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李小山，南京艺术学院教授，美术馆馆长。出版著作有：《中国现代绘画史》、《批评的姿态》、《阵中叫阵》、《我们面对什么》。出版长篇小说有《木马》、《作业》、《有光》、《箴言》。策划并主持过数十个艺术展览。近日李小山发表文章回顾三十年间一些重大事件如凤凰岭书院开学典礼上学员向老师行跪拜大礼，《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等当年的热门事件并发表看法。 （本文作者：李小山 原文发表于《艺术当代》2015年第二期）  人们经常谈论我在三十年前那篇批评当代中国画的文章。另外，在很多场合我总是被问起，在当前“水墨热”的情态下，我是否改变了“穷途末日”的看法？说实在话，对这个话题我已深感厌倦了，翻来覆去，不过是一种表态——我看到许多这方面的文章和言论，都仅限于表态——或说，民族艺术大繁荣的时代就要到了，或说，现在的文化生态简直一团糟，离繁荣岂止万里之遥？这使我想起了小时候，我们的老师热衷于对我们灌输“好人”和“坏人”的概念，杨子荣是好人，座山雕是坏人，如此而已。   1985年7月，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研究生李小山的《当代中国画之我见》一文在《江苏画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画已走到穷途末路，只能作为保留画种，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在世的国画大师，引起美术界一场轩然大波。10月，《中国美术报》以《中国画已经到了穷途末日的时候》为题摘要转载，在中国画坛引起一场持久而激烈的争论。 自然，从现象看，当下的气氛确实非常热烈——这边在讨论宪政、法治；那边在讨论复兴儒学。这边在讨论普世价值，那边在讨论中国“国情”。这边在讨论“新权威主义”，那边在讨论分权。这边在讨论市场，那边在讨论精神。总之，一拨拨的人怀着一拨拨的念头，缺乏交集，抵制共识，无论在立场上，还是价值观上，都是鸡同鸭讲。秦辉不断呼吁“共同的底线”，身处同一个时代，连最基本的共识都没有，何以谈得上建树？  2014年11月，北京凤凰岭书院开学典礼上，学员向老师行跪拜大礼。 例如，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跪拜事件，明明是惊人的丑剧，王鲁湘等人却辩解为“尊师重道”。这种公然的强词夺理，是不是很穿越？是不是让人深感时间上的错位？再例如，上头提倡尊孔了，于是一群现代“儒”们弹冠相庆，寻章摘句，从董仲舒开始，一路追溯历史事迹，目的都是为了投身帝王事业做铺垫。我不喜硕学大儒钱穆的某些观点，譬如钱先生——包括不少与钱先生观点相似的学者，对华夏传统文化过于理想化，溢美太甚，其实并未脱出清末洋务派“体用”之说的二元论范围，有点“精神胜利法”的意思。产生在两千年前社会土壤上的孔子思想，肯定包含着精粹和糟粕。在法治、民主的环境下，其精粹可以为我所用；而在权力遮天、真理不彰的环境下，糟粕将无限放大。就像钱文忠竭力鼓吹的《弟子规》，能把孩子培养成现代社会的公民？我不赞同钱穆先生的某些观点，不等于我不钦佩他的信念，他的人品和学问。看看当下那些“儒”吧，信念阙如不说，调门还来得高昂，“货与帝王家”的用意是一目了然的。他们一味媚上愚下，是愚民政策的帮凶。信不信？时机成熟的话，他们当中有些人会像当年的杨度之流一样，大肆鼓吹帝制的必要性！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你总不能说“文革”就是好吧？你总不说民主是狗屎吧？是的，有这样的人，似乎数量比我们想象还多。我曾亲耳听到一位海归的大学教授义愤填膺地声称，只因为反右时期少关少杀了三十万人，才导致了现在有这么多向往西方制度的卖国贼。这是观点不同么？是看法不同么？显然不是，而是底线缺失，是人性缺失。当年鲁迅送给那些“大人先生”一个字：嘘！这会儿，我把这个字送给那些伪学者、真宵小！ 三十年前我的文章发表后，刘海粟老先生的评价一语中的：有大的姿态，没有大的学问。这是自然，学问是我一辈子的硬伤——并不是我不勤勉、不努力，而是我青少年时期生活在“读书无用”的环境，虚度太多，童子功全废，即便半路奋起直追，毕竟已经跛足。我唯一受鼓励的是：在一个谎话连篇，欺瞒成风，互相抬着走的时代里，一句真话抵得上五车学问。前一阵，有心人把我若干年前写的一组短文编辑出来，在微信里流传。我觉得十分奇怪，难道时间的车轮停止了么？所有的问题都在重复，所有的现象都在延续，我要说的和想说的都是老生常谈，并无新鲜东西。