通过追记家世、修缮家谱还原失落的传统。我们定义的历史，是任何已经发生而不应忘记的事情。我们写就的历史，未必是宏大叙事，但点点滴滴的事实，将会汇成最本真的大历史。”
　　我赞同《国家历史》这样一种态度，即希望尽可能多的人来参与书写历史，由公民来写史。但对是否全民写史的时代就必将来临还抱有疑问，这个我后面还会谈到。不过我先要简单回忆一下传统的历史书写。因为我对《国家历史》所谈到的几千年的历史书写，全都被官史和史官垄断的这一点还不是完全赞同。
　　谈到传统的历史书写，我可以先谈谈我自己读史的经验。20多年前我那时候一心一意地用了几年时间，完全没有任何研究目的，也没有什么功利打算，就是想培植作为中国人的修养，觉得我要埋头读古籍，读一些古书。那时候读史，应该说按照历史顺序的，首先读的是除了甲骨文、经文以外的、几乎所有的先秦文字典籍。后来读二十五史，读了前五史以后，可以感觉到毕竟还是有了不少重复的场景和事件出现，所以读完前五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之后，感到它的统一、分裂就读得差不多了，然后就开始读《资治通鉴》。把《资治通鉴》全部读完，后面接着读其他的通鉴，比如明鉴、清鉴等。当然这个过程中肯定还要读经部，子部以及很多重要的文集。还有后来一些正史的一些列传，一些志也肯定还是要读的，包括《清史稿》。我觉得今人或后人再修清史，尤其按照传统史学的标准来说，已经无人能修出比《清史稿》更好的清史了。所以我倒觉得就不如把它就叫《清史》了。
　　那么传统的历史书写的主体是些什么人呢?早期比如春秋战国的时候，作为史官我们知道的齐太史，写了“崔杼弑其君”，被杀之后，他的弟弟也照旧冒死直书，前赴后继地就这样写。还有晋国的董狐也是这样的，非常强调如实直书。但战国时期各国的许多史籍都毁于秦火了。如果我们读史，比较简单的一个线索首先是《尚书》，然后是《春秋》，《春秋》一定要结合读《左传》，然后可能就是《史记》了。而写《春秋》的孔子和《左传》的左丘明，他们就不是史官，即真正创立撰述史学的，还不是史官。因为过去的史官，我刚才说的齐太史也好，董狐也好，他们主要是记录，但是系统地、有创意地个人撰述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从《春秋》、《左传》开始的，还有司马迁。司马迁虽然是史官，但是他的写作也是一种相当个人的写作，这和后来的开国史馆修史不一样，所以即便是史官所写，也不一定等于官史。司马迁那时候写作还是有相当大的自己独立的自由空间的，不是组织一个班子来写，也不是层层审定的，甚至不是由官府来保存，后来是他的一个外甥把它拿出来。当然还是会有审查，有一些记录据说汉武帝看到写汉景帝的地方好象有一些不恭敬，就很生气。《史记》有些像汉武本记的部分是后来补上去的，那些是《史记》里面比较差的，没办法，因为有干预，但还是有相当大的自由空间。我们读司马迁的《史记》，很容易看到他记录的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成王败寇史，他并不是完全站在汉朝正统的立场上来褒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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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2-21 14:43
那么，到了魏晋南北朝，也大部分是私人撰史，有好多种晋代的历史——当然后来大部分都失传了——十之八九都是私人写史。一直到隋唐以后，开始有禁令。唐以后开了国史馆开始专修正史。这个一直到清，历朝差不多都会开国史馆修前朝的历史，甚至是前几朝的历史，比如《旧唐书》不满意再修《新唐书》等等。对象无论是纪传体，还是编年体，它的人物当然大部分像我们后来所说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主要是一种政治史、精英史。有少量的平民，或者说道德楷模，比如孝子，列传，比如贞女，节妇，这是属于有些是平民在某些方面做得比较突出的。也有一些比如奇人、隐士、商人、工匠，史记里面就给商人有传，甚至刺客侠士都有，但是不多，主要还是一个政治史，书写政治人物，而读者当然也是文化人。它保存的方式一个是在朝廷，还有民间。还有一些世家保存书籍。那时候书确实很少很少，有个书跟宝贝似的，后来有了活字印刷术以后，应该书就多得多了。西汉开始有纸笔，到了东汉以后就更多地用纸来写作。　　总结三点，第一，传统社会的历史书写还不完全是由史官，尤其不是由官史来垄断，即使在隋唐以后，正史都是由朝廷组织国史馆当然还是找学者来修，但是仍然有很多私人在著史，其它的史记也有很多是私人写的，有许多个人的著史。第二点就是说，即便是史官写官史，也还是有相当客观的宽宏的眼光和道德的标准，不是完全胜者皆好，败者皆坏，它还是比较客观的——比如清代修的明史，它对前朝还是尽量保持一个公允客观的态度。第三，当然，它仍然是少数人写，写少数人，甚至少数人读。
