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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我受过的文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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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2-12 18:03
标题:
我受过的文学教育
陈国球 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的中学教育,是在六十至七十年代香港的“英文中学”中完成的。“英文中学”的英语原作“Anglo-Chinese Schools”,意思是为华人提供英式教育的学校。这比通行的中文名称更能说明问题:相对于“中文中学”而言,“英式华人中学”一直是香港教育的主流(早在二十世纪初期,香港政府提供的教育当中,已有“汉文学校”和“英文书馆”之分,后者向来是学生争取进入的学校),更是殖民教育或隐或显的政策的集中表现。近年来,我对文学史、文学教育与文化意识之间的关系颇感兴趣。际此,《读书》编者来令,叫我谈谈香港,并作出不得用学究式语言的规限,于是我就站在怀旧的檐沿,把旧事记忆拼贴剪辑一下,尝
试对我受过的文学教育作个粗略的扫描。
我要讲的是在中学过程中我对现代文学的认识。这里暂且不提古代文学,因为我想另外写一篇关乎我的专业的长文。
我想,“朱自清”是香港中学语文课本中一个最重要的符码。这个名字不单止是白话文学典范的象征,更连年累月的发挥符义功能(signification),潜移默化地模塑了在学的青少年对世界的认识。刚进中学的小伙子,谁不是在谑浪笑傲中度日呢?但同辈朋友中,没有几个不曾受过一读三下泪的《背影》感染,大家在预想异日严父的背影,尝试感知父子的关系有这样温柔的一面。小时候,我足迹所及之处,都是三合土建成的狭小空间;对于中学二年级所读的《荷塘月色》,印象最深的是这些属于“异域”气氛的句子:“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记得老师很努力地解说什么是“梵婀玲”,和月光有什么关系。我想,老师那时应该未听过“通感”的说法。以后,中三又由朱自清教我们观赏艺术;老师要我们将题作《一张小小的横幅》(原题《“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的课文还原为图画,还要记住当中的“沦肌浃髓”的“情韵”。
此外,还有些不怎么占记忆的文章,如节选自《伦敦杂记》的《伦敦动物园》、选自《语文影》的《论说话》等,无声无色的、或者不舍昼夜的,和我们度过中学五年的岁月。到了念大学预科班(中学六年级和七年级),还要读《论雅俗共赏》一文。你说,我们和朱自清有何等密切的友谊!
这个文学世界,其基调是绝对的阴柔(feminine)。《背影》固然是满纸的泪光;《荷塘月色》中的荷叶“像亭亭的舞女的裙”,荷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小小横幅》中的圆月“柔软与和平,如一张美人的脸”,海棠花枝“欹斜而腾挪,如少女的一只臂膊”;这些软绵绵的话儿,如果不是“宫体”,起码是“花间”。是不是教育家们认为少年人太暴戾,亟需“爱的教育”?于是我们要细读在泪痕中化解误会的《少年笔耕》(夏丐尊译,中一课文);又看到像“白衣安琪儿”的冰心向我们“微微的笑”(《笑》,中一课文),和我们通讯(《寄小读者通讯·十》,中二课文),诉说母爱的伟大。(《母爱》,中一课文)记得老师教同学在课堂中朗读唯美而煽情的写景名作《可爱的诗境》(易家钺作,中三课文),读到“我小立桥端,销磨了几度黯淡的黄昏,痴等新月的东升,惊醒了栖鸦之梦”、“我与她,变成了画中的诗人,诗中的画家,变成了灿烂的流霞,变成了团的明月,变成了并蒂的莲花”时,大家都要学习陶醉于其中。
中学的课文中,也不乏《岳飞之少年时代》、《祭田横墓文》、《祖逖传》、《大铁椎传》等满纸阳刚气的文章,但这都是文言文;感觉上,这是古人的世界,与我们的生活隔了不止一层。我们最亲近的现代文学名家,却都是文弱、感伤的,愁肠百结、涕泪交零的。在六七十年代的我们,还只是蒙昧的少年,对人生、对未来,对香港、对中国,都只会是惘惘然的无所向,自然未懂得思考自己的文化身分。在家、在学,就由父兄师长辈为我们指点前路。谁料,我们不知不觉间竟要延续上一代对已逝年华的感怀呢!
