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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对话刘国松 [打印本页]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7 19:26
标题: 对话刘国松
对话刘国松

　　——故国有神游虬松蟠昊穹　　刘晓林

　　中国绘画相对下的高度完善为当代的中国艺术工作者提供了足够的甘霖与沃土，同时也为他们设置下了无穷的荆棘与陷阱。如何在有着古老文明的神州大地上留下几笔堪称为“画”的作品实在不是易事！许许多多的人在无奈中渐渐习惯，许许多多的人在继承中自缚。当然，少得可怜、幸运的漏网之“鱼”仍然存在。若此的“鱼”自然有些不同反凡响。林散翁有诗在前：“吾人用尽毛锥笔，未入三分即罢休。以字写字本书奴，脱去町畦可论书。流水落花风送雨，天机透出即功夫。能于同处不求同，唯不能同斯大雄。七子山阴谁独秀，龙门跳出是真龙。右军如龙北海象，龙象庄严百世名。趸尾银钩真绝技，可怜青眚看难明。”
　　漏网之“鱼”如果跳出了龙门，其天地陡然生变——大道混一，不皦不昧，无端际涯的天地在等着。若此之俦已经可以在恍惚中寻端倪，在精微中觅宏大了！对于以“几幅春夏秋冬画，一个东西南北人。”自况的刘国松先生而言，至于是否是“台湾当代水墨之父”、“中国现代水墨画的先驱者”早已无关紧要。故国有神游，虬松蟠昊穹。我的认为，刘国松先生其人其艺在中国美术史堪书已无疑。书之多少，书之深浅，历史当会作答。　　
2010年5月，在大艺术家刘国松下榻华侨大厦之际，我拜访了先生。　　
刘晓林：刘先生，今天我们以聊天的形式来谈一下您的艺术与人生。您原籍山东青州，在安徽出生，曾辗转过许多地方，后来到了台湾。您是北方人却在南方成长，您是东方人却在西方成名。　　
   刘国松：是这样。我父亲是位军人，在我六岁时他就在一次战役中阵亡了。我和妹妹跟着母亲四处迁移，到过湖北、湖南、陕西、四川、江西等地。后来，我的妹妹也因为生活、疾病等原因早走了。从此，我和母亲相依为命。　　
   刘晓林：一个人的早年经历会对自己的一生产生长远影响。您在江西和湖北都上过学，1948年考入了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　　
   刘国松：那个年代真的很苦，不象现在。那时候我还小，不懂事，很调皮；母亲为了养活我，经常打一些短暂的零工。作为母亲太不容易了！1945年抗战刚胜利，我在江西金溪县立中学读书。1946年就到了湖北武昌，一天我得到了一个消息：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要在湖北招学生。在那个学校里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吃饱饭，于是我产生了报名的念头。同时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把我难住了，遗族学校只招湖北籍的学生。而我的籍贯不在湖北，这怎么办？我非常想进那个学校，只有试一试！我找到了负责招生的老师把我的情况说了，老师一听我原籍山东、父亲是军人，没想到竟然同意我报名了。原来，那个老师是山东人。现在想想，真的幸运。　　
刘晓林：在当时考学校也像现在采取“分区划片”的方式！如果当时刘先生不抱着试一试的念头，您的人生可能就要改写了。人生有许多的机遇，关键的屈指可数。其实您的这种幸运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您自身的原因，这跟艺术有相通的地方，在某些时候就要“不守规矩”；我一直对“规律当中有特例也是一条规律”秉信不移，许多人的成功与其抓住了“特例”密切相关。这背后归根结底与一个人的认识有关，当然与一个人坚强的信念也分不开。　　
   您进了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后，影响您一生“最大的幸运”降临了。　

刘国松：我当时没想这么多，就是想着进了那个学校后就可以不用饿肚子了。遗族学校是当时政府为军人子女办的，蒋介石的名誉校长，宋美龄任校长。
