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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论叶圣陶对我国语言改革的贡献 [打印本页]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2-21 10:42
标题: 论叶圣陶对我国语言改革的贡献

论叶圣陶对我国语言改革的贡献
浙江丽水学院中文系徐龙年
《学术研究》2006年4月第4期

　　[摘　要]　叶圣陶是一位伟大的语言学家，他认为思想全都依傍语言，语言是思想的定型，语言和思想是“二而一”的；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绝对不能视为小节，谁都应该花气力认真学好；现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规范化不仅仅是语言问题，它与每一个人的工作、生活及各行各业乃至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行都直接相关，必须高度重视，努力实践。叶圣陶对语言的本质、功用和汉语规范化诸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和精辟的见解，为推进我国语言的纯洁、健康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关键词]　叶圣陶；思想与语言；交流工具；语言教育；汉语规范化
　　[中图分类号]　　　　[文献表识码] A　　　　[文章编号]
　　叶圣陶先生（1894-1988）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伟大的语言学家。他对语言的本质、功用和汉语规范化诸方面都作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发表了许多极其精辟的见解。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叶圣陶的语言观始终与学校教育、文艺创作、广播出版以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推进我国语言的纯洁、健康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思想依傍语言，语言定型思想

　　社会上的每个人，几乎时时刻刻都离不开想心思，都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思维，但是，人们是依靠什么来想心思，来进行思维的呢？自古以来很少有人对此作过深入的探究，直到十九世纪以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才第一次掀开了它的神秘面纱。马克思首先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① 斯大林的研究结果也否认有“赤裸裸的思想”。② 他们都认为，离开了语言，那种没有质料也没有形式的空灵玄妙、难以捉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
　　叶圣陶深知语言与人类一切活动的密切关系，于是，在对马克思、斯大林等经典作家的语言观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之后，用十分通俗晓畅的语言文字作了表述：“思想决不是无所依傍的，思想依傍语言。思想有它的质料，就是语言的材料，就是语汇。思想有它的形式，就是语言的规律，就是语法。无论想得粗浅的，想得精深的，都摆脱不了语言的质料跟形式。无论这个民族的人，那个民族的人，他想的时候都摆脱不了他那个民族的语言的质料跟形式。一个人学会了旁的民族的语言，他也可以依傍旁的民族的语言来思维，可不能一种语言也不依傍。脱离了语言就没法思维。”③
　　显然，叶圣陶对语言的表述更适合我国广大人民的理解水平和接受能力。紧接着，叶圣陶又指出：“生活是根源，语言是手段。”③ 意思是说，思想的源头在生活，语言则是形成思想的手段。这与恩格斯关于“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④ 观点完全一致。叶圣陶认为，只有直接或间接经历过、体验过，才会有各种各样的思维；经历、体验得越多，思维就会越丰富。经历过、体验过的生活都是以语言的形式藏在头脑里的，要让人家知道就必须把它拿出来；要拿出来就得把内语言化为外语言：说出来就是口头语言，写下来就是书面语言。
　　人们在实践中常会发现，对有些事情，我们能很快地说出来或写下来，对有些事情却不能，这是什么道理呢？叶圣陶认为完全与语言有关：“凡是立刻拿得出来的，必然是已经形成语言或者极容易形成语言的东西，凡是不能立刻拿出来，要待想一想才拿得出来的，必然是还没有形成语言的东西。”③ 比如，人家问你平时爱看哪些报刊，你立刻就可以回答；这是你头脑中已经形成的语言，所以拿出来就是。又如，人家问你吃过中饭没有，无论你是吃过还是没有吃过，你都可以立刻回答；这是极容易形成的语言，所以一下就拿出来了。但是，如果有人问你南北朝时的祖冲之为推算圆周率经历了哪些艰难困苦？他提出的圆周率约率和密率分别是多少？估计一般人就不能立刻回答，必须好好想一想。最终想清楚了（想得正确不正确另当别论），你才可以回答；或者最终还想不清楚，你就只好老实说回答不出。在这里，什么叫想清楚，什么叫想不清楚，归根结底还是个语言问题。当你在想祖冲之、圆周率的时候，必然会涉及到很多方面的知识和学问，这些个知识和学问全都是以语言的形式在你的头脑里出现的，决不会赤裸裸地出现（即不形成任何形式而出现）。如果你对祖冲之、圆周率进行过学习、研究而有所理解，那理解也必然形成语言的形式，决不会是赤裸裸的理解（即不形成任何形式的理解）。反之，要是你对祖冲之、圆周率没有进行过学习、研究，甚至完全陌生，那就终于形成不了语言的形式，换言之，那就叫想不清楚。由此可见，所谓想清楚就是能形成语言的形式，所谓想不清楚就是形成不了语言的形式。近几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专业及业余歌手大奖赛上，演员唱完歌后尚须接受综合素质考试；面对所选的题目，有的马上就能回答，有的要想一想才能回答（回答得对不对姑且不论），有的到最终都答不上来，这也是由这个演员对所选题目能否形成语言的形式决定的。当然，如前所述，语言的源头是直接或间接的经历和体验。
　　在叶圣陶看来，每个人在思维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说话，在不发出任何声音的自言自语。起初想不清楚，那是因为适当的材料（语汇）跟适当的组织形式（语句构造）还没有或无法确定下来。只有待到适当的材料跟适当的组织形式都确定下来，能够用语言明白通畅地说出来的时候，就是想清楚了。一切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无非是说成明白通畅的语言，简单的只消一句两句就行，繁复的就得多到几千句几万句。叶圣陶曾非常简要而明晰地指出：“语言是思想的定型。”③ 思想拿不出来，定型为语言才拿得出来：说出来可以让人家听见，写下来可以让人看见，人家凭你的语言就可以知道你想的是什么。语言不仅定思想的形式，同时也定思想的质料，因为语言里所用的材料就是思想本身的质料，语言和思想本来就是“二而一”的：思想依傍语言，语言定型思想；离开了语言的赤裸裸的思想从来不曾存在过，今后也永远不会存在。

