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生活365》网[师慧园]论坛

标题: 《师慧园论坛》管季超辑：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导网文汇 [打印本页]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14:08
标题: 《师慧园论坛》管季超辑：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导网文汇

勾勒学科流脉 守望人文精神：北大中文系百年图史出版

日期： 2010-10-21  信息来源： 中文系

值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华诞之际，中文系原系主任、文学史家、著名学者温儒敏教授主编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1910—2010》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0月19日上午，该书的首发式及座谈会在北大中文系召开。 原中文系系主任严家炎、费振刚、温儒敏，北大诗歌研究院院长谢冕，中文系党委书记蒋朗朗、北大出版社总编张黎明、北大出版社培文公司总经理高秀芹等参会并发言，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还有蒋绍愚、王理嘉、曹文轩、李零、黄子平、戴锦华、龚鹏程，陈跃红、张旭东，宋绍年、车瑾山、陈晓明、孔庆东、漆永祥、李今、孙民乐、邵燕君、李宪瑜、季剑青等。另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和搜狐/新浪/网易等多家网站参加了新书发布。北大出版社培文公司总经理高秀芹博士主持了会议。 北大中文系党委书记蒋郎朗首先致辞，认为温儒敏教授的著作回答了“我们应该纪念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传统，有什么样的‘系格’”等问题，为正在准备当中的中文系百年系庆活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北大出版社总编张黎明在致辞中说，温老师的新著出版对中国学术文化界而言是一件重要的事件，希望今后北大出版社与中文系更加紧密合作，一起打造北大中文学科新的精品。 北大中文系前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在发言中介绍了该书的背景、设想和相关情况。费振刚教授则在发言中比较了《图史》与他的《守望》一书在主旨上的相通之处，即《孟子》中的“守望”精神，是一种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守护的精神。严家炎教授在发言中认为，《图史》中的“守正创新”四个字代表了中文系的思想和方向。 谢冕教授认为，中文系长年以来坚持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以不变应万变，大家和而不同，为中文系留下了宝贵的财富。王理嘉教授回顾了“文革”时期中文系的艰难岁月，认为中文系能取得今天的百年佳绩，着实不易。 曹文轩教授认为《图史》是一部中文系的家族史，复活了历史上的先人，让晚辈知道自己在学术上是谁的后人，对于将要回来的系友，是一份非常宝贵的礼物。蒋绍愚教授认为，中文系为学术而学术的方向不能变，虽然创新是学术的生命，但为学术而奋斗，为学术而追求的方向不能丢。 夏晓虹教授认为《图史》一书和此前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的“燕园记忆”丛书一起，会对系史、史料有所丰富，让我们对中文系的家底更清楚。黄子平教授认为，《图史》是一部编来“守望”的书，而不是一本编来“围观”的书。戴锦华教授认为，在这样一个没有底线的时代，大家要守住底线——道德底线、学术底线、做人底线，这是她看《图史》时的感受，也是她个人对于北大中文系的认同。著名学者李零、李今、商金林、杨铸、陈晓明、车瑾山、张旭东、孔庆东、陈跃红也先后在会上作了发言。 作为学术重镇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有自己独特的“系格”，更有许多令人神往的故事与传奇。她的100年，浓缩了中国学界的一个世纪。要了解晚近学术史、文化史或教育史，都绕不开北大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1910—2010》是中国首部关于一个有极其悠久历史传统的大学院系的系史著作，该书围绕教学与科研，理清学术倾向、教研模式的变迁，从一个侧面勾勒出人文学科的百年流脉。本书的前半部分“史事述要”，包括重要的事件、人物传略、代表性著述、教学的变革，等等，以专题方式叙说评述，并配有300多幅老照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首次发表，极其珍贵，不仅是为生动好看，也是让读者可以更直观地进入历史现场，激发想象，感受氛围。而后半部分“编年叙录”，以年表方式逐年记载百年来发生在这个教学单位的大事要事，正面负面都有客观的呈现，尽力以公允的眼光和见识对复杂的史事选择、过滤、呈现，并表现出超越的立场来关注学科史与学术史的写作。前后两部分互文阅读，图文并茂，不时把人带进历史现场，体味北大中文系这块学术高地的精神气度，激发出对当下大学教育的深入思考。 该书印装精美，既是一本难得的学术史著，也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更是献给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系庆的一份贺礼，也希望能传递给所有北大中文系的先贤、师生和校友的一份深情与敬意。目前，该书已在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引起相当关注，相信该书的社会意义和作为历史资料的价值，会吸引更多人的关注和阅读兴趣。

北京大学中文系

一、北京大学中文系简介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有“文学”科目，而无作为一种独立组织形态的系科。1910年分科大学正式开办，中国文学门于是成立。1919年改称国文系，下设语言文字、文学、整理国故三科，初步形成了今日北大中文系的基本格局。1937年因抗战全面爆发，随学校南迁，并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北归，恢复了北大国文系建制。1952年院系调整后，改称中国语言文学系；1959年增设古典文献学专业；2002年又增设应用语言学专业。其间，曾有新闻编辑专业的设置。目前，北大中文系共设有4个本科专业：中国文学、汉语语言学、古典文献学与应用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此外，另设有汉语言文学留学生本科专业，是教育部最早入选的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全系现共有7个博士学位授予点：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古典文献学；有11个硕士点24个专业方向，以及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
中文系现共有教职工101人，其中教师95人。教师中有教授49人，副教授38人，副研究员1人，讲师7人；另外，教师中有北京大学资深教授2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员1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2人，教育部跨世纪／新世纪人才7人。
中文系教学与科研并重，目前共设有9个教研室、1个研究所、1个语言学实验室；有2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和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还有13个虚体研究机构。在首次国家重点学科评定中（1986－1988年），中文系有5个学科入选，分别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国古典文献学；在第二次国家重点学科评定中（2001－2002年），中文系有6个学科入选，分别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中国古典文献学。2007年，以北大中文系为主体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被评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
中文系本科生毕业后多数将进入研究生阶段深造，因此中文系本科各专业的学生在校四年期间，要求系统掌握本专业的相应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初步具备进行专业研究或从事相关领域工作的能力，同时具备较高的整体文化素养，有坚实的文史基础和宽广的文化视野，有过硬的语言文字能力和较高的外语水平，有不断获取新知识和适应新情况的能力。
中文系应用语言学专业(中文信息处理方向)招收理科学生，主要为国家培养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方面的专门人才。
中文系目前按全系一级学科大专业招生，前两年不分具体专业，统一组织同学系统学习。第四学期开始由学生根据志愿与兴趣报名选择专业。本系充分尊重和考虑学生的志愿，并按照上述四个专业的知识结构要求，安排同学从第三学年开始进入不同的专业学习。学生毕业之后，仅在本系就有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民间文学、文艺理论、比较文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应用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文献学、文字学等23个研究生专业方向可供选择，通过免试推荐和考核的方式获得继续深造机会。
百年学术，薪火相传。从京师大学堂的“中国文学门”开始，北大中文系名师辈出，林纾、严复、陈独秀、鲁迅、刘师培、吴梅、周作人、马叙伦、黄侃、钱玄同、沈兼士、杨振声、刘半农、胡适、孙楷第、罗常培、游国恩、杨晦、王力、冯沅君、俞平伯、废名、唐兰、魏建功、沈从文、袁家骅、岑麒祥、浦江清、吴组缃、杨伯峻、林庚、高名凯、季镇淮、王瑶、周祖谟、阴法鲁、朱德熙、林焘、陈贻焮、徐通锵、金开诚、褚斌杰等众多名家任教于此，他们秉承“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人文信念和学术理想，为学科建设、学术传承、文化进步乃至民族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另外，中文系还出现了“全国师德标兵”孟二冬这样的先进典型。今天，每一个在北大中文系求学的学子，不仅可以浸润陶冶于前辈学者的人格魅力和学术积淀，更可真切地感受诸多当代名师和一大批有为中青年学者的个性风采，得到知识和思想的双重滋养。
根据北大的办学理念，中文系为国家培养中国语言文学的学术研究型人才以及高素质的应用型专才，以向更高教育层次输送研究生为主业，同时兼顾向社会输送汉语言文学和文化实用人才。仅建国以来，北大中文系就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包括本科生8000多人、留学生2400多人、硕士生2000多人、博士生600多人，以及博士后、访问学者和进修教师等，许多人已经成为国内外著名学者、学科带头人、文化界领导人物，著名作家以及各行业重要领导干部等。
二、专业及专业方向
1）中国文学专业
2）汉语言学专业
3）古典文献专业
4）应用语言学专业
5）汉语言文学专业（留学生）
1．中国文学专业准予毕业的总学分为145学分，其中
1）必修课程：97学分
2）选修课程：43学分
3）毕业论文：4学分
4）实践实习：1学分
2．汉语言学专业准予毕业的总学分为147学分，其中
1）必修课程：97学分
2）选修课程：44学分
3）毕业论文：4学分
4）实践实习：2学分
3．古典文献专业准予毕业的总学分为145学分，其中
1）必修课程：97学分
2）选修课程：43学分
3）毕业论文：4学分
4）实践实习：1学分
4．应用语言学专业准予毕业的总学分为146学分，其中
1）必修课程：105学分
2）选修课程：37学分
3）毕业论文：4分学
5．汉语言文学专业（留学生）准予毕业的总学分为146学分，其中
1）必修课程：95学分
2）选修课程：44学分
3）毕业论文：6学分
专业代码：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制	授予学位
050101	中国文学		4年	文学学士
050102	汉语言学		4年	文学学士
050105	古典文献		4年	文学学士
050107	应用语言学		4年	文学学士
	汉语言文学（留学生）		4年	文学学士

三、双学位、辅修
本系现无双学位及辅修课程。
四、教学行政管理人员
职务                      姓名                  电话
系主任                   陈平原               62765104
主管教学副系主任         漆永祥               62765501
教务员                   闵  锋               62751602
五、师资力量（姓名前打﹡者为博士生导师）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学历	教研室	担任本科生课程任务
1	﹡耿振生	男	教授		古代汉语
2	胡敕瑞	男	副教授		古代汉语
3	刘子瑜	女	副教授		古代汉语
4	邵永海	男	副教授		古代汉语
5	﹡宋绍年	男	教授		古代汉语
6	﹡孙玉文	男	教授		古代汉语
7	﹡杨荣祥	男	教授		古代汉语
8	张渭毅	男	副教授		古代汉语
9	﹡朱庆之	男	教授		古代汉语
10	宋亚云	男	讲师		古代汉语
11	﹡郭锐	男	教授		现代汉语
12	﹡李小凡	男	教授		现代汉语
13	﹡沈阳	男	教授		现代汉语
14	﹡项梦冰	男	教授		现代汉语
15	﹡袁毓林	男	教授		现代汉语
16	詹卫东	男	副教授		现代汉语
17	﹡王韫佳	女	教授		现代汉语
18	朱彦	女	讲师		现代汉语
19	陈宝贤	女	讲师		现代汉语
20	﹡陈保亚	男	教授		语言学
21	李娟	女	副教授		语言学
22	汪锋	男	副教授		语言学
23	﹡王洪君	女	教授		语言学
24	叶文曦	男	副教授		语言学
25	董秀芳	女	副教授		语言学
26	王超贤	男	讲师		语言学
27	常森	男	副教授		古代文学
28	﹡程郁缀	男	教授		古代文学
29	﹡傅刚	男	教授		古代文学
30	杜晓勤	男	副教授		古代文学
31	﹡葛晓音	女	教授		古代文学
32	﹡李零	男	教授		古代文学
33	李简	女	副教授		古代文学
34	李鹏飞	男	副教授		古代文学
35	﹡刘勇强	男	教授		古代文学
36	﹡潘建国	男	教授		古代文学
37	﹡钱志熙	男	教授		古代文学
38	﹡夏晓虹	女	教授		古代文学
39	﹡于迎春	女	教授		古代文学
40	﹡袁行霈	男	教授		古代文学
41	﹡张鸣	男	教授		古代文学
42	﹡陈平原	男	教授		现代文学
43	高远东	男	副教授		现代文学
44	姜涛	男	副教授		现代文学
45	﹡孔庆东	男	教授		现代文学
46	﹡商金林	男	教授		现代文学
47	﹡温儒敏	男	教授		现代文学
48	﹡吴晓东	男	教授		现代文学
49	王枫	男	副教授		现代文学
50	﹡曹文轩	男	教授		当代文学
51	﹡陈晓明	男	教授		当代文学
52	﹡韩毓海	男	教授		当代文学
53	贺桂梅	女	副教授		当代文学
54	计璧瑞	女	副教授		当代文学
55	蒋朗朗	男	副教授		当代文学
56	﹡李杨	男	教授		当代文学
57	邵燕君	女	副教授		当代文学
58	臧力	男	副教授		当代文学
59	﹡张颐武	男	教授		当代文学
60	陈连山	男	副教授		民间文学
61	黄卉	女	副教授		民间文学
62	王娟	女	副教授		民间文学
63	陈泳超	男	副教授		民间文学
64	﹡龚鹏程	男	教授		文艺学
65	金永兵	男	副教授		文艺学
66	﹡卢永璘	男	教授		文艺学
67	王丽丽	女	副教授		文艺学
68	﹡王岳川	男	教授		文艺学
69	﹡杨铸	男	教授		文艺学
70	柳春蕊	男	讲师		文艺学
71	﹡安平秋	男	教授		古典文献
72	陈晓兰	女	副教授		古典文献
73	﹡董洪利	男	教授		古典文献
74	﹡高路明	女	教授		古典文献
75	李更	女	副教授		古典文献
76	林嵩	男	讲师		古典文献
77	刘萍	女	副教授		古典文献
78	刘瑛	女	副教授		古典文献
79	漆永祥	男	副教授		古典文献
80	王岚	女	副教授		古典文献
81	王丽萍	女	副教授		古典文献
82	﹡吴鸥	女	教授		古典文献
83	徐刚	男	副教授		古典文献
84	许红霞	女	副教授		古典文献
85	杨海峥	女	副教授		古典文献
86	﹡车槿山	男	教授		比较文学
87	﹡陈跃红	男	教授		比较文学
88	﹡戴锦华	女	教授		比较文学
89	﹡刘东	男	教授		比较文学
90	﹡严绍璗	男	教授		比较文学
91	﹡张辉	男	教授		比较文学
92	张沛	男	副教授		比较文学
93	秦立彦	女	讲师		比较文学
94	李铎	男	副研究员		语音实验室
95	﹡孔江平	男	教授		语音实验室

六、教学设备与设施
        1．教学与研究实验室
本系建有北京大学语言学实验室。国家计委、经委和教育部共拨设备费180万元。实验室承担了大量科研任务，还直接为本科生课程教学与实验服务。逐年添置更新教学设备，包括多媒体教学设备和其他电化教学设备，逐年的新增量均超过10%，其中用于教学研究的计算机现已增加到120台，能充分满足本科教学科研的需要。
       2．图书资料：

	图书		期刊		报纸		论文
	种	册	种	册	种	册	册
中 文	51000	110500	613	13000	21	58	1993
英 文	1300	5500	15	50	5	20	20
总 计	52300	116000	628	13050	26	78	2013

陈平原：北大中文系的背后

西南联大中文系1946年师生合影（北大档案馆提供）。 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1957年毕业合影（杨铸提供）。 沈从文在昆明（1938年，选自《沈从文全集》）。 　　中评社北京10月9日讯／1910年—201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00周年。作为中国最早的中文系，其建立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学开始形成现代的独立的学科。中文百年变迁，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以下是此间《新京报》对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专访： 　　创办肇始 不是重要，而是人才多、花钱少 　　新京报：1910年3月31日京师大学堂成立的“中国文学门”，是我国最早的中文系。在西方现代大学的学科中，法学、医学和神学是三大最古老的学科，那么中国现代大学创建中文学科的初衷是什么？ 　　陈平原：晚清提倡“新教育”者，一开始并没把“中国语言文学”作为相关诉求。时人普遍贬考据、辞章、帖括为“旧学”，尊格致、制造、政法为“新学”，教育改革的重点在“废虚文”而“兴实学”。 　　新京报：可“文学教育”最终还是进入了改革者的视野，为什么？ 　　陈平原：因为不管是举人梁启超，还是大臣张百熙、张之洞，一旦需要为新式学堂（包括大学堂）制定章程，只能依据当时的译介略加增删。而西人的学堂章程，即便千差万别，不可能没有“文学”一科。于是，不被时贤看好的文学教育，由于大学堂章程的制定，居然得以“登堂入室”。 　　新京报：有点阴差阳错的味道。 　　陈平原：对比晚清三部大学堂章程，不难感觉到文学教育的逐渐浮出。1898年的《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开列十种“溥通学”，十种“专门学”。前者“凡学生皆当通习者也”，故有“文学第九”之列；后者培养朝廷亟须的专门人才，故只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法律学归此门）、地理学（测绘学归此门）、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医学归此门）。也就是说，“文学”可以作为个人修养，但不可能成为“专门学”。 　　新京报：问题在于“文学”还是成了一门“专门学”。 　　陈平原：因为在1902年，张百熙奉旨复办因庚子事变毁坏的大学堂，并“上溯古制，参考列邦”，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此章程对“功课”的设计，比戊戌年间梁启超所代拟的详备多了，分政治、文学、格致、农学、工艺、商务、医术七科。文学科又有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细目。将“词章学”列为大学堂的重要课程，不再将其排除在“专门学”之外，总算是一大进步。

　新京报：是什么原因让“文学”从“专门学”变成了一门重要学科？

　　陈平原：第二年，也就是1903年，张之洞奉旨参与重订《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内设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等八个分科大学堂（接近欧美大学里的“学院”）。

　　其中，文学科大学分九门：中国史学、万国史学、中外地理、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德国文学、日本国文学等。不用说，后五者纯属虚拟。与中国文学门从课程安排、参考书目到“文学研究法”都有详尽的提示截然相反，英、法、德、俄、日这五个文学专门，均只有不着边际的寥寥数语。单有设想不行，还得有合格的教师、学生、校舍以及教学资料。1910年京师大学堂各分科大学正式成立，其中有虚有实；中国文学门之所以步履比较坚实，不是因为它格外重要，而是因为我们这方面的人才很多，而且花钱较少。

　　学科初衷 担心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失落

　　新京报：当时设立中文系的初衷是什么？

　　陈平原：设立中文系的“初衷”是什么，这很难说。到底是根据“上谕”、“章程”，还是主持其事者的论述？一定要说，我推荐张之洞的思路。

　　1903年，晚清最为重视教育的大臣张之洞奉旨参与重订学堂章程，“参酌变通”的指导思想，在同时上呈的《学务纲要》中有详细解释。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着称的张之洞，强调“中国文辞”不可废弃，与其说是出于对文学的兴趣，不如说是担心“西学东渐”的大潮过于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

　　新京报：经过一百年的发展，目前的中文学科体系是否完善，与初衷是否一致？

　　陈平原：历经百年的演进，中国文化依旧屹立，而且时有创新，并没有因西学输入而失落，这点很让人欣慰。

　　而中文系的教学与研究，虽说以我为主（这是学科性质决定的），但从一开始，就有“世界史”、“西洋文学史”、“外国科学史”、“外国语文（英法俄德日选习其一）”的课程设计。

　　至于学科体系，不用说大家也明白，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晚清照搬西方及日本学校课程表的水平。

　　新京报：能否举例说明一下？

　　陈平原：我曾举过一个例子，1915—1916年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的课程总共有九门：中国文学史、词章学、西国文学史、文学研究法、文字学、哲学概论、中国史、世界史、外国文；而2009—2010学年第二学期北大中文系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总共是57门。课程并非越多越好，我们正在自我评估；但这起码说明一点，所谓“学科体系”，不可能一成不变。

　　新京报：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大学里的中文系都“升级”为学院，包括专业设置也不统一。

　　陈平原：今天中国大学里，很少有像我们这样依旧还叫“中文系”的，绝大多数都升格为“文学院”或“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了。这是自我定位的问题，无所谓好坏。之所以选择相对保守的路径，与我们定位于精英教育有关，本科生80%进入中外各大学的研究院继续深造，不适合做“短平快”的设计。  

　中文价值 要产生影响社会进程的“思想”

　　新京报：中文学科这一百年，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陈平原：我不只一次提及，不能将我们的中文系跟国外著名大学的东亚系比，人家是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我们是本国语言文学研究，责任、功能及效果都大不一样。

　　作为本国语言文学的教学及研究机构，北大中文系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除了完成教学任务，还有效地介入了整个国家的思想文化建设。这是一种“溢出效应”。也就是说，我们的教师和学生，不仅仅研究本专业的知识，还关注社会、人生、政治改革等现实问题，与整个国家的历史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个传统，在我看来，永远不能丢。

　　新京报：这一观点基于什么考虑？

　　陈平原：我们要出容易获得承认的学科体系内的科研成果，也要出不太容易被承认的跨学科著述，还希望出不怎么“学术”但影响社会进程的“思想”。这就需要一种开阔的视野以及从容淡定的心态。

　　新京报：恕我直言，现在这种心态已经是非常罕见了，是不是有点理想化？

　　陈平原：我承认，这一追求，跟目前的评估体系不太吻合，会有很多遗憾。到底是“快马加鞭”好，还是鼓励“十年磨一剑”，我相信老大学的著名院系都面临这个问题。

　　当领导的，顶住压力，给老师们创造尽可能宽松的学术环境，前提是，同事大都认同这一理念，且自觉地奋发图强。若不是这样，外无评估的压力，内无奋斗的动力，回到吃大锅饭的时代，注重“人情”而不是“学问”，那也很危险。

　　新京报：一直以来，社会上包括高校内都以“万金油”来形容中文系科，您同意吗？

　　陈平原：称中文学科为“万金油”，大概是指其适应面广，专业性不强。这大体属实，但并非缺陷。

　　文革前，中学生就算“知识分子”；现在呢？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大学生毛入学率（即同龄人中能够上大学的人口），1998年是10%，现在是25%，教育部定下目标，2020年达到40%。这种状态下，我们反省本科教育的专业化程度到底应该多高。

　　在我看来，有些技术性的活，岗前培训就行了，根本用不着念四年；有些高深的学问，到研究院再学，一点都不迟。像中国这样，高中就开始文理分科，而且本科阶段就设商学院、法学院，我以为是不妥的。

　　新京报：你认为大学应该怎么学？

　　陈平原：大学四年，能获得人文、社会或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加上很好的思维训练，这就够了。

　　问题在于，在中国，大部分人还是把“上大学”等同于“找工作”。假如有一天，念大学和自己日后所从事的职业没有直接对应联系（现在已经有这种趋势，尽管不是自愿），我相信，很多人会同意我的看法：了解社会，了解人类，学点文学，学点历史，陶冶情操，养成人格，远比过早地进入职业培训，要有趣、也有用得多。

　　这样来看中文系、数学系等基础性学科，方才明白其在本科教育阶段的作用及魅力。

　　新京报：有数据表明，现在每年报考中文的学生逐年呈下降趋势，报考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人数（主要指本科生）也下降吗？是中文系科的问题，还是社会发展的问题？

　　陈平原：这个问题本不想多说，你既然追问，我如实汇报：托北大这块金字招牌的福，我们的本科招生情况很好。最近三十年，北大中文系没有扩招，一直稳定在80至100人，视每年考生水平而略为上下浮动。今年情况尤其好，最后录取了106人。本来我们在京计划招收5人，可录取线上共有27人报考，最终录取了13人。  
社会认知 要相对脱离一时一地的就业市场

　　新京报：学科就业率应该也算是学生报考时的一个重要参考。温儒敏教授（原北大中文系主任）曾说，“文气”应该是中文系学生的强项。您认为“文气”是中文学科的优势所在吗，为什么？相对于其他学科，中文系毕业生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陈平原：中文系学生的竞争力，用一句话说，那就是“厚积薄发”。因我们的课程设计全面，注重基础训练，要求同学潜心读书，避免过早介入实务层面。因此，一旦进入实际工作，上手也许不是最快，但后劲肯定很足，发展前景比较广阔。

　　当然，正如温儒敏教授说的，“会写文章”也是中文系学生的一大特长。只是这里所说的“文章”，包括文学创作，也包括学术论文，还有一般性写作。因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生80%进了研究院，故对学术论文的强调更多一点。

　　新京报：作为中文系主任，您怎么看待和解决中文系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换句话说，一个高中生在高考后，面临着多个学科的选择，您认为最值得他选择中文系的理由是什么？

　　陈平原：六年前我写过《我看“大学生就业难”》，大意是说，大学扩招，专家们大都主张应注意专业对口。这一点，我不无疑虑。

　　如果原本就是以技能训练为中心，这样的学校容易与就业市场对上口；可又讲提高学术水准，又提瞄准市场需要，这“口”到底该怎么“对”？

　　在我看来，与其在研究型大学里增设许多实用专业，弄得不伦不类，还不如放手一搏，相对脱离一时一地的就业市场。这里的基本假设是：社会需求瞬息万变，大学根本无法有效控制；专业设置过于追随市场，很容易变成明日黄花。学得姿势优美的屠龙术，没有用武之地，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强身健体。

　　新京报：现在，这个“预言”真的实现了。

　　陈平原：对。2010年5月5日《文汇报》上有一篇《工商管理：“热门”专业风光不再》，说根据调查，十个失业率最高的专业包括工商管理、计算机、法学、英语、国际经济与贸易等“热门专业”。

　　在我看来，中文系这样的长线专业，没有大红大紫，也不会大起大落。并非北大情况特殊，去年在杭州的全国重点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会上，我问了一下，大家都有这个感觉。

　　新京报：我们还是以招生为例来谈谈吧。

　　陈平原：上世纪八十年代，北大中文系学生中，各省市文科第一名的很不少；九十年代以后，家长都希望孩子念能赚大钱的院系，中文系风光不再。可最近几年，情况又有变化，开始有各省市文科第一名报考北大中文系。今年我们总共招了四名各省市文科第一名（北京、新疆、内蒙古、云南），让很多人跌破眼镜。

　　新京报：您以前似乎并不看重大家所说的“状元”？

　　陈平原：不是说第一名就比第二、第三好很多，那只是一个象征意义，代表社会上开始重新看好中文系。我稍做分析，成绩顶尖而愿意选择北大中文系的，大都是大城市的孩子（如北京、上海）。

　　新京报：为什么？

　　陈平原：一是视野比较开阔，二是家庭相对富裕，故更多地考虑个人兴趣而不是就业前景。

　　因此，我有个大胆判断：随着中国人日渐“小康”，中文系等人文学科，开始“触底反弹”了。  
所谓大师 “大师”要甘冒被边缘化的危险

　　新京报：清华的老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之大在大师之大。北大中文系历史上出现了不少知名的大师，但是今天再提到“大师”，估计会有不少人怀疑。

　　陈平原：不做词语溯源，今人所说的“大师”，主要是指在某一专业领域做出突出贡献，且品德高超，得到世人尊崇的人。当然，因时、因地、因论述框架的差异，“大师”的标准不一样。

　　比如，为了纪念北大中文系建系一百周年，我们推出“北大中文文库”，为曾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现已去世的名教授，编纂适合于大学生/研究生阅读的“文选”，让其与年轻一辈展开持久且深入的“对话”。开列名单时，以1952年院系调整为界，前面是姚永朴、黄节、鲁迅、刘师培、吴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沈兼士、刘文典、杨振声、胡适、刘半农、废名、孙楷第、罗常培、俞平伯、罗庸、唐兰、沈从文等（按生年排列，下同），后面则是游国恩、杨晦、王力、魏建功、袁家骅、岑麒祥、浦江清、吴组缃、林庚、高名凯、季镇淮、王瑶、周祖谟、阴法鲁、朱德熙、林焘、陈贻焮、徐通锵、金开诚、褚斌杰。

　　具体操作时，碰到很大困难，只好先集中精力，完成后二十种；好在前二十位声名显赫，业绩广为人知。在北大中文人的立场，他们就是我们敬仰的“大师”了。但放在更大的政治史或学术史视野，他们中有的依旧是“大师”，有的则称不上。

　　新京报：您认为是“大师”的标准变了，还是时代不需要“大师”，或者我们这个时代很难产生“大师”？

　　陈平原：我们这个时代能否产生“大师”？这一追问本身，隐含着某种批评。短期内，人类智商不会发生突变，没人规定“大师”只能出在哪个时代。但回顾历史，有时天才成批涌现，让你目不暇接；有时又十分沉闷，即便那些被捧为“大师”的，也都不够精彩。这里有外在环境的限制，也跟整个思想/文化/学术潮流的演进有关，强求不得。

　　当今中国社会，风气浮躁，“大师”的帽子满天飞；希望有更多的人沉得住气，别整天记挂自己是不是或能不能成为“大师”（那样活得很累，而且效果不好），甘冒被边缘化的危险，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磨一剑”，出大成果，做大贡献。明白什么是学术的最高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新京报：在历史上，某种程度上“中文系”似乎就是“知识分子”的同义词，但是，今天二者的关系似乎愈发疏远。是“中文系”的角色意识与责任担当发生了变化吗？

　　陈平原：你这么说，未免太抬举中文系了。虽然我是中文系教授，但我承认，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比人文学科发展得好；影响国计民生以及政府决策的，是经济学家、法学家，而不是哲学教授、文学教授。

　　中文系师生会写文章，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更多的是体现“位卑未敢忘忧国”。有“责任”，有“担当”，但“力量”不太大。

　　新京报：以北大为例呢？

　　陈平原：具体到现在的北大中文系师生，或许没有当初的思想活跃，因其大都转入专业研究。这是整个社会环境决定的，不能怨老师或学生。“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依旧是很多人的梦想———能实现多少，那是另一个问题。  
母语教育 “大学语文”有必要成为“必修课”

　　新京报：现在社会上出现了“国学热”，比如北大就有各种各样的“国学研修班”；出现了“汉语热”，比如不少外国人热衷学习汉语；还出现了“汉学热”，比如海外汉学家受到热捧等，在这种背景下为何会出现“中文冷”（主要是指报考和就业）？

　　陈平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有点缠绕。“国学热”、“汉语热”、“汉学热”以及“研修班”不在一个层面上，有的是政治思潮或学术风气，有的则是经营策略，不好放在一起讨论。上面已经说了，“中文”并不冷，所谓中文系的招生与就业“有问题”，很大程度是外界的误解。

　　新京报：与其他国家相比，您认为我们的“母语教育”是重视过度还是不够重视？

　　陈平原：这个问题问得好。怎样进行“母语教育”，确实值得我们好好想想。“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我在大陆、台湾、香港的大学都教过书，深感大陆学生的汉语水平不尽如人意。普遍有才气，但根底不扎实，这恐怕跟我们整个教育思路有关。

　　新京报：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在哪儿？

　　陈平原：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中国教育，中学没有文理分科一说，所有大学生都得上“大一国文”。这个制度，台湾坚持下来了。而大陆呢，高中实行文理分科，大学又没有强制性的中国语言文学教育。

　　记得九十年代初，北大几个著名的理科教授站出来，说现在的学生中文不好，影响其日后的长远发展。于是，请中文系为全校开设“大学语文”。可这个制度，在一次次的课程改革中被逐渐消磨掉了。因为，必修课时有限，每个院系都希望多上自己的专业课。政治课不敢减，“大学语文”又不是教育部规定的，就看各院系领导的趣味了。

　　新京报：前些年，在理工科大学里推广“通识教育”掀起了热潮，现在似乎冷了下来。

　　陈平原：我记得华中理工大学（现改名华中科技大学）在校长杨叔子的强力主导下，1994年春创办了系列“人文讲座”，第二年秋天又组织全校新生参加“中国语文水平测试”，且规定“过了语文关，方可拿文凭”。不知道后来情况如何。只知道目前教育部在推“素质教育”，也有模仿国外大学做“通识教育”的，这些都很好。

　　只是“素质教育”面很广，且容易演变成“营养学分”。在我看来，针对目前社会上对于母语的忽视，以及高中的文理分科，确实有必要在大学里设置类似“公共英语”那样必修的“大学语文”。

　　新京报：曾有人提出，汉语没有针对公民语文基本能力的标准，所以学生们都把精力放在学习可以标准化检测的外语上，母语教学需要这个标准吗？

　　陈平原：我不赞成对公民进行语文基本能力的测试。设想每个中国人都怀揣一本“汉语十级”证书，那不很好笑？关键是如何提高大家学习中国语言文学的自觉性。

　　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以上图片均选自温儒敏主编《北大中文系百年图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来源：新京报 2010年10月09日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14:15
北大中文系教师名单：
　　一、古代文学教研室
　　程郁缀
　　杜晓勤
　　潘建国
　　刘勇强
　　夏晓虹
　　于迎春
　　葛晓音
　　钱志熙
　　傅刚
　　李简
　　李零
　　张鸣
　　袁行霈
　　常森
　　李鹏飞
　　白一瑾
　　二、现代文学教研室
　　吴晓东
　　陈平原
　　孔庆东
　　王风
　　高远东
　　姜涛
　　张丽华
　　三、当代文学教研室
　　曹文轩
　　陈晓明
　　韩毓海
　　李杨
　　张颐武
　　蒋朗朗
　　臧力
　　贺桂梅
　　计璧瑞
　　邵燕君
　　四、民间文学教研室
　　陈泳超
　　陈连山
　　黄卉
　　王娟
　　五、文艺理论教研室
　　龚鹏程
　　卢永璘
　　杨铸
　　王岳川
　　金永兵
　　王丽丽
　　蒋晖
　　柳春蕊
　　时胜勋
　　六、古典文献教研室
　　漆永祥
　　安平秋
　　王岚
　　吴鸥
　　高路明
　　廖可斌
　　王丽萍
　　刘萍
　　杨海峥
　　陈晓兰
　　李更
　　刘瑛
　　徐刚
　　许红霞
　　林嵩
　　七、古代汉语教研室
　　耿振生
　　朱庆之
　　孙玉文
　　胡敕瑞
　　杨荣祥
　　刘子瑜
　　邵永海
　　张渭毅
　　宋亚云
　　八、现代汉语教研室
　　王韫佳
　　项梦冰
　　郭锐
　　李小凡
　　沈阳
　　袁毓林
　　朱彦
　　詹卫东
　　万艺玲
　　陈宝贤
　　九、语言学教研室
　　王洪君
　　陈保亚
　　董秀芳
　　叶文曦
　　汪锋
　　李娟
　　王超贤
　　十、比较文学研究所
　　张辉
　　车槿山
　　戴锦华
　　陈跃红
　　严绍璗
　　康士林
　　张沛
　　秦立彦
　　十一、离、退休人员
　　乐黛云
　　孟华
　　方锡德
　　马振方
　　严家炎
　　苏培成
　　孙钦善
　　商金林
　　陆俭明
　　马真
　　周先慎
　　洪子诚
　　王福堂
　　唐作藩
　　李庆荣
　　陈德礼
　　董学文
　　温儒敏
　　张剑福
　　董洪利
　　宋绍年
　　陈松岑
　　陈熙中
　　董葆珊
　　董丽芬
　　段宝林
　　费振刚
　　封世辉
　　符淮青
　　郭锡良
　　何九盈
　　侯学超
　　黄书雄
　　蒋绍愚
　　李家浩
　　李密荣
　　李庆荣
　　李思孝（悠哉的导师）
　　刘栋
　　刘烜
　　刘锦云
　　陆颖华
　　马秀娟
　　闵开德
　　钱理群
　　孙庆升
　　沈炯
　　孙静
　　孙玉石
　　索振羽
　　唐沅
　　田瑞娟
　　王善
　　王保祥
　　王理嘉
　　王淑兰
　　吴竞存
　　武国华
　　谢冕
　　玄英子
　　于效谦
　　张联荣
　　张双棣
　　张兴根
　　张晓
　　张少康
　　赵祖谟
　　朱殿青
古代文学
001 教学道路，知识人生——葛晓音老师访谈
011 厚积薄发的探索者——李零老师访谈
015 探寻文学教育的理想状态——张鸣老师访谈
029 发近代之精微，教前人所未见——夏晓虹老师访谈
038 通古今之变，续唐宋余音——钱志熙老师访谈
046 法君子之道，昭古文之学——傅刚老师访谈
054 传承与担当——常森老师访谈
062 手种名花梦亦随——刘勇强老师访谈
现代文学
071 一路走来——严家炎老师访谈
083 解诗，解学问，解教育——孙玉石老师访谈
096 一位理想主义者的教育观——钱理群老师访谈
108 走出大学体制的困境——陈平原老师访谈读书致广大，治学入精微——姜涛老师访谈
120 读书致广大，治学入精微——姜涛老师访谈
129 唤回学术的活力——吴晓东老师访谈
当代文学
136 与当代诗歌同行——谢冕老师访谈
145 鼓励争鸣，重在思考——洪子诚老师访谈
153 文学人生与文学教育——陈晓明老师访谈
164 以文立教，从微治学——曹文轩老师访谈
173 胸怀天下的行者——韩毓海老师访谈
182 学术基础，时代脉搏——邵燕君老师访谈
190 当代文学漫谈：文学、网络写作、电影与文化研究的兴起——李杨老师访谈
民间文学
203 好玩并贴近现实的民间文学——陈泳超老师访谈
215 生活的智慧，社会的根基——陈连山老师访谈
230 民俗，国之大事——王娟老师访谈
文艺理论
238 做止于至善的学问，培养第一流的人才——王岳川老师访谈
255 文学何为？——杨铸老师访谈
261 立己成人，知行如一——柳春蕊老师访谈
古典文献
272 关于古文献学的思考与实践——孙钦善老师访谈
282 从无意到专深——安平秋老师访谈
292 古文献中的趣味人生——漆永祥老师访谈
304 谈谈《左传》教学——刘瑛老师访谈
古代汉语
308 传承薪火，砥柱中流——郭锡良老师访谈
319 为师之道，薪火相传——蒋绍愚老师访谈
324 学术理想，家国情怀——邵永海老师访谈
现代汉语
337 谈谈语言和语文教育——陆俭明老师访谈（上）
347 现代社会语言学的意义与功用——陆俭明老师访谈（下）
357 研四方之言，究汉语之变——李小凡老师访谈
367 现代汉语的教学与学术——沈阳老师访谈
375 探索语言奥秘，培养应用人才——袁毓林老师访谈
语言学
382 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教而信其道——苏培成老师访谈
391 语言之学，教育之重——陈保亚老师访谈
402 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王超贤老师访谈
比较文学
412 我的人生与比较文学研究之路——严绍璗老师访谈（上）
441 大学是学术的圣地——严绍璗老师访谈（下）
461 现代学术与教育之道——陈跃红老师访谈
476 永不重复——戴锦华老师访谈（上）
489 寻找中国与世界文明的未来——戴锦华老师访谈（下）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14:21
文学何为——访北京大学中文系杨铸老师



一、为何与如何阅读经典名著
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不一样，自然科学往往是最新的东西才最有价值，但文学、艺术不同，一些古典名著是经过时间检验的，有着永恒的魅力。如果忽略经典，一味跟着潮流走，往往会流于肤浅，真正的文学修养和水平也难以提高。
文学是个性化的艺术，同一部作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收获，不同的感悟。你看一篇作品，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感触最深的是什么，觉得它最值得你注意的是什么，把这些东西把握住就可以了。读经典，就要和经典有一种真正的交流，根据你已有的知识、经历与之产生回应，进行对话。
只在课堂上听，不自己去读，只能说是知道，而谈不上感受和理解，对文学修养和人格修养的提升也没有根本性的作用。文学之路必须自己切身去践行。别人的指引，再精妙，也代替不了自己文学阅读和文学写作的直接努力。
而且，经得起反复品读的作品才叫名著。因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你都能从中读出新的东西。甚至，在同一时间段、不同的心境下去读，收获也会不一样。

二、文学的魅力与价值
文学，作为人生的一种爱好，人生的一部分，可能比作为一种职业更有魅力。作为一种职业的话，纯粹把文学作品当成研究的对象，那些真正属于文学层面的东西，恰恰可能会被遮蔽掉。我讲文学课，也一定会提醒学生，我讲的绝非是文学的真谛，真谛一定要靠个人自己去体会领悟，那种无法精确表达的体会和领悟才是文学真谛的所在。
文学里的一些故事是吸引人的，但文学的根本价值不是供人消遣，而是通过形象的方式给人以启示和反思。真正的文学大家，内心往往是比较沉重的，甚至是很痛苦的。文学的修养会倾向于让人更清楚地分辨美丑善恶，更多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我觉得，学校到底是培养人的地方，文学教育做得好一点，对培养人肯定有好处。文学是所谓“无用之大用”，不能解决生计问题，但是它会提高你的整个人生层次，决定你的人生价值和最终你能走多远。

三、文学与本土传统
文学归根结底是要折射本土文化与生活的，所以一定要有自己的东西才有生命力。怎么才能把我们现在的文学实践和学术体系同自身五千年的文化传统重新连接起来，既有世界的眼光，又有自己的个性，是一项重要的课题和使命。我们自己要能够把自己的东西真正吃得很透，才能在世界文化格局之中有自己的声音。

四、如何成为一个作家
文学应该是适应所有的人的，问题只在于你是否感兴趣。读者和作家是不一样的，作家需要天分和文学以外的经历，这不是单纯的阅读和学习可以全部解决的。仅凭勤奋，可能成为一个作者或文学工作者，却不一定能成为真正的作家。曾有一个说法，就是“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其实，并不是中文系有意与作家对立。中文系出几个作家是好事情。问题在于，要成为作家，人生经历、思想深度、艺术天分以及对文学的追求与投入，缺一不可。不是说我设计一个好的教学计划，你把这些课学好，就一定能成一个作家。

五、如何提高写作能力
首先要多读。写作到了创造性发挥的阶段是比较高层次的，需要很多年的积累。最初要想写得有一定可读性，首先就是模仿，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好作品读得比较多了，就有一定感觉，文学眼光和写作水平慢慢就会提高。刘勰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我们开设“文学名著阅读”课程，就是要给同学们搭建一座近距离接触文学作品的平台。
其次就是要多写。写作实际上是对思路的一个整理，构思是否成熟要写下来才知道。另外，文字是表达的工具，要多用才能自如。刘勰写《文心雕龙》时就在书里发表感慨说：想的时候可能觉得非常好，可是真正提笔写下去，你会发现所想的，有一半都没写出来。这就叫“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

原文链接：http://llt.pku.edu.cn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14:37
北大中文系教授龚鹏程从古文中谈人生





　　有句流行语说：我的人生我做主，颇能显示现今青年的豪情。但反观历史，我的人生谁做主呢？
　　古代的巫文化传统，则泛呼鬼神，认为是鬼神在主宰着我们。在风水数术传统中，人们又相信还有另一种环境条件主宰说。至于佛教主张无神论之机械式因果，与它们都不一样。
　　但无论如何，以上这些说法均属于同一形态，是他力型的，决定我之人生或命运的，是我们以外的力量。
　　儒家不同，属于自力型，靠自己不靠上帝、鬼神、环境、数理、条件等。俗语说：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即为此义。此义自《易经》以来就广被服膺，《易经》上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庆或殃、福或祸，均是人自己的积善或积恶造成的，而非鬼神或上帝等使其如此。
　　《易经》基本思路如此，所以教人要不断自我努力，“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这种不断自我要求之态度，哲学上称为自律，不是他律型的、外铄型的道德。动力本于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而其所以能成就为善人圣人之原理或依据，则在于人本身就具有善性，又称良知、本心、良能。只要能扩充发挥之，利用这些本心善性，人就都能成为圣人。《易经》也称此等人为大人。
　　《乾卦?文言传》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能成就为大人，就能如此。到此境界，“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大人是合于天的，但并不是听命于天或依靠天。大人更不依从鬼神、仰仗鬼神。大人自成其德，故人从之，鬼神也从之。这个态度，与一切他力型哲学及思潮皆不一样。孔子有病时，子路建议他去祷告求神，孔子不肯，说“丘祷之久矣”，讲的就是这个态度。
　　儒家不讲鬼神。非谓无之，只是敬而远之，一切都靠自己，不拜鬼求神找庇佑。儒家讲天，也同样只说合，或人合天，或天合人，所以人可先天而天弗违。
　　因而《系辞上传》说：“《易》曰：‘自天佑之，所谓后天而奉天时；吉无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所谓天佑，实不过因人能信履其德，所以天佑人助，吉无不利。天助只是自助。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14:38

新時代的國學

龔鵬程

時間：2014年10月18日

地點：四川大學望江校區文科樓二樓階梯教室

一、國學的來歷

（一）源於日本

國學運動，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二十年來，不斷會聽到“國學”這個詞以及各種類型的國學活動，很多人且把它當成跟生命有關的事來推推動。但大家可能不知道，“國學”這個詞恰恰就不是國學，因爲國學這個詞自古皆指國家的教育機構，如國子監。像廬山的白鹿洞，在南唐時期，原是南唐國學，也叫廬山國學；後來朱熹才將它建成書院。

近代所說的國學，則指我們國家的學問。不論這學問的內涵怎麼認定，總之是指一個國家的傳統。而這個語詞是怎麼來的？哈哈，它是日本創造的！

日本有很多用漢字組合成的新詞。如古代並沒有“政治”這個詞，只說政或治。日本人把兩個字拼成一個新詞，叫作政治，指政府管理、人民權利等方面的事。有關錢的部分，日本又造了一個詞，叫作經濟。這也不是中國的。古代“經濟”指經世致用、經世濟民。可是現在我們現在說的經濟卻都是跟錢有關的事，如財務、金融、收支、稅務等。還有社會。社是宗社、里社；會是指各種商會或幫會。但日本人把兩個字組合成了用以指總體社會的新詞。

[size=+0]    國學呢？這詞在日本其實也挺複雜。河野省三《國學的研究》（1932）認為它在元禄至享保年间，已由神道家倡導，国学即指神道。大宝令中诸国学校也提倡過国学，镰倉时代還有將有职之事稱為國学的例子，但均與今日所指不同。今指由荷田春满提倡、贺茂真渊继承、本居宣長集大成、平田篤胤擴張的國學。对此，宣長在《初山踏》中也說：“此學問始於近世，契冲法师僅于歌书而開此道。此人應言此学之開山鼻祖。其後有稱羽倉大人荷田東麻吕宿禰者，不僅歌书，遍涉古書而立此趣。於是吾師縣居大人受羽倉大人之教，下東国於江户盛倡此学，世中遂之廣矣”（全集卷一）。這個意義上的国学，在荷田春满的《創学校啟》中已很明確了：“國家之学廢墜，存十一於千百，悲哉先儒之無識，無一人及皇國之学，國学之不講，實六百年矣。”

    [size=+0]除此之外，許多人也把近世用文獻學方法研究日本古典學問的学者统稱為国学者。如野村八良在《國學全史》中即認为古代文献的研究是国学的主要内容，國民固有精神的探究、尊重國體、排斥漢意，即是国学的精神。江户时代以国學為名的書已很多，如荻生徂徕《徂徕先生國學問答書》、藤貞干《国学备忘》、樋原久民《國學弁解》（1805）、吉见幸和《國學弁疑》（1746）、僧立纲《国学弁翼》、森長見《國學忘见》（1783）、中條信禮《国学本義》（1844）等。

[size=+0]在清朝末年隨著政治社會經濟等詞彙一齊引進國內來的“國學”一詞則沒那麼複雜。當時引進的機緣是什麼呢？是梁啓超他們在國內進行戊戌變法失敗以後亡命到日本去以後發現的。

他發現日本明治維新跟我們原先理解的不太一樣。

各位知道，百日維新就是學明治維新的，連名字都一樣。當時我們的理解是：日本打開門戶接受了西方的文明，向西方學習，之後脫胎換骨。故才能以一個這麼小的國家把我們打敗了。國人痛定思痛，師夷長技以制夷，心想既然日本是向西方學習而脫胎換骨的；那我們也要維新，傳統祖宗留下來的成法，我們都得改變了。所以我們觀念中的明治維新，是個向西方學習而卓有成效的過程。

但梁啓超他們到日本去以後，卻發現在明治維新的同時，產生了另一個運動：國學運動。因為在學西方的同時，日本人就發現不能夠只學西方而把我們自己的傳統給丟了，傳統中還是有很好的部分。所以這就產生了國學運動與國粹主義。國粹這個詞也是日本當時創的。

無獨有偶，革命黨人也在日本活動。也同樣注意到了日本這個現象，所以像黃節、章太炎這一批人，一方面向國內介紹，一方面也模仿日本的國學運動，開始提倡我們的國學。

如章先生於蘇報案發生以後，亡命日本，就開始辦國學講習。魯迅兄弟當時就是在日本聽章先生講國學的。這些人還成立了國學保存會，發行《國粹學報》。那是當時最重要的國學刊物與團體。章太炎、劉師培等人主要的論述都發表在《國粹學報》上。此外他們還把許多傳統的古籍重印出來。

（二）向日本學什麼

換言之，國學一詞跟國學運動的內容，都是受日本啓發而從日本傳回國內的，這即是它的起源。

日本人講其國學國粹，我們也來講我們自己的。看來簡單，實則當我們要講自己的國粹時，就發現我們其實並不會講。這時，最簡單的方法是什麼？就是直接學習日本人怎麼解說中國文化。

所以國學運動第一個含義，是指我們要像日本人發揚他們的國學那樣去發揚我們自己的國學，第二是學日本人怎麼說怎麼解說中國文化，學習他們的方法。

舉個例子。我們現在大學裏都有中國通史這樣的課程。但自古以來有《中國通史》這樣的書嗎？沒有的。《史記》固然是通史，但只記到漢武帝。《史記》之後勉強可稱通史類的東西，只有《資治通鑑》。但《資治通鑑》只是編年史。我們並沒有一本書或者一門課程叫作中國通史。《中國通史》這樣的書和這樣的課程，是在廢科舉、立學堂之後，教育部要求各大學開設的。但是設置這樣的課程之後，我們的老師根本不會教。因爲我們可以講講清史，可以講元史，可以講唐史，可以講史記，講通鑑，或者我可以泛說中國的史學，但是中國通史到底該怎麼講呢？這時，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參考日本所編的各種《中國史》來編寫自己的教材。

當時像夏曾佑（當時詩壇維新三傑，夏曾佑、梁啓超，蔣智由）就跟商務印書館配合編了中國第一本《中國通史》。同樣的，文學史也一樣。

當時我們廢科舉立學堂。很多人都說這是學西方，其實不是。大家都說我們學美國，其實人家美國可沒有教育部，我們教育部多厲害呀！這怎麼會是學西方呢？如果真學美國，那就該把教育部廢掉，對不對？可是我們一直有教育部，大學中學小學也一直有章程在管著。這些章程怎麼來的?就是從日本抄來的。當時認為西方跟中國文化社會差距很大，學西方曠日費時，且還有水土服不服的疑慮；故與其學西方，不如直接學日本。因爲日本是根據東方民族的特點和文化的肌理，把西方消化了的。所以清朝發佈的兩次的學制都是直接把日本的章程拿過來，改換幾個字而已。

大框架如此，細節則如要講文學史時怎麼辦呢？中國自古也沒有文學史，沒這樣的書、沒這樣的課程。可是大學裏要開文學史課，所以《奏定大學堂章程》直接告訴你：“日本有《中國文學史》，可仿其意自行編撰講授”。

我們第一本文學史。現在有個雙包案，北大說是原來京師大學堂林傳甲編了《中國文學史》；但蘇州大學，也就是東吳大學，亦發現一本黃人（黃摩西）講義。因爲東吳大學是個教會大學，所以黃人那本是直接沿用西方人講西方史的方法，上古、中古、近代地來講中國文學史。

北大這一本呢，開卷即說：“傳甲斯編，將仿日本川種郎《支那文學史》之意，已成書焉”。不過因日本的文學觀念與中國人有很大差別。在日本人編的文學史裏，小說、戲劇佔了很大的比例。而傳統中國觀念，小說戲劇根本是小道。因此他勉強做些調整。但從這個例子就能看出當時我們要怎麼開課、怎麼樣說自己文化，很多都是學習日本的。

還有一些，是研究方法或研究課題。譬如後來喧騰一時、影響很大的國民性研究也是由日本來的。

這是第二部分，非常值得留意。

第三部分：更有趣的是，我們當時學西方，也常是通過日本，以日本爲中介。像王國維、梁啟超、章太炎他們對於西方的理解，都是在日本學的。魯迅的西學、他選譯的著作，也是在日本時瞭解的。其中唯一一部美術史譯作，亦是日人板桓鷹穗的《近代美術史潮論》。後又編了日本白描畫家的《簬谷虹兒畫選》。他弟弟周作人的學問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後來很少被討論的希臘學，亦是在日本習得的。後來馬克思學說的引入，以及將該學說應用在中國歷史的解釋上，也是通過日本，不是直接從西方傳進來的。像郭沫若用馬克思學說來解釋甲骨金文、處理中國上古史階段問題就是。

當時從日本得到的，就是我剛剛講的這三個面向。一是從日本學如何發揚中國傳統國粹。第二，傳統國粹的內容到底是什麼？我們大量仰仗日本人做的中國研究、對中國文化的解說。甚至於模仿日本的解說方式、解說的內容跟選材，著作的體例、論述的方法等也都是從日本得到的引導。然後我們又通過日本向西方學習，像宗教學、人類學、民族學等，大概都轉手於日本。爲什麼？因爲日本在這時，已經成功的發展出“東洋學”。

各位，我們現在老是把中國文化當成是東方文化的主流，之後跟西方文化做對比，總感覺我東方你西方，理所當然。其實西方人講到東方時，主要不是講中國。西方自古以來就有東方西方的對比，不是在現代才出現，在亞里士多德的古希臘時就有了。古希臘人自認爲是西方，對手是東方，那麼東方是誰呢？就是波斯、埃及。這些才是西方文化之中最早被認定的東方文化。

當然後來這個東方的含義逐漸擴大。在拿破崙時代，東方學主要是研究埃及。後來研究波斯，現在的伊拉克；研究阿拉伯，所謂的的近東、中東；慢慢才擴及遠東，就是印度、中國、日本這些地區。從西方的概念來講，東方當然逐漸擴大，但他所指的東方文化一定不是以中國文化爲典型的。如前一陣子薩伊德講的東方主義，我們中國人也常拿來講，跟西方來做對比，講得熱鬧極了。可是人家講的東方主義、東西衝突，主要是指歐洲基督教文明跟東方伊斯蘭教文明的衝突，而不是談中國文化這個所謂的東方。

既然如此，現代我們這種東方概念是怎麼來的呢？這是日本人成功的構造了一個“東洋學”的學術模型所致。

東洋，指以中國、日本爲核心，旁及印的這個東洋學，內含東洋史學、東洋哲學、東洋美術等等，東方美術和西方美術相對、東洋哲學與西洋哲學相對。日本以這個方式，把他們自己跟中國當成是東洋的核心；並長期在這個東方學的架構下，辦了很多事。也就是受這樣的影響，才使得我們的視角產生一些變化。

    例如各位都知道我們有一部最重的工具書，就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這是我們做學問的津梁。但《四庫提要》是乾隆年間編的。乾隆以後，我們還有很多書沒收進《四庫》。在日本人佔領中國北方時，成立了一個東方文化事務的總委員會，由他們出面組織中日學者編了一套《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其規模遠大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收的書目多達三萬四千多種，相關的文字和詞條加起來大概有兩千萬字，規模極大。

    據當時《交稿记录》，參與者有班書阁、馮承钧、傅惜华、傅振倫、高观如、韩承铎、瞿兑之、鹿辉世、倫明、羅福颐、茅乃文、沈兆奎、孙光圻、孙海波、孙人和、吴燕绍、夏仁虎、夏孙桐、谢興堯、许道龄、葉啟勲、余宝龄、张伯英、张寿林、赵录绰、趙萬里等，可謂一時俊彥。其中個别作者的部分篇目也曾发表或出版，如吴承仕《检斋读书提要》；黄壽祺《易学群书评议》；趙萬里《明人文集提要》；胡玉缙《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礼类》、《续四库提要三种》；孙楷第《跋明孟称舜编柳枝集》《跋曲品》《跋新传奇品》《跋警富新书》等。

我上周在福州，參加林琴南國際研討會。陳平原先生的報告中有個部份非常有趣。他說，很多人覺得桐城派的一些學者，後來都離開了北大，是因跟文選派的章太炎等人有關，因為蔡元培引進了大量浙江同鄉到了北大，鼓吹新文化運動，所以林琴南在北大待不住。其實林琴南離開北大是在五四運動之前，與五四時的爭端沒關係。不過大家似乎有這個印象，認為可能是因為鄉土因素，或者是學派因素。他特別去查了一下，發現在北大中文系，要站得住，最主要的是需要學術資歷。像林紓這樣沒有什麽學術資歷，是留不住的。那麼，什麽學術資歷管用呢？當時在北大中文系，基本上是留日的。如章太炎、黃侃、劉師培，這些人都是留日的，對不對？包括陳獨秀，還造了一個假文憑，說他當過日本大學的教授哩！

後來的歷史發展，中國跟日本的關係越來越惡劣，所以我們不喜歡談這些，也常予忽略。但是，早期日本對我們的國學發展，其實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這是我們要講的第一個部份，就是國學名稱的來歷與國學運動的起源。

二、國學運動的內容與方向

（一）反的路向

國學運動是從日本開展起來的，剛才已經與各位介紹過了。但歷史的發展非常詭譎，有趣的地方在哪兒呢？我們從日本學習來的國學運動、國粹主義，發展下來，卻跟日本剛好走了一個完全相反的道路。

日本的國學運動，是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結果卻是走向一個新的大日本民族文化建設之路。大和民族古代向中國學習，後來向西方學習，目標是要建立一個新的民族文化。其民族主義，不但沒有因為學西方而減弱，且通過國學運動，使得日本的民族情緒高度膨脹、高度集中，一方面學西方，一方面又覺得它的文化融合了中國與西方的長處，有自己民族新的創造。

