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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末民初现代学科体制建立始，传统①学问与现代学科之间的渊源关系即成为一个不断引发学者兴趣的议题，金石学与考古学即是如此②。近年来，学科史研究的新进展为探讨此问题铺设了更为理想的平台③。本文即以时间先后为序，考察清末民国学术体制转型时期，围绕金石古器的收藏、鉴赏、考订的风气变化，勾勒出金石之学④如何因应潮流变化、如何寻找自己在现代学科体系中的位置的经过，为考察金石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相关资料数量庞大、形式多样，尚有待学者深入研究，本文偏蔽之处望方家不吝赐教。
                           一、晚清的金石之学
清代中叶以后，收藏鉴赏并研究古物的风气非常浓郁，其范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罗振玉说：“金石文字之著录以三代礼器及寰宇石刻为大端，至其支流，若古圭璧若玺印若泉布，其在先世，亦莫不有专书以记述之。至我朝而金石之学益昌，乃推衍而至于砖甓瓦当封泥权衡度量之类，亦各为专书，以补前人之阙。”⑤
梁启超在总结清代学术发展脉络时，指出“金石学”在光绪年间甚为流行⑥。《天咫偶闻》记载：“光绪初年，京师士夫以文史书画金石古器相尚，竞扬搉翁大兴阮仪征之余绪。当时以潘文勤翁常熟为一代龙门，而以盛王(案，即盛昱、王懿荣)二君为之厨顾。四方豪俊，上计春明，无不首诣之。即京师人士谈艺，下逮贾竖平准，亦无不以诸君归宿。厂肆所售金石书画古铜瓷玉古铁古铜器下至零星砖甓，无不腾价蜚声。而士夫学业亦不出考据赏鉴二家外。未几盛司成有太学重刻石鼓之举，未几王司成有重开四库之请，盖骎骎乎承平盛事矣。”⑦叶昌炽在《语石》中也回忆说：“二十年前，京都士大夫以金石相赏析。江阴缪筱珊、瑞安黄仲弢、嘉兴沈子培、番禺梁杭叔，皆为欧赵之学。”⑧
曾朴作于20世纪初的小说《孽海花》，在很大程度上是对19世纪未京师士大夫圈子的模影，人物形象均有所本。如他描写潘祖荫的书房：“满架图书，却堆得七横八竖，桌上列着无数的商彝周鼎，古色斑斓。两面墙上挂着几幅横披，题目写着‘消夏六咏’，都是当时名人和八瀛尚书咏着六事的七古诗：一拓铭，二读碑，三打砖，四数钱，五洗砚，六考印，都是拿考据家的笔墨来做的古今体诗，也是一时创格。”⑨这是当时一件有名的风雅典故，时人王懿荣、王颂蔚等人曾有记载⑩。
京师的风气如此，外省也不例外，尤其江浙一带。生长于江苏淮安的罗振玉曾自述说“年十有六即喜治金石之学”(11)。罗继祖根据罗振玉的著作梳理出他从事收藏和研究金石古物的历史：罗振玉15岁(1880)时初学制印，“以百钱从持竿售旧物者得汉人私印一，佩衣带间，为有印癖之始”；16岁(1881)在杭州，观宋高宗书石经、阮元摹天一阁本石鼓文及西湖诸山题刻，“为平生癖金石铭刻之始”；17岁(1882)赴乡试，“归途经扬州，于书肆得仪征张氏榕园藏石拓本十余纸，皆出广陵者，为储藏墓志拓本之始”，“本年始治经史考订之学，以余力及金石文字”；18岁(1883)时，淮安钦工镇农人发现古冢，“辗转购得古镜一，遂为平生搜集文物之始”(12)。罗振玉回忆他十八九岁时，“服习经史之暇，以古碑版可资考证。山左估人刘金科，岁必挟山左中州、关中古碑刻至淮安。时贫不能得，乃赁碑读之，一纸赁钱四十。遂成《读碑小笺》一卷，又杂记小小考订为《存拙斋札疏》一卷”(13)。他回忆与路山夫的交往：“以光绪癸未冬初识君，纵谈金石考订之学。……时丹徒刘君梦熊铁云兄弟、山阳邱君崧生、吴县蒋君黼，并草堂客也，每就君园林，各出金石书画相娱乐，或剧谈痛饮抽豪赋诗。”(14)刘梦熊之弟刘鹗也是嗜古成癖。黄宾虹在庚子之后处“江南山乡水村间”，以农田的获利，“尽以购古今金石书画，悉心研究，考其优绌，无一日之间断。寒暑皆住楼，不与世俗往来”(15)。清末江浙一带的好古风气可见一斑。
从清初起，文人风格的书画就显现出后来称为“金石风”的特点(16)。易宗夔以为：“道咸以后渐知搜求古碑以救帖学末流之敝。”(17)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即是突出的例子。他认为刘歆制造了伪钟鼎，后世好古者复又“勉强傅合、杜撰伪作”于金石之学，但“钟鼎所采，自是春秋、战国时各国书体，故诡形奇制，与《仓颉篇》不同也。……若论笔墨，则钟鼎虽伪，自不能废耳”(18)。他认为学习书法应该“尊碑”，“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胜也”。他说：“乾嘉以后，小学最盛，谈者莫不藉金石以为改经证史之资……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19)
金石之学的流行，也反映在书籍目录的编撰上。1870年代，张之洞与缪荃孙编写了一本《书目答问》，为后学指示学问门径。实际编写者缪荃孙是以金石目录之学闻名的学者，张之洞本人也以喜欢收藏闻名(20)，他与当时北京士人领袖潘祖荫、翁同龢等人，共同组成了一个“讲风雅”的圈子(21)。该书体例较《四库全书》有变化(22)，“金石”从史部目录类上升为史部十四大类之一，被称为“专门学”，分出金石目录、图像、文字与义例四小目。但有关石经的书籍，大多于经部下组合为石经类，诸家款识人经部小学类，故在重视“金石”的专门性外，仍然遵从了“四库”以来对经部小学、史部金石之间的区分(23)。该书在“集部”附录了“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金石学家”独立于“经学家”、“史学家”、“理学家”等之外而自成类别，钱大昕被同时列为宗汉学之经学家、史学家、小学家、校勘学家、金石学家，而“金石学家”包括了像金农这样被后世多视为画家的人(24)。1876年潘祖荫在给吴大澂的信里说：“当世理学而兼金石学者，唯执事与寿卿耳。”(25)
不过，何为“金石学”，《书目答问》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缪荃孙认为：“国朝谈金石者有二派。一曰覃溪派，精购旧拓，讲求笔意，赏鉴家也。原出宋人法帖考异、兰亭考等书；一曰兰泉派，搜采幽僻，援引宏富，考据家也。原出宋人金石录、隶释等书。二家皆见重于艺林。惟考据家专注意于小学舆地职官氏族事实之类，高者可以订经史之讹误，次者亦可广学者之闻见，繁称博引，曲畅旁通，不屑以议论见长，似较专主书法者有实用矣。”(26)陆增祥也倾向于认可偏重“考据”者，他在致缪荃孙的信中说：“世之言金石者，喜求宋拓跋。宋拓跋诚足宝贵。何可多得，得之而藏之秘之，其去玩物几希。次则讲求文法笔意，皆未可与言金石之学焉。”(27)
被视为金石之学“赏鉴”派代表的翁方纲，也曾对“考据”派作法提出批评。他嘲笑那些动辄便说金石可以“证经史”的人，认为金石可以“证经”的数量很少，而可“证史”的地方虽然多，其作用却也不宜夸张。如年月、职官，金石刻文与史书记载之间偶有不同，多应根据前者以改正后者，但不能为此“孜孜日从事于金石文”，而置“传注笺疏”于不治(28)。
另一方面，翁方纲又认为“考据”不应该拘束于经史，考订书法更能显示金石的作用，甚至于“不为书法而考金石，此欺人者也”。金石刻文固然存在与史书记载不同之处，但可以确凿证明为史书错误的毕竟不多。金石刻文正是考察书法由篆变隶，由隶变楷的最好途径。即便论书法，也仅“就其涯涘可寻者，循循下学之”。因为虽然可以见到唐本的虞世南《庙堂碑》，却未知智永的《千字文》到底什么样。如同有了精确的汉建初铜尺摹本，却不能画出鼎彝尊卣。“学贵无自欺也，正惟有此建初尺正式而所见欵识古器愈以难信也夫。”(29)翁方纲的论说透露出，相当多喜好金石之学的读书人将“证经补史”作为堂皇理由，以摆脱“玩物丧志”的指责，忽视了金石之学在书画之“艺”方面的真正贡献。