　　刘晓林：您的岳父是学校里面的校务主任？　　刘国松：我很相信缘分。我在班里当过学生伙食委员，带领着同学找校务主任吵架，要求提高伙食质量。校务主任（黎先生）把我记住了！　　

刘晓林：后来，您竟然找了校务主任的女儿做太太！当黎先生知道后讲了这样的话：学生那么多，选谁不好？偏选个我最不喜欢的——在刘先生进岳父家门时被“大大方方”地轰了出来！　　
刘国松：我采取了“策略”，把岳母讨好了，一切就成了。　　刘晓林：后来刘先生随遗族学校到了台湾，到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今台湾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就读。在这里正式拉开了您艺术生涯的序幕。在大学期间您就与同学举办了“四人画展”，1956年毕业后成立了“五月画会”。“五月画会”的成立在台湾美术史上是个重大的事件，它标志着台湾“现代艺术运动”的兴起。　　
刘国松：“五月画会”是在廖继春老师的鼓励下创办的。
　　刘晓林：廖继春先生在艺术上的成就很是了不起，中国内地知道他的不多。　　
刘国松：我在湖北读书时就学过国画，1951年以同等学历考进师范大学美术系开始学习西画。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西画，觉得西方的印象主义画派、浪漫主义画派、立体主义画派、巴洛克美术……太好了。我为此也写了不少鼓吹西方现代艺术的文章，但学了几年后自己有些茫然了，不知道该怎么画了。我想：作为中国人一味追随模仿西洋现代艺术思潮能不能行得通？我们中国人应该拥有我们自己的艺术。　　
刘晓林：于是您放弃油彩与画布，重新回到了纸墨世界，倡导“中国画现代化”运动。您使用了各种技法，拓墨渍墨、裱贴、喷刷、背染、滴流……您甚至向科学家做实验一样发明了““国松纸”，由此出现了“撕纸筋”和“抽筋剥皮皴”。您的老朋友、学者余光中先生以“浪子回头”来对此表示不可思议下的赞成；同时，许许多多的人也对您“现代化的中国画”表示了质疑与诘责：这还叫中国画吗？　　
您提出了有些令自己和他人感到可怕的念头与口号：为什么国画一定要用中锋？为什么国画一定要用笔呢？　　刘国松：这种在外人看来的“突然”其实经过了我自己非常多的思索。我重新把祖宗留下的“经典”做了梳理研究，最终回到了我们的中国画。尤其是1961年台湾故宫的一个古画展览改变了我的想法，我觉得老是跟着西方跑是不对的，一定要把油画丢掉，回到纸上去。　　
   对于“革中锋的命”、“不用笔”，我的真实想法是想把中国绘画的领域拓宽，不是为了否定传统。古人在中国画的“笔墨”运用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我们如果沿着古人的路往下走都已经很难了，更别说什么超越。我在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探索中发现，古人也有用弹粉、吹云、指头、甚至棉花、树枝等来做画的。　　
刘晓林：谈到这里，我想到了大艺术家林风眠先生。先生在《中国画新论》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西方绘画在描写和构成方法上以模仿自然为能事，常过于机械。中国绘画重视精神，倾向于写意抒情，但表现方法仍有不少局限，结果不能充分“自由地表现情绪上希求。”进而，他认为在绘画手段上（原料、工具、技巧、方法）也不应加以限制。　　人们对于传统的理解上存在不少误区，觉得传统一定是过去的东西、传统一定是好的东西。其实并非如此，我很赞同另一位大艺术家石鲁先生对传统的理解：“传统就是一代一代创造出来，传到今天就是传统。你如果创造得好，传下去就是传统。”也就是说，传统可以是过去的也可以是今天的，只有“创造得好”才可以叫传统。　　
刘国松：林风眠先生自然是大艺术家，整体来说他仍然偏重“传统”。　　
“革中锋的命”、“不用笔”是我对艺术创作的一种强调，并非是对此的一概否定当然人们如果用“中锋”和“笔”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也无不可。我很尊重传统，没有传统就没有国画近千年的辉煌。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水墨画到了21世纪，必须要变了。为什么？社会不一样了，我们的画也应该不一样。我们不是生活在明清时代，我们生活在现代。思想、生活不同了，画家们还完全坚持文人画的衡量标准的话，那样生长的土壤就会很少，前面的路就很短了。　　
