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生命化教育 ——读冯建军《生命与教育》 |
云若 |
在冯建军教授的《生命与教育》的第一章《生命:教育的原点》中,我体会到冯教授以“人”的方式来认识人,指出人具有种生命与类生命的双重性。种生命是自由生命,是自在的;而类生命是价值生命,是自为的。所谓自为,就是自己做主,自己有所为。要实现自为的境界,达到种生命向类生命的超越,无疑,教育是关键。教育,就是生命存在的基本方式。当然,这种存在,并不单单在于“活着”,而更在于如何实现生命的价值,回归生命的本真,实现生命的灵动。因此,对生命来说,最基本的原点便是教育。因为教育对人的生命来说确实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叶澜教授曾经说过:教育是基于生命的事业。教育除了有鲜明的社会性之外,还有鲜明的生命性。在一定的意义上,“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提高人的生命,为了人的生命质量而进行的社会活动,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中最体现生命关怀的一种事业。” 冯教授又归纳出生命化教育的四个特征:敬畏生命、解放儿童、融入生活、充满人文关怀。这每一个特征,都值得教育者去身体力行。同时,他还列举了关怀生命的研究方法,其中的叙事研究、行动研究和个案研究,是我们在平时的教育教学过程中使用得比较多的方法,也是一线教师走进生命个体,关注生命成长,倾听生命律动,记录生命足迹的最佳方法。 因此,我们的教育首先应该关注儿童。 一、关注儿童: (一)、把握儿童的今天: 要把每一个学生看作一个需要生命关怀的生命个体,一个需要细心呵护的儿童。有一个诗人说过每个人只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要把握儿童生的今天,因为昨天的明天就是今天,明天的昨天就是今天,把握儿童的今天就是把握儿童的未来。 北师大教授康健说:“我们现在太多地把儿童看做是明天,其实教育的第一位问题是提高人们现实生活的价值,是让孩子拥有一个幸福快乐、健康成长的童年。这就是教育的首要目的,而不是一个间接的目的。” (二)、今天的学生学什么更重要? 1、 学会做人比学会做学问更重要。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和绅的学问不可谓不深,希特勒的本领不可谓不大,那些电脑黑客技术不可谓不精,但是,他们对社会的进步不但没有产生积极作用,反而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所以我们说德育为先、智育为重。 陶行知曾经说过:“千教万教,教人为真;千学万学,学会做人。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古希腊的一句谚语说得好对孩子最大的残忍就是对他百依百顺。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说过:“一味的抱着慈悲心肠为子女牺牲一切的父母,可以算得上最坏的教育者。”作为教师的我们应如何使学生成为一个适应社会的人呢? 2、 学会学习方法比学会知识更重要。 著名的数学家高斯体会到了学习的真正喜悦,他在这方面归纳为三条: 不是知道,而是学会;不是所有,而是获得;不是存在,而是到达。 老师不是教给孩子知识,而是指导孩子掌握获得和运用知识的方法,孰不知钓鱼之趣乃食鱼之趣所不解,攀岩之乐,更为索道直通车上的难以想像。…… 3、学会创新: 知识是过去经验总结的记录,创造是知识航船驶向未来的发动机。昨天的创造就是今天的知识,今天的创造就是明天的知识,如果只有知识没有创造,历史航船永远会停靠在码头上。所以,我们传授学生知识的同时,更要注重学生创造性的培养。长久以来,我们的教育往往只重视知识的传承,而忽略了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以致我们的许多学生能够应对各种考试,却在实践中束手无策。 德国教育专家史密特说:“你们的教科书比我们的教科书厚,你们的题目比我们的题目难,但是你们得买我们的货。”这句话给中国的教育事业敲响了警钟。 在数学奥林匹克中中国的莘莘学子们在赛场上耀武扬威获得了骄人的成绩!但“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却没有中国人的影子。原因在哪?有专家认为中国的教育最缺乏的是创新教育。 当社会关注的目光从儿童身上转移到教师身上时,教师应如何面对呢? 二、教师的自我塑造。 (一)、自我认识,作一名创新型的教师。 社会上给教师戴上了很多花环:蜡烛、春蚕、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园丁……在光环的照耀下,作为新时代的教师应如何给定位呢?我认为:教师是职业,不求功名,但求无过;教育是事业,教师应不断开拓创新,为此奉献终身。 因此教师应: 学会等待、学会分享、学会宽容、学会选择、学会合作、学会创新。 学会创新尤为重要:当今时代衡量一个国家的强弱,不是看资本的多少,而是看创新型人才的多少。