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

　　叶圣陶多次指出，语言不仅是思想的依傍和定型，而且还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生活在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不可能独立存在，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绝对离不开相互交往，而相互交往过程当中使用最经常、最广泛的就是语言。列宁说过：“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⑤ 斯大林也说，语言“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及由词组成的句子记载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思想交流成为可能的了。”③ 所以，从人人每天都会碰到的交际需要考虑，我们也必须认真学好语言。叶圣陶1953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题为“语言和语言教育”的发言，他结合自己的体会指出：“要是我的语言杂乱无章，人家决不会承认我的思想有条有理，因为语言杂乱无章正就是思想杂乱无章。要是我的语言含糊朦胧，人家就决不会承认我的思想清楚明确，因为语言含糊朦胧正就是思想含糊朦胧。要是我的语言干巴巴的，人家决不会承认我的思想好像刚开的花朵，因为语言干巴巴的正就是思想干巴巴的。……总之，在思想交流上，我跟人家，人家跟我，关系是这样的：只有我拿出来的定型的语言对头，人家才会承认我的思维跟认识对头。反过来，我拿出来的定型的语言不对头，人家就无从承认我的思维跟认识对头。这是一条明白得很的规律。”③ 所以，从思想交流的实际看，我们完全可以断言，思想交流不靠旁的，就靠语言！那种视语言为小节的观点是失之偏颇的。人们为了充分发挥自身的价值，都希望说的话和写的文章与自己的思想完全不打折扣，收到思想交流的最佳效果，进而提高学习、工作、生活的质量和效益。一个人如果听语言，说语言，读语言，写语言的能力未得到很好的训练，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势必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障碍，所带来的苦恼和麻烦是不言而喻的。
　　无庸讳言，我国长期以来的语文教学是忽视交际能力训练的，读死书，死读书的现象较为普遍。学生毕业之后不少人甚至在人稍多的场合就产生惧怕心理，不敢发言，或者说话语无伦次，自相矛盾，不能准确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现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培养和训练广大学生从小就善于使用语言这一交际工具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近些年来，各地学校加强了素质教育，语文教学由只重视作文到读写并重，再到听、说、读、写四管齐下，开展了丰富多采的课内外语文活动，如演课本剧，组织社会调查，开展书报知识竞赛以及影视评论等，尝试着进行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语文教育，这些都体现了语文是交流思想情感的工具的本质特征，顺应了当代社会对语文教育更新更高的要求。
　　人们几乎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口头和书面的）交流，从而就每时每刻都离不开语言。但要熟练地运用和驾驭语言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经过认真学习，刻苦实践，方可渐入佳境。毛泽东就非常重视语言，1942年他在一次延安干部会的演讲中说：“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⑥ 他还为广大干部学好祖国语言指明了三条途径：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为了强调学习语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毛泽东指出，不仅教员、新闻记者、文艺作者和干部要学习语言，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对别人说话，就是在作宣传，就都应该学习语言。否则你的宣传就不可能生动活泼切实有用，而人民群众是绝对不乐意接受这样的宣传的。
　　叶圣陶的语言观从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家那儿得到营养和启迪，与毛泽东有关语言的论述不谋而合。在叶圣陶看来，毛泽东在演讲中所批评的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他们那些枯燥乏味、令人生厌的语言并非是脑子里未想清楚，他们也是想清楚了的，只不过是一种苍白乃至错误的清楚。叶圣陶十分注重使用语言要有群众观点，应时时处处考虑别让群众听了你的话，看了你的文章之后不明白或者费气力，甚至造成相反的理解。他老人家养成了一个习惯，经常将读报时发现的一些不利于交流思想的句子摘录下来，然后进行通俗浅近的分析。据我们收集到的资料，仅从1950年6月到7月初这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他就连续撰写了三篇这类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新闻工作》（双周刊）上，文中所引的例句全都来自《人民日报》：有的句子本该拆开来说的，却被糅在一起说了；有的句子说了不必说的或是该说而未说；有的句子则是不分场合对象乱用滥用文言成分。1950年，正值开国之初，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叶圣陶高瞻远瞩，把与每一个人的工作、学习、生活及各行各业乃至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行都直接相关的语言问题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足见其强烈的民族责任心和可贵的爱国热情。