它看不起中國，要與中國劃清界限。它越來越走向“神道”，鼓吹日本天皇的神性，建立大日本軍國主義，認為日本文化足以作為整個東方文化的主軸或代表，所以才會發展出大東亞共榮圈的想法，想由日本來領導整個東亞的振興。

大家都會注意到，日本在明治维新時，曾高唱“脱亞入欧”的口号，向西方學習。但很少人注意它脫亞入歐的結果是什麽？其結果是：日本變成了東方文化的代表，要整合整個東亞來與西方對抗。這是日本國學運動非常詭譎的發展，至今很少有人討論過。

中國呢？完全相反。我們的國學運動，是從警覺到中國快要亡國滅種開始。中國不行了，所以要發揚國學、發揚民族文化精神，來振興國族。但是，我們要瞭解國學、闡發國學的結果，卻是走向反對中國文化、反對傳統歷史社會、看不起中國，而走向西方。與日本剛好是完全兩個不一樣的方向。

這個方向，第一，是從原先的發揚國學、激昂民氣，變成反對。反對，成為國學運動中非常重要的精神或動力。

（二）反滿、反帝

反對什麽呢？啊，要反對的東西太多了！首先，反滿，反對滿清及其政治體制。所以，排滿是跟整個的國學運動結合在一起的。剛剛我介紹的《國粹學報》、國學保存會，章太炎、劉師培這些人都是排滿健將。他們的態度與手段，比起廣東孫中山先生所代表的一支更為激烈。當時曾鼓吹暗殺，結合西方無政府主義，打破當時的政治體制，用以反滿。

（二）反秦以後之政治學術

而滿人是夷狄，夷狄之所以能夠佔據中國，是因中國太衰弱了。中國不是現在才亡於滿清，宋也曾亡於元朝。歷史上還有些是快亡，有些是亡得差不多了，像五胡亂華、五代十國。爲什麽漢朝以後都會碰到夷狄入侵，中國不絕如縷的危險境地呢？他們反省認為：自秦朝以來的政治與學術都出了問題，因此我們的民族文化精神早已斫喪，故越來越差，終於亡國，目前甚至可能還會滅種。因此，他們又要反對秦朝以後的政治學術，像谭嗣同就说:“中國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兩千年之學，皆秦學也”，這些都是不對的。所以我們應該反對帝制，並重新恢復先秦諸子的學問，這樣能恢復民族生機。

今天我們談到中國學術，大家都有個印象，覺得先秦諸子百家爭鳴，體現自由的思想、獨立的精神，光輝燦爛，是中國學術上的黃金時期。這樣的印象，是誰給我們的？就是這些前輩們。

可是諸位若讀過《莊子·天下篇》就知道，當時人見解恰好相反，覺得諸子學代表學術的墮落。《天下篇》是中國第一篇學術史的文獻。它說古代道術是完整的，但戰國諸子瞎子摸象一般，各得一察焉以自好。有的覺得眼睛好、有的覺得耳朵好、有的覺得嘴好、有的覺得鼻子好，各取一端。於是古人學問的全體大用我們就看不到了。道術為天下裂，分裂、肢解了，從此就像渾沌，鑿七竅而渾沌死，學術也就沒希望了。

換句話說，我們今天認為先秦是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起碼莊子就不這麼看，漢朝班固他們也不這麼看，中國歷史上本來就不這樣看。說起先秦諸子，都叫做百家淆亂，是諸家亂扯一氣。

實際上他們的學說也沒有傳承。所謂諸子百家，基本上數不出來。只能勉強講九流十家。其中，陰陽家、農家的一本書也沒留下來。名家，雖“惠施多方，其書五車”，但他的書，你就根本看不到。今天要講惠施的學問，只有莊子書中記載了一鱗半爪，其他的沒有了。公孫龍子，現在只留下《白馬篇》《指物篇》殘卷。兵家，其實只《孫子兵法》。今天我們讀的，還是經過曹操整理與注解的，其他多是偽造。法家，只剩下兩部不太完整的《韓非子》《商君書》，此外沒了。墨家當時是很大的學派，現在也只剩一本《墨子》，殘缺不全。而且這本書雖幸而傳了下來，但是從來沒人讀，歷史上，沒有任何一位墨子學者、沒有任何注解與研究。要到清朝末年孫詒讓寫了《墨子間诂》，墨學才重新開始。從一個兩三千年若存若亡的絕學，忽然被發掘出來，湧現了一大批墨子學的研究論著。如梁啟超、胡適等，都曾參與其間。

其他的諸子，大都如此。如《韓非子》歷來就沒有注解。這些諸子書的研究，多半是在清朝末年，像王先谦、王先慎、梁啟雄他們來替這些書做注解。所以諸子學是在晚清民初，因國學運動而帶起來的。

（三）反儒

帶起諸子學的原理是什麽？因為要反對儒家。

儒家在幾千年來一家獨大，要稀释儒家在这個社会上獨霸的地位，就要把其他各家抬起来。例如特別提倡墨家，把很多東西歸到墨家。現在常有人說中國的任侠傳統是受墨子影響，其實這跟墨家有什麽關係？墨家是中断的學問，俠客怎麼会和墨家有關？何況《史記．遊俠列傳》講得非常明白，說：“俠，行不軌於正義”所以儒家與墨家“皆排擯不載“，怎麼俠出於墨呢？這是當時梁啟超寫了本書叫《中國武士道》。參考日本武士道，找出我國古代任俠的例子，以激揚民氣。他的朋友蔣智由替他寫序，說這本書寫得好，且推測俠客應出於墨家。俠出于墨這個說法就是這樣才開始出現的。將我們想要提倡的東西跟墨家掛鉤起來。

還有些人則提倡道家或佛家。如章太炎。章先生是國學大師，毫無疑問。但他早期同樣是反儒的。他《檢論》裏就有一篇叫《訂孔》。他喜歡道家，而且他解釋老子爲什麽要出關呢？古代最善射箭的人是后羿，后羿有個學生叫逢蒙。逢蒙跟老師學了一段，就想：現在天底下比我更厲害的只有我老師，若我將老師射死，我就是最厲害的啦。他說老子就是想到了這事，所以趕快要逃走，怕孔子的徒弟把他殺了。各位可以看出來，這完全是一種惡意的解釋，這表示對儒家潛在的敵意。章先生晚年當然還是覺得孔子好。但他一生主要提倡道家和佛家。而且常覺得儒家太過簡單，說“《論語》所說勝義，不過十數條”，或說釋迦牟尼玄論，超過先秦諸子，不可以道里計，宋明理學家更不足觀等等（詳細的情形，各位可去看我的《國學入門》論章先生那一篇）。

所以那個時的國學，實有非常強的“反的精神”。從反滿，到反整個秦朝以來的政治社會，認為中國秦朝以後的政治都是專制的、學術都是墮落的，所以提倡回到古學。回到古學，故要提倡先秦諸子，而不是儒家，故是通過提倡諸子來反儒家。

（四）反傳統

這是國學運動開端的思路，在章太炎先生那一輩是如此。再往下發展就是五四以後所謂的“整理國故運動”了。

這時，更是明顯地說整理國故不是為了要伸張中國傳統文化，而是做個盤點，做一種總結式的、記總賬式的研究，目的是“打鬼”。傳統的很多東西，要清算出去。揪出傳統中不好的，就叫打鬼。打鬼這個講法，是胡適對當時整理國故運動的說明。

此後，清算、打鬼這幾個詞，不斷出現，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橫掃一切，打倒一切牛鬼蛇神都。

所以國學運動後期的發展，是從發揚走向反對，具有一種反的精神，從原先反滿、反清，到反秦朝以後的社會，再反儒，然後反整個傳統，都要反掉。

在這個過程中，發展出來的理論、學說，自然就有否定傳統的態度。比如中國有全世界歷史最悠久的史官傳統、綿延不斷的史學著作，史法、史例非常齊備，可說是最優秀的史學傳統，但民國以來，大家卻競相批評傳統史學都是錯的，所以從梁啟超以來就提倡“新史學”，到現在台灣中研院還在出一本刊物，叫《新史學》。

除了提倡西方的史學觀念、史學方法以外，對於我們原來的古史舊說，也要重新批判。

這批判看起來是延續了清朝的辨偽学，其實大不相同。辨偽，是考證古書及篇章的真假。這套方法到整理國故時代，則有很大的變化。從傳統的辨偽學發展“古史辨”。古史辨運動簡單地說是什麼呢？就是把中國人引以為傲的五千年輝煌歷史腰斬一半。說沒那麼長，頂多一半，原先講的三皇五帝、堯、舜、禹、湯，基本上都是戰國秦漢之間的人偽造的。古代的歷史，只不過是些傳說；而傳說，多是後人偽飾，所以要由我們來重新考辨。

考證的結果，《堯典》《舜典》都不是堯舜時期的作品，乃戰國秦漢之間所偽。大禹呢？禹不是一個人，而是一條蟲。他的事蹟都是神話。大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老婆塗山氏是隻九尾狐之類，這些故事能信嗎？都是上古的一些神話，我們卻把這些神話歷史化了。還有呢，早期只講大禹，後來講堯舜，再來則講三皇五帝，最後越扯越遠，講到盤古開天。盤古開天這個事看起來應最早，但實際上這個故事是最晚造的，三國時期才出現。所以，顧頡剛說我們中國的歷史堆猶如積木一般，叫古史層累說，越堆越高，越晚堆的東西越在上頭，皆不足信。

另外還有我們建立的新學科，比如民俗學、民俗調查、歌謠研究。皆是要在本來重視的高文典冊、禮樂制度，士大夫文化以外，去另找天地。

我院徐新建先生曾寫過一本《國學與民歌》，講的就是國學運動中出現的民歌研究、歌謠調查、民俗研究。整理國故為什麼要提倡民俗研究呢？就是因為反對原先講歷史只注重士大夫、帝王這類階層。所以要降下來到老百姓的世俗生活裡去。

各位可以想想，新文學運動、白話文運動不是一樣的邏輯嗎？要打倒舊文學、打倒貴族文學、打倒山林文學。那麼代替的是什麼呢？是口語、是白話文、是民俗、是小說、是戲曲、是歌謠等等。所以這些東西的提倡，跟整個反的精神都是息息相關的。

提倡沒問題，這些本來也應提倡，但在什麼邏輯下提倡，大可反思。此後幾十年，強迫知識份子下鄉、改造、向貧下工農學習，說讀書越多越反動，貴族精神被打倒，禮樂教養被汙名化，語言文字粗鄙俗濫化，整個文化彌漫著農民草莽流俗兇惡之氣，豈非由此而來？由反傳統而反文化矣！

三、由國學到國際學

      [size=+0]  國學運動，按理講，應該是要發揚民族精神。但由我剛才的敘述，可以發現：“發揚”已被反對所替代，“民族”也一樣。講國學，當然是要講我們自己民族的學問，但“民族”很快就變成“國際”了。與國際漢學、國際東方學的關係非常緊密。

    （一）東洋

    前面我曾提到國民性研究。這種研究本來就起於日本，在國內講這個的，則以魯迅最著名。魯迅要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批判阿Q精神、大罵禮教吃人，影響極大。但魯迅的論述，其實沒有脫離日本“支那人論”的範圍，包括所舉的例子（我另有一篇《論一些關於中國文化的胡說八道》詳細說過這一點，這裡就不談了，各位可去找來看）。當時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也有人懷疑抄了日本人的著作。魯迅自己當然很生氣，但這也不是完全沒道理的。畢竟當時講國學，皆與日本人的研究多有關聯。

    另外，剛剛講的古史辨運動，認為春秋戰國以前的歷史多是神話，不可信。理論其實也有個日本淵源。早在1908年，日本學者白鳥庫吉便發表過著名的

“堯舜禹抹殺論”，謂堯舜禹都該抹殺，不是真的。文章收在他的《中國古代傳說》裏。

       我這幾年都在新疆的伊犁辦世界周易大會。當地有個八卦城，乃漢代烏孫王朝故地。烏孫跟漢朝關係最密，漢朝第一次嫁公主去和親的地方就是烏孫，“行人刁斗風沙暗，公主琵琶哀怨多”講的就是她，王昭君的故事則要在之後幾十年才出現。但是像這樣現代人以為偏僻之處，白鳥庫吉也早在約一百年前就寫過《烏孫考》，可見他對中國東北西北地區史、朝鮮史都非常有研究。他最早提出來了堯舜禹抹殺論，跟顧頡剛後來所講幾乎一樣。我也可以相信顧頡剛應該不是抄襲的，但是理論太像了，且人家比顧先生早那麼多年。

此外，像雲岡石窟、龍門石窟，這一類重要佛教史跡，大部分亦都是日本人開始做的調查。原來中國沒有人知道，湮沒在荒煙蔓草的山坳裏，中國也沒有任何一篇論文。

建築史方面，現在講中國古建築，總會講到梁思成。但你有沒有想過梁思成怎麼會要做古建築研究呢？那是因為在他之前，研究中國古建築已經是國際上的熱門題目，像日本的伊林忠太等人對於中國的古建築研究就已很細了。如寺廟、皇宮、民居、城市，還有古建上的裝飾，斗拱等，研究都非常多。因爲現在世界上保留下來的最早的木造建築，不是在中國，而是在日本。最大的木造建築則是日本奈良的東大寺。日本本來就關注這個，並努力尋找跟中國的淵源，所以他們在這部分的研究比較多。

當時東北西北考古、西南考古，亦是如此。我們一般只注意到西方來的斯坦因、斯文赫定或者是安德生他們，卻沒有注意到日本在這其中的規模也很大。後來日本更擴大了這些民俗、考古、歷史、社會調查，擴大到東南亞。它的成績非常之好。早期臺灣被日本殖民之後，日本建立了臺灣大學，作爲日本當時的九所帝國大學之一。其中有一個學術強項，就是民族學調查。日本當時把台灣作爲南進基地，所以進行了對臺灣本身民俗及少數民族調查、東南亞調查。

當然日本很多調查跟侵略的行軍部署有關。它到每一個地方，要如何進攻，進攻以後要掠奪哪些文物，哪些是有價值的，都得力於廣泛的調查。但這些調查，很多時候跟國學研究真是結合的。一方面是研究，清查中國還有哪些東西。另一方面，本來是一個發揚本民族的活動，但它又有廣泛的國際性參與。

（二）西洋

日本是一大塊，還有一支力量從西方來，瑞典，德國，蘇聯，俄國，匈牙利，英國，法國都參與了中亞跟西域的考古，蔚爲風氣。

我講過了，西方的東方學，早期主要是研究埃及、波斯，後來越形擴大。埃及波斯的文物已經研究差不多了，很多重要文物都帶到了英國法國去了。接着是在印度建立殖民地，開始研究印度、中亞，然後再從中亞進到東亞，進入新疆地區。如斯坦因，他是匈牙利人，在沒到敦煌以前，他就看過敦煌文物了。因爲他讀書時，老師柏和奇便收集了很多千佛洞的圖像，所以斯坦因老早就知道千佛洞。他大學畢業後到印度去，在加爾各答做大學校長，是一個有名的學者。後來他四次進入新疆考古。第一次考古的報告《古代和闐》，到現在還是研究和闐地區最重要的著作。它有兩大部，第一部十七章，第二部主要是圖版。第二次探險又寫了《西域考古記》《沙漠中的契丹遺址》等等。他在敦煌的藏經洞待了七天，收了一萬多件文物到英國去。

伯希和就更了不起了。他在法國東方學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們現在痛恨伯希和、斯坦因這些人，都說他們“盜寶”。還有含淚先生搧情地寫什麼《道士塔》。實則人家沒偷你沒搶你，是你自己不識貨。他和你商量討論，捐錢給你修千佛洞，然後買走你的東西。當時這些東西他還沒有全拿。以當時的條件，全部拿走也是可以的，但是人家沒有，因為覺得沒必要。伯希和的漢學學問比斯坦因好。所以伯希和每個經卷都看過，都挑選過了，最價值的全部帶走。

特別之處是什麼呢？敦煌是千佛洞，佛教寺廟有佛教文獻不稀奇，但敦煌其實有大量的非佛教文獻。以伯希和帶走，藏於巴黎的這批敦煌文獻來說，其比例就高達百分之四十七。將近一半不是佛教文獻。主要是有關於中國當時的歷史、地理、民族相關資料，對於重建當時的歷史社會狀況是非常有幫助。其次是道教文獻，對於研究宗教史，非常有幫助。其三是大量的儒家經典。印刷術是宋代以後流行的。在敦煌卻還能看到漢魏南北朝隋唐時候的《論語》《孝經》註解等各種經典早期的文件；看到《文心雕龍》《切韻》。數量很大，光是《蘭亭集序》就有十幾件。還有其他許多少數民族文獻。這些都被伯希和帶到法國去了。

當時中國的朝野都沒有注意到這批文獻的重要性。而就算注意到了又能怎樣？當時我們的學者，老實說，這些文獻擺在面前恐怕也多看不懂的，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當時學界的佛教研究很生澀，對道教更是文盲，根本沒有幾個人了解，也不知道哪部經典有價值。何況還有許多異族文字？要在那麼短的時間內，辨別哪個有價值、它又是什麼東西，然後選擇帶走。這種學力，依我看，當時章太炎，王國維等人，也遠不及伯希和。他走的時候，也不是從西域帶走的。他從中原過海路，沿途告訴官方，說敦煌還有許多東西，要好好保存。第二年又到中國來，還在中國做了個宣傳，把敦煌東西拿出來展覽。告訴大家：看，是這樣的。羅振玉看了很震驚，請他回法國後，拷貝一份來。他說，沒問題啊，果然把拍照的片子寄過來。之後，羅振玉才根據這個，來編印《鳴沙石室遺書》。

我講這些，是要說明當時的國學研究，不只是中國人自己做的。是日本、歐洲各地學者參與進來，來進行對中國文化的各種研究。很多研究仰賴外國學者的力量。如陳寅恪先生。大家都覺得陳先生是非常博學的學者，其實陳先生在歐洲留學時即聽過伯希和的課。他回到中國後，擔任所謂清華幾大導師。這完全是現在創造出來的一種想像。當時的陳先生，一篇文章都沒有，婚都還沒有結，是個初出茅廬的小夥子，剛剛到清華執教。教的也不是後來成名的隋唐史，主要是梵文文獻。每週還要從清華園進城，去找鋼和泰複習梵文，鋼和泰在中國待的時間很長。主要推廣梵文藏文，他是國內東方學的重要的啟蒙者，在國內教書，胡適陳寅恪都推重他。

要請各位留意：西方漢學對國內國學研究的影響，還不只在這些少數民族文化語言、考古、西域、佛梵、新材料等方面，在國學的主要部分也一樣甚大。如經學、小學，乃清朝學術主力部隊所在，貢獻也最大。關鍵處，則在“因聲求義”，也就是通過聲韻學去校訂文字、講明訓詁、闡釋意義。可是這一套做到章太炎、黃侃也就到盡頭了。章先生已吸收了不少西方語言學的觀念，更不要說其後學了。爾後講音韻者，皆受瑞典高本漢等漢學家語言學家的影響，看不起黃侃了。

在中研院第一屆院士候選人名單裡，语言学部分就只有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王力。而這些都是學西方語言學的，沒一個是傳統的聲韻學。其後選上了趙元任和李方桂。李方桂乃美洲印第安语、汉语、藏语、侗台语之权威，并精通古代德语、法语、古拉丁语、希腊文、梵文、哥特文、古波斯文、古英文、古保加利亚文等，著有《龙州土语》、《武鸣土语》、《水话研究》、《比较泰语手册》、《古代西藏碑文研究》等，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之誉。但漢語研究也很出色，尤以古汉语和古藏文為好。遍历中国南方，进行汉语、傣语、壮语、藏语、及泰国泰语之研究。参与翻译了高本漢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趙元任則原本是學科學的，1920年在清华大学教授物理、数学和心理学课程。1921年到了哈佛大学才研究语言学，翻译高本漢《中国音韵学研究》。1925年再回清华大学教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並称为清华四大导师。跟傳統的聲韻學一點關係都沒有。

      跟他們關係深的是高本漢這一路的。高本漢的影響且不只在音韻語言方面，對古籍辨偽和左傳年代等討論也非常重要。他寫過《论左传的真伪和性质》、《中国古籍的真伪》、《诗经研究》等。各位若知道古籍辨偽和有關左傳的今古文經爭議在晚清民初國學發展的情況，自能理解他這些著作在此中起的作用。 諸如此類，細說就講不完了，總之，西方漢學對整個近代國學運動有深刻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三）印度洋及其他

中外交通史，就是在這個格局中興起的。一部分人談中亞民族進入中原文化、對南北朝隋唐的影響。一部分人談印度文明對中國的作用。一部分著重歐洲傳教士來華的工作，往下延伸到近代教育科技及教案問題。還有一些做南洋史地和華人開拓史。各有名家，而皆為往古所無。除第四部分外，主要傾向，都是外部對中國文化的輸入和影響。

其中隱含的一個態度，即是以外部為真理之源。所以感覺音樂、舞蹈、佛陀勝義都由中亞西域來；基督福音則由歐羅巴來；糖、猴王阿奴曼、龍王龍女、佛菩薩都由印度來。清末民初興起的“回歸印度”佛教運動，即與此傾向相符應。支那內學院的歐陽竟無、呂澂等人，要恢復玄奘法師已絕之學，痛批中國佛教久遭偽經偽論之汙染，正是國學運動中一枝勁旅。

一些國外的學科，對我們亦有很大的影響。如考古。考古不是中國傳統學問，傳統的學問是文獻，以文獻為主。現在的考古的方式，是國學運動中一步一步建立的。早期我們自己沒有力量，主要仰賴外國學者，如確立仰韶文化的時期、文化的形態等，都要仰賴安德生等外國學者。斯文赫定他們的西域考古，也是和我們政府配合的。然後整個學科都從國外移植過來。

也就是說，整個國學運動的國際化成分很高。大量的外國人參與、研究方法的改變、學科的建立、學風，都和國外有關係。我們對中國文化的解釋、角度、觀點乃至術語，都大量受到國外的影響。當時巴黎的亞州學會、倫敦的皇家亞州學會、美國的東方協會、柏林的德意志東方協會等都和我們有密切的聯繫。繼伯希和之後，戴密微也來到了廈大，1924年在廈大做研究。

東西洋之外，印度河兩河流域也摻和進來了，中國人種和文化西來說，就是裡面最典型的。說中國人種不是在本土發源的，從非洲，或者從哪裡來。中國文明也是從西方傳來的。最早的中國文化西來說是從埃及來。後來此說在中國不流行。更晚一點，影響中國比較大的，是說從巴比倫傳來說。這也是通過日本而被中國學者接受的。

早在1913年，日本人白河赤郞的《支那人民史》，便在上海翻譯了出來。很多學者受此書影響。所以像于謙、蔣智由、劉師培、章太炎這些人都贊成“中國文明西來說”，認為是從兩河流域傳下來的。章太炎劉師培先生當年在日本所寫的《黄書》《攘書》就是明證。後來包括錢穆先生也主張仰韶文化有典型的兩河流域文明特徵，是從那邊傳過來的。甚至有人，像日本人山島佐夫從古天文學考證入手，更論證中國所有上古文獻都是在西元前3世紀左右才造出來的，當時很多學者都支持這個講法。王國維詠史詩二十首，講中國全史，第一首就說：“回首西陲勢渺茫，東遷種族幾星霜。何當踏破雙芒屐，卻上崑崙望故鄉”，顯然也是主張華族西來的。

這個講法當年是寫進中小學教科書裡的，因此影響深遠。後來也一直有傳承者。例如早期跟冰心是齊名的蘇雪林，就一直如此主張。因為她痛罵魯迅，所以後來在大陸不甚知名，實則創作與學術均很有特點。她後期主要做楚辭研究，想要證明中國文化是從巴比倫傳過來的。認為楚辭的神系、所呈現出來的氣氛語言，還有那些神話，都和巴比倫有密切的關係。其著作上千萬字，是研究楚辭的大家。

台灣還有一位大學者黃永武，在《易經》《毛詩》、文字學，還有古典詩幾方面的影響都很大，且曾經以一人之力編成《全宋詩》，又以一人之力整理出所有敦煌文獻，編成《敦煌寶藏》。但他就主張中國文化西來說，認為除了兩河流域之外，還有一部分是印度過來的。

近年大陸上也不乏此類人。一位不在學院裡而喜歡寫書的女生叫蘇三，寫了《向東向東再向東》等好多本書，說黃帝是雅各的兒子。

近年我們已不太採取這樣的解釋，認為文明主要是在中國本土出現的。但是早期這類講法實在是太普遍了。譬如說十二生肖、二十八星宿，到底是怎麼來的，中國的太歲，每個名字都怪怪的，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有主張印度說，有主張巴比倫說。

此說之所以形成，當然也不是毫無道理的。考古學是西方的學問，西方人先去做了中東的調查，一路做到中亞，再到中國。當然是用過去研究的知識來解釋在中國發現的事物和現象。所以看起來文化仿佛由西向東是一條線，其實是因為他們自己由西向東走的緣故。這就樣蘇聯在我國北方的考古，考來考去，都認為整個北方文化深受蘇聯之影響那樣，視域所限也。

四、由精神到材料

我就是通過這些例子來說整個國學運動實有大量的國際性參與。正因為這樣，國學運動，越來越趨近國際漢學。這幾年大家要和國際接軌的熱鬧勁更是不得了，人大北大，都在辦國際漢學大會。所以我們的研究方法、論述語言、論述形態、包括課題題目，跟國際漢學越來越接近，外國漢學家地位越來越高。慢慢地，你幾乎沒有辦法發現我們中國人研究國學還有什麼特點。

亦因如此，所以發揚民族精神的部分，力道越來越弱，越來越採取一種“楚人視越人之腴瘠”的所謂客觀研究態度。

不僅如此，本是發揚民族精神的國學運動，發揚到現在，越來越沒有精神，我們已經從發揚民族精神走向史料文獻之考證，已經走向故紙堆，或甚至走向反對談精神、談內涵。對中國人精神面目的討論，越來越少了。

從國學運動開啓以來，在晚清時期就為了發揚古學，而收集古書、整理出版。這時候，就已經文獻化了。五四運動以後講整理國故，主要仍是整理文獻，越處理越細，還發現了許多新的文獻，敦煌啦、內閣檔案啦、甲骨啦、簡帛啦，大量出現了，所以我們須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專門去做整理。

然後我們還發展出一套理論。這就是傅斯年先生所說的，史學無非是史料學，故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沒材料就不要亂說話。我們的史學，慢慢的就變成史料學了。

傅先生是受德國蘭克史學影響的，後來批評他的人很多。但平心而論，現在文史研究，不仍是拿著文獻考來考去嗎？這個伎倆，加上前述客觀之態度，大抵就是我人所以為的“科學方法”。

所以綜合地看，整個國學運動很有趣，這一百多年的學術史，幾乎每一個環節都異化了，走向他的反對面。本來要發揚民族精神，但生有反骨，掀起了一股大浪，不斷造反。本來是有精神的，現在越來越注重材料了。

五、新時代國學

（一）國學亂象

我們這個時代講國學，情況又當如何呢？

國學在大陸復興，已經熱了二十幾年了。八十年代是一個向西方學習的時代。典型的標誌性的作品是《河殤》，要拋棄黃土地，走向蔚藍色的西方海洋文明。九十年代以後，大家開始談國學。但是談來談去，真正的國學其實還沒開始。真正的中國傳統學問到底是什麼樣，有什麼內涵？大家還不太清楚，可是就已經被二十年來各種各樣的國學搞亂了頭腦。

社會上有很多種國學，一是雞湯式的，你們都知道我說的是誰。

還有一種是說書式的，一下講三國一下說清史，一下講《史記》一下講《三字經》。我初來大陸教書時，就有節目組跑到課堂上錄影，問我可不可以到百家講壇去講？我問他該是怎麼個講法？他說：我們觀眾的設定是中學生。不是中學生都來看節目，而是整個社會觀眾的水平就是普通的中學生，所以你不要講理論、不要講太深，要多講故事、多用圖卡。我說，這樣就用不著我講啦，你最好去找中學歷史老師，那最適合你的標準了。果然後來他們找了幾位中學歷史老師，反響都不錯。但總體就是說書式的。

還有一種是玄談式的，比如把儒道佛三教混爲一談。你跟他講佛學時他跟你講修行，你跟他講修行時他跟你講應世，你跟他講用世他又跟你講佛。完全沒有家法，然後大談修煉，體驗，這是玄談式的國學。

還有一些是世俗化的。世俗化的國學是什麼呢？把厚黑學、成功學拿來講國學，所以國學跟事業成功啊、企業的管理啊、心理癒療啊都是結合的。有許多人花錢辦國學班，然後賣大價錢，也有許多人出冤枉錢來聽這種課。

另一種是風水命理數術的，也不是真正的國學，屬於上一種的附庸，目的是消災祈福，保佑平安發大財。

（二）重新理解

我現在所說的新時代國學，當然不是要發揚這些，這些只是亂象，只會讓人羞與為伍，根本懶得再談國學。我們是要對百年來國學運動的撥亂反正，走另外一種方向。

新的重點是什麼？第一是對於中國的學問、中國傳統文化，還需要有重新的理解和詮釋。早期的理解和詮釋，是一種反的精神、打倒的精神。有些則根本沒有內在靈魂，內在精神，只是一種文獻考訂材料。這，滿足了我們學院裏的學問操作，學術功業。所以我們在學校裏學的都是這一套。抄來抄去，考來考去，偶發議論也只是閑磕牙。錢鍾書先生說現代學者“擅長把圖書馆的書一一抄到我的書裏，最終希望我的書將來能成爲圖書館裏的一本”，就是這樣啊！你有什麼別的本事嗎？這個，距離發揚民族精神，還有很大的距離！

傳統文化，這幾十年來經過不斷打倒、經過塗染各種東洋西洋色彩，目前我們到底對中國的傳統文化還瞭解多少？這個是我們這代的中國人要重新來面對的。

現在社會上還有許多的言論，荒誕幼稚，而人皆不以為異。譬如動不動就講我們對於古代的東西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每個人都這樣說，都覺的理所當然，不以為羞！什麼？你覺得很有道理？那我問你，如果有個幼兒园的小朋友來跟我說：龔鵬程，你學問很好，但是我要取其精華、去取糟粕。你認為我該如何？我只能伸手打他一巴掌，喝道：“胡說八道，我的精華與糟粕你懂啊？”不是嗎？現在人動不動就說要對古人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卻沒衡量衡量自己是什麼玩意。你比得上蘇東坡嗎？捫心自問，你跟蘇東坡還有很大距離吧。蘇東坡比得上莊子嗎？莊子比得上孔子嗎？你跟孔子的距離是火星跟地球的距離呀，開什麼玩笑，人家講什麼你都聽不懂，還精華糟粕呢！

學問的事，是唯佛能知佛、唯菩薩能知菩薩的，和別人不是一個境界，人家講話你就連聽都聽不懂。現代人站在一個現代虛妄的進化高峰上，讀古人的書，像改小學生的作業一樣，這個地方叉叉，這個地方還可以。書不是這樣讀的，你只有真正能夠瞭解人家在說什麼，你才能受益。而要瞭解大聖哲卻是很難的，要花很多氣力。像我教書，教李商隱、蘇東坡，我覺得還能應付。若叫我教杜甫李白，我就我很吃力了。該怎麼瞭解他、怎麼描述他，很困難。感覺上是一隻地上的狗在追天上的老鷹，跟不太上。顏回說學孔子“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就是這種感覺。古人講讀書是要“尚友古人”，要跟聖賢對話。我們不需要朋友，因為朋友多半是害你的。但有些朋友不會害你，他們是古代的聖賢，我們在最孤獨最寂寞的時候有這些朋友，我們真的可以跟他們對話，會得到更多的知識和體會。可是假如這朋友說的話你都聽不懂，你怎麼跟他對話？所以，理解，重新理解傳統，它是我們這個時代需要花大力氣做的。

其次，我剛才說過我有一篇文章叫做《論一些有關中國文化的胡說八道》。就是除了態度上要認真、虛心，真誠地去理解傳統，還要反省我們現今已有的認知。

現在一講傳統就是封建啊、專制啊、中國是父權社會啊、農業文明啊，這些胡說八道都是怎麼來的？都是由西方發展出來，然後中國人根據西方人鄙夷中國的口吻，回過來罵自己的傳統文化，所謂“漢人學得胡兒語，卻立牆頭罵漢人”。

（三）重理主脈

光知道要重新理解傳統文化，還不夠，還要知道須理解主脈。近百年國學運動最悲哀之處，就是它所發揚的所討論的，大抵都不是原來中國文化最主幹的部分。

如文學，我們努力地打倒貴族文學、打倒文言文。把這些都打倒以後，那還有什麼中國文學可說呢？中國文學最重要的部分，已經被我們打倒了嘛！

而且，我們不但把小說戲曲講得比古文與經典還重要，更要把經典民間化、淺俗化。一講《詩經》，就說是民歌。《詩經》怎麼會是民歌呢？那裡面，雅與頌是民歌嗎？這就三分之二不是民歌了。

其他那些“風”總是民歌了吧？誰跟你說風是民歌？“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詩經》的時代，君子指什麼？君的兒子叫君子，公的兒子叫公子，公子的孫子叫公孫。所以僅這“君子好逑”一句，就表明了它不是民歌，是君子在求偶，所以到後面才會鐘鼓樂之、琴瑟友之。誰家有鐘鼓？民間有嗎？這是基本常識呀！現代人竟完全沒常識，一股腦把經典朝民間化、淺俗化方面靠！

說這詩只是講男女慕戀，是情詩，則是淺俗化。牝杜相求，乃是動物性本能，鳥獸皆能之。故自來解經，都由男女之情說到人文禮義之教。現代國學則偏要拉下來，但知情慾之發，不貴禮樂之節，痛罵古人保守、迂腐，自趨下流還洋洋得意，渾不顧此詩以發乎情開端，而以止乎禮收結，故曰：鐘鼓樂之、琴瑟友之。可見也是沒常識的。

沒常識的多哩！現代人一講到魏晉，就魏晉風度、竹林七賢、崇尚清談、破除禮法等等一大套。這也毫無常識。魏晉是什麼時代，是世族門第社會呀！什麼是世族門第社會？陈寅恪先生講得非常清楚，它有兩個條件，一，累世官宦，二經學禮法傳家。所有世家大族，都是靠經學禮法才能成為世家大族的，所以經學禮法正是這個社會的骨幹、支架，是社會結構的根本性因素，不守禮法就沒有這個社會。

現代人卻似乎沒讀過社會史，所以在談文學時亂扯一氣，什麼個性自覺啊、跟五四一樣破棄禮法啊。殊不知魏晉時期關於禮法的討論，是他們文章中最重要的部分。“魏晉文章，善於說理”，對於禮的辨析，超過漢朝。經學呢？我們《十三經註疏》裡面的注疏就多來自魏晉，如《論語》是何晏注的，《易經》是王弼注的，《左傳》是杜預注，《穀梁傳》是范宁注。我們看《世說新語》，翻開第一篇就是德行。那些破壞禮法的放蕩人物，皆是放在後面當八卦、當逸事講的，且多帶貶意，說明竹林七賢等人性格之鄙吝、偏狹等。

也就是說，近百年來發揚的都是小傳統或偏統，如墨家、名家、法家、佛學、玄學、白話文、民歌、謠諺、民俗、市井文化、流氓造反、破除禮法人物等等。傳統中最重要最核心的祭祀、禮樂、經學、教育、詩文，百年來卻都受到很大的摧殘。

例如傳統孔廟書院都被廢了，經也沒人讀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是沒有經學這個學科的。

祭祀呢？祭天祭地、祭三皇五帝，如今都難。今年九月三日我們在都江堰文廟辦祭孔，山東曲阜還來了八個人，爲什麼呢？因祭禮久荒，已經不太會祭了，故來切磋。我上次祭孔時，嶽麓書院院長朱漢民先生他們來看，說太厲害了，你們怎麼會？我拿了一本《灌縣志》給他，說祭孔是最簡單的事。為什麼？因為文獻俱在，歷代都重視，是非常隆重的典禮，專書非常多。就是一本小小的方志，裏面都有專門的記載呢！這些祭祀在中國傳統上，是最主要的部分。“邦之大事，惟祀與戎”，對於天地鬼神先聖先賢，宗親故祖都懷著一種敬畏之心，今則無矣。

詩文傳統也斷了。這幾年忽然附庸風雅，各城市都找人做賦、立碑、誌銘，而往往狗屁不通，令人笑破肚皮，感覺文脈真是斷了。

教育。現在全國書院據說有三千多家，但是大部分的書院是原來的會所。現在會所不能辦，就都改成書院了。還有房地產商打著書院旗號做土地開發。另有許多書院是蒙學，大教庸劣的《弟子規》。這些能叫書院嗎？書院是講大人之學的。現在把蒙館當書院，而且還讀《弟子規》，豈不荒謬？

以上這些傳統文化中主要的東西，若理不順、展不開，國學就只是清談的話頭，沒有意義。至於學問，當然還是儒家，這是傳統的主脈。避開儒學，儘去扯些禪呀密呀修呀證呀琴呀茶呀兵機呀管理呀風水呀命數呀，不是騙子，就是傻子。

（四）介入生活

這些傳統文化，我們還要設法讓它跟我們現代生活的脈絡連接起來。

例如古代教育傳統、教育精神之重新梳理，為的就是要用以改造我們病入膏肓的現代教育。所以得把它實際踐行於我們的教育工作中。這樣國學才能跟現代生活重新結合起來。其他可以類推。

只有這三步做完了。我們才可能恢復做最後一步：恢復中國原來的典章制度，建立一個新的社會政治秩序。但那就更晚了，前面的三步，我估計要花上三十年，才能有真正的成效。我老了，所以就要仰賴各位啦！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14:40

中國學術語言有沒有生路？

龔鵬程

人对他自己依赖最深的东西，往往最不能感受到它的重要。就像空气，人虽不可须臾无之，但除非情况特殊，否则一般是不太会注意到这个事实的。语言，也是如此。

语言对人有什么重要性呢？

最基本的，当然是因为人必须依靠语言来沟通。但你不要误以为语言只是沟通的“工具”。我们使用语言时，是凭着信实的动机和正当的行为，才能让语言准确传示意义；所以准确的语言，是诚实社会生活的先决条件。假若语文一片紊乱，充满了虚饰、夸张，或者牵强、枯萎与错误普遍存在，则沟通便不可能，而社会也生病了。

在李维（A.W. Levi）《哲学与现代世界》一书中，他曾谈到诗人艾略特为语言的精确而战；史蒂芬斯宣称我们必须以信实言辞的食粮过活；庞德则强调作家的职分，在于阻止一般人把语言当成一种背信的工具使用；至于维根斯坦，这位哲学家，更是坚决地认为：“哲学是一场战争，藉用语言来抵御我们智力的蛊惑”。（页五五）

其实当代思想家无不致力于语言之探索，李维所举，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例子而已。

要用语言来抵御智力之蛊惑的，把现代的逻辑跟科学方法，视为一种形式语言和科学语言的运作，而在哲学上引发了方法学的大革命，开启了逻辑经验和语言分析的各种流派。

把语言放到社会中讯息之传扩与沟通的情景中去观察的，发现语文不但是最普遍的沟通、交换符号，也是一切沟通行为中结构最严明，意义最清楚的；一切社会间联姻、货币关系，均可以语言结构来了解，遂又形就了符号学、结构主义、语言心理学等学派。

而那些注意到沟通问题中道德因子的人，则相信稳定清晰的语言，是民主而开放社会的必要条件，因为唯有祛除了语言的暴力与欺罔，社会才能真正清明。

因此，我们虽不敢说对语文的关切，是一切当代思潮的特质；但忽略了这一点，确实无从掌握这个世纪的思想脉动与社会发展。而且，恐怕也没有资格做一个现代人。

但话说回来，对语言的感知与反省，固然可以要求每一个现代国民，可是真正能对此有所贡献的，毕竟还是社会中少数的知识菁英。这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菁英，或从语言本质、语言行为中，去思索语文问题，发展有关语文的理论。或在语文之使用中，实际展开中对语言的觉察、熟稔与新创。他们是语文传统的延续者、教育者和反省开创者。

而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不但一般社会大众、社会体制普遍不重视语文、甚或扭曲污染语文（诸如政治口号、商业广告……）；连这些语文传统的护卫者，对语文也掉以轻心，潦草随便，得过且过。

相对于本世纪世界学界在各方面对语文现象及其相关人文问题的研究，我们有什么研究成果吗？创了什么学派？发展了什么理论？

好吧，姑且不谈这些，那么我们编出了什么样的辞书呢？我们高级知识分子的语文运用能力用能怎么样呢？

《国文天地》第五期曾刊有蔡锦昌“中国学术语言的出路”一文，批评现今学者的文字大多蹩脚，词汇双语化、界定条件片语乱用、标点乱标，且受洋文表述及思考模式之影响，疙疙瘩瘩，犹如垃圾。我想他的批评，在社会及自然科学方面十分明显，研究中国文史的学者有此毛病嗎？人文学者之文笔即可令人满意乎？

这当然不能率尔作答，全凭主观印象来说话；但也不易替人文学者找到一语文能力之平均值。因此要谈这个问题，最好能立一例以为标准型，才便于讨论。也就是我们不专门找坏的例子，来证成我们的结论。而是选一个大家公认及他自己自认为很不错的人作标准，先检查看看。

恰巧我手边有一册龙宇纯的《荀子集论》。据龙氏自云其“主治语文学，于上古音中古音迭有发明，后者更独造新境。其《中国文字学》一书褒重于时”，所以不妨暂即以他为例。

这当然不是全面评价他的成就，而只是在他自认“所论莫不精粹”的论荀之作中，发现一些十分普通的问题。

例如自序第一句：“本论集共收有关荀子其人其书及其思想之论文或札记八篇”，就不太对劲，或字该改为与。

第二句说他大学读诸子书，乃无师自通，入研究所“复读诸书”，复字也用的不对，应改为续；复与续用在文章里，好像语意一样，其实不同。

底下又说“上来所陈，微词编诸文旨撰作经过”，上来所陈，为什么不改为以上？

“门人张宝三兄”，既要摆老师派头，兄字儘当删去。

“先慈逝世之六周年”之字不嫌累赘吗？

“聊达寸心”，既逝矣则不能达，这是想说“表达”，却有不肯老老实实写成聊表寸心所致。

然后翻开文本，第一句说荀子生平，前人“考信虽众，顾皆不足饜人意”，仍然欠通。厌即是足，何须冗字？考信用崔东壁事，然考而既信，何以又不饜人意？此只当写作考据虽多，皆不饜人意即可，不必掉文。……。

诸如此类，显然这位语文专家在词性的掌握、同义字用法的分辨及文句前后连贯的关系方面，能力都有问题。所以书里才会出现一些像“旬孟论性虽取相同，实则所指有别”“在儒学天地裡，荀子究竟处的什么地位？恐怕更是应予肯定的”（页五七）的怪话。所取既同，所指何异？什么地位，尚待研究，如何肯定？……

主治语文学者，语文表达能力不过如此，则其论荀“所见不出语文学范畴”的结果，真能“所论莫不精粹”吗？而且，一个所见不出语文学范畴的人，何以会相信他在讨论荀子思想时所论莫不精粹？

这也许可以显示今天我们语文学者真正的问题所在。——

语文能力不好，可能除了训练不够、不虚心之外，对于文学的理解亦有偏差。像龙氏，一下说他“筹划创设”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一下又说他在中古音方面“独造新境”，一付沾沾自喜、器小易盈的样子。此必非其本性骄妄，而恐怕是不晓得今天语文学的发展，早已不是什么六书法则、中古上古音拟测的时代了。这些问题固然仍须研究，但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在这个部分有点见解，实在算不上什么。他自诩专从研治文字之观念方法检讨，已为科学的文字奠基植楹。但若真正看看本世纪有关语言的研究、科学的哲学之发展，这种基本方法论的讨论，距“科学的文字学”还遥远的很呢！

我这些话，不是要批评某个人，而是在强调：对语言的重视，是我们这个时代各门学问之所以进步的关键；而我们的学者，实在应该好好注意语文，在观念和实际行动上加点油，特别是当学术语言本身都疾病丛生时，我们更得痛切反思改进。

否则，不仅如蔡锦昌说，中国的学术语言没有出路。中国的学术，恐怕也前途堪哀；语文传统则岌岌可危，社会则日益混乱矣！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14:41

對話龔鹏程

劉越坤

刘越坤：传说中，您俨然是位武林高手，不仅是《武艺丛谈》的作者，更是天山武林大会的主持者，能否透露一些您有關武学的门派或修为？

龚鹏程：我是《武艺丛谈》的作者，也确实组织了五届侠文化节及掌门人大会。但我谈不上是武林高手 ，不过跟一般少年一样，胡乱练过些拳脚罢了。当时是受了武侠小说的诱惑，又有实际混江湖的需要，故不仅把能接触到的各派国术都学了，还练过柔道、拳击、空手道等。

由于亲知甘苦，且所知较为驳杂，是以後来反而跟各派高手都能谈得来，我自己也担任过台湾少林禅武会会长。后来虽年岁渐长，又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但聽说哪有什么门派、有什么高手，也总还要去会会，亲自考察考察。如天津，我就曾因调查霍元甲事而摸到他老家去。而由他創立精武体育会，还往下串到南洋，赴马来西亚、香港等地考察。别人很少如我这般下功夫。

另外，我的武术能与社会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像武术与文学、与帮派会党、与哲学、与宗教、与医学、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在我之前幾乎就無现代学者综合探究过，我写《侠的精神文化史伦》、《武艺丛谈》等書才打開了这些领域。为此，我还創立过中華武侠文学会等。辦武林大会即是我推廣武侠文化的一種方法；武术，则是我观察社会与文化的一个角度。

刘越坤：说到对社会与文化的观察，您那遍及文、史、哲、宗教、社会、管理、传播等诸多领域的八十余种著述，真如万顷之烟波，难以望其涯际、窥其渊深，这是一个怎样的知识结构？您又是如何构建的？

龚鹏程：到底出了多少本書，老实说我也不清楚。且八九十种之外，還有数百萬字没结集的。

我的学问，一般人以为就是传统文化，乃是依我著作之情况而说；其实只是因讨論现实社会、政治、军事、管理、教育的文章多未整理成书罷了。我曾担任报社主筆廿餘年，每周替报社写社论、分析时事。又任过公职，起草过许多法规政策。还創辦过艺术管理、文化行政、非营利事业管理、出版事业管理、生死学、未来学、殯葬管理等新学科及系所。又在国际關係与战略研究所執教多年，任过传播管理系主任等。这些，都不是传统国学所能範限的。古今或中西，在我这兒並无隔阂；人文与社会也是贯通的。人文领域中，文、史、哲、宗教、艺术等自然也就會通了。

會通，就是我的知識形態，我也以古人说的“通人之学”来自我要求。如水，江湖河海，转相灌注。做学问，则如诗。诗是講感興的，故孔子曰：“興于诗”。興来无端，興去无迹，不像工程师、工匠们才是講建構的。我则是学与生命合一，故生發不已，一直有原創力。

刘越坤：聖人云“学不厭，教不倦。”您書中常言之“養成通识”与“转識成智”，您这种读书、著述的超凡能力是否有生而知之的成分在？如若不然，又是如何修炼而成的呢？

龚鹏程：我不修炼。子曰：“学而時習之，不亦樂乎！”我以此为樂，玩得个不亦樂乎呢！常有人夸我是天才，我当然不是，也不敢是，天才多半短命。我只是不断學習而已，希望可以活得长些，再多读点书，每天读着、想着、写着。

刘越坤：如果著述呈现出您作为学者的学术成就，而列于您名下诸多的职务或头衔无疑与您积极入世的社会活动相关联，这或许就是聖贤所谓“知行合一”的人生态度吧？

龚鹏程：没什么，读书不就是要改善世界吗？那为何不趕快去改善呢？古人说为学是要修己立人，又说要经世致用，都是講这个道理。我早期出来做事，还不免有些为稻粱谋且遷就现状的意思，後来便纯依所学所思来做了。

我与大多数人一样，对现今社会多有不满。但一般人的不满只是生活感受式的，我则想了解现代社会为什麼會这样。遍布一切的官僚体制、鼓動嗜欲的资本社会、病入膏肓的生態環境、丧失價值与意義的人生、理性计算而無美感的生活、在打倒与革命中不断自我折磨的精神，凡此等等，其出现之逻辑为何？聖哲复生，将如何对治此时代之癌？這是我那些乱七八糟、看起来说東道西，又忙東忙西的論述与行动之核心问题。

我参酌古今中外那些金头脑、大聖哲的看法，添加一点个人的体会，试着给这个问题擬药方，並煎熬出来，请大家嚐嚐。你说我知行合一，或许对，但其实也不过就是乘舟將溺，忙着去找绳子、拉小艇、牽救生圈罷了。

刘越坤：我想，这是不是一位学者与一代通儒的基本差别？您是否认同“一代通儒”的定位？您还有怎样的人生规划？

龚鹏程：一代通儒？不敢，我只是蕲于能通。

如今，專家横行，不僅喜以偏狭自詡精深，且常把自己训练成廢物来自鸣得意，谓此乃学者本色。所以我们这一代通人渐少。但天下之大，必有尚知孔子所说“君子不器”的道理者，我未来的人生规畫就是把这些人號召出来，共同救天下。如果这類人目前還太少，那我们就来培養他。世上总有仍懷理想的青年、仍存見識的家長，他们会響應我的！哈哈，我这是不是趁機在招生了？

刘越坤：招生好啊！您此次在天津书法展作为今晚人文艺术院成立的首个展览，您又被聘请为今晚人文艺术院的学术顾问，请您谈谈对我院的设想或建议？

龚鹏程：我的书法不足观，只是庆祝“今晚人文艺术院”成立，做個名目，嘤鸣求友而已。

今晚报社作为社会之喉舌、晚报界的龙头，願成立这个机构，發扬风雅，自然十分值得称道。但若仍如现今各地书画院那样，聚无用之耄耋、耗纸墨以为歡，那就毫無必要了。

子曰“游于艺”，这个艺，是与志道、據德、依仁结合着说的，故艺关联着道。周礼说保氏教国子以六藝，那六藝只是技术吗？不是的，藝術的術字，与道是同義词，莊子说古之道術云云，用的就是這個意思。因此，今晚人文藝術院在藝術上面特加人文两字，實有深意。易经说：“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个院，未来亦應發挥其彰明道術、化成天下之功能。

刘越坤：在当下大陆积极推进新兴的文化产业，开发文化的软实力，您在四川的都江堰文庙、杭州的马一浮故居、北京的天泰书院率先做了许多工作，是否有一些好的经验介绍给我们？

龚鹏程：我的文化产业与内地许多人理解的不同。

现在大家说的文化产业，只是把文化敲零打碎下来賣錢，或以文化为名義忽悠着做生意。殊不知文化產業在国际上原是指有知识產權的产业，或某种產業创造出了文化價值，使自身由制造业转变为文化產業。

至于我，我辦書院、經營名人故居、活化孔廟，做的其實只是一般文化事业。把这些文化事業辦活，能如企業般運营下去，确实要有一些手段，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仍是文化内容。

辦文化事业而根本不懂其内容，怎麼玩得下去？全国各地孔廟那么多，都是暮气沉沉，如何演礼、如何祭祀、如何講学，啥也不懂，光想開門做旅游，打扮成景点，誰要来看呢？我都江堰孔庙，五月中開辦迄今，根本还没做旅游呢，领票进来参观学习的就超过幾十万人，為什么？裡面礼樂射御書数什么都有，有课程、有体验。要有内容才能吸引人来，孔廟的礼儀与教育功能也才因而得以發挥。若非如此，孔廟变成古董、書院其实是会所、名人故居只有幾张破照片，就是想破头，想產業化也化不起来。

换言之，文化是講真假的，真的和假的當然不同。

刘越坤：最后，回到您此次书法展的话题，您一贯倡导“文士书”，可有如您一般的“文士”相应和？您又如何看待当今书法的现状与未来？

龚鹏程：文士，现在人可以理解成文人。不错，古代書家都是文人。不似现今书法家好像只是一种职工，有點寫字的技能、耍弄点噱头、追求造型与视觉冲擊就够了，詩也不会作、書也没读过幾本，还常寫错字。所以我强调文士書，希望写字的人能更注意其文化素养。

其次，还想提醒大家：書法畢竟是门文字藝術，不能抽离文字，僅在造型、構图、光影、拼贴、線條上费心機。再者，“文”在中国是種最高的價值。古代帝王大臣，最高的諡号即是文。子曰：“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文士書，也是我为中華文化招魂的一种講法和举动。

刘越坤：今天占用了您宝贵的时间，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真诚的希望您常来天津，在今晚人文艺术院开坛讲学，推动天津文化事业的发展。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14:45
学者龚鹏程：汉字是我们最好的财富

最早接触龚鹏程，是读他的《文化符号学导论》。单从书名看，这应该是一本高深艰涩的理论著作。但细细翻阅，却发现其中趣味盎然，读后不忍释手。后来逐渐了解到，龚鹏程涉猎极广，对中国文学、史学、哲学、宗教等均有所研究，至今正式出版专著70余种。虽然是台湾学者，但近年来他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在大陆学界影响日益增大。

不久前，龚鹏程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举行了他本人的书法及著作展，并向国图捐赠了十余幅书法作品及数十本著作。展览期间，记者就研习传统文化心得、如何看待国学热非遗热、传统文化教育等话题专访了龚鹏程。

“我不觉得一定得躲到书斋里面才能做学问，学问就在日常生活中。我的研究看起来杂，其实一点都不杂，因为我只关心一个问题：当下中国文化在社会上的发展情况及出路和前途。我的研究导向不是回到古代，而是走向未来。 ”

记者：您的学术研究涉猎广泛，能否做到博而不杂？读书写作之外，您的各种社会事务似乎也很繁多，如何在百忙之中静下心来做研究？

龚鹏程：我的研究看起来杂，其实一点都不杂。因为我只关心一个问题：当下中国文化在社会上的发展情况及出路和前途。我的研究包含两部分：第一，中国文化到底是什么？第二，中国文化到底有什么样的内涵？大家觉得杂，只是因为现在的学科划分把中国文化切成很多块。我是研究中国文化整体，对中国文化的内涵希望有更多了解与挖掘。

对于中国文化的出路和前途，我从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去寻找答案。现代社会显然有很多问题，但我们活在现代而不是古代，必须对现代社会怎样更完善提出一些答案。答案不一定都在传统里，仅仅回归传统是不够的。但是中国传统文化跟现代是非常重要的对照。对现代社会批判了解，寻找出路，传统文化是非常重要的资源。所以我对于现代社会会有更多研究。我的研究导向不是回到古代，而是走向未来。在台湾我曾经创办过未来学研究所，代表了我的学术方向。

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我的事务很多，这不是从现在开始的。大学毕业以后，我做过学校校务行政，在社会上办出版、搞活动，将近三四十年都是如此。但是我并没有越做越庸俗化。为什么？第一，我觉得传统中国学问是不离世而超脱的，贞不绝俗。圣人、贤达不是和世俗社会隔离的。这和西方不一样。西方文化是解脱型的。佛教是解脱型宗教，此岸的世俗社会是污浊的，要到彼岸神圣世界的净土去；基督教有天国这样一个神圣的超越界。中国的超越界就在现世界，一个人不可能超脱他的时代。

我不觉得一定得躲到书斋里面才能做学问。学问就在日常生活中。这是我独特的做学问的心态。不管世俗性的事务再多，我永远可以保持自己的超越性。大家都觉得你应该被污染，可是我没有；大家都觉得你应该是忙乱不堪的，可是我不会，因为我一直保持这种超越性，在这里面寄托了我的文化理想。另一方面，我对于世俗社会不是消极的对抗，要用超越性克制世俗性的堕落，不是这样。事情越杂，学问越好。举个例子。你要懂教育，怎么去了解教育呢？不是在书斋里讨论教育，也不是仅仅靠在大学里教几堂课。要搞得清学校是什么体制、机构怎么运作、学校跟社会的关系，就必须更深入地去了解这件事，从事务中发现很多道理。即事而穷理。不是空谈理论。我把做事当成学问来做。每做一件事，学问就更增进一部分。我做这些事情和做学问互相印证。所以做得越杂，学问越好。

记者：您的著作很多，请推荐几本入门书。

龚鹏程：可以先读《四十自述》。这本书看起来是自传，实际是谈怎样读书做学问的。原来书有一个副标题：鹏程问道，讲我问道的过程。和一般自述不同，这本书直接从大学谈起。大学是我真正读书、做学问的开端，从那里我由一个无知的人、自然的生命慢慢开始变得有文化。书中谈了很多做学问的方法，也比较容易读。学术著作，文采很重要。现代学者文字功夫很差。很多专门研究文学的人，自己写出来的文章一点文采都没有，很多学术论文干枯、没有生命力。

如果要进一步阅读，可以看看《传统文化十五讲》 《文化符号学》 《中国文学史》。如果要阅读有趣味的，可以翻一翻“丛谈”系列，或许引发做学问的兴致。随缘吧。每个人的趣味不一样。

记者：此次在国图古籍馆举行的您的书法展览突出“学人书法”特色，这是出于何种考虑？

龚鹏程：我提倡文士书不是一两天了。我对于当代书坛的状况比较熟悉。不满意。现在书坛在书写、装帧的形式上争奇斗艳，慢慢走向美术化、视觉艺术的方向。这个完全搞错了。中国书法的精髓不在形而在神。外在形貌是内在精神的表现。如果不是精神内充，徒然物外，求奇求巧，都是旁支末流。

文士书不完全等同于文人书法。提文人书法，感觉就像文人画和行家画，文人画技巧不够，主要是表达情意。书法还不完全是这样。因为书法本来就是文人的。但是文士书，其中的“士”在中国传统上是有担当、有追求、有理想的文化人。