道光年间的沈垚则从经世致用着眼，批评当时学风不正，一些人“文理不通，虚字不顺，而秦权、汉瓦、晋甓、唐碑，撮拾琐屑，自谓考据金石，心极贪鄙，行如盗窃”，这类人往往是“贵公子”，以此“取科第，致仕者，踵相接”(30)。几十年后，以收藏著录金石甲骨闻名的刘体智也评论说：“道咸以下及光宣，学风一变，而为钟鼎石刻，作矜奇炫异避熟就生之计，经史大义置之度外。”(31)
1890年代朱一新主持广雅书院时，曾就“金石”是否“有益经史”的问题表达过意见。他认为石刻对史学的益处只在年月、地理、官制等几个方面，且必须史学通贯之后才能进行。金石收藏真伪杂糅，不可以太信任，如王昶的《金石萃编》便收录许多假古董，但该书网罗闳富，对史学还是有益的；黄易等人的书，钩摹精致，只属赏鉴，离史学远。
朱一新认为考释钟鼎文字虽显博雅，却与经学不相干。首先对文字的解释言人人殊，多郢书燕说。其次钟鼎文字与籀篆不同类，故实与“小学”无关，“以金石治小学者，其言多穿凿附会”。以金石“证经”，不但于经义无益，甚且对厘清“字学源流”也无益。因此，他反对“不致力群经而专讲六书，不博稽诸史而摉罗金石”的做法。尤其此种“小道”，在承平之时学士大夫于闲暇从事或可，在国事多艰时，学者应立大志，“四部书当读者甚多，日有孳孳犹虞不给，岂暇究心于琐碎无用之物哉？”(32)
金石之学无益经史、或太重经史而忽略了书法艺事，这两种批评都延续到了清季，如康有为、章太炎都认为钟鼎碑刻不足以证经补史(33)。但晚清金石古物的研究已逐渐渗出经史考订及书画鉴赏之樊篱。自王韬、郭嵩焘等人游历欧洲后，关于埃及、罗马等地古迹的报道络绎不绝，位处高层的风雅圈子大约也受其影响。以收藏铜器闻名的潘祖荫对文献记载所不及的碑刻相当注意，不仅收集散处四裔的碑刻，远至埃及的古文、无法识别的红崖古刻也在收罗之列，还多次招集李文田、盛昱、王懿荣、叶昌炽等人讨论(34)。不过只知道埃及文如鸟兽亭台，是古代的象形字。叶昌炽记述说：“文勤以示门下士，各有考释。亦如明人之释《岣嵝碑》，但滋聚讼而已。”(35)岣嵝碑传说为夏代物，红崖古刻有人说是殷高宗征鬼方时刻，因形体奇异，无法识别，常被审慎的学者排斥在金石目录之外。但同光年间，大约为了寻找时代久远的古物，又被学士文人广为注意。王颂蔚在读过潘祖荫的《消夏六咏》后和诗道：“消夏六咏最奇崛，知君饕古穷羲娲。”似即提示潘氏的收藏有追求年代久远的倾向(36)。
由古器物入手研究古代礼乐制度的取向更加明确。吴大澂收集了很多没有文字的玉器，大半从古董商处购买，他“欲以古玉考证经传，故大小精粗兼收，与通常玩物者不同。尝云：‘世之好古玉者，多喜灵便精品，我独取大者，亦云戆矣。’又云：‘小品不贵，皆可代收，近刻古玉图考，各种皆须略备”(37)。出版于1889年的《古玉图考》，不仅以一定比例详细画出实物外形花纹，描述颜色斑痕，记录长宽厚薄，并且订定圭、璧、琮、璋等名称与形制，与《考工记》等传世文献互证，以考释三代礼制的具体(38)。《孽海花》中一班名士议论清代学术的三个阶段，讲到以后学者的进步将更广时，隐指吴大澂的珏斋说：“就论金石，现在的考证方法，也注意到古代的社会风俗上，不专论名物字画了。”(39)
新风气不仅有助于开拓固有学术的疆土，也潜伏着颠覆的敌意。薛福成在1890年前后出使欧洲，看到不少当地出土的古物(40)。他听说俄罗斯西伯利亚埋藏着许多“书契以前”的古物，吸引众多西方人前往发掘，而俄罗斯发布禁止收掘古碑的命令，于是有些讽刺地说，国内寻访古器收罗珍宝的人就应该到那样的荒土去找呢(41)。
曾为“风雅圈”中一员的张之洞，在戊戌年间出版的《劝学篇》里表现出对“无用之学”的疏离(42)。严复作《救亡决论》，列举“中国宜屏弃弗图者”，除八股之外尚有许多，其中就包括碑帖钟鼎之学。这些“无用”之物可以在“物阜民康”时作“怡情遣日之用”，“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43)。
                        二、清季金石之学与新学科体制
尽管金石之学面临“无用”的批评，但同光以来收藏考订古物古文的风气在清末民初仍有越演越盛之势。首先，收藏的范围在不断扩大。罗振玉观察到，清季北京的收藏界在潘祖荫、王懿荣之后，已渐注意古币与古器；上海的收藏风气仍围绕书画，尚未重视古器物。故他在1903年前后，将售屋所得的大半金钱花费在购买古器物与珍本书上面(44)。在1900-1901年间写作的《金石书录》里，罗振玉评论李遇孙的《金石学录》：“凡评论法帖及泉币玺印者均不录，体例似失之隘，是此书未尽善处。”(45)
欧美人品鉴中国古物的方式也引起了国人的注意。1908年11月，由亚洲文会赞助，中西商人合作在上海江西路电话公司陈列所举办了一个瓷器展览。有批评者认为，此次展览的参与者专业水准不够，但却是将中国最好的艺术品从各个私人手中汇聚到一起来陈列的第一次尝试，数量之多，令人惊讶(46)。时居上海的邓实前往参观，并在《国粹学报》上刊登有关消息。他描述当日展览内容共分三类：一是古陶器及宋元明清之瓷器类，二是玉晶翡翠珊瑚等大小玩器，三是尊釜铜器及宋代盔甲等。第一类物品中，以端方的12种藏品最珍贵，如汉代的瓷敦、涂银尊、虎龙尊、陶制枕、绿釉盅等。第二类中以“壳件洋行巴氏”的28件青玉最精美，其余多是西国妇女的收藏。邓实评论说，因为中国素来重视玉器，收藏玉器又不像收藏瓷器那样须具备某些学识，故外国商人容易入手，以至“近日上海之玉类将尽入番商之手”。他又说，西人向来重视中国瓷器，不惜重价收购，载归其国，“每年所值，不下百万(据某古骨客所云)”，故“几至搜罗净尽”。瓷器而外，“金石彝器、名书法绘须考订文字，赏鉴最难”，然而西人久居中国，“考古日精，则其始仅收及瓷器者，异日必收及书画金石”(47)。
邓实称中国赏鉴家因西人影响而渐知瓷器宝贵，不过此时端方的陶瓷藏品已能独占鳌头。事实上端方的收藏仍以碑刻为大宗，尤其他专注于搜集原石，非一般读书人所购买的拓片，故在小说《孽海花》里，已把他叫做“石老虎”(48)。不过，无论政治声誉(49)还是鉴赏水准，端方的口碑均不甚佳。如琉璃厂中传说，端方曾被王懿荣斥责为只知玩乐的人，后发奋拜古玩店老板为师，终成收藏大家(50)。他的《陶斋藏石记》一书，考订多出于况周颐(51)，或者更有缪荃孙等人从旁协助。其搜聚藏品的手段也令时人不耻，如任陕西巡抚时，向当地富翁勒捐，逼迫他们献出藏品；王懿荣逝世后，向其后人索要他钟意的碑刻(52)。以至民国时期有传言说，刘鹗因与端方争夺《刘熊碑》而遭后者陷害，被遣戍新疆(53)。
Thomas Lawton提示说，端方与戴鸿慈等人存1905年出使欧美时，大约得知一些有关欧美收藏家的事迹。例如他们到达芝加哥时正值报纸大肆报道刚刚去世的Marshall Field，此人以慈善家著称，向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提供了极大支持，该馆即以他的名字命名。端方大约对此博物馆的规模留下深刻印象，并从他的藏品里拿出一尊唐代道教石碑赠给该馆。在纽约时，大都会美术馆向使团征求对J. Pierpont Morgan的中国瓷器藏品和Heber R. Bishop的玉器藏品的鉴定，虽然答复件没有明确署名，但可以推测鉴定人是端方。他答复说，Bishop收藏的玉器类型还可能再得到，但Morgan的瓷器里有许多珍稀标本，恐怕再高的价格也无法获得更多。Thomas Lawton也指出，端方在美国期间参观博物馆的机会町能不多，即使有机会，当时也只有很少的美国博物馆收藏了中国艺术品(54)。
不过端方的藏品在他死后星散(55)，部分即为福开森牵线搭桥售予美国博物馆。与端方交往密切的福开森也是一位古物研究者，他和另一位日本学者Taki Seichi都曾惊讶于端方家不同寻常的摆设：书房里摆着许多铜鼓，大的当桌，小的为凳，一些铭文表明它们是汉代古物(56)。他以收藏石刻著名，总数约七百余方(57)。其他藏品如玉器(58)、瓷器、书画均有名于时。1910年日本京都大学的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等人赴北京调查，阅览端方藏品成为其“最重大的研究之一”(59)。在福开森眼里，端方已与传统金石学家有所不同，因为他开始摆脱文字的束缚，注意到藏品的形制(60)。