　　那么到了当代，历史书写出现了一些什么新情况呢?在20世纪的中国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是，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这个对后来影响很大。用日常口头的语言进行写作，而不是用文言文。而世纪末当然是互联网的出现。第二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比如主要是追求平等的价值而非卓越、劳工万岁，奴隶而非英雄创造历史的历史观的出现并成主流，工农主体、领导阶级的成分等都发生剧变，和过去完全不一样。1949年后还有扫盲运动，识字运动、提倡工农写作，比如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高玉宝》等。不过我最近看到一个材料，说《高玉宝》好多内容其实不是他本人写的，有另外一个写作者。当然确实还有很多普通人拿起笔来写作，不管写得怎么样，留存了多少。当然，那时候写作也仍然带有很强的政治性，有政治意识形态的专一取向和内容的严格限制。
　　最近30多年来的变化，简单说就是改革开放，全球市场、高科技发展。改革是产权的下放和分散，我们都不再只有一个雇主。而社会国家也有了新的观念。财富归根到底也不是国家给的，因为是来自社会、来自纳税人，也包括对我自己付出的回报。写作不再是一种政治权利和任务。不再像文革时期，一般人的文章是发表不了的，只有梁效写作组等作者才有这权利，而他们也常常是作为政治任务来写作发表。
　　再一个就是开放，就是和世界的联系，得到信息传达、信息交流的增多。比如以前在境外出书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很多人在境外出书。不光是右派也有左派，据说邓力群的书也是在国内出不了，后来拿到海外去了。文革中辅佐的两个文武集团的人许多都在海外出了回忆录或谈话录。当然最关键的是高科技，就是互联网，这些变化后面还会再谈。
　　总的来说，历史的趋势似乎是从少数人写少数人，到试图号召多数人写多数人，虽然可能还是只写了少数人，甚至一度是围绕着一个人来写。而在文革数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不从它的深度高度来说，从数量来说，的确出现了大量的多数人写多数人，那是真正的海量了。在互联网上，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文字，各种各样的看法，各种各样的发现。包括过去在纸媒时代绝对发表不了的东西，无论政治上异见的，或者其它方面的“很黄很暴力”的东西等等，在互联网上都是相当多的。所以今天这种情况不仅是古人想象不到的，甚至30年以前的中国人也是想象不到的。这种情况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历史的多元化、全面化，给人的印象是：历史将再不会只由胜利者来书写和褒贬了。过去我们知道一句话是“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而“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你只要成功了，就不受责备。因为所有书写的权力都垄断在你手里。但现在看来确实不一样了。在互联网时代，失败者、旁观者也将可以大量地参与书写历史。
　　当然我们所说的失败和成功主要是指行动领域，而且主要是政治领域的成功和失败。古人其实对成败也有它自己的观念。你说孔子到底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作为当时的政治而言，他确实是失败者，但从历史上来看，从不仅立功，还从立德、立言来说，他是一个成功者。也有曾经失败过的胜利者和曾经胜利过的失败者，很多很多。所以也不是完全从政治角度来看古人，就以成败完全作为历史的评价，尤其是道德的评价，后者(即道德的评价)不能完全由成败来决定，这和走向开放和多元的世界潮流也是吻合的。历史上的成王败寇，或者现在一些是道德、思想、文化上新兴的，也许因为其出现得太早而失败，但是后来他的理念实现了。