艺术家如今需要面对的既有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也有西方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这两条脉络的交叉点在哪里？我们应该想明白：我们要画什么样的画。我在1961年就提出了“模仿新的，不能代替模仿旧的；抄袭西方的，不能代替抄袭中国的。”批评模仿传统是不对的，难道模仿新潮的就正确？反对学习中国传统绘画，难道抄袭西方艺术就是正确的？　　
刘晓林：无论是您的“革中锋的命”，还是您的老朋友吴冠中先生提出的“笔墨等于零”，我认为都是艺术家在特定状态下所谈的一种特定感受，都包含了强调的成分在里面。之所以在社会上产生了许多曲解，与人们不假思索的“尽信书”有关；作为艺术家本人来说也有责任在适当的时候做出解释才是。　　刘先生您一生都提倡艺术的创新并付诸艺术实践，所取的成就非常了不起。您有个著名的观点“先求异，再求好。”请你简要谈一下。　　
刘国松：你说的很有道理，不过不同的人对同样的事物在理解上确实存在差异。　
  　艺术创新是每一个想有所作为的艺术家的必经之路。人类在发展，艺术也需要发展。古人的东西的确有一些非常好，但我们怎么能总是吃老祖宗的“饭”呢？现在这个时代是“文艺复兴”的时代，从事艺术的人是空前的。艺术主要是艺术家自己的事情，但最终要有人欣赏才行。这么多的艺术家，大众凭什么要看你的作品？一个人在艺术上只有“先求异”才会引起社会的关注。
　  刘晓林：衡量艺术的根本标准是优劣而不是别的。　　刘国松：所以我说求异以后的落脚点仍然是求好，好的艺术很难得。
　刘晓林：什么是好的艺术？人们的意见不好统一。大美超越知理二性诉诸心灵体验与无限同行、与虚空结伴，不可言。苏东坡讲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精确的统一不可能，但大致的统一还是有的。　　
刘国松：好的艺术，不管抽象还是具象、不管西方还是东方，具有一定欣赏水平的人能够在内心里感受到。
　刘晓林：刘先生的成名据说是从美国开始？
　　刘国松：我前边谈到我很相信缘分，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的作品被美籍华人被李铸晋先生发现了。经他的推荐，我获得了美国洛克斐勒三世基金会（The JDR 3rd Found）两年环球旅行奖；应美国加州拉古拉美术馆之邀举办了美国首次个展，随后在旅游参观了欧洲的几个国家。刚开始说只允许我一个人前往美国，后来对方又允许我可以带夫人一起。
　　刘晓林：当您再次返回台湾后，您的“身份”发生了变化。
　　刘国松：去美国前因为我倡导的“中国画现代化”运动遭到了各方面的反对，没有人愿意让我去教书，后来就在中原大学建筑系谋了个职位，只教水彩和素描。因为在美国有了影响，我回到台湾后的住房、工作、待遇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刘晓林：在1968年您当选台湾“十大杰出青年”，当时30多岁。
　　刘国松：38岁，不！应该是36岁。我是1932年出生。
　　刘晓林：从此，幸运之神就一直伴随着您。您是1949年两岸隔绝后台湾文化界访问大陆第一人，1983年经艾青先生的推荐，应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先生的邀请，80年代初在中国美术馆为刘先生举办了在大陆的第一个个展，并先后在南京、哈尔滨、武汉等地进行为期3年的巡展。当时您的作品为中国内地的画坛带来了别样的生机！吴冠中先生、周韶华先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知音，中国画研究院还把您吸收为院务委员。
   1991年获李仲生现代绘画文教基金会“现代绘画成就奖”。（1951年李仲生与朱德群、赵春翔、林圣扬、刘狮等人举办了“现代绘画联展”，揭开战后台湾现代绘画的大幕。）1998年您应邀赴纽约参加古根汉美术馆举办之“中华五千年文明艺术展”，当时是中国唯一参展的艺术家；世界各地的数十家博物馆都收藏了您的作品。
