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sychoanalysis formed the most important cultural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 biography in 20th century and deeply influenced the latter. The modernization of biography wa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involvement of psychoanalysis. Sigmund Freud and his supporters' biographical practice contributed much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biography. Psychoanalysis also opened new fields and provided new viewpoints for modern biographical narrative, and pushed the discussion about some crucial biographical issues into a deeper stage.
精神分析对于20世纪西方传记的影响是巨大、深远和整体性的。20世纪西方传记的现代化与精神分析的介入密不可分,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的传记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传记的现代化进程。精神分析开辟了现代传记叙事的新领域、新角度,现代传记对传主的童年经验、精神病态、梦、性欲等问题的重视,对传主的身份认同、个人神话、无意识动机和深层人格等问题的探讨,无不与精神分析的启发和灵感密切相关。在传记叙事和解释策略方面,精神分析对“时间”和“记忆”问题的一系列洞见也更新了传记家对“传记事实”和“传记证据”的看法,启发了现代传记家打破传统的传记叙事模式,在过去和未来、事实和虚构、现实和梦幻之间建立了复杂的关联,通过对传主“精神地形”的层层描摹,传记家对传主的人生做出了更为深入的解释。在现代传记的叙事伦理方面,精神分析解释了或者说“合理化”了那些容易引发伦理论争的有关传主生活的主要方面,从而使得传统传记的伦理功能逐渐让位于现代传记对于复杂人性的理解,推动了现代传记叙事伦理的转向。此外,精神分析对传记作品及传记操作过程的研究和探讨也为理解传记家与传主之间捉摸不定的关系这一长期以来困扰传记理论界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洞察力。所有这一切,都将一系列重要的传记理论问题的探讨推向了深入。
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就西方传记在20世纪的新发展而言,弗洛伊德及其所代表的精神分析理论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甚至有传记家说,“即使弗洛伊德不出现的话,我怀疑我们也必须创造一个他出来。”[5](P87)传记理论家约翰·格拉提(John A. Garraty)早在50年代就曾从传记史的角度为这一介入做出了定位,称之为“自18世纪以来在传记写作中最为重要的新发展”。[21](P112)美国当代学者查尔斯·斯特泽尔(Charles B. Strozier)也指出,在过去的整整一个世纪里,“没有比精神分析本身在更大程度上改变传记的了”[22](P281)。
精神分析已经改变了20世纪西方传记的整体面貌,那么在新的世纪里,精神分析在传记中的位置在哪里?对于这一问题,精神分析学家约瑟夫·利希滕伯格的意见对我们仍有启发:
传记家要重视他自己伟大的人文传统的遗产,这一传统建立在一种关于人类的知识基础上,他总是和他身在其中的时代精神融为一体,而今天,随着精神分析的到来,这一新的看待人类心灵发展的洞察力已经改变了或者说已经构成了这一时代精神。[23](P62-63)
利希滕伯格的意思是说,我们要站在人类关于自身的知识总体、时代精神以及整个人文遗产的层面上来理解精神分析对于传记实践及传记惯例的改变;精神分析在当代传记中应处的位置说到底其实也就是精神分析在当代的时代精神和人文知识传统、在人类关于自身的知识总体中所应处的位置。历代优秀的传记家所取得的成功也都是和他们充分汲取其所处时代的优秀文化精神分不开的,普鲁塔克是这样,鲍斯威尔是这样,艾德尔也是这样;而艾德尔的成功显然得益于他对精神分析的优秀成果的创造性利用,这归根结底是他和自己的“时代精神”融为一体的结果。
与利希滕伯格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坎道尔(Paul Murray Kendall)则认为,优秀传记和所谓“时代精神”之间应该存在某种张力。他的看法是,一个时代的传记的质量取决于这个时代所能够达到的“心理意识水平”与这个时代所接受的关于生活的“陈旧观念”(established attitude)或“官方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优秀的传记作品应该挑战与颠覆种种陈旧观念。[24](P144)
我们认为,一方面,精神分析对曾经控制人类生活的种种“成见”作了强有力的颠覆和瓦解,更新了我们看待人性和人生的“知识气候”,③为我们的“时代精神”添加了新的要素,从而为传记家提供了探察人性的深刻眼光,极大地拓展了传记家对人类精神自由的理解,它的传记遗产理应为未来的传记家所继承和汲取;而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随着它本身已经或正在形成种种“成见”,精神分析也已经或正在对认识世界和我们自身状况的视野构成新的遮蔽。这在不少现代传记中精神分析方法对传记材料的模式化处理,某种“码砖式”的机械操作中早已表现出来。[25](P3)同时,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相对于过时的时代精神的颠覆性力量,其本身也潜伏着对这一颠覆力量的抑制。对此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指出:“精神分析好像是一种将欲望拖入绝境……的虚幻之物。……是一种反生命的东西,一种死亡、戒律和阉割的颂歌,一种超验的渴望,一种教士的神职,一种教士的心理。”[25](P164-165)他的观点有其特定的含义和指向,不无偏激、偏颇之处,但对于那些过度依赖精神分析方法的传记家仍不失为一个有益的提醒。优秀的传记家应当敢于突破他们自己也从属于其中的关于人性的现成观念而做出某种真正原创性的构想。