这次展览是对当前书法展览之风的一种反省。为什么选择在国图展而不在美术馆？我认为书法应该和学养结合。这次展览原来不叫“书法展” ，而是“书展” ，书写、著作，都同义词。

“大陆的这一波国学热不是由党政机构提倡，而是社会上产生的一种文化自觉与文化自救。这种自觉与自救，方法、形式上可能杂乱无章，甚至找到的药方并不对症。但这种心情是蛮可贵的。在国学复苏的过程中显示出人心不死。 ”

记者： 20世纪，中国经历五四、“文革” ，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成为主流；到了21世纪，中国传

统文化再次受到重视，出现了国学热、非遗热等现象。最近几年，中国的传统艺术，如国画、书法、戏曲、民族音乐等在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时，逐渐表现出越来越强的自信与自觉。书法、戏曲开始走进课堂。对于这种变化，您如何看？

龚鹏程：我基本是比较正面的态度。大陆“文革”时期，台湾正在进行文化复兴运动。大陆这几年国学热、非遗热，综合起来还是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在台湾，中国文化复兴是由上而下的，大陆这一波国学热更好，不是由党政机构提倡，而是社会上产生的一种文化自觉与文化自救。这种自觉与自救，方法、形式上可能杂乱无章，甚至找到的药方并不对症。但因为传统文化缺失产生内在文化匮乏感、希望把传统文化补回来，这种心情是蛮可贵的。因为现在整个社会，大家都说越来越功利化了，每个人都在向钱看，被钱糊住了眼睛。但我们注意到在国学复苏的过程中显示出人心不死，人们对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读经热、国学热、穿汉服，每个人各找了一些救命稻草在那里张扬。当然这种状况会显得比较混乱，有些层次也不高，找到的药方可能还有问题。但是这样一种需求我们应该重视。正因为社会上有这么多需求，文化人、学术界更应该努力提供更多更好的药方，协助整个社会来做。

但是现在我们感到实际上学界没什么力量，基本是束手无策。学界能够提出的对策，最多不过是办过几个国学院，还做过什么？

记者：这几年《百家讲坛》这样的节目做了不少国学普及的工作。

龚鹏程：《百家讲坛》不是真正的学界。学界大都在骂《百家讲坛》。但学界到底做了什么？现在大家拼命重版民国那些老东西，胡适、王国维等人写的小书，翻了又翻，印了又印，学界有什么新东西？这几年我也写了很多普及性的小书，希望能多提供给大家。大家都说伪大师很多，乱讲风水、乱讲易经，学界懂的人为什么不出来讲？所以我的意思是，与其批评这个热那个热是虚热，批评伪大师现象，不如学界多做一些事情。

记者：谈到国学普及，南怀瑾先生和叶嘉莹先生非常具有代表性。他们两位都有极其广泛的接受群体，但学界的评价却大相径庭。对于南怀瑾先生，张中行先生曾指责他不学无术，深圳大学徐晋如对他也有很激烈的批评。对这种现象，您如何看？

龚鹏程：在某一行当浸润久了，当然有责任有本事用很简单的话告诉别人。如果初学都不能接引，还能算什么好学者呢？过去西方一流的大师都要给本科一年级的学生开入门课，所以做普及本来就是学者的责任。越是好的学者越应该做这样的事。但是普及也不容易。让初学、不懂的人听着有兴趣，引发他们的好奇，对你所谈的东西充满敬意，这非常难。

叶嘉莹先生和南怀瑾先生都做普及。叶先生主要谈诗词，南先生主要是方外的学问，佛道的学问。但是你会发现，没有人骂叶先生，没有人批评叶先生，都觉得叶先生非常好，很崇敬她。觉得她功力既深，又能口吐莲花，引人入胜。对于南先生、于丹被批评，我比较同情。南先生演讲的对象本来就不是学术界，针对的是社会大众，讲得特别平浅，又能近取譬，这是他演说的长处。但是经常在外演讲的人其实都清楚，口说错误很多。应该在整理成文稿出版时做更谨慎的处理。出版以后又发现问题，应再做修订。特别是南先生的著作已经发行几十年了，一印再印，门人又那么多，大有机会修改。但问题是老没改。还有演讲的人用什么态度面对听众？媚俗还是导引提升？南先生演讲的方式本身就不是纯学术性的。我刚才说南先生是方外之学。其实和尚讲经、牧师传道，就是这种讲法，你会发现他们常常会荒腔走板，但是对信徒来讲，这种方式非常能起兴，能够激发他们对神的热爱。方式不一样。南先生在学界引起很多批评是必然的，但反求诸己，学界应该推出更多自己能讲清楚的东西。

记者：在涉及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时，您有什么标准？比如现在人们对于孔子的看法依然充满矛盾。

龚鹏程：这个可以分两部分谈。首先说对于孔子的评价。我们对于孔子的态度有一个慢慢变化的过程。过去批孔扬秦，很激烈，现在完全扭转尊奉孔子，有些人心理上很不容易接受。但是，现在的趋势，中国传统文化复兴是一个方向。

其次，谈谈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国传统人物评价有一个基本标准，就是荀子讲的，道尊于势。现实中有权的人、有钱的人、有力量的人，这都是势，但势在现实社会上是一时的，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夕，一时有力量、有权势，大家怕你、阿谀你，但是势头过了，谁还理你？ “道”则是社会上人们普遍认同的标准，人心上做人的原则，道高于势。为什么中国人崇拜孔子、诸葛亮、关公、岳飞、文天祥？他们在现实中都是失败的。但是现实失败不失败，不重要，重要的是给后人留下的是什么？忠义、精忠报国的态度，鞠躬尽瘁的做事方式，文化的传承与担当，等等。这些不会因为时代不同而改变。

“读中国文学，无数人在问一个很可笑的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史诗？我们从来没有倒过来问：西方为什么没有历史？没有骈文？我们不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拿出来质问西方人的问题，老是在质问自己。这不是非常可笑吗？ ”

记者：您的文章中曾谈到古代思想与当代生活格格不入的问题，如何看待这一类和当代脱节、甚至被认为是糟粕的传统文化？

龚鹏程：是不是糟粕不是根据现代社会来定的。很多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可能恰好是我们的救命仙丹。我读书时，书上都在大骂天人合一。因为现代社会要征服自然，勘天驭物。当时都觉得孔孟不好，荀子好，能够征服世界。但这几年情况慢慢变了，西方生态主义越来越强。人们发现现代社会发展带来了社会之癌，生态被破坏了。这时又发现古人讲天人合一很有道理。这所谓的糟粕，恰好是一个新的药方。所以说糟粕与否不是以现代社会为标准。如果以现代社会为标准评判传统文化，这是现代思维了，何必谈古代。古代的价值就是和现代的思维不同，值得我们重新思考与认知。

记者：现在依然有不少人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包括汉字的思维方式对中国科学的兴起都产生了不利影响。

龚鹏程：认为中国科学不发达是对中国科学不了解。中国科学长期以来都领先世界，而且不是一点点。西方现代文明不过是这两三百年，在此之前，一向是中国执自然科学之牛耳。但是还是有人不服气，追问为什么会落后？是不是传统思想有问题？总是要找理由来说中国科学不发达。实际上中国代数长期领先西方两三千年，到现在中国在这个领域依然领先。西方很长时间没有代数学，在数学领域强的是几何学。这是两个不同的思维方向。

读中国文学，无数人在问一个很可笑的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史诗？我们从来没有倒过来问：西方为什么没有历史？没有骈文？我们不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拿出来质问西方人的问题，老是在质问自己。这不是非常可笑吗？西方有一种形态，就认为这个形态是普世的；中国没有，就觉得这是中国人的缺点。老是不把自己的优点当一回事，去夸大我们的缺点。其实所谓缺点并不是缺点。中国为什么没发展几何学呢？因为算几何的需要都可以用代数解决了。中国没有三角学，中国人所谓的角，是边的意思。天涯海角，说的是海边的意思。西方人算角度，中国人算勾股弦。

那么工业革命后西方为什么忽然强大了？我的解释，就像是一个人突然得了癌症，是一种突变式的发展。好细胞打不过癌细胞。但是癌细胞就比较好吗？

讲到汉字，最可笑的地方在哪里？这是我们最好的财富。除了汉字，全世界没有一个文字体系，只有语言体系。拼音文字是记音符号，没有一个跟语言、语音独立的另外一套符号系统。只有中国才有跟语言有关系、但又是独立的符号体系。西方人想不想发展呢？想发展，但是发展不出来。西方什么时候才想到可以走这个路子呢？是到了笛卡尔、莱布尼茨这一代人。在讨论哲学问题时，他们感觉到发明这种符号的必要。为什么能想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文字。近代最可笑的地方是羡慕西方的拼音文字，忘记了全世界只有我们发展出了一套文字符号系统，这种符号可以和语言系统脱离，不同方言的人可以使用同一套文字，都能懂，都能读，跟语言相关，但相对独立。莱布尼茨曾说，汉字是聋子的语言，还是把汉字想象成语言。西方一直无法脱离语音。德里达专门写过一本书《论文字学》，他认为西方哲学一直走错路子，陷入语音崇拜、语音逻各斯里边。他从新提出这一段历史，是想探索建立文字学的可能性。

记者：关于汉字拼音化的争议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去年还曾因为第七版现代汉语词典在正文部分收入字母词而引发广泛争议；另外最近央视播出的《汉字听写大会》、河南卫视的《汉字英雄》等汉字节目的推出也引发媒体关注。你注意到这些问题了吗？

龚鹏程：我关注了。汉字争论由来已久，起源刚才也讲到了，因为西方没有。我们套用西方语言学的观点，西方语言学却没有文字学的地位。这恰恰是两个不同的体系。西方不是不想搞，是做不出来。有人认为汉字造成了近代中国科学发展滞后，要废汉字、拼音化、简化，一直折腾到现在。现在比较好的是有一些比较大的对抗，继续辩论，繁体字使用越来越多，对汉字的感觉慢慢被唤醒。这样才会有电视来做这些节目，收视率还不错，这是很好的现象。慢慢地中国人从自卑产生的狂乱情绪中走出来，会重新认识汉字的可爱。

“我长期以来主张根本不需要教英语。不仅小学不应该教，中学也不必教。中国的英语教学是骗父母的。反复记忆不是西方人学语言的方法。这是我们自己的学法，英语课、语文课这样，数学课也是这样。 ”

记者：您在台湾和大陆两地的高校中都有任职，对于目前既有的人文社会学科学术研究与评价机制有何看法？台湾、大陆有什么不同？

龚鹏程：当然是不满的。台湾和大陆一样，而且比大陆更早变成这样。这个体系不是从文科角度去思考，是拿理工科方式来处理。所以对于人文社会学科非常不适应，勉强来做，大家认为是一种庸政。勉强配合评价制度，实际上叫苦连天。

记者：现在有一个热点话题是关于小学英语教育，有人提议取消或减弱小学英语教育。您如何看待大陆在各个学龄段、甚至是在幼儿园就展开的、占有非常大比重的英语教学？

龚鹏程：我长期以来主张根本不需要教英语。不仅小学不应该教，中学也不必教。什么道理呢？非常简单，有这么多留学法国、留学德国的学者，他们在德国读书、法国读书，做教授、翻译的有很多。请问，有谁是幼儿园学法文的？有谁是中学学德文的？从来没有。因为要留学德国，并不要求你是德文系毕业，不是学德文的人才到德国去留学。这点不像英文，要有雅思、托福考试。德文不会，只要申请成功，就可以到德国进入歌德学院。现在全世界的孔子学院就是学德国的歌德学院和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歌德学院是语言学校，进入学习半年后再回到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读书完全没问题了。在德国学习语言半年足够了。在国内学20年都不及在国外学半年。为什么呢？孟子老早讲过，齐国有个小孩要学楚国话，天天逼着打着，都学不会。因为周围都是说齐国话。这样学是没意义的。现在从幼儿园就学英文，到大学毕业以后，不用也就忘了。这是我们民族人才、精力、时间的可悲浪费。

另外，英文不是普世语言。说西班牙语的人口那么多、西班牙文的书籍量那么大，我们毫不关注；法文也是如此，我们同样没有关注。好像国际化就只是英文。这误导了一代人的世界观。

记者：在中小学教育中，传统文化应有怎样的地位？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这方面台湾是如何做的？大陆的英语教学也存在填鸭式教育，但有许多新鲜的手段；传统文化教育，能否从中吸取一些经验？

龚鹏程：中国的英语教学是骗父母的。反复记忆不是西方人学语言的方法。这是我们自己的学法，英语课、语文课这样，数学课也是这样。英文教材看起来更活泼，可能是因为西方教学法比较丰富。但同样是无效的。

记者：但儿时不求甚解的反复记忆也并不是毫无意义。比如叶嘉莹先生就在很多场合说过小时候的诗词吟诵让她受益终身，虽然很多诗词她当时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龚鹏程：那是叶先生的感受。我的感觉完全不是这样。从小学到大学，一个学生背过无数诗词、无数好文章，但写得出好文章吗？不会的。那是一种没有效果的教学方法。

现在教育的目标搞错了，从教材到教法都需要改造。台湾在这方面也不理想，不过因为现在台湾的升学压力不重，因此要好一点。过去台湾是考试引导教学，结果每个学生都很厌烦上课。“巧言令色鲜矣仁” ，“令”字怎么解， “鲜矣仁”什么意思？为了考试，学生就只记字面意思，考完全都忘了。但怎样进行道德教育？道德教育不是背诵、记忆道德格言，不是文辞教育，而是要让道德内涵、精神内化到学生心中。

龚鹏程，祖籍江西吉安， 1956年生于台北，曾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台湾学生书局总编辑等职。荣获过台湾中山文艺奖、中兴文艺奖、杰出研究奖等奖项及台湾校园十大名师、台湾十大金榜专栏作家称号。龚鹏程的研究领域广泛，涉及中国文学、史学、哲学、宗教等，至今正式出版专著70余种，其中在大陆出版的有：《游的精神文化史论》 《中国文人阶层史论》 《文化符号学导论》 《文学散步》 《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国学入门》《侠的精神文化史论》《中国小说史论》《仁者寿：儒门养生法要》等。从2004年起，龚鹏程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现为北京大学教授。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14:46

詩學述要

龔鵬程

　　
一、由傳統到現代
　　眉叔師嘗命我讀《石遺室詩話》。我點讀數過，並及《近代詩鈔》《宋詩精華錄》等，對晚清同光一脈深感興趣。師又覺得我該學海藏詩，謂：「余少日曾力追散原，終不能近。學陳須從漢魏盛唐入也。君於鄉先輩自深蘄向，特恐為時過早，徒尋貌似，或致結轖不可解，此宜慎也。海藏詩曾一觀否？」師嘗欲注散原集，作有年譜稿，故對散原詩是極熟的。但他覺得我學散原並不對路，便介紹我學鄭海藏。他於海藏集也有批註，又收存黃晦聞、羅癭公、梁節庵、曾蟄庵等等詩集甚多，各有批識。我循其指點，涉獵漸深，又從王符武先生處獲觀不少詩文集，得了許多教益，當然眼界大開，在大二寫《謝宣城詩研究》、大三寫《古學微論》之後便動手寫《近代詩家與詩派》，成稿數十萬言。
　　寫此題，我還頗得益于李猷先生。李先生字嘉有，常熟人，楊雲史金松岑弟子，曾謁陳石遺、章太炎，其《紅並樓詩》即石遺署耑。少日亦與錢仲聯先生交好。來台後，在淡江兼課，作《紅並樓詩話》介紹清末以來詩家，又任中華詩學研究所副所長，主持風雅，貢獻極大。因他還能治石作字，故影響力不僅在詩文方面。
　　我從他借觀過張廣雅、黃秋岳、梁眾異諸家集，並時往請教。他對我亦極為愛護。後來我把博士論文送請指正，他惠函說：「多時不晤，每念清儀。昨至校，又承惠大著《江西詩社宗派研究》一書。連日度歲，俗冗尚未精讀。惟先經展閱，覺全書取材廣博、論斷精審，文字又極優美。尤其第二卷所涉範疇，如哲學歷史社會諸端，皆能精貫，不讓專門。其他篇中引證釋道書畫各節，亦復淹博精通。拙鈍如弟，惟有驚服。舊劉申叔章太炎王靜安諸公，卅歲左右即已著作等身，今兄之成就，可與後先輝映矣。偶思古語，輒書一聯奉貽，用博一粲，得間當圖良晤”。聯語是篆書：「元龍自非餘子可及，孝章要有九牧大名」。
　　我抄這一段，旨不在借言自誇，而是想說明老人家的風範。須知函札大灌米湯，乃是舊式文人之習氣。研究錢鍾書先生的人就都知道中書君致人函件時多貢諛言，自己寫在著作或日記中的就滿是苛峭諷謔之語。
　　李先生跟錢先生不一樣，從不面諛而背誚。他對我的稱許，之所以逾量，乃是他們這一代人看到有希望的青年時便喜不自勝。因而他不但在信上讚美，還費勁寫了一副對聯送來。過了幾天，他更把我那本書拿去給他敬重的更老一輩的胡一貫先生看。胡先生也真的讀了，且認真寫了一封評論給他。他得信後更高興，還複印了一紙給我。這就表示他是真心歡喜，以為文化後繼有人了。他對我的指導，處處可見此一心情，是以所知所藏從不秘惜，且唯恐我不去借不去問。
　　受教於諸先生而寫的這本《近代詩家與詩派》，其實是我學詩的副產品：本是為了向晚清名家學怎麼寫詩，不料射鳩得雁，穿穴文史，所獲實多。而且當時學院中幾乎無人做這類研究，故我亦可算是開拓者之一。
　　為何當時學院中竟無人做此類研究呢？這就涉及我所處的時代位置了。臺灣那時的教育，是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的現代化教學體制。中國文化，只在中文系裏傳承，其他各科系均以西方現代學術為依歸。中文系裏固然不少人仍然深於舊學，如上所述，可是整個中文系卻也是在朝現代化方向走的。六十年代後期開始仿效西方現代教育制度設立博士碩士教育，學生更要由傳統箋釋注疏、考證劄記，慢慢練習著寫論文。這個過程緩慢但堅定，因此，老先生們們固然仍在作詩寫古文、箋釋批註古書，新學人如夢機師及其稍長那一輩便是舊式文人到現代學者間的過渡了。當時那些博碩士論文，也多是箋釋注解、學案考證與現代論文的過渡，像夢機師的《近體詩發凡》便是略參論文框架的詩話。真正論文寫作的現代化轉型，須待我這一輩人才完成，而我尤其在此間扮演過關鍵的角色。不過那是後話，我在大學時期所寫的書，也一樣仍用著古文和清末的體例，語言與論析方法都仍是《國故論衡》《石遺室詩話》式的。
　　本來用此體例亦可以大談晚清詩，但恰好作詩跟論詩又已分裂了。古人研究詩是為了寫詩，今人卻是為研究而研究。當時大學裡老先生還作詩，如果學生也學作，師弟相承，大抵就沿續著同光以來的風氣。可是現代化大學裡論詩、研究詩之方法與觀點，卻是傳襲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中國文學史》《文學概論》一類建立學生基本視域之課程，講的就都是五四那一套。胡適、魯迅、王國維、劉大杰諸先生的典範（paradigm）影響著我們做研究的信仰、工具、技術與訓練。依胡適劉大杰之見，今人根本不應作舊詩，而舊詩的黃金時代又是盛唐，入宋已日薄崦嵫，元明清更無論矣。因此作詩的人雖仍在傳述著光宣遺事，點將作譜，做研究、寫論文的人則只注目唐詩宋詞。有關清詩清詞、民國初年詩史之論述，皆極罕見。偶爾有之，如汪雨盫先生《清詞金筌》之類，仍然體近詩話。
　　我那本書，自然也屬於過渡時期之物，議論迴翔於陳石遺、汪方湖、錢仲聯之間，文體徘徊於詩話與論文兩端。所以後來自悔少作，僅摘一部分刊行之。印過幾次，以劉夢芙先生替我訂正，收入二ＯＯ八黃山書社《當代詩詞叢話》者最善。
　　寫完這部稿子，我就入了研究所，時年二十。人生進入另一個階段，做學問亦然。
　　師大當然也自有詩歌傳統，李漁叔先生雖逝，林景伊、李曰剛、潘重規等黃侃弟子，講求小學之餘亦仍以詩為倡，稍晚一點的就是汪雨盦先生、陳新雄先生等，再來則是夢機師、顏崑陽、陳文華、文幸福等，學生社團則為南盧吟社。
　　我在淡江時曾組淡江詩社，因夢機師主持大專青年詩人聯吟大會之故，大學時便與南盧師友多有交往，與簡錦松、周益忠尤熟，詩簡往來，唱和無間。因此我進了師大，毫無陌生感。但爾後並沒有參與他們的吟事，諸師友邀結為停雲詩社，也沒找我。汪老師是我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但事實上我亦不曾向他請教過作詩的事。曾在大學階段費了那麼大氣力去從事的作詩這樁事，到研究所竟沒再繼續下去，實在也是頗奇怪的。
　　這或許是環境變異，致令心情發生變化，但也可能如我上文所分析，我本身就處在一個現代化轉型的過渡期。進入研究所，恰好即是由傳統型文人朝現代學者轉化，故作詩之情日疏而論詩之什漸夥。

二、傳統的現代解讀
　　那時我之師友，主要就不是詩人而是論者了。我開始讀西方文論，開始學着使用概念、建構理論，並探究中國詩歌的詮釋方法。對於過去熟讀且摹效的詩與詩人，重新用客觀之眼予以審視評騭之。觀名伶之唱做，已不是為着學他那樣登台去唱，而是要寫戲評、作戲考。
　　當年比較文學風潮是在淡江和台大同時興起的。《淡江評論》與台大外文系主編的《中外文學》同樣重要。但淡江主要做國際交流，《淡江評論》也是英文本，英文系又與中文系交涉不多，故我並未染受其影響。《中外文學》則雖亦由台大外文系主編，其中國文學部分卻與中文系有較緊密的關係。對台灣學界內部生態自然也較具影響，尤其是顏元叔先生提倡新批評，用西方理論，如弗洛伊德的心理學來解釋中國文學，震動一時。台大中文系雖也有葉嘉瑩先生起而反對，然整體方向上是與之共構以形成比較文學趨勢的。
　　台大中文系風氣本來就與師大迥異。師大自許為章黄學派，台大則要繼承北大，雙方文字聲韻訓詁及經學研究，處處不同，文學亦然。台大雖亦有戴君仁、鄭騫、葉嘉瑩諸先生精於詩詞，包括臺先生後來都只作詩作字作畫而不再從事新文學創作，但整體氣氛不同。其詩詞教育並不强調寫作，論詩詞也較具現代意識，所以即使是葉先生，論詩說詞亦往往參取西方理論。治詩詞曲功力最深的鄭騫先生，讀其《景午叢編》，你也會感覺那是個現代學者而非舊式文人。鄭先生臺先生在形象上都是最傳統的，御長衫、作舊詩，交往的亦多是溥心畬張大千莊尚嚴一輩老派文家。但古貌不古心，與穿西裝的周棄子終究不是一路人。他們的學生輩自然離傳統文人就更遠，或鉤合歐美日本漢學研究、或與比較文學會盟。中間主力是葉慶炳、林文月、柯慶明。
　　我在大學時一起玩的師大友人，如蔡英俊、李正治、簡錦松、曹淑娟，後來都進了台大研究所。除錦松外，大抵都致力於會通中西以說中國特色。我之逐漸轉變，當然頗與他們有關。
　　但改變須有過程，不可能遽爾變轉，這個過渡，就是我參與的一系列古典詩詞賞析活動。
　　先是台大吳宏一先生主編了一套古典詩詞賞析讀本，市場反應甚佳，偉文書局遂找夢機師也編一套。接着顏崑陽又替故鄉出版社編，銷行不惡，竟一口氣出了十二種。後來我與李瑞騰也幫聯亞出版社編了一套八本，仍請夢機師領銜。我自己為惠施出版社又編了一套，陳信元辦蓬萊出版社時我也參寫了一本，時間由一九七八年做到一九八四年。其中我自己寫了《初夏秋冬：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季節》《千古詩心：蘇東坡》《重樓飛雪：詞賞析》《采采流水：小品文賞析》四本。或以文類、或就作者、或依主題，分别向社會一般讀者，也就是業已與傳統隔絕的現代人介紹中國文學之美。
　　介紹現代人已不熟悉的古典文學，當然要詳說相關古典知識。可是我們看看這類賞析的選目就知道：介紹實僅限於詩歌或以詩為主，古文駢文等文章傳統甚少涉及。這就可見現代人與傳統之隔膜，且與五四運動打到「桐城謬種」與「選學妖孽」有關。我們的賞析並未扭轉此一偏頗，反而順成之，以詩為中國文學之代表，並常以詩來看中國文學之特性。
　　像聯亞那套《中國文學精筆》即僅有詩經、樂府、古詩、絕句、律詩、詞典、明清民歌八本；故鄉那套，名稱就叫《古詩今唱》；惠施那套則叫《千古詩心》。這個視域，也影響到我與英俊他們在八零年前後對中國「抒情傳統」的討論。那時論述中國文學的人，眼中只有詩，且是抒情式的詩。遂因此說中國文學之特色便是抒情，且構成了一個抒情的傳統，這不是循環自證、自說自話嗎？可惜那時我們對此卻無自覺，陷於五四文學典範而不自知。在文章方面僅表彰晚明小品，亦屬同樣的情況。
　　具體的說解，實亦兼涉中西，如我《春夏秋冬》就徵引了佛萊（Northorp Frey）的原始類型說（Archetypal Approach）、愛普蘭斯（M.H.Abrams）的《鏡與燈》、肯寧罕穆（J.A.Luningham）論組詩，《重樓飛雪》也徵引貝德葉夫（Nikolai Berdyaer）論超昇之愛和凡塵之愛的區分等等。
　　對此，崑陽在故鄉版《古詩今唱》的總序中講的很清楚：他先是批評某些用西方文學批評理論來詮析古典詩的人。謂其不熟悉中國文學傳統，故多理論之滥用與誤用。接着他說明我們的做法，是適與之反，要對傳統真有所知，且是「經驗的親知」，也就是必須浸潤其中若干時日，能入乎其內，然後再「運用現代新的批評與方法去對古典詩進行批評。把封存在中國文化倉庫裏的文化遺產經過你正確的引導，重新能為現代人接受，又不失真貌的樣態，展現給這一代人。」
　　既須對傳統有所知，又須運用現代批評方法，故我們的說解除了介紹傳統詩歌之外，還應采用現代表述方式和方法。而所謂現代方法，正與西方理論密不可分。
　　對於這些理論，我不像讀大學時期，有老師一字一句的教我、為我釋疑解惑，只能自修，一刀一槍在觀念叢林裡硬闖。我外文又不好，僅憑有限、片段、零碎的譯文去拼組，以意通之，其辛苦難以言表；最後又如何得意忘言，實在也是言語道斷，講不清楚的。
　　幸而理論的理解，本來就不只是文字的理解。就算是中文，每個字都認識，未必便能理解該理論。對理論的理解，須有理論頭腦。猶如六祖慧能，一字不識，卻可自信地說：“字即不識，義則請問！”原因就在於義理之知仰賴思辨力及對義理的融貫性解釋。某些譯者，外文嫻熟，但於所譯述之理路思致未能掌握，便常譯錯。此類失誤，在我讀來卻也不難識鑑。故難的不是這個，而是如何恰如其分地運用西方各種不同的理論來解釋中國文學。
　　西方理論，講起來好像是與中國文論相對的一個整體，其實內部南轅北轍，十分複雜，正與中國文論一樣。摸不清其脈絡、不深知其底蘊，又無其社會文化語境知識，孤立而表面地采用，就往往自相矛盾甚或張冠李戴。我們畢竟不是外國人，對西方文化社會没有崑陽說的‘經驗的親知’，又缺乏語境式的了解。因而此病極難避免，跟我們嘲笑外文系教授解說中國文學常會犯錯相仿。所謂誤用濫用者，即指此而言。這就須十分小心十分克制，慢慢真正進入西方文化肌理中去，確有理解而後為之。
　　我之運用西方理論，早期頗為生澀，亦不免失誤，但失誤不多的原因既是深入，也是謹慎。如前述《春夏秋冬》中雖用佛萊說，但我非常清楚其理論與中國人講：「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文心雕龍，物色篇）實是不同的：「佛萊的理論，基本上是為說明原始神話類型而設，他所區分的田園牧歌結婚等，並不適用於中國」，故我只是藉由它來說明四季循環週期的象徵意義而已。其他類此。我從不願像王國維那樣，套著叔本華或某某理論來解《紅樓夢》，自說自話，與《紅樓夢》其實無干（因中國人或《紅樓》作者必不會如叔本華那樣設想也）。
　　一般人都對王國維那樣套用西方理論以出新解大為讚賞，視為文學研究現代化之大道。我們的現代化方式卻不同，重點不是用西方理論，而是要講明中國之真精神真面貌。西方理論只是輔助工具，若此類工具不適用，我們就會用中國原有的理論去把它講清楚，或者乾脆自己構造一套理論去設法講明它。
　　前者，使我們必須在鑽研西方文論之同時，也重新去理解中國自己的文論，如果傳統文論被現代人視為零散不成統緒，或不具有西方那樣的理論意義，則我們便有義務重建它，使它足以與西方理論對觀，也足以作為解析中國文學的理論工具。後者，就是要讓我們自己朝有能力建構理論的方向努力。
　　碩士班階段，進行詩詞賞析活動，可說是第一步，結合中西文論以解說古典文學，令其可為現代人接受。接著就要做重建中國文論和自鑄偉詞的工作了。

三、重建中國文學理論
　　我重建中國文論的工作，可與朱光潛《詩論》中論顯與隱一文相比較。朱先生曾批評傳統的術語，如嚴羽的「興趣」、漁洋的「神韻」，乃至王國維的「境界」都含糊籠統，甚至由現代美學看，還頗有錯誤。像王國維說「物物皆著我之色彩」的有我之境，其實是移情作用。移情，是死物的生命化，所以可由物我兩忘而至物我合一，故它才應該是無我之境，王先生搞錯了。
　　這種批評，正是現代人之惡習。一是動輒以批改小學生作業的方式，居高臨下，說古人這裏對那裏錯，什麼地方沒講清楚；其次是藐視中國人的論述、思維與觀念，認為模糊籠統、不明確、沒系統；三是以西方理論為標準來看中國物事，合則稱許，不合則譏訕之；四，偏偏對中國東西又不瞭解，隨意比附西方，然後說中國人講錯了，把自己紮的稻草人暴打一頓。
　　我在《詩史、本色與妙悟》一書的導論中舉了這個例子，並說明李普斯（T.Lipps）所講的移情，乃是建立在西方知識論基礎上的，指感官對外在現象的直接知覺。而中國人講物我合一，卻剛好是要否定感官之知，故兩者根本不同。同時李普斯認為審美享受雖有事物對象，但其原因卻是自我的內部活動（lnner  activities），包括了企求、歡樂、意願、活力、憂鬱、失望、沮喪、勤奮、驕傲等心理情緒，而這些情緒又恰好是中國人論物我兩忘時所要超越或消除的，因此兩者心靈狀態迥異。王國維之所以會說「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是無我之境，正是據中國哲學傳統而說。這個我，就是有情緒、欲求、執見之我。莊子說“吾喪我”，便是要忘我、無我。朱光潛不明白中國哲學這一貫的講法，誤以“采菊東籬下”云云為有我之境，認為其境界遜於經過移情作用者；又把物我兩忘、物我同一比附為移情，豈非大錯亂乎？
　　我們論中國文學，首應擺脫朱先生這類錯亂，回到中國脈絡中來理解，明白西方理論到底講什麽，中國人又究竟怎麼想，各得其所、恰如其分地說明之。但我們也不能仍用境界、興趣、神韻等語，寫著古人那種詩話札記。這些術語與觀念，須經我人重建而不是複述。
　　怎麼重建呢？我參考成中英先生（即惕軒師公子）之說，認為：想理解古人，首先當然要有理解的能力與方法，不是單靠幻曼無端的靈感、擬測或憑空的想像，而應透過對理性的知識訓練來達成，這叫方法性的理解（methodological understanding）。其次，則是對於我們所要理解的文學觀念的語言層面，要有清晰的掌握；對表達其觀念與概念的文學批評用語，做一番語言性的理解（linguistic understanding）。第三，則須優游含咀，對於中國文學批評中最基本、最原始的價值本體思想及形上原理，產生價值的體會與認識。而這種體會與認識又可分為意義和價值兩方面，一方面我們要深入了解其意義，一方面又要體會其價值，進而在意志上對其作肯定與承諾，以達成本體性的理解（ontological understanding）。
    這三部份，自然是互為聯鎖的。有方法性的理解，才能建構概念、分析結構、批評理論、了解意義、掌握其語言含義和本體思想。有語言性的理解，才能扣緊意義的脈絡、摸清該用語所代表的觀念及語辭與語辭之間的關聯，不致泛濫枝蔓，隨意流盪自己的方法性理解。有本體性的理解，才能體察其用語和觀念所以出現並建立的原因，平情默會、深考於言意之表，而不敢凌躐古人，以己為度、以今為度。
    通過這樣的詮釋方法，來重建中國文學批評，既不是回到古代，為歷史主義復辟；也不是橫蠻武斷地古為今用，以今之學科型範來强使古人削足適屨。既不是複述傳統，也不攀扯西方；不是貫串傳統與現代，更不是以現代觀點來整容、或批判傳統。只是運用我們所已擁有的一切理性的知識訓練，去探索中國文學批評、解說其觀念、闡明其系統，達成知識詮釋學（epistemological hermeneutics）的理解；尋繹中國文學批評語言的發展與衍變，以洞察文學批評的觀念內涵，達成語言詮釋學（linguistic hermeneutics）的理解；體會及認識中國文學批評的意義和價值，明白中國文學批評究竟是什麼、何以是這樣，並了解它是這樣的價值，達成本體詮釋學的理解(onto-hermeneutical understanding)。
　　《詩史、本色與妙悟》一書就是運用這種方法、針對這三個術語做的具體重建示例，寫作於一九八三至八六年。八五年我還與顏崑陽、李正治、蔡英俊在《文訊月刊》闢一專欄，逐期疏解，準備集成《中國古典文學批評術語辭典》，詳論了正宗、文筆、正變、性靈、句法、家、句眼、活法、奪胎換骨、本色、境界、自然、氣韻、氣格、氣象、體勢、體格、意在筆先、文質、通變等三四十個術語。後來又邀了黃景進、廖棟樑、鄭毓瑜等，擬合作一套《中國文學批評術語叢刊》，不幸大夥事忙，久而無成，僅景進撰成《意境》，我撰成《才》，二ＯＯ三年由學生書局出版而已。
　　不過成績或許也不能如此看，英俊八七年寫了《知音說探源》，又替幼獅公司主譯《西洋觀念史大辭典》；崑陽八八年作魏晉南北朝文質觀、九二年作知音觀之研究，性質亦均類此。或者說這個工作代表了我們這夥人的理想，所以往往環繞著它在從事爾後的研究。
　　這樣的工作，受當時台灣比較文學發展之啓發與影響甚大。但取向及歸宿並不相同，爭論自然很不小。如八三年我在第七屆比較文學會議上發表《史詩與詩史》時，因反對朱光潛說中國之所以史詩不發達，是因哲學思想平易、宗教情操淺薄之故，猶如荒瘠的土壤上開不出繁茂的花來，得罪了朱的學生齊邦媛教授，她四處去罵我。我也寫了《學術就是這樣嗎？》反唇相稽。那時，我提刀躊躇，接戰四方，往往如此。
　　如今我當然很後悔昔年盛氣好戰的毛病，但對這個方向卻仍覺得沒錯。與我不同路者，最終九流歸海，恐仍將走回這個路上來。二ＯＯＯ年四川大學曹順慶來佛光大學客座，讀到我重建中國文學理論的意見，便認為是他所提中國現代文評患了「失語症」的先聲，亦即中國人已不能也不會再用中國語言來表述中國文學了。學術話語只能借由西方理論、觀念和術語構成之。我的舊說確實如他所言，已表達了對現代文評失語的焦慮，故我重建之方法與成果，或許仍值得現今關心這個話題的大陸朋友參考。

四、我的文學理論建構
　　重建中國文學理論以與西方理論對觀之外，上面講過，我還擬自鑄偉詞，創建屬於我們這一代人的理論呢！
　　這類工作，可以八二年寫的〈論學詩如參禪〉和八五年出版的《文學散步》為代表。
　　《論學詩如參禪》是對宋人這一說法的理論解釋。中國詩人喜說「禪是詩家切玉刀」，詩禪合一，久成口實，馴至以禪喻詩，輒如羚羊掛角，令人難以跡求。到底此一現象該如何理解？學詩如參禪云云，就文學理論來說，其理論內涵又到底是什麽？論者紛紛，徒為摸象，要到我才講清楚了。
　　原因是這個問題除了要懂得文學之外，亦須懂禪學，否則就會和論中西文化一樣，陷於比附，多模糊影響之談。而光懂禪也還不行，須有我上文說的：對整個社會文化語境的理解。有此理解，便知宋人論詩，以禪為喻，只是其中一種，還常以求仙煉丹為喻或以成聖成賢為喻。我的詩學研究，較勝於前修時賢，原因之一，就在於具有總體社會文化觀，並精熟三教義理。我後來曾刊《文化文學與美學》（一九八八.時報公司），提倡「具有歷史文化意識的文學研究，和一種聯貫文學與美學的文化史學」，即基於此。
　　但此處要說的不是這個，而是另一種後設思考：對於宋人以禪、以仙、以聖喻詩的現象，除了就歷史予以解釋它何以如此，其說又究竟為何之外，尚須用一理論予以處理之。用以解釋其所以喻仙、喻禪、喻聖之分際與效能。這個理論，不是喻仙、喻禪、喻聖本身，而是後設一理論以觀解之。
　　當時我參考了佛教《解深密經》的三自性說，以遍計執性、依地起性、圓成實性，去解釋詩人如何由執著妄情、執著文字，到知一切物情皆依他而起，俱非實相，再轉識成智，成就圓成實性。生命一層一層並進，最後妄情去而真心顯，遂無意於文，故云：“覓句真成小技，知音定須絕弦”（山谷.次韻向和卿詩）。
　　這個解釋框架是我依佛家義理構造的。雖有所因，但借以說詩，尤其是解釋宋人論“悟入”“活法”“風行水上自成文”“以物觀物”“吟誦情性”這類在詩人本身身心性命上做工夫的詩與詩論，應該還頗貼切。這個解釋理論自身也有獨立的價值。因為它可以表明中國詩家走生命境界一路者的思致與層次，也可用以說明我自己對於詩人應如何安頓自家生命的主張。
　　一般人看我如此說，或以為也就是一說而已，沒啥稀奇。但事實上過去沈增植先生也借用過三性說來論詩，其致金香嚴書云：「山水即是色、老莊即是意；色即是境、意即是智；色即是事、意即是理；筆則空假中三諦之中，亦即遍計、依他、圓成三性之圓成實也」。這封信論詩學三關，是近代一大公案，許多人奉為圭臬。可是前云理事不二，後云三諦，已不免混淆義理，以筆為圓成實性更不成話。沈氏學問浩博，佛學素養尤為世重，但以佛理論詩卻乖謬若此，可見這並不是容易的事。
　　對文學做更多主張的，是《文學散步》。此書題目仿效宗白華《美學散步》，而其實就是一冊寫得較淺易的文學理論書。凡十九章，分論作品、文學、文學作品、欣賞、如何欣賞文學作品、文學的形式、文學的形式與意義、文學意識的認知、文學的功能、文學與社會、文學與真實、文學與道德、文學與歷史、文學的歷史、文學與哲學，附論文學史、文學的評價問題等。次年出版的業強版《文學與美學》中〈文學的美學思考〉〈小說創作的美學基礎〉等文其實也可併入這個系列，屬於我自己的文學理論建構。
　　它們不是對文學作品或中國文學史的解釋，而是由中國文學出發，理論性地談文學及其相關問題。
　　此書因推倒一世豪傑，痛批前此坊間各種文學概論書籍，引起不小風波，許多先生對我啣之入骨。但隨後獲得了教育部教材改進甲等獎，亦有不少學校採為教本，銷行至今。二零零六年，另出了大陸版，也有學校用作教材。可見一時的學界權勢未必可畏，學術還是要靠著作說話的。
　　此書亦是我與大陸學界交往之媒。當時社科院文學所黎湘萍兄讀到此書，向所方推薦邀我與王夢鷗、姚一葦先生參與一九八八年在福州召開的文學理論研討會。兩先生年高，憚於跋涉，我乃單刀赴會，舌戰群雄。
　　用這略見對抗性的辭語來形容當時的情境，其實一點也不過分。因那時兩岸剛開始交流探親，學界互動尚未開啟，雙方暌隔近四十年，學術傳統業已大異。此時雖有交流之友好意願，但彼此未測淺深，正要開始掂量斤兩呢！
　　此行開啟了我的大陸學術之旅，同時也開始了整個台灣學界與大陸的交流。因為我隨之便策動了一系列交流活動，一九九一年我進入大陸委員會後，「兩岸交流，文教先行」，又是我推動的政策。
　　湘萍後來為《文學散步》大陸版寫了一長跋說：
　　我發現，在張道藩、李辰冬、王集叢等人符合官方主流意識形態的三民主義文學論述之外，還存在另外一條由學院的知識份子開闢出來的文論和美學路線。從五六十年代的王夢鷗、夏濟安、姚一葦、劉文潭，到七八十年代的劉若愚、高友工、顏元叔、葉維廉、柯慶明，最後聚焦於1985年剛剛出版《文學散步》的龔鵬程。他們具體方法和觀念容或不同，但似乎都強調文學的“語言美學”特徵，逐步地取代“文以載道”的教化傳統，而試圖建立一個具有現代意義、更能解釋文學本性、特徵、功能和文學發展史的以生命美學為基礎的中國式文論。

　　《文學散步》與其說是龔鵬程試圖解決文學理論問題的少作之一，毋寧說是表達其生命情調與美學的一種方式，也是他攪亂臺灣中文系一潭春水的“戲作”。這部書問世時，因了其中兩個特色而引起重視和爭議。第一，它是臺灣中文系年輕學人中最有意識地運用中外美學方法來討論“文學內在”的“知識論規律”與“方法學基礎”問題的，這對向來重視傳統經學的臺灣中文系不啻是一大躍進。在他之前，當然也早已出現過很有影響力的文論著作，例如王夢鷗的《文學概論》（1964）、《文藝美學》（1971），姚一葦的《藝術的奧秘》（1967），柯慶明的《文學美綜論》（1983）。他們也涉及中西美學，卻因側重知識論本身的建構，而缺乏對這種文學知識論所賴以建立的基礎的批判性的反省。因此，這些著作試圖給人以科學的、邏輯的系統知識表像，卻似乎缺乏方法論的自覺。第二，它是最具有生命意識的文論。在這一點上，龔先生的文論，有意識地吸納了中國哲學（特別是新儒學）中強調生命、心性的思想，由此而上接中國傳統的精神史，使他的文論雖然看似具有非本質主義的特性，實際上卻奠定在生命美學的基礎上。而在表層上，則是回歸文學本身最基本的語言層面進行分析。

　　對以傳統經學為根基的中文系而言，其年輕學人打破長久以來在文學理論和美學探討和思考上的沉默，在外文系佔據主導位置的文學理論方面初試啼聲，而且一出手，就毫不留情地批判此前臺灣坊間《文學概論》之陳詞濫調，沉溺於假問題裏卻不能自省自拔，狠批其要麼盲人摸象、要麼指鹿為馬，文不對題，陳陳相因，且指名道姓，毫不隱諱，雖有同室操戈之嫌，卻的確輕車熟路，擊中要害，為中文系在文學理論領域的真正發聲，並與其他學者展開有效對話，開闢出一條生路。

　　若要補充，則諸位還可注意此書論文學是由讀者開始的，前七章談欣賞文學與如何欣賞文學之問題。文學的功能、文學有什麽用以及文學與社會之關係等。這個不同於過去本質性的地論文學，一上來就介紹文學的定義、文學是什麽的思路，也不從作家創作角度論文學。這一方面是延續著我過去做的文學賞析工作，幫讀者清理思路，明白如何進入文學殿堂。另一方面也顯示了我根本反對本質地去論述文學。先秦以禮為文，六朝以有韻為文，或以偶儷為文，韓柳以降又或以散語為文，每個時代對文學的看法都不一樣，所以文學無法定義，只能關注歷代人為文學定義的活動，并觀察由此帶生了什麽作用。後來我寫《中國文學史》（二零零九年，里仁書局）其實也即由此具體去說一個個文字文本如何轉變為文學文本的過程，討論不同時代人的文學觀。
　　此外，由於各地各時代人人對文學之看法並不相同，而他們對文學認識之最大公約數僅是“語文的藝術”，故論文學還應注意這語文藝術本身的問題。語文乃人造符號，由人所生，而又自具結構，它表達人生與社會，卻又不即是人生和社會。這不即又不離、不一又不二之性質是最迷人的。
　　迷人，有吸引人和迷惑人兩義，對於文學之愛戀和爭議也多生發於此。本書特別對此有所申論，當時我頗受卡西勒和日人早川之影響，後來更汲引符號學，於一九九二年且推出《文化符號學》一書，賡予深化，九六年還創立中國符號學會，可說均是此書之延伸。湘萍將我歸入整個台灣“語言美學”的脈絡中去看，原因也即在此。

五、文學詮釋方法論
　　而這一部份，與傳統上研析詩人句法的意義並不相同，且以我對李商隱的研究來做說明。
　　前已說了，大學時期我對李商隱的研究，主要是王國維序張爾田《玉溪生年譜會箋》時說的：「細按行年，曲探心跡」。欲深入理解李商隱這個人，既符合傳統上說讀書須「尚友古人」的路數，亦符合詩本身即屬於詩人“詩言志”的性質。可是古人逝矣，怎麼能與之為友、相與傾談呢？這當然就只能藉由他留下來的作品，并配合史傳資料，以求知人論世了。歷來詮釋李詩，如吳喬、屈復、程夢星、馮浩、張爾田等，基本也就是這個辦法。我自然亦不例外。
　　不過，他們知人論世的世太窄了，大抵只在朝局政事上肆其想像。因此論義山，僅能就牛李黨爭、甘露事變、晚唐國勢、義山與令狐楚王茂元家族關係這些方面去講，說《無題》《錦瑟》其實不是寫愛情，而是寫他與令狐绹李德裕之事等。
　　民國以後，頗翻舊案，謂馮浩張爾田為迂闊。但不是像錢锺書那樣逕予抹煞，斥為穿鑿；就是如蘇雪林，把焦點轉回愛情上來，但說諸詩可能係與宮人或女冠戀愛之作，故迷離恍惝，不可明言。後來高陽先生索隱，作小說《鳳尾香羅》，云此等詩其實乃義山與小姨子相戀之作，取徑殆亦類此。
　　我既不完全否定知人論世之法，又不喜別做索隱，因此我的曲探心跡，就不扣在事上說，而是就心理挖掘，致力去說明在那個政治環境中的李商隱可能有什麽心理狀態，因而寫了那些詩。又，政治與他愛情生活的關係是什麽？在政治上他採什麽立場？在政治與愛情之間，他又如何抉擇？
　　當時張淑香先生論義山詩已近於此路，但她將義山心境界定為“情境的追尋”。我則認為義山最大的問題不在追尋而在抉擇，楊朱泣路、刻骨傷春，皆由於此，因而陸續寫了《李商隱與佛教》《李商隱與道教》《李商隱的人生抉擇》《政治與愛情之間：李商隱的人格與評價》等文。人生抉擇的問題，是過去人讀義山詩時所未及注意的，我受西方存在主義啟發，故能深論及此。他與佛教的關係，更非別人所能措手，也是我較獨到之處。
　　另一較特殊處，在於我把李商隱跟詩中的李商隱分開，這就與上文談及的“語文自具結構”問題有關了。古人論作者，往往未區分歷史現實中的作者和詩中的作者，因此常以文字為供證，來還原歷史現實的作者，以為兩者是相等的；又利用史傳資料，來建構詩人生平履歷，以為就足以知人論世，說明其詩。不知此均屬徒勞。顏崑陽曾撰《李商隱詩箋釋方法論》反省過此類問題，我則另由語文自具結構這一面說。
　　這一面其實很容易理解：畫布上的蘋果焉能等同於真蘋果？無論其寫實與否，蘋果都僅存在於畫布上，故真正之李商隱不可知，可知的僅是詩中的李商隱。
　　如此把李商隱和詩中李商隱分開，除了用以反思古代箋釋詩歌之方法，說明編年譜、考行止，歷史主義式的研究頗有其局限外，還要提醒讀者：李商隱本身就有一種與抒情言志未必有關，只屬於語言構造的寫法。例如《百果嘲櫻桃》《櫻桃答》，是假設櫻桃與諸果之對答；《代魏官私贈》《代元城吳令暗為答》《追代盧家人嘲堂內》《代應》等，是代擬古人問答；《賦得雞》《離亭賦得折楊柳》《賦得月照冰池》，是拈題作詩，並非真得了雞、真見到月照冰池。與假擬借代一樣，都不是自抒己情，自述己事；只是代人啼笑，宛若戲劇而已，有意地利用語文構幻出一個情境來。這些作品，若一逕朝李商隱身世之感去揣測，或考索他比興諷刺了誰，可能都是不恰當的，應注意文學本身的虛構性。
　　另外，像無題詩，乃是李商隱的創體。歷來「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大家打破腦子地去猜謎。可是，解〈無題〉最好的方法，或許不是去猜謎，不是去尋找它與外在世界的指涉關係，而是只就它為一詩之文字藝術，視如唐人之宮怨、閨情，欣賞它對女子心境的刻畫即可。一如欣賞音樂，但視聆雅奏，不問寄興。（另詳《無題詩論究》《論李商隱的櫻桃詩：假擬代言，戲謔詩體與抒情傳統間的糾葛》）。
　　假擬代言，以文為戲，作者與自己的情志鬆開了，幻構一仿佛若真之境，當然是較極端的情況，不是所有作品都如此。尤其中國文學「詩言志」的傳統又如此強大，大部份作者還是會試圖在作品中表達他自己。
　　不過，文學本身卻不是透明的語言，它充滿了歧義，故其表達很容易把讀者帶上歧途。讀者面對如此充滿歧義的文字時，其能力、心境、時空環境也同時影響著他的理解，故亦詮釋各異。因此，詩中的李商隱并不只一位，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新舊《唐書》裏的李商隱，是個“背恩負義，放利偷合”的浪夫小子；宋初西崑體作家喜歡的李商隱，是詞藻華麗，善於獺祭的人；王安石眼中，李商隱卻成了最善於繼承杜甫的作家，具有“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廻天地如扁舟”的胸懷；到了錢牧齋，則說他那些美人香草均具政治寄託。真是「作者未必然，而讀者何必不然？」(譚獻語)，詮釋出的面貌各式各樣。
　　正因為如此，我們讀詩，就還要注意詮釋史，瞭解作品詮釋的諸般可能。我除了檢討馮注張譜之外，還輯過〈清人論李義山詩話彙錄〉、作過〈東澗寫校李商隱詩集校記〉，這些，看起來只是文獻整理，其實不然，乃是詮釋學性質的，希望能整體地增進我們對詩中李商隱的瞭解，有詩述之曰：
　　　墨痕觸眼正春分。東澗遺篇跡尚存。若有佳人歌子夜。於今微雨誦西崑。夢成一境來都是。事往如流去莫論。回首不知誰寄語。樂遊園畔酒初溫。
治詩成學，大要如是。百曲千折，黽勉而進，略一回顧，便不免感慨繫之。其餘的，將來再慢慢談吧！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14:55

王岳川：中国美学家文论家的文化形象

近百年来，中国美学文艺学在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不断扩张中，艰难地生产着自己的文化和美学新思维，在欧风美雨中不断吐纳吸收的同时变更着自己的美学文艺学立场。然而，当美学和文论边界不断扩大化的时候，中国美学文论身份却出现了辩识上的危机。中国美学家文论家的集团没有形成，甚至可以说在长达一个世纪之内，学者们在一个一个地细读、消化、评论西方文论家美学家，但却没有看到中国美学文论界整体性地对中国百年来的美学家文论家加以整体研究的著作。

尤为严重的是，中国文论界美学界在对整个西方文论界美学界加以研究的时候，已经从宏观研究进入到微观研究层面，对古典西方美学家文论家、近现代西方美学家文论家、后现代西方美学家文论家与的研究著作已多不胜数，而整个西方对中国文论家美学家的了解和研究却几乎是空白。这种文化美学上的不对等性，导致中西文论界美学界产生了巨额的“文化赤字”。这种文化赤字可能引发的“文化战争”的危险，迄今仍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一  中国美学家文论家需在国际话语中重建身份

作为大国崛起的中国，其当代美学文论的前沿话语是同整个世界前沿话语相连的。中国面对世界，世界不可能背对中国。东方大国的美学文艺学在失去自我身份后亟需重新反省并获得自我身份：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西化浪潮之后重新检讨中国美学的精神价值取向，从全盘西化的美学文论研究的盲视中走出来，重新以“走近经典”的文化高度和精神厚度，审视中西文化深层对话时代中的中国美学文论身份，从西方美学文论的中国化到中国美学文论经验的世界化的转型中，关注文化创新与文学理论创新的同步性，进而守正创新——“走近经典”并“创新经典”。

在全球化导致全球穷兵黩武的浪潮中，科技经济一体化和热核战争威胁使整个人类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不同的价值立场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文化宗教层面的反全球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潮流。多元文化伴随着人类历史而发展：中国文化传统、希腊文化传统、希伯莱文化传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非洲文化传统等多种文化不断消长、此起彼伏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程。今日世界种族间的冲突层出不穷，黑人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同性恋运动、女权运动、反文化运动等此起彼伏，整体性现代社会正在发生大分裂，世界正在走向新的多元化多样化。

当代西方文论的全球扩张，深层原因是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全球播撒。现代性使当代西方艺术具有了文化霸权的话语平台。现代性与科技发明和殖民主义相关，短短200年就使得西方成为世界霸主。但反过来，现代性也让西方和世界深受其害。因为在现代性发展和大国崛起的几百年历史中，世界告别了“王道”而成就了“霸道”，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并走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于是审美现代性后现代性开始放弃价值升华的追求，现代艺术家开始感受世界坠落般的“恶心”。艺术家堕入了虚无主义悲观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泥潭，对人类后殖民未来充满了悲观意绪。

西方乘着全球化的翅膀开始了文化霸权的飞翔。霸权（hegemony）是一种在文化领域中争夺“领导权”或“控制权”的话语，将历史上属于某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扩张化，使之成为人类对西方话语权力的普遍认同。于是，话语权力不是作为强权而是作为权威而得到行施，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在不知不觉中被政治化。人类在价值崩溃中彻底地世俗化，人类精神生态失衡已经习焉不察地成为意识形态符码。

当然，在一个相互交织并消解冷战思维模式的共存时代，如果没有西方“他者”的“镜像”，我们就无法清晰地审视中国文化的“自我”。通过文化镜像深度的自我审视，将有助于把东西方文化的对抗转化为不同文化体制的创造性互动，从而使本土性真正与全球性获得整合，使中国文论创新在不断明晰丰富和深度拓展中，推进的“中国形象”的立场定位。

二   从西方文论中国化到中国文论经验世界化

全球化格局下的文学理论将建构多元多样性诗学为己任，这种多元文化观将使“汉语学界”突破西方文论的单一知识框架，重新审视东方文学传统中的文化理念和文学观念，关注中国文学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现代性诗学特征，并通过对差异性文化精神的体认，获得更为宽松多元的文化差异性结论。

事实上，在文化美学领域中国际惯例不是西方惯例，游戏规则不应该由西方单边建立，国际惯例是世界共同的创造的，游戏规则是东西方共同建立的。中国美学文论应该参与到建立游戏规则的过程中去，而不能“他者”建立了规则，东方大国仅仅去遵守。只有这样，当代理论家才能不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犹豫，才能不用再按照西方模式亦步亦趋，而是摆脱了模仿西方的兴趣，打破西方艺术的惯例，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在精神生态中寻找中国式的文论光辉和美学神采。

当代中国美学文论流派原创、范畴创新、体系“守正创新”应该提到议事日常上来了。在中国现代性经验没有进入国际大循环，没有成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没有引起世界的充分的关注的时候，中国文论“守正创新”势在必行。

三  在守正创新中整体展示中国美学文论大家

在全球化后现代语境中，新世纪中国文论应在当代文论流派众多的话语角逐中, 超越西化跟潮的流派横向移植, 超越五四情结的现代性诉求,在全球化文化互动中从事中国美学播撒和输出新理论，形成中西双向的“理论旅行”。一种对等互动的“旅行”，使本土文化艺术和理论反思能够真实地发生和生成在这片厚土之中，完成从一个世纪的拿来主义之后的“文化输出”。在美学文论创作方式、本体结构、接受方式、传播机制、价值功能等方面都产生转变的时代，真正的美学文论前沿践行者，当通过自己的笔歌墨唱，为21世纪中国美学文论的自我创新和输出，提供坚实的文化观念和价值重建地基。

走近经典为了继承，创意经典为了图新，美学图新为了精神原创，这表达了我对中国美学文论界整体高于并超越前人的美学观念、美学形态、文论方法、文论传播的某种文化期待。“守正创新”是生命精神喷发状态，而“原创力”是文化软实力，可以表征美学文论新的大国形象。