以研究石刻著名的叶昌炽也在摸索开拓金石之学的道路。他在1901年的日记中写道：“碑额志盖尚有知者，幢座像龛无非叩槃扪烛，金石之学殆绝矣，此《语石》一书所以亟欲出而问世也。”(61)言下之意，经幢造像等本为金石之学的重要部分，而时人研究不足。在同年为《语石》所作的《自序》中，叶昌炽称此书是为后进学人入门而作，“上溯古初，下迄宋元，玄览中区，旁征岛索。制作之名义，标题之发凡，书学之升降，藏弃之源流，以逮摹拓、装池、轶闻、琐事，分门别类，不相杂厕。自首至尾，可析可并。既非欧、赵之目，亦非潘、王之例。非考释，非辑录，但示津途，聊资谈囿”，确是与从前金石目录或考订著作相当不同的体例(62)。全书分10卷，从时间、地域、碑制、石刻种类、石刻文字种类等各方面讨论，并称“不善书面好论书，对于各代书法及有名无名的优秀书法家都有相当的品评。他说碑版可以考史传，此外各时代文章总集，也多从碑版中收集来，但是“吾人搜访著录，究以书为主，文为宾。文以考异订讹抱残守阙为主，不必苛绳其字句”，对文字构造、书法流变非常重视(63)。文字之外，他还注意到造像、画像以及碑碣的外形花纹，列举所刻各种形象、组合、分布规律以及其体势、神态。
端方和叶昌炽的作法较前人似都有更加“专门”的趋势。与此同时，现代学堂的设立及分科教学的方式对金石之学也产生了影响(64)。甘鹏云记载，袁昶曾“拟分十五学课士”，其中之一为“词章学”，“金石碑版”附于其后(65)。1904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古文字研究是经学与史学的修学内容。经学科大学分十一门，每门的补助课里都有“说文学”，具体内容是：“说文统系、六书之名义区别、六书之次第、古籀篆之变、引经异同之故、说文例、汗简证说文、钟鼎款识证说文、外国古碑证说文、字林证说文、玉篇证说文……近人严可均、孙星衍、段玉、朱骏声诸家说文之学。”(66)文学科大学的“中国史学门”和“万国史学门”的“随意科”中都有“金石文字学(日本名古文书学)”(67)。
与袁昶和《奏定大学堂章程》不同，刘师培则发现金石之学与工艺美术的联系：“金石之学，目录家多附于艺文之末，不知金石之用，非惟有益于学术也。考其工作，稽其度制，可以觇古代之工艺，盖刻缕之学，固美术学之一端也。且古代吉金乐石，其质各殊，或为偏隅之所产，或为后世之所无，若参互考验，于古代之矿物，亦可互有阐明，则又有资于博物。故金石之学，介于艺文及物产之间者也。”(68)
刘师培讨论中国美术的变迁，认为南朝人由赏鉴而兼考古，如《碑英》、《鼎录》、《刀剑谱》；唐代美术以征实为主，鉴赏家也黜伪崇真；宋代的美术却“偏于赏鉴，笃于好古，耻于求新，故真赝杂糅之蔽由之而生”。欧、赵、董、吕诸人开此风气，士人群趋收藏，而以伪乱真由此起(69)。刘师培显然注意到金石之学的发展与美术鉴赏关系密切。
但金石之学又不仅仅同美术相关。在《论考古学莫备于金石》一文中，刘师培详细地叙述了由鉴赏而达考订的发展路径。隋唐时学士大夫因喜爱书法而收藏古字。宋代士人以见闻广博自诩，故“逞收藏之富以矜赏鉴之精”，书画之外，钟鼎钱刀都在收藏之列。至明末，东南巨族有财力、富收藏，“鉴别真伪考订后先，于赏鉴之中未尝不间寓考古之意”。清代考释之学兴，分别流派，有研究碑志之文例的，有考订文字的，有以碑文证史事的，“若翁覃溪桂未谷之流，兼考书法之变迁，则又于考古之中兼寓赏鉴之意，可谓征实之学矣”(70)。
《国粹学报》在1907年增加“美术篇”栏目，初时以篆刻、绘画等刊登其中，后来收入金石跋尾、目录等。《第六年国粹学报更定例目》将金石学附于“美术篇”，说明第五条称：“所分门类不尽与四库全书总目合者，小学不入经篇而入文篇(积字成句，积句成文)，金石不入史学而入美术篇(金石在美术类雕刻中)，盖报章体裁，意自微异也。”(71)在1907年国粹学堂筹备时拟定的学科设置里，考古学与经学、史学、文字学等并列，于6个学期中，分别讲授钟鼎学、石刻学、金石学史、美术史(两学期)和研究法5门课程(72)，可知在《国粹学报》诸人看来，“金石学”应与美术更接近。
清季因西学的影响，金石之学开始强调文字以外的图像、工艺。当时的现代学制规划者，或许在“有用无用”标准下，并未全面地考虑金石之学的内涵，仅设“金石文字学”，作为史学的辅助。国粹学堂的设计则相反，“金石学”不归入史学，而是与美术等共同隶属于“考古学”。在没有进一步材料证明的情形下，“金石学史”具体指代为何还是疑问(73)，但其与美术的密切关系却是显然的。
                  三、“金石学”、“古器物学”与教科书
进入民国后，遗老遗少、世家贵胄品评金石书画，依然是风雅趣事(74)。以古董买卖发家的人也不少，西安的阎甘园“善书画，嗜金石，所藏至富，竟以此起家”(75)。曾在张之洞手下任官的姚贵昉，辛亥后“访古河朔，售古物以给朝夕”(76)。不过，晚清以来逐渐建立的大学院和分科治学的方式，使学院派的古器物古文字专家更注意构建自身学科的“正当性”，即描述学科研究对象、范围、方法及学科发展史。
清季的现代学科规划者将“金石文字学”列为史学科的研习项目之一。民初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则把“考古学”与“美术史”当作“历史学门”的应习科目(77)。1913年蔡元培等人组织“人地学社”，学业规划中列有“古物学”课程(78)。1917年北大文科增设史学门(79)，在年底公布的《文科大学现行科目修正案》中，“金石及考古学”被列为史学门的选修课之一(80)。次年4月，蔡元培邀请罗振玉到北大担任“古物学讲座”。罗振玉婉拒，但作《古器物学研究议》登载于《日刊》上。
1919年，北大史学系开设了“金石学”课程(81)。在次年刊出的《国立北京大学讲授国学之课程并说明书》里，“中国文字学”与“金石学”分别是“本科中国文学系”和“本科史学系”的课程。《说明书》解释“金石学”课：“一年讲完。中国钟鼎彝器甲骨碑版文字，大有裨补史学。此学浩如烟海，提纲挈领，成为有系统之组织，以为史学之补助科学焉。”(82)
约略同时，梁启超写作《清代学术概论》，依然以流派论“金石学”，并不重其“史学”的属性。如“考证精彻”的《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颇似类书”的《金石萃编》、专举目录的《寰宇访碑录》；顾炎武、钱大昕等人“以金石为考证经史之资料”，从金石中“研究文史义例”的黄宗羲是另外一派，“专讲鉴别”的有翁方纲、黄易，“专讲书势”的有包世臣。自晚清以来金石之学的变化也反映在梁启超的总结中，他认为“叶昌炽著《语石》，颇集诸派之长”，“石学”之外有“金文学”，但古器物“花文雕镂之研究”却未见进行(83)。
罗振玉的《古器物学研究议》和马衡的金石学讲义则从学科的角度进行论述。罗振玉从收藏研究的范围着眼，认为“古器物学”比“金石学”更名正言顺。因为宋人收集古器物范围很广，至后世变为“彝器款识之学”，范围反而狭隘，“其器限于吉金，其学则专力于古文字”。清代嘉道年间以后，古物研究范围再度扩大，但从事斯学的学者未曾更订名称，仍然附属于“金石学”。他认为已经到采用“古器物学”名称的时候了，因为“古器物能包括金石学，金石学固不能包括古器物”(84)。罗振玉指出“古器物”之名称也是宋人所创，此时采用，似有以复古为创新的意图。
马衡在北大开设“金石学”一课之前，曾在《通史材料征集议》里把“金石(附甲骨)”与“器物”分成并列的两类，“金石”即“金石遗文”。开设金石学课程之后，他在讲义中说：“金石者，往古人类之遗文，或一切有意识之作品，赖金石或其他物质以直接流传至于今日者，皆是也。以此种材料作客观的研究以贡献于史学者，谓之金石学。”他说，宋代始有专治金石学者，“欧阳修《集古录》为金石有专书之始”，至“郑樵作《通志》，以金石别立一门，侪于二十略之列。而后金石学一科，始成为专门之学，卓然独立，即以物质之名称为其学科之名称矣”。也就是说，金石学始于宋代的标准，为“有专书”，如《集古录》和《通志》。
马衡并不认为专注于“文字”是清人的特点，说宋以来治金石的学者大致可分二类，“其一可名为古器物之学，……其一可名为金石文字之学”，两者皆不以金和石为限，前者“凡属三代、秦、汉之器物皆供赏玩”，后者“不论物质之为何，苟有镌刻之文字，皆见采录”。不过，两者的范围都有扩大的趋势，“最初仅限于器物及碑碣，其后乃渐及于瓦当砖甓之属”，到“今日”范围就更宽了。因此，“今日之所谓金石学，乃兼古器物学、金石文字学而推广之，为广义的学科名称，非仅限于狭义的物质名称已也”(85)。