我经常提醒自己，不带有色眼镜，不要尖酸刻薄，既要看到负面，也要看到正面。鲁迅当年写过一篇揭示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的文章，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了鲁迅时代的文艺界群星闪耀。歌德说，没有一个作家或诗人不痛诋自己的时代，因为他们切身感受着这各种不幸和不义。这是对的，正如我一直不用知识分子概念，而用学者、专家称之，是因为我心虚。按照比较通行的对知识分子的定义，独立性、批判性等等素质，在我们这样的国度太稀缺了。诗意一点比喻，知识分子是苦难的夜莺，是牛虻，他们的眼睛盯着社会、历史、人性和自我的灵魂。当我们看到某个官员，心里嘀咕，会不会是贪官？当我们看到某个名家，心里嘀咕，会不会是骗子？这是一幅多么荒诞不经的画面啊！衣服脏了，可以水洗，脸脏了可以水洗，水脏了用什么洗？水脏了，所有人都是受害者。不让水脏，或者，努力把脏水澄清，是不是知识分子起码要做的？ 艺术领域的一切都可以当做我们社会的切片和样本，无序和混乱中展示着活力——这种活力没有方向，只求数量，不求品质，在欲望的驱使下无比高涨。谁都知道，当下艺术领域非常热闹，请注意，我说的是热闹，而非繁荣。举个例子，现在喜欢写毛笔字的人空前多，我手里没有数据，粗粗估计，大约几千万吧。其中的“毛笔字大师”有多少呢？有一次我和管俊戏言：你好好不画画，热衷写起毛笔字来了。事实证明是我跟不趟，写毛笔字的投入和产出比实在太高了，利润太大了。记得我在一位收藏家那里看他的藏品，一幅董其昌的书法长卷让我看得非常入迷，抬头看到墙上挂的林散之的两幅挂轴，顿时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林散之的字仿佛不是“写”出来的，而是“画”出来的。林散之是二十世纪的书法泰斗，搁在书法史的长河中尚有不足，何况当下的“毛笔字大师”？古人写字不是为了当书法家，因此有书法而无书法家。今天的情况正好相反，有书法家而无书法。听听前辈是怎么说吧——林散之说，书法热坑害了书法。沈从文说，书法家出则书法亡。  林散之书法横幅 其实，谈写毛笔字不是我的本意。写毛笔字和打太极拳和练瑜伽一样，有兴趣做，毕竟比打麻将、打牌有意思，写得好还能与艺术沾点边。我要指出的是我们所处的文化生态、艺术生态。许多人指责批评家不作为，我写过一篇《失语的快感》，指出在众声喧哗中在增添一点喧哗，是不是很无趣？三十年前我批评徐悲鸿、傅抱石、李可染等人，他们现在都是市场大红人，与艺术上的评价和讨论毫无关系，他们的画作只是金融衍生品。我记得我参加成都双年展的研讨会，投资人邓鸿既做教练又作裁判，而一众艺术家、批评家则忍气吞声。我对作为展览学术主持的刘骁纯、顾振清不满，因而直言，刘、顾两人在资本面前唯唯诺诺，有失学术的尊严。在北京的另一个会议上，我看到，文化部门的领导刚致完辞，一众专家、学者纷纷颂扬领导的指示如何及时如何重要，为大家指明了方向。一是资本，一是权力，真是攻城拔寨、所向披靡。以上两例不过了沧海一粟，既然大家已经习以为常，势必造成一种普遍的存在即合理的犬儒主义——而且，风气愈演愈烈，势单力薄的批评家会有什么作为？ 伴随着“大国崛起”和“第二大经济体”的威力，用纳税人的钱构建的各类官办美协、画院、研究院也跟着水涨船高。国家手里的银子太多，花掉一点无所谓。问题在于，美协、画院和研究院的资源性垄断非常厉害——它们起着导向作用，起着规范作用，以至传递给社会一种错误的信息：他们是被钦定的画家和书法家，身上都有行政级别，这样的话，他们不仅可以在这个系统内部理直气壮地分肥，也给社会带来了误导。在某种程度上，文化、艺术国有化比经济国有化的后果更严重。我看过不少画院画师们的展览，我发觉，许多所谓一级画师的作品简直弱爆了，与画店里的甚至地摊上的行货差别不大。他们仅仅是在吃级别，吃身份。看看胡润财富排行榜就知道，里面有许多画家是进入不到学术视野的。我有一个比喻，他们都是神笔马良，能画金山银山，却与艺术无关，更与艺术史无关。艺术的国有化和艺术的市场化像两根绞索，体魄强大的人尚且呼吸困难，身胚脆弱的人还不寸筋尽断？在此，我想隔空喊话，刘大为主席、杨晓阳院长，在经济基础已经十分牢固的情况下，你们带个头，把艺术还给你们所热爱的人民吧。我说的是还，而不是卖！ 其实，我对艺术市场化素来不反感，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就写过这样的文章。贡布里希说艺术该像市场，不该像兵营。贡氏指的当然不是买卖，而是指多样性和选择自由。中国当代艺术从地下到地上，从冷落到热闹，市场是功不可没的。市场或多或少解放了当代艺术家，把或多或少的选择自由还给了他们——在这方面，我和吕澎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不管是市场，还是西方的影响，都是艺术外部的事情。