说香港的现代文学教育就像是老辈要留住已逝的韶华,不是无根的游谈。由三十年代到一九四九年以前,香港的中文教材,主要来自中国内地,例如商务印书馆的《现代初中国文读本》,就是香港政府颁布的课程标准指定课本之一。五十年代后,香港教育司署开始不批准学校采用内地出版的语文和历史教科书,改而重新编订中文科课程标准(内地已改称“教学大纲”,香港则仍然沿用一九四九年前大陆所用的“课程标准”一词),再交出版商编写课文。然而,所谓“重新”编订,只是异乎当时中国内地的课程,掌其事的人并没有乘机加入一些新的元素,来配合当时当地的社会文化需求。所选用的教材,十九不离以前中华、商务、开明等课本开列的篇章。再以现代文学的范围而论,叶绍钧的《蚕儿和蚂蚁》、《春联儿》、《篮球比赛》,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他所译的都德《最后一课》,鲁迅的《风筝》,周作人的《怀爱罗先珂君》,徐志摩的《想飞》、《我所知的康桥》,老舍的《趵突泉的欣赏》,巴金的《繁星》,许地山的《落花生》,以至徐蔚南的《山阴道上》、吕梦周的《水的希望》等等,就和上文提到的《背影》、《母爱》诸篇,从四十年代的中国,接枝传承,调控着香港由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青少年的文学观以至文化观、人生观。
例如: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好比《阿Q正传》的初级版,秉承“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对国民劣根性的反省;《最后一课》讲国家陷敌的文化危机,也是五四救亡与启蒙的意识的反映。朱自清的《背影》讲父亲要在各地流离谋事;叶绍钧的《春联儿》讲到老俞以大儿子抗日为荣;巴金飘洋到法国留学,在海上每晚与繁星相对;徐志摩到英国访罗素未遇,在康桥用长篙子撑船。这种种近代中国的人世经验,透过老师的口讲手画,牢牢的贴在少年人的心灵深处。我们还追随《风雪中的北平》(金兆梓作)、《白马湖之冬》(夏丐尊作)、《趵突泉的欣赏》(老舍作)等言说去作文化地志的认同,认识“我们祖国”的山川名胜,这种感
觉绝不是“伦敦动物园”和“康桥”一类地名所能提供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自五十年代以后香港和内地的文化联系不绝如线;在华人的文化场域中,不同的意识形态曾经历一番争逐。殖民统治者注意围堵当时大陆的政治文化,但对传统中国文化的传播却采取不干预的政策。由是,华夏文化反而可以在这个殖民地的土壤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保存下来。一九四九年后,不少内地知识分子寄情于香港,这一群“南来的庾信”,或者潜心儒学,或者薪传“五四”。他们与一直根据血缘而作文化体认的本土学人汇成一种力量,在不同的教育岗位,影响了香港新生一代的文化观念。在这里,“五四”、抗战,北平、白马湖,本是异时异域的情事,但却一股脑儿来到眼前。为我们讲授新文学的老师,因为直承“五四”遗风,所以会指出胡适是新文学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会教我们欣赏徐志摩“想飞”的浪漫;我们在课堂馀暇,可以多读点周作人、沈从文、林语堂、梁实秋的作品。我还记得读赵聪《五四文坛点滴》和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的经验,记得买到刚出版的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册时的情景。
这样得来的新文学知识,可能比同期的大陆学生全面,不必等八十年代以来文学史的重新书写,才陆续兴惊艳之叹。
也因为是“五四”之余,所以我们不必如台湾学生的废鲁迅、郭沫若、闻一多不读,也不必去猜“西谛”是谁(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台出版时,作者或题为“本社编辑部”,或作“西谛”)、不必以朱自清之名涵盖郭绍虞(郭绍虞的《语文通论》,作者题为朱自清)。
当我们数说文学教育在香港这个借来的时空中显出的独特优势,数说历史在大陆、台湾被刻意的遗忘时,其实不必沾沾自喜。我们之能够拥有这部分的记忆,其实也是透过另一种的遗忘去完成。香港学生接触到的现代文学教材,正如上文所说,太半是阴柔的浪漫,更有不少是中年人的感伤,对人生作回忆多于期盼。这种内容,大概很能配合当时老师们的感旧情怀。事实上,老师为我们开列的课外阅读书目当中,总少不了亚米契斯原著的《爱的教育》,夏丐尊、叶圣陶合著的《文心》、《文章讲话》,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等。这或许就是老师年轻时的读物,通过师生授受,我们就活在老师的回忆之中。
在六十年代的香港,叫少年人学习回首不属于自己的前尘,也就是对当前的情况少作闻问。在落马洲以北,弦歌诵习的《白杨礼赞》(茅盾一九四一年作)、《荷花淀》(孙犁一九四五年作),绝不会出现于香港的课程标准。这种取舍,也是意识形态的考虑;现在看来,虽然不必就谅宥同情,但起码可以明白了解。最令今天的我们感到失望的,是老辈们限制我们认识自己、教我们遗忘自己。
如果徐志摩的《浓得化不开》一类以大中原心态对香港作猎奇式描画的文本,不适宜作学校教材,我们为什么不能读施蛰存的《薄凫林杂记》,体会一下四十年代居于香港的中国人的“抗战气质”?为什么不读戴望舒的《山居杂缀》,分享香港市民傍山而居,迎风冒雨的滋味?我们的老师讲五四运动,为我们分析《答林琴南书》,但从来不提到香港仔有孑民先生的墓。我们也遗忘了叶灵凤的《香港方物志》、《晚清杂记》。至如许地山、萧红,都是遥远的中国神话的一部分,不知道这神话中竟有一角吾土。我们晓得《家》、《骆驼祥子》和《倪焕之》,就是未听过侣伦的《穷巷》,更不要说在课本中找到《未名草》的一章半段了。
香港,我们的一代,就是这么一个失去自己身世的孤儿。我们的记忆,或许于大家族中话聚天伦时,不无少补;我们的失忆,正好把这段野外求生的经历忘记。香港,本是借来的空间、借来的时间。
转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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