在当代,对于传记“科学性”的要求也日益强烈,我们讨论精神分析在传记中的地位时,这一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杨正润先生认为,传记文学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而“精神分析对传记文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的提高都是有益的”;[27](P94)高鉴国先生认为,有三种专业知识是传记作者需要掌握的,即“历史学、文学和心理学”;[28](P83)当代美国学者威廉·舒尔茨在论及弗洛伊德的传记写作时则特别指出,弗洛伊德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他结合了历史的、科学的和文学的方法来解释人的经验”,而其他人没有做到这一点。[29](P28)
但在精神分析的“科学性”问题上,长久以来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的作者阿伦·布洛克认为,弗洛伊德在人文主义传统中的地位“由于他的思想与文学和艺术的亲近关系以及他对文学和艺术的影响而有保证的”,但他却没有把握对弗洛伊德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做出同样的保证。[30](P219)实际上,围绕着心理学科的“科学性”问题,精神分析学派与非精神分析学派的心理学家们已经进行了延续至今的“百年大战”,[31]“差不多在弗洛伊德开始发展精神分析的时候,学院派的心理学家们正致力于将心理学弄得像是一门严格的科学”。[31]弗洛伊德拒绝以实验的方法验证其理论,而学院派的心理学家则认为精神分析的方法有失科学的尊严。
针对这种水火不相容、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诺曼·霍兰德在《精神分析作为科学》一文中,为精神分析的“科学性”作了一些辩护,希望有利于打破这种尴尬的局面。他指出,从实验证据来看,大量研究证明了精神分析的许多重要结论(当然也有一些未获得支持);而从方法论来看,精神分析使用的是一种整体论的研究方法(holistic method),而这种研究方法在许多社会科学甚至“硬”科学领域(hard science)也广泛采用。他认为,争论精神分析到底是“科学”还是“解释学”,或仅仅是“文学”,其实这一划分本身表现出的就是一种建立在“二分法”基础上的错误观念,[31]他暗示,我们应该放弃这种无谓的论争,消除学派、学科之间的壁垒,将精神分析的敏锐洞察力与建立在严格实验证据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正如他在另外一篇论文中所说:“我能够想象出的精神分析文学批评的最好未来,乃是一种来自精神分析和神经系统科学洞见的融合。”[32]
这一看法也适用于传记的精神分析解释。新世纪的传记写作需要将包括精神分析在内的心理学成果融入传记的历史和文学传统中去,同时,也正是在传记的历史和文学传统以及当代科学所构成的“时代精神”中,精神分析才能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而一个世纪以来的西方传记文学实践也表明,越是成熟的影响,就越是隐蔽的影响,就越少模式化和教条性的因素。这里尤其要强调指出的是,那些优秀的、堪称20世纪经典的传记文学作品无不是充满创造性的,远非我们自以为熟知因而感到已失去新意,但实际上仍是一知半解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条条框框所能包容。或许和所有充满生命力的理论一样,在新的时代精神的激励下,精神分析理论自身也具有某种自我发展的前景和与时俱进的潜能。我们相信,优秀的传记家应当有能力将这种潜能发掘出来,描绘出富有人性光泽的、令当代读者惊叹不已的人生图案。我国的传记文学在20世纪出现了长足的发展,我们有理由期待21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的良好前景。有学者大胆预言,21世纪的中国传记文学将会“产生优秀的伟大作品,出现优秀的、伟大的传记文学家”,但他同时也指出,要出现这样的诱人景象,中国的传记文学家必须“在借鉴国外优秀传记文学的经验的同时,克服自身存在的缺点与不足”。[33]而20世纪国外优秀传记文学的最大的“经验”之一就来自于精神分析的成功介入(当然也有不成功的实践所带来的反思和教训)。目前在我国传记界,也已经出现了一些具有明显精神分析心理学视野的传记作品。但总的来看,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原因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精神分析诸多合理因素还远未为我国传记写作者所充分吸收。在我国传记的现代化过程中,精神分析仍大有可为。我们需要总结并借鉴西方传记实践的成败得失,将我国优秀的传记传统与西方现代的传记方法结合起来,将传记的文学、历史传统和现代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理论中经过时间和实践检验的优秀成果结合起来,积极推进、提高我国传记文学的健康发展与整体水平。
注释:
①从威廉·T·舒尔茨主持的“心理传记”网站http://www.psychobiography.com/biblio.html上提供的1999-2005年的“心理传记”研究的目录来看,主要是单篇的论文,传记专著很少,而论文则主要是心理学对于传记材料的“利用”。
②谢尔登·诺维克在1996年出版的一部亨利·詹姆斯的传记中就对艾德尔的经典作品《亨利·詹姆斯传》中的精神分析色彩表示不满,“艾德尔写的不是詹姆斯的生活,而是无意识以及机械般的俄狄浦斯冲突”,他认为,艾德尔对詹姆斯“同性恋”的弗洛伊德式的解释“现在看来已经非常老套了”。Sheldon M. Novick, Henry James:The Young Mast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6 p. xiii.
③乔治·莫里蒂斯说,“在我们的时代,我们通过那些特殊人物的生平来表达我们情感,界定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传记……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知识气候”。Sumuel Baron et al. eds, Introspection in Biography, The Analytic Press, 1985. p.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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