许多人热衷于重复一个论调：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把西方从现代到当代的一百年艺术史重演了一遍。这仅仅是一种说法，把中国当代艺术的丰富性做了简化处理。有一阵微信上流传甚欢：一个美国批评家把中国当代艺术说成是对人类智力的污蔑。这个老外要么无知，要么吃了摇头丸。因讨厌而贬斥中国当代艺术的人，因投资而讨好中国当代艺术的人——不管他是老外，还是自己同胞，都从不同方面证明了一点，中国当代艺术的不可或缺，以及它的日益壮大。我当然承认“西方中心主义”的云层仍然遮盖在我们头顶，而且，任何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都有这样一个逻辑起点，由于西方艺术的启发，才开始了挣脱束缚和自我解放的历程——这一笔明明白白地写在现代世界文明史当中。我曾经说，世界上只有两种艺术家：西方艺术家和非西方艺术家。请注意，我恰恰是反对贴标签的。优秀的艺术家、伟大的艺术家永远只有一个身份：艺术家。他身后有他的民族和国家，但更主要的是人类普遍价值的意义，是艺术本身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艺术家张晓刚创作的大家庭系列，在中国当代艺术与国际接轨的潮流中脱颖而。上图为创作于1995年的《血缘：大家庭3号》。  1995年，一群来自北京“东村”的艺术家王世华、苍鑫、高炀、左小祖咒、马宗垠、张洹、马六明、张彬彬、朱冥、段英梅，共同创作了《为无名山增高一米》，11个全裸的男女按照体重的顺序，从下而上以3、2、2、2、1的人数层层“裸叠”，最重的人趴在最下面，最轻的伏在上面，身体叠罗为一。  2010年泰特现代美术馆涡轮馆展出艾未未作品《一亿颗“葵花籽”》 无疑，“85新潮”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绕不开的话题。历史无情也有情，三十年来，艺术家们为中国当代艺术添砖加瓦，可以在实绩单上看到：《一亿粒葵花籽》、《天书》、《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大家庭》、《中山装》、《山不厌高》等等，以及众多艺术家的绘画、雕塑、装置、行为、影像、图片作品，奠定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标高。毕竟，与三十前年相比，艺术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已成常态。用康德对认识论的比喻，影子永远不会飞在鸟的前面。这像一种宿命，中国当代艺术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它挣脱不了现实的种种羁绊。85那批艺术家还有多少艺术生命力？新生代中又有多少值得期待的后继者？当年，老艾、黄永砯、张晓刚以及许许多多艺术家是在无望的压抑的境地下，凭着对艺术的热诚、凭着生命的张力的冲动，践行他们的艺术理想。现在，满地都是获得名利的的机会，成功学成了最大的信条，当代艺术会不会就此走向它的反面？秩序化、等级化和市场逻辑对每个人都起着强大的贬抑作用。一位记者对我说：名利毁了多少优秀艺术家啊！我反问，能被名利所毁，称得上是优秀艺术家？方力钧说得多好：像野狗一样生存。是的，如果一个艺术家一旦成了温顺的宠物，他的作品就像一朵毫无生命气息的塑料花。 我还想说说自己。去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准备出版一套批评家自选文集，邀刘淳向各位批评家约稿。我接到电话的一分钟内便婉言拒绝。我不得不说，作为批评家，我在这批评这事上始终三心二意——譬如，在方法论上、在针对性上、在判断力上，多年来甚少积累，拿不出满意的东西。再说了，我一向认为，无论在艺术上还是文学上和音乐上，创作实践永远是第一位的。三十年前我写了那篇文章，一夜之间成了批评家，说明批评家的门槛并不高——正如现在网络里和微信里有成千上万人在发出批评的声音，他们中有的人也是批评家。我提个建议，批评不是斗嘴撒气，像鲁迅说的，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听从理性，尊重常识，讲道理是最有力量的。我自己就希望在理性和常识的引导下，针对现实问题，多写几篇像样的批评文章，不让那些对我有所期待的人太过失望。 2015/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