创新型人才需要靠创新教育来培养,而实施创新教育的主体应该是创新型教师。 而作一名创新型的教师就要敢说一个“不”字,要敢于对目前阻碍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教育教学现状说一个“不”字。也就是说,要用质疑的目光、否定的态度、发展的思路对教学现状经常进行反思,并进行不断的创新。如教材里出现的东西是否都要教?是否可以对教材中的有关内容进行必要的增删?再者,书本上、教参上说的是否都是“真理”?例如不少教参把《凡卡》、《卖火柴小女孩》的中心思想确定为“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事实上文章里所反映的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客观存在着。我认为像这一类文章,有超越社会制度的价值,应该定为对弱者、贫穷、不幸的关心,对幸福的期望和追求,这样更为合适。 (二)、教师应拓宽视野,扩大知识面。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学生眼里的教师应当是一位聪明、博学、善于思考、热爱知识的人。”“为了使学生获得一点知识的亮光,教师应吸进整个光的海洋。” 首先要提高工作效率。 一叠叠的作业本把教师学习的时间都给耗掉了,作业不改不行,而时间该如何把握呢?教师们可各显神通:培养学生小干部;当堂完成同桌互改;挑选易错题批改;个别学生面批等。 其次应多看报、看电视、多上网。 如今,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教圣贤书的教师已不符合社会的要求,当学生在高谈贝克汉姆、哈里波特时,你是否觉得自已的落伍。当学生在阔论伊拉克的战况、阿富汗的局式时,你是否觉得自己的寡闻。 此外教师应培养兴趣爱好。 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教师的兴趣爱好不知不觉地渗透到教学中慢慢地熏陶着学生的情感。 因为音乐、美术、体育等能带来人们灵魂的震撼,而艺术是相通的,美好的是事物总是用自己的精神感染和熏陶着人们的。 (三)、反思自身的教学。 教师应每天读一点教育论著;每天写一点教学日记;每天想一点教学反思。而经常反思一下自身的教学尤其重要。 某跨国公司在辞退一位员工人时,老总和员工有这样精彩的对话:“我有30年的工作经验……”“不,你只有一个的经验,只是将它重复了解情况30次!”读来令人深思,我由此联想到有些教师为什么教离几十年书,教学方法总是老一套,缺乏新意,教育教学成绩平平,恐怕与他对自己教学方法不能经常反思有关。 以下两种现象你是否也曾经有过? 1、“完成任务”与“流于形式” 问题:是“完成任务”重要还是学生的训练实践重要。 现象:“自学”——学生刚自学三分钟就急忙叫停; “讨论”——小组讨论四分钟不到就匆匆打住,马上切换。 教育者无可奈何地说:“不这样就耽误了太多的教学时间,就完成不了教学任务。 反思:1、什么才是真正的教学任务?是以学生发展为主?还是以教师预先安排的教材内容,会考到,不教不放心而在教教材为主? 2、完成了“教学任务“(大部分是认知目标),学生又能学到什么? 3、课堂到底以谁为中心为主体呢? 课堂活动是学生生命活动的部分是教师展示精彩人生的舞台。让我们放下包袱,扔掉教参中的标准答案,在设计教学中多一点弹性,少一些刚性,留出更大的余地让学生多训练,多习得。 让学生用心地读、畅快地想、畅快地说、尽兴地议。 (二)、不懂装懂与坦诚面对 问题:(在心态宽松的课堂氛围中,学生们敢说敢问,谁的毛病都敢挑,说实话,教师有时也会招招架不住)是不懂装懂还是坦诚面对? 例:一师说:“蚂蝗”是“大蚂蚁”。(等学生有一天明白了不是老师说的这样,试想学生又会如何评价老师呢?) 措施: 1、对一些较易的师生共释。 2、对一些有价值的较难的存疑待疑。 孔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孔子谦逊的美德千古流传。教师不也应如此吗? 教师不是什么都懂,也不可能什么都懂。教师可先表扬质疑的学生,再坦诚面对,承认暂时无法回答,但不能不了了之,让大家带出课外,待查问后再补释。 |
从学位论文看基础教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来源: 《教育学报》2008年第4期 作者: 陆有铨 摘要:当前,研究生学位论文中存在着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需要引起注意一是问题意识不强,创造性不够。学位论文的最基本要点是要解决问题,问题必须明确、具体,要小题大做;二是研究者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一项研究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同时对学校教育的作用不可无限拔高,还要注意区分理论、政策与口号;三是教育研究的人性论假设。对人性过于浪漫乐观的假设,无助于教育问题的真正解决。 