当代文论家美学家努力的方向是文论原创性，只有真正走近经典的美学家文论家才有可能成为时代文论大家，也只有不断创出新经典的原创型美学家文论家才有可能成为时代美学文论大家。可以说，在当代西方美学文论研究了三十年以后，应推出一大批不断创新的中国美学文论精英。只有中国美学文论大家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了，才可能从发现东方文化的精髓到推出一个新的理念——中国文论的文化输出！美学文论国际互动是新世纪中国文论的文化战略，这意味着，新世纪美学文论不仅是中国的，也应该“走出去”而成为世界的！表明从本土主义文化出发应该提出世界主义的文论美学观。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高水平开创性学术丛书出版困难的时期，出版社决定推出这套由我担任主编共八本的《当代中国美学家文论家评传》丛书，令人感佩。首批推出朱光潜、宗白华、杨晦、蒋孔阳、李泽厚、胡经之、钱中文、童庆炳等八位当代中国美学家文论家的评传。评传在“评”的方面突出对所评专家的学术成果的评介，在“传”的方面则尽可能地钩沉出所评专家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人生趣事，同时使其呈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通过丛书的出版，力求打破多年来在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中，中国对国外思想家了解较多，而国外对中国当代思想家却知之甚少的局面，为中国当代“文化输出”作一些推动性工作。

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可以使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能对这些经历了二十世纪欧风美雨的中国美学家文论家精神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也能让更多的读者领略和认识这些跨世纪美学大家的审美风采，从而推动新世纪中国当代美学文艺学研究的国际化。

是为序。

                                                                 2015年1月8日于北京大学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14:57

王岳川：书札之美是人性的自由舒卷

                             ——古代手札的人性境界与当代手札的空洞形式之别

　　中国书法艺术精神是中国人文精神的重要维度，而手札则是一种超越形式进而直指心性的艺术，在流动着的徒手线条中展现出人的内在情思。所以“书者散也”，“书人不朽于千古”。

　　书札作为书家自由书写的艺术，在古代达到了心手合一的境界。然而当代世界笼罩着一种形式化、规格化的气氛——印刷品泛滥，电子复制使艺术日益走向形式化商品化，当代书法和其他艺术正变成不断与自身本体脱离的求新异过程，作品成为一种没有尽头的试验。这种令人窒息的花样翻新的结果是沉默和失语，艺术成为无对象的技术至上角逐，甚至成为心性缺席的走极端反文化的形式，于是，书法大展一个接一个，而日常交流的手札却几乎消失殆尽。如何在日益信息化科层化的社会中，保持住人间的诗意、生命的意义和书法的人间情怀，是当代手札必得面对的问题。

　　古人的精神世界和人文情怀与他的笔墨相合拍。我们在王羲之众多的信札中，可以看到魏晋时代“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精神。在《姨母帖》中可以感到王羲之悲痛之情与迟缓的行笔的张力，书作中章草横画仍存隶意，且多有横势，显得质拙古朴，笔势遒劲，具有深邃高华之风韵和浓厚的书卷气。无一笔失所，无一画失节，最具晋人风格。

　　王羲之行草《丧乱帖》最能见体现王羲之的真情怀和真血性。此帖表征了丧乱时期羲之痛苦不安的心情，因无意于书，所以书法反而更自然，更显心性个性。开始三行写得比较平和规矩，行书笔意较浓，后两行草意转多，尤其是最后三行，已属逸笔草草，但性情之真与丧乱之痛却跃然纸上。

　　王羲之草书《初月帖》，作品以质朴和随意性给人以新奇的美感和逸笔草草的魅力。全帖点画狼藉，锋芒毕露，或似竹叶，或似兰蕊，尾款一点一画皆非直过，而是穷尽变化。结字大小不一，或长或短，欹斜平正皆随性情和字形而定，行距错落跌宕，变化莫测，使羲之颇受压抑的暮年在笔墨之中得到尽情抒发，具有气贯神完的感人力量。

　　王羲之大部分作品都是给亲友的书札，其书风潇洒而成为晋代尚“韵”书风的代表，传达出晋人尚志气平和、不激不厉的审美理想。他把隶书、章草、草书揉合为行书，强调线条的浑厚生动，以一种艺术感极强的随机态度对待提按、顿挫，绞转和行笔的力度、方向、节奏和空间切割，使书法作品通过线条的起伏流动，通过线条的粗细、曲直、干湿等变化，通过轻重坚柔、光润滞湿的墨痕，传达出自我心灵的焦灼，畅达、甜美、苦涩等情感意绪。

　　王羲之书札强调“意”，系指书家的心性情感对于书法创作的重要性，认为书法可以表现人的内心的悲喜哀乐和意绪情操。而且这“意”必须融入笔墨之中使得书札充满意趣笔韵，具有飞动美、错落美、中和美，使整幅作品“气韵生动”。

　　唐代张旭《肚痛帖》，六行三十字，用笔行气出神入化，劲健清奇。前三字浓墨重笔，如高山坠石，而后行笔如虹，连绵直下，颓然天放，狂态毕现，将书法的抒情性发挥到极致。张旭变法而又创新法。他师承二王今草，法度谨严，又承张芝狂草而创“一笔书”。

　　唐代怀素《苦笋帖》仅二行十四字，字势开张，天然纵笔，以细而富于弹性的线条占有最大的字里空间，在一笔书的流畅运行中，法度具全。

　　总体上看，古代书札作为视觉艺术却具有音乐的律动感，而成为一门抒情写意的心灵艺术。书法成为古人心灵交流互通的文本依据，成为精神默契认同的文化场域。书札作为文化的过滤器，过滤掉了那些世俗之物和人格面具；书札作为心电图，表征出互通信念写读双方的心灵频率的一致性。汉代蔡邕论及书法抒情本质时强调“情”、“性”、“怀抱”在书法创作中的重要价值；唐代书法理论家孙过庭，认为书法抒情性、表现性书法能“达其情性，形其哀乐”，能充分传达书家的个性风貌和情感意绪。而清代刘熙载也是书法表现情感的倡导者。可以说，书法尤其是书札是通过抽象的点画字形线条表达主体激情和生命深处难以言状的律动的极富表现个性的表现艺术。

　　手札的书体以行草书为主，书风大抵以自然放松、典雅平实、素朴内敛为多，具有书法原生态的明心见性。作为自然放松状态的文人气息相通的凭证，最能体现人我间最为自然真实的生存状态。然而，当代书法与文人修为脱离甚至背离以后，出现了书法家商品化、展览视觉化、书法群体江湖化倾向。书法家成为独门技术的“职业”人员，文人里书法日渐远去。各类书法展成为技法较量和关系评比的战场，文化含量淡薄，文人身份不彰，文化身份不明，成为了时代书法的症候。于是乎，文坛宿老能写一手典雅的文人信札实在是凤毛麟角；反过来，大量知名书法家甚至著名书法家基本上与文人不搭界。这种书法与文化分离现象，值得关注，更需尽快改观。

　　我手上有多种文人甚至是大文人书札——季羡林、张岱年、饶宗颐、汤一介、李泽厚等，每次浏览，昔日场景如在目前。而我自己也坚持写手札二十余年，可惜，我的一些学者朋友日渐离书法远去，说行草书看不懂，我只好用楷书书写，那种书写的心境和行笔一致的流美感消失了。到后来只好用电子邮件互通信息了。其后，在一些网站上看到我给朋友写的手札在出售，感到写手札的意义更为淡漠了。

　　尽管，今天书坛重新兴起“手札热”，不仅拍卖行如中国嘉德举办的第29期拍卖会上，收录了陈寅恪、丰子恺、陈垣、启功、朱家溍、王世襄、徐森玉、史树青等13通16页书札拍出了57.7万元的高价，而且，各类书札展和书札集出版物也多了起来，其中不乏保留这个时代作家和学者们的手札、文稿的善意，但是，也应该看到：“用笔的不完备不精到也是现在‘手札结构’书法的重大缺陷。一部书法的发展史，其实正是一部书法线条的衰退史！就书法的线条而言，越古越厚，越古内含越丰富，虽然在这里‘时间’的因素起着巨大的作用，但即便是在单纯的“笔法”方面，现代人也是无法与古人相比拟的。不少‘聪明’的书法家采取用色纸或做旧等手法来弥补‘时间’的不足，这显然是掩耳盗铃式的尝试！……现在“手札结构”作品，大多只能够是放大了的‘伪手札’而已”（朱培尔语）。

　　书札之美是超越时代的人性自由舒卷。今天，人们创作和欣赏书札，并非只是怀古之幽思或伸展林间笛音般的淡远情思，而是以这种直指心性的艺术，把人还原成历史、传统、文化的倾听者和追问者，使人们沉潜到文化的深层去对话、去问答、去释疑。历史上每一卷书札珍品都提示文墨兼优的人性深度，都向我们叙述那个世界的故事并使我们发现自己生命的意义。当书札向理解它的欣赏者敞开时，它就是将艺术和世界双重奥秘展示出来，并指明我们自己书写书札时如何避免落入空洞形式的陷阱，重获手札的人性境界的最佳途径——文化深度和心灵纯度！

做趋于至善的学问，育近乎尖端的人才—访北大中文系王岳川教授

编者按：王岳川教授是一位“全能”型的学者，不仅学贯古今中西，还工书能画，卓然自成一家，并通晓音律，擅长钢琴、古琴、二胡等乐器。尤为难得的是，王教授始终关注整个社会的文化建设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宏大问题，并通过自己卓越的社会活动能力，以扎实的脚步在积极推进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重建文化，再铸国魂”是时代的呼声，也是王岳川教授这一代学人的治学信念。王教授把自己的学术追求和对家国天下的思考，贯注到教学和研究生培养工作中，以满腔的热情、独到的方法，严格的要求，培养了众多顶尖人才，为学术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无私的奉献。从王教授身上，我们能感受到中国教育与文化的真正希望。

一、教学之术：有备而来，课堂“叙事”

记者：非常感谢王老师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您除了中西方哲学、文学研究外，还精通琴棋书画各类艺术。您为什么会有如此广泛的兴趣爱好，又是怎么做到的？

王老师：对古代文人来说，这都是基本的修养。现在学术专门化倾向越来越显著，“出成果”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所以出现了很多学问局限在一个很小领域的“专家”，这对学术的发展其实是不利的，因为社会生活虽然变化很大，但古今中外做学问的基本道理是一样的。季羡林先生曾经强调“会通中西”，光做一门学问成不了真正的“大师”。

长期以来，我对知识一直有一种如饥似渴的追求，在学习、研究时，总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经常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我的专业是文艺美学，主要谈的是文学和艺术，它的研究不能是空头理论，要有实际内容作为依托。没有真正的艺术体验，光靠理论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平庸之作可以说得天花乱坠，不朽名篇也可以找出一大堆毛病。文学涉及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民间文学、比较文学等；而艺术方面，最起码的内容就有琴棋书画，这都是我的研究对象。要研究，就要理解、领悟，所以要学习并掌握。我下很大功夫学习了音乐、书法、绘画、诗歌，想把这些更加“心灵化”的艺术之美告诉大家，提升大家的美学鉴赏能力。我力求让文艺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既有形而上的理论、思辨和体系架构，同时要在形而下的层面上与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对话”。研究者应该会弹古琴，知道古人为什么弹“高山流水”，为什么说“君子温如玉”，为什么说书法是“散怀抱也”？这是对中国古代文人最起码的要求，不然你连科举考试都不能参加。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古代学者也是著名的画家，比如王维、苏东坡等。研习琴棋书画有助于理论结合实践，也能丰富生活，愉悦身心，只要不是过于专注于眼前的“科研成果”，还是能够做到的。

记者：广博的知识是否是您教学上的魅力之一？

王老师：老师应该是学生身体力行的榜样。我是北大1985级的研究生，刚到北大，我的导师胡经之先生应聘到深圳大学做中文系副系主任。他打算等我们几个研究生毕业了再走，但因为他主讲的课程以后要有继任者，所以我刚上研一他就要求我和他一起讲《文艺美学》课程。当时胡先生准备了两讲，一讲是参考书目、教学要求等基本内容，第二讲是绪论和内容概要，第三讲他没讲就离开北大了，我就“被迫”走上了讲台。我备课的时间实际只有不到半个月，非常匆忙。幸好我对古典诗词小说有过长期的研究，对琴棋书画也都多年浸润其中，加上我有大学毕业后在科研单位有一段实际工作的经验，敢于按照自己的思路讲，因此一开始教学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当时上课的情景真可谓是盛况空前，上课教室有120多个座位，居然挤进200多人，过道里、黑板前、窗台上都是人，连门都关不上。这也跟那个年代人们对美学的渴望有关，因为美学也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的一种思想解放。学生的热情也使我对教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我能够和听众非常近距离地交流，他们的喜怒哀乐和困惑我马上就能感受到，这对讲演者是极大的鼓舞。这同写一篇文章能得到读者的呼应不一样，写文章因为时空限制，要想得到及时热烈的反馈是很难的。

20世纪80年代和后来90年代乃至现在的教学氛围完全不同，那是刚从思想和文化的贫瘠状态中走出来，人们真是求知若渴。《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采访我的时候，我甚至用“像狼的眼睛发出绿光，贪婪地攫取”来描述那时学生求知的心态。反观现在，课堂上很多眼睛是迷茫的，是无所谓的，不在乎你讲得好不好，思想的魅力正在消费时代加速暗淡。

记者：您那时很年轻，思想活跃，能够大胆创新，这对年轻的学生有特别的吸引力。您当时的授课方式和其他老师相比，主要的不同是什么？

王老师：那个时代老师备课的主要方式是写稿子，而且十分认真，但上课基本上就是读稿子，遇到疑难、重点的地方写写板书然后再细讲。我们这一代则大都下过乡，经历过很多事情，书生气也就没有上一代那么重。我们最大的特点是十分喜欢通过演讲的方式，将自己思考成熟的观点和正在探索的困惑一并呈献给听众。这对听众也是一个刺激，他们得到的不再是一个现成的真理，也不是一个形成多年的陈旧模式，而是正在酝酿过程中不断闪光的新思想，在问答之中就有了很强的参与感。演讲是80年代一种普遍的交流方式，很受大家欢迎，这应该是我授课比较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光“演讲”是不够的，那个时代的学生对老师的知识与思想水平的要求非常高，听得不满意是会把你赶下去的。我当时备课经常通宵达旦，为了一星期一百分钟的课可以一周都很少睡，疯狂地阅读写作。那时我对“一缸水和一杯水”的道理有深刻体会——你要有一大缸水的知识贮备才能上好一杯水的课。如果只有一杯水，那就是杯水车薪，一定会在什么地方出问题，经不起学生的质询与考问。

还有一次教学经历我印象非常深刻。我1988年毕业留校后，当时北大有一门面向全校的选修课叫“当代西方最新思潮”，邀请了很多专家讲授，每人讲一个主题，我分到的是“后现代主义”。这门课程不要考试，也不点名，学生一点都不“怕你”，再加上那个年代思想活跃，你只要五分钟讲不好下面就开始窃窃私语，十分钟讲不好恐怕就要被轰下来。北大的学生就是这样，他们能够容忍尖锐但不能容忍平庸，能够接受挑战但不接受僵化，可以允许说的不周延，但决不允许你老调重弹，如没水平他绝不在那儿伺候你。老师按部就班地讲课是绝对不行的，但也正因为如此，北大老师在教学实践中也产生了许多难能可贵的新思想。

虽然我已有成功的教学经验，但这次上课压力很大。上课地点是在一教的101阶梯教室，我感觉那个教室就像古罗马的审判团一样，“法官”们高高地坐在上面，我站在最底下。当时正是寒冬腊月，我一进去眼镜上就蒙了一层水雾。等我能看清楚的时候，吓了一跳：阶梯教室里全是人，连过道都站满了，少说有两三百人。我那时没什么名气，再加上比较年轻，在我回过身在黑板上写讲演题目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议论纷纷，一些同学开始收包，准备走了。那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我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我在写黑板时就暗暗下了决心：我一定要在两分钟内让全场鸦雀无声——我真的做到了！当我一回头，用清晰的嗓音说明最重要的观点时，全场立马就安静了下来。当我讲了两个小时的时候，我说：“时间到了，但今天没有讲完，非常抱歉”，但大家热烈鼓掌要求我继续讲下去，最后讲了三个半小时才下课。

教学对老师，特别是新老师是一种严酷的挑战。我听说有个学生留校任教后，头一次上讲台，居然写了近一个小时的黑板都不敢转过头来面对学生。我觉得这根本原因还是对自己的知识与逻辑缺乏融会贯通的自信。教学首先是对老师自身知识的检验，这个过程对其今后的学术发展很重要，我非常庆幸在留校后上了很多课，尽管确实暂时影响了我写论文或著述。我记得那时一周要上7、8节课，除了文艺理论、西方文论、比较美学、文艺美学等专业课，还有文学思潮这类全校性的赏析课。我觉得北大的青年教师也应该将教学放在第一位，不用着急著书立说，慢慢在教学上磨练，积累一定经验，学术工作也就有了不竭的源泉。

记者：那两分钟您讲了什么竟然达到这么好的效果？

王老师：前两分钟很关键，尤其是第一次讲大课。当时我说：“我们今天讲的是postmodern，即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同现代主义及前现代主义一起构成一个系统。邓小平告诉我们要走向现代化，这也说明我们正处于前现代。与此同时，西方的欧洲走向了现代，而美国已经走到了后现代”。这时下边还是不太安静，我就给他们讲了一个有震撼力的事例。我说：“最近，《山西发展导报》报道了这样一个惨烈的事件，山西农村一个万元户（编者注：20世纪80年农村有钱家庭的代称）让自己的亲侄女给他1岁的儿子当小保姆，这个小女孩只有9岁。他的儿子喜欢让小姐姐把自己往上举，但那个小姑娘力气不够，当举到第十次的时候没接住，孩子摔下来，抽搐一会儿后死了。这个舅舅盛怒之下，冲出来当场抓住小姐姐的腿将她撕成两半。当天晚上，宗法势力强盛的农村，集体判处这个舅舅死刑，并集体把他活埋了。这个故事中有两个问题，一是‘有钱人为所欲为’，二是‘宗法势力超越法律’。在中国走向现代化，并力图融入世界的时候，这类问题我们应该怎么看？由此，我们今天一起探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关系和关联。”就这样，下边的学生一下就被我的叙事和问题意识深深吸引，开始进入严肃的问题域思考了。

教学要讲究技巧，特别是讲文学、史学甚至哲学时要懂得叙事方法。“叙事”是二十世纪一个重要的理论，叫“叙事学理论”。为什么佛教、基督教能走得很远，宗教故事起了很大作用。那天我用这样一个事例开头，其实就是叙事的方法。过了很多年，还有不少人记得这个故事，记得我后面有针对性的强势分析。教学和写理论文章不一样，不能只是材料与观点，要有知识的探索与形成过程，所以一定要讲究“叙事”。

我对教学还有一个体会，就是一定要和学生有互动，但不是点名。我觉得把宝贵的上课时间浪费在点名上面实在是太可惜了。我每次讲完课都会留下5到10分钟让学生提问，经常提问的同学会获得较高的分数。我不想中文系的同学总是低着脑袋死记硬背，更不能沉浸于古书中的“之乎者也”，他要能够面对一个活人进行交流。学生要学会如何同书读得比自己多、学问比自己大的人进行交流，这才是一种强者更强的好训练。

记者：课堂上的学生这么多，提问5到10分钟时间够用吗？会不会出现争执不下的情况？

王老师：时间不可能太多，而且有一定限制也可促使学生深思熟虑后再简短发言，提高提出问题的质量。当然我也遇到过很尖锐的，与我的观点完全对立，一时说不清楚的问题，但没关系，我们可以下课后到外面继续对谈。

我也确实遇到过非常偏执的提问者。我认为他在某些知识方面有欠缺，就推荐了几本书，建议他读过这些著作后再来讨论。这从老师对学生的角度是非常正常的，但他好像感觉受到了刺激，当天就写了文章在网上对我的课程进行无端攻击。其他学生当即就回击他，说他们当时坐在前排听课，证明老师的态度是非常诚恳和友善的。后来那个人理屈词穷，就把帖子删了。

我们系的金开诚先生曾给我讲过一个“太行山”的故事。一个师父把太行山错念成“大行（daxing）山”，徒弟想要纠正他，俩人就起了争执。走到一个村口，一个老农正在晒太阳，徒弟就跑过去问他：“您是本地人，请问此地是‘大行山’还是‘太行山’？”老农问：“你们俩人是什么关系？”“那是我师父。”“师父怎么说？”“他说这是大行山。”“那你呢？”“我说是太行山。”“那师父对。”后来师徒二人又往前走，徒弟不死心，就又跑回去问老农。老农说：“我当然知道是太行山，但让你师傅这种顽固不化的人带着他的错误走遍天下，让天下人嘲笑他不就完了么？”我常用这个故事解嘲，当有人屡教不听的时候，你大可不必纠结于此，有些人就是注定要带着显而易见的错误走遍天下让别人笑话。孔子都说过“朽木不可雕也”，所以我们只能有教无类，但不可能做到教育万能。

记者：由于一些公众的盲目性及缺乏必要的思考，有些荒谬而偏执的观点其实还很有号召力。

王老师：最糟糕的是这种人会对北大产生负面的影响，这需要相关人员引以为戒。比如北大的学生社团很多，刚刚进北大的大学生经验和判断力都不足，经常请一些社会上的人做讲座，其中鱼龙混杂，有不少是没有真才实学，但靠标新立异、自我炒作而有一些“名气”的人。这里面的“南郭先生”在北大讲完课后经常遭到网民的集体抨击，很多人认为他们就是北大老师。大概八九年前，有社会上的人在北大讲书法，有个听众回去以后就写了篇“北大离书法有多远”的文章发在网上，他的潜台词就是北大的书法太差了。后来我让助手去查他在什么时间地点听了一场什么讲座，发现主讲人就是学生会请的一个连书法都没入门的人。他进北大乱讲，别人还以为是北京大学书法所、北京大学书法协会派去的，影响很恶劣。

还有一件事是我的访问学者告诉我的，说北大请来了一个人讲“成才学”，结果去了很多博士硕士，我的访问学者都去了。那个人上去讲了五分钟语无伦次，一听就是个骗子，讲的都是一些坑蒙拐骗的手段。接着不知道是哪个系的博士站起来说，“我向你提三个问题，你能正面回答这三个问题就继续讲”。那个人刚听完第一个问题就浑身打颤，三个问题提完后大家开始纷纷举手抨击，这个人实在撑不住了就告饶，说他来这里是为了以后能对别人宣称自己曾执教过北大。

记者：现在社会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经不是教师一心教学，学生单纯求知的时代了。这在您的教学工作中有何反映，或策略上的调整？

王老师：从1985年到现在，近三十年间我几乎都在教学第一线，除了出国几乎每个学期都上课，确实能体会到在求知欲方面学生一代不如一代。但我觉得，这种情况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主要是媒体极大丰富了。为什么五六十年代那么多人一听相声就乐，今天就算郭德纲（编者注：著名相声演员）使劲抖包袱我们都很难笑得出来？因为当时听相声的人大都文化程度不高没见过什么世面，所以说相声的随便讲个笑话就觉得很好笑。今天的孩子却不一样，从小就被各种媒体包围，就一般的知识宽度而言，他们知道的可能比老师还多。如果教师上课不认真准备，讲义不能达到学科前沿和比较高的高精尖思想水平，单靠一些知识性的内容肯定引不起学生的兴趣。但有的老师还没有意识到学生的这种变化，还是按照自己的老方法照本宣科。曾经有一次，一位老师拿出备课本来，上面写着1958年，这样的课程怎么可能有吸引力？我有的课程也讲过几轮了，但我每次上课，都按照季羡林先生和金开诚先生的要求，像第一次上课一样认真准备。讲课的内容要跟着时代调整，列举一些学生们关注的例子，这样他们才会进入真正思考的空间。过去学生的求知欲强烈是特殊年代知识匮乏的特殊情况，我们不能按这样的标准要求现在的学生。如果老师讲课效果不理想，首先要自我检讨。不能射箭脱靶，怪靶子不好吧！

另外，要给选课的对象设置一定的听课难度，我每次开课前都会列出十本甚至几十本必读书。这个要求并不算高，在国外读博士一星期就要读十本书，很多中国的留学生开始会很不习惯。国内很多老师一个学期开两三本参考书，而且可读可不读，这样对学生就没有压力了。感受不到课程的难度和知识的挑战，他们也就觉得没有听课的必要。读书要难，讲课要切合实际，考试则要适当容易一些，才能杜绝为考试而考试的死记硬背。

记者：对一些确实对学习没什么兴趣的人，您如何对待？

王老师：我觉得现在为人师要做到不苛求他人，因为今天的大学教育正从少数人的“贵族教育”向多数人的“全民教育”转化。我们高考的1977年大学录取率只有5%，现在达到了60%。既然是全民教育，就没那么多人想把自己变成精英，变成天才。有人只想拿到大学文凭，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过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老师也要接受现实调整心态，不要因为下边学生不太专心而大发雷霆。

另一方面，老师要严格要求自己，尽到自己的最大努力。我开课时会说：“我上课不太喜欢你在下面呼呼睡觉，更不喜欢你拿手机上网。你可以选择离开教室，尽可以去干你的事。改卷子时我也不会秋后算账，但你不听课不太可能得高分嘉奖。如果你坐在这里，我希望你用‘心’听，我会努力讲得精彩让你很难打瞌睡。”课堂上的时间是很宝贵的，老师要在一百分钟的时间里，把自己独到的学术经验精准地传递给学生，尽可能让他们思有所悟学有所获。我听说，有些老师在课上说些对北大、对社会的抱怨，能侃一个多小时。我认为这是不合适的，有牢骚绝不应该在宝贵的课堂上去发泄。

记者：具体您的“文艺美学”课程，在教学上有什么特点？

王老师：这门课是从美学角度体验并研究文学作品，并进而给予生命深度的体悟。举个例子，“精神还仗精神觅”，我通过对柳宗元小诗《江雪》的“再度体验”去还原作者的“原初审美体验”。这首诗仅二十个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第一层如果我们仅仅了解到“一个老渔翁坐在小船上，冒雪钓鱼”，那么，这不是审美，只是“识字”而已。第二层如果体味到在一片一尘不染，万籁无声的境界中，诗人借隐居在山水之间的不怕寒冷、专心钓鱼的渔翁来抒发自己在政治上失意的抑郁苦闷，那么，这可以说是对作品有了表层审美体验。第三层可以体味到在这接近死寂的画面上，渔翁精神世界之光扩展着、浮动着、活跃起来，传达出作者在自己的理想不为世俗之人所理解时，只能摆脱世俗一往独前，坚定地去求索那种执著的精神。达到这一层，也仅仅是中层的审美体验。第四层，我们就会顿然发现，《江雪》一诗的视角是一个由大到小、由面到点的圆形结构：千山→万径→孤舟→渔翁→钓丝。渔翁身居千山万径之中，泛舟江湖之上，俯仰宇宙而心宇澄静。诗人以宇宙空间万象的广袤，来映衬自己饮吸无穷时空于自我的襟怀。这浩浩山川、漠漠空间正是可以把诗人全身心安放进去的恒寂世界，于是诗人“身所盘桓，目所绸缪”（宗炳著《画山水序》），以大观小，又以小观大，俯仰天地而后回归自我。这是与西方那种人与自然对立而产生的疏离感大异其趣的。高妙的哲学都具有诗性，而高妙的诗都指向诗性哲学——诗的首二句目击道存，目的在写出空无，但又不直写空无，而先将我们带向茫茫“千山”、幽幽“万径”这“有”的世界，然后突兀地用“绝”、“灭”二字对“有”加以断然否定，于是从有到无只是瞬间的把弄，“无”的存在无所不在，体悟和暗示了无、混茫、太虚这创造万物永恒运行的“道”。但诗人没有向无边空间作无限制的神游，而从无边世界回到万物和执著的自身，从而表明诗人当时所深切体验到的极高境界：在求索之途中，自己已经达到人迹罕至之境，不再希冀能得到别人的携助。这是诗人当初所真切体验过的从而传达出来的一切人生经验和知识所构成的终极大彻大悟之化境。使人能于实中悟虚、有中体无、少中味多。

再比如我讲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就不仅限于这幅作品本身，一定会提到颜真卿的忠贞爱国。我讲苏东坡时也不会讲《寒食帖》究竟达到了书法多少级的水平，而是分析其艺术性以后指出苏东坡的潇洒出尘，笑傲海天。我曾经用一句话描述苏东坡，说他像一粒煮不烂的铁豌豆，打不烂嚼不碎，面对苦难永不低头。

我通过文学艺术作品要浮现出审美的人，这和文艺理论不一样。我在每次“文艺美学”课程第一讲都要讲文艺理论和文艺美学的区别。文艺理论强调对字、词、意的研究，比如诗就要研究韵律、节奏、平仄等等。文艺理论还要研究作品的思想性，比如社会性、阶级性、政治性等。文艺美学则研究普遍性的人性面对一个艺术品的体验，尤其强调人的生老病死等节点的共同性，这使得文艺美学更强调时间本体感，像“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等。我曾经对文艺美学下过一个描述性的定义：“研究个体面对流逝的时间和宇宙的永恒时对自己的卑微和有限性发出的巨大的美学感慨”。

文艺美学要把“为政治服务”的因素减到最小，让人和艺术回到其本真状态。不要总是想着这件作品有什么含义，那样就没法审美了。有人说，一切艺术都是政治的，都是意识形态的。我就说，请问“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中的意识形态是什么？
   

中国被意识形态的问题束缚得太厉害，需要用美学唤起沉默已久的心灵。我在博客上发表了很多关于琴棋书画的文章，力求通过这些文章，通过一个北大老师的精神透镜向民众展示艺术和生活中美学的独特视角。

二、育才之道：贯通中西，挑战前沿

记者：您自己在学术上贯通中西，并在多个艺术领域具有专业造诣。在研究生培养上，您是否也这样要求学生？

王老师：我的学术生涯可归纳为十六个字，“国学基础，西学眼光，当代问题，未来视野”。首先要有身深厚的国学修养，出经入史和文本细读的功夫必须下足。同时要花大力气学好外语深研西学，找到世界最前沿的学术方法论，具有最锐利的学术眼光。这也是我培养学生的指导思想。对于新招来的硕士和博士，我要问清楚他们之前写的是什么样的论文。如果以前是做国学的，比如李白、杜甫或者近代的王国维思想研究，那么以后的毕业学位论文最好写西学。做出这样很有学术难度的规定和我的学术经历有关。我研究西学近20年，1985进北大就翻译出版了《文艺现象学》（编者注：现象学，phenomenology，二十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哲学流派之一），一直到大概2000年，我才慢慢转向国学。我力求与西方哲学家和本土国学大家都能对话，这对中西方文化交流，探索文化的未来发展都是有意义的。我希望我的学生们也有这样会通中西的优势。这种培养方法其实非常切合现在学生的弊病，因为无论是西学还是中学都是非常庞大的体系，靠学生自己自觉地改变研究方向十分困难，更做不深入。我们常说五四之后，20、30年代的知识分子学贯中西，而我们今天培养的“人才”却只能通一个很小的领域，做不到触类旁通，这是学术的退步。

有人说，做学问不需“当代问题意识”，埋头做学问必然成为大师，比如王国维埋头做学问，变成了大师了。我说：当年王国维在商务印书馆，白天工作，晚上去进修德文、日文、英文。他的日记你去读一下，天天都在说学外语多么痛苦。当他听到那些旅欧学者回来写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可怕场景，他开始重新认识到国文的重要性，体悟到在当今世界这每况愈下的时代，要找到一个新的方法角度看世界，这就是“童心慧眼”，他写了《人间词话》；然后，当他发现敦煌古卷被人家拿到国外去的时候，他开始展开“敦煌学研究”；当他发现安阳的甲骨文被老外拿到西方去，他开始深入研究甲骨文；到了一九二零年外蒙古即将被割掉的时候，他倾力研究《蒙古史》；到了中国戏剧在慢慢淡出舞台，小说倾销的时候他写了《宋元戏剧史》。可以说，王国维每一部著作都是和心心相系的家国现实紧密相连的。

我经常在想，钱钟书是公认的大师，中、西学都登峰造极，他英文非常好，据说是《毛主席语录》的英文翻译者，是《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的审校者。但同时期还有一位朱生豪先生，他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这同样需要极为深厚的中西学功底。为什么今天校园的学生大多只知道钱钟书而不知道朱生豪呢？

记者：因为《围城》。

王老师：对，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钱钟书关心中国的命运。他不仅写了《围成》，还花大量心血写了《旧本四篇》，写了《管锥编》（四卷）。他把中国先秦所有古籍疏通后，与西方多国经典文献进行横向文化比较，展示出“文化昆仑”的精神气概和学术高度。一句话，面对中国的现代性经验和中国的苦难，作为一个学者如果不关心历史与现实，那么，中国历史也绝不关心你，只会遗忘你。在翻译史上，朱生豪肯定是一位里程碑式的辉煌人物，但中国二十世纪璀璨的思想史上他并没有太高的地位。一是朱先生对中国文化关注不多，二是朱先生英年早逝，让人叹息不已。钱钟书学问大，又通过《围城》关心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所以中国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一定会记载他。这也是我强调学者要关注“当代问题”的原因。

那么，“未来视野”如何解释呢？我认为中国进入人类的精神前沿已为期不远。过去，中国被称为“肢体国家”，现在正在变成“头脑国家”，要和美国欧洲共同商议人类的公共事务和未来命运。我认为未来的三十年非常关键。北大一定会产生一些更有头脑的深情冷眼的知识分子，一定会让中国学术登高行远重建“汉字文化圈”。

有的学生为了省事，在硕士论文上扩写就弄成了博士论文。曾经有个学生找到我说，“王老师，之前五年我都在研究王国维，来到这里也是想继续往前走”。我就举前面提到的“王国维白天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晚上学英文、德文、日文”的例子，说，“本来他学‘之乎者也’就可以了，但为了面对列强的丛林他必须学外文。你们作为新世纪的博士、博士后，学习更多新门类的知识是必需的。你如果做不了，可以退学，北大没有炒冷饭的机会。”
   

类似这样的学生不少，都想沿着原来的路走下去。我说我们的专业要求高度必须达到，实在不行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退学，要么延期。延期不是坏事，可以把学问做得更扎实，但有不少学生不理解，觉得多读一年书是浪费时间，还要交罚款，怨恨得很。据我观察，凡是三年就匆匆毕业的博士，绝大部分都不再做学术甚至转行了。因为他往往只是在形式上通过了学位论文拿到了学位帽子，但人家知道他实际几斤几两。我的博士生们有一些延期毕业的，往往都进入各个大学的教学第一线，成为优秀的老师，因为他们受到了很好而充足的学术训练。

昨天晚上我去中国政法大学演讲，见到我以前毕业分到政法大学任教的一个博士，他受到他们院系领导的高度评价，说他非常优秀。他博士读到四年时就急于毕业，其实进入答辩大概也能过。但我对他说：“你的学位论文如果这样匆匆忙忙地完成，学术份量不够，这种半成品也出版不了，而且半罐水使得你以后教学工作也会问题不断。在北大，在未名湖边，现在有这样一些把所有功利目的全部抛开的高人在一起专心谈学问道，这种‘竹林七贤’式的氛围离开燕园可能就再也找不到了。”

    他考虑了一下，给我发短信说要再延长一年，说能在北大多读一年书是他的福气。他后来的发展完全符合我的预期，而且我相信这个学生今后的学问会超过我，因为他的国学和西学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我想北大应该鼓励博导和博士们沉静下心来苦做四到五年学问，做出一个精品来，这才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正路。现在靠论文数量争排名，粗制滥造，还不允许高标准的延期要求，简直是违背教育规律的学术自杀行为。

记者：您在具体指导学生的研究工作上，有什么方法和要求？

王老师：首先就是学位论文选题。选题就像打篮球，篮筐不能太高，否则大家就没兴趣了；又不能太低，太容易也没有人愿意玩。所以篮筐的高度要根据游戏规则调整得恰到好处，有相当难度但也能投得进。选论文题目也是如此。你把博士论文选成“中国文艺理论”，那要从先秦一直讲到当代，到老死也写不完；当然也不能太容易，比如“王国维晚期文学理论的思考”，因为王国维后期的主要精力在考古、古文字和史学方面，文学理论方面能说的就那么一点点，难度太小。作为北大的博导，在学生论文选题上把关是头等大事。题目一旦确定，学生要用四年、五年的精力去潜心钻研，费时费力，心力交瘁。所以题目要有前沿性和发展潜能，能成为学生以后的学术空间。每次我和学生在校园里散步，或者他们找我来谈的最多的就是博士论文定位，这实际相当于他整个的学术定位。我经常感慨，每个人的时间都是非常短暂的，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定位错误，回过头来可能已经四十好几岁了，空悲切！我想告诉他们，必须以一种严肃认真、止于至善的态度去选课题，而不是道听途说，翻翻网上的、报上的信息，随便找一个题目，结果做不出成果，也把自己的时间和生命浪费了。

学位论文选题还要体现因材施教的思想，“好”的题目与一个人的学术背景和兴趣有关。我的硕士、博士和访问学者，加在一起也超过一百人了，我对这一百多人的要求一直因人而异。我先让他谈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然后我问在这个领域中你能不能进入前几名。如果一个课题可以做，但你永远不能进入前几名，那就干脆别干。特别是博士生一年只能招一个，是很珍贵的，如果浪费掉了这个种子那是导师的过错。

记者：现在也是 “大众化研究”的时代，能够“填补学术空白”的机会越来越少。如何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选题？

王老师：我让学生们充分地研究学术史，这是我教博士、硕士，甚至带本科论文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和培养方法。我认为在研究开始后的三个月到半年，应该用来阅读研究对象的原本。比如要研究某位外国作家，就要把他的原版著作全部看完，然后再看研究这个作家的英文版的所有研究论文。有些教授觉得，这样学生的思路容易跟着别人走，这其实是错误的，只有充分了解他人的工作，看看留给自己还剩下多少空间，再形成自己的思路与观点，才不会掠人之美或落入俗套。我的学生们读完书后常仰天长叹，为什么学术道路这么窄，能想到的都被人家想到了，想做的都被人家做过了？所以另外还有关键的一条，我让学生把别人研究过的内容画成“学术地图”，地图上标明哪些区域已经被别人研究过了，剩下什么地方还没有深入发掘就一目了然了。画学术地图的办法能帮助学生找到有效的切入点。

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博士生是南方一所名校的硕士。她到了北大以后就觉得，北大的教学风格不一样。在原来的大学只要学生提出一个合适的但导师觉得不偏的题，你就可以去做了。北大则更加严谨，好像进入了一部庞大的学术机器，如果缺少一个构件，你就要把它做出来并装上去，这样的收获将让她确立自己独到的学术价值。我先让她写一篇不少于两万字的学术史的论述，前人做了哪些工作，功和过是什么。这样，她在评价前人的时候就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这个工作我称之为学术研究的学术史的训练。如果一个人看了两篇文章就开始写论文，写出来肯定是“垃圾文章”。

在这方面我的学术道路也可供借鉴。我在1985年写的硕士论文《艺术本体论》（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并在行业最有影响力的刊物上发表了两篇艺术本体论的论文，在国内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我毕业以后就出了一本书，其后有别人也陆续出了不少这方面研究著作，但已经属于模仿或者对我所做工作的延续，不具有开创性。1992年我出了第二本书《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也是大陆第一本写后现代主义的学术专著。我的第三本书《发现东方》，2003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讲出了对东方大国中国必须重新发现而不是妖魔化的新见。后来我又出版了《文化输出》和《文化战略》两部书，对新时代的“中国学”领域带来了重新审视的活力。最近基本完成多年来撰写的四卷本《中国思想精神史论》，这也是有重要意义且前人未有的工作。可以说，做研究要有比较高的起点和眼光，尤其对北大的学生来说，要勇于接受挑战，去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这样才能体现学术的意义与个人的价值。

我经常和学生说，中国最近在大力庆贺瓦格纳诞辰200周年，而德国却没有人庆贺王羲之诞辰1660周年！这令人深思。如果我一辈子就研究王羲之的书法也未尝不可。但是二十世纪西方的学者，是星汉灿烂；而二十世纪在人类的思想史上，在文史哲界，没有中国人的地位。为什么国内一些著名的学者，在国外没有影响力？这就是因为他们和整个人类的命运，和它最前沿的话题没有连接上。中国人现在不能只是关注自己的问题，或对西方亦步亦趋，要在国际文化视野下争取我们的发言权。《发现东方》这本书从2003年出版到现在，已经三次印刷脱销。现在中央电视台要把这本书拍成八集政论片，我正在写这个片子的解说词。他们认为这是表现中国二十世纪思想史的第三个里程碑的新话语。第一次是80年代的《河殇》全盘西化，第二次是七八年前的《大国崛起》，写了葡萄牙、西班牙、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美国等国的崛起历程，但没有谈论中国。现在再也不能回避谈论中国了！

我现在又在研究一门新的学科，叫做生态文化。恩格斯说过，“人每一次对自然的疯狂攫取都会遭到自然疯狂的报复”。西方现代性遭遇到了很多生态困境，资本主义三百多年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与生态问题。中国古人从来不强说“人定胜天”，而是强调人和自然必须和谐相处。生态文化研究主要的对象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人该怎样对待自然，并不研究特定的自然科学。生态文化还要研究人本身，将人纳入文化生态系统中，比如为什么权钱交易这么多，为什么自杀率这么高，为什么人的欲望愈发膨胀精神却越来越不振作等。我认为这些研究对国家制定政策，对整个世界的未来发展，对我们评价自己的文化系统都是有大有裨益的。我已有五个博士做过生态文化或者美学论文和相关工作，他们在国内已成为这方面的权威，并且频繁地出席国际会议。所以一个导师要了解国内和国际的学术前沿问题，一定要有问题意识，要给学生一个很高的学术起点，而不是闭门造车。

总之，我培养学生有三个“生长点”。首先给学生施压，开拓视野，汇通中西，过去做国学现在补西学，过去做西学现在补国学；第二是和学生反复探讨学术定位，写什么，为什么写；第三就是讲究方法，先研究学术史，用排除法决定具体做什么。最后还要敦促他们尽快将成果出版。现在是新思想不断涌现的时代，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有类似之处，不但要做得好，还要传播开，使北大的博士论文会成为别人的风向标，成为别人学习的榜样。通过严格要求，让学生打下一个会通中西的学术基础，这幢学术大厦的最终完工可能需要二十年甚至半辈子，在未来的岁月中他才能成为中国学术的精英力量。

记者：按照您的要求，博士生要在汉学和西学间完成转换，而且还要完成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题目。四、五年的时间压力很大，学生们都能够做得到吗？

王老师：这就是平时督促的问题了，严格要求不能只体现在最后结果上。我每星期都要问他们的论文进度，每个月最少交给我一万字，哪怕是草稿。我认为导师必须负起导师的责任，不能像“顾问”，顾不上就不问。俗话说，严师出高徒。我的很多学生都在著名高校工作，还有不少人执教欧美大学。

三、家国之忧：文化战略，体制瓶颈

记者：除了文学研究、教学、研究生指导、书法创作之外，您还非常关注社会教育，关注整个国家的文化发展，能介绍一下您这方面的工作与设想吗？

王老师：我觉得艺术教育不能只是一种精英文化。比如体育的“举国体制”，国民身体素质差，体育锻炼少，运动员却在国际比赛中获得很多奖牌，这有多大的意义？我们书法所里有一次来了二十多个老外参观，聊起音乐，都是钢琴十级。他们在国外都是普通人，人家真是全民教育、全面教育。

我连续八年通过季羡林、金开诚先生向“两会”提议，尽快在中小学开设书法课，最后教育部终于通过。我去年主编了二十本小学一年级到高三的书法教材，现在已经在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今年夏天就要在全国中小学普及，现在正在培训师资。我认为应该全民学音乐，全民学书法。中国的崛起，要像金字塔一样，基础要牢靠，如果是几根孤零零的柱子，怎么有说服力，又怎么能长久呢？

我认为中国人的文化修养要有十二个台阶，前面四级叫“琴、棋、书、画”，然后是“诗、词、曲、赋”，最后是“经、史、子、集”，当然这有些交叉。如果中国未来融入了国际社会，一定会有一种新的文化风格。我现在做的很多事情，从根源上讲都是想把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进程往前推进一点儿，尽管个人的力量像蚂蚁一样轻微，但也要去做。

记者：您所设想的文化战略已经不是常规的学校教育所能承担的了。

王老师：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把中国有代表性的经典书籍翻译出三百本，源源不断地输出去。先秦到清代一百本，二十世纪到文革一百本，改革开放到现在一百本。通过这三百本书，让西方人看到古代中国、近代中国、当代中国，真正从文化层面对中国有所了解。他们现在不知道中国人是怎么想的，只知道中国的GDP、全球炫富、沙尘暴和大气污染、官员腐败等这些表面或负面的东西。十年前全世界学习汉语的人不到三百万，现在的人数超过了六千万，我每次去欧美国家讲演都会和很多人谈中国。我们要让中国的文化、思想走出去。国家顾不上，我自己想办法找译者、筹集翻译费用，现在已经找到了二十一个世界著名的翻译家，一定会翻译一百到三百本书，把它们推到国外。未来世界肯定会向多元化、多极化迈进，当世界在关注中国的时候，我们就更应该争取这个空间。不仅要输出先人的思想，还要把中国现代的思想一并传递出去。我的《发现东方》一书正在被美国人译成英文，我知道这是他们渴望看到的新思想。

记者：您的思想非常重要。这一工作需要政府的支持，但学术界无疑是中国文化自觉的主力。现在学术界有这种意识的人多吗？

王老师：坦白地说，学术界的情况不容乐观。面向世界、面向当代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内容，中国学者最终一定要走出这一步。我觉得学校没有调动起教授们的能量，他们在学校事务中越来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记者：关于北大的教育体制，您认为核心问题在那里？

王老师：这个问题我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了。

首先，校领导应牢记季羡林先生在301医院时说过的话：北大所有的理工科在世界上都是二流的，北大争创一流一定是靠文、史、哲这些人文学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全面突破，也不可能投机取巧地靠论文数量，先把人文学科建成世界一流，对其它学科就会起到很好的带动作用。人文学科一天不重视，北大不但成不了“世界一流”，还会一天比一天差。

第二，北大一些观念已经告别了蔡元培老校长 “以美育代宗教”的教育方法，这是严重的失策。为什么蔡元培一直在抓美学和人的审美教育？因为蔡元培先生深知中国的痼疾在于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容易沦为金钱的奴隶，所以蔡元培尝试用艺术的教育来填补宗教的空白，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艺术教育不是搞一个艺术学院就行了，需要各种艺术活动在广大师生中真正活跃起来。北大是精英云集的地方，但现在整个学校约5万师生中，进入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会员不到十个人。

第三，行政人员与教授群体的关系错位。作为大学主体的教授的话语权越来越小，而校长助理越来越多。如果知识精英都不愿思想而只愿做官，北大的学术未来堪忧！

我没有别的能力，这辈子除了在北大做一个传道解惑的老师外，我的“宏愿”就是在“知天命”之后“只争朝夕”，抓紧这一辈子最后的岁月，去做此生必须要做的重要事情。这辈子活着我就想为汉字、汉字文学、汉字书法、汉字思想，也就是为“汉字文化圈”做点事情。所以我永远离不开文字的书法性，离不开文字的文学性，离不开文字的美学感染性，也离不开文字的哲思性，犹如《大学》的高远。今天一些大学校长从来没读过《大学》这本书，不知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只知道招财管人，这种近视的大学最终失败是必然的。同时他们也不懂得《中庸》里“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里边有很多的辩证思想。在周边国家“去中国化”的策略中，“汉字文化圈”空前萎缩。如果是天不灭中国，而中国又融入国际社会的话，一定需要重建“汉字文化圈”。如果说，20世纪初期北大立足于“破”（全盘西化，废除汉字）的话，那么21世纪的北大应当立足于“立”——重铸文化，再造国魂！

我还想说一句话：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我之福！尽管教育不是万能的，但作为教师应该尽力。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好的老师。只要老师足够的好，再差的学生都会学好。并且天不弃人，人不自弃。从事学术教育工作使我们能够登高行远，也使我们平凡如蜡烛般的生命，具有了不平凡的光泽！

记者：好，多谢王老师，您的话让我们受益匪浅。

================================

采访记者：郭九苓

采访时间：2013年3月27日，下午1：00－4：00

录音整理：范昊宇

文字编辑：范昊宇，郑玉婷，郭九苓，王岳川

定稿时间：2013年5月30日，经王岳川教授审定。

附：王岳川教授简介

王岳川，男，1955年9月出生，四川安岳人。1982年本科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88年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1993年以来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书法院副院长，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日本金泽大学客座教授，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复旦大学等十所大学双聘教授。

王岳川教授长期从事文艺美学、西方文艺理论、当代文化批评和文化战略的研究和教学。教授的课程有：《文学原理》、《文艺美学》、《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当代文化美学研究》、《二十世纪哲性诗学》、《中国诗学与美学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中国文化与美学研究》、《中国书画艺术精神》、《中西文艺美学比较》、《中国90年代文化研究》、《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20世纪最新西方文艺理沦》等。

西方文化美学研究著作有：《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文艺现象学》，《艺术本体论》，《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丛书》九卷本，《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王岳川文集》四卷本，《中国后现代话语》，《西方艺术精神》，《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

中国文化艺术研究著作有：《发现东方》，《目击道存》，《中国镜像》，《文化战略》，《中国文艺美学研究》，《本体反思与文化批评》，《全球化与中国》，《大学中庸讲演录》，《文艺美学讲演录》，《文化输出：王岳川访谈录》，《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书法美学》，《书法文化精神》，《书法身份》，《中外名家书法讲演录》，《中国思想精神史论》（四卷本：《中国文化精神》、《中国哲思精神》、《中国文论精神》、《中国艺术精神》即出）。

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

所获奖励：1990年获“北京大学青年科研奖”，1992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1993年获北京大学“第四届科研成果二等奖”，1993年获中华美学会“第二届全国青年优秀美学学术奖”，1994年获“北京大学朱光潜美学与西方文学奖”，1995年获北京大学学报优秀论文一等奖，1995年获国家“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1997年获“北京大学中国文化特别奖”，2000年获北京大学优秀学术著作二等奖，2001年获得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新时期20年优秀文学理论论文奖”，2002年获文艺报“摄影文学大奖”，2007年获书法“全国十大影响力人物奖”，2008年获得“全国20家散文大家排行榜”，入选“2012中国书法十大年度人物”。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15:23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倡导重建“母语价值观”来，让“冰封汉字”活起来本报记者 蒋肖斌 蔡梦吟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09月23日   09 版）

    骀荡，意为“使人舒畅，多形容春天的景物”。这个曾出现在《庄子》、孔尚任《桃花扇》、冰心《往事》中，却在日常生活中鲜见的词语，最近已经有超过3700万网友在网上书写，并有5000名网友造句，其中不乏“春风骀荡，莺燕翻飞”、“酒暖灯迷，骀荡如斯”这样的句子。
    日前，继去年首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以下简称《汉听大会》）在全国引发一场传统文化热潮之后，第二届《汉听大会》又在今年7月重登央视每周日晚的八点档。这一届比赛同时还在网络发起了“全民焐热冰封汉字行动”：每周精选一个“冰封词汇”，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骀荡”就是最近一期的词汇。在此之前，“葳蕤”、“搴芳”、“翊赞”、“剀切”等词汇，每一个都得到了3000万以上网友的“焐热”。而“颟顸”一词，更是得到了4000万网友的参与。
    全民都在焐热“冰封汉字”，然而在焐热之后，这些汉字的温度能否持续？

    “焐热汉字”唤起对母语尊重

    本届《汉听大会》特设100席成人体验区，成人和学生参赛者一起听写。在9月14日第十场比赛中，当主持人念出“骀荡”一词，河北队选手梅君儒不假思索就写出了正确答案，而100个成年人中只有3人写对。
    同样的强烈对比几乎贯穿了整个比赛。槁木死灰（ɡǎo/mù/sǐ/huī），枯槁的树干和火灭后的冷灰，比喻心情冷淡，对一切事情无动于衷——成人书写正确率41%；垂髫（chuí/tiáo），小孩头发扎起来下垂着，指幼年——成人书写正确率22%；禔福（zhī/fú），安宁幸福——成人书写正确率0%。
    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节目组故意提高难度，而让参赛学生再次陷入“应试教育”的怪圈。宁夏队选手刘安琪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从去年11月底参加银川市选拔赛开始，我基本上每天就是夜里2点多睡，一大早起，连寒假期间也不例外。这几个月来背过的复习资料，摞起来比我身高的一半还高。”
    上海队指导老师樊阳也坦言“难度非常大”，很多词汇和孩子们距离较远。据悉，此次题库以国务院颁布的《通过规范汉字表》为基础，但樊阳带着学生把《现代汉语词典》、《通用规范汉字字典》、《汉语成语大辞典》、《常用典故辞典》4本辞典都复习得滚瓜烂熟，在比赛中还是有很多词不认识。
    但樊阳认为，仍有一些词汇有其生命力，即便不参加比赛，从语文教育角度也很有意义。如，“葳蕤”出现在《孔雀东南飞》中的“葳蕤自生光”；“”字出现在元代张养浩《咏江南》中的“酒旗儿风外”。
    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教授郭锐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很多词语已经不在现代汉语中被使用。除了从事古汉语教学研究的专业学者，恐怕根本没什么人认识。这对参赛学生和电视机前的学生都是误导。”
    对此，《汉听大会》总导演关正文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这一届选手从全国3万多所中学、1200万中学生中层层选拔，水平明显比上一届高，因此题目的难度也不得不提高。”
    同时，《汉听大会》在今年完成了一个明显转型，去年主要是考察字形的记忆，今年明确转向了对字义的理解。其主宣传语“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引用的是习近平在去年年底中央政治局第12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关正文说：“字型只是一个物理性状，字义则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更广阔的母语海洋。而且我们从古籍中选出的词，经常出现在经典中，在当下也有生存的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康震在《汉听大会》中担任解说嘉宾。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如果一部分汉语学习佼佼者的露面，能够带动大家关注汉语，学习汉语的热情，岂不很好？的确有一些汉字在现代人日常生活中并不常用，但《汉听大会》的目的并不在于要真的‘焐热’这些汉字，而是要人们知道这些汉字的存在，唤起人们对母语的尊重与关注。”
    在互联网时代，每年都会诞生为数不少的网络新词和外来词汇，一些冷僻字也因此重新“变热”，如，囧、、烎。在传承古汉语的同时，康震认为也不妨抱着开放的态度接纳新词：“目前我们习用的汉语词汇中，本来就夹杂着大量外来语，如，干部、沙发、巧克力等。各民族的语言都是如此。”

    汉语教育期待“美感”

    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电视节目中，英语的风头似乎一直盖过汉语。郭锐说：“据一项调查显示，每年我国发表的研究英语论文的数量，大于研究中文的论文数。但我觉得不必担忧，母语是无法割舍的。《汉听大会》能持续走红，说明人们对母语的情感是共通的。英语虽然‘强势’，但汉语也并不‘弱势’。”
    为了让孩子们觉得传统文化离自己并不遥远，樊阳经常在日常教学中，从一个古地名讲起，引出历史人物与典故。“地名中隐藏着文化信息，如，叫什么‘阳’，‘山南水北为阳’是古人对地理的解读和哲学思考；叫什么‘州’，就和洪水神话有关。”樊阳说，“每个月我还和学生进行一次‘人文行走’，到名胜古迹实地感受传统文化的美。”几年来，他带着学生去上海博物馆书法馆看文字文化，去天蟾舞台看昆曲《牡丹亭》，去文庙讲孔子的一生。
    为了备战《汉听大会》，刘安琪把课堂以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复习，但她并不觉得枯燥。“很多词汇今天可能用不到，但它们真的很美，具有不为人知的优美！我很享受汉语中传统文化带给我的精神享受。我的QQ签名‘翂翂翐翐’，意思是鸟儿想飞却飞不高的样子，这正是我经历的写照！参加比赛这段经历，对我而言，‘永矢弗谖’——发誓永远不会忘记。”安琪说。
    郭锐认为，传承古汉语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但是相比之下，现代汉语教育中的问题更令人担忧。郭锐讲了一个故事：已故北京大学老教授朱德熙是伟大的语言学大师。他的外孙女上小学时，作文分数总上不去。有一天，朱老帮外孙女修改了一下作文。结果外孙女放学回来，冲他嘟囔：“你改了以后分数更低！”
    很多年之后，郭锐也遇到了同样的困惑。女儿上中学时，拿着一道语文试卷上的阅读理解题来问他。题目大意是：“这一段表明主人公怎样的心理？”郭锐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所以然，只好告诉女儿大概是什么。结果第二天女儿很不高兴：“那道题老师判我错！”
    “如果一道考中学生的语文题，连北大中文系教授都‘做不对’，那这道题有问题，还是我们的解题水准有问题？”郭锐说，“现代汉语教学中的最大问题，就是把学生教得一点兴趣都没有了。要传承汉语文化，首先要让孩子们体会到语言之美，而不是把这份美感打得支离破碎。”

    重建“母语价值观”