努力促进汉语规范化

　　既然语言是人们日常交流思想须臾都离不开的工具，那就应该对语言的使用定个标准让大家来共同遵守，这自然就涉及到语言的规范化问题。叶圣陶对此有过一段非常通俗而深刻的论述，他说：“一个人住在本乡本土，交往的全是些本地人，使用方言尽够跟人家交流思想，在一切活动中调整共同工作了。要是来一个别地的人，彼此方言的差别比较大，或者到方言的差别比较大的别地去，方言就不济事了。这只有两个办法解决。一个办法是学会来的那个人的方言，学会所到的那个地方的方言。另一个办法是彼此不用方言，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来交流思想，在一切活动中调整共同工作。现在提出的汉语规范化就是后一个办法。以一种语言为标准，共同学会它，使用它，那就碰到什么地方的人都成，到什么地方去都成，一边说，一边听，心心相通，毫无阻碍。汉语规范化就是要做到这样。”③ 叶圣陶这里所讲的“以一种语言为标准”，指的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就语音而言，它在汉语规范化工作中的任务最为艰巨，因为汉语方言的分歧，语音方面最厉害。叶圣陶认为各方言区的人应该努力找出本地方音与北京语音之间差别的基本规律，然后长期坚持用心练习，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他希望语言研究专家和所有从事语言工作的同志都要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推广普通话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曾多次谈到广播工作，指出广播工作者与教师、演员一样，是语言教育的主要执行者，应该在语言方面多下工夫。1994年，国家语委、教委和广电部三部委联合发文，规定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师范院校的学生以及从事广播电视工作的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都必须通过普通话相应等级的测试，并将此作为上岗工作和职称评定等方面的必备条件之一。尔后又把测试的对象范围逐渐扩展到国家公务员和窗口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等。我们认为这确实是一项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明智之举，它对推进汉语语音的规范化建设已经并将继续发挥出越来越明显的作用。1994年刚好是叶圣陶诞辰100周年，得知这一消息，想必他会含笑九泉的。
　　就词汇而言，叶圣陶认为无论说话写文章最好全用普通话的词。究竟哪些词是普通话的词，哪些词是方言的词，应该作仔细的辨别和选择；为了避免用错，他倡导要“经常查词典”。③ 词汇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没有生命力的词将逐渐消失，而新鲜、生动、活泼、富有表现力的词却会像泉水般涌现出来，包括各方言区的某些群众口语、外来的词和文言的词，都有可能成为普通话中新的词汇。所以,许多有责任心的词典家在反复研究、力求完善的基础上不断推出新的词典。据笔者接触所及，著名语言学家李行健主编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现代汉语成语规范词典》（国家语委“八五”规划重点项目、新闻出版署“八五”重点图书，由近100位专家历时11年编制完成）称得上是其中的精品。这两部词典收词数量多，解词准确且紧密结合当今语言实践，尤其可贵的是在一些容易用错的词条末尾伸出一只醒目的小手，用图标方式进行“提示”。比如，在辨析“连”和“联”的用法异同时就提醒读者：“连”侧重相接，“联”侧重相合。“水天相连、连日、连年、连续、连接、株连、牵连”等中的“连”不能写作“联”；“联合、联邦、联欢、对联”等中的“联”不能写作“连”。又如，有的人没有搞懂“东山再起”、“豆蔻年华”、“万人空巷”、“不刊之论”、“美轮美奂”、“差强人意”等成语的真正含义，结果往往在说话或写文章时闹出了不少笑话，有时甚至还会把自己弄得很尴尬。仅以其中的“豆蔻年华”为例，有位男大学生曾在一次演讲比赛中慷慨激昂地说：“我们正值豆蔻年华，……”殊不知“豆蔻年华”是专指“十三四岁少女”的。类似的问题，其实只要一查词典，就全都明白了。经常查阅词典，等于生活在一大批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专家身边，随时可以请教，这等好事，何乐而不为？当然，对尚未养成习惯的人，经常查阅词典总会感到很麻烦，叶圣陶说：“麻烦当然有点儿麻烦，可是为了汉语规范化，为了把自己的思想确切地表达出来，谁都不应该怕这个麻烦。”③