关键词:学位论文;问题意识;研究者态度;研究假设 在参与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和答辩的过程中,我发现现在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存在着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它们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教育理论研究值得注意的一些问题。在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些具体的表现。在这里我要首先声明,我举的一些例子,主要是同我有关,请大家不要对号入座。 一、问题意识 第一个问题,学位论文的问题意识。对于学位论文的要求有很多方面(政治标准、论证是否充分、研究工作和论文写作是否规范、文字表达是否流畅清晰等),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要求就是创造性。我看到的有些论文,论述的主题不明确,观点也不太清楚,因此,很难看出作者的创造性或新意,我觉得这不是一篇好的学位论文。 任何研究,都不可能漫无目的、无病呻吟,都必定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任何创造或推进、发展的前提,就是要对目前的困难(问题)或有待解决的疑难问题,使之清晰,探究其原因,并提出解决办法。在杜威对研究活动加以概括的“科学方法”中,疑难情境和问题就处于前提地位。波普尔认为,科学的发展就是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再进一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库恩也把问题看作是科学革命的轴心。因此,问题是研究的起点,也是推动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契机。论文最基本的要点是要解决问题的,要告诉别人你想解决什么问题,要告诉别人你解决有关问题的基本主张。我看到的有些论文,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不很强烈。也就是说,看论文的人不太清楚作者“究竟想干什么”。写文章似乎不是要告诉别人你主张什么,而是告诉别人你知道些什么。这样的文章题目不应该叫“论”什么,而是要叫“关于”什么。类似文艺界“戏不够,爱情凑”的说法,写论文似乎也有“论不够,资料凑”的现象。他会把“关于”的内容从古至今、从中国到外国一股脑儿地搬出来。这就有点像教科书,谈论的是一个领域,这里面或许你有个人的观点和看法,但却被大量的知识性内容掩盖着。面对厚厚的一大本,你还不能说错。但要说对,我觉得这些“正确的废话”,不说也罢,因为现成书里都能找到。这可能是好的教科书,但不是好论文,甚至严格来说不是论文。 所以论文的写作,跟教科书的写作不一样。我觉得论文应该针对你所研究的领域的理论的或者实践的问题。教科书则是对既有的现成知识的概括或者梳理。真正对科学发展、学术发展有价值的是“论文”。 如果论文能提出一个真正的问题,这本身贡献就很大。在科学发展中,提出问题有时甚至比解决问题更重要。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时,关于学生学业成绩的考核,他认为,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衡量学问的最好办法;如果没有新资料和新观点,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最好的办法是,在学期结束时,由学生向教师提一、二个问题,从学生提的问题中,可以看出学生是否用功。可见,能否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对于学习和研究是多么的重要。 我觉得,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是否强烈,是制约学位论文水平高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对我自己带的学生,几乎每周讨论一个下午,持续达一年的时间。希望通过这个过程,使开题报告搞得好一些,至少能告诉别人,我要解决什么问题,以及对这个问题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这是从我的导师那儿学来的,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记得在我做研究生准备开题的时候,他告诉了我一个他的故事。他是研究道德判断问题的。当时他把开题报告写得洋洋洒洒的,交给了他的导师。过了几天老师找他去谈,在他的报告中用笔划了一句话,并说,你旁的都不要在意,你的论文只要把这句话论述清楚就行了。从这件事情中,我得到的教益是,学位论文研究不但要有问题,而且问题必须明确、具体,要小题大做。 我建议研究生在论文开题时,要反复考虑一个问题——“我究竟想干什么”。某一个领域的知识不用你教,这不是论文。