　　刘国松：那次展览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在中国美术馆展览完后又到中国画研究院，全国各地纷纷邀请我举办展览。没想到竟然持续了3年！我在大陆结识了许多朋友。回到台湾后我也把大陆优秀的画家介绍到海外，当时台湾有本《文星》杂志，我亲自撰文把吴冠中、周韶华、石虎等人的情况在上面报道。
  　李仲生先生是台湾现代绘画的先驱者之一，培养了不少学生，是一位了不起的画家与教育家。我能够参加“中华五千年文明艺术展”应该得益于多年来美国人民对我艺术的了解。尤其是1969年我受美国“阿波罗八号”太空船由月球背面拍回地球照片的影响，开始了“太空画系列”的创作。其中第一幅作品《地球何许》获美国“主流·69”国际美展绘画首奖。
　　刘晓林：余光中、李敖两位先生也曾是《文星》杂志的主笔，据说在80年代的台湾影响很大。
　　刘先生扮演了两岸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推动了台湾与内地的文化艺术交流的发展。” 2007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您再次回到大陆举办了自己的回顾展“宇宙心印：刘国松绘画一甲子”。香港的饶宗颐先生也在故宫举办过“陶铸古今”展览。
　　刘国松：饶先生的学问和艺术都不得了，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时和饶先生有过往来。我在故宫的展览放在了2007年的4月26日，那天正好是我75岁的生日，很有意义。　　刘晓林：我在相关的报道上看到，您的夫人黎模华老师曾戏言：“刘国松就是个传教士，他的宗教就是现代水墨画。”您自己则说，“我把现代水墨当成了自己的第一生命。”刘先生为了求索现代水墨艺术在68岁那年在西藏的雪山上“欣赏美景”被“上帝夺去了一只耳朵”，您却说要感谢上帝还给自己留下了一只耳朵。
　　晚年的您喜欢“飙车”，仅看车速让人很难猜到您的年龄；经常不给黎模华老师打招呼就把自己的学生请到家吃饭，您颇为得意地说夫人的厨艺就是这样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练出来的。由于时间原因，这些都来不及与先生详谈了。
　　刘国松：你的功课背的非常好，对艺术的理解也很到位。下次我们再聊！　　2个多小时，一恍而过。先生有过一方印章也曾写成过对联：“几幅春夏秋冬画，一个东西南北人。”我问先生是否受到台湾大学者林语堂先生的影响，林氏有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刘翁回，与其无关，源于白石老人的“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
　　对于艺术而言，谁也不是评判的上帝。我曾写过如下的文字来阐述世间之一切差异常因点滴不同而导致，乍看一样细看不然：“点点点点伴亘寰，点点点点即天。偶与点点灵犀笑，点点参差八极旋。世间揭谛点点逖，摩诃般若幻不奇。谙得点点点中意，半壁海日谪仙敌？嗟夫！君可见风云万古，点点点尽胜色！”艺术家想对艺术史有些许的促进已属不易，刘国松先生于艺术上不懈求索磨砺。一切艺术莫不是艺术家与生活自然碰撞交流后的呈现，它没有必然要遵守的金科玉律。如果有，那便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刘国松先生对中国水墨画的变革的意义是否在于他极力引进20世纪中叶的抽象表现主义，最终以“中西合璧”的宋人山水图式与抽象符号融合的改革方案，填补了水墨画革新的一项空白，成为超出地域而具有国际意义的代表性画家——谁也无法精确纹衡！他推动了中国水墨画的换型和艺术语言的转换，他推动了中国水墨画的“换型”和艺术语言的转换，在艺术图式上拥有自己的别样“风貌”——这是不需争论的事实。总之，我们有理由对先生的艺术精神与成就做出莫大的肯定。
　　我把“故国有神游，虬松蟠昊穹。”心赠给先生，先生足可坦坦然而担当。

摘自：http://baike.baidu.com/view/10204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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