罗振玉与马衡都是在现代学科观念下寻找“关于金石古物研究”的学科认同。罗振玉以清代的金石之学“专力于古文字”，而宋人著录却“微论文字与否，悉图书其状，详记其所出之地，藏器之人与重量尺寸，其法颇备”(86)，故主张恢复宋人发明的“古器物学”一词。马衡以无论清人宋人对于金石古物研究都有偏重文字与偏重器物两类，故主张沿用宋代郑樵“金石略”的办法，“以物质之名称为其学科之名称”。由此而来，似乎不能把罗振玉的“古器物学”当作较“金石学”更“进步”的学问，这两者其实只表达了对历史的不同看法，而对于学科的设想大致相似。
这种相似性不仅体现在对学科研究对象范围的定义上。罗振玉将古器物学的研究法分为两项：类别与流传。类别即划分古器物种类，有礼器、乐器、车器马饰、古兵、度量衡、泉币、符契玺印、服御器、明器、古玉、古陶、瓦当砖甓、古器物范、图画刻石、梵像等。马衡先以材质分铜器、石刻与金石以外诸品，于铜器中分礼乐器、度量衡、钱币、符玺、服御器、古兵，于石刻中分石、碑、造像、画像、石经等，金石之外有甲骨、竹木简、玉、陶等。故分类的办法也很相似，差异处则在于罗振玉更偏重于文字以外材料的叙述。罗振玉列礼器为首，说“古之宗彝，礼家所记，后儒罕见”，自汉至宋对礼经的笺注均多舛误，此外传世古器如鸮尊凤尊等，皆不见于礼经，故礼器仍有待目验而后补旧闻(87)。马衡对礼乐器的表述，也以订正礼经为中心意思，并细分其为烹煮器、黍稷器、酒器、脯醢器等(88)。
戴家祥说，马衡曾是罗振玉的弟子(89)。罗继祖也提及马衡时常向罗振玉请教考古学，而罗振玉在访求古物以及古物信息方面不得不有赖于马衡和徐鸿宝，因此他们“交往频繁，也时常通信”。马衡与王国维的关系也很密切。虽然罗继祖认为马衡并没有明白王国维的“品质和思想”，却提到他“新炙观堂的时间很长，又遍读所有著作”(90)。不过罗振玉与王国维的通信表明，二人并不以马衡为弟子，但马衡的确常向罗、王请教。北大聘请罗、王之事也曾由他居中联络(91)。后人多将罗振玉在学术上的贡献总结为几个方面，即明清档案、甲骨文字、敦煌文书、汉晋木简和古明器等的收集、著录与研究(92)。事实上马衡也长期致力于保存和发现新出史料，如明清档案、甲骨文字、汉晋木简。王世民评价马衡最大的学术贡献在于汉魏石经及古代度量衡制度等研究(93)，这也是罗振玉曾关注的问题。故二人在金石古物之学上的看法相近，似乎也顺理成章。
中国传统本不主张对学问分科而治(94)，在以“分科”为前提的现代学术观念里，金石学便面临一种取舍。北大史学门开设的“金石学”课程，大致延续了晚清主张以金石考订经史一派的学术脉络。王季烈在1925年左右曾说：“明赵子函《石墨镌华自序》谓，所收过于都穆、杨慎，而视欧阳才三之一，视明诚才十之一。且跋语详于笔法略于考证，是近于论述法帖，非金石之学也。”(95)这样的看法正与前述缪荃孙、陆增祥的观点接近。
马衡虽然在北大开设了金石学课程，却在通史讲演会里列名“考古学组”，并在研究所国学门负责“考古学会”。1923年，国学门成立“古迹古物调查会”，马衡率先进行了新郑出土古物的调查(96)。这一年史学系的《课程指导书》中明确提出开设考古学课的目标：“考古学一门，为研究史学之重要补助学科，今亦正拟添设。而本国之金石学，亦为考古学之一部，宜先注意学习。”(97)
强调主动调查发掘、重视古物出土背景、并号称以一切古代遗物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在1920年后得到史学界极力赞助，过去所说的金石之学逐渐与时人口中的考古学相混。此时学术史的研究也成为发展新学科的手段之一。1926年10月，梁启超在北京学术机构为瑞典皇太子访华举行的欢迎会上作了一个演讲，题为《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他说，“考古学在中国成为一种专门学问，起自北宋时代”，至元明两代衰微，清初重新恢复，但“还不很盛”，“《四库全书总目》，关于金石书籍不过58种，金石目36种，存目22种”。他的统计是从《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得来的，经部与子部的部分古文字或古物研究并未纳入统计。他还认为：“由乾隆中叶以后，直至现在，一百五十年间，这种学问有很猛烈的进步，而且分科研究一天精密下去……关于考古的著作，数目增加，实在可惊。据我所看见过，认为很有价值，已经成书的，不下四百种。此外散在文集里的单篇，关于一部分的考据那种文章，更不计其数。”即便如此，“考古学还是很幼稚，前途可以发展之处正多”，尤其应向发掘和改进方法的方向上走(98)。
梁启超取四部分类中史部金石目录中的著作为中国“考古学”过去的成果，与其用流派的眼光观察清代的金石学大相径庭(99)。就在此后1个月，王国维为北京历史社会学会讲演《宋代之金石学》，称赞宋人于古器有“多方面之兴味”，令人怀疑是不是针对梁启超以现代考古学立场出发切割传统的作法。
王国维认为宋人搜集古器，从私家到皇室，规模与范围都很大，金石之外瓦当、木简无不在当时好古家网罗之列。收藏之外传拓与著录也都兴盛，文录、图录、目录外，古玉、古钱等各有专书。考订方面，刘敞揭橥礼家、小学与谱牒三类，衍生为文字、形制与事实三项。文字虽有差谬，“然近世阮元、吴荣光诸家，未有以远过之也”；形制之学“为宋人所擅场(案，疑为“长”)，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之所定也”；宋人于古器铭中所见姓名、事实颇多穿凿，然洪迈、陈振孙已知其误。宋人依出土古器修改《三礼图》，徽宗之后，圜丘、方泽、太庙等都别铸新器，元明以后各省文庙礼器皆延续其制，“可见宋人金石之学并运用于实际，非徒空言考订而已”。因此他说：“汉唐元明时人之于古器物，绝不能有宋人之兴味，故宋人于金石书画之学乃陵跨百代。近世金石之学复兴，然于著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而于宋人多方面之兴味，反有所不逮。故虽谓金石学为有宋一代之学，无不可也。”(100)
正是在1926年前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讲师李济，开始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西阴村遗址就是在这一年年初被发现的。当王国维在北京讲演宋代金石学的时候，李济等人正好在山西进行着锄头考古学的事业(101)。当后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时，王国维的声音似乎被淹没了。
胡肇椿在《考古学研究热潮中现代考古学者应取之态度与方法》一文中，把现代考古学者“我们的范围”与宋到清时的金石学划开距离，“我们对于我国金石学者的态度。他们所研究的是考古学上的一部分问题，我们对他们应引为我们考古研究中之一员，绝没有排斥和歧视的意向”(102)。话虽如此，其意金石学为旧、考古学为新，金石学为局部、考古学为全面的格局已定。
自1920年代起，容庚便设想成立学社，以便在出版等方面资助金石古物研究者。1934年6月，他同徐中舒、董作宾、顾廷龙、邵子风、商承祚等人商议发起“金石学会”。在9月1日的成立大会上，参加的35位会员决定将旧拟的“金石学会”名称改为“考古学社”(103)。改名的动机虽未明言，至少可以反映时人观念中，“考古学”完全可以包括或者取代“金石学”。
在考古学逐步建立的同时，以经史典籍考订古物的方法也逐渐失去阵地。1923年新郑出土大量古物后，关百益根据陈列于开封的器物撰成《郑冢古器图考》一书，完全以考证经典的办法进行。1929年，史语所考古组与河南省博物馆馆长何日章派出的队伍在如何考古上引发笔战，傅斯年称：“何氏中仅有一位号称古学家之关君，从未一履安阳工作之场。”(104)这位关君，即是关百益。不久，河南省博物馆出版《馆刊》，第1期里即有关百益讲述、赵惜时笔记的《考古学大意》一文(105)，内容已与傅斯年、李济、胡肇椿等人所说大体相近。