你要明确地说明你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论文的写作最好是小题大做,也只有这样,你对问题研究的深度才能提高。什么叫专家?专家就是对一个越来越小的范围,研究得越来越深的人。真正好的论文,往往对自己论述的问题非常明确、具体,而且对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都论证得很清楚。从研究者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看出他的学术造诣。 所以,写论文一定要有问题意识,大凡写得不好的论文,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问题不清楚。一旦问题不明确不具体,涉及的面漫无边际,肯定不容易论述清楚。现在有些论文动不动就是“论我国……”,“论我国……教育的问题及其对策”,但实际上往往文不对题。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说起来并不复杂,但要真正落实到研究实践中,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此外,对“问题”的把握,除了有一个从不清晰到清晰的过程之外,有时也会出现不断否定的情况。也就是说,当你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不断追问下去之后,最后你会发现你的问题是不成立的,可能是一个伪问题、假问题。问题提出之后马上还要确定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在理论上有什么支撑,这个问题涉及到哪些学科的理论。这样自己不断地反思、改进,到最后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所提的问题甚至不是教育问题,只不过是种种社会问题集中反映到了教育领域的这一点上。比如解决学生的学业负担的问题,虽然是发生在教育界的事情,但其实并非源于教育。学生学业负担过重,表面上看来,似乎根源在教师,其实不然。从道理上讲,学生过重的负担,势必也要影响到教师。这一点,每个教师都会有切身的体验。你以为老师自己就愿意加重自己的负担吗?老师和学生一样,也希望负担轻一点,这本是一拍即合的事情,怎么到现实中就不一样了呢?这看起来是一个教育问题,可深入分析以后,就会发现,从根本上说,这不是一个教育问题,归根到底是社会问题。 二、研究者的态度 首先要明确,无论理论或实践的发展,都是一个连续的、没有终结的过程。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样的研究,不能追求“毕其功于一役”。研究者的态度应该是实事求是,这是一个科学的态度。任何研究或创造,都不可能做到“一劳永逸”。因此,你不要指望你的研究就穷尽了所有的问题,或者能使这个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你的身份是研究者。作为研究者的任务就是要对问题进行分析,造成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教育上……然后根据你的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见解。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分析,如此这般地解决了问题以后,又会导致哪些新的问题,其价值、意义是什么。我觉得,任何研究的结论或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仅具有或然性,而且也是暂时的。否则就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前进和发展了。我看到有些学位论文的写作,似乎缺少这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似乎自己这么一个研究,不但使某一问题得到解决,而且一切都“万事大吉”了。在这里,我想起了许多西药的“产品说明书”。这些说明书不但说明了产品成分、适应症、用法,而且还说明了对身体可能有的不良反应、禁忌等。我们文科的研究应该学习自然科学这种严谨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信马由缰,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其次,对于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的功能、作用,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学校教育的作用是有限的。对于人的发展来说,学校教育的作用的确不能低估,但也不能无限拔高。制约学校教育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对于这些制约的因素,不能有所偏颇,不能对某些制约因素视而不见。我的意思是,不能对学校教育抱一种过于浪漫的态度,不能“随心所欲”。