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是我父亲和母亲在他们结婚快两年的时候补拍的结婚照。
1966年“文革”开始后,刚刚出生的我还在襁褓中。在农村插队的父母把我寄养在沈阳北郊的姥姥家里。我父母都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拍这张照片的时候,社会上已成了“红海洋”,照片中的“红宝书”和“红袖标”是当时最“革命”的标志,也是照相馆里必备的时髦“道具”。
父母下乡的村子在沈阳与铁岭交界处一个叫新台子的地方。离姥姥家只有几十里路。结婚后,他们租了一间老乡的土坯房。父亲干农活的时候总是走在最前面,闲暇时给老乡帮忙,写些家信、对联什么的。母亲常被人请去做村里小学的代课老师,偶尔也向房东大婶学些给小孩做鞋的花样。
有一次,我住在父母的土屋里,房梁上来回跑动的小耗子吓得我不敢睡觉。半夜里,父亲连衣服也没有穿好就被人叫走了,母亲脸色惨白坐在土炕上一直到天亮。原来,那天晚上一个叫何长茂的知青上吊自杀了。何长茂是父亲最好的朋友,他家庭出身不好,农活却做得很巧。人也长得清秀,还会吹一手好笛子,就是脾气有点犟,遇事不转弯。队里的饲养员有事回老家去了,临时安排他给队里喂几天猪,正赶上公社布置了新任务,说是学习外地经验,要养“忠字猪”。具体做法就是在每头猪的脑门儿上用红笔写上个“忠”字,再框上一个“心”字形,然后用剪刀剪出层次,以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何长茂犟劲上来了,拒绝执行这个任务。理由是:“忠于毛主席不能人畜不分。”布置任务的人一听就火了,把他这句犯忌的话往上一汇报,当晚就开了他的批判会。公社还打算把他定成“现行反革命”,他那腿上有点先天残疾的未婚女友吃不住劲,和他“划清”了界限。何长茂一时想不开,就寻了短见(听说,后来那“忠字猪”也没养起来)。
1969年,姥姥家居住的这个小镇上整天乱哄哄的。4月,“九大”召开了。经常是晚上睡得好好的,突然,外面的街道上锣鼓喧天、鞭炮声震耳欲聋。有人脸上被涂满墨汁、反剪双手;有人抬着毛主席像,举着红旗,高呼口号——原来,又有某条“最新最高指示”发表了。
图② 1969年,作者和大表姐、二表姐的合影
那年夏天,住在城里的二姨把两个表姐送来姥姥家度假。二表姐还没上学,从小喜欢舞蹈的大表姐已经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了,她会跳《北京的金山上》。是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队员。那个暑假,我们玩得最多的游戏就是跳舞。姥姥那时很少讲故事了,二姨告诉她,不要再给孩子讲什么“白娘子许仙”、“王祥卧鱼”了,那些是“四旧”;要讲就讲雷锋、黄继光……姥姥嘀咕:白娘子咋成四舅(旧)了?跳舞的时候,大表姐穿着好看的“布拉吉”,要求二表姐和我都穿上最漂亮的衣裳,胸前一定要佩戴毛主席像章,背上当时最流行的红彤彤的“语录兜”(图②),然后围成一个象征“忠心”的圆圈,一边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一边作出与歌词相关的动作,一会儿把《毛主席语录》贴在胸前,一会儿抬头仰望天上的太阳,一脸受到阳光照射的幸福……大表姐还教我们在毛主席像前三鞠躬,三个人一齐大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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