　　就语法而言，各方言区的语法差别不会太悬殊。汉语语法是非常讲究词的排列次序和相互搭配的，“我吃饭”这句话，没有哪个地方的人会说成“我饭吃”、“吃我饭”，当然更不会说成“饭吃我”了。但是，语法的规范化仍然有许多事情要做，叶圣陶认为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出汉语语法的规律，明确地简要地说明这些规律，使本来能够运用语法的群众（要是不能运用语法，说出来的话就没有人能懂）自觉地掌握这些规律，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换句话说，就是需要一本切合汉语实际的语法书，作为大家学习语法的标准。”③ 按照叶圣陶的建议，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汉语编辑室立即组织了国内20多位语言学家，通力合作，几经讨论和试验，编写出版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1982年，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等人根据“全国语法和语法教学讨论会”提出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修订说明和修订要点》，以及据此产生的普通学校用的《教学语法系统试行方案》，多次征求意见，编写出版了《现代汉语》（试用本）一书，终于初步了却了叶圣陶的一桩夙愿。该书出版后仅三个月内就发行了四十多万册，对普及语法知识和语法规范化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当然，语法是从语言实践中归纳和总结出来，又反过来为语言实践服务的。叶圣陶强调，学习语法，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运用祖国的语言，而不是仅仅记住词法、句法里的一些条条框框就算了事。他早在1949年8月负责拟定的《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中就曾明确指出，语法等理论知识“都不作孤立的教学，孤立的教学徒然研讨一些死知识，劳而少功”。③ 可见语法教学必须结合千变万化的语言实践相机进行，否则的话，学生学了语法，恐怕仍不能解释诸如“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李白：《送友》）、“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商山早行》）这些“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千古名句，更不能解释随着社会飞速发展而不断涌现出来的许多极富表现力的语言现象。
　　综上所述，叶圣陶的语言观涉及到语言的本质、功用和汉语规范化等诸多方面，他的一系列有关语言的论述全都符合我国的国情，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有越来越多的人遵照叶圣陶的倡导，不断提高对语言和语言规范化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并且长期坚持努力实践，那就不仅能促进祖国语言的纯洁健康发展，而且还一定会在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　　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25页
　　②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0页
　　③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37，643，644，637，636，638，665-666，670，670，670，20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1页
　　⑤　《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6页
　　⑥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7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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