    关正文说：“一字一世界，从任何一个汉字出发，都能追溯到我们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但他同时坦言，现在大部分电视节目是市场导向。“去年文化题材热，一堆节目跟风；今年热闹不再，很多节目就没了下文。传统文化节目遇冷，大环境是社会对文化本来就不那么重视，连古诗词都被从课本中删除。”
    《汉听大会》走红后，社会上对这股汉字热潮的反应也呈现两个极端。一方面，很多社区、单位举办自己的“汉字听写大会”。甚至有南京一家房地产商举办活动，每个买房人听写10个词，每写对一个词就能享受1000元优惠。而另一方面，有语言学家称，汉字是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该冰封的就冰封，该活着的就活着，不该刻意去干预。
    对此，关正文说：“他们忽略了一个史实。我们现在的母语状态，并不是一个自然淘汰的结果，而是一个被人为干预和破坏的结果。我们经历过‘文革’那个彻底废除经典的年代，母语的状态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真正意义的反思和解决。”
    教育部、国家语委曾发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称2394个常用汉字就能覆盖99%的使用。关正文说：“经常听到一些声音。说古籍里的汉字有什么用，几辈子也用不上，为什么要复活。但是，难道我们汉语只剩下2000多个字就够了么？显然不够。这是一个我们国家文化基因的问题。”
    关正文呼吁，我们应该重建“母语价值观”。“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仍然太强调‘有用’，用不上就不学了。我们的母语一直向着简化、高效的单一方向前进。事实上，母语还应该包含表意的丰富性、美感、节奏，这跟词汇数量多少直接相关。如果一味强调减少用词量，局限在常用范围里，整个母语的水平都会明显下降。”关正文说，“中国现在面临转型，要重塑国家形象，五千年文明就是特别重要的资源。但这说起来容易，实际上并没有变成全社会的普遍共识和行动。”
    康震补充道：“国民素养包括道德、科学，以及其他各种类型，但是语文素养是我们民族的根。《汉听大会》引发了全社会对‘根’的关注和思考。”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15:45
人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情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北京大学教授傅刚




    傅刚，男，1956年3月生，江苏睢宁县人。1996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选》学会副会长、《文心雕龙》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已出版个人学术专著多部、发表论文60余篇。
    一 有幸赶上了好时代
    傅刚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这一次高考改变了几十万中国年轻人的命运，傅刚是幸运者之一。1977年的高考是各省自己命题的，江苏省因为考生太多，故先由地区初考，淘汰掉一批，再由省里出题考试。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来，考试制度废除，十余年来积压的人才全都会聚在这次高考中，因此，能够在这次考上大学，对傅刚这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来说，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何况江苏省又是人才最集中的地方。那还是一个充满着理想的时代，文学有着神圣的光环，从事文学事业的人被称作人类灵魂工程师，所以在文科类中，中文系的考分最高。傅刚从小就对文学有兴趣，这也是有因缘的。他小学时就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说岳全传》、《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小五义》一类的古典小说，当时因不喜欢《红楼梦》，所以这部名著是在他上大学后才读的。他家有一位世交，也是邻居，是县里一位农业科技人员，但夫妇二人都十分喜爱文学和艺术。家里有许多藏书，傅刚和他们的女儿是发小，所以常常从他们家里借书。现在还记得起来的有保尔·柯察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我的艺术生活》以及《皇家猎宫》、《唐五代词》等。傅刚是在小学四年级时赶上“文化大革命”的，所以那以后再读书就很困难了。不过，即便如此，傅刚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尽可能阅读和手抄了大量的古典诗词及“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中外小说、散文等。他自学过北大1955级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的《语法修辞》。傅刚回忆说，他当时几乎读完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这完全得力于他的一位中学同学。这位同学的父亲是当地棉麻公司的经理，棉麻公司收购了全县包括图书馆的书籍。这些书籍全都堆放在棉麻公司的仓库里，因利乘便，他和他的这位同学常常从仓库里翻找各种书籍来阅读。除现代文学作品外，他还特别喜爱普希金。他弄到一本《普希金诗选》，是查良铮翻译的。他几乎会背这本诗选中的所有作品。从此以后，他成了一个普希金迷，搜集所有能见到的普希金的作品和生平材料。他也喜欢高尔基的三部曲，且深受其影响。1973年读高中时感觉上大学无望，受高尔基影响，傅刚也想在社会的底层通过努力成为作家。1975年高中毕业，在县糖厂当上了一名临时工。其间虽然至苦至累，却一直自学文学写作，并用微薄的工资订购了《人民文学》、《诗刊》、《朝霞》等杂志。曾经写过几个短篇小说，但均未成功。为了学习写作，他还读过一些所谓文学理论的书籍，他至今都认为当时所读的亦门的《诗是什么》，是最好的文学理论书。
    本科阶段，傅刚和同学组织成立了古代文学兴趣小组，坚定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并在大二时确定了自己的兴趣和一生的主攻领域——古代文学中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方向。本科毕业论文《文贵清省说的时代意义——论陆云〈与兄平原书〉》，受到指导老师郝立诚先生和吴汝煜先生的好评，后来发表在《文艺理论研究》上，这是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1983年傅刚考入当时的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师从曹融南先生学习魏晋南北朝文学。除曹融南先生外，亦从马茂元先生上课读书，受到马茂元先生的教益甚多。1986年，傅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工作，任教于古代文学教研室。他在上海师范大学期间，撰写了一部《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作为他在上海师大学习和研究的总结。这本书是吉林大学张松如（公木）教授主编的《中国诗歌史论丛书》中的一种，傅刚的设想是将魏晋南北朝的诗歌视为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来考察，依照诗歌发展的规律重新确定各种文学现象存在的合理性，以及作家在文学史中的作用和地位。此书于1995年底出版，1996年该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优秀著作奖，1997年该丛书获吉林省学术著作一等奖，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三等奖。
    1993年，傅刚抱着读第一流书、做第一流学问的单纯想法，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攻读博士研究生，师从曹道衡先生学习。曹道衡先生是傅刚心仪已久的老师，早在读大学期间，曹道衡先生的学术研究就给了他非常深的影响，这一次可谓如愿以偿。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那一届招生人数不多，全院30多个所仅招收80多位学生，分为三个班：经济专业编为一班，文史哲专业编为一班，外国的文学、史学等专业编为一班。研究生院也不大，坐落在都市的边缘。但学校对学生的关照却很细心，从学习到生活，颇为用心，傅刚认为这里才是最适于博士生学习和研究的地方。事实上，研究生院在当时的十多年办学中，培养了一大批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最有成就的人才，成才率在国内毫无疑问居于前列。
    傅刚的宿舍在研究生院2号楼609房间，在这个房间里他度过了两年（第三年搬入1号楼）。当时的中国高校，一个博士生拥有一个单间，是很少见的。在曹道衡先生的指导下，傅刚选择了《昭明文选》（以下简称《文选》）作为研究课题。多少年以后，他还是由衷地感谢曹老师帮他选择的这个题目。这是因为自“五四”运动打倒了《文选》以后，《文选》的学习和研究就陷入了低谷。当新时期学术研究振兴以后，古典的价值得以重新评估，《文选》作为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文学总集的价值和地位也得到了应有的评价。这个选题是在国际“选学”兴盛，而当代国内的研究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冷落之后，刚刚起步的学术背景中确定的，因而居于学术前沿。这篇论文以《文选》学中一系列最基本的也是争论较大的问题，如《文选》的编者、选录标准、成书年代、编辑宗旨及萧统的文学思想为核心内容，通过考证《文选》编辑的背景，对当时文体辨析的思想和齐梁文坛的创作、批评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论述。论文顺利通过答辩，由于选题精当、材料充实、论证严密，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论文1999年获教育部首届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并收入《博士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傅刚对自己的研究方法总结为：具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对历史现象持同情的理解态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尊重历史事实，通过事实表象的分析探索其内在的联系和规律；注重阅读和搜集第一手资料，并对资料进行考订分析；关心研究过程，主张运用先考后论，考论结合的方法。
    社科院研究生院的三年求学经历，傅刚印象最深的就是大家对学术的热情、单纯的读书生活和浓厚的学术氛围。20多个人组成的文史二班，上学期间没有一个人出去打工兼职，每天的生活就是单纯的读书、交流心得、讨论。没有任何其他诱惑，反而能使人扎实读书、潜心做学问。毕业时，班上同学中除了个别改行做公务员外，其他人都选择继续留在教学和学术研究领域，为中国学术的发展贡献力量。
    1996年傅刚博士毕业后，赴北京大学中文系随袁行霈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课题是《文选版本研究》。这个选题针对《文选》版本源流混乱不清，以及当时学术界仍然使用清儒及日本学者关于李善注版本研究的错误结论的现状，在搜集了《文选》各种写本16种、抄本5种、宋刻本8种的基础上，进行认真的对勘、研究。研究结果是傅刚推翻了《四库总目提要》、胡克家《文选考异》、日本学者斯波六郎《文选诸本的研究》关于李善注《文选》版本是从六臣本中摘出的观点。此外，他还查阅了隋唐以迄近代官私藏书目录200多种，对《文选》版本的收藏和流传进行了研究，比较清楚地了解了历史上《文选》版本的刻、存和流传情况。傅刚扎实的资料收集和考证功力，使《文选版本研究》获得了北京大学第七届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北京市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也使他得以进入传统深厚、大师辈出的北大中文系工作，直到今天。
    二 有幸遇到了好老师
    傅刚一直认为自己非常幸运，最大的表现就是他遇上了最好的老师：无论是学问上还是道德上，这一点，可不是谁都可以有的。在傅刚的求学道路上，有这样几位老师，在不同的学术阶段，分别给了他不同的帮助和影响。
    他的本科老师是郝立诚老师和吴汝煜老师。郝立诚老师193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是黄侃先生的学生，其堂兄是郝立权先生。郝立诚老师一生淡泊名利，唯以读书为乐，发表甚少，且都有心得。他是傅刚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吴汝煜老师研究唐代文学和《史记》，很早就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他对傅刚一直关心和提携，可惜吴汝煜老师不幸英年早逝，实为学术界一大损失。
    硕士研究生时的导师是曹融南先生。曹先生1933年考入中央大学，是黄侃先生和吴梅先生的及门弟子。曹融南先生深受季刚先生述而不作的影响，治学严谨，不妄立言。至今年逾90，仍然不废读书。
    博士研究生导师是在年轻时就被同学戏称为“夫子”的曹道衡先生，他是傅刚的学术榜样，也是对他学术研究影响最大的老师。曹先生家学深厚，早年在其舅潘景郑先生指导下，从《说文》、《尔雅》入手，习读经部群籍。后入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历史系，受业于著名历史学家童书业先生。1950年进入北京大学以后，又师承于著名文学史家游国恩先生。因此曹道衡先生虽然以文学史研究为专业，却具有深厚的经、史学术背景，而这也恰恰形成他治学的特色和个人特征。所谓“文史不分家”，在他的研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不过了。这一点对傅刚的学习和研究影响甚深。
    傅刚印象最深的是：你可以问曹先生任何问题，他总能给你一个较为满意的回答。他对史料和文本的熟悉，是学术界所熟知的。举个例子，曹先生从来不说自己记忆力有多好，但是当有人说到某个问题时，他往往能背上一段原文，然后问这句话如何解释?有一次傅刚问及《古文尚书》的一个问题，曹先生居然将这一句的伪《孔传》背了出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对材料真伪的取舍，年代的判断，取材的小心和谨慎，同样也使身为弟子的傅刚获益良多。尤为令傅刚敬佩的是，曹先生一生清贫，是以纯粹的布衣学者身份而受到学术界的尊敬的，这在利禄为先的今日社会，尤见出他的学术品格之高和造诣之深。
    博士后期间的导师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袁行霈先生。傅刚说，袁先生是一个极聪明的人，常能在学术领域开风气之先，且都能开辟一种学术领域。傅刚用“气象”来形容袁先生，这在袁先生编纂的《中华文明史》中可以看出。袁先生口不臧否人物，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他对傅刚选择有研究潜力的学术领域和确定可深入挖掘的论文题目，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指导和帮助。
    上述几位恩师以外，还有一位老师，是傅刚一生都铭记和感恩的，那就是马茂元先生。马先生的聪明，傅刚说他还未见过第二人。学术界都知道马先生可以背诵唐诗近万首，但不知马先生上自诸子，下至明清作家作品，也往往都能记诵。他晚年因病无力翻书，上课全凭记忆，包括引用史料。傅刚最初两篇文章都是马先生推荐发表的。他对傅刚学术道路的指引和学术期许，都令傅刚至今难以忘怀！
    三 有幸从事自己最钟爱的专业
    傅刚研究的领域起始于魏晋南北朝文学，这个时代令傅刚着迷，他认为这个时代的智慧和艺术感觉其实比唐代更富有魅力。问及傅刚最喜欢的人物，他说《世说新语》中的人物都很有个性，天真、聪颖又有机锋。但他最喜欢三国人物曹操。“从《三国志·曹操传》就可以看出，曹操是一个最实事求是的人，从来不会被现象所蒙蔽。”这一点很像改变傅刚这一代人命运的中国政治改革家——邓小平。另外，他还喜欢的一个人物是陶渊明，理由是“真正的读书人都喜欢陶渊明”。
    学习古典文学可以“陶冶性情，提高心智，净化灵魂”，这体现出了古典文学的学科魅力，这也是使他一生痴迷于此的原因所在。古典文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读书越多，越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这话前辈学者说过，但只有真正下工夫读书研究的人才能真切地体会到这句话的意义。这句话让学者永远都能保持清醒头脑，永远看到自己的不足，所以也才能不断进步。傅刚说北京大学吴小如先生说过一段非常深刻的话：解放前有学问的人很多，但大师很少；现在大师很多，但有学问的人很少（大意）。所以傅刚认为，能够做一个有学问的人，便是最大的期待。
    傅刚对还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读书的师弟师妹的寄语是：第一，立志要高，要占据学术最高点，要在制高点上和学术大师对话，因为境界决定成就，惟此才能感受学术大家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态度，才能开阔视野、锻炼思维，加快自己的成长；第二，要老老实实读书，最笨的方法往往是最有用的办法，对于古典学科来说，积累非常重要，但积累同时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对于青年学者来说一定不要浮躁，不要想着要马上出成果，否则他的发展容易受到限制和约束。
    古典文学学科赋予了傅刚“执著、从容、踏实、勤奋、坚持”的气质和人生感悟。在这个领域辛勤耕耘近30载、取得众多成就的傅刚，给学弟学妹的忠告是：“人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情。”言语简单，但细加品味，却分明能感觉出一位本色学者的不凡境界。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15:47
传承与担当——访北京大学中文系常森老师

一、阅读经典：手不释卷，灵感自见

常老师大学毕业于1989年，那时的学术界是非常活跃的，阅读经典、原著也是校园里的一种风气。经典作品读起来往往比较枯燥。常老师觉得那些很艰深的东西，读起来是十分有趣的。比如《说文解字》,常老师认为它是学习“小学”、研治古代学术是很重要的一本书。常老师认为，读这一类典籍最大的收获和乐趣是有助于打好小学根底。另外的乐趣和收获来自于：第一，由此认知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好的途径。第二，读这类书可以进行很好的思维训练，使我们从七零八碎的资料背后，发现一系列将它们有机连贯起来，在脑子里形成一个明晰的系统。

现在很多学生对论文、研究不知道做什么，很难发现深挖的切入点。常老师认为，要早动手，在本科、研究生低年级的时候就要大量阅读，不要等到做某方面研究时再“临时抱佛脚”，创造性的结果往往基于长期的沉潜和积累。其次是特定范围内的阅读应提一些要求，不能泛泛而读，比如要求自己每读完一本书，就要写一篇富有发现的论文。常老师觉得，养成这样的阅读习惯，阅读的质量才会得到保证，在这一过程中渐渐地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学术灵感，提高了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

有些同学可能不太在意论文的规范，影响了论文的质量和水平。常老师对学术规范的自觉意识很强。一开始在学术规范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以后的学术道路会更加顺利。在研究生阶段写的论文，常老师总提交给老师征求意见，老师提出问题和给予的鼓励使他收获很大。常老师觉得，研究生要特别主动向老师请益。

二、教学经验：激发兴趣，回应现实

常老师1999年您留北京大学任教，至今已十几年。对于教学，常老师一直抱有高度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投入很多。他在每一次上课都会融入一些新的发现，努力使讲授内容和方法处在比较领先的位置上。常老师认为每个老师，都要热爱教学，要抱着对知识和真理的敬畏、对人和社会的关怀认真地从事这份工作。

对于课上使用的教科书和讲义，常老师认为教科书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它倾向于提供比较“成熟”的认知，内容上受限制，不能够提供前沿性或者原创性的东西。用这些东西是不能满足高水平的学子的。他认为，课上这种“常识性”看法不应花时间介绍，而应该重点讲那些少数人的、可能更有道理和启发意义的想法。通过介绍庄子的学术思想渊源，跟教科书大不一样，常老师鼓励同学们自己去比较、取舍、做判断，同时也激发了大家的思考和兴趣。

此外,常老师觉得课堂讲授的另一个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尽量回应现实中的问题。常老师在讲授时，应尽可能地联系时下的文化现象，来认知传统的本意和价值。通过传统回应现实热点的地方还有很多，使大家产生更大的兴趣。

三、当下文化对传统的背离：知行脱节，溺于功利

现代人往往对包含精深哲学思想的传统文化，形成误解。常老师认为这些误解，跟传统渐渐不受重视甚至与时代断裂有关。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传统文化，但并未达到“弘扬传统”的层面上。大家都说“国学热”的问题，可常老师并不这样认为。因为现在“热”的，跟国学的很多根本特质是不一致的，甚至与国学的根本理念相反。我们主流的传统，最重要的是“行”，讲究“知行合一”，知道了然后落实到实践中去，这才是国学最根本的东西。无论对那些大名鼎鼎的讲者来说，还是对那些趋之若鹜的听者来说，国学基本上都只是一种认知的对象。实践层面缺失之后，字眼尽管是漂亮的，却不过是一堆空壳。

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或者与它的断裂的发生，常老师觉得主要还是因为长期以来，国人有意识地对传统文化进行破坏的结果。首先是对西方文化的入侵没有足够的警惕。近代以来，我们都没有建立自己的文化战略。而西方的文化战略，迄今并未改变。更可悲的是，很多人还追随、服务于人家的文化战略。其次是严重的自我贬低和自我破坏。近代以来，这往往被视为进步甚至革命的表征。“文化”就是文化。政体可以革命，经济可以革命，但“文化”必须同这些剥离，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向度去考量。

经过许多层面的破坏以后，我们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只剩下了一副副空壳，要想再建难乎其难。文化从根基上变了。人们为了私利，已不再有道德的担当或价值的关怀。现在很多人寄希望于法制，但仅靠法制来堵漏洞是很困难的。因为法律往往是滞后的。没有道德的自律，法律也可能沦为作恶的工具、谋私利的手段。

常老师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表示出了很多担心。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多年来形成了一个误区，即视之为出土文物、文章典籍、一般知识等。这种偏差，使我们无视真正的“文化”的流失乃至衰落。尽管地下出土的文物会越来越多，图书馆里的收藏也会越来越丰富但这些不能遏止人身上的真正的“文化”的遗失。我们还没有创造出一种行之有效的机制，使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思想落实到人与人之间相处以及个人行为等方面。幸好现在学界、社会各阶层都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已经做了很多努力。

四、教育的缺失和文化的建构

要重建传统文化，教育肯定是关键。常老师认为，我们现在的教育，缺乏一个立足于整体文化战略的教育战略，主要是知识、技能层面的教育，基本上丧失了人文精神。在中国传统教育中，“学”在传统教育里面最根本的是道德实践。这样的教，这样的学，这样的教育，才是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教育的精神，才是修身立国之根本。现在的教育已经丧失了引导社会价值、社会道德的功能。教育既已如此，还能指望什么呢？

现在全社会都还盯着老师，要求教育和教师承担引导社会道德和价值的责任。问题是，在目前这种环境下，教师即便是圣人也引导不了社会。评价的标准和体系改变了。在现在的标准和体系里，教师拥有的实际位置很低很低。一个实际地位如此之底的群体，怎么可能会引导社会价值和道德呢？

教育问题日趋严重，对保护、恢复传统文化精神就变得更难了。我们没有成熟的“文化”观念，没有真正的“文化战略”，我们对国内外一系列“文化”问题缺乏有效的应对，而且我们一直无视这些问题。常老师认为，文化传统是根，是魂，但这些眼看着都要被破坏殆尽了。我们的“文化”的问题，已经被严重地意识形态化，甚至政治化了。真正弘扬传统文化的举措往往引发非文化层面的严重碰撞，故动辄得咎，甚至进退失据。常老师对此感慨道：我们应该清醒，应该去做点什么了。

链接：http://llt.pku.edu.cn/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15:50
研四方之言 究汉语之变——访北京大学中文系李小凡教授

一、北大方言学及其历史

北大的方言学有比较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文学改革，其中的一个方向是要从过去的雅文学走向民间文学，从过去单纯的文人作品走向社会大众，这就包括搜集一些民间歌谣。北大当时成立了一个歌谣协会，由刘半农主持，有很多人参加。《北京大学日刊》有一段时间每天刊登一首调查上来的民歌、民谣。这些民歌民谣都是用方言讲的，有些无法用汉字准确记录。一些学者就发现，要把它准确地记录下来，必须有一套调查记录方言的办法，由此逐渐地开始了方言学的研究。中国现代方言学可以说是从北大的歌谣研究里面孕育出来的。

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中，方言研究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阶段。一个是赵元任先生主持的6个省区方言调查。当时赵先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与语言研究所语言组的组长。研究所1929年成立，一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在不到十年时间里做了很多工作。另一个阶段就是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国家开展了“三大语文运动”：推广普通话、制定汉语拼音和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就需要了解方言和普通话之间有什么差异，这里面的对应规律就是方言学要研究的问题。最早五十年代初北大建立语言专修科，就是配合当时空前规模的全国方言普查的，也由此汉语方言学课程由北大辐射到其他学校。

二、方言与地域文化

语言有多重性，它最基本的功能是交际，同时它也是思维与文化的载体。生活在一方水土上的人群世代积淀的共同观念、风俗习惯，要一代代传承下去，就要靠语言这个载体。方言本身就成了地域文化最显著的标志，具有文化识别和族群认同的功能。

近些年来，方言的研究跟地域文化关系日益受到地方政府和当地人民的关注。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东部沿海一些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认识到地域文化的价值，这就涉及到了文化传统和方言。推广普通话目的是发挥它的交际功能，保护方言则是传承方言的地域文化功能，二者并不矛盾。从研究的角度讲，我们首先要重视语言和人的关系。在反映地域文化特色方面，方言就有存在的需要，而且并不是所有场合用普通话都是最恰当的。

语言的演变基本上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我们研究它是为了发现和掌握它的规律。我们可以去具体分析一个语言的长处，短处，只要能够完成语言所要承担的功能，它的价值就是一样的，只不过它的组织结构的表现不太一样。

三、方言的起源与发展

语言的起源，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单一起源，逐层分化说。起源于欧洲的近代语言学就认为印欧语系最早是由原始印欧语逐渐分化而产生的，这种看法曾占主流。我们现在的看法，比较倾向于多元起源，尤其是汉民族语言和方言的形成。我们认为语言既有融合，也有分化，两者并行。

从语言研究的价值上来说，语言差异越大越有研究价值。我们的方言其实比欧洲的很多语言的差异还要大，而且还有那么多的历史文献，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所以在语言研究的资源上我们有优势。我们应该创建立足于汉语的语言学理论，采取不拘一格，博采众长，立足汉语，自主创新的方针。保持注重事实的优良传统，同时勇于理论创新，不怕犯错误。

四、方言学教学

中学语文学的主要是文学，一般人不了解语言学，语言学专业的每个学生都是从完全陌生开始的。近些年总是说要淡化专业，这从大的趋势来说没错，但不同学校不同专业情况不太一样，应该区别对待。北大的语言学是一个小学科，无论是教师数量还是学生数量都相对比较少，我觉得这个专业的本科生应该定位在专才教育上，不能一味地淡化专业。

专业基础课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这几门课，对帮助同学入门是非常重要的。入了门之后就会感到，语言学是很有趣的，研究空间很广阔，比较容易捕捉到研究课题。

方言课是高年级的专业课程，学生已经具备了最基础的语言学知识。这门课就是要逐渐提升他的专业兴趣和学术深度。比如语言学概论课中已经讲过音位归纳理论，而完成系统的国际音标训练，学生则需要在方言学课与后续的方言田野调查实习中具体练习实践。所以我们课程的目标不仅仅是要求学生掌握理论，我们更多地是要学生学会专业上的基本技能。

全文地址：http://llt.pku.edu.cn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15:51
学术理想，家国情怀——访北京大学中文系邵永海老师

一、了解“古代汉语”，还原古文真意

作为主干基础课的“古代汉语”的特殊性在于，它虽是一门语言工具课，但跟一般的外语课又完全不一样。古代汉语的教学目的很单纯，就是培养学生独立阅读古书的能力。

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有很大的差异，是跟现代汉语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语言系统。这要求学生对它的语音、词汇、语法等各种要素，要有全面的、细致的把握。并且，每一本古书还有自己的时间坐标。不同时代的古文在词汇、语法、语音上都有很大差异。此外，每一个作品涉及的内容，都有特定的思想性。思想史背景与各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变化，都是需要了解的。只有联系这些背景，才可能把一篇古文真正读懂。

阅读古书需要有两个方面，一部车要有两个轮子：一个轮子是考据之功，一个轮子是义理之辨。这些东西就是在有限的课时里，必须教给学生的“门径”：让学生知道要具备这些能力需要建立怎样的知识框架，具备哪方面的能力。这样在非常庞大的知识系统当中，结合具体实例，找出一些关键点来，再用有趣的方法展示给学生。让学生知道怎么进到这个知识系统里去，同时也对系统本身发生兴趣。

举个例子，在《论语·侍坐》里，有一句“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这句话有两种典型的解读方式，“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和“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虽然都说得过去，但表达的是两种不同的意境和人物性格。要论证“铿尔”究竟是曲终拨弦之声，还是置瑟于地之声，就要找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具体的作法就是：首先要对古代文献中的各种解读作一个大体的分类，谁认为什么样，用了什么理由；然后再讨论，谁的理由更充分；最后，还得找更多的材料来支持其中的一种结论。这就要把古代相关的训诂材料和字书拿出来分析。通过讨论会发现，事理上、情理上、逻辑上的推论虽然也有道理，但更硬的是通过丰富的材料来支撑，这时的结论才是最可靠的。

通过具体实例的分析，学生会感受到很多东西。在学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同时，也掌握一种学风。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读古文的时候，不管动机如何，不管是否符合更“先进”的价值观念，千万不能用后代的思想去附会古人的文字。这就是汉代人批评最甚的“曲学阿世”：歪曲文字本身，迎合现实社会的需要。联系当前，中央电视台搞的“百家讲坛”是最过分的。

二、古代汉语的教学方法：识字、选文、颠覆与境界

古代汉语涉及的东西太多，如果掌控得不好，就会有偏差，甚至过分松散。知识点太多，又没有一条主线的话，学生就会倦怠。古人有一句话：读书自识字始。古代汉语一个最基本的主线，就是识字。虽然一开始的时候学生很不以为然，但慢慢地他们就会发现，识字确实很不容易。比如GBK字库里，“并且”的“并”，收了七个字形，古文献中出现较多的有三个：简体的“并”、繁体的“並”和“併”。从读音的角度讲，“并”是帮母耕部，如果用它做通假字的话，通“摒弃”的“摒”；“並”是並母阳部字，如果用王力先生的拟音来读的话，大致相当于biang这个音，所以它可以通“傍”字。从字义上讲，“并”是指两个并列的人，用一种外力，把他们合在一起。“並”是两个人并列站在一起，是并行的意思。

汉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整体，讲字义要跟字形、字音联系起来。通过具体生动的实例跟学生讨论汉字形音义三者互证互求的过程，学生就发现识字确实不简单。近几年我尝试着把《说文解字》和《说文解字注》的内容糅合到古汉语教学中，效果很好。《说文解字》共9353字，一年的古代汉语能够给学生讲一半，都是常用字。学生如果把讲的内容消化吸收了，读古书就问题不大。

但是，如果单纯把这个课上成《说文解字》课，那就把这个课的性质和主要教学目标都改了，当然不对。所以在教学组织上，还是要以古代文选为载体，把其他东西附加上去。这是一个最费斟酌的过程。第一要考虑文章语言点，即字词和语法现象要比较密集；第二要抓住源头，以先秦两汉为主。韩愈读古书的时候“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也就是抓源头。抓住源头以后，它后面的支流别派就没大的问题了。

每一部古书都离不开历史文化背景。古代汉语课在涉及到这些方面时必须非常有节制，不能因为学生听起来津津有味就漫无边际地讲历史甚至讲故事，必须得紧紧扣住这个课的目标，让学生学完这门课以后，自己去读古书。他会觉得境界和语感都跟从前不一样了，遇到问题也知道怎么解决了。

现在教学当中有一个误区：把一个既定的知识系统告诉学生。这是大学教育当中最要命的缺陷。中小学可以，但是大学不能这样。实际上，第一学期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把学生中学学的东西全颠覆掉。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中，知就是智，知道多了就有智慧。中国的学生往往会觉得这个问题，老师那儿一定有个现成的答案，作为学生需要做的就是从老师那儿接受答案。而西方教育重在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这是我们需要借鉴的。

现在应试教育对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已经形成一种持久的惯性作用。我反复告诫学生，切勿将大一当成高四，大二当成高五。作为主干基础课，应该引导他们尽快从应试教育的思维误区走出来。这样他们在大学里才会有更多的收获。

古代汉语这门课程的讲授，还有一个特别的境界要求。可以设想，一个利欲熏心、不是从心里欣赏老庄思想的人，让他去讲老庄，无论如何也讲不好。同样的，对古代汉语，你没有一种很深的情怀在内心，没有天人合一的境界追求，也讲不好。

三、教书育人，传承文化

教师这个职业，我从小接受的观念是要“教书育人”，这也是我一直认为这个职业很神圣的原因。但是现在很多老师只教书不育人了。这个现象太普遍，也太可怕了。老师夹着包去上课，上完课走人，到时候领那份工资。很多老师觉得育人，第一不是自己份内之事，第二不是自己力所能及之事，因为社会对学生的影响太深了。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老师辈、包括他们的老师，像王力先生、朱德熙先生，都言传身教。中文系迎新会，王力先生去演讲，在黑板上写了八个字，“为人之道，为学之道”，是从“道”的层面而不是“术”的层面来讲问题。他讲我们来上大学就是来学为人之道；我们为学，为什么为学，怎么样去为学。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王力先生说作为年轻人要像李白诗中所讲的那样，“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要有“上青天揽明月”的那种脱离现实的纯理想主义的情怀、人格、志向，那个时候的老师们给我们营造的是这么一个氛围。但是现在的学生没有这个氛围，他们每天感受到的都是乌烟瘴气的一些东西。虽然这是社会现实，但大学还应该是有理想的地方，应该营造一种氛围，让学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值得珍惜的。

学生要首先作一个好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对人有礼貌，都要怀着一颗体谅人的心。假如这些东西都做不到，再去空谈别的就没有意义。在教课和课下跟学生接触的过程中，用老师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去感染学生，这也是育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听朱德熙先生的课，他当时虽然是北大副校长，却一直坚持上课。他对学问的那种超功利的、充满着热情和激情的爱，在他的课堂上就可以感受到。所谓超功利，就是朱先生反复讲的一句话，他说，做学问啊，就像小孩子玩泥巴。从功利的角度来看，一点儿意义都没有；但是小孩子在那得到了极大的乐趣。做学问实际应该是这样的。

而现在的新生欢迎会上会讲：我们系培养出来的人也可以挣大钱。在这个社会现实中，在育人方面，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多给学生一点理想主义情怀，让他们在这四年当中尽量远离社会现实，多读一些书，多思考一些问题。这样他们将来走向社会的时候，还能够多少保留自己的一点人格。这对他的人生、对社会都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每星期除了四节课以外，一定有一个半天是答疑时间，还有一个半天给学生组织读书会。跟学生接触是必不可少的，当然这个要花时间，但这真的是做老师的应有之义。在读书会上，我会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思考，大家也会提出不少有趣的问题。这种在阅读过程中的思想碰撞，其乐无穷。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大学生活。

从社会上的于丹热、易中天热，可以看出，我们这个民族对传统的东西还是很感兴趣的。很多人因为内心的困惑或者是精神层面的追求，想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一些寄托。传统文化在现代国家发展的历程当中，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是一个大的话题了。欧美国家，他们在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一定会回过头去看自己的精神家园。他们的一切源头，都在古希腊罗马那儿。抛弃自己传统的民族是没有出息的，也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发展。

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寻根”的一部分。“寻根”是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永远无法消除的心结，你总要知道自己是怎么来的，怎么到今天这个样子的。所以我相信，在中国，经济越发展，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就越浓厚。

而跟传统沟通和对话，需要一个语言的桥梁，这个桥梁就是古代汉语。甚至运用现代汉语的能力到底有多高，都由古文功底的深浅来决定。我们一般认为古代汉语是一个死语言，但实际上古代汉语从来没有死。今天在造新词的时候，都要以文言词作为材料，而很少用白话字。举个例子，比方说“脸”和“面”，我们说“面霜”，“面膜”，要用“面”去造词，说“洗面奶”而不说“洗脸奶”。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北大中文系培养的学生，绝对不应该只是通过职业培训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能培养出文化传道者，文化传承者。我们培养的，从本科开始，就应该是高端人才。假如说我们现在淡化专业，分流培养，让学生什么都懂一点，又什么都所知甚浅，就没必要再办北大了。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传承古代文化时要坚持取其神不用其形。比方虽然说传统的孝道，父母殁，守三年孝等等，跟现代化的社会环境不相符，但孝的精神仍是中国现实社会的重要支柱。像美国那样的父母、子女间的关系，是与它特定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和社会保障因素相关的，我相信是照搬不到中国来的。

原文链接：http://llt.pku.edu.cn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15:52
文学人生与文学教育——访北京大学中文系陈晓明教授

此为节选，全文所在：http://llt.pku.edu.cn

一、独特的授课理念:启发式思维
陈老师在北大教授“当代文学史”课程，在教学中注入目前最新的解释。陈老师认为，学生只有接受最有效的知识，才能够去应对当前的问题。这种知识的建立是综合性的，融入了新的理论、文学史的知识以及不同的解释角度和方法。当代文学要处理的知识有几个维度：一是了解文学史发展的脉络，二是怎么解释这个脉络，三是如何评价作品的好和坏、高和低。因为当代文学是动态的、开放的，对其理解不仅依赖文学史背景，还依赖于理论观念
陈老师对这门课程的准备很用心，为此专门写了一个提纲，后来改编成一本教材，即《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在课堂内容讲授方面，陈老师经常跟学生进行沟通，能理解学生的心理，既要考虑学生的接受程度，又要引导他们达到比较高的水平。陈老师认为，北大学生需要能够启发他的东西，需要在“激活”这点下功夫，要让学生学习“处理”而非简单“接受”这些知识，要有些新奇的观点让学生产生好奇。如果每一堂课都能有一个不同的说法，让学生觉得与常规认识不同，他们就会去琢磨，然后跟老师探讨或反驳，这样他们的知识就活了。另外陈老师觉得，一定要相信同学们的理解力，让他们的读书的起点要高。读名著的时候不要有畏难情绪，理解了一个困难的东西，会有很大的收获，也会有成就感，逐渐就会养成一种很好的学习、研究习惯。人的思维是有惰性的，学生老是听一些很简单的道理，听一些笑话，他慢慢就会失去深入的思辨能力和自主学习的动力。陈老师觉得一定要在思维上给学生们一定的挑战，他才会跳跃式的发展。在平时的作业布置中，陈老师会锻炼学生们的写作能力。只有写得多和写得快，才能体现自己的才能、激情和创造能力。陈老师觉得写文章的困难于所谓的“起承转合”问题。这是由于学术的勇气不够，给自己限定的要求太低。陈老师希望学生敢于挑战自我，要尽最大努力去做好一件事情，将写文章视为一项常规的任务。学生要有勇气，要多看多写，选一门课，写一篇作业，就是要达到发表的水平。当然这个过程需要坚持，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也要克服很多困难，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对这个领域要热爱，读书、写作的时候你自己最满足，最快乐。为写而写，肯定写不好，也坚持不下去。
二、文学研究与教育：读书！
关于读书与做研究的经验，陈老师认为是万变不离其宗。陈老师的“宗”就是在改革年代，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向何处去的问题。他写得关于音乐的、古代文论的、思维科学的文章，都围绕这个核心。另外就是要靠知识取胜。陈老师觉得运用新的知识是很重要的，新的观念不是凭空来的，要靠新的知识。所谓“新的知识”不一定是“新出现的知识”，像相关学科成熟的观点、方法都能给以新的启发。始终不知疲倦的阅读，是我写文章和做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现在很多学生读书很可悲，大都是为了写文章查资料而读书，很快会忘记。其次，文章要反复改。写作是非常痛苦的过程，要反复地琢磨思考，反复地修改。改一遍就提高一次。没有一挥而就的神话，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
陈老师对当代文学的评价，认为其具有鲜明的政治特征，从解放区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建构开始的。对于这种政治性很强的文学，陈老师认为评价这些作品时要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一方面应该看到合作化和大跃进是不成熟的激进运动，另一方面要知道当时中国面对的一个难题就是民族国家强盛想象的建构。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文学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才能够知道这些文学作品为什么出现，而且以这种方式流传。另外，还要看到文学的复杂性。这些作品对乡村生活、家庭伦理、个人经验的描写都有比较独到的地方。不要认为这些时代特色鲜明的作品只写农村合作化、阶级敌人、阶级斗争这些东西。政治背景之下，依然是有让你感动的生活，像《创业史》、《红旗谱》、《艳阳天》，这些作品对日常生活和家庭伦理的写作都有非常独到的地方，有很强的生活气息。那些文学作品中的生活细节以及语言的力量，结构的方法，依然具有它的文学性。
对于当下文学，很多人认为我们的文学衰落了，陈老师觉得这个评价是不切实际的。首先，中国现在是一个文学大国，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有那么多人在从事文学。全国每年都要出两三千本的长篇小说，尤其“网络文学”特别活跃，文学网站的浏览量非常大，达到惊人的地步。新浪读书频道现在每天的浏览量应该在上亿。另外有人说现在没有好作品，也没有大作家。陈老师认为，其实现在的“大作家”和“大作品”比过去更多了，但他们很难成为过去那种意义上的大作家大作品。原因很简单：物以稀为贵。现在作品太多了，自然就很难出名。所谓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也是经典和大师、权威消亡的时代，这也是现代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趋势。但陈老师也发现，现在的人确实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浮躁心态，强调结果而忽视基础，少有过去那种潜心研究的严谨态度，这对提升思想的深度和发展潜力确实是不利的。
三、关于人文教育：大学要回归崇尚知识的场所
陈老师认为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出在中等教育，中等教育不改革高等教育就没有希望。中学数理化占用孩子太多的时间，他们没有时间阅读，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造成人文基础薄弱。陈老师建议高考要大量提高语文的分值，比如再增加一个作文，加强对阅读、写作能力的考查。中学教育在很多没有用的东西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不但破坏了学习的兴趣，也使学生对学习方法、目的等产生了错误的理解。数理逻辑可能很难，但比较狭窄，因为输入条件与输出结果往往非常简单和固定；涉及创作、人生、社会问题的逻辑，其条件和可能的结果则基本都是开放的，非常复杂，而这正是我们日常工作、生活所遇到的逻辑问题，特别是人文研究所需要的。中学生遇到的人生与社会问题相对简单，广泛的阅读才是培养人文逻辑的有效途径。
现在类似读书无用、塌塌实实做学问无用的思潮影响甚广，有其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恐怕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而大学的责任在于培养人才，培养的是对文学有更加深远的看法，能够起到更好的建设作用的人才。在这方面，陈老师觉得大学的中文教育可能面临很多的调整和改革。首先是一个教师的问题。教师本身需要不断的知识更新，需要好的教学态度。其次，是关于大学的责任。大学是回归崇尚知识的场所，而不是强调与社会接轨。现在的大学讲很多责任，服务社会、振兴国家的责任等，但大学唯独把自己最基本的责任忘记了。知识是大学唯一重要的责任与目的，其它功能只是次生结果。教学是为了功利，学习是为了功利，为了职业和饭碗。这是职业培训机构，不是大学。人类从古至今，依靠各种各样的知识作支撑，这是人类最根本的东西。一个伟大的民族，不应该也不会只考虑眼前的利益，哪怕是生死存亡的大事。大学要有一种精神，就是一种对知识的尊崇，对知识无条件追求的精神。这样才有思想的自由，才有对知识追求的自由——大学一切创新的根源就来自这里。这不是靠制定某种规定和规则就能做到的，而是一个人心的问题，要靠潜移默化，靠每一个人端正自己对知识的态度，端正自己对大学的态度和职责。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15:52
鼓励争鸣 重在思考－北大中文系洪子诚老师谈文学史教学

记者：洪老师，《中国当代文学史》这门课不仅要了解文学及其本身的历史，还要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等一些比较纯粹历史的问题吧？

洪老师：当代文学跟历史、政治有密切关联，没有办法剥离，比如说“新时期文学”事实上就是怎么阐释文革的问题。当然文学也还有本身的“独立性”、“半自律”因素，因此我也不主张把文学史完全讲成政治史、社会运动史。

记者：文学史的教学总要碰到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取向问题，您是怎么处理的？

洪老师：文学史的叙述和教学，常常使用一种确定无疑的“真理性”、“客观性”的语言方式，其实，都包含广义的那种“意识形态性”，离不开价值观的问题。比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20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基本上是革命文学或者是左翼文学史，其他文学或者被遮蔽，或评价很低。80年代以来所谓重写文学史，自由主义文学成为世纪文学的主要线索，左翼文学有的被排除，而从总体上看被压低了。治史者既要反思那种将革命文学作为文学主流的那种意识形态，也要质疑80年代以来那种极大压低左翼文学的倾向。我会解释为什么过去有这种评价，后来又发生颠覆、翻转。这种提问题的方式，也就是在对所谓“客观事实”的平面描述中，“揭发”事物原本存在的“裂隙”。

　　记者：您能不能举个例子，在讲授文学史的时候怎么去还原它真正的历史地位？

　　洪老师：严格地说，“陈述事实”就是包含倾向性和评价，也都存在某种意义指向。文学评价由各具不同的文学理想的人做出，很难说有本质意义的“真正地位”。但是我也主张，不要把文学史、文学评价当作“意识形态”争战的场地。比如新时期以来，主流观点大致对毛泽东的文艺路线持批判、否定的态度，有的就采取一种意识形态批判，或者删削、弃置的处理方式。这种处理方式是有缺陷的。革命，以及和革命相关的革命文学、延安文艺、工农兵文艺、人民文艺，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现象。我们在研究态度上首先应该有一种想去“理解”的愿望，要考察对象产生的语境（即它是从什么样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以及它的内部逻辑。也就是有什么样的历史情境，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主张，它的目标是什么，它如何定义自身，它的历史、现实依据是什么，实行的过程中遇到什么矛盾，陷于怎样的“困境”，等等。简单、笼统的批判、否定，既不合实际，其实也缺乏力量。

　　记者：关于尊重学生的观点，您还记得具体的例子吗？

　　洪老师：记得80年代初，对北岛、舒婷，对“朦胧诗”的总体特征的描述和好的概括，是学生提出来的。在83、84年，他们也比我更早敏感到“朦胧诗”向“第三代诗”的转换，指出诗歌从社会、政治激情表达向着日常生活细节偏移的迹象。83年我上《当代诗歌》课的时候，骆一禾当时是中文系四年级。他交给我的毕业论文《北岛论》有将近四万字，确实非常精彩。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我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样的论文，也没有他那些有启发性的论述。我想，老师在平时，在讲台上，不要总是摆出一副导师的架子。这样可能更好一些。

　　记者：您在撰写教材方面有什么特点和经验？

　　洪老师：在我自己90年代末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中，我尝试一种比较简要的叙述方式，当然提供基本的史实，但也注意把更多材料压缩在年表、注释之中。另外就是在许多问题上，没有提供一种结论性的东西，提供一个准确答案，可以在考试的时候背下来的答案。

　　记者：您对中文类课程的学习，或者说对学生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洪老师：现在有一个倾向：对理论过于重视，从一个大的理论框架出发，从一种基本假定出发，然后去收集印证这个理论的材料；而不是从事实本身，从复杂的原始材料入手，然后提出问题。历史事实、情境被肢解了，失去原来那种丰富性，遗漏了对象本身的复杂性和内部差异，细节成为一种填充物。这个问题现在解决起来比较难。现在的社会风气，以及学生就业问题的严峻，都是一些无法忽略的主客观原因。

　　记者：洪老师您对北大的传统有什么看法？

　　洪老师：北大的传统之一，就是不要整天看到自己的光明，荣耀，更要看到自身的问题，有一种危机感。所以我警惕在学生中宣扬本来已经很强烈的那种特殊的“北大意识”。

独立思考并不是说一定要反对“官方”观点，或者反对“主流论述”，不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有时候容易形成官方/民间的这种两分法，或者把独立思考笼统地理解成一种反叛姿态。其实，盲目反叛，或把“反叛”当作一种固定姿态，这也是随波逐流。重要的是要对问题问“为什么”，这种提问要有事实、学理上的支持。

“传统文化热”是对过去存在的文化激进主义的反拨，也是在原先的精神支柱失效之后，寻找新的支柱的表现。北大也是这样。重视传统学科，重视“国学”并不错，但是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还是要继承、坚持“五四”以来的那种创新、批判的精神，那种关注现实，关注新事物，从现实中发现问题的精神勇气。

　　记者：您怎么看待北大的教学，教学环境以及人才培养状况？

　　洪老师：宽紧有度是不错的。基本要求要有，教学不能吊儿郎当，教师要负责任；但不能对教学的各种环节、观点、方法规定得繁琐、死板，应该给老师更多的空间。有的老师只写一个提纲，照样讲得很好。只要对学生有很大帮助，也不应该受到指责。50年代我念书那会儿，杨晦、吴组缃、林庚、杨伯峻、高名凯等教授给我们上课，包括基础课，几乎都是有头无尾，从没有讲完过。我看，这对学生来说不见得就是损失，不见得知识就不完整了。在教学评估中，有些课程可能很需要多媒体，但不见得所有的课都一定要有多媒体。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16:07
学术的风气与学者的风范——中文系教授袁行霈在北大文科大会上的讲话
来源: 作者:袁行霈



（2001年4月27日）
今天，北大文科的老师们济济一堂，讨论学术建设问题，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次大会所提倡的精品意识，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创新，不仅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也是我们向学术界和全社会的宣告和承诺。
目前,社会上的浮躁风气和商业上的投机心理侵蚀着学术，一些学者忘记了学术的目的，或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或媚于世俗，热衷炒作；有的人甚至丧失学术道德，以抄袭剽窃的手段换取一时的名利。这简直就是学术自杀的行为！北大是一座神圣的学术殿堂，我们必须凭着学术的良心郑重宣告：在这里，恶劣的学风没有容身之地；我们必须郑重地承诺：在这里，不出赝品！
当然，宣告和承诺只是开始，学术建设是长期艰苦的任务，良好的学风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它体现在每一堂课上、每一篇论文之中。我希望这次大会以后，校领导随时注意学风的导向，切实引导大家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我也希望老师们更加自觉地继承和发扬北大一贯的优良学风，以新的学术精品展现北大新的辉煌。
所谓学术精品，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可能是振聋发聩之作，一时间不胫自走，洛阳纸贵；也可能在当时并未产生轰动效应，甚至没有引起充分注意，但不管谁再研究这方面的问题都绕不开它，嘉惠后人，历久弥新。所谓学术精品，可能是高文典册，洋洋数百万言，体大思精，茹古涵今，堪称集大成之作；也可能并非鸿文巨制，却筚路蓝缕，起例发凡，具有开拓之功。所谓精品，可能是独辟蹊径，解决了一个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也可能并未完全解决问题，却指出了方向，启迪后人走向解决问题的目标。所谓精品，可能以理论见长，光腾万丈，笔扫千军；也可能以资料取胜，经纬百家，洞烛幽微。总之，学术规范是标准化的，学术精品是多姿多彩的。对学术的评价既要十分严格，又要不拘一格，要有足够的兼容性和宽容心。学术规范是共性的，学术精品是带有个性色彩的。符合学术规范是对学术研究的起码要求，但符合规范的不一定是精品。在学术研究缺乏规范的情况下，应当努力建立规范，但我们不满足于此，我们追求的是与北大的地位相称的丰富多彩的学术精品。
学术建设要落实在创新上，北大之所以成为北大，就因为北大是学术新潮流的源头，开风气之先的地方。仅就人文学科而言，1904年林传甲率先在京师大学堂讲授中国文学史，1910年出版了被认为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促成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建立。1920年鲁迅开始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1923年和1924年分别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的上下卷，从而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使一向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在北大发起的对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和研究，推动了史学的发展。胡适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开创了以近代方法研究中国哲学通史的风气。在北大建立的中国最早的考古研究室以及北大的考古学研究，推动近代考古学繁荣发展蔚为大观。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早在1898年就在京师大学堂讲授了西学门径功用专题，1902年他又出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亲自制定了译书局的章程，并提出全面规划整顿京师大学堂的建议，致力于培养精通西方语文和西学的专才。严复的这些努力，对我国的翻译事业以及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充分说明北大在近现代学术史上发挥的开拓作用，以及曾经有过的辉煌。
今后，学术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是不同学科的融合，既包括各个人文学科之间的融合，也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融合。学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破除不同学派和学术观点的门户之见，以更加宽容的态度鼓励学术的探索，以更大的力度支持学科的开拓。在北大应当出现一批融会中外、贯通古今的新型学者，开一世之风气，领一代之风骚。只要校领导有眼光、有魄力，再有得力的措施，一大批新型的学者就有希望快些出现。
在学术建设的同时，要注意树立学术的气象和学者的风范。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作诗讲究气象，诗之气象如山峦之有云烟，江海之有波涛，夺魂摄魄每在于此。做学问也要讲究气象，学问的气象如释迦之说法，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宏，清远雅正，不强服人而人自服，无庸标榜而下自成蹊。”北大的学术应当具有宏伟的气象，北大的学者应当具备大家的风范。北大许多前辈学者之所以具有魅力，就在于他们气象非凡风范无边。形成这种气象和风范至少有三个条件：第一是敬业的态度，对学问十分虔诚，一丝不苟；第二是博大的胸襟，不矜己长，不攻人短，不存门户之见；第三是清高的品德，潜心学问，坚持真理，堂堂正正。以上三点不仅是构成学者个人气象和风范的条件，也是塑造北大整体形象不可缺少的要素。
风气，说到底是精神的外现。北大人文学部的老师们担负着弘扬人文精神的重任，我们愿意和其他四个学部的老师们共同努力，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结合起来，推动北大的学术适应新世纪的需要，不断向前发展。
风气是一种无形的资产。我们留恋北大，并不是因为这里待遇高，论待遇我们不一定是最高的，而是因为这里的学术风气比较好，学术环境比较宽松。我希望经过校领导的提倡和老师们的努力，北大成为一个风气更好的、环境更宽松的、更加吸引人的地方。
北大是人才荟萃之地，只要我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整体优势，以博大的胸怀学习兄弟院校的长处，加强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我们就一定能在新的世纪作出与北大地位相称的新的贡献。
(转引自 中国学术论坛网）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17:18
钱志熙：北大中文系“少帅” 稿源：温州网-温州都市报

谈及当代诗词正确的发展道路，钱志熙认为只能是杜甫所说的“不薄今人爱古人”陈莉莉摄

　　采访对象：钱志熙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以下简称钱)
推荐阅读

海协海基会领导人今日会谈

林嘉祥酒后失控遭免职

美国大选即将开始

温州香格里拉进入扫尾

“景山小别墅”还要协调多久？

商业房贷可转公积金贷款

　　专栏主持：金辉记者(以下简称金)
　　钱志熙，1960年1月26日出生于乐清市白石镇。小学、初中在当地学校毕业，1976年乐清中学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1978年考上杭州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1985年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曾任教于温州师院。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文学博士学位，199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曾数次赴国外讲学，2005年10月至2007年9月曾被日本东京大学聘任为外国人教授。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中文学术委员会委员、北大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文体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钱志熙一直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及相关文化领域的研究，以诗歌史为主攻方向。特别是他在中古诗歌、北宋诗歌、乐府诗歌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生命问题、山水文化与文学等重要领域或重要课题上，作出了突破性的研究。已出版《魏晋诗歌艺术原论》《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等六部专著，曾发表《黄庭坚与禅宗》、《黄庭坚诗分期初论》、《谢灵运〈辨宗论〉与山水诗》、《魏晋诗歌中的飞翔形象》等论文70多篇。他曾获北京市第三、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8年度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2000年度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他还入选北京市理论建设百人工程，教育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文科的中国文学门。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在师范馆已有“中文”、“文学”等科目，1903年又设置“中国文学门”一类课程，但尚未形成独立的系科。1910年3月31日，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成立，“中国文学门”正式作为文科的一个教学建制。这是我国最早的中文系，其建立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学开始形成现代的独立学科。
　　近百年以来，北大中文系培养出大批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及外国留学生与进修生等，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其科研项目量和获奖成果的质与量，均居全国高校同类学科的前列。目前，北大中文系已发展成为全国中文学科中规模最大、学科最全的一个系。
　　就在这个群贤毕至、高手林立，令人神往的学术圣殿里有位温州人如同一颗耀眼的明星，成了这里的学术“少帅”。
　　这位温州人就是钱志熙。
　　与钱志熙相约在北大门口。没多长时间，他骑着自行车来了，从外表到内心渗透着旧文人气质，很儒雅。
　　如同深巷小院的中文系办公室在北大校园东北部区，红漆门楼是北方建筑风格，有点凝重，推门进去是块绿地，种植着树木，周围的墙壁上爬满藤蔓，一片葱绿，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一条小径通向古典文学教研室。这一带叫静苑，静苑两旁相对排列着几幢四合院，听说是当年燕京大学的女生宿舍，冰心先生在燕大读书时就住在这里。尽管多少年过去了，北大校园的人文气息仍是那么的迷人。我很喜欢。
　　沐浴着家乡诗歌的灵性
　　金：来北京之前，温州学界几位前辈向我介绍你的学术成就，黄世中老师还称赞你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特殊贡献。不仅如此，我在网络上还曾聆听过你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上讲授的《三曹父子与建安诗风》录音。很想知道你近来在忙什么？
　　钱：说起上“百家讲坛”，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大约2000年吧，那时央视的“百家讲坛”还没有现在名气大。他们找我们北大商量，要与我们合作搞个学术性的讲坛，目的在于提高节目的学术性。因此，当时的节目就把我们的课堂搬到电视上，北大及国内外一些名教授都上了，如杨振宁、吴敬琏、厉以宁等。其实，中央台4套的《中华文明之光》也是与北大文科合作的面向大众的学术普及节目，讲授从先秦到清代的中华文明史。《苏轼》的那一集是我讲的。当时我们讲授的内容属高雅文化，偏于学术性，与现在的“百家讲坛”定位有差异。
　　你问我现在忙什么？我的研究涉及领域比较多，其中有一个方向是关于乐府诗的研究。乐府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体裁之一，它的创作经历了从汉到明清这样悠长的历史时期，是构成中国古典诗歌史的重要部分。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如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王运熙《乐府诗论丛》、杨生枝《乐府诗史》等专著，都是各有建树、各具特色。但这个课题仍有许多空白点需要研究，在研究方法、思路方面也有调整的必要。我的《汉魏乐府的音乐与诗》一书，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将汉乐府定位汉代的流行于宫廷与市井的一种综合性的音乐娱乐艺术，从这个角度来看乐府诗的艺术特点。这两年，我主要的工作是撰写《魏晋南北朝诗歌史》一书，大约有50万字，目前初稿已经完成。
　　金：你说的萧涤非、王运熙等人都是当代大名家。可见你已经跻身中国古典文学名家的行列，这是很不容易的。乐清是“永嘉四灵”之一翁卷的故乡，你出生在这块土地上，沐浴着家乡诗歌传统的灵性。你走上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道路，是否与这块土地有着联系？
　　钱：我想有的吧。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四人同为南宋温州人，彼此志趣相投，诗格相似，又因为四人字号之中均带有“灵”字(徐照字灵晖、徐玑号灵渊、翁卷字灵舒、赵师秀字灵秀)，故此统称他们为“永嘉四灵”。他们对南宋温州诗坛的影响很大。其实，“永嘉学派”之集大成者叶适还在我的老家白石书塾教过书。中国的文人学者，有许多都是有地域文化背景的，多少要受地域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还是意义深远的。
　　实际上，我之所以会成为古典文学研究者，偶然之中也包含着某种必然。当年我考入大学，后来又考上研究生、博士生，这种人生每一步的具体走法，是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我从小喜欢文学，入学后更培养了自觉地学习文学、研究文学兴趣，使我走上了这条道路又好像带有了一点必然性。我的家庭虽是个地道的农家，但我母亲能讲好多民间故事和好多儿歌等，还有民间流行的温州鼓词，我小时候也特别喜欢听。在小学的时候，父亲教我背诵《毛主席诗词》，这可以说是我正式接触诗词的开始。因为祖父教过私塾、村校，所以家中有一些旧书，“文革”中烧了一些，到我上中学时，就只有《古文观止》、《三国演义》、《说岳全传》及《千家诗》这几本，都给了我生命的滋养。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之后，才开始接受正规的专业教育。
　　金：杭州大学中文系也是著名校系，名家教授云集，如“一代词宗”夏承焘、通俗文学名家徐朔方等老先生学富五车，名扬四海。你在这里读了本科，又读硕士研究生，其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钱：说到大学时的学习，听老师讲课当然也是重要的，但真正起作用的、为后来的专业研究打下基础的，恐怕还是自己的阅读和写作。本科一年级时读了一批现代作家的集子和少量的外国名著；二年级后，主要转入古典文学专集、选集的阅读，从《诗经》、《楚辞》到元明戏剧，基本上浏览了一番。此外就是写作，先是写小说、散文和新诗，上次回老家，发现旧书柜里还躺着好几本当时的涂鸦之作；后来随着兴趣转入古典文学，就开始较多地学写旧体诗词。那时在读古人的集子，偶有想法就做笔记，好的作品则要摘抄。后来读古人的诗话一类的书，发现原来自己的想法、眼光，也颇有接近古人的地方，信心一下子就增添了许多。本科三年级时开始学写专业论文，但真正算得上专业研究的，还是从硕士阶段开始。硕士时候我的专攻是唐宋文学，师从吴熊和、蔡义江两位先生。平时的专业学习，除了搜集资料写论文外，主要的时间还是花在阅读文史哲经典上。通读了几个唐宋大家的集子，最后选择黄山谷做硕士论文。硕士论文的一部分发表在《文学遗产》上，是当时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论文年龄最轻的作者之一。编辑部的人说：“那几年，如听到有人说《文学遗产》只发老资格学人的文章时，我们总拿你的例子来反驳。”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17:19
大学者也热心地方文化　　金：我听黄世中老师说起，他与你在温州师院搭档教古典文学，你还记得吗？