可能因为各大学史学或美术门类仍然将“金石学”列为修习的课目，解释金石学为何的著作仍然不少。郑师许1930年在上海正风文学院讲授“金石学”和“古文字学”课程，“首先感觉着的问题，就是没有初学的课本。以‘金石学’而论，截至最近时止，前人的著作，不下一千余种，可是都是零篇琐记，只足为于这学已有门径的人们浏览；从没有有系统的通俗课本，堪为教室里讲说之用。这时我便自告奋勇，着手自编讲义，一以通俗而系统化为主”。不过，他接着叙述说，1933年李济、董作宾、张天方、卫聚贤、胡肇椿等“考古的朋友”相聚于上海，每每谈及“考古学至今所以不能发达，实因通俗的书籍供应太少”，于是便成就了他编辑“通俗考古学丛书”的动机(106)。在这篇文章中，郑师许将“金石学”置换为“考古学”显得没有丝毫困难，提示出在他的观念里，两者本是一物，但他显然更喜欢用“考古学”。
鲍鼎将金石遗物上所载的文字文献作为金石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他在《金石学之原始时代》一书中，以西方现代考古知识同中文典籍结合，证明中国金石铭刻的历史悠久，与人类经过石器时代、铜器时代的阶段吻合，言下之意即在证明由金石文字考证史事不仅正当而且重要(107)。
陆和九也把“金石学”定义为文字之学，明确区别“金石学”与“古器物学”为两个门类。他在1930年代撰写《中国金石学讲义》和《古器物学讲义》，认为“金石学者，以文字为主干”，并且批评“近代金石学家，往往拘守国外考古家之学说，取金石甲骨陶玉竹木各类之有文字者，统名曰金石学，殊失金石学之本义”，故将《中国金石学讲义》分为“前编”与“正编”，划清“金石”与其他文字材料的界限(108)。
但是，把金石之学视为“金石(文字)学”与“古器物学”两部分的看法得到了较广泛的承认。刘节在《中国金石学绪言》中提出，宋人治金石学并非以赏鉴为目的，而是考订古器物“文字、事实、形制”，发展至清中叶成为“史学之中坚”。他分段叙述了清初至乾嘉以后以金石文字“证经”的历史、自宋代以来对古代乐器兵器等器物和礼乐制度的著录考订以及泉币、陶器、碑志的研究，认为“自来言彝器图录款识之书者，其器不限于吉金，其学不专于古文，实可名之曰古器物学”。他认为，既然前人未给金石之学正名为“古器物学”，那么现在继续使用约定俗成的“金石学”也并无不妥。并在文末指出“今后之治斯学者，则当随近世考古学之新趋势以求其方法之进步”(109)。
在刘节随后发表的《考古学社之使命》一文中，“古器物学”的概念仍然比较明确地指向“名物制度”的研究；“金石学”与“考古学”两个名称却显得十分含混。他说，“在十余年以前，中国根本没有考古学。只有所谓金石学，其内容是拿考古学同古器物学合起来的一种学科。既无严格的范围，无又一定的方法”，中央研究院的李济、梁思永等人的工作开启了“中国考古学的新纪元”，今后“考古学者同古器物学者应该分工合作……考古学者因为注意发掘的方法，对于许多旁的学科要特别留意。如地质学，人类学，古生物学，古代史之类。于是古器物的研究不能不假手于另外一班人。然而古器物学者假定不知道古器物出土时的情形，就不能着手研究。所以这两件事是不能离开的。而且地面上可以找得到的古器物，也要注意搜罗的方法，因此古器物学者为得要考定名物制度，务必同考古学者取得密切的连络”(110)。
中国考古学是在新史学的影响下发生的，对旧时代的金石之学的理解，也大体被限制在历史考据的领域。相比之下，民国书画美术界学者更为注意到金石之学的流派区别。吴昌绶曾说：“近代言金石者颇不乏人，愚意总嫌骨董气太重。前贤动以证经补史作大题目，其实搜残剔剩，所得几何？不若质言文章之美，书迹之工，与夫图画艺术之精异，较有真际。再进言之，直是吾侪之嗜好已耳。以嗜好之专，自成一种学问，眼福远胜古人。”(111)实际上民国时期著名的金石学者都与书画界联系紧密，自身也擅长书法等艺事，如马衡(112)、顾鼎梅(113)、朱复戡(114)、褚德彝(115)、宣古愚、鲍鼎等。容庚、商承祚等任教于大学文史考古各门的学者，也同样精通书画。艺术学校里开设金石学似成惯例，如刘海粟请顾鼎梅讲授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金石学”课程(116)。沙孟海则因“金石学”与“篆刻”联系紧密，而提出要注意两者的区分(117)。
书画家姚华认为，清代的金石之学都是围绕文字而进行：“金石之学旧分两派，覃溪重赏鉴，兰泉重考据。赏鉴取法书势而已，考据则尺寸行列款式及诸无字处皆关考校。故自兰泉以来收藏之家皆轩碑而轾帖，珍整纸而贱剪帖者此也。”(118)他认为文字之外还有绘画也当注意：“自来金石考证率专力文字，至画像石刻，或以其为古遗迹，姑存之耳，非好其画也。远如六一、明诚，近如兰泉、筱珊，著书勤慎，信而可征矣。顾所录画像，除题目而外，多无说以明之，良由不通绘事，且名物考据多费钩稽，故遇无文字之刻即会阙如。如牛空山辈稍稍于画像有所说明，而无所发挥。故治画于金石，今方萌蘖。而鞠如已为之于道光之时，此予所心服而无已者也。”乃是从绘画的角度评论以前的金石之学。他并且提出“分部”研考金石刻书画，如人面勾勒的变迁，从汉代武氏石室像刻作风字形或斧形，到六代造像略变为同字形，到唐宋再变而为田字形。他说：“其源流为向来书画著录所不及，甚矣金石书画固非兼治不能有功也。……予于绘事自惭浅涉，金石又所得不多，惟性喜博览，能两言之，所以心服鞠如如是也。”(119)
朱剑心在1930年代末撰写的《金石学》再度综合了金石之学的多方面特点。他并未把金石之学看作经学、史学或其他学科的附属，认为“金石学”即“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图像之体制，作风；上自经史考订，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也”。其价值体现在对三方面的学术有所助益：“一曰考订，统经史小学而言；一曰文章，重其原始体制；一曰艺术，兼赅书画雕刻。而骨董家之鉴赏把玩不与焉。”在重版序言里，朱剑心指明该书“综曰金石，实包括古器物之大部”，“金石”为“沿用旧称”而已。在朱剑心的构思中，研究方法甚为重要，“攻究之法，自北宋以降，日益精进，迄于今，凡访求、发掘、整理、鉴定、考释、著录之方，赖惜贤之启牗，有成例之可援”，但初版书中此一部分因故阙如。1955年重版时，朱剑心再次提到“研究法”，并称自己已经就此写出“十万言”，包括“导言、访求、发掘、整理、鉴别、考释、著录、欣赏、保存”9项，准备另行出版(120)。从目录看，似结合了传统金石古物的考订鉴别著录法与新兴的考古学调查发掘等方法。
大概在1940年代末，阎文儒撰写了一册《中国考古学史》，认为“根据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历史的科学，就是考古学”。因此，他完全在考古学的题目下，将上至汉以前下到清末的古物与古文字研究统统包括；从章节标题与内容的对应看，他把金石文字与文献的考释、金石目录归入“金石学”，把器物图录作为“古器物学”(货币、玺印、封泥多单独叙述)，把书画瓷器等的收藏目录与题跋笔记等归入“美术考古”，此外，还单独叙述历代出现的访古(“古遗址调查”)记录(121)。
前述马衡等人以“金石学”统括围绕古器物古文字的研究，但往往陷于辨别“金石学”是指总的名称还是指“金石文字学”的窘境。阎文儒用“考古学”史进行叙述，彻底将“金石学”圈定在文字考释和目录的范围，又不遗落与书画篆刻相关的古物研究。这一认识在此后的考古学界得到强化。
例如王世民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撰写的“金石学”词条：“它是在尚未进行科学发掘的情况下，以零星出土的古代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希图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形成于北宋时期，曾巩的《金石录》(其书不传)最早使用‘金石’一词。清代王鸣盛、王昶等人正式提出‘金石之学’的命名。……近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以后，仍有一些学者对非科学发掘所得的铭刻资料进行整理研究，但这种研究已逐渐演化为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因而金石学作为独立的学问已不复存在。”(122)