当然，也有政治上失利，道德上失德的失败者，各种失败都有。我们当然特别希望那种先知先行者，如果可能，他们应当自己去写自己的历史，政治上的失败且失德者也应该去写，因为这样会从各方面呈现出历史的真相。比如说“林彪集团”那几个将军，他们后来都写了自己的回忆录，我觉得大大改变了他们过去的一些形象。我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的空军呆过多年，当时对曾经做过空军司令的吴法宪完全否定，是一种很负面的形象，例如“草包司令”之类，但是你看过他的回忆录，就觉得事情并非那么简单，政治上他也是考虑很多的，甚至是相当成熟老到的，但还是改变不了他的命运，他的书写还有他的反省就真的是改变了一种原有的形象。还有李作鹏，邱会作出的回忆录，也有相当多的史料，也包括有他们的思考和反省。
　　当然对这些书写也不可能全信，有可能有掩饰的地方，也有文饰、美化的地方，但是历史就是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史料摆在一起，我相信一双锐眼，尤其很多双眼睛是不容易看错的，就是说历史上各种各样不同的史料出现，能够达到一种平衡，这样自然而然形成一些比较客观的、全面的历史。所以我觉得当事人真的是要尽力地写，尽可能地留下记录，尤其是一些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当然普通人也很好，其实普通人也能留下自己的历史。我前不久在“高和分享”推荐了刘大鹏的日记，他就是前清一个普通的举人，后来只能多年在乡下教私塾。但是你看他的日记，他的感受，他记录了当时那个地方的许多风俗，非常的珍贵。这个人也是忧国忧民，他把自己的形象非常丰满地凸显出来。尤其在今天的情况下，有了前人所难以想象的便利条件来写作，几乎谁都可以写作和在一定范围内发表。有一个笔记本电脑，能够上网，不能出门仍然可以写作。在网上你可以搜集到大量的资料，加上你自己的回忆。现在传递和保存也都相当容易了。这在几十年前都不太可能，比如前苏联被压制的作家写了长篇小说，他只有一份手稿，出版也很不容易。但现在就很容易了，随便存在自己的电脑盘上，或者网盘、云盘上，只要轻轻点击一下就发到国外去了。可能除了朝鲜能封锁住之外，其它地方都不会或者不可能封锁了。这是很突出的一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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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2-21 14:44
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一个全民写史的时代真的就要来临了?我觉得可能还难说。而且在这里我还要说说，即便能够达到全民写史或者多数写史，我们是否就应当完全赞美和拥抱?还是有些问题也需要考虑?就是说除了它的积极意义方面，它是否也会给某种文化或者整个文化带来一些弊端?　　这里我简单谈谈从苏格拉底到现代人的另外一种忧虑。苏格拉底曾经谈到发明文字带来的问题，他首先讲了一个故事：古埃及有一个近乎神灵的人物即图提发明了文字，他在将这一发明献给埃及国王塔穆斯时说：你看这个东西多好，将使埃及人受更多的教育，有更好的记忆力。国王塔穆斯说：你正好说反了，文字的发明可能会使人更健忘，更不愿去记忆，他们只凭外在的符号就能够再认知，而并非凭内在的脑力来记忆、回忆，而再认知又不是回忆。所以他们很可能好像无所不知，实际上一无所知，看到的只是真世界的形似，而不是真世界本身。就像画像和本人的区别，他看到的是画像而不是本人。
　　这一点在现代可能就更突出了。我们几乎是记忆外包，不太愿意记东西，也不需要记了，因为可以大量和高效地进行网络检索。但古人的记忆是一种学习，古人的记忆不简单是记忆，在柏拉图的哲学理念里面就是：学习就是回忆，回忆自己心中本有的东西，这些本有的东西可能有些是人类共同的，但也有些——更深刻、最深刻的一些——是在各人那里不同的，甚至只是有些人有，还有许多人没有。所以，他重视让思想或知识进到心灵，重视选择读者。甚至外在的知识只是从这个心灵进入那个心灵的手段和媒介，重要的是找到合适的心灵，去用自己的心灵触发那真正能够思考和热爱智慧的心灵。