　　钱：1985年我硕士毕业后，分配到温州师院教了两年书，我与蒋文钦、黄世中、陈增杰老师都一起搭档上过课，上的是唐宋这一段。林维民老师那时是我们的教研室主任，袁泽仁老师是系主任。我与他们的关系都很好，在一些事情上他们对我也很关照。和马锡鉴、游仁逵这些老先生也有一点接触，但不是很多。那时实际上还是师专，校牌上师院还加个“筹”字，但师资实力还是很强的。上述诸位先生，都是在古典文学方面造诣很深的学者。能在家乡工作，还有一个好处是使我有机会接触温州的人文传统。我现在觉得，对于一名人文学者，尤其是做传统学问的学者来说，了解家乡的文史传统是重要的。事实上过去的学者在这方面的意识是很明确的，不少人重视乡邦文献的整理和乡土文化的研究。温州过去的一些学者如孙诒让、黄群等人，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寻根的情结在里面。
　　金：你说得太好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少大学者也热心研究地方文化。屈大钧撰《广东新语》，孙衣言刊《永嘉丛书》，鲁迅整理《会稽郡故书杂集》等，都是例子。再从如今西方甚为吃香的新史学派的观点看，传统上那种只瞄准大人物大事件的历史研究方法是偏颇的，历史研究也尽可从小处着手。
　　去年《文学遗产》第2期上发表了你的《试论“四灵”诗风与宋代温州地域文化的关系》。这篇论文不仅论述了“永嘉四灵”的诗风，同时也涉及家乡的区域文化。你好像也是在走这条路子。你能简单地介绍一下这篇论文的观点吗？
　　钱：温州一带从上古到秦汉，以百越民族的土著文化为主体，在接受中原汉文化方面来说，它的发展是相对滞后的。从而在很长的时期内没有造成本土的士大夫文化，至少是没有成熟的士大夫文化，又远离中原主流文化。虽然在东晋时期就设立永嘉郡学，引入中原文化教育体制，但是从东晋到唐，根据史料可知，温州在文化上仍处于很边缘的地区，似乎并没有形成一个以儒学与文学为主要攻习内容、以仕宦为职业的士大夫群体。区域文化只有形成士大夫群体，才能进入主流文化。
　　而温州从士大夫文化的边缘进入中心，是在两宋时代完成的。可以说此时是历史上温州文化发展的高峰，如永嘉学派、永嘉四灵、南戏等是颇具全国影响的学术成果。因而两宋尤其是南宋，温州一带诗词写作风气之盛，正是以此为基础的。
　　成果为可借鉴的研究模式
　　金：地方文化的研究给了你学术研究的另一番乐趣，这里既有你的乡情，也是你扩大学术视野的追求。那么在你的学术生涯中，你最满意的成果是什么？
　　钱：最满意的，还不能说吧。我想在中古诗歌研究方面，《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专著是主要的成果。魏晋诗风是古今学者不断探讨的诗歌史课题，近现代以来，以刘师培、鲁迅、王瑶为代表的几代学者，着眼于这种古典诗风的精神气质及其与时代背景的关系。我的这部专著，在前人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东汉中晚期至晋宋之际诗歌艺术的发生、发展，深入地探讨其时代性的艺术精神、艺术风格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并将魏晋诗歌分为若干发展阶段，对每一阶段有诗人群体构成、审美趣味的特点、诗歌思想及诗风的具体表现，都做过比较深入研究，并力求阐述上述各环节的关系。书中有关“诗歌艺术系统”、“诗性精神”等重要的概念已经被学界所认可。甚至有人认为是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研究模式。该书出版以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了一些反响。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17:21

杜晓勤：做个快乐的教书匠

日期： 2012-04-13  信息来源： 新闻网记者 王翘楚 徐天一

他，活跃在三尺讲台上，激情澎湃，妙语连珠，以绚烂的幻灯片展示诗词的华美、传递亘古的情思； 他，游走于青山秀水间，静听鸟语，细数春天，以飞转的镜头捕捉自然的灵动、拥抱生命的活力。 “这绝对是个才子式的老师，他的PPT讲义精美生动，让我有叫他教学网小王子的冲动。老师上课极富感染力，平日里爱喝点小酒，是个不折不扣的性情中人，”一位青年学子谈到这位老师时如是说。 他就是荣获“北京大学十佳教师慈竹奖”的中文系教授杜晓勤。 家庭启蒙，名师点道 杜晓勤老师的家乡是历史文化名城如皋，宋代词人王观、明末文学家冒辟疆、清初戏剧理论家李渔都是如皋人，但提到与文学结缘，家人的影响似乎更大。杜老师回忆起儿时，父亲经常带一些线装竹紙的章回体小说回家，农闲时坐在小板凳上逐字朗读，于是他也好奇地拾起小说开读。“连猜带蒙，慢慢就认识了繁体字”，到了初中二年级时繁体字就已基本熟识。初中时家人送他一本《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内容系统而丰富，杜老师曾迷醉其中，比同龄人更早地领悟到了古典文学的魅力。 初涉文学的少年渐渐成长为负箧求知的学子。学生时代的杜晓勤也曾迷茫，看不清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大学里研究古代文学的徐应佩老师的鼓励和赏识让他有了信心，坚定了探求古代文学的信念。在老师的悉心指点下，杜晓勤掌握了把想法化为曼妙文字的方法，开始陆续发表一些文章。 毕业三年后，杜晓勤来到北大中文系，师从陈贻焮教授攻读文学博士，陈教授强调文学原典的重要性，让杜晓勤从《诗经》读起，潜下心来钻研原始材料，“不急功近利才能做成大学问”杜晓勤回忆道，他在《十年师生缘——纪念给我学问和快乐的一新师》一文中回忆起当年，自己专攻先秦到唐末五代的原著，积累了七大本近三四十万字的读书札记，最后成为他撰写学位论文的宝库。恩师对他博士论文的评价是：“用最笨的方法花三个月的时间一篇一篇分析声律，研究出很多有用的成果。”杜老师自己也说，肯下功夫的严谨治学与开拓思路的创新研究是他在这段经历中最大的收获。杜晓勤始终记得陈老是如何在左目失明的情况下一字一字地批阅自己的读书笔记的，对于恩师的培育他深怀于心。由小到大，由少到多，杜晓勤摒弃浮躁，明晰了学术研究的方法,在漫漫学术路上走得越发坚定稳健。 由从师到为师 “我是从外校考来的，特别喜欢北大，这里自由的学术气氛和创新精神是一般高校无法企及的，毕业后我就在葛晓音老师的帮助下留校任教。”杜晓勤在北大的角色由从师转变到了为师，但他热忱的心始终如一，他希望自己能将恩师的学问与学风一同传承下去。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一门有着九十多年历史的精品课程，杜老师对这门课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听这门课，或是诗情画意或是直面古人喜悲，本身就是一种审美的享受。所以在授课过程中，他努力探索各种方式，让同学们跨越语言的障碍和时空的隔阂，“我用自身的理解阐释作品中古人的心境，学生再根据他们的经历体悟我的讲授，实现与古人心灵的对话”，从而达到诗人、老师和学生的三位一体的融合。这种注重审美感受的风格也是中文系的教学传统之一。而谈到教学上的创新，杜老师最引以为豪的就是他制作的PPT讲义。伴随着学生的增多和课时的减少，从前那种频繁的板书讲授和课堂讨论越发不适应实际情况，于是杜老师就选择以PPT为载体展示诗词及相关的背景资料，利用多媒体的丰富效果向学生展现鲜活的诗词世界。学生可以在课上聆听《霓裳羽衣曲》的灵动韵律，欣赏“大漠孤烟直”的壮阔景象，惊叹“参差荇菜”原来在未名湖畔就可“左右采之”…… 杜老师认为教师最重要的角色是“能力的训练者”——老师要手把手教授学生如何发现、分析并解决问题。杜老师说起自己教授的课程古代文学史（二），“起初学生并不懂研究方法，课时又太少没法当堂答疑，他们就给我发帖！”，于是杜老师在课下利用网络教学与学生互动，同学们会发帖提出如何选题，可从哪些角度切入研究等问题，他会每天回复帖子。对于网络教学的成效，杜晓勤高兴地表示不少同学获益颇多，许多同学到了硕士博士阶段还根据当初自己的讲解开展研究。 杜晓勤将自己视作学生的朋友，不少同学联系他辅导论文写作、撰写推荐信等。他同时提醒学生，“一进北大后的目标就该是人生的目标和追求，该有个中长期的计划和想法。然后根据自己的人生规划，选择不同的上课态度，但一定有一门是要比其他同学学得都好，因为这是你的兴趣所在”。提起目标，杜老师感慨颇多。他认为一旦确立目标，就要开始积累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经验，可以说，当初正是大学时代笃定了对文学的热爱引领他走到现在的成功。 热情生活，热忱授课 杜老师不仅对授课一腔热忱，对生活更是充满热情。旅游、摄影、打球、看电影，都为他所爱。打羽毛球仰首抽球，奔跑跳跃时，全身都得以舒展，正解决了他因伏案工作时间长引发的脖子疼。如果周末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杜老师必会看上一部好电影。杜老师的人人网主页上有很多优美奇妙的摄影集，鸟兽鱼虫、燕园草木，别有一番情趣。杜老师经常背着相机，上课之前在未名湖边，拍上几张照片。一年四季的北大景色都拍遍了，现在大约有几千张照片。杜老师尤其喜欢微距摄影，爱拍一些小花小草，因为微距可以略去背景的杂乱展现细微的美丽。谈到爱好，杜老师眉宇间洋溢着活力与快乐，那份阳光与积极令人动容。 这些爱好让杜老师在工作的荣誉之外收获快乐与幸福，并促使他把昂扬的精神状态传递给学生。这些爱好有时还能和教学结合，比如在他广角镜头聚焦下的西北“玉门关”被搬上课堂，拉近了同学们与诗词的距离；他还找到了摄影与文学中间的契合点，以摄影分析山水诗，“谢灵运的诗句类似一种DV模式，移步换形的记录山水，而谢朓却不同，只是选取其中一个最美的画面拍出，类似一般的摄影。这样给学生讲，他们就清晰多了。” 少年时经家人启蒙初涉文学的杜晓勤，在名师的指点下坚定又幸福地走上了古典文学研究的道路，感念师恩的他自己也成为了一名老师。他热情生活，他热忱授课，有他的课堂，尽是活力与光芒。他是一个快乐而富有激情的教书匠，一个传递美丽古典文化与快乐人生观的灵魂工程师。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17:23

北大博导杜晓勤做客《香山讲坛》，讲述不一样的李白—— 李白未必姓李 或有胡人血统诗仙不全写诗 实为创作歌词 2014年7月1日　来源：中山商报

杜晓勤。记者赵学民摄     6 月 28 日晚，北京大学博导杜晓勤做客《香山讲坛》，以李白为标本，从其人生、人格、诗风等方面来解读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之间的关系。杜晓勤语出惊人：李白身上有很多的异域色彩，或为西域胡人；李白诗词在唐代是拿来唱的，当时他是坊间文化偶像，可谓唐代“方文山”（台湾著名词人）。 　　李白未必姓李身上西域因子明显 　　讲坛伊始，杜晓勤对李白的来历进行了一番考证解说。李白的祖先在朝廷犯罪遭贬，被流放到中亚碎叶（今哈萨克斯坦），到唐代中宗神龙元年（705年），李白随着父亲迁居内地。 　　杜晓勤表示，李白一家到底是不是姓李，至今仍未有定论，但李白身上确实有很深的西域文化因子。首先，他有一幅带有西域特征的外在相貌。据史料记载，李白外表“ 眸子迥然，哆如饿虎”，用现在的话来说眼睛很大，带有西域人常有的深眼窝，和当时的内地人不一样。“ 哆”就是张大口，即他就像下山的饿虎一样。颧骨高，嘴大，这和当时内地人的相貌明显不同。 　　其次，李白懂胡语、跳胡舞。据史料记载，李白“ 草答番书，辩如悬河”，自幼懂番文，在翰林院做外事文书，与异域使者谈判游刃有余。 　　第三，李白为其子女取西域名。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颇黎’，这在汉文中无法解释。当时吐火罗国有座颇黎山，出产天然水晶石，“ 颇黎”即为水晶的梵音。另一个儿子叫“ 明月奴”，奴在西域里为“ 孩儿”的意思，意为“西方来的小孩儿”。 　　唐诗可唱诵李白实为唐代“方文山” 　　李白42岁入京。唐玄宗并没有正式授予李白官职，而以文辞秀逸待诏供奉而已。因李白在坊间声名特别大，玄宗开始对他颇加礼遇。李白曾应诏作过描写宫廷歌舞享乐的诗歌，如《泛白莲池序》、《宫中行乐词》、《清平调》等。 　　当时，每当牡丹花盛开，唐玄宗就会骑着马，带上杨贵妃去赏花。这个时候，唐玄宗会诏请当时最有名的歌唱家李龟年给大家献艺，现在通俗地称其为“ 歌会”。李龟年手捧檀板，既是指挥，又是领唱。李白负责现场填词，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清平调》。 　　辞曰：“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晓拂露华浓。”李白写的词既是赞美牡丹花，实际上写的是貌若牡丹的杨贵妃。史料记载，李龟年后来称，他一生中演唱了那么多歌曲，觉得唱得最好的是李白创作的《清平调》。 　　杜晓勤表示，李白的诗大多押韵，且都可以唱。在唐代，他的诗就像流行歌曲一样流传在坊间，是盛唐之音的典型代表。在创作上，李白所继承的传统，主要为楚辞和汉魏六朝乐府民歌。 　　不参加科举，偶像是范蠡姜尚 　　李白所敬仰的人是姜尚，是范蠡，是鲁仲连、是张良、谢安，他认为自己会比这些人做得更好，并希望自己能成为“ 帝王之师”。他既看不起白首死章句的儒生，每天只知道诵读经书，钻研章句；也不愿意走科举入世的道路；也不想从军边塞。 　　李白认为，最理想的人生道路是隐逸于世，广逸交游，寄希望于风云际会，以便名动京师，待朝廷主动诏请他入朝为官。但是，正当李白想要有所作为的时候，开元盛世已经过去了，朝廷日益腐败，社会上已经酝酿着新的危机。唐玄宗并非真心赏识李白才华，而是需要一个出色的文人来点缀太平，来附庸风雅。 　　不羁放纵，创作风格雄浑清新 　　杜晓勤表示，李白一生的思想很复杂，受西域和汉地两种文化的影响，身上有儒、道、游侠、纵横家的成分，但是以儒、道为主。他追求人生的自由，欲望极奢，实现的希望就越渺茫，对自己遭到的打击也就倍感沉痛。所以，李白每当遇到挫折和不平的时候，他都会爆发出强烈的愤慨，他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大胆的批判和否定，往往具有排山倒海之势。 　　杜晓勤指出，当平常的语言不足以表达其激情，李白就用大胆的夸张；当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不足以形容、象征其愿望时，他就借助非现实的神话和种种奇丽惊人的幻想。比如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二首、《庐山谣》是历来传诵的名作，《庐山谣》写他在庐山顶上眺望大江的景色，“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17:24

北大中文系里的清华学人

马庆洲

　　北大、清华两校均为中国较早成立的大学之一，两校同处一城，人员交流一向频繁。就以中文系而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曾分别主政北大中文系和清华中文系的两位名教授胡适和朱自清，分别是清华和北大出身。二十几岁即回国任北大教授的胡适博士，是由清华学校放洋的，他在1934年至1936年、1946年7月至1948年12月两度兼任北大中文系主任；而朱自清先生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任清华中文系主任长达十六余年，以其“完美的人格”成为清华中文系永远的系主任。而朱先生三十年代的一篇《荷塘月色》让清华园里那汪不大的水塘顿放异彩，时至今日更成为清华园每逢节假日必人满为患的重要诱因，也使清华园永远地烙上了朱自清的“背影”。
    　胡适与朱自清是北大、清华学人相互流动的显例，但这种交流更多的是个人的机缘，很少外力的扰动。而1952年的院校大调整，却因行政的力量，使一批清华学人汇聚北大，成为北大中文系一支重要的师资力量，对中文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52年，教育部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文、理、法三个学院及燕京大学的文、理、法等各系并入北京大学，校园亦迁至原燕京大学校址，即今日北大所在的燕园，官方文件及一些出版物中，常将合并后的北大称为“新北大”（笔者更乐意称之为“燕园北大”，以别于沙滩时期的北大，如此可避免感情色彩，当日称“新”，是否有否定“旧”的意味？结合1949年以后的形势看，确实有种以“新”为好的倾向，称“新”似乎也有种评判的味道在内）。随着院校调整，原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和新闻系并入北大中国语文学系，组建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师达49人。这其中来自清华大学的有浦江清、吴组缃、余冠英、王瑶、季镇淮、郭良夫、冯钟芸、叶兢耕等。来自燕京大学的林庚先生也是清华学人（这里主要是否在清华就读过为准）。1954年9月，中山大学语言系又并入北大中文系，中文系成立语言专业，其领军人物王力先生是清华国学院毕业生。如此一来，北大中文系中短时间内就集集了一批清华学人，这在学术史上也是罕有的景观。
　　进入北大中文系的这批清华学人，除余冠英、郭良夫等少数几人后调离北大外，其余多终老燕园。2010年北大中文系建系100周年，为彰显1952年院系调整后长期执教于北大中文系的诸多先生的业绩，系里特意推出了“北大中文文库”，选择20位已去世的系中名教授，为其编纂“文选”，这其中就有王力、浦江清、吴组缃、林庚、季镇淮、王瑶、朱德熙七位清华学人，占三分之一强。本文即拟盘点一下1952年以后任教于北大中文系的这八位清华学人（叶兢耕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严格讲不算清华学生；余冠英、郭良夫后离开北大），对他们的人生及学术成就作一简要叙述，以见北大、清华两校学术交流史上的这一有趣现象。叙述先后以几位先生的年齿为序。
　　王力（1900-1986） 　　王力，字了一，1900年生于广西博白县。其父为清朝秀才，饱读诗书，对王先生影响很深。在王先生少年时代，家境已败落，14岁高小毕业后，即无力再读中学，只得做些杂事帮助维持家用。1924年，在亲友资助下，远离家乡，到上海求学，先考入南方大学，一年后转入上海国民大学。1926年考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受赵元任先生影响，走上研究语言学的道路。赵元任先生为其毕业论文所写评语“言有易，言无难”，成为王力先生终生的座右铭。1927年，王先生从清华毕业，在赵元任指引下，决意到法国留学，是年底，到巴黎大学，专攻实验语音学。1932年，王先生以《博白方音实验录》的论文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同年秋，即应清华大学之聘，回国任教，初任专任讲师，1935年转为教授。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清华南迁，王先生到长沙，在由清华、北大、南开组建的临时大学任教。1938年初到桂林，任广西大学文史地专修课主任，同年年中，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王先生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并创办语言学系。1948年秋，任岭南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52年，院校调整，王先生又到中山大学，任语言学系主任。1954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入北大，王先生北上燕园，自此耕耘于北大讲坛，直至去世。
     王力先生是大师级学者，一生著作等身，在语言学方面的专著有40多种，论文近200篇，共约1000万余字，内容几乎涉及语言学各个领域，有许多都具有开创性意义。1956年，王力先生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王力先生以精深的学问、宽阔的学术胸怀，影响了几代北大学子，培养了一大批各有所长的弟子，在北大的就有唐作藩、郭锡良、何九盈、张双棣等等（本文所提及的先生的弟子仅于在北大中文系工作的），他们日后也都成为学有专长知名学者，使北大的汉语史学科在全国牢牢处于领先的位置。
       浦江清（1904-1957） 　　浦江清，字君练，祖籍浙江嘉善，江苏松江人。1922年入东南大学文理科西洋文学系，1926年毕业后，经吴宓先生推荐，到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担任陈寅恪助教。在陈先生熏陶下，研读大量中国传统典籍以及西方的“东方学”文献，并学习梵文、满文、日文、俄文、法文、德文、拉丁等多种语言。1929年国学院解散后，转至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1932年任专任讲师，1937年任教授。1948年8月，朱自清先生病逝，浦先生代理中文系系务，直至1949年5月李广田继任系主任。1952年，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直至去世。
　　浦先生兴趣广泛，喜欢听戏，会吹笛、唱昆曲，曾与俞平伯、汪健君等创办“谷音曲社”。1928年，应主编吴宓之邀担任《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1931年《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创刊，任编辑，1940年《国文月刊》创刊，为第一任主编。作为学者，浦江清先生以古代文学研究名世，尤以宋元戏曲、小说的研究成就为高。浦先生治学，从不轻易动笔，故文章不以数量取胜，但篇篇都很有份量。受王国维、陈寅恪等先生影响，浦先生治学注重文史结合，主张在一般学者忽略之处深入钻研，发前人所未发。浦先生的著作，经后人辑录整理，主要有《浦江清文录》、《浦江清文史杂文集》、《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中国文学史讲义（宋元部分）》、《中国文学史讲义（明清部分）》等。
　　浦先生一生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讲授的也主要是中国文学史方面的课程。在清华时，他先后讲授过“大一国文”、“中国文学史”、“西方汉学论文选读”、“中国文学史研究”、“戏曲选”等课程。调任北大后，浦先生讲授中国文学史第三段—“宋元明清文学史”。由于长年受胃病的困扰，浦先生身体一直很虚弱，但一进课堂，则精神抖擞，判若两人。然而，浦先生最终还因胃病突发救治无效，于1957年撒手人寰。
　　早年，浦江清与朱自清合称“清华双清”，而今浦江清名字似乎已不太为人所知了，除了曾受教于他的老学生，而如今这些学生也多已步入耄耋之年。
    　吴组缃(1908-1994) 　　吴祖缃，原名吴祖襄，字仲华，安徽泾县人。1921年起先后在宣城安徽省立八中、芜湖省立五中和上海求学。1929年秋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一年后转入中文系。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5年起，担任冯玉祥将军的国文教师，抗战期间，兼做秘书工作。1942年起，先后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1949年9月起，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1952年调任北京大学教授。
　　吴组缃先生早年热衷于创作，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创作的小说《官官的补品》，就受到好评。1933年发表短篇小说《箓竹山房》，引起较大反响。1934年，发表小说《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等等，有鲜明的写实主义风格，一举成为30年代文坛上颇负盛名的作家。1941年，发表长篇小说《鸭嘴涝》（原名《山洪》）。1938年，作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人之一，吴先生与老舍共同起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任协会常任理事。解放后，吴先生潜心于古典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的研究，曾任中国文联与中国作协理事，《红楼梦》研究会会长等。
　　吴先生在北大曾开设“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课程，后来，研究和教学的重点就转移到中国小说史方面。1955年9月，开设“《红楼梦》研究”课，侧重讲《红楼梦》的文学性，受到全校学生欢迎。1979年9月起，开设“中国小说史论要”专题课，重点讲述中国小说发展中的规律问题。80年代中期，着手撰写《中国小说史论要》。
　　吴先生性格耿介，敢于直言。据说，当年在清华读研究生期间，就因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观点，而被教六朝文学课的刘文典教授判了不及格，失去了奖学金，不得不中断学业。吴先生对事务有自己独到的分析和见解，从不人云亦云。据吴先生家人讲，有一次，他儿子告诉他杂志上讲竹笋虽然好吃，但主要是纤维，并没什么营养，他立刻反驳道：“熊猫只吃竹子，可是长得胖乎乎的，怎么能说这东西没有营养呢？”晚年的吴先生经常在未名湖边戴着儿童遮阳帽，坐在木头椅子上，欣赏湖光树影。如今，未名湖边的这幅风景也难再寻觅了。
   　 林庚（1910-2006）
　　林庚先生，字静希，原籍福建闽侯（今福州市），1910年生于北京。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两年后，因感于“艺术却是超越性的，艺术的感受刹那而永恒，能于一瞬见终古，于微小显大千，能使我们超越有限直面无限的宇宙”，转入中文系。在校期间即开始诗歌创作，活跃于诗坛，他与吴组缃、李长之、季羡林三位先生常在一起“放言高论、无话不谈”，成了清华园的“四剑客”。
　　1933年，林先生自清华毕业留校，担任朱自清先生的助教，并为闻一多先生的国文课批改学生作业，同时，还担任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的编委。1934年，林先生辞职去沪上，想靠写诗维生，但现实同他开了个玩笑，靠写诗谋生大概在哪个时代也不太容易。当年秋，他返北平，先后任教于北平国民学院、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平师大等。抗日战争爆发后，林先生到厦门大学中文系任教，1941年晋升教授。1947年返回北京，任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
　　林先生首先是诗人。1933年秋，他出版了第一本自由体诗集《夜》，之后，作为一名自由诗体的新诗人尝试新的格律体，先后出版了《北平情歌》、《冬眠曲及其他》、《春野与窗》等。直到八十岁以后，还诗心不泯，写出了不少富含哲理的诗篇，结集为《空间的驰想》，如“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这样韵味无穷的诗句，也成为燕园学子喜引的名句。林先生不仅写诗，他对新诗创作和新诗格律还进行了理论上探讨，出版有《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林先生又是一名学者，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唐诗、楚辞、文学史等多方面。他将创作新诗和研究唐诗完美地统一起来，显示出诗人学者的独有特色，提出了“盛唐气象”、“少年精神”等著名的论点。在楚辞研究方面，林先生出版有《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天问论笺》，对屈原研究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做出了精辟的解释，卓然成家。在文学史研究方面，林先生撰有《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简史》等多部著作。写于抗战期间的《中国文学史》（厦大版），以其对中国文学独特的感悟、优美的语言，而成为20世纪近千部中国文学史中为数不多的有个性的作品，被誉为是为文学史“写心”。2004年清华大学出版了《林庚诗文集》九卷，共收先生所著诗文集十七种，先生著作基本尽萃于此。
　　“仁者寿”，2006年10月，林先生以97岁高龄平静仙逝。至此，他在燕园中已生活了近一个甲子的时间，无数北大学子受益于他的言传身教。2005年6月，林庚先生九五华诞庆祝会在北大举行，“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先生最年长的弟子吴小如先生已八十有余，而如袁行霈、褚斌杰、孙静、费振刚、谢冕等50年代的一批弟子也步入或即将步入古稀之年，林先生在燕园教泽之绵长，其情其景，是最为生动的写照。
　　晚年的林庚先生与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并称“北大中文四老”。“四老”均毕业于清华，对母校怀有深厚的感情。这点，从林先生身上，笔者有切身的感受。因编辑《林庚诗文集》之机缘，笔者有幸登临燕南园62号，聆听过先生的馨咳，先生不止一次谈到清华，记得曾问先生可想再去清华园转转，先生面露喜色，欣然回答“好啊”。燕园、清华园，虽只一路之隔，然终因先生年事已高，曲曲不敢造次，终未付诸行动，想来只能是一个永远的遗憾了。
　　季镇淮（1913-1997） 　　季镇淮，字子韦，一名正怀，字来之，江苏淮安人。1936年，毕业于江苏省立淮安中学，1937年，投考安徽大学西语系和山东大学中文系，被同时录取。初入安大西语系，后发现对中文的爱好已难割舍，遂转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入学不久，日本入侵华北，山东大学停办，只好回到家乡。1938年1月，由清华、北大、南开在长沙联合组成的临时大学招收战区学生，季先生偶然在报纸上看这个消息，便前往投考。几经波折，季镇淮终于正式成为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本科生。1941年，季先生自西南联大中文系毕业，即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闻一多、朱自清先生，从事中国文学研究。1944年毕业后，曾在中学任教。1946年到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1952年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季先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重点有三：先秦两汉、唐代和近代文学。从入学到留清华任教，季先生在闻一多、朱自清先生身边学习、生活长达10年，深受二位先生的影响，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在学术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尤其是在近代文学研究方面，季先生更有筚路蓝缕之功。20世纪60年代，季先生与游国恩、王起、萧涤非、费振刚等几位先生一起主编了《中国文学史》，季先生主要负责近代部分。这部文学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编纂的影响最大的一部中国文学通史，长期用为大学中文系教材，在近四十年时间里，几占垄断地位，沾溉了几代学子。季先生的主要著作有评传体《司马迁》、《闻朱年谱》、《来之文录》、《来之文录续编》等，另外主编有《近代诗选》、《历代诗歌选》、《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近代文学部分主编）等。
　　季先生是朴实厚重之人，性情质直，律己严，待人宽，在他身上很好地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王永兴先生曾追忆说：“他的一生表现了旧时清华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精神。传道授业为良师，以义互勉乃益友；光明磊落，终生无愧。”（《怀念季公》，载夏晓虹编：《季镇淮先生纪念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季先生在北大教书育人近半个世纪，“文革”结束以后，还出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对中文系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培养了夏晓虹等一批弟子，桃李满天下。
　　王瑶（1914-1989） 　　王瑶，字昭深，1914生于山西平遥。少年时在本县读小学，1928年入太原进山中学读书，1931年入天津南开中学学习，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就开始发表文章，1936年曾任《清华周刊》第四十五卷总编辑。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学校迁至昆明。大学华业后考入清华研究院中国文学部，师从朱自清先生研究汉魏六朝文学。研究院毕业后即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任清华大学讲师，副教授。1952年调至北京大学任教授。
　　在清华学习和任教时，王瑶先生以汉魏六朝文学为研究方向，大学毕业论文题目为《魏晋文论的发展》，研究院的毕业论文题目为《魏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在清华大学时期开设的课程有“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汉魏六朝）”、“陶渊明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等，其名著《中古文学史论》就是在清华的讲稿。此书完稿于1948年，1951年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六十多年过去了，此书不断再版，已成为中古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有趣的是，王瑶先生的学术研究中心，后来由六朝一下调整到了“现代”，并且以《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书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奠基者。《中国新文学史稿》初版本，由开明书店于1951年9月出版，只有上册，在本书《自序》中，王先生说：“同学就要求将课程内容改为‘五四至现在’一段，次年校中添设《中国新文学史》一课，遂由著者担任。两年以来，随教随写，粗成现在规模。”这篇《自序》，篇末注明“1951年元旦王瑶于北京清华园寓所”，这说明这部书完成于清华园。谢泳在《〈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版本变迁》一文中断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科制度化，起源于清华大学中文系。”（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6期，130页）
　　《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出版两年后，下册才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这已经是1953年8月的事情了，此时，王瑶先生已到北大任教。到北大后的王先生主要讲授新文学史、鲁迅研究，培养了一批专业实力雄厚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如孙玉石、钱理群、温儒敏、陈平原等，他们也早已是学界闻人了。
　　冯钟芸（1919-2005） 　　冯钟芸，河南唐河人。冯钟芸出生在一个耀眼的学术家族，其父是清华大学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矿床学的重要奠基人冯景兰，伯父为哲学家冯友兰，姑姑为文学研究家冯沅君。她本人则于1946年与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先生结为伉俪，携手一生。1941年，冯钟芸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41年夏至1943年夏在西南联大附设学校任语文教师。1943年夏，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助教，成为西南联大历史上第一位女教师。1946年底，西南联大解散，冯先生受聘于清华，随校返回北京，任中文系助教、讲师、副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
　　在西南联大时，冯先生教过“大一国文”，这是全校（包括文、理、法、工各系）学生的共同必修课，大一国文不过关，就不能升级。冯先生在《芸叶集·自序》中说：“当时大一国文的教师很多，阵容很大。如余冠英、李广田、李嘉言等和后来的名教授邢庆兰、刘禹昌，都在西南联大教过大一国文。与现在相比，这是一个好制度。早年的大学毕业生文章写不通的比较少见。”在清华，冯先生开设过“写作实习”、“中国语文教学法”等课程。至北大后，冯先生在古典文学教研室，担任“中国文学史第二段”（即魏晋南北朝段）及专题课“杜诗研究”等。
    　冯先生著有评论集《杜甫研究论文集》，人物传记《庄周》、《屈原评传》、《杜甫评传》、《关汉卿评传》、《贯云石》、自选集《芸叶集》等。冯先生还是著名语文教育家，建国后曾多次出任教育部中学语文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
　　2011年4月21日，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凝聚着任继愈、冯钟芸先生一生的心血的珍贵藏书，经其子任重之手捐给清华大学，仪式是在刚刚落成的清华人文社科图书馆举行。此举为唐河冯氏，这个与有清华有着深厚渊源的学术家族，又续写了意味深长的一笔。
    　朱德熙（1920-1992）
　　朱德熙先生，江苏苏州人。1939年考取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一年后转入中文系，师从唐兰、闻一多学习研究古文字学和古音韵学，并得到罗常培和陈梦家等教授的教导。1945年毕业后在昆明中法大学中文系任教，1946年起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1952年晋升副教授，同年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受国家委派到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任教。1955年回国，此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先后任中文系副主任及现代汉语教研室主任、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等。
　　朱德熙先生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在汉语语法研究、古文字研究和语文教育方面，是汉语语法学界权威，在中国语法学史上占有地位，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在国际上，朱先生也有很高的声誉，1986年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1951年，朱德熙先生受命与吕叔湘先生合作撰写《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上连载，同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1952年由开明书店结集出版，此书对普及语法知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作为学者，朱先生治学严谨，孜孜以求，做出了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学术成果。作为老师，朱先生讲课富于哲理，逻辑严密，生动活泼；对学生爱护有加，乐于奖掖后进，以“君有奇才我不贫”的心态，滋兰树蕙，培育了大批汉语研究方面研究的人才。作为父亲，朱先生对家人都怀有一种含蓄、温和而深沉的爱。朱德熙先生的道德、文章，都堪称楷模。
　　不久前，在费振刚师推荐下，笔者认真阅读了《长相思——朱德熙其人》一书，此书出自与朱先生相濡以沫近半个世纪的伴侣何孔敬女士之手，记述了朱先生成长、学习、生活、爱情、教研、交往中的一些片断，细微处见精神，边看边感慨，朱先生真是一个完美的人啊。
　　1952年的院系调整，过去已经整整六十年了，其是非功过，自待历史评说，不是小文所能容纳。将一个系、一个专业整个儿端到另一所学校去，这确实是少有的现象。当今，高校都近亲繁殖了，谁还会从别的院校一下要那么多人呢！上述的这批清华学人对北大中文系的影响和贡献，也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课题。1988年，王瑶先生在清华大学召开的“纪念朱自清诞生九十周年座谈会”上就曾发言说：“现在全国新成立了许多大学，为什么清华大学中文系就该取消呢？应该看到，清华中文系不仅是大学的一个系，而且是一个有鲜明特色的学派。”“清华学派”之有无，至今还有些争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些老清华学人的存在，保存了清华人文学科的薪火，影响了兄弟院校的学术发展，进而延续着人文清华的声誉。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2-02-08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17:28
夏晓虹：从北大起步


来源：《文汇报·笔会》



北大的老师们每常小叩大鸣，倾心指授。作业发还，不但可见多处批点与评语，而且不乏字斟句酌的文词修订。但凡论述中有一点可取之处，老师们都是揄扬鼓励，毫不吝惜；即使意见不同，既坦率批评，又不强求接受。那真是一段其乐融融的求学经验。编《燕园学文录》给了我重温生命历程的机会。

1978年3月，作为受惠于“扩大招生”的一员，我比大多数同班同学晚了一个月才走进北大的校门。没想到，由此开始的与北大中文系的缘分竟绵延了三十多年，直到如今。入学前，我像很多77、78级的同窗一样，并没有接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虽然我们这一级不再称为“工农兵学员”，但除了未当过兵，吉林插队七年、北京工厂一年半的履历，已足够让我与“工农”沾上边。这样的人生经历也使我的就读专业除了文科变得无可选择：只学过一年初中数学，理化课程完全空白，我自然不会存非分之想。只不过，在这看似无奈的接受中，已有的社会阅历却成为学习人文学难得的凭借与底蕴。大学毕业前夕，假如不是因为担心被分配做中学老师，我很可能已经承继父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干上编辑一行。按照当年的分配方案，我应该去该社的《当代》杂志，和在诗歌散文组的父亲成为同事。而此“一念之差”，让我又一次无可选择地报考了研究生，并得以投入季镇淮先生门下，收敛起大学时代对唐诗的兴趣，转向那时对我来说还相当陌生的近代文学。从此，近代、尤其是晚清也让我倾注了最多心力，它对于我的意义已不只是研究对象，同时也内化为一种眼光与态度。无论走到哪里，“晚清”都会超越时空，介入我所在的当下。

研究生学业终了，何去何从的问题再一次出现。自认为不适合做教师的我，仍然本能地希望逃避。填写分配意向时，我问季先生：“是把去文学研究所放在前面，还是留校作为第一志愿？”季先生并不理会我在问话中暗藏的排序，十分肯定地说：“当然先填留校。”我又是无可选择地服从了导师的要求，北大任教的生涯就此开始。而二十六年过去，教学相长，逐渐成熟的不仅是学生，也包括我自己。讲授专业课的压力，驱使我无法止步，必须不断开拓研究领域，探讨新的课题。如今回想，我之所以能一路走来，有尺寸之进，最根本的原因是入读北大，并且自此没有离开燕园。我的无可选择，其实也正不必选择。

我很庆幸，在我读本科的时候，北大的老师们由于“文革”十年的压抑，未能在讲台施展才华，遇到我们这些求知若渴的学子，于是每常小叩大鸣，倾心指授。作业发还，不但可见多处批点与评语，而且不乏字斟句酌的文词修订。但凡论述中有一点可取之处，老师们都是揄扬鼓励，毫不吝惜；即使意见不同，既坦率批评，又不强求接受。那真是一段其乐融融的求学经验。也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老师指引与提携，我才能够在漫漫学术之路上起步。我也很庆幸，在我读研究生阶段，导师为季镇淮先生，他把我领进了近代文学研究之门。相对于辉煌的古代文学与热闹的现代文学，时当1982年，夹在中间的近代文学还是一块灰暗、冷落的地带。季先生却以他高远的文学史眼光，认定此中大有可为，率先在此方向招生。我也得以追随先生，较早地踏足这块未经大力开垦的沃土，并与我喜欢的梁启超其人其文相遇。可以肯定地说，日后我所以在近代领域流连不去，其发端尽在季先生的宽容与赏识。从梁启超研究出发，晚清向我展开了更生动的面容与更丰厚的蕴藏。由此开掘出的晚清女性生活、晚清启蒙教育等新话题，虽然似乎已游离我的本业“中国文学”，但在我看来，这恰是精彩纷呈的“近代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而晚清文学的价值，已越来越得到学界体认，“附庸”正在“蔚为大国”。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的研究也可以作为这门学科逐渐成熟的一个印证。

为了编辑这个选本，按照复旦大学出版社丛书体例的要求，需要在每年的选文前写一段“纪事”。我不能完全信赖记忆，还得借助历年存留的文稿与所记的流水账，尽可能准确地还原现场。这次翻检让我有时间仔细地回溯往昔，许多感慨与感动油然而生。在一个不高的起点上，能够走到今天，我觉得自己很不容易。而重新触摸那些发黄的纸页，温习当日老师的教诲时，在一张草稿的背面，无意中发现刚刚毕业的我第一次授课的记录——《人民日报新闻研究班近现代文学讲座计划表》，不久前还是学生的我，名字竟然与我所尊敬的季镇淮、沈天佑、孙静、严家炎、孙玉石等老师们排列在一起：其中明白显示出的是，在学术之路上，老师们对我一贯的呵护与扶助。书中收录的三十年中的三十篇文章，从1980年的课程作业《谈谈李白的“好神仙”与从政的关系》改写而成的第一篇稍微像样的论文，到2009年为所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一书撰写的《缘起》，都是写于北大，可视为我的问学经历的一份记录。名之为《燕园学文录》，既是写实，也是留念。

2010年11月22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17:41
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鸣：蓝天为路，阳光满屋2015-01-05

• 媒体来源: 北京大学公众微信平台
  

---

在课堂上，生活中，学生们都称他为“夫子”；在网络上、微信里，小友们唤他作“不平叟”。吃茶饮酒，读书漫话，在浮躁的时代，张鸣老师始终保有属于自己的诗性天地。“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无用之学’，就是个‘失魂落魄’的民族；任何一个时代，如果没有‘无用之学’，就是一个没有精神高度的时代。”在简短的交谈中，记者感受到的是一种纯粹的学术境界，是一份对于文学的赤子心怀。

2014年8月11日，张鸣在巴黎雨果故居

问:夫子您是在1977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彼时“学术”的可能性刚刚恢复，在这样一个社会大环境较为特殊的时间点，您选择就读于中文专业，这背后有什么原因吗？
答：文化大革命十年，高考停了十年，1977年恢复高考，社会上积累了大量考生，许多人甚至没有好好上过中学，对于应该学什么专业，实际上没有自觉的意识。当时选择中文系的学生，基本上是对于文学稍微有所了解，或者在文革期间有过一些写作经验的人。而我报中文系的原因，或许有点特殊。算是（与中文系）有点儿缘分。我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套五十年代中期的高中《文学》课本，那时候的高中语文课程是将汉语和文学分开的，《文学》课本基本上就是一部文学作品选，古代文学占很大的篇幅。我印象中记得收入了《楚辞》、《诗经》的一些篇目，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人的诗，苏轼、辛弃疾的词，还有《水浒传》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儒林外史》的“范进中举”，《红楼梦》的“诉肺腑心迷活宝玉”一回等等。这个课本让我知道了“文学”这个词，也对文学有了初步的印象。接下去到了文化大革命，到处都在烧书，我们也无书可读了。到了文革后期，那时候我在部队当兵，碰上了“批林批孔”和“评法反儒”运动。部队要“树典型”，推选少数民族战士代表发言，而我便被派去写发言稿。当时部队请了一位云南大学的老师给我们讲了几天课，讲历史上的所谓“儒法斗争”，讲了《韩非子·五蠹》、柳宗元《封建论》等，于是我就有机会读了一些相关的书，无形中也培养起一些兴趣。
我退伍之后不久，赶上77年高考恢复。报志愿只能在文科的范围里选择，当年北大中文系在贵州招生只有古典文献和文学专业，我那时并不知道古典文献是干什么的，于是第一志愿就报了文学专业。结果如愿被录取到了北大文学专业。有些缘分真的是“冥冥之中”的，我到了北大后，偶然的机会才知道古代文学教研室的冯钟芸先生就是我小时候读过的那套高中《文学》课本的主编。后来我留在古代文学教研室教书，当时的教研室主任也正是冯先生。所以还真是有一段从十来岁就开始的缘分（笑）。
问：您常与学生们谈及读书的重要性，在您看来，生活中的“书卷气”、读书的习惯是如何长期保持的呢？读书抑或是“文学”这一略显宏大的词汇对于今日小友们的必要之处何在？
答：读书是我的一种生活习惯，成了习惯之后，不读就“过不去”了。具体讲到怎么读书，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第一是要广泛地阅读，一定不能“画地为牢”。当然其中也有精力与时间方面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自己得对自己的阅读范围有设计、有规划，而这个规划就要看自身的个性。在你感兴趣的这个范围里，你读的东西一定要比别人多得多，使之为自己所长。比如说我们读古代文学，有同学对唐诗有兴趣，我给他的建议就是，你把现在所能找到的每一首唐诗、把《全唐诗》、《全唐诗补编》通读一遍，然后再根据你的兴趣回过去读重点部分。这样你就对唐诗总的格局有所了解。唐诗的各种别集，你也要把它从目录学的角度梳理一遍，这样以后但凡涉及到唐诗的问题，你自然而然就有了发言权，也算进入到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当然，读书时相通学科也要涉及。比如说做古代文学研究，要学习“小学”和“文献学”的知识，还要阅读历史，阅读思想史、艺术史范围内的书。如果研究宋词，可能还要了解一些音乐史的文献、歌舞的材料，不然你无法了解“词”倒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读书时自主设计、制定自己的阅读范围就非常之重要，这也是治学上的、同学们需要自己掌握的门径。
另外关于读书，我也常跟学生说，要追求“广博”和“精约”。广博的阅读，为人塑造基础。人的心胸、眼界与知识范围不能太狭窄，一狭窄就会“陋”，但如果随时都在摆弄你那些知识，那也会显得很浅薄。真正的渊博其实是藏在水面之下的，水上露出来的就那点“尖儿”，好像简简单单、平平淡淡，不怎么起眼，但是平淡而山高水深，东西都在底下。所谓“精约”，就是要有自己的判断和思考。到北京大学来上学，当然要学习很多知识，但最关键的则是学习如何思考问题，提出观点，学习自学的方法。宋人说，“人生逐日，胸次须出一好议论”，在北大中文系读书，就要追求“出好议论”。宋代有一个叫大慧宗杲的禅师，他对治学就有一个非常精妙的说法，（大意是说）你摆弄十八般兵器，我有寸铁杀人。大思想家朱熹也很欣赏这个说法。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掌握了精妙的寸铁，就可以直指心性，而只会摆弄十八般兵器则只是花架子，没什么用。当然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摆弄十八般兵器也是有必要的，要做到十八般兵器你都会，但是要知道，最重要的东西不在这儿，而在于你有没有修炼出那“寸铁”来。那寸铁才是你的看家本领。广博和精约的关系，就是十八般兵器与寸铁的关系。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已发表的论文、著作，摆弄各种理论，堆砌许多材料，但就是缺少精妙的“寸铁”，看完以后让人觉得好好的题目，白费了。
问：记得您在一篇博文中谈及林庚先生，言先生是中文这一百年老系的精神风范的学人代表。在您看来，一所名校的老院系以及学校本身所当有的精神风范是怎样的呢？而如是的精神之力又该如何延续？
答：林庚先生最初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干净”，稍有接触之后，会知道他精神上非常“纯粹”，始终在一种诗的境界中生活。林庚先生曾经给我们77级学生讲授楚辞，那是他告别讲台前的最后一门课。林先生一进入课堂，就给整个教室带来了诗的氛围，同学们都陶醉在诗意之中，林先生那次讲了《天问》，《天问》多难懂啊，天书一样，但林先生讲得清楚生动，难得的是还能把屈原诗意的追问完美的传达给学生，让大家心生无限的向往，这得多深的道行啊。我后来留校任教，在学业上受到林先生很多教益。1998年，我跟林先生做了一次访谈，其中谈得最多的是有关他的新诗写作、教学和学术研究。林先生在三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但当我问及先生自己最看重哪一方面的成绩时，林庚先生回答说应该是新诗的写作。林庚先生一生都在探索新诗写作，到2000年他年届90高龄还出版了格言诗集《空间的驰想》，诗集的最后一首是这样的：“蓝天为路，阳光满屋。青青自然，划破边缘。”清新的句子，蕴涵着微妙的哲理感悟，隐隐让人产生言说不尽的诗意美感。人生的束缚，时空的界限，宇宙的边界，世间的一切限制，在此时都已不复存在；悟道的境界，充满禅意的美感，有如光风霁月般，新鲜明朗，具有很强的诗意的穿透力。林先生毕生追求精神的超越，他的自由博大的精神境界，敏锐深邃的感悟力，都集中在这首小诗中了。

2005年张鸣和林庚先生

2006年10月林先生去世。林先生生前曾留话给家人，告别仪式上不用哀乐，要用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送行。告别仪式高贵而有精神，庄严肃穆而又充满激情和理想。当年我跟林先生做访谈的时候，他曾表达过自己新诗写作的探索还未得到普遍认可，就是说自己对新诗的探索还没有真正完成。这大概就是林先生选择《未完成交响曲》的原因吧。告别仪式时，我为先生写了一副挽联：“先生去矣，当请教时如何请教，哀翠竹清风空寂历；日月铭之，未完成曲见证完成，看节操诗韵自铿锵。”当时很多人不明白下联的意思，其实我是想说，林先生自己认为新诗领域留有遗憾，但我觉得他的成就、包括他的影响应该算是很圆满了。
谈及老一代学者精神风范的传承问题，我觉得其实这些老学者、老教授的故事和论著一直在一代代中文系学子之间流传。只要我们留意，不难发现林先生精神风范的影响。我觉得，北大中文系学生，如果对林庚先生的事迹和精神一点儿都不了解的话，那他可能算不上真正的北大中文人。当年在北大校园里，林庚先生是最受学生敬仰的师长之一。多年前，中文系有两位同学在燕南园偶然见到林先生出来散步，在一株月季花前伫立赏花，这两位学生在远处向林先生鞠了一躬，回宿舍后写了一篇小文章，文中说林先生站在那儿，就是一首清远飘逸的诗，就从见到林先生的那一瞬间开始，真正明白了人是可以修炼到诗的境界的。林先生去世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每年学生毕业，都会有人到燕南园62号林宅前拍照，即使不能和林先生合影，也要在林先生家的台阶前、竹林边留影纪念。我不知道这些学生到底怎么想，但我理解他们对林先生的崇仰之情。林先生的精神打动了中文系每一位学生。古人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林先生有“精神”，并能把这种“精神”以各种途径传达给后生学子，因此他是真正的人师。2000年年初，中文系为林先生九十华诞举办祝寿会，我参与筹备的过程中，对林先生的精神有了更丰富的认识。古人对读书治学之人，有一条最基本的也是最难能可贵的准则：“一片素心，三分侠气。”我在和林先生的交往中，感受最深的就莫过于这种精神。
中文系学生，大概都唱过林先生的《新秋之歌》，“风将要变成翅膀，让一根芦苇也有力量！”“让生活的大海洋上，一滴露水也来歌唱。”这其实是先生对年轻人的期望。据我所知，中文系的好几代学生都特别喜欢林先生的这首诗。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有一次林先生告诉我，我的导师赵齐平先生生前很喜欢《新秋之歌》，我赶紧找来读了，也很喜欢。到了2006年，04级的孙欣同学为中文系学生参加北大一二·九合唱的活动来找我推荐诗歌，作为合唱的歌词，我给她推荐了《新秋之歌》，她也非常喜欢，马上去请作曲家谱了曲。现在中文系学生每年参加一二·九合唱，《新秋之歌》都是保留节目，据说，学生们都默认这是中文系的“系歌”。老一辈学者精神风范的传承，其实都可以在这样具体的事情中体现吧。
当然，毕竟是时代不一样了。林庚先生所处的时代，面对政治上的干扰，林先生能够坚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纯粹的精神。而我们面临的问题，比林先生的时代可能更为复杂，除了行政化对大学精神的压抑，过度的物质追求与商业化，更给校园带来一种浮躁之风。在这种潮流之中，要想保持独立的人格、纯粹的精神和诗意的生存都比较难。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努力去追求，能做到哪个程度，那么我们就做到哪个程度。在一种困难的、混乱的环境中，能够坚持自己独立的精神、站住自己的立场依然很重要。林庚先生当年提倡“布衣感”，在六十年代受到很严厉的批判，但是林先生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就是不改”。我想，一所大学应该有这样一种敢于坚持自己学术立场和人格的独立精神。
说到中文系的精神传统，还有一点要说，就是“学术至上”，追求学术上的严谨和卓越。老一辈中文系学者一直都注意保持并扶植这个传统。但是现在这一传统正在慢慢淡化，由于行政管理体制对学术的压制和学术本身的自我矮化，学术在许多场合成为了追求名利的工具，不再那么纯粹了。学生们可能也不会觉得学术有多么崇高，多么值得追求。当然学术本身它不是要求崇高，而是要求一种精神的力量。就是说我就是为了学术而来的，那我就不管别的，就去追求这个。我在2013级新生开学典礼上说过一段话：“过去戏曲界老艺术家常说一句话：戏比天大。说得非常好。对演戏而言，是戏比天大；对教师而言，是教学比天大；对学者而言，学术比天大；对学生而言，学习比天大。总之各有本分，各有坚守。大学阶段，要做的事情就是读书问学，其他都是浮云。”我觉得，“纯粹的学术”，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高度的体现。人文学科所建立起来的精神高度以及自由思考的空间，是社会文化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基础。凡是带有创造性的、需要思维智慧的活动，都需要纯粹的精神追求作为支撑。纯粹的学术，不带功利目的学术，就是纯粹的精神活动的体现。没有纯粹的学术与精神的高度，那么整个民族都难逃平庸化的命运。
问：您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关注宋元文学，在论及作品的同时也常常关注文人的风骨、人格（如您曾在课堂上讲述的宋代的士大夫人格等等），您认为宋代及当时的士人修养等对于今世的启示在于什么呢？
答：任何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都是由那一时代的文学艺术创作水平、思想学术水平以及科学发明创造水平来衡量的。宋代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顶峰。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从文学上来看，宋代有苏轼、欧阳修、王安石、陆游、辛弃疾等一流的文学家。而程朱理学作为独特的思想流派影响了中国的后半段历史，理学很纯粹地在探讨“理”是什么，这是宋代思辨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这些看似无用的学问，却能够使得宋代的思想文化达到让后人羡慕的高度。从科学上来看，宋代是中国历代发明最多的一个朝代，很多科技发明都在在宋代得到大规模普及使用。李约瑟曾说道，宋代在中国科技史上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期。宋代有着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繁荣的经济并不能作为宋代“时代高度”的唯一证明。真正将宋代推到时代顶峰的依旧是它的精神文化的发达。
由此我想到，如果当今社会的大学没有纯粹的学术空间，那么全社会就难见真正的创造性精神产品，整个社会的发展就只能在一个低层次上向前走，似乎也在发展，但永远不能提升层次。因此，作为精神文化活动场所的大学，保有纯粹的学术追求，保留独特的“精神魅力”，比什么都重要！宋代有着较高的物质发展水平，包括器物的生产、经济的收入以及城市的发达等，与此同时，宋代的精神文明的高度亦备受后人推崇。简单说，宋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更重要的是这二者实现了完美的平衡，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取得了一种同步与和谐的发达，这就是宋代给予我们当下的启示。现如今，实用功利主义甚嚣尘上，在这样的情形下，在大学里，大力提倡并发展“无用之学”，比什么都重要，可惜很多领导不明白这个道理。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无用之学”，就是个“失魂落魄”的民族；任何一个时代，如果没有“无用之学”，就是一个没有精神高度的时代。
个人简介
张鸣，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与研究，讲授“中国文学史（宋元）”、“宋诗研究”、“唐宋词选讲”、“苏轼研究”、“宋代作家研究”、“宋元文学史专题研讨”、“中国古代文学通论”等课程。曾被评为北京大学第四届“最受学生爱戴教师”；主讲课程“中国文学史（宋元）”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有《宋诗选》等著作。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17:42
张鸣：北大中文系第一课：阅读是一种信仰