                        四、结语：金石学的“重建”
在清末民初现代学科体制建立过程中，金石之学在历史、考古与美术的教学范围内被不断地阐述，形成一种以“学科”思考的方式，从事斯学的学者也尝试建立一门独立的学科。但这门学科名字叫什么，它的研究对象与方法是什么，它从何而来，目的是什么，都无法找到较为一致的论述。
以新方法相标榜的考古学成为金石之学模仿与比较的对象，但正是方法上的新旧区别，使金石之学最终失去存在的土壤，成为“考古学史”中的幽灵。20世纪后半期，真正了解传统金石之学状况的考古学者恐怕已经不多(123)，考古学史的叙述也愈发突出从“金石学”到“古器物学”再到“考古学”的进化线条(124)。近20年学术史的发展，使现代形成的学科意识逐渐“去魅”(125)，而重现传统金石之学的真相成为可能(126)。
台湾学者刘龙心在研究中国史学的学科制度化过程中曾感叹说：“一个世纪以前，当中国知识分子正努力为中西学术会通之道找寻出路时，不会想到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几乎无法分辨何者为中学，何者为西学；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学科体制’，不但主宰了20世纪学术发展的主要形式，同时也彻底摧毁了我们对传统知识结构的认知……”(127)
中国传统史学在学科制度下进行“改造”与“重组”，形成了今天的模样；但挡在“学科体制”网筛上的尚有大部分传统学问与知识内容，金石之学便是其中一种。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知识结构并非是一成不变而与现代体制呈截然相对的两阙。金石之学在晚清以前固然不存在“学科”意味，却不妨以“流派”的形式出现。至现代学科体制建立之后，金石学已然为考古学所取代，而其内含之各方面，亦可为考古学所涵盖。但重建金石之学的面貌并不仅仅如流连于墓地的工匠寻找适当的措辞撰刻碑文，发掘历史上金石之学的丰富性，也为今天的考古、艺术甚至其他学问提供了更为生动的想象。

注释：
①本文所用“传统”与“现代”仅表示以清末民初数十年为界，在此之前姑且名为“传统”，并不代表一种长期不变的固定模式。
②参见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52-65页；沈颂金：《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的转变——以马衡为中心的考察》，《考古学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陆锡兴：《从金石学、考古学到古代器物学——代〈南方文物〉“名物新证”专栏主持辞》，《南方文物》2007年第1期；徐玲：《民国时期考古学概念的演变》，《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8期。
③参见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罗志田：《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近代中国史学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桑兵：《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见桑兵、关晓红主编：《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④本文意在辨析“金石学”在现代学科体制下的自我定义与认同，而以“金石之学”一词表示不带学科意味的围绕古器物与古铭刻进行的收藏考订与鉴赏等活动的总称。
⑤罗振玉：《金泥石屑序》，《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第1册，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8年，第156-157页。
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8页。
⑦震钧：《天咫偶闻》，转引自[日]内藤虎次郎著、吉川幸次郎译：《意园怀旧录》，《中和月刊史料选辑》，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00册，台北：文海出版社，第213页。
⑧叶昌炽：《语石》，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0页。
⑨曾朴：《孽海花》，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18页；参见潘祖年编：《潘祖荫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81册，第62页。
⑩王懿荣：《消夏六咏和潘郑盦侍郎师》，刘承斡编：《王文敏公遗集》，序于癸亥(1923)，《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82册，第239页；王颂蔚：《写礼庼遗著》，己卯(1939)冬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46册，第103-104页。
(11)罗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序》，《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第1册，第214-215页。
(12)甘孺辑述：《永丰乡人行年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7页。
(13)罗振玉：《集蓼编》，黄爱梅编选：《雪堂自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页。
(14)罗振玉：《前安徽建德县知县直隶州用路府君墓志铭并序》，《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第1册，第23-26页。
(15)瞿兑之：《宾虹论画》，虞云国、罗

校订：《铢庵文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49页。
(16)白谦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88-235页。
(17)易宗夔：《新世说》，《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80册，第436页。
(18)(19)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02、407-408页。
(20)参见易宗夔：《新世说》，《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80册，第520-522页。
(21)参见李岳瑞：《春冰室野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0册，第270页。