这里说的不能随心所欲,包含两个意思。第一,学校教育是被决定的,被社会决定的,往往“身不由己”;第二,学校只能做学校的事,不能为所欲为,不能对学校教育赋予过多的幻想。有时候看到有些论文往往会产生这么一种印象,学校似乎存在于真空中,不是必须承担一定社会功能的社会机构,而仅仅是为了个人。往往只强调学校教育对于学生个人发展的意义,要给学生以自由、充分的自由,发展、充分的发展。这种理想化的看法的确很有鼓动性,令人神往,然而却不符合实际。其实,任何学校教育都是在特定的、具体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离开这些条件谈个人的发展毫无意义,因为任何个人发展的方向和发展的内容,都不纯粹取决于包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内的个人的主观意志,它们都是与一定社会条件紧密相连。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不承认这一点,恐怕最终要导致教育自身的破产。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任何人都无法消除。“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说过违心的话、办过违心的事;连毛泽东也不能避免,林彪事件之后,在给江青的信中也讲到,尽管不同意自己朋友(林彪)的意见,也只好违心地同意。可见,任何人都不能做到随心所欲。教育同人一样,都是被决定的。所以,对于教育的追求,一定要兼顾理想和现实。我个人强烈地感到,古今中外曾经有过的教育实践,没有抽象的好教育或坏教育,只有“适合”的或“不适合”的教育。所谓“适合”,是指社会发展的需求和人内在的自然。任何实际的教育举措,历史上不曾有过尽善尽美,恐怕今后也不可能尽善尽美。我们只能在不完善、不完美中选择较完善、完美的一种;只能是两利相较取其大,两害相较取其小。在这里,我想起了美国的大选。前几年,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候选人克里和布什角逐总统的宝座,最后布什获胜。有个美国人告诉我,有些人投布什的票,不是因为喜欢他,而是更讨厌克里。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除了上面讲的之外,关于研究者的态度,我觉得还应该仔细地区分理论、政策和口号。不可否认,它们之间肯定有着种种内在的联系,然而,无论从目的或作用来说,三者不可同日而语。对于教育问题的研究,在阐述了现状或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危害和原因以后,一般都要发表“对策”性的意见。这种思路很好,也完全有必要。作为一个研究者,除了充分考虑所提“对策”的针对性之外,还必须考虑它们的可行性和可能付出的代价。但实际情况有时不是这样。可能是受到我们国家“标语文化”的影响(我没有去过多少地方,但就我到过的地方而言,我觉得中国的标语是最多的。这些标语同所消耗金钱、时间、精力相比较,是否值得,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这些标语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是值得反思的),我经常看到标语式、口号式的对策意见,其中最常见的是“必须……”,“努力……”,“加强……”,“完善……”“进一步……”。这些话咋一听,很有道理,但仔细一想,又觉得等于什么也没说,因为这些话不仅放之四海皆准,而且什么时候都不能说错。这些表述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没有主语。也就是说,这些要求究竟是针对谁说的,很不清楚。而且,这些标语口号式的要求,能否落到实处,也没有思考清楚。除此之外,这些表述的口气也很有意思,同中央文件或政府文件也差不多,都是居高临下的指示或命令。不过,中央文件肯定会有一个发文的抬头,中央文件的对象是非常确定而清楚的。在讨论或答辩的时候,我曾经要求作者将这些标语、口号式的表述先加上主语,然后再加以说明。这样一来,许多问题就显现出来了。例如,在讨论农村教育现代化问题时,就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农村学校网络建设或类似的意见。如果追问一下,谁来完善,这一完善要花多少钱,这些钱从哪里出等,这种对策的可行性就大可怀疑了。我还看到要通过教育来改造中华民族的“伟大”抱负,这简直让人莫名其妙。教育能改造得了吗?教师改造得了吗?教师承担改造的责任,那么教师要不要先受改造?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就宣传、教育大家不要随地吐痰,几十年过去了,直到现在还没有杜绝随地吐痰的现象。连这么一件看似简单的事都办不成,还要改造一个民族,谈何容易?所以,任何研究都离不开实事求是,要实事求是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不能用标语、口号代替研究。 