　　所以这种回忆就很重要。另外还有专注力，也是一种创造力，也是一种好奇心。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有时候抄书比看书记忆深刻，得到的也不一样?为什么现在依然还是会有一些人学佛学时反复抄《金刚经》，因为每抄一遍他可能会有收获。还有像德国思想界本雅明所说的，在天空坐飞机所看到的，和你在地上亲自走所看到、感受到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可能所习惯的是海阔天空地浏览，但是不是对有些特别感兴趣的典籍能够精读，甚至有时候是抄写呢?这个很不一样。有一个英国的希腊学家，他那时在现代希腊还发现能够背诵出《荷马史诗》的老人，记忆力惊人。记忆力不简单是一种记忆，它是一种专注力，甚至是一种创造力。
　　当然，文字有文字的好处：文字可以传播得更广、更久远，因为它超越时空，可以使异地或者是异代的人读到你的作品。但是文字也有一个遗憾。苏格拉底是喜欢谈话的，他说：谈话时我可以当场解释，甚至可以当场决定说还是不说，对谁说，怎么说，别人说出问题怎么回答和怎么解释，对有些人有些话我可能根本不说，因为再说他也不会懂。但是文字没办法，文字无法保护自己，没法辨别自己，也无法辩别对象，谁都可以读，当然有些人的这种阅读可能就只能是误解你。所以他指出，思想是要种在心灵里的，文字会有这种缺陷。但是我们不难看到文字传播的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没有文字，一代一代人、甚至一个个人就要重新开始去发现前人已经发现的东西，文明就可能就停滞。所以文字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它仍然有其局限性。
　　后来这种文化的物质进步是，文字之后有印刷术。过去书是很昂贵的，昂贵到什么程度?如入简帛上刻写着，或者写在羊皮、牛皮上，制作一本书是很难的。但是后来有了纸、有了笔，尤其有了印刷术，尤其是活字印刷术之后(很多都是中国人的发明)，文化的传播就大大扩大了，写作的条件也大大改变了。但是每一个必然扩展的同时，仍然有一种对文化的一种可能的危险，是什么呢?除了削弱人的专注力、记忆力，它也可能束缚你的创造力。另外还有文化的普及之后，并不是必然带来提高，也可能带来文化的更趋下降，这是有可能的，也是苏格拉底所担心的。提高并不一定就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普及也并不就接受你提高的指导。思想和智力的事情和体育不一样。它的标准和方向都很微妙。
　　这是在今天可能依然面临的问题，我们都感觉到了互联网带来的极大便利。但是有一个《哈佛商业评论》的前主编卡尔，他写了一本书《浅薄》，他谈到，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让人分神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就在互联网向我们呈上信息盛宴的同时，它也把我们带回了彻头彻尾的精神分散。他甚至说互联网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只是为了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密西根大学一位教授弗里德曼说：我再也读不了《战争与和平》了。甚至杜克大学一个文学教授承认说：我现在没办法让学生通读一本书，他们都读不完一本书，文学系学生甚至读不完一本文学经典。卡尔谈到我们正在丧失专注的能力、沉思的能力、反省的能力。这个深刻性最重要的两个条件是：一个就是专注于最好本身，甚至不怕重复;第二就是不断回忆，为此就要学习，学习就是一种回忆，这就需要不断的训练。但是我们专注于电脑，其实是分心，我们不断点开网络链接，其实是断节，是跟着别人走，很可能忘记了自己的初衷。这也就是广度和深度的矛盾。当然这是主流，传播不断带来更广泛的传播，这是一种主流，是不可阻挡的。而且广泛的传播可以使哪怕一个穷乡僻壤的孩子也接触到最好的东西，也包括使作品在异地甚至异代发现共鸣，思想找到深刻契合和共鸣的心灵。孔子如果不留下他的书，哪怕是弟子记录的《论语》，也就不能使孟子在一二百年后读到奋然兴起，他并办法见孔子和他交谈啊。还有柏拉图把苏格拉底的话记录下来(苏格拉底没写)，也传承和发扬了苏格拉底的思想，并发展了这个思想，建立了柏拉图自己的体系。但永远不要对广泛传播寄予太大希望，钱钟书说得还是有道理，他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无论是朝廷还是市井之显学，最流行的必定是俗学，真正的学问思想精华可能是那二三荒江野老素心培养之事。