● 张鸣（北京大学）   

　　
阅读是对一种生活方式、人生方式的认同。阅读与不阅读，区别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或人生方式。这中间是一道屏障、一道鸿沟，两边是完全不一样的气象。一面草长莺飞，繁花似锦，一面必定是一望无际的、令人窒息的荒凉和寂寥。
　　 一种人认为：人既然作为人，存在着就必须阅读。肉体的滋长、强壮与满足，只需五谷与酒肉，但五谷与酒肉所饲养的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体。这种可以行走，可以叫嚣，可以斗殴与行凶的躯体，即使勉强算作人，也只是原初意义上的人。关于人的意义，早已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便是：两腿直立行走的动物。现代，人的定义却是：一种追求精神并从精神上获得愉悦的动物——世界上唯一的那种动物，叫人。这种动物是需要通过修炼的。而修炼的重要方式或者说是重要渠道，便是对图书的阅读。
　　 另一种人认为——其实，他们并没有所谓的“认为”，他们不阅读，甚至并不是因为他们对阅读持有否定的态度，他们不阅读，只是因为他们浑浑噩噩，连天下有无阅读这一行为都未放在心上思索。即使书籍堆成山耸立在他们面前，他们也不可能思考一下：它们是什么?它们与我们的人生与生活有何关系?吸引这些人的只是物质与金钱，再有便是各种各样的娱乐。至于那些明明知道阅读的意义却又禁不住被此类享乐诱惑而不去亲近图书的人，我们更要诅咒。因为这是一种主动放弃的堕落。几乎可以说：这是一种明知故犯的犯罪。
　　 读书养性
　　 天下事，多到不计其数，人不可件件亲自实践。人这一辈子，无论怎样辛劳、勤勉，实际上只能在极小的范围内经验生活，经验人生。个人之经验，九牛一毛、沧海一粟。由于如此，人认知世界，十有八九是盲人摸象，很难有对世界的完整把握。由于如此，人匆匆一生，对生活、对人生的理解也就一片苍白，乃至空洞;人对活着的享受，也就微乎其微，生命看似蓬勃，但实际上只是虚晃一世。鉴于如此之悲剧，人发明了文字，进而用文字写书。书呈现了不同时期的不同经验。一个识字人，只需坐在家中，或案前，或榻上，或瓜棚豆架之下，便可走出可怜的生活圈栏，而进入—个无边疆域。明明就是身居斗室，却从别人的文字里看到了沙漠驼影、雪山马迹、深宫秘事、坊间情趣……读书渐久，经验渐丰，你会一日又一日地发现，读书使你的心灵宛如秋天雨中的池塘，逐渐丰盈。
　　 人之初，性浮躁。落草而长，渐入世俗，于滚滚不息、尘土飞扬的人流中，人很难驻足，稍作停顿，更难脱浊流而出，独居一隅，凝思冥想。只有书可助你一臂之力，挽你出这糟局。读书具有仪式的作用。仪式的力量有时甚至超过仪式的内容。今日，人焦灼不安，从心底深处渴求宁静和绿荫。此时，人的出路也大概只在读书了。那年，我在东京教书时，我的研究生们来信，说了他们工作之后的心态，觉得自己现在变得很难沉静下来，对未来颇感惶恐。我写信给他们说：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不将书丢掉，一切就都不会丢掉。
　　 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就是不一样，这从气质上便可看出。读书人的气质是由连绵不断的阅读潜移默化养就的。有些人，就造物主创造了他们这些毛坯而言，是毫无魅力的，甚至可以说是很不完美的。然而，读书生涯居然使他们由内到外获得了新生。依然还是从前的身材与面孔，却有了一种比身材、面孔贵重得多的叫“气质”的东西。我认识的一些先生，当他们安坐在藤椅里向你平易近人地叙事或论理，当他们站在讲台上不卑不亢不骄不躁地讲述他们的发现，当他们在餐桌上很随意地诙谐了一下，你会觉得这些先生真是很有神采。此时，你就会真正领略“书卷气”的迷人之处。
　　 读书人拥有过去、现在和未来
　　 读书其实培养的是一种眼力。不读书的人其实是没有前方的，也是没有未来的，也是没有过去的。拿我自己讲，我写了那么多的书，那里头的那么多故事，其实都是写的我的来路——几十年的来路上发生的故事。我有时候在想：和我一起成长起来的人，他们为什么写不出小说来呢?我回老家，经常与他们聚会，我发现，我说到的童年往事，他们往往都没有印象，有印象的，又不能像我这样去深入地理解。他们的回忆与我的回忆，有着本质上的差异。我发现过去那么多的故事，我看到在我的来路上，那些故事犹如夏天夜空的繁星在闪烁。那么这个力量是哪里来的?我唯一要感谢的就是书，是书本给了我发现从前的力量。
　　 读书人读着读着就有了过去、现在和前方——风景无边的前方。什么叫读书人?我这里简单下一个定义：拥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叫读书人。
　　 优雅的姿态和人道主义行为
　　 人类无疑是一切动物中最善于展示各种姿态的动物。体育、舞台、服装模特的T型台，这一切场所，都是人类展示自己身体以及姿态的地方。人类的四肢，是进化了若干万年之后最优秀、最完美的四肢。即便如此，人类依然没有停止对自己的身体以及姿态的开发。人类对造物主的回报之一，就是向创造了他们的造物主展示他们各种各样的优美姿态。但有一天造物主对人类说：你们知道吗?人类最优美的姿态是读书。
　　 2012年年初，瑞典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艾娃女士陪同瑞典作家马丁·韦德马克到我家做客，共同商量一件事：作为瑞典作家的马丁和作为中国作家的我，各写一个题材一样或主题、道具一样的故事，然后合成一本书，分别在瑞典和中国同时出版。聊天期间，马丁无意中讲了一件事：有个人家有两个儿子，老大因为当时家庭经济拮据，未能升学，也就是说未发生阅读行为，而老二则因为家庭经济情况得到改善，有条件上学，也就是说，发生了阅读行为。后来，一个科研机构对兄弟俩的大脑进行了细致的科学测试，结果发现，那个不曾发生阅读行为的老大的大脑，发育是不完善的。听罢，我立即在脑海中迸发出一个观念：阅读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人道主义行为。此话一出，记得当时，所有在场的人似乎都震动了一下。
　　 阅读是一种信仰
　　 博尔赫斯问道：什么是天堂?
　　 博尔赫斯答道：天堂是一座图书馆。
　　 图书馆的出现，使人类从凡尘步入天堂成为可能。由成千上万的书——那些充满智慧和让人灵魂飞扬的书所组成的图书馆，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任何一本书，只要被打开，我们便立即进入了一个与凡尘不一样的世界。那个世界所展示的，是我们梦中的天堂出现的情景。那里光芒万丈，流水潺潺，没有战争的硝烟，没有贫穷和争斗，空气里充满芬芳，果树遍地，四季挂果，累累果实压弯了枝头……
　　 书做成台阶，直入云霄。
　　 何不将阅读作为一种信仰?阅读就是一种信仰。
　　

　　 摘自《北大中文系第一课》
　　 ( 张鸣，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17:45
陈平原：请加入这道“风景”——在北大中文系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 陈平原


　　
　　首先祝贺大家通过“高考”这座不无争议的“独木桥”，走进美丽且诗意盎然的燕园，从此得以从容澹定、欢欣鼓舞地“漫卷诗书”。不都是“读书”吗，怎么会有“幸福”和“不幸福”的分别？在我看来，不为分数、不为考试（基本上如此），为自己的学术理想与审美趣味，自由自在地读书，这多幸福！今天你们或许体会不到，日后走上工作岗位，你们会格外怀念这段无忧无虑读书的日子。有位博士生告诉我，偶尔半夜惊醒，还会梦见恐怖的高考场景！考场有很多限制，不可能自由发挥，我从不敢劝人在高考时“特立独行”。最近一次演讲，还被问及答卷时能否“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我的回答是否定的，还给听众讲了清代诗人袁枚的故事。袁枚自承苦攻时文时，“不作诗，不作古文，不观古书”；而一旦得仕，则“真与时文永诀”。毋庸讳言，这是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可你如果没有能力改变这个制度，又不想等一百年后才出生，那只好先过关，再寻求自我发展的机遇。但有一点，你不能对此没有任何反省，以为高考成绩就是学问的表征。
　　能够走进北大，这很不容易；希望诸位尽早摆脱各种排名的纠缠。须知，学问是自己的，“得失寸心知”。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都不适合于“排名”、“打擂”、“PK”，那种娱乐化的作法，可以吸引眼球，但对文学或学术没有任何好处，很可能还是一种伤害。前两年，在成都旅行，朋友的孩子刚上小学，听说我是北大教授，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叔叔，你可千万别骄傲，不能满足于第一名；今天你第一，明天你就可能是第二、第三了。你要做顶级，顶级掉下来，还是最好的。让我惊讶的是，“竞争”意识竟如此深入人心；所有的排名，从小就做起，从幼儿园一直排到研究生、大学教授。大学统考，各省市都弄什么“高考状元”；免试推荐研究生，也要看成绩排名。弄得大家很不自在，上了大学，还是时刻不得安宁。越是好大学，竞争越激烈，这我理解；可把竞争落实在排名上，我很不以为然。每个人天性不一，学问各有短长，实在难以量化。所谓“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掩盖了另一种不平等，那就是才情、天赋、机遇的差异。读书做学问，同样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是尽可能超越自我。不轻易言败，也不满足现状，努力往前走。这就行了。
　　请大家记住，这是一所被世人拿着放大镜认真观察、任意褒贬的名校，其是非得失，大都因“夸张”而变型。北大的光荣与梦想，广为人知，参观校史馆以及阅读相关著述，你们很快就能了解。可这并非北大的全部。所有的校史教育，基本上都说好话；可那些没说出来的败笔，同样真实地存在过。所谓“扬长避短”，往往是“避短”比“扬长”更重要。因为，愿意了解并真正洞悉自家的缺陷，不是很容易。像北大这样的名校，应该有自信，让学生们了解我们的局限，包括曾经走过的弯路与失落，商讨如何超越自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在我看来，找到适合自己性情和能力的“专业领域”，是成功的一半。小时候老被教育：“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一般的日常工作，确实如此；但进入高深的专业状态，很多时候，志气不能解决问题。即便从世俗的角度，也千万别赶潮流，选什么“热门专业”。你选的时候热门，等到你就业时，很可能就变成冷门了。人生很难一帆风顺，读书做学问，到了关键时刻，千钧一发之际，支撑着你继续往前走的，绝对是个人的意志和兴趣，而不是外在的功名利禄。
　　几年前，我写《“文学”如何“教育”》，重新解说原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的名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作家需要文学修养，但个人的天赋才情以及生活经验，或许更为关键。古往今来的大作家，很少是在大学里刻意培养出来的。再说，北大中文系承担培养语言研究、文学研究、文献研究专家的任务，倘若一入学便抱定当作家的宏愿，很可能忽略了广泛的知识积累，到头来两头不着边，一事无成。后来我发现，抗战中西南联大的中文系主任罗常培，也持此观点。其实，北大中文系希望出大作家、好作家，只是不想拔苗助长。在我看来，需要重新思考的是，何谓“文学”、怎么“写作”，而不是作家不作家。
　　对北大学生的自视甚高，我虽略有怨言，但表示理解和同情。记得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开学典礼上，老师都告诫我们要谦虚谨慎。但在北大，经常听到的却是鼓励：要立大志向，做大学问。前几年我在台湾大学讲学，临走时接受记者采访，问及北大学生和台大学生的异同，我信口就说：“北大学生气势如虹。”上学期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临走时，又被问及这个问题，我还是为北大学生的“傲气”以及“眼高手低”辩护。我们需要尽可能地提高自己的“手艺”，而不是降低“眼界”。在一个讲究实惠，普遍缺乏理想性的时代，北大学生的“迂阔”和“狂傲”，还是挺可爱的。只是为了让其日后走上社会，别摔太大的跟斗，必要的时候，会敲打敲打。但有言在先，将北大学生训练得全都谦恭有礼、循规蹈矩、不越雷池半步，那绝不是我们的工作目标。
　　需要提醒的，反而是团体精神与心理健康。我的观察是，越是好大学，学生的心理问题就越多。都是尖子，凑到一起，发现山外有山，自己突然从第一变成了第十、第二十，你能接受吗？可是，不能接受也得接受。在我看来，同班同学，第一名和第五名、第十名，没有多少分别；除非你班里只有十人，每天都轮到你“掌舵”。都是高材生，在家庭以及原来的学校里，都被捧在手心；现在谁也不把你的“伟大”放在眼里，你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大学生，走在燕园，谁也不认识你。除非你在这期间，有上乘的表现。这个表现，不仅是具体的课业，还包括校园里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大学不同于职业培训，就在这。校园生活有才艺表演，但主要不是；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沟通、协商、合作、服务、奉献。团队精神很重要，从积极角度说，是你日后走上社会的预演；消极角度呢，防止自我封闭，保持心理健康。万一精神上出现问题，请不要惊慌，北大校医院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不是所有的郁闷与苦恼，都可以靠“思想工作”来解决的，有时候必须借助医生和药物。
　　北大百年校庆时，我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即将消失的风景》，说的是，那些学识渊博、风度翩翩的老学者，是大学校园里最为靓丽的风景。他们每天在校园里面散步、聊天，看着这些身影，你会很感动，觉得这个校园很有文化。可这道风景即将消失，为什么？老一辈学者逐渐去世了，年轻教授又不住校园。我当时说了一句颇为煽情的话：“没有长须飘拂的冯友兰,没有美学散步的宗白华,没有妙语连珠的吴组缃,没有口衔烟斗旁若无人的王瑶,未名湖肯定会显得寂寞多了。”今天，我想略为修正：大学校园里，老教授是风景，青年学生也是风景，二者互相欣赏，且相映成趣。
　　不管你主观意愿如何，既然有幸进入北大，某种意义上，你我都将成为燕园风景的一个部分。希望大家不要辜负、辱没这道绚丽的“风景”。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18:02
一位城市中的隐者-记北大教授潘建国


   常广新闻   

•     今天的常熟教授在名校系列报道请听：《一位城市中的隐者——记北京大学青年教授潘建国》
  
      潘建国，别号酉堂，1969年出生，江苏常熟人。1999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从事博士后研究，现在他已经成为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最年轻的一位教授。今天的常熟教授在名校系列报道请听：《一位城市中的隐者——记北京大学青年教授潘建国》
  
  
  
      潘建国当年是以常熟市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学习的，但他告诉记者，其实自己当年的理想并非学文，而是学法：[8`29小时后生活的时候有个邻居去打官司，然后输了，其实我觉得他是对的，所以从小就有这种念头，将来我去做个检察官，伸张正义。]
  
      然而现实和梦想总是充满了差异，潘建国在回忆自己这些年来的求学和治学生涯时，偶然是个经常被提及的字眼，一连串偶然的机会才造就了今天的他。比如，高中时一次偶然的作文获奖，使潘建国选择了文科的道路：[1`53高中的时候，我们语文老师比较好，是个全国特级教师，当时他组织我们几个写作比较好一点的学生去参加一个什么作文比赛，然后得了一个奖，其实那个作文现在翻出来看看也不是写得特别好，当时就得了一个中学生什么作文奖，然后就好像认为自己文科方面比较好，那时候无意当中得了一个作文奖以后就觉得自己文科方面是不是更好一点，然后朱老师也比较鼓励，说你要不就考文科吧！后来就选了文科。]
  
      虽然选择是偶然的，但潘建国在文科方面的天分确是毋庸置疑的，高中毕业时，他以常熟市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学习，大学生涯里的一堂课再次决定了潘建国此后在学术上的研究方向：[6`17我再读大学的时候，上古代文学课的时候，那时上《文心雕龙》，我呢可能在上课前一周看了几本书吧，然后老师当时提问题，我就举手回答，哪个问题回答得挺好，老师就觉得我是不是在古代文学方面比较有兴趣，然后说下一节课让我去上，说你准备一下，下一节课代他上课，当时就很紧张，当时准备了就上了一节类似实习课一样的，那个老师也比较鼓励我，就这样跟古代文学有了感情了。]
  
      大学毕业后的潘建国放弃了留在上海中学任教的机会，选择了考研，真正踏上了古代文学的研究之路。随后的几年间，他先后又完成了上师大的博士课程和复旦大学的博士后课程，成为了文学研究领域上升极快的一位新进学者，引起了学术同行的关注。1999年，潘建国年仅30岁时，就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这一我国文科领域等级最高的基金，并于2002年被破格评为教授，成为当时上海师范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不过，潘建国看似一帆风顺的道路却绝非唾手而来，这其中同样有着他自己的努力，例如他的博士后报告就让他费尽了心思：[16`32比如申报我是全部都看过的，整整看了五个月，70多本大的影印本，每天去看，那时候也是天天坐在那里不动，就得了胃病，因为天天放在地上比较冷，受了寒气，那个也是一个纪念。]
  
  不过潘建国告诉记者，做这些学术研究，让他有机会从另外的视角去审视了自己深爱的故乡：[18`00作近代这段时间里面，绕不开要做到我们常熟，那时候我就很高兴，因为好像终于能和家乡扯上关系了，因为作近代出版业和晚清小说就会涉及到几个最重要的人物都是我们常熟的，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在研究家乡的先贤，感觉特别不一样，我还特地回常熟市博物馆和档案馆去查了这几个人的资料，就觉得特别骄傲。]
  
      就在潘建国上海的事业发展的一片光明之时，命运出现了新的转机，一次偶然的机会，潘建国结识了北京大学著名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袁行霈先生，袁先生极为欣赏潘建国的学术和为人，提出希望潘建国能成为自己的弟子。此时的潘建国在上海已经算得上事业有成，如何选择，令他犹豫万分：[21`24当时也是很犹豫的，一个是南方到北方，有点犹豫，另外一个我在上海也有很好的基础，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来北京呢，我想一个是自己出于学术上的研究考虑，觉得自己还是很喜欢做学术研究的，到北大来，从图书馆等各个方面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舞台，另外一个就是我一直是在南方长大，求学的经历和研究的风格都是南方的，所以我也想来北京来，让自己有个完善，既能吸收海派的长处，也能吸收京派的长处。那个时候我上海也刚刚买了房子，刚刚装修完，然后就都扔下了重新像做学生一样到北京了。]
  
      潘建国注定是属于学术王国的，当他抛开一切，来到北京，重新开始学生的生涯时，他在日记本里写下了两句话简单而又自由，平静也很丰富，他再一次扎进了学术的海洋，图书馆里能看到一本从未见过的新书，就能让他感到无比的快乐和满足。2006年博士后毕业后，北京大学为潘建国特批了一个教授名额，最终将他留在了北大。
  
      潘建国自称是个与现实生活有些脱节的人，由于研究的大多是古代或者近代的内容，所以潘建国的身上更多的能让人感受到一种传统文人的气息，如今的他终于找到了自己最理想的定位，在北大的校园里，他悠然自得的行走着，更多地像是一个城市之中的隐者。他的道路一路走来，虽然顺风顺水，但却始终有一根精神的主线贯穿其中，那就是对学术的不断追求。潘建国最后告诉记者，虽然远离了故土，但自己的心却始终追随着那块养育自己的土地：[我很庆幸自己做得的是古代的研究，所以虽然没有生活在常熟，但始终和家乡的人和家乡的事是联系在一起的]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18:04
历史就在你的脚下——李零讲给北大中文系新生的故事

恭喜各位，欢迎各位。我很羡慕你们，你们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了。我是北大老师，但没当过北大学生。我是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逃出来的难民。1985 年，朱德熙先生和裘锡圭先生调我，我才落脚于此。我们古文献的领导，已故的倪其心老师，他有很多经验之谈。有一回，他跟我说，在北大立足，得三条过硬：一是出身过硬，北大毕业；二是师门过硬，老师是北大名师；三是学术过硬，没真本事也不行。鲁菜有一道名菜，叫三不沾。第一条，我肯定不沾，不像你们，名正言顺，有“贵族出身”。第二条，我的老师张政烺，虽然是很多北大老师的老师，在学术界很有名，但不知为什么，1960 年被北大解聘。看来我只能在第三条上下工夫，不然就是三不沾。

　　1998 年，北大百年校庆，晚上有个撞钟仪式。北大名人季羡林、王选，还有一个女同学，仨人一起撞钟。电视画面，季老站在前面，王总站在中间，后面那个女生，黑咕隆咚看不清。她的名字，发音跟我有点像。第二天，有人打电话，祝贺你呀，想不到你在北大这么牛，居然跟季老一块撞钟。我说哪儿的事，昨天一整天，我一直在家看电视，白天看陈平原老师讲校史，晚上看你说的撞钟。他说行了，你就甭谦虚了。其实，那天是北大校友返校聚会的日子，我根本没资格参加。

　　北大校庆，活动很隆重。咱们学校编过一部校史，很厚。我粗粗翻了一下，无意中发现一个我熟悉的名字：邹鲁风。校史馆，我从来没去过，对校史一点也不熟。可是今天我忽发奇想，很想跟同学们聊聊我挣钱吃饭的这个单位，从一个外来户的角度讲讲北大校史，浮光掠影，粗枝大叶，讲到哪儿算哪儿。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题目？原因很简单，这些年，教育史和学术史，不知怎么弄的，全都成了大师史。大师什么劲头，据说“特有风骨”，飘飘然，超乎社会、政治之外。现在有个说法，叫“民国范儿”。“范儿”是北京话。“民国范儿”是“民国粉儿”怀念的做派。陈丹青尊鲁，有人说他就是“当代鲁迅”。他把鲁迅也归入“民国范儿”。但鲁迅对民国可没什么好词。“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赠邬其山》），他看见的“中华”是什么样？是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有人说，1927―1937 年是中国的黄金十年。鲁迅这诗写于1931 年，正好赶上这一段。他眼拙，楞没瞧出它的灿烂辉煌。

　　大师是什么人？我理解，那是大乱的产物。国家大乱，学术大乱，教育大乱，一切推倒重来，每次重建都有一批领风气之先的人，这些人就是大师。大师不是吹出来的，而是逼出来的。但现在的理解不一样。他们说了，大师都是1949年以前的主儿，不是死了，就是去了台湾，或去了美国，反正跟革命无关，跟老百姓无关，跟共产党无关，特别是跟新中国无关。比如讲学术史，当然是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

　　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讲教育史，当然是北大校长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清华校长罗家伦、梅贻琦，燕大校长司徒雷登。这样腾云驾雾讲历史，老实讲，不仅难得其全，也难得其真。

　　清朝有一种《太狮少狮图》，不知大家看见过没有，大狮子旁边有小狮子。有一回在福建开会，某人说，现在为什么没有大师？其实不是没有大师，比如我身边这位，他就是大师，关键是咱们不团结，不像人家影视圈，互相提携。我理解，他说的“提携”就是炒作和吹捧。所以晚上，他们开始选大师。大师和小师有不解之缘，关键全在一个吹字。有人喜欢吹，有人喜欢被吹。爱吹大师的人多半是摩拳擦掌准备当大师的人。小师吹大师，才能当大师。甚至有人说，看谁活得长，谁长谁是大师。

　　现在的“大师”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装神弄鬼的人（如气功大师、风水大师），一个意思是尊孔复古的人。后者一定要在“大师”前面挂上“国学”二字，“西学”好像无“大师”。比如季羡林，明明研究南亚史，他们非得叫“国学大师”。人家自己都不承认，那也不行。他们说，那是大师太谦虚，不承认怎么啦，照样可以强制执行。

　　我是学考古的。考古，不是挖死人，就是挖死人的东西。搞考古的最清楚，历史就在你的脚下。《兰亭序》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活人变死鬼，那是早晚的事。历史都是鬼影幢幢。杜甫说，“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赠卫八处士》）。大概用不了多久，我也会变成鬼影。我在这儿讲的话，自然也就成了鬼话。

　　下面分五个问题谈。

  （一）北大景观

　　言归正传，现在讲北大。我先讲视觉中的北大，咱们拿眼睛可以看到的北大。看看它是坐落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我不是风水大师，但不妨给北大望望气。

　　北大校史，一百多年，在中国属一属二，但搁欧洲，嫩得很。前几天，我刚去过海德堡大学。海德堡大学有六百多年。

　　欧美大学什么样？一种像庙，一种什么都不像。很多没校园。有，也没围墙。有些干脆就在市镇上，这条街上有个楼，那条街上有个屋，不加指点，根本看不出来。

　　北大，现在的校园是燕大校园。老北大在城里，现在是古迹。沙滩红楼，过去是国家文物局和文物出版社，我经常去，现在是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现在的北大包括燕大。比如侯仁之先生就是燕大的老师。我说的景观是新北大，不是老北大。

　　我是在北京长大。一进城，先住先农坛，后搬拈花寺、东四六条、铁一号，上学在白米斜街，挨着什刹海。反右运动之后，我家才搬到西郊。

　　北京，长城打北边过，历史上是个边塞。它东有承德、山海关，连着东三省，西有张家口、大同，连着内蒙古。北方民族南下，把它变成首都。皇城根下，大有胡气。小时候，城里还走骆驼，西郊还有狼。我这辈子，只有10 岁以前住城里，大部分时间都在海淀附近度过。海淀这一带有很多湖。海淀的意思就是这些湖。当时，我们不太说“海淀”，要说“海淀”，也不是海淀区，而是海淀镇。我们常把这一带叫“西郊”。

　　海淀镇，原先是区政府所在，现在区政府搬地方了。这一带有什么文物古迹，大家可以看侯仁之先生的书，看《北京文物地图集》，看海淀博物馆。咱们这一带，有山有水，被皇上看中，是个盖花园的好地方。清代有所谓三山五园，三山是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是这三山下面的静宜园、静明园、清漪园（颐和园），还有它东边的畅春园、圆明园。每个园里又有很多园。燕园是北大校园，园中有园，园外有园。它东边是清华园，西边是畅春园（属于北大），北边是圆明园，南边是海淀镇。燕京八景，有三个景（蓟门烟树、玉泉趵突和西山晴雪）在西郊。我记得，香山植物园（属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有朱德送的一屋子兰花，溥仪特赦后，就在那儿上班。

　　小时候，从城里去颐和园，去香山，要出西直门。一出西直门，满目苍凉，旷野中立着带龟趺的大碑。沿途，窝头状是老百姓的坟，苍松翠柏围着，是太监的坟。海淀博物馆里的金银珠宝，很多都是从太监墓里挖出来的。中关村，早先叫中官坟，中官就是太监。

　　西郊这一带，墓地文化特别发达。如梁启超墓在卧佛寺，齐白石墓在魏公村，李大钊墓在万安公墓。万安公墓，名人最多。王国维自沉，雇人力车，出清华西门，奔颐和园，淹死在鱼藻轩，纪念碑在清华，墓在福田公墓。李云鹤（江青）的墓也在福田。我老师的墓就在它前面。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的墓在栅栏墓地，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的墓在正福寺。

　　1949 年后，这一带是大学区，北大、清华、人大、师大，还有八大学院，全在这一带。科学院、军科院，也在这一带。1958―1963 年，我住人大林园2 号楼（后改6 号楼），1964―1980 年，我住中关村北区10 号楼，都在北大附近。中关村北区10 号楼，楼上楼下都是著名科学家。这片灰楼，现在破破烂烂，不起眼，但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包括中研院的第一届院士，包括两弹一星的功臣，原来都住这个院。钱三强、何泽慧住14 号楼，两口子一直住14 号楼，到死都没离开。军科院也是名将所聚。粟裕，百战名将，遭贬黜，在军科院当副院长。彭德怀下台，住吴家花园，就在北大西边。

　　“文革”，外地造反派是学北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北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是学北京中学的红卫兵。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是圆明园。清华附中的一帮孩子在那儿聚会，才有了红卫兵运动。北大附中的老兵不叫“红卫兵”，叫“红旗”，资格同样老。假如毛泽东不是把信写给清华附中，而是写给北大附中，那“红卫兵运动”肯定就是“红旗运动”。

　　我第一次进北大是1966 年。我去干什么？看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看完，从三角地转到未名湖，眼前刷地一亮。哎呀，天下怎么还有这么漂亮的校园。我记得，“中央文革”在大操场讲话，灯光惨白。江青哭诉他们家的矛盾。陈伯达说，我的中国话讲不好，请王力同志翻译。这以后，我经常来这儿看大字报。有一首诗，我还记得，题目是《过关》，“万年太久争朝夕，朝夕有时抵万年。子胥过关须发白，白了须发未过关”，不知何人所作，就是抄在大字报上。当时，高校武斗，全是原始武器，北航发过枪，刚发就收回去了。我记得，北大南墙那排楼，墙被打穿。清华、北大架高音喇叭，深更半夜，突然放哀乐，瘆得慌。

　　我来北大，突出印象是改革开放，一幕一幕，历历在目。我还记得，知识分子哭穷，推倒南墙办商店。哲学系有三个老师办了风入松。后来，中关村成了电子一条街，成了“知本家”的天下。现在，风入松关张，南墙被恢复，知识分子已脱贫致富，课题制的大潮席卷一切，“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潘阆《逍遥词》）。墙外是红尘滚滚，墙内也是红尘滚滚。原来的北大什么样，大家已经忘了。难怪有人说，魂兮归来。

（二）北大是个革命家的摇篮

　　北大最有名，莫过闹学潮。

　　北大建校百年，百年主要在20 世纪的范围里。这100 年里，地球上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两次大战引发两次革命。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北大发生过三大运动，全跟这个主题有关。离开这个主题讲历史，你什么史也讲不清。

　　第一次是新文化运动（1915―1917 年）。

　　新文化运动是文化运动，但不是一般的文化运动，而是弃旧图新的运动。为什么要弃旧图新？因为有世界性的大危机。它的大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 年7 月―1918 年11月）。这场战争肮脏透顶。如果不是“民主国家”窝里斗，哪有俄国革命（1917 年11 月7 日）？没有俄国革命，哪有中国革命？

　　20 世纪的风云人物是应运而生，时机很重要。他们多是世纪之交的人，早一点儿是19 世纪的“80 后”“90 后”，晚一点是20 世纪的“00 后”或“10 后”。他们不早不晚，正好赶上这场大危机。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很多是“海龟”，出国取经，不忘父母之邦，不像现在的“海王八”，忘爹忘妈，一去不复返。他们，除蔡元培年纪大（比其他人大十来岁），主要是19 世纪的“80 后”“90 后”。张政烺先生说，北大教授都很年轻。当时的人，跟现在不一样，结婚早，出名早，死得早，很多人都活不过50 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活到50 岁，就得考虑后事，人生有如压缩饼干。

　　1．蔡元培（1868―1940），前清进士，48 岁当北大校长，是北大最有名的老校长。他是老同盟会，属于革命党，但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四一二”政变，蒋介石杀共产党，他跟老蒋站一边，但“九一八”事变之后，拥护国共合作，又跟宋庆龄、鲁迅是一伙，毛泽东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至今为人称道，但蒋介石最恨这四个字，恨他坐大了共产党。他对这位老同志十分痛恨，骂他一生“但有罪过而已，尤其是教育受其乡愿式之影响更为恶劣也”（蒋氏日记，1940 年3 月7 日）。其实，蒋氏所恨，正是其光荣伟大之处。

　　2．陈独秀（1879―1942），38 岁当北大教授。中国共产党，他是第一任书记，但1929 年被共产党开除。他的两个儿子也是中共领导人，全被国民党杀掉。

　　3．李大钊（1889―1927），31 岁当北大教授，从照片看，好像年纪很大，其实他只活了38 岁。他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北大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是由他发起。当年，张作霖杀李大钊，没钱下葬，很多北大教授捐了款，就连国民党的老左派汪精卫都捐了1000 元。

　　4．鲁迅（1881―1936），曾兼课北大，讲《中国小说史略》。他呕尽平生血，大骂中国人。中国人骂中国人，日本人爱听，对他推崇备至，但他的话，不是骂给日本人听，而是骂给中国人听。他死后，沈钧儒写了个挽幛，反而称他为“民族魂”。鲁迅不是共产党，但对苏俄好奇，跟瞿秋白是莫逆之交，帮过很多共产党人。他翻过《毁灭》。曹靖华翻《铁流》《第四十一个》，他参与过编校。他对革命，不光同情，而且理解，对它的正反两面都有很深刻的理解。他很清楚，革命不是跟“君子”闹革命，而是跟“小人”闹革命，不是戴着白手套，而是沾血带污。他只活了55 岁，没能看到抗战和抗战以后的事。1957 年，毛泽东在上海答罗稷南问，罗问“要是鲁迅还活着会怎么样”，毛泽东的回答有两种版本，一种是“依我看，鲁迅的性格，即使住进了班房他还是要说，要写的”，一种是“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后说可能是从前说演义，有人考证，已经走样。冯雪峰回忆，鲁迅对周扬整胡风、黄源很反感，当年就敢顶撞共产党的领导，他的骨头确实很硬。

　　5．周作人（1885―1967），33 岁当北大教授。抗战期间，出任伪职。战后，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他14 年大狱，后来特赦，人是放出来了，但没去台湾。1949 年后，共产党对他很宽大，毛泽东批准，让他在家写作，稿费很高，相当总理、部长级的收入。

　　6．钱玄同（1887―1939），曾兼职北大，只活了52 岁。

　　7．刘半农（1891―1934），26 岁当北大教授，只活了43 岁。

　　8．胡适（1891―1962），26 岁当北大教授，54 岁当北大校长，他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崇美，反共。反共与蒋介石有共同语言，崇美可不一定。他1949 年离开大陆，先去美国，待了很久，后来才被请回台湾。1957 年，胡适当“中研院院长”，蒋介石祝贺，大骂“五四”，说“五四”导致赤化，当场遭胡适反驳，原因就在他是个自由主义者。他支持过雷震的《自由中国》。蒋敢抓雷，不敢抓胡，私下骂胡为“狐仙”“蟊贼”（蒋氏日记，1960 年10 月13 日）。胡死，蒋称“暴卒”（蒋氏日记，1962 年2 月24 日），说是总算“除了障碍”（蒋氏日记，1962 年3 月3 日）。

　　这八个人，全跟北大有关。他们的共同点只是“新”，后来分道扬镳。

　　第二次是五四运动（1919 年5 月4 日）。

　　五四运动是爱国运动。爱国的意思并不复杂，当时叫救亡图存。爱国是救国，又不是打别人。自己的国家要亡了，怎么就不能救一下？现在有人说，救亡图存挡了启蒙的道，这叫什么话？还有人拿“爱国贼”骂人，简直丧心病狂。美国骂人话，“民族主义”很时髦，那是骂落后国家的落后人，骂他们不该爱他们的国家。他们自己，那是家家挂星条旗，爱国爱到发狂。比如美国人连导弹都以“爱国者”命名。他们的反导系统，也叫这个名。“九一一”事件之后，小布什借口反恐，还立了个“爱国者法案”，明可监听，暗可虐囚。民主投票，到海外打仗，这在美国就叫爱国，谁敢说个不字。

　　五四健将多是北大在读的学生，比上面那批人，年龄小一轮。上面那批人是老师辈，这批人是学生辈。

　　1．邓中夏（1894―1933），原名邓康（见北大档案馆的档案记录），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17 年入北大中国文学门（即后来的中文系），是咱们中文系最著名的革命家。他是洪湖苏区和红二军团的领导人。王明上台后，对他无情打击，撤消一切党内职务。接替他的叫夏曦，几乎把洪湖苏区的高级将领全部杀光。1933 年，邓中夏被捕，国民党说，你为共产党卖命，他们把你整得这么惨，你图什么？他说，这是我们共产党自己的事，患深度杨梅疮的人不配嘲笑伤风感冒的人。他死时仅39 岁。

　　2．高君宇（1896―1925），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16 年入北大预科，后入地质系。他写过一首诗，“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他只活了29 岁，死葬陶然亭，确实如闪电、彗星。

　　3．罗章龙（1896―1995），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18 年入北大哲学门（即后来的哲学系）。1930 年以“另立中央罪”，被开除出党。“文革”后是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顾问。

　　4．张国焘（1897―1979），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16 年入北大预科，后入哲学门。他是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长征途中搞分裂。1938 年逃离延安，加入军统，最后死在加拿大。

　　5．傅斯年（1896―1950），1913 年入北大预科，1916 年入北大中国文学门。他是五四游行的总指挥。1928 年创中研院史语所，“史”是以考古学改造中国的经史之学，“语”是以比较语言学改造中国的小学。他是国民党文史之学的组织者和灵魂，咱们中文系出的大学问家。他的口号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那时，中国的考古资源全在国民党手里。1949 年，傅氏随国民党迁台，除任台大校长，还兼史语所所长。杜正胜说的“新史学之路”就是“傅斯年之路”，既别于郭沫若，也别于顾颉刚，跟大陆史学唱对台戏。但1949 年后，史语所的“史”是“无土栽培”，他们只能炒冷饭，整理大陆带去的老资料，考古资源全在大陆。

　　6． 罗家伦（1897―1969），1917 年入北大外国文学门（即后来的外文系）。他是《五四宣言》（《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起草人，“五四运动”这个词就是他的发明。清华大学从教会学校改国立大学，他是第一任校长，后被清华师生赶下台。1949 年，他也去了台湾。

　　还有两个人也和北大有关，毛泽东（1893―1976）和瞿秋白（1899―1935）。毛泽东在红楼当图书馆佐理员，不是北大学生。瞿秋白交不起学费，也没上成北大。但咱们北大有蹭课传统。毛泽东和瞿秋白是旁听生。毛泽东回忆说，“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曾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为有几个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方口音的图书佐理员所讲的话”（My office was so lowly that people avoided me. One of my tasks was to register the names of people who came to read newspapers, but to most of them I didn’t exist as a human being. Among those who came to read I recognized the names offamous leaders of the literary renaissance movement, in whom I was intensely interested. I tried to begin conversations with them o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ubjects, but they were very busy men. They had no time to listen to an assistant librarian speaking Southern dialect. ），“但是，我并不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研究会，想藉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But I wasn’t discouraged. I joined the Society of Philosophy, and the Journalism Society, in order to be able to listen to the classes in the university.）。他只是说，他无缘与他十分景仰的北大名人说话，如此而已，但有一种说法从台湾来：毛泽东为什么爱整知识分子，全因当年在北大受气——他是挟怨报复。这种因果论，一看就是恶意虚构，想不到在大陆，人云亦云，不胫而走。当时的北大，是他向往崇拜的地方。他到北大是经杨昌济介绍，工作是由李大钊安排。他说，“在这里我也遇到了杨开慧而且发生恋爱，后来结了婚”（And here also I met and fell in love with Yang Kai-hui, whom I was later to marry.），就连老婆都是在北大找的。咱们西校门的匾额就是毛泽东所写，他凭什么要恨北大呢？

　　1945 年，傅斯年去延安，与毛泽东长谈。毛泽东夸傅是五四名人，有大功。傅谦言，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指在北京闹学潮），你们才是项羽、刘邦。因此，毛泽东写了章碣《焚书坑》相赠，曰“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五四”以来，学生分左右，就是一个家里，有时也分左右。左翼跟文学关系比较大，跟学术关系比较小，很多人都投笔从戎，参加革命，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不可能像傅斯年、罗家伦他们，依附国民党，办教育、做学问，这是形势使然。左翼史学，郭沫若是代表，他是被通缉追杀，躲在日本，才有可能治甲骨金文。这样的机会太少。瞿秋白很羡慕他（见《多余的话》）。这就是“刘项原来不读书”的注脚。

　　第三次是“一二 • 九”运动（1935 年12 月9 日）。

　　日本侵华，东北被占，华北危急。这是又一次历史性大危机。“一二 • 九”运动，参加者有北大、清华的学生，也有其他学校的学生，甚至包括中学生。他们是20 世纪的“10后”，“九一八”事变后入学，比五四时期的学生又晚了一轮。

　　1．郭明秋（1917―2001），1935 年入北平女一中，北平学联主席。1935 年加入共产党。

　　2．姚依林（1917―1994），1934 年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北平学联秘书。1935 年加入共产党。

　　3．邹鲁风（1908―1959），1933 年入北平东北大学俄语系，北平学联总纠察。1936 年加入共产党。

　　4．黄敬（1912―1958），1935 年入北大数学系，北平学联负责人之一。1932 年加入共产党。

　　5．孙敬文（1916―1998），1934 年入私立镜湖中学，北平学联总交通。1935 年加入共产党。

　　6．韩天石（1914―2010），1933 年入北大物理系，北大学生会主席。1936 年加入共产党。

　　7．葛佩琦（1911―1993），1933 年入北大物理系，北大学生会副主席。1938 年加入共产党。

　　8．邓力群（1915― ），1936 年入北大经济系。1936 年加入共产党。

　　9．蒋南翔（1913―1988），1932 年入清华中文系。1933年加入共产党。

　　10． 周小舟（1912―1966），1931 年入北师大国文系。1935 年加入共产党。

　　这回，蒋介石说对了，上述学生领袖，运动前后，或早或晚，全都加入共产党。他们不仅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还参加了推翻蒋家王朝的解放战争。蒋败走台湾，痛定思痛，只恨杀人太少，后悔药一直吃到“五四”。其实，这才是挟怨报复。

（三）革命者的下场往往很惨

　　1949 年后，海淀有三所大学最有名：人大、北大、清华。北大偏文理，清华偏工科，是老牌大学。人大偏社科，是革命大学。我是人大院里长大。人大地位很高，正校长是吴老吴玉章。吴老参加过辛亥革命，是延安五老之一。它的副校长，胡锡奎6 级，聂真（聂元梓的哥哥）6 级，邹鲁风7 级，资格都很老。但人大建在荒地上，荒草萋萋，坟头林立。胡锡奎是实际上的一把手。他住林园1 号楼。只有他在楼下安了个锅炉，有热水通家里。这是唯一的特殊化。郭影秋从南大调来，一定要住平房（当时和现在不一样，是以楼房为贵）。他们都以艰苦朴素为荣。“文革”前，人大一直不盖楼，跟北大校园没法比。

　　1957 年，许孟雄骂人大，说人大是“教条主义的大蜂窝”。人大整过很多人，问题确实严重，陶铸说是“老大难”，一点儿没错。现在有个说法，人大是“第二党校”“马列主义神学院”，语含讥讽，意思是这个学校很僵化。但人大也不是铁板一块，有整人的人，就有挨整的人，也有为这些人打抱不平，为他们奔走呼号的人。比如胡锡奎，就是整人的人；人大出过三大“右派”：葛佩琦、许孟雄、林希翎，还有邹鲁风“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就是挨整的人；我父亲就是为蒙冤者打抱不平的人。人大、北大、清华都是共产党领导，说好说坏，问题连一块儿。更何况有些人大人本来就是北大人。

　　其实，人大也是藏龙卧虎之地。这里不是讲人大校史的地方。人大的已故前辈，我只举三位，他们都和北大有关。

　　1．尚钺（1902―1982），北大学生。1921 年进北大，先入预科，后入英语系。他在北大期间，听过鲁迅讲《中国小说史略》。1925―1927 年，他与鲁迅频繁通信，成为鲁迅的追随者。他先入莽原社，后入狂飙社，写过《斧背》《病》《预谋》等小说，是狂飙社的代表人物之一。1927 年9 月，全国到处都在捕杀共产党，他反而加入共产党，回家乡组织秋收暴动，两度被捕，受尽酷刑。1929 年，他在吉林毓文中学，以教书为掩护，作地下工作，很多后来的抗日志士都出自他的门下。金日成是他的学生。1932 年，因路线斗争，他被开除出党，妻子陈幼清在鄂豫皖苏区被杀害。但他不改初衷，仍然从事革命工作，直到1945 年，才重新入党（历史问题并未解决，仍然留下尾巴）。1949 年后，他在人大讲中国通史，在古史分期的问题上，持魏晋封建论，和我老师一样，属于被中央禁止的一派，历次运动都是重点批判对象。他的妻子阮季在“文革”中自杀。他女儿尚晓援跟我说，他对鲁迅感情很深，当年与鲁迅有冲突，晚年很后悔。1930 年，有一天，他在上海大街上偶然看见鲁迅，这是最后一面。他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但命运对他很不公。

　　2．邹鲁风，上面提到，是“一二 • 九”运动的核心人物。他曾名邹素寒，东北辽阳人。“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大学迁北平，他是东北大学的流亡学生。他曾通过鲁迅，找党组织，跟鲁迅借过钱。鲁迅日记提到他，是叫陈蜕（地下工作的化名）。他是仰慕鲁迅，才改名邹鲁风。1959 年，有个著名的“两校调查团事件”。两校是人大、北大。调查团是奉北京市委之命，调查“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邹鲁风是团长，张腾霄是副团长。出发前，两校领导（胡锡奎和陆平）曾亲自送行，但庐山会议，毛泽东和彭德怀吵起来，反左改反右，邹被北京市委和人大、北大抛出，当替罪羊，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头子，处分是调到北大当副校长。他是在北大任上自杀。他的死，说法很乱，有人说他是在未名湖自沉，不对。谢冕、孙玉石、洪子诚有个对谈，孙老师说他是在燕南园66 号上吊，也不对。其实，他是在我家前面那个楼服安眠药自杀。小时候，死人的事很少听到，熟人死，更是几乎没有。他儿子是我的同学。邹的死对我震动很大。

　　3．葛佩琦，上面提到，也是“一二 • 九”运动的领袖。人大出过三个全国有名的大右派，我都认识。葛佩琦，表面是国民党少将，其实是共产党卧底，熊向晖式的人物。1949年后，他在人大当物理讲师，失去组织关系，找不到证明人。1957 年，他给胡锡奎提意见，要求恢复党籍。他说，你做过地下工作，我也做过，像你这样脱离群众，是要掉脑袋的。此话几经篡改，变成他要杀千千万万共产党员。过去，每次办阶级斗争展览，都要把他搬出来，说明反右很有必要。他蹲了18 年大狱，老婆离婚，孩子改姓。出狱后，眼睛都瞎了。许孟雄跟他不一样，他是清华大学英语系毕业，既当过国民党外交官，也跟周恩来一起工作过。他英语极好，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还有《子夜》和《暴风骤雨》。1957年，他给蒋介石写信，后悔跟了共产党，信还未出校园，就被查扣，因此下大狱，关了14 年。林希翎是风华正茂的在读生。她参加过解放军，吴老非常喜欢她，只因个性强烈，说话太冲，也关了15 年。这三个人，第一个平反是谁？你猜猜看，反而是国民党背景的许孟雄。葛佩琦，瞎着眼睛跑，跑了3 年，到处吃闭门羹，好在最后平反了。林希翎则含冤抱恨，到死都没平反。林希翎到台湾，照样大骂国民党；到欧洲，照样反对科索沃战争。这是哪门子右派？

　　上面说了这么多，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革命者是殉道者，下场往往很惨。你要投身革命，就要准备杀头，不光被敌人杀，而且可能被自己人杀，升官发财，想都不要想，好处一点没有。毛泽东说“五不怕”，“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主要就是讲被自己人杀，自己人整。

　　读《动物农场》，有一点很清楚，革命和围剿有不解之缘。穷人，本来就穷，围剿就更穷。自己人整自己人，也和被围有关。革命是群众运动，得于群众运动，失于群众运动。和平环境下，一个单位里都妇姑勃谿，更何况战争环境乎！

　　整人的原因是什么，要从历史环境探讨。内因和外因都值得探讨。

　　楚围宋，华元有言：“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左传》宣公十五年）。

　　宋人“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何其残忍，然而其过在楚不在宋。我们要知道，即使冷战也是战。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思想渗透，弱势被强势包围，没有安全感。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一句话，大道理管着小道理。

（四）也说“民国范儿”

　　民国时期是个天下大乱的时期，根本不像现在人吹的，简直是黄金时代。天下大乱，最最倒霉是谁？是老百姓，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再不舒服，也跟老百姓没法比。你不能把全部历史都写成知识分子的受苦受难史。即使“文革”也不能这么讲。当时谁都知道，首当其冲是老干部，知识分子顶多是陪绑。更何况，整知识分子的，很多也是知识分子。

　　这是一段战争与革命的历史，血流成河、泪流成河，中国人受了很多苦。但这也是一个英雄辈出、大师辈出的时代。它既催生了武夫、政治强人和革命家，也催生了现在让人羡慕不已的“学术大腕”。国家多难，英雄和大师都是幸存者。在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当中，知识分子并非神游物外，而是身在其中。他们或者被政治抛弃，想搞政治而不得，或者寄生于政治的夹缝之中，有如裤裆里的虱子（阮籍的经典比喻），躲避政治还来不及。很多人的学问都是逃避政治逃出来的。

　　中国传统，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热衷政治。天下有道，可以搞政治。但天下无道怎么办？孔子说，得保全自己，等待时机，东山再起。但起不来怎么办？于是而有隐逸。隐是隐士，逸是逸民。“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注脚是逃避政治。

　　比如王国维，他对政治本来很上心，革命绝了他的望，他才借学术打发时光，像鲁迅说的，“无聊才读书”（《赠邬其山》）。他根本看不惯这个时代，觉得革命就是天下大乱，天下大乱有什么好。他跟罗振玉东渡日本，就是出去躲政治。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在他看来，都是乱党。什么时候不乱？当然是大清朝，特别是早一点儿的大清朝，其父祖之辈的大清朝。陈寅恪也如此，他的感情也在民元以前。此人无党无派，要说派，是名士派，台湾不去，北京不来，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他都不买账。现在有人说，某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保存文化有功，这是对的。但说“万般皆下品，唯有保守高”，就过了。

　　这两位大师，讲范儿也是“前民国范儿”。真正的“民国范儿”是国民党的范儿。

　　现在讲“新史学”，真是越讲越乱。梁启超讲进化史观，自称“新史学”。傅斯年尊兰克学派，台湾叫“新史学”。现在倒好，文化保守主义可以叫“新史学”，国民党史学可以叫“新史学”，唯独左翼史学不许叫“新史学”。其实左翼史学才一味求新。谁都知道，它最重考古学和民族学，最强调社会史和比较研究。你就是再不喜欢，也无法把它归入旧史学。

　　1949 年，蒋介石兵败如山倒，逃往台湾。国民党不得民心，连挺蒋的美国人都大失所望，打算换掉他（文换胡适，武换孙立人）。现在倒好，有人说，大陆沦陷，文化断裂，传统文化全都去了台湾，不但人去台湾，东西也去了台湾。比如“中研院”，那才叫人才济济；台北故宫，好东西全在那儿。这不是胡扯？

　　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几个想上台湾？实在不敢留大陆，那也是去美国。1948 年底，蒋介石有“抢救大陆学人计划”，派人拿飞机接，谁都不去。1948 年中研院选出的第一批院士，共81 人，除郭沫若是左翼人士，一水儿全是“民国范儿”。他们，只有傅斯年、李济、王世杰、董作宾去台湾，陈省身、李书华、汪敬熙、林可胜、李方桂、赵元任、萧公权去美国，胡适先去美国，后去台湾，其他人全都留在了大陆。胡适幼子胡思杜、李济之子李光谟，还有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他们也留在了大陆。

　　文物，民国那点家底，跟大陆没法比。故宫南迁文物，只有1/4 去了台湾，东西在他们的故宫。殷墟的标本，山彪镇与琉璃阁的标本，还有居延汉简，东西在他们的“中研院”。老河南省博物馆的收藏，东西在他们的历史博物馆。他们带走的东西，就这么多。中国的文物绝大多数还在大陆。更何况故宫搬不走，殷墟搬不走，中国的风水宝地搬不走。考古在大陆从未中断，新文物层出不穷，即使“文革”也未中断，真正的文化资源还是在大陆。

　　出版，大陆也未中断，即使“文革”也未中断。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物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整理古籍，翻译外文，印考古报告、文物图录，不知出了多少东西，台湾没法比。

　　当然，历次运动，大陆学者受冲击，不知遭过多少罪。他们，即使在监牢里也有人写东西、译东西。受委屈还有这等贡献，这叫什么？这叫可歌可泣。

　　民国有什么遗产，咱们来看一看。

　　台湾学者的传灯录，杜正胜来北大讲过。他们的第一代学者是上述迁台五院士，以及北大、清华和中研院的个把老人，根子在大陆。第二代是留美的余英时（1930― ）、许倬云（1930― ）、张光直（1931―2001），也是从大陆走的。第三代是杜正胜（1944― ）他们这一代。这一代才是在台湾长大。我记得，1990 年“中研院”选院士，呼吁本土化。他们的院士，国籍多是美国。本土化的意思是台湾化。

　　余英时和许倬云，家庭背景都是国民党。因为人在美国，国籍是美国，他们更喜欢的身份是“世界公民”。

　　余英时是燕大历史系的学生，跟社科院考古所的陈公柔是同学。考古所的老所长徐苹芳先生也是燕大的。他跟我讲过余去香港的前前后后。余对这段历史有他自己的描述，大家可以找来看。他去香港是跟钱穆学，去美国是跟杨联陞学。钱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后来是蒋介石的帝师。余的历史研究，中心是士。《士与中国文化》，强调中国文化，命运系于士。他最恨“暴民造反”。“暴民造反”等于共产党斗地主资本家，迫害知识分子。比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经他索隐，陈诗处处暗伏玄机，全是骂共产党。他说郭沫若剽窃他老师，也是为了打倒左翼史学。他回忆说，他在燕大那阵儿，自由主义者分化，左翼向中共靠拢，右翼以胡适为首。他的表兄是北大地下党的负责人，劝他参加革命，无论左派、右派，他都不参加。他说他学过马克思主义，发觉全是骗人。他提到的“表兄”不是别人，就是1983 年当过北大代理书记的项子明（原名汪志天）。项子明病故，他只写了几行字，说他本想写点什么，唯恐下笔不慎，产生副作用，现在不写，将来总会有机会写。他说的机会是什么，你们猜猜看。

　　许倬云是台大历史系毕业，迁台五院士，胡适、傅斯年、李济、王世杰和董作宾，还有李宗侗，他都奉为老师。他在匹兹堡大学教历史学和社会学，性学专家李银河留学美国就是跟他学。王小波“以性交解构文革”。许说，王的作品经他推荐，才在台湾获奖。许的代表作是《汉代农业》和《西周史》。前书，我在农经所时，曾从农业科学院借阅过，我意外发现，此书是送给杜润生（中共负责农业的高官）。后书，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张光直教授的学生）写过书评，可参看。

　　他们两位对台湾影响很大。台湾的很多学者都是他们的学生。

　　张光直是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毕业，考古，师从李济，人类学，受凌纯声影响最大。李济是中国考古第一人。离开大陆，无古可考，是他最大的遗憾。1960 年，大陆策反李济，他没回来（夏鼐写过信）。他的学生圆了他的梦。

　　张光直是李济最得意的门生。他是把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介绍给世界的第一人，也是促成中美考古合作的第一人。1994 年，“中研院”请两个本省人出长该院，正院长是李远哲，副院长是张光直，两人都是有国际声誉的学者。当时，张光直已患上帕金森症。

　　张光直是台湾人，但他说，他也是中国人。他在台湾做过发掘，但更大愿望是回大陆发掘。因为中国考古的基地毕竟在中国。李水城回忆，张先生和夏鼐联系过，想回社科院考古所工作，也跟宿白联系过，想回北大工作，都未成功。商丘考古是他的圆梦之旅，可惜已经太晚。当他终于站在商丘工地的探方里，他已举步维艰。他比前两位小一岁，但早早离开了我们。

　　这里我想重点说说张先生，说说他和前两位有什么不同。

（五）张光直先生

　　张光直是台湾人，但在北平长大。当时的世界，当时的中国，和现在不同，不是全面向右转，而是全面向左转。世界上的大学者、大文豪和大艺术家，纷纷加入共产党。他生活在北平，受时代风潮影响，思想左倾，同情革命，再正常不过。他大哥张光正（何标）和同学温景昆（南开教授温公颐之子）对他影响最大。1945 年，张光正去晋察冀参加革命，成为共产党员。

　　张光直是1946 年12 月31 日随父母去台湾，当时才15岁。他到台湾不久，1947 年2 月28 日，著名的“二二八”事件，让他碰上了。台湾人反对国民党，殃及外省人。他在《番薯人的故事》中回忆过那一天，远处传来枪声，他的外省籍同学在街上被暴打，血流如注……接着，有一天，“有一个国文老师在我以后的生命中扮演了没想到的角色”，这就是他的启蒙老师，一生从事革命的白族诗人罗刚（罗铁鹰）罗老师（1917―1985）。

　　1948 年，在罗老师鼓励下，他写过7 篇小文章，登在台湾的《新生报》上，如《文学是为多数不幸者存在》，一看题目，就是左倾。他把罗老师的讲授，把他对劳动者的同情写进《伐檀》。他不满学校中的“麻木”和“暮气沉沉”，反对“孤立台湾，割断与大陆的一般性和联络”。他怀念北平，怀念那“粗线条的北国”（“我感谢它——我的故乡，它孕育了我北国的特性”），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踏上那黄色的土”。他盼望那远方的来信，每次读信，都双手颤抖，热泪滚滚。

　　1949 年1 月31 日，解放军进北平。当时，台湾的民主运动与大陆的民主运动是此呼彼应，国民党风声鹤唳。蒋介石第一次尝到他的对手曾经尝到的滋味，被人围剿的滋味。4 月6 日，国民党到台大抓左翼学生，把他们一网打尽，是为著名的“四六”事件。被抓学生相信，名单是由他们的校长傅斯年提供。他是中学生，也在被抓之列。获罪原因恰好是“北国来信”，他与温景昆的通信。他被国民党抓起来，蹲了一年大狱。50 年后，他把他埋藏心底的故事总算写出来。这就是上面提到的《番薯人的故事》。此书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他不仅记载了同狱的21 个“匪嫌”，还见到过金门海战（台湾叫“古宁头大捷”）的“共军俘虏”。他提到的“刘团长”（刘天祥），大陆一直不知下落。这个“死亦为鬼雄”的铮铮铁汉，就是靠了他的笔，才留下最后的身影。狱中的“好人”让他刻骨铭心。

　　出狱后，1950 年，他考入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他说他之所以考这个系，目的就是要研究“人之所以为人”。1955 年，带着人生困惑，他去了美国。李济盼他学成回台湾，他却选择留美国。罗泰说，这一选择不知是不是与他的牢狱之灾有关。李光谟则推测，也许是为了日后与大陆合作。

　　张先生第一次回北京是1975 年5 月，离开北京已经29年。他是随美国古人类学代表团访华，既是为了学术交流，也是为了看望故人，更大愿望是看望故人。这以后，他多次回北京。1980 年，他终于见到他大哥。1982 和1983 年，他在《秋水》杂志（波士顿地区的华文杂志）上写过三个短篇小说，都是写他回大陆看故人。

　　《杨老师》是写他在台北建国中学上高中时的老师，原型是上面提到的罗老师。罗老师回大陆，曾在上海军管会工作，后回云南。肃反打成胡风分子，反右打成右派，他在台湾的革命经历换来的是“敌特嫌疑”，“文革”遭罪，老婆离婚，跳楼自杀，摔成残废。

　　《孙在芳》是写他的小学同学。这所小学是日本人办的。“孙在芳”的原型是《番薯人的故事》提到的管彤芬，文化汉奸管翼贤的女儿。她爸爸任伪职，被同学耻笑，她说，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知道，我和我弟弟是不是跟小日本好。后来她参加了共产党，专门负责送情报，大冬天里，天天在冰水中渡河，落下一身病。1949 年后，她爸爸被枪毙，弟弟自杀。“孙在芳”临死前，“我”去看她。病榻上的她，骨瘦如柴，面带微笑，一点不怕死。

　　《王恢与李继禹》是写他在北京师大附中上初中时的同学。书中的“我”和“老张”是台湾人，后来去了台湾。“王恢”和“李继禹”是北京人，后来投身革命。“李继禹”，“文革”被打断双腿，想不到献身革命，反而成了革命对象。有一天，“我”在台湾撞见“王恢”。原来他早就潜入台湾，不幸于“四六”事件被捕，受尽酷刑，出狱后，靠摆摊算命过日子，下场很惨。“老张”“王恢”和“李继禹”的原型是谁，我不清楚，反正是代表了两种选择，选择革命都倒了霉。

　　他的3 篇小说，主要人物都是台湾说的“共匪”。他本以为，这些人都是革命功臣，现在至少也是“中级以上的干部”，万万想不到，这些人的下场都很惨，而且让他更为惊讶的是，他们居然无怨无悔。张先生笔下的“小人物”说明了什么？很多人都认为，他的故人，凡是参加革命，凡是留在大陆，凡是跟了共产党，活该倒霉。相反，张先生在美国，是国际知名的大学者，肯定最幸福。但张先生怎么看呢，你猜猜看。