三、教育研究的人性论假定 任何一个学科、理论,包括你提出来的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方案,都有一个前提性的假设,这个前提性的假设往往被人们忽略,但它确实是至关重要的。我觉得,研究商业活动、经济活动的学问的前提就是人是自私的,人参加经济活动就是为了获利。如果不肯定这一点,其内容恐怕会完全不一样。 教育学也有前提,就是人是可教育的,我们没有牛羊教育学,因为对动物谈不到教育,顶多只是训练。世界各地教育的形态各不一样,除了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之外,差别就在于对人性认识的前提不同。基督教认定人有原罪,人生来是有罪的。为了赎罪,为了死后升入天国,教育要严格控制人的欲望。早期北美殖民地的教育,严格控制儿童出于自然欲望的任何活动,如哈哈大笑、跳舞、游戏等。为了控制有效,甚至可以体罚。教育的格言就是“省下了棍子,毁坏了孩子”。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家长教育孩子的种种情况。天下的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这一点是完全相同的,但是,不同的家长,教育孩子的方式却大不一样。有的很严格、严厉,有的就很宽松、自由。毋庸置疑,每个家长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孩子好,为自己的孩子负责。为什么会出现有的家庭非常严格、有的非常宽松?因为不管文化程度是高还是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观,每个家长都有自己的人性论的假定。有的认为好孩子是严格管教、甚至是打出来的,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有的认为孩子的发展就像树的生长,小的时候弯弯扭扭,长大自然就直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树大自然直”。这些差别同家长的文化程度没有多大关系,主要是由每个人的哲学观、人性观决定的。 我们现在的教育理论研究,往往也隐含着研究者对人性的基本看法,而这种看法往往又制约着对教育问题的见解。一讲到人性的问题,我们往往马上就联想到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几种主张。这几种主张争论了那么多时间,还没有结果。单单从善恶的维度来看待人性或许不太合适。我觉得,现在不少学位论文无论在论述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或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时,往往对青少年抱有一种浪漫的、乐观的看法。似乎儿童个个都是小天使,天生就是积极的向上的,他们的想法和做法不可能有消极的东西。例如,我们的学校教育现在非常注重减轻学生负担,有的地方还提出要把小学生的书包留在教室里。提出这种说法的人的出发点无可厚非,无非是让小学生从沉重的作业负担中解放出来,轻轻松松回家。回家以后,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来搞小发明、搞实验,或阅读经典著作。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就是求之不得的事了。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这只是许多可能中的一种可能。谁能保证小学生回家以后一定会干教育者所期望的这些正当的活动?我坚信,现在的小学生同我当小学生时候的人性没有多大的变化。只要回想一下自己小时候的想法和所作所为,大家都会明白。我担心,回家以后可能什么正当的事都不干,东游西逛。弄得不好,甚至会参加流氓团伙、盗窃集团。与其如此,不如让他在家做点作业。我觉得,不能为了减轻学生负担而减轻学生负担。减轻负担不是目的,促进学生的发展才是要务。现在提出了素质教育的号召。我觉得,在学生需要养成的素质中,勤奋、努力、刻苦、严谨等就是一些非常重要的素质,这些将影响人的一生。这些素质不是凭空来的,只有在教师和成人的要求、督促、甚至必要的强制下,在学生的学习、生活实践活动中逐渐养成。事实上,学生的负担有些要减,有些不但不能减,恐怕还要增加。此外,我还想说,学生的学业负担也不纯粹是学校教育的问题。为什么学生的学业负担减不下来?学校减了,家长又加了,减得下来吗?你认为减负是好事,但也可能孕育新的教育问题。任何一种举措、一种变革,都可能会带来一系列预想不到的连锁反应。现在的“家教”、补课市场很兴旺,对于没有适当经济条件的学生来说,这是不是一种新的教育不公平? 以上所讲,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感受,仅供大家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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