　　怎么回答一个全民书写的时代是否将要来临的问题?某种程度上看，的确是来临了。我们感觉到人人都可以写史，都有机会写自己的个人史、家族史，地方史。你可以写自己的，也可以写他人的，可以留存，也可以发表，纸媒发表不了的，可以在网上发表。很多网络作家涌现也是如此。写作几乎没有门槛，出版的门槛也很低，过去陈寅恪要出一本书都很难，现在应该说非常容易了。最畅销的历史书甚至不是专家写的，而常常是业余写作者首先在网络上发表的。现在，对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了大量的解说，当然也包括“戏说”，有很多民间的史学家，无论从领域、题材、见解方面都是百花齐放、百鸟争鸣。胜利者不可能再垄断一切，小人物也能介入历史，史料极其丰富，甚至是不断涌现。过去有个要求，学者研究任何一个题目或一个领域，要尽量把相关的所有史料都读到，现在做到这一点可能不太容易了，因为史料太多了，而且不断在涌现。所以只能尽量去读最基本、最主要的。过去古人会说把书都读完了，但现在早就谁也不敢这么说了，哪怕一个小小的领域都有海量的史料。如此来说，史料鉴别的能力、剪裁的能力也特别重要，这就需要眼力，需要专门之学，专家之学。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写，另一方面也看到精心的制作还不是很多。写作的队伍应该是够庞大了，所谓的“全民”也许我们可以只是指代表性的人，几乎任何阶层都有代表写手，但是内容主要集中在个人史、家庭史、地方史，在作为史料的历史这方面的发展也极其蓬勃，但是在可靠的专史(专史是各个领域的史，比如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这个确实要有比较专门的长期史学训练，也甚至要有毕生的投入和专注)、国别史、断代史、通史这些方面我们还是欠缺的，学术的缺憾和发展并不可能通过人海战术就能弥补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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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2-21 14:45
另外还有一些因素是不明朗的。如果按照苏格拉底的忧虑，甚至全民写史也不是一个最可欲的目标，当然也可能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目标。历史的多元主义会不会变成一种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历史学不再求真，而是变成一种个性的、张扬的表现?甚至史学变成一种戏说的文学化的作品?未来将怎样书写历史?历史会不会多史料但是无史学?会不会被史料海量淹没?现在不仅仅是文字的，还是多媒体的历史，有很多照片、录像、摄像、电影。我们有海量的史料，也有非常强大的搜索工具。二十多年前我读完历史以后，要搜索只能读一些引得，当时有一些引得编得还是很不错。但是后来我发现，比如台湾中央研究院有专门的二十四史搜索，很强大，只要输入一个关健词，二十四史所有涉及到这个词的史料全部检索出来，而且上下文都有。这是过去皓首穷经，甚至是几代人都做不到的，但是现在很简单地点击就做到了。但问题是，我们今天虽然有非常好的作品，有很强悍的作品，但总体上，尤其对于古史的研究，可能还是没超过手工时代的钱穆、陈寅恪，虽然我们有这么强大和方便的搜索工具。当然，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保有史学长足进步的希望，因为历史研究最怕的还是没有史料，没有史料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有些档案不开放就无法可靠地研究某些问题。所以，最怕的还是没有史料，有了史料后迫切要求的当然是对史料的鉴别、剪裁，包括一种沉潜专注的工夫。　　最后我想借用近代的史学家章学诚的《州县请立志科议》中的一段话：“既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比人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也就是说，毕竟，好的通史，天下之史，一国之史，还是建立在丰富的一家之史、一人之史基础之上。所以我希望今天的人，作为历史富国的后人还是尽量能通过我们的努力而无憾于前人。
　　感谢高和分享提供的这次机会，再次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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