(22)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里，“经部”的十类中有“小学”一类，“小学”分训诂、字书与韵书三种。“字书”类包括：《急就章》、《说文解字》……《钟鼎款识》等书。《钟鼎款识》即通常所说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宋人薛尚功著。《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在其后加按语：“此书虽以钟鼎款识为名，然所释者诸器之文字，非诸器之体制，改隶字书，从其实也。至博古图中之因器及铭者则宜入谱录，不在此例。隋志并石经入小学，以刻文同异可资参考之故。然万斯大石经考之类，皆但溯源流，不陈字体，与小学无涉，今仍附之金石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41，经部小学类二，第28页)
在“史部”的16类中有“目录”类，分两种：经籍与金石。“经籍”类序后的案语称：“隋志以下皆以法书名画列入目录，今书画列入子部艺术类，惟记载金石者无类可归，仍入目录，然别为子目，不与经籍相参，盖目录皆为经籍作，金石其附庸也。”(《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85，史部目录类一，第22页)“金石”类包括《集古录》、《金石录》、《宝刻丛编》、《舆地碑记》、《吴中金石新编》等，末尾案语称：“隋志以秦会稽刻石及诸石经皆入小学，宋志则金石附目录，今以集录古刻条例名目者，从宋志入目录，其博古图之类，因器具而及款识者，别入谱录，石鼓文音释之类，从隋志别入小学，兰亭考石经考之类，但征故实，非考文字，则仍隶此门，俾从类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86，史部目录类二，第48页)
“子部”的“艺术”类序言：“古言六书，后明八法，于是字学书品为二事。左图右史，画亦古义，丹青金碧，渐别为赏鉴一途，衣裳制而纂组巧，饮食造而陆海陈。踵事增华，势有驯致。然均与文史相出入，要为艺事之首也。……摹印本六体之一，自汉白元朱，务矜镌刻，与小学远矣。”(《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12，子部艺术类一，第1页)子部的另一小类“谱录”包括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等，即《古今刀剑录》、《鼎录》、《啸堂集古录》、《考古图》、《宣和博古图》、《宣德鼎彝谱》等均入谱录类(《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15，子部谱录类，第1页)。
从《四库全书》的分类和各部分案语的说明来看，对古代金石器物的研究，汉志、隋志、唐志、宋志等各有不同。《四库》比较之后，以文史之学重文字出发，将考释文字的归入经部小学类，将记录和讨论各地、各类“古刻条例名目者”归入史部目录类的“金石”门，讲书法论笔势的入子部艺术类，而将主要记录图像的如《博古图》归入子部谱录类。
(23)张之洞：《书目答问》，《续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第631-639页。朱剑心认为“张之洞之《书目答问》，乃依郑樵《通志》之例，于史部别出金石一门，分目录之属、图象之属、文字之属、义例之属四类；然薛氏之书，仍入小学，犹未当也”(朱剑心：《金石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60-61页)。
(24)张之洞：《书目答问》，《续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第739页。“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以人为纲，大致类似道光年间李遇孙所编《金石学录》，该书自“魏晋”以后，收录与金石之学相关的人物及著作，范围宽泛，如所录宋代董逌的《广川书跋》，在《四库全书》目录中是归入子部艺术类的。
(25)顾廷龙：《吴愙斋先生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第62页。
(26)缪荃孙：《王仙舟同年金石文钞序》，《艺风堂文续集》，庚戌(1910)付刻、癸丑(1913)印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45册，第9页。
(27)陆增祥致缪荃孙，见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页。
(28)翁方纲：《洪筠轩读碑记序》，《复初斋文集》，道光丙申(1836)开雕，光绪丁丑(1877)重校，戊寅(1878)五月复据手稿补正61条，《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21册，第123页。
(29)翁方纲：《自题考订金石图后》，《复初斋文集》，第281-283页。参见氏著：《考订论上之一》、《考订论上之三》，《复初斋文集》，第296、302页。
(30)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20-622页。
(31)刘体智：《异辞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77册，第314页。
(32)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4，《拙盦丛稿》，光绪二十二年(1896)秋七月刊成，《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72册，第436-437页。
(33)参见查晓英：《文物的变迁——现代中国考古学的早期历史》，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6年，第42-55页。
(34)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戊子(1888)十一月十五日，己丑(1889)二月二十日，《续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第457、468页。
(35)叶昌炽：《语石》，第61页。
(36)王颂蔚：《写礼庼遗著》，第103-104页。
(37)顾廷龙：《吴愙斋先生年谱》，第190页。
(38)吴大澂：《古玉图考》，《古玉考释鉴赏丛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
(39)曾朴：《孽海花》，第34页。
(40)薛福成：《上古多龙鬼野兽说》，壬辰(1892)，《庸庵文编》，序于光绪一十九年(1893)，《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43册，第737-738页。
(41)薛福成：《俄罗斯禁搜古碑记》，壬辰(1892)，《庸庵文编》，第1067-1068页。
(42)张之洞：《劝学篇》，《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4册，第7、69、70页。
(43)严复：《救亡决论》，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3-44页。
(44)罗振玉：《集蓼编》，《雪堂自述》，第44、45页。
(45)罗振玉：《金石书录》，萧文立编校：《雪堂类稿甲笔记汇刊》，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93页。
(46)无作者名

iterary Notes 之"Old Chinese Porcelain and Works of Art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North-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42, 1911.
(47)邓实：《记古瓷赛珍会》，《国粹学报》1908年第12期。
(48)曾朴：《孽海花》，第237页。
(49)何刚德著、张国宁点校：《春明梦录客座偶谈》，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9、36页。
(50)陈重远：《骨董说奇珍》，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85-91页。
(51)顾燮光：《梦碧簃石言》，第144页；汪辟疆：《李详与蒯光典、况周颐》，见《光宣以来诗坛旁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8页。
(52)顾燮光：《梦碧簃石言》，第143、166、167页。
(53)鲍鼎：《抱残守缺斋藏器目》序，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34、535页。刘厚滋作文否定此说，见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410页注释第22条。
(54)Thomas Lawton, A Time of Transition: Two Collectors of Chinese Art, Kansas: Spencer Museum of Art,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1991, p. 8, 10, 11.
(55)顾燮光：《梦碧簃石言》，第144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政府收购端方所藏文物有关文件》，《民国档案》1995年第2期。
(56)Thomas Lawton, A Time of Transition: Two Collectors of Chinese Art, pp. 18-20.
(57)顾燮光：《梦碧簃石言》，第144页。
(58)端方：《陶斋古玉图》，上海：上海来青阁，1936年。
(59)[日]内藤湖南：《京都大学教授赴清国学术考察报告》，见钱婉约、宋炎辑译：《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26-28页。
(60)John C. Ferguson, Outlines of Chinese Art, first published 1919, New York: 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 1972, p. 33,38. Taki Seiichi在192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传统的中国收藏者关注于青铜器的铭文和出土地点，而流行的外国作法是把兴趣首先放在器物的形状与装饰上见Thomas Lawton, A Time of Transition： Two Collectors of Chinese　Art, p. 21。
(61)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辛丑(1901)年七月二十四日，《续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第605页。
(62)梁启超后来评论说：“此书专博不及诸家，而颇萃诸家之成，独出己意，有近世科学之精神，可以名世矣。”梁启超：《书籍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44(下)，第1页。
(63)叶昌炽：《语石》“叙目”，第11-12页。
(64) 参见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第二章第一节“晚清学堂教育与学科体制的建立”。
(65)甘鹏云：《潜庐随笔》，癸酉(1933)开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63册，第99-100页。
(66)(67)《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578，584页。
(68)刘师培：《编辑乡土志序例》“文学志”后“附金石志”，《国粹学报》第23期，1906年12月5日。
(69)刘师培：《中国美术学变迁论》续，《国粹学报》第31期，1907年7月29日。
(70)刘师培：《论考古学莫备于金石》，《国粹学报》第35期，1907年11月25日。
(71)《第六年国粹学报更定例目》，《国粹学报》第63期，1910年3月1日。
(72)《拟设国粹学堂启》，《国粹学报》第26期，1907年3月4日。
(73)民初学者尚把“哲学史”视为“哲学的大纲”，此处“金石学史”似也可能为“金石学之大纲”。参见罗志田：《大纲与史：民国学术观念的典范转移》，《近代中国史学十论》，第68-82页。
(74)参见宋路霞：《百年收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75)顾燮光：《梦碧簃石言》，第99页。
(76)罗振玉：《石交录》，《雪堂类稿》，第164页。
(77)《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646-647页。
(78)《本校增设人地学一课》，《北京大学日刊》第71、72号，1918年2月19日、20日。
(79)北京大学史学门设立经过及其较晚于其他学门的原因，参见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第97-125页。
(80)《文科大学现行科目修正案》，《北京大学日刊》第35号，1917年12月29日。
(81)《文本科史学系三二一学年课程时间表》，《北京大学日刊》第468号，1919年10月24日。
(82)《国立北京大学讲授国学之课程并说明书》，《北京大学日刊》第720号，1920年10月19日。
(8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第42-43页。
(84)罗振玉：《古器物研究议》，《北京大学日刊》第215号，1918年9月28日。
(85)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凡将斋金石丛稿》，第1-2页。
(86)罗振玉：《雪堂藏古器物目录序》，《罗雪堂先生全集》第4编第1册。
(87)罗振玉：《古器物研究议》，《北京大学日刊》第215号，1918年9月28日。
(88)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凡将斋金石丛稿》，第5页。
(89)陈鸿祥：《“衰死宁生”话自沉——观堂遗事片断》，《学林漫录》第9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3页。
(90)罗继祖：《观堂书札三跋》，《追忆王国维》，第495、510-511页。
(91)1921年1月18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1922年3月21日罗振玉致王国维信，1922年8月24、25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见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525、544页。
(92)董作宾：《罗雪堂先生传略》，《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第1册；并参见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第4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93)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王世民所撰“马衡”词条。
(94)参见罗志田：《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近代中国史学十论》，第1-24页。
(95)王季烈：《八琼室金石补正序》，《螾庐未定稿》，宝熙序作于甲戌(1934年)，《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00册，第14页。
(96)参见查晓英：《文物的变迁——现代中国考古学的早期历史》，第143-158页。
(97)《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十二年至十三年度)，《北京大学日刊》第1302号，1923年9月29日。
(98)梁启超：《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见卫聚贤编著：《中国考古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9页。
(99)以“宗派”或“学科”论学术史的办法及其在清末民国学界的运用，参见桑兵：《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载《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第1-42页。
(100)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4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20-125页。
(101)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李济与清华》，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102)胡肇椿：《考古学研究热潮中现代考古学者应取之态度与方法》，《考古学杂志》创刊号，1932年。
(103)容庚：《考古学社之成立及愿望》、《社务纪要》，《考古社刊》第1期。
(104)《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君来函》，《史学杂志》第2卷第4期，1930年9月。
(105)关百益讲述、赵惜时笔记：《考古学大意》，《河南省博物馆馆刊》第1、2期。
(106)郑师许：《通俗考古学丛书编辑计划》，《考古社刊》第1期，1934年。
(107)鲍鼎：《金石学之原始时代》，上海图书馆藏刊本，书名题写于“庚午”(1930)年。
(108)陆和九：《中国金石学讲义》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109)刘节：《中国金石学绪言》，《图书季刊》第1卷第2期，1934年。
(110)刘节：《考古学社之使命》，《考古社刊》第2期。
(111)吴昌绶：《评语》，《梦碧簃石言》。
(112)马衡进入北大后曾任书法研究会导师，后曾任西泠印社社长。
(113)郑逸梅：《顾燮光的金佳石好楼》，《珍闻与雅玩》，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3-12页。
(114)郑逸梅：《艺坛大师朱复戡生平》，《珍闻与雅玩》，第140-150页。
(115)郑逸梅：《褚礼堂作书一笔不苟》，《珍闻与雅玩》，第243-244页。
(116)郑逸梅：《顾燮光的金佳石好楼》，《珍闻与雅玩》，第8页。
(117)陈振濂：《关于篆刻艺术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http://www.zgzkw.com/bbs/viewthread.php?tid=6692。
(118)姚华：《跋龙藏寺碑为袁伯华》，《弗堂类稿》，王伯群序作于1930年，《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0册，第521页。
(119)姚华：《题邵伯絅藏张鞠如人物十六事卷子后》，《弗堂类稿》，459-463页。
(120)朱剑心：《金石学》，“序例”、“重版序”、第3、4页。
(121)阎文儒：《中国考古学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122)王世民：《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金石学”词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123)如刘凤君说：“……绝大多数金石学家不是把它们(案：指铜器等古物)作为美术品进行研究，而是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他们向以艺术为小技，‘辄不屑为’，未曾进行形制和花纹的深入研究。”(刘凤君：《美术考古学导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8页)
(124)如王宇信：《近代史学学术成果·考古学》，见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52-62页。
(125)参见桑兵：《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见桑兵、关晓红主编：《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第1-42页。
(126)如李零曾认为我国旧名“金石学”的学科，照现代术语应叫“题铭学”，即“Epigraphy”。但他在近期的研究中，已经更详细地说明宋代金石学在器物与铭刻两方面的贡献，并说明古物与古文字的研究同复古艺术有密切关系。见氏著：《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169页；《铄古铸今：考古发现和复古艺术》，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127)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