　　在小说《杨老师》中，“杨老师”的儿子“杨强”写信给“我”，痛说他爸爸遭受的种种苦难，说他执迷不悟，这一辈子全白活了。“杨强”的原型是罗刚之子罗鸣（已去世）。他说他是学物理的，最近有惊人发现，要“我”帮他在美国发表，没准能得诺贝尔奖，“那时我要向美国的朋友，向全世界的朋友，控诉中国××× 的××× 暴行”。“我”很悲愤，不知如何作答。最后，他这样说：

　　照来信说，杨老师自1957 年来遭受了不少磨难，我很替他痛心，但是我并不觉得他的一生因此便都浪费了。也许我这么想是因为我没有目击他的磨难，却在30 多年以前与他一起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日子——我说快乐并不是因为天下太平，生活如意，而是因为我们是为了一个理想而斗争着，并且还相信在这个斗争上我们是一定会胜利的，而一旦胜利，黑暗便消灭，太阳便上升，天便亮了。杨老师比我还幸福，因为他更进一步地经历了天亮的过程，而我却一直停留在旧社会里面。你的父亲为了理想而奋斗，而且进一步目击了那理想的实现。你可曾想过：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有几个人有过这种幸福的经验呢？他这一生显然是没有浪费了的，我们应当替他高兴才是。

　　在这封信中，他把革命者比作虔诚的基督徒。他说：

　　基督徒如果生时虔诚，死后一定能进天堂吗，这个问题自我们无神论者看是不能回答的。其实如果能够回答的话，问题恐怕便多了。谁能保证死后的审判一定是公正无私的呢？万一我们竟发现人间的黑暗也被带入天堂，而死后面临的审判是不公平的，竟然有托人情、走后门、拉关系这种情形发生，那么虔诚的教徒会作何感想呢？

　　1948 年的革命者和教徒之不同，是他们有目击天亮以后的福气——也可以说是有目击天亮以后的不幸。

　　最后，他把这样的话留给杨强：

　　我们这几代的人是最幸运的了，我们这几代的人也是最不幸的了。我们的幸运是只有我们才有那走“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的千载一时的机会。可是那五千年来的黑暗有强韧的生存力量，不是一瞬间的光华便可以将它消灭的。要走那万丈光芒的路是漫长的、崎岖的、曲折的，我们跌倒的机会也比别人都多。这样说来，你和你的父亲的命运，和我的命运，和我们下一代，再下一代……不知下去多少代的儿女的命运，都是息息相关的。你的父亲战斗过了，下面要看你的了。

　　在《王恢与李继禹》中，他并不认为，在北京同学的四人中，去了美国的“我”才最幸福。相反，他以自嘲的方式，借别人的口，向自己发问，在中国人受苦受难的日子里，无论为台湾，还是为大陆，你都做了什么？“我”很惭愧，无言以对。

　　张先生去世后，三联书店编了个纪念集，书名是我起的，叫《四海为家》，编者前言由我代笔（未署名），我把我对他的理解写在这篇前言中。后来，张光正先生打电话，要我把这篇前言当《考古学家张光直文学作品集粹》的代序，我答应了他。

　　同样的历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

　　张先生不是文学家，但他的文学作品，让我非常感动。最近，我又读了一遍，不是当文学读，而是当历史读。它让我想起我的北京，想起我执教28 年的北京大学，想起我生活其中的上一个世纪。

　　这100 年只是刚刚翻过的一页，宛如昨日。它不仅对我们的父辈是轰轰烈烈，对张先生是魂牵梦绕，对我也是挥之不去。

　　记忆的碎片纷至沓来，有如大树飘零。

　　历史就在你的脚下。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18:07
孔子为什么这样红 20年目睹之怪现状
  李零



（一）传统为什么这样红
这是我和大家讨论的问题，大家身边非常热闹的问题。
前一阵儿有件事，大家都知道，就是“红心鸭蛋”事件。鸭蛋为什么这样红？事情比较简单，质监局一查就查出来了，鸭蛋里面放了苏丹红。但我们要谈的事可不一样，后边的背景很复杂。
台湾有家报纸，登过篇文章，题目是《孔子为什么这样红》。它是学我们的老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雷振邦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孔子为什么这样红？这是个敏感问题。不了解前因后果，不能理解它。比如，于丹为什么这样红？知识分子的眼睛为什么这样红？不管是高兴的红，生气的红，嫉妒的红——电视广告词：酸不溜丢的山里红。
现在，《论语》走进千家万户，民工发，监狱学，领导高兴，群众欢喜，知识分子不能太孤立，自绝于领导和群众。
有人说，孔子死了，2500年才出了个于丹，太可爱，太可爱；就她把孔子讲透了，讲活了，了不起，了不起。这是捧。
有人说，此人活像一说书的，讲的全是心灵鸡汤，心得是她的心得，跟《论语》有什么关系？夫子之道，全让她糟蹋了，我们得保卫孔子，保卫他的道。这是骂。
还有人，深得中庸之道，说人民群众读《论语》，传统文化被发扬，毕竟是好事，我支持你，但《论语》也分雅《论语》和俗《论语》，人民群众归你管，知识分子的地盘你休想进。我们知识分子讲《论语》，那是另一番天地，我才不带你玩儿。
这三种反应，和我无关。
不错，我是知识分子，但最不乐意戴这顶帽子。儒这个林大了，什么鸟没有。
填表，我是群众（群众是集合概念，其实应叫群众分子，和知识分子一样）。群众有什么了不起？人多势众，未必真理在握。我还是群众一分子呢。一分子就是一分子，他们代表不了我，我也代表不了他们。
一本书，一人读，想不到闹出这么大动静。我读《论语》，就是我读《论语》，自己写点读书笔记，讲点个人想法，谁也不代表，犯不着绑上一堆人说事。
现在，举国若狂，复古一边倒，不正常。我的声音太小，但我要大声说给你们听，请大家认真想一想，传统为什么这样红。
（二）什么是传统？
“传统”这个词儿，现在地位很高，高得吓人，除了过去的“革命”，啥都比不了，谁敢说个不字？
大家记住了，这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神话，将来肯定是笑话。
传统是什么？不就是过去，好的坏的，一锅乱炖，跟现在没什么两样，用不着拔高，用不着贬低。《兰亭序》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儿子看我，和我看我爸爸，道理差不多。祖宗留下的东西，什么没有？你别以为，大浪淘沙，剩下的全是金子。
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才叫“孝”。杨伯峻说，“道”是正面的东西，爸爸的合理部分。但父母留下来的东西，合理的，三年不许改，三年以后就可以改了吗？难道我们要改的，不是爸爸不合理的部分，反而是他的合理部分吗？
我的看法，祖宗留下的宝贝，最大一件宝贝，是中国人。古今中外，一切遗产，都是为我所用。人吃饭，人是主体。不管什么饭，总是被人吃。饭不能分体用。“中餐为体，西餐为用”，那不是笑话？但我们自己也有毛病，甚至是浑身的毛病。《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好坏都不能拒绝。比如我爸爸的礼物是震颤，我妈妈的礼物是过敏。遗传病，年轻没事，年纪大了才暴露。可见就是体，也是好坏参半。
传统，谁都有。比如，美国立国不过200年，家家藏枪，就是传统，所以老有校园枪击案。当然了，溜门撬锁的也要小心，私闯民宅，人家会开枪。
孩子是自己的好，但别人的孩子未必比你差。你排斥人家，人家不排斥你，吃亏的是自己。西方人，开口闭口，言必称国际，你的我的，都是他的。国际二字，背后有霸道，但他们四海为家，气魄比我们大。
（三）西化有什么可怕
全盘西化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大家最爱争。我讲全盘西化，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事实判断。不管好不好，爱不爱，这是大局已定的事情。你只要睁眼看一看，周围的一切，几乎全是西方文化，哪怕是国产自己造。
我们中国人，特别自豪的一件事，就是历史上，我们特别能化人。古书上讲的“柔远能迩”、“远人来服”、“归义”、“归化”，都是讲这类事。就连最不济的宋以来，汉族两次被异族统治，我们还是把他们给化了。还有，抗战时，我们讲四大发明，国人称为文化馈赠，很自豪。但结果怎么样？人家学了，却拿船坚炮利来还礼，我们又学他们。
可见，老师和学生是换着当。
中国人的心态很简单，我化别人，我爱听；别人化我，绝不行。近代中国，明明已经被人化了，有人还在幻想，说蒙元怎么样，满清怎么样，那么大的块头儿，不也叫咱们汉族给化了？多少年后，还会大翻盘。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文怀沙说，王鲁湘，你的唐装是满服，我穿和服，才是唐装，日本把中国灭了，没关系，结果是，中国多了个日本族，第57个少数民族（这话，不仅中国人听了生气，日本人听了也生气）。
现在的日本，现在的美国，你给我化化看，别做梦了。想不到这种明摆着的事，照样有人犯糊涂。
谁化谁，表面是争谁的文化更优越，其实是争支配权。我占有这个势，怎么化都行，什么你的我的，全都是我的。没有，才分彼此，才争高下。想不通的事，换位思考，道理很简单。
中国近代史是部挨打的历史。中国人挨打，中国文化也挨打，打得失魂落魄。一是揍出一个国学来，我叫“国将不国之学”。二是剩下一堆国粹，其实是全盘西化还来不及化，或化而不动，最后剩下来的东西。好像熬药，药被人喝了，留在砂锅里的，全是药渣。原汁原味，本来是药，没有药，只好拿药渣说事。所谓国粹，其实很多是国渣。前一阵儿，各地申遗，什么都申，很多就是这类东西。其实不少是这两年刚造出来的东西。
还有一样，令人自豪，则是我们的国宝。这是真正的宝贝，西化化不动的东西，只能毁而不能造。造出来的都不是国宝。我们中国，历史悠久，文明辉煌，当然很自豪。古迹、古物和古书，尽管使劲糟蹋，留下的东西还是不少。物质文化遗产，实实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虚虚假假。
古董，很多本来也是普通玩意儿，日用的东西，家家都有。毁的毁，弃的弃，最后剩下来，全是宝贝。保古和西化，如影随形。西化的破坏，反而抬高了古董的身价。
文物，摆进博物馆的展柜，都是稀罕玩意儿，无所谓精华糟粕。糟粕精华，只有进入现代生活的东西，还在使用的东西，才有这类问题。我们把古董摆进展柜，但不必把自个儿也摆进去。
（四）国学是国将不国之学
前一阵儿，国学网选国学大师。尹小林问我，哪些人算国学大师。我跟他说，举国若狂谈国学，大师不大师，暂且搁一边儿，咱们先得问一下，什么叫国学？
国学是个混乱概念。
什么叫国学？研究中国的学问就叫国学吗？不是。第一，没有西学，无所谓国学，国学是对西学而言，郑玄不是国学家，戴震也不是。第二，人家外国有汉学，同样研究中国。比如20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很牛。汉学不能叫国学。他们从周边国家讲中国边疆，从中国边疆讲中国内陆，比世界眼光谁大，比精通语言谁多，我们的大师（如陈寅恪），毫无优势可言。当时，五大发现，全和外国人有染，真让国人气短。陈寅恪、傅斯年，他们到外国干什么？就是出去偷艺。他们心里，全都憋着口气：人家看不起，暂时不说话，三十年后，再与他们争胜。
我的看法，国学虽刻意区别于西学，但实质上是“国将不国之学”。它跟西学争胜，越争气越短。新学，就连国学家也学，即使最最保守者也学——明着不学偷着学。大家要找原汁原味，几乎没有，其实都是不中不西之学，不新不旧之学。所谓大师也很简单，全是推倒重来，白手起家，创建各门新学术的人。
现在，一般人的印象，读古书就是国学。比如章太炎、黄侃，杨树达、余嘉锡，还有钱穆，这样的人才算国学大师。如果这才叫国学大师，很多人都不能算，国学的阵容很可怜。
我的意见，近代学术，有些太新，不算国学，最好归入西学；有些太旧，也不算，最好归入清代学术。比如考古学（archaeology），就是地地道道的外国学问，绝不是宋人讲的考古学；还有历史比较语言学（philology），也是地地道道的外国学问，绝不是清代的小学和考据学。李济、夏鼐，不算国学家；李方桂、赵元任，也不算国学家。
大家说的国学，很多都是不新不旧之学，什么算，什么不算？标准很难定。如所谓罗（振玉）、王（国维）之学，材料是五大发现，全是新材料，他们和法国、日本的学者有不少交流，眼界也很新，这种学问，大家叫国学。但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算不算，好像不算（地理系，现在归理科）。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算不算，让哲学系一讲，当然算，特别是近代尊孔的名人，更是绝对没跑，肯定都是国学大师，就连释道二藏也算是国学。
大家都知道，史语所的“史”，是用考古学改造传统的经史之学；“语”是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改造传统的小学和考据学。这样的学问，都是不新不旧。还有清华国学研究院，所谓国学也是不新不旧，有些还是严格意义上的新学。
现在，最奇怪的是，连季羡林都成了国学大师。人家自己都说不是，好事之徒，还要把这顶帽子扣在他的头上。这也反映了国学概念的混乱。
（五）国粹多是国渣
国粹是个可笑的概念。
中国古代，两河文明，黄河流域比长江流域要发达一点。从前的中国，头在北方，屁股在南方。近代，情况反过来，“鬼子”从海上来，现代化从东南往西北推，屁股变成头。最先进的跟最落后的凑一块儿，反而成了欢喜冤家。西化越凶，才越讲国粹。
古人说，楚地多巫风，江南多淫祀。明清时期的闽越还是如此，拜拜的风气最浓。我们的同胞，漂洋过海，把这些文化带到香港，带到台湾，带到海外的唐人街，在很多外国人看来，最中国。他们成了中国的窗口。唐人街，舞狮子，舞狮子是汉代传入的外来艺术。港台好武侠，武侠是人文幻想加义和团，专打外国人。好多人说，礼失求诸野，求出来的礼，很多都是这类东西。
中国的国粹是什么？很可怜。全是西化剩下来的东西，有些城里化了，乡下没化，沿海化了，内地没化。中医中药，国剧（京剧）国术（武术），还有中国菜，数来数去没几样。
我们，身上穿的，屋里用的，衣食住行，一切拿眼睛能瞅见的，几乎全是洋的。我们的词汇，留下了一堆“洋”：点灯用洋油，烧饭用洋火（或洋曲灯），穿衣用洋布，就连梳头洗脸，也是洋瓷脸盆洋胰子。
衣，中国传统，特重发式和衣冠，披发束发，左衽右衽，所以别蛮夷。满人入关，为争这口气，死了很多人。衣服的进化，全世界差不多。早期，裁剪技术不高，全是拿片布，往身上一裹；第二步，才宽袍大袖。紧身衣，类似运动装的衣服，往往和军事、体育有关，特别是骑马，我们叫胡服。所谓深衣、汉衣冠，早就没了。真国粹，有，农民穿的土布衫、免裆裤，大家不爱穿。
食，我们以为特国粹。其实，打新石器时代就粹不起来。烹调方法不说，材料是五花八门。五谷之中，只有小米、糜子是北方原产，水稻是南方原产。历史上，多少动植物，都是引进。比如各种瓜，除了香瓜，多半都是外来。现在的东半球，据说1／4的食物，全是来自西半球。比如辣椒从哪来？烟草从哪儿来？西红柿从哪儿来？红薯从哪儿来？都是来自美洲。没有辣椒，还有什么川菜？
住，古城，秦始皇铭功刻石，自诩堕坏六国城郭，我们比他还厉害，拆；城里的胡同四合院，拆；这些年，农村的老房子，也都扒了。我回老家，就连北方的土炕（从新石器时代就使用）也都扒了，年轻人要睡席梦思。
行，也是汽车、轮船、飞机的天下。就连自行车，也是外来，我们老家叫洋车子。
祖宗留下的，还有什么？我是说，生活层面的东西。抓耳挠腮，大家想到了语言。中国文学，总得用中国话写中国人，汪增祺如是说。但就连这事，也要打折扣。研究外来语的都知道，我们的汉语，很不国粹，哲学术语、科学术语、军阶官衔、制度名称，几乎全是外来语（很多都是日本传来的假汉语），甚至语法也大受影响。
唉，就连最最国粹的汉字，也被简化了。港台的同胞想不开。
（六）国宝要保不要造
中国历史太悠久，地上地下宝贝多。古人说，地不爱宝，稍一动土，就有发现。
古迹古物，和我们的万里河山分不开。保护自然生态，保护文化生态，是我们肩上的重任。
我们的地面遗迹，长城、大运河，很宏伟。长城断断续续，运河断断续续，保护起来最费劲。后者的现状非常惨，我亲眼目睹，不是排污渠道，就是垃圾坑。利用南水北调，古的变新的，不像话；不利用南水北调，又没有钱。
中国的考古发掘，年年大丰收，但盗掘也十分猖獗。
传世品和出土品，书画、陶瓷、青铜器，博物馆的收藏很丰富。近两年，全国都在盖新馆。但很多文物流入私人手中，流入海外市场。
地面遗迹，《封禅书》、《郊祀志》、《水经注》等书所载，如甘泉宫、后土祠、八主祠等等，都是了不起的古代遗迹。岳镇渎海的庙，也有存留。古建，山西最多，主要是元大德癸卯年地震后的劫后余存。
这些都是真古物、真古迹，一定要保。
假古迹，也不少，用《红楼梦》上的话说，很多都是“从敬爱上穿凿出来的”东西。比如陕西的黄帝陵，湖南的炎帝陵和舜庙，河南的二帝陵和太昊陵，山东的少昊陵，绍兴的大禹陵，江苏的泰伯祠，还有各地的关庙，等等。这些古迹，历代翻修，本身也是古迹。但各地公祭，烧香磕头，十分滑稽。不仅如此，为了寻根问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各地还拆了不少真古迹，造了不少假古迹，十分荒诞的假古迹。保护真的没钱，造假倒有钱。
现在的中国，文物古迹大破坏，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不能怪五四，不能赖文革。中国的地方官、旅游部门、施工单位，考古文博单位，都有责任。
中国的干部队伍，底色是农民。文物古迹被破坏，主要是管不住农民和地方官。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把博物馆交农民办，会办成什么样。肯定不是女尸，就是长着五条腿的驴。
中国传统再伟大，也不能靠毁真造假来发扬。推而广之，就是古代思想，也是同样的问题。真孔子，没人爱。大家更爱假孔子。
（七）五四运动，光芒万丈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打倒的只是店，不是孔子。孔子安然，孔子无恙。当时的非圣疑古，表面上是传统中断，其实是传统重建。它对中国新学术，有不可估量的贡献。不仅西方科学的引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军事学，是全面占领。人文学术，也革旧鼎新。从旧经史之学到新史学，从旧子学到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从旧集部之学到新文学，革新是全面的。
中国的新学术，不光是靠点滴积累，一砖一瓦往起垒，更重要的，是文化立场的突破。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前辈，感谢鲁迅，也感谢胡适。五四的遗产是多方面。明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很多问题，要全面总结。
五四有两个遗产，和胡适有关。
第一，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运动。这个运动，很多人都认为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标志。它和胡适的影响直接有关。胡适和顾颉刚，都很重视崔东壁，美国的Arthur W。Hummel也很重视。顾颉刚对崔东壁很佩服，但明确指出，他和崔氏不一样。崔东壁尊孔卫道，他不是。正因为不是，所以顾先生才敢怀疑圣人，怀疑孔子时代的圣人（尧、舜、禹）。这是了不起的突破。虽然，在方法上，顾先生沿袭了崔氏的方法，没有反省这类方法的不足，在古书体例的研究上没有突破。其实，宋以来的辨伪学，辨伪考实乃禁书之策，考据是为了保卫孔子的道，并不是纯粹的方法，里面也有意识形态。《古史辨》留下的问题，今天也还是问题。傅斯年、蒙文通、徐旭生，他们的族团说，都破顾说，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断，即使今天，也还在争（如关于断代工程的争论），可见影响多么大。
第二，是中国哲学史的建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舍上古圣人不谈，直接讲诸子，直接讲老、孔，当时人以为学问不足，但他的路是对的。这书是真正的开山之作。胡适之后，冯友兰是大家，书比他多也比他厚。胡不讲六家，冯讲；胡否认王官，冯加限制而肯定；胡以老在孔前，冯以老在孔后。这些分歧，现在也还是争论的话题。一般认为，这门学问，冯氏才是真泰斗。我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胡适的考证诚多可商，但文化立场，占位却比冯氏高。第一，他强调，中国哲学史，不能用西方哲学史的概念和框架来剪裁，冯氏反之；第二，他是把孔子从圣人的位子上请下来，和诸子平起平坐，冯氏却是尊孔派。胡适指出，冯氏争孔、老先后是信仰问题，看得很准。即使今天，胡适的看法也是解毒剂。
五四代表的新文化，后来分为两叉。1949年后，更被海峡隔绝，判若两个世界。
1998年，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编过《新史学之路》。什么是新史学？不光梁启超，不光傅斯年，派别很多。他们说的新史学，只是新史学的一支（现在去蒋，还讲什么傅斯年）。史语所的最大成就是考古发掘。这个队伍，海峡两岸各一半，不能只算一边。我呆过的社科院考古所和历史所，很多老人都是参加安阳发掘和西北考察的旧人。我的老师张政烺就是史语所的人。罗王之学的传人，绝大多数也在大陆。史语所的研究，强调的是动手动脚，找各种实证材料，这种材料，新东西全在大陆，研究是由大陆的学者在继续。过去的研究根本没法比。超越这类研究，打散了研究，提高了研究，还有不少东西，比如社会史的研究，也和共产党关系更大，即使走过曲折的路，也还是有很多贡献。
新史学的各派，成败是非，可以慢慢讨论，来源是什么，很清楚，根本没法按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分疆划界。它们的共同来源，都是五四。
厚诬五四，是数典忘祖。
近年，余英时说，郭沫若抄钱穆，引起轩然大波。钱穆和郭沫若，分属不同的营垒，分属海峡两岸各一边。他们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怎么样，可以另外评价。政治观点不同，当然不一样。但他们俩，学术成就怎么样？自有公论。钱穆，学问太旧，格局太小，根本无法和郭沫若比。中央研究院选第一届院士，他们对郭沫若的政治立场很不满，但学问没商量，还是承认，照样提名。傅斯年说了，只要不是汉奸。
其实，学术就是学术，即使罗振玉的书，我们也要读。他有学问，还是有学问。
这才是公允的看法。
（八）文化断裂和复古风
现在的中国，复古成风，动言断裂。断裂和复古是自古有之。艺术尤其明显。我有一本书，叫《铄古铸今》，就是讲这个问题。
张光直先生有个说法，西方文明是断裂的文明，中国文明是连续的文明。最近，法国的沙义德（John Scheid）教授来北大讲罗马的皇帝崇拜，他说，他不同意这一说法，欧洲历史也有连续性。
西洋史，断裂多，不然不会有他们的阶段说、形态说。但罗马推崇亚历山大，很多方面继承希腊；蛮族入侵，灭罗马，只是西罗马亡了，东罗马还在。东罗马一直有希腊之风。亚历山大灭波斯，也接受波斯文化，不光女人和地盘。
历史，都有断裂，也有连续，就像《三国演义》上说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们就算连续性强，也还是有很多断裂。他们有断裂，更不用说，否则还有什么文艺复兴。
现在，时兴讲文化断裂，好像只是中国大陆断了，香港、台湾没有，日本没有，欧美更没有。断裂的罪魁祸首，据说是五四运动。这是危言耸听。
断裂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根本原因是现代化。这不是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哪个时段偶然发生的问题，而是几百年来，带有全球性的普遍问题。比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断中世纪的传统，接希腊、罗马的传统；日本的脱亚入欧，也是断中国传统，接欧洲传统。谁都是爸爸不亲爷爷亲，反认他乡是故乡。这是风水轮流转和历史时装化的普遍规律。
还有，古典教育衰落，也很普遍。欧洲，是20世纪衰落，二次大战后，彻底衰落。拉丁文唱诗，如法国的天主教堂，1960年代后，也彻底不行了。
传统为现代化腾地方，哪儿都如此。就连事后诸葛亮的保古，也是由现代化来买单，由现代化来挽救——尽管摧毁它们的也正是现代化。
我说过，保古的前提是舒缓现代化的压力。这个压力不减，全是空话。欧美日本比我们做的好，主要原因是，他们先下手为强，没有这么大的压力，败家和疯狂致富的冲动没我们强。
中国的败家，是和现代化拴在一起，是和现代化引起的各种政治冲突和社会灾难拴在一起，参与其中的所有政治派别都有份，就连满清王朝也有份。比如五大发现，为什么都在世纪之交，就是中国败家败出来的。西域汉简、敦煌文书，被“丝绸之路上的洋鬼子”搞到外国去了，那是清朝的事。内阁大库档案造了还魂纸，那是民国的事。这些都不是现在的事。
大家把气撒在五四身上，五四和鲁迅成了众矢之的。众怨所集，才有目前的各种发烧发狂。背后的台词我不说，谁都知道。
　（九）说经典阅读
说起读古书，我们会想起鲁迅。
今人厚诬鲁迅，主要因为他是左翼，是延安树起的文化革命旗手，1949年后，在思想文化界一直处于独尊的地位。但我国知识分子，真奇怪，居然和美国的大老粗一般见识，以为只要沾个右字就好。毛泽东不是说，鲁迅活着，不是右派，就是在监狱里。他要活着，算什么派？有人说，匕首乱飞、皮带乱飞，都是鲁祸引起，恨不得掘墓鞭尸，这话公允吗？
关于读古书，鲁迅说过逆耳的话，那是忠言。有人说，他自己读了很多古书，却反对读古书；不让别人读，自个儿躲起来悄悄读。我读过鲁迅的书，他的想法没这么简单。
第一，他说，要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主要是为了树立新学的地位。他并没有说，绝对不许读古书，而只是说，新书和旧书，还是以新书为主，旧书最好搁一边儿，当务之急，还是读新书。今天的中国，也是这个格局，我看不能反过来。就像中医，保护中医我同意，但用中医代替西医或领导西医，我看没人会同意。
第二，他说，读经不能救国，这也是对的，今天我也这么看。
第三，他说，与其读经，不如读史，与其读正史，不如读野史，看看中国的历史有多么烂，我看也很有深义。世界历史学的趋势，日益重视生活史。野史正是生活史。其实，子学的地位比从前高，也是顺理成章。
第四，他说，要治国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治，而是像王国维那样治。很多古书的研究变成专家之学，也是势所必然。它不再走进千家万户，我看没什么不好（西方早就如此）。
古书是一种文化结构。五四以来，这个结构被颠覆，非常合理，非常正常。
六经是孔子时代的经典。汉以来，儒生是以孔子的经典为经典，五种不同的东西凑一块儿，没什么道理。现在，经典的概念早已变化，文史哲各系，分别去读，没什么不好。
汉代有五经，唐代有九经，宋代有四书五经。《论语》本来不是经。汉代，《论语》是四大传记之一，所谓传记，多是儒家的子书。四书五经，《论语》也是四书之一，不算经。只有十三经，才把《论语》列为经，这是后起的概念。我们拿《论语》、《孟子》当子书，和《老子》、《墨子》搁一块儿，是恢复诸子的本来面貌。
宋代树道统，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一脉单传。这个道统是虚构。五四以后，《论语》降为子书，道统被打散。孔、孟重归诸子，跟《荀子》等书搁一块儿，这也是儒家的本来面目。没有这种调整，只有经学史，没有中国哲学史，更没有中国思想史。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绝不是一个儒字所能概括。中国典籍，经史子集，也绝不是一个经字所能概括。
现在，很多自己都读不懂经书的大人，却疯狂鼓吹读经，甚至鼓吹少儿读经，我是不以为然的。少儿读经，不是读《诗》、《书》一类经。《诗》、《书》，连教授也啃不动。他们所谓经，是《三字经》这样的经，其实是蒙学课本，可笑。
我在北大开经典阅读课，不是读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而是以“鬼子”为榜样，读他们理解的四大经典：读《论语》，读《老子》，读《孙子兵法》，读《周易》经传。我觉得，这样安排更合理。
第一，这四本书最有思想性，最有代表性。《论语》是儒家的代表，《老子》是道家的代表，讲人文，这两本最有代表性。《孙子兵法》讲行为哲学，《周易》经传讲自然哲学，讲技术，这两本最有代表性。
第二，它们的篇幅比较合适，《论语》大一点，有15000字，其他三本都在5000－6000字左右。别的子书太大。
总之，古书可以读，但不必是过去的读法。
（十）我们的信心建在哪里
我们的信心该建在哪里？是真传统，还是假传统？这个问题，和大国崛起有关。
我一直说，中国人的心底，埋着个梦，就是重新当大国。不当大国，堵得慌。
历史上，大国崛起，往往有小国背景。如小邦周克大邑商，亚历山大征波斯，都是小国胜大国。
亚述，号称世界第一帝国，本来是处于四战之地的小国。因为怕挨打，才穷兵黩武，以血腥杀戮和野蛮征服著称于世。亚述宫殿的画像石，为我们留下了恐怖的印象。历史上的大国，往往都有这种背景。
中国曾经是大国，历史上了不起的大帝国。然而世事沧桑，近百年来，我们衰落了。就像历史上的很多大国一样。
近代，从前的文明古国，全都灾难深重。伊拉克是亚述、巴比伦，伊朗是波斯，全是挨打或准备挨打的对象（看看美国样板戏《亚历山大》和《三百勇士》的暗示吧）。早期探险家初到这些地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圣经》和古典作家笔下，天堂般的奇迹，怎么会是这等荒凉破败。
欧洲，所谓大国崛起，原来都是小国。希腊、罗马是小国，即使成为大国，内部也很松散，还保持城市自治。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也一直是小国林立，书不同文，车不同归，没有政治统一，只有宗教统一。草原帝国，都是部落聚合，也是以宗教为凝聚力，聚得快也散得快，缺少真正的粘合剂。和亲、女王一类东西，也是小国的特产。
西方传统，是小国传统，比如民主制，就和小国有关，和他们保持的原始特点有关。希腊、罗马的民主制，是建立在对外征服和奴隶制之上（柏拉图的《理想国》，原型是斯巴达的军事共产主义）。对内特别仁慈，对外特别残酷；上层特别优雅，下层特别野蛮。今天的大国，古风犹存。我们面对的还是古老的现实。
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他们的统一是宗教大一统，不是政治大一统。普世性的宗教，和政治大一统有类似功效。这是思想上的专制主义。
对比他们，我们该作何感想？
1980年代，怨天尤人骂祖宗，大家还记得吗？当时骂什么？主要是骂专制主义、骂封闭停滞，骂小农经济、骂吃粮食，不吃肉，心理自卑，达到愤懑的地步。大家恨传统，简直恨到了根儿上。《河殇》的播出是高潮，就是表达这种悲情。当时，我写过三篇文章（一篇登在《中国文化报》上，一篇登在《东方纪事》上，一篇登在《知识分子》上），力陈传统并非如此：其弊固多，不如是之甚也，何必众恶归之，集为怨府，把明明属于中国现代化的不良反应，全都怪在传统的头上。但这种声音，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国人几乎一边倒。
现在的中国，正好相反，从骂祖宗变卖祖宗，急转之下。我们的自信心仿佛一夜之间就提高了，高到令人惊讶的地步。举国若狂，一片复古之声。然而，只要耐心倾听，在《狼图腾》中，在最近播出的《大国崛起》中，我们还是可以听见《河殇》的声音，忽而哀怨忽而亢奋的声音。
一句话：大国梦想，小国心态，表面自大，骨子里还是自卑。
现在的人，迷托古改制，常拿欧洲说事。他们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迫于宗教传统的巨大压力，不托古，不能求新。大家乐道的阐释学，不过是这类玩意儿。说是复兴中国文化，其实是步欧洲后尘。现在，西方史家有反省。大家猛回头，才发现，很多传统都是假传统。假希腊，假罗马，对传统和现代都是破坏。
中国的复古，是因为意识形态真空，就像俄国，乞灵于传统。
但我们的传统，精英文化，不语怪力乱神。下层见神就拜，也没有宗教大一统。
中国的传统很实在。没有教，不必造。现在，很多英雄气短的人，宁愿相信假传统，也不愿相信真传统。就像古之好事者，登临怀古，没有真古迹，也要造一个出来。中国需要这样的造神运动吗？中国的运动还少吗？
现在的复古，是真复古，还是假复古？孔子教导我们说，他的目标是奔西周，你会照他说的办吗？王莽倒是打这个旗号，你能学得来吗？说复古的，往哪儿复，怎么复？哪朝哪代哪个皇帝？你的复古方案是什么？请给大家说说看。你要迷这帝那帝，曾胡左李，就别讲什么“走向共和”。
上个世纪初，国人惊呼，神州陆沉，亡国灭种。然而现在怎么样？国未亡，种未灭，中国人还在，中国的万里河山还在，以往的历史，可以平心静气看。
我的看法是：
研究传统，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自信。中国的历史遗产，虽遭破坏，还是相当丰富。古书也好，古物也好，古迹也好，还是集中在中国大陆。特别是尚未开发的地下资源，更几乎百分之百在中国大陆。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人。中国人还在，不信邪的精神还在。我们的一切，已经纳入现代化的视野，古今中外已经摆上了同一桌面。
台湾有点东西，都是大陆带走的，集中在史语所和台北故宫，还有一个历史博物馆，很小。他们，报告发光，图录出尽，就没有资源了。人，台独政治家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还谈什么传统文化。
香港太小，没有祖国的万里河山，完全脱离中国文化的主流，眼中没有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生活（只能从旅游和电影了解），殖民统治太久，没根。他们的居民，要么很土（各种怪力乱神的崇拜），要么很洋（官场、课堂说英文，连名字都是英国的），传统文化，同样很淡薄，缺乏自主原创力。
欧美和日本的汉学家，是另一个天地，他山之石吧。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几个美籍华人就是国际汉学界。
对中国传统，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的天是中国的天，地是中国的地，人是中国的人，根本用不着气短。
我们的文化资源，世界任何地方都比不了。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面对着有血有肉的中国生活，用中国人的语言、中国人的体验，写中国自己的历史，这是最大优势。
我们为什么要自卑？我们有这么多真东西，干吗还要拿假的壮胆，拆了真的造假的，跟着别人起哄。
托古改制，自欺欺人的阐释，全是无聊把戏，对中国的形象，有百弊而无一利。不是爱中国，而是害中国。
传统不必这样红。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18:32

张鸣：凡是不准人说实话的王朝必定衰亡

信源：网易博客

如果泛义的讲，权力是无所不在的。从这个角度理解，权力无非就是支配力，只要有能力支配他人，就意味着拥有权力。然而，我们今天讲的权力，仅限于政治领域。只讨论由于强力或者政治制度规定了的支配和被支配关系。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帝制历史，如果加上此前的王制时期，中国3700多年的历史，就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这个历史里，虽然有“民”，有“氓”，有“黔首”，但民众在历史里，只是一团模糊的身影。历史，就是支配者的历史。也就是说，历史的叙事，只是权力支配的叙事。今天的人们，比较喜欢说权力异化这个概念。但是，其实没有什么权力异化这回事。支配者使用权力，如果没有顾忌和障碍，百分之百都是趋于无限扩张的，最终，都让人受不了。

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权力的来源，都是强力，或者说暴力。以马上打天下，是一个通则，任何人不能例外。即使通过宫廷政变夺天下，背后也是武力，没有武力的支撑，就没有逼宫，更没有政变。但是，马上打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也是一个统治的通则。以武力运作的方式统治，无一例外，都是短命的。即使像中世纪蒙古这样世界公认的强大军事力量，按武力模式统治，也就维持了不到百年。五代十国军阀统治时期，五个朝代，总共51年，平均每个朝代10年多一点。皇帝宝座传到儿子，屁股没坐热，朝代就倾覆了。被支配者民众的活动，在平时没有多少记录，可一旦民不堪命，民变蜂起之时，模糊的民，就成了主角了。

也就是说，权力可以用武力夺取，但如果权力的使用不讲道理，没有节制，那么，二世而亡，就是迫在眉睫的现实。反过来，恰是这个严峻的现实，才使得权力的拥有者，对于使用权力，要讲道理，有所节制。

讲道理，有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是大道理，按孔子的说法，是仁政，孟子解释说，之所以要行仁政，是因为“民为邦本“。就是说，民是统治者的最大资产，没有了这个资产，就成了穷光蛋，孤家寡人，也就没本钱统治了。第二是有什么说什么。首先是把事情应该怎么办的道理说原原本本说出来，不打埋伏，实话实说。第二是不隐瞒实情，不对上级搞信息封锁，尤其是不能蒙蔽皇帝。所以，讲道理，实际上就是说实话。

没有一个皇帝喜欢被人蒙蔽，没有一个皇帝嘴上不说，喜欢臣子说实话。而且，只要实话说得比较多，王朝就兴旺，实话没有人说，谎言充斥，王朝就注定衰亡。但是，现实的王朝政治，实话实说，还真是个难事。犯颜直谏，在史书上绝对是美德，但在现实中，却非常稀少。固然，像秦二世那样，被蒙蔽到鹿马不分，对外界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像明熹宗那样，只顾埋头嬉戏或者做木工，外面的事情不闻不问，应该属于极端状况。但是，完全不被蒙蔽的皇帝，还真的就不存在。尽管，韩非子教了好些不被蒙蔽的权术高招，帝王们很听话地照搬施用，同时，用雷霆之怒，严酷的刑责，惩罚欺蒙者，但是，还是消弭不了被欺蒙的可能。不仅皇帝如此，每个上级，也都如此。一级蒙一级的可能性，永远都存在。

这是因为，拥有支配性权力的人，本能上不喜欢实话实说。人性的弱点，就是目好好色，耳喜恭维之声，说白了，就是喜欢听好听的话。文明程度越高，这样的弱点就越是明显。人人都知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但大权在握之辈，听得进逆耳的忠言，都是被迫的。中国历史上，汉唐并称盛世，简单地说，就是这两个朝代，对实话容忍度高一些。但这个高容忍度的前提，是因为这两个朝代，前面的朝代都是二世而亡。殷鉴不远，不容他们不谨慎。

在帝制时代，君主或多或少，能够纳直言，听得进意见。或者说，按照实话的逻辑，对权力的行使有所规范。客观地说，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有一些有形和无形的限制。第一种限制，是大道理的限制。中国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凭借的是法家思想。但是，法家思想利于打天下，巩固江山却不灵。所以，后世皇帝独尊儒术的选择，等于承认在最高权力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道理的存在。在政治上，“皇权接受一个更高的意识形态的指导制约，士人官僚的‘规谏’构成了制约皇权、调节政治的重要机制。”[1]大道理不仅要放在庙堂之上，而且需要通过士人官僚不断地实话实说，才能对君主的权力构成制约。

第二种限制，是制度。王朝的制度，都是经君主同意确立的。权力的行使，要按制度的轨道走。这里本身，就蕴含着对权力的制约。汉文帝时，发生在廷尉张释之身上的一个故事，非常耐人寻味：“顷之，上（指汉文帝，笔者注）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以为行过，既出，见车骑，即走耳。’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驾，马赖和柔，令它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当是也。’”[2]皇帝可以自己执法，把惊了你的马车的人杀掉，但如果交给廷尉（汉初主管司法的官员），那么就是进入了司法和制度轨道，就得按法律和制度办。这就是制度的制约。后世史家，公认汉唐的制度，有其优越性。其优越性，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的集体决策机制，任何重大决策，必须经过朝廷重臣的集体讨论，朝议和廷争，才能拍板。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可以实话实说。而不必担心受惩罚。即使形成了决策（诏令），某些专门的机构，比如门下省，也可以封驳，即打回去重议。而御史台的谏官，也可以提意见，让皇帝回心转意。

当然，对皇帝权力最大的限制，是士大夫官僚群体。自汉朝之后，官僚基本上由儒家士大夫担任。而儒家士大夫，一向以儒家伦理的阐释者自居，有修齐治平之志。为帝王师，是他们生活事业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说，他们自以为有引导，规劝君主的使命。反过来，君主一般也以“与士大夫共天下”为信条。接受指导，接受规劝，是一个“明君”的基本形象。就情势而论，大一统的帝制国家，皇帝必须依靠官僚们来统治天下，如果没有官僚的协助，他将寸步难行。所以，必须接受官僚体系的制约。

显然，这三种限制，之所以能成为限制，关键是皇帝本身还有所忌惮。担心自己做了亡国之君，担心祖宗江山亡于顷刻，也担心因为自己的行为不当，留下万世的骂名。如果他像隋炀帝那样，觉得即使是跟士大夫们比才学，他也该做皇帝，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如果他像像二世和明熹宗那样，根本没有长大，心智停留在儿童状态，一味贪玩，专心胡闹，那么，他在理论上，就可以无法无天了。任何限制，都对他不起作用。人性的弱点，威力巨大。作为君主，就本心而论，他们其实更乐意不受限制，不听规劝，任着自己的性子来。选择接班人，是皇权政治的头等大事。皇帝选择接班人，按规矩是一回事，论喜好则是另一回事，一种不讲道理的胡来。但是，从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开始，就喜欢这样胡来。原本已经按规矩，定下了皇后生的长子刘盈为太子，但他晚年偏爱宠妃的戚夫人，非要废掉刘盈，立戚夫人生的儿子为太子。御史大夫周昌是个结巴，闻讯只会结结巴巴地抗议，“期期知其不可”，“期期不奉诏”。[3]但能说会道的儒者叔孙通，则说：“昔者晋献公以骊姬故废太子而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苏，胡亥诈立，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共）苦食啖，岂可背哉！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最后打动了刘邦，收回成命，缩了回去，说换太子不过开玩笑而已（“吾特戏耳”）。[4]显然，如果不是出于害怕亡国的担忧，秦亡的阴影作祟，即使聪明如汉高祖刘邦，也一样会任着性子，听自己喜欢女人的耳边风，擅自改动继承人。而且一干到底，不管大臣们的劝阻。

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帝制的历史上，尽管君主们知道实话实说，对他们的统治有莫大的好处，但他们却一直在做一种反向的努力，尽力削减人们说真话，说实话的空间。所以，即使在唐朝，苏味道这样的模棱宰相，就做得比较长。而李林甫这样诸事顺着皇帝说，事事逢迎皇帝的宰相，干得也是风生水起。李林甫这样的人，不仅自己不说实话，也不许别人说，让谏议之官，去学御马监的仪仗马，一声不响。我们伟大的诗人杜甫，在担任左拾遗（皇帝身边的谏议官）时，就因为多了句嘴，就丢了乌纱帽。从盛唐到晚唐，皇帝也一直在降低宰相们的官衔，好让他们没那么大的资本，跟自己争吵。进入宋代，一直在皇帝身边，坐而论道的宰相们，忽然之间，就没有了座位。有种说法，是宋太祖做皇帝的时候，前朝降臣范质为相，欲有文字进呈，宋太祖说，我看不清，你走近点，偷偷令宦官把范质的座位撤了，从此，宰相上朝无座。也有材料说，其实就是因为范质故意谄媚，自己不要座位，开了一个恶例。近世著名文史学者陈登原先生认为，宰相没有座位，就是“由于范质之逢迎。”[5]但是，这样的逢迎，跟皇帝的喜好，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范质这样的宰相，不敢在皇帝面前有座位，其实是出于皇权的无形压力。

到了明代，一身流氓气的开国皇帝，把宰相也给废了。而且开创了帝制国家特务政治的先例，设立锦衣卫、东西厂，走法外的轨道，口衔天宪，随意迫害群臣。御史台（明代叫都察院）里再也没有了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谏议官，御史只对下，不对上。而继承明制的清代，自负的皇帝，连士大夫修齐治平的权利都给剥夺了。在他们看来，治国平天下，是皇帝的职责，跟士大夫有什么相干。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就是跟皇帝争天下。甚至，传统的士大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也被皇帝收去。乾隆皇帝解经，被拍马屁的臣子奉为经典之上的经典。后来的臣子读经，只能按皇帝意思来，越轨，就是离经叛道。为了让士大夫们彻底闭嘴，清代的文字狱，一个接一个，在动辄获咎的情况下，士大夫们只好去做朴学，埋头考据。在这种根本不让人说话的政治气氛里，干、嘉、道三朝元老曹振镛的名言，多磕头少说话，成为清代臣子们必须遵行的准则。很多臣子，把磕头当成了健身体操，每日练习。在清朝，磕头甚至是一个门功课，一门技术，需要前辈来传授的。所以，做臣子的，大道理是绝对不能讲了，要讲，也得皇帝自己讲。即使皇帝垂询，臣子们也只能就皇帝的意思，说一点技术性的话。皇帝要求臣子的，只是做事。别妄想做大臣，只能做奴才。甚至到了晚清，大清江山都需要靠在野的士大夫练乡团来拯救了，在西太后的评价体系里，能做事，还是对臣子的最好褒奖。

君主的专制程度越高，人们说实话，说真话的空间就越狭窄。当君主可以肆无忌惮地凭一己的好恶，甚至一时性起，一时的气愤就可以福人祸人，势必会引来越来越密集而高调的逢迎和奉承。君主如此，坐镇一方的高官，也是如此。人性如此，只要说好听话的人，在权力场中，会得到好报，官场中人，会自动地用马屁来换取他们需要的一切。而不会，也不乐意这样做的人，就越来越被疏远。被马屁灌饱了的人，一般来说，都会出现两种病症，一是自我膨胀，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二是不大能容忍与自己判断不同的意见，至于刺耳的实话，则更是要暴跳如雷，继而大张跶伐。

有了这样的病状之后，一般来说，无论是臣子，还是下属，都不会在他们的耳边说他们不喜欢听的话了。即使不出于逢迎求官求财的动机，有谁乐意讨不自在呢？反过来，这些有权的猛人，也就特别容易被人包围，根本无从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如果还有人想挽回时局，想方设法说点实话，透露一点真实的信息，也只能走迂回路线。把真话和实话，变成一种变相的马屁，迂回地灌进去。举一个例子，光绪六年八月，西太后身边的太监李三顺，奉西太后之命，送食物给西太后的妹妹。出宫时忘记带腰牌，被午门的护军拦下。争吵之中，太监恃宠骄横，把食盒摔在地上，回去禀报西太后，护军无理。结果西太后大怒，非要制一干护军死罪不可。这样的事，明明是护军按制度规定办的，没有过错，但西太后就是偏听太监的一面之词，非要法外加刑，严惩护军。事情一出，朝野大哗。可是任谁来劝，西太后就是不听，固执己见。最后，张之洞上了一个奏折，从爱护西太后，维护宫中安全的角度，来劝西太后，西太后才听进去了一点。任是如此，最后的处理结果，护军虽然保住了性命，但还是受到了惩罚。

后来，甲午之战，中国惨败，为了保住朝廷，不得已推行变法。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参与变法的谋臣，不会讲话，得罪了西太后。一个明明非变法不能自存的局面，西太后就是不管不顾，毅然发动政变，废止了变法，差点将国家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一个国家的政治，若是到了实话不能实说，非得绕着弯子说，迂回地说，把实话变成马屁来说，才能于时局有所小补的时候，政治空气就已经相当恶劣了。这种时候，我们看到，有责任的热血之士，如果还想在体制内做点事，就非得把自己变成八面玲珑的琉璃蛋，变成特别会说话的巧嘴八哥。否则，就只好投身反叛队伍，致力于推翻现实政治了。这是实话的扭曲，但从根本上说，是政治的扭曲。这样的扭曲严重了，离政治塌台，也就不远了。

所以，我们看到，通过对传统政治的考察，没有什么权力异化这回事。权力只要绝对化，就必定是无法无天的。权力是要人来行使的，而人，则是有人性的弱点的。古往今来，人们一直期待有权者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实现自我约束，不再放纵权力。但是，迄今为止，无一成功。即使像汉文帝和唐太宗这样的千古称颂的明君，他们的明智，他们的从谏如流，也是建立在对亡国的忌惮上的。而且在骨子里，对犯颜直谏的人，都不喜欢。这一点，从著名的直谏之臣魏征死后的遭遇，就可以看出。历史告诉我们，单凭统治者的明智，大度来容忍实话，尽管实话对他们有利，也是靠不住的。人人都不喜欢一言堂，但都是不喜欢别人一言堂，自己一言堂，感觉还是相当爽的。正因为人有这样的弱点，很难靠自己的道德修养克服的弱点，所以，对权力的约束，才是良好政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从历史上看，作为儒家思想载体的士大夫，他们中的某些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情怀，的确构成了政治中说实话的要素。历朝历代，都有一些不怕杀头，而坚持说实话的人。但是，也正是儒家的性善说的出发点，使得人们在建构制度的时候，始终难以将用制度和法律克制人性之恶，作为重点。总是把制度的最后一道防线，放给人的道德自觉。结果，一次次演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循环剧。

今天的国人，当然应该继承古之士大夫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情怀，修齐治平的道德责任感，但是，我们还应该着力修建我们制度的堤防，防止人性中恶的成分在不适当的时候溢出。古今世事大变，古代的人们，也许会想到今天的人类可以轻松地在天上飞来飞去，也但绝对想不到会有互联网，汗牛充栋的书籍，都可以轻松地放到网上，化为鼠标的一点。可是，人性的变化，其实并不大。人性的弱点，是超越国界，超越地域，超越信仰，超越时空，也超越意识形态的。对人性恶的防范，是人类的共同课题，也许，一万年，都还要接着做，未有穷期。

[1] 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第5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 《汉书》第八册，第23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19:12

自我按摩与互相按摩(转载)

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批评与自我批评，曾经据说是中共的法宝，用在清洁自身方面，百试不爽。但是，这个法宝在1957年，遭遇到了空前的尷尬。好些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党的整风的党内外人士，就因為批评两个字，被打成了右派，其中相当部分的人，其实只是批评了一下党支部书记，因此就成了反党分子。

　　由於有人参与批评自我批评，被打入九地之下，沦為人下人。当然，这个法宝，以后也就逐渐没有人提了。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因為大饥荒的缘故，一个中共的政治局委员，在党的会议上写了封信，对党的主席提了几毛钱的意见，其实严格说，连批评都算不上，居然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自己落马，还牵连了一窝人等。到了这步田地，所谓的批评自然销声匿跡，自我批评嘛，当然也就成了小人物的专利。至於大人物，坚决不下罪己詔，是一种信念。如果非要说这个法宝还在用，那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表扬与自我表扬。

　　然而，这两年，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法宝，似乎大有重新出山之势。总书记亲自出面，报上报道了好几起领导班子的批评自我批评，据说开会的时候，人们都脸红红的。最近的一场，居然还有人哭了，流了好些眼泪。官场中人告诉我，现在批评与自我批评，已经成為一种制度，各级机关，定期就要进行这样的活动，有记录，有匯报，马虎不得。

　　官场就是这样，上面重视的事情，从来马虎不得，因為要检查，要匯报。必须有模有样，否则过不了关。但是，这年头，各级领导干部，干的事实在太多。如果这样的批评自我批评，真刀实枪，而且放手让民眾也参与，能折腾出什麼事来，还真是无法想像。所以，活动还只能放在内部，自己人关起门来讲。

　　但是，既然要批评与自我批评，总得说点有分量的东西，否则，像从前那样，互相批评只能讲谁谁谁不注意休息，不注意联繫女同志，自我批评只讲自己脾气不好。匯报上去，估计怎麼也过不了关。总之，既要开展活动，又要不伤和气，既互相批评，又不伤筋动骨。难度不小，但再难，也难不倒共產党人。於是，我们看到，领导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悄然之间，就变成了自我按摩与互相按摩。

　　按摩是有痛点的，自我按摩，手指头按下去，伴著些许的痛楚，面红耳赤，也是有的。至於互相按摩，据说事先要说好，哪儿可以碰，哪儿不可以碰，约定好了，到时候即使看上去似乎是很尖锐的问题，细想起来，说开了，也就没什麼了，绝对不会伤筋动骨，没有人会因此而遭遇麻烦。按摩与自我按摩，敏感部位不碰，这是规矩，也是原则。如果有哪个不识趣的坏了规矩，群起而攻之，最后麻烦最大的，反而是他。

　　高，实在是高。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19:52
偷学记 旁听生眼中的北大教授们

2011-06-25  新京报 　

近日，《北大偷学记：一个民间学人的北大三年》出版，本书作者于仲达在北大旁听了三年，他记录了数十位学者的讲座风格，展现了这些北大学者的风采。本报摘录其中部分内容发表，以飨读者。
　　学者 陈平原 “一九饿七年”
　　陈平原：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现为北京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出版有《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等著作。
　　在北大，操一口潮汕普通话的陈平原，能把1927年说成“一九饿七年”，却挡不住学生蹭课的兴趣。
　　跨校的、跨专业的、跨学科的，常常坐满一屋子，小教室要换做大教室，正点来的，很可能只有窗台和地板坐了———这位先生不但知识广博，台风好，还对旁听生很关注。
　　知识广博，因为陈平原爱读书，数十年来“将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作为北大首批文学博士，他在北大现代文学专业开山鼻祖王瑶的私淑弟子里，也以“文气”著称。
　　陈平原追求一种“学者的人格”，在广州演讲时批评目前的中国大学“越来越像官场”，公开反对一流学者当校长，以表明自己“为学术而学术”的主张。
　　他并不欣赏积极干预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认为即使学者关心政治，也是出自这种人间情怀而非社会责任。
　　“读书人应学会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普通人凭良知和道德“表态”，而不过分追求“发言”的姿态和效果。”陈平原如是说。
　　在陈平原“中国文学研究百年”的第六讲里，鲁迅作为“有思想的文学家”的形象被重构了，批判和启蒙色彩被淡化了，转为平静书斋里的文史学者。
　　有人说，这或许隐隐寄托着陈平原自己的向往，躲进书斋，不问世事，享受学问的乐趣。像周作人一样，他在学术著述之余，坚持写散文小品，寄情山水，只在这有限的园地里宣泄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感悟。
　　激情 钱理群 手舞足蹈，头上冒蒸汽
　　钱理群：男，1939年生于四川重庆。人文学者，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著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1948：天地玄黄》等。
　　手舞足蹈，头上冒着蒸汽，纷纷扬扬的粉笔灰落满全身，和流出的汗混在一起。
　　黑板擦攥在左手，粉笔捏在右手，双手不时在空中舞划着——
　　这是很多学生能回忆起钱理群的激情演讲画面。学生说他是“一个激情燃烧者”，声音有种魔力，能产生“催眠效果”。
　　这种激情未受时间影响，他爱描述“鲁迅式”知识分子，给22届学生连续讲了17年的鲁迅，从1985年到2002年正式退休，其中还不包括给研究生开设的鲁迅、周作人研究的专题课。早在1960年大学毕业后，他在贵州下放的18年，就写下了一两百万字的鲁迅研究札记。
　　他从鲁迅身上读到了“民间立场”的批判意识、“反抗绝望”的激情和“对学院派文化脱离现实”的反感。这与钱理群本身的精神世界相呼应。他社会经历丰富，如今虽然身居学院，但“不追求永久的学术价值”，因此对北大的硕士、博士过于学院化的教育很失望。他热爱的鲁迅研究是生命化研究，推崇的教育是生命化教育。
　　有言论认为，激情带来的过分融入，显得有些“极端”、“躁动”。过分的启蒙姿态，也难免不够客观。而激情钱理群身上“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谁不说”的执著精神，给后学者的启迪在于———启蒙了什么不重要，关键在于怎么启蒙。
　　悲悯 何怀宏 温和得很，从不批评
　　何怀宏：1954年生于江西，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学术著作有《良心论》、《世袭社会及其解体》、《底线伦理》、《道德·上帝与人》等。
　　住在密云水库边的何怀宏，喜欢发呆和走路，除了思考人类的终极问题，每天他还要快走30公里。不论何时，沉浸在思想里，他便马上进入了完全的宁静。
　　学生们读完他深沉的哲学著作《人类最悲惨的思想》，心生敬畏，不料先生本人却温和得很，从不批评学生。
　　其人讲课语速缓慢，身材硬朗，一头棕发，经常有学生猜测，他的军旅经历是不是给他带来了点什么———因为在他的眼神里，威严和宽厚交织。
　　作为“69届初中生”， 何怀宏当过钣金工、翻砂工，还做过更生灯泡，1972年底去塞外当兵，1978年上“五七”干校，他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一批人，这种生命体验让他格外关注鲁迅和俄罗斯文学。
　　研究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们，需要坚韧的灵魂承受力。比如鲁迅本质上是反快乐主义的，能承受精神的痛苦，特别能承受残酷的灵魂考验，有过基层体验的何怀宏在他们的品格中读到了与自己相似的悲悯。
　　他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陀氏有一种可贵的问题意识，把时代、永恒、信仰和社会都结合起来了，里面有最切实的社会理论、政治哲学，同时也有宗教信仰和精神渴望。
　　何怀宏除了审痛，也不缺乏感受爱的能力，在鲁迅这个典型上，他特意把鲁迅与耶稣相比。认为鲁迅是用尘世逻辑出发，主张改造国民性，而耶稣却是以最终彼岸为归宿，以爱感召人类。
　　他认为，今天的中国需要的是坚定的温和者。最优秀的德性大概是坚韧激情更多地表现为长期沉潜的功夫，而不是一时的兴奋和张扬。
　　【补录】
　　周学农 “不问则可，问则写”
　　一次佛教史课，有学生交期末作业，一张白纸而已。交时目光如炬，镇定自若曰：“一切是空，故交白纸。”学农师曰：“一切皆空，原应不交。”某学期禅宗专题课，“农哥”布置大家做文章一篇，充作期末考察。一学生给老师发来一幅图画以充作业。“农哥”回信三个字：“收到了。”哪知同学学禅不到家，过了几天不能放下，给老师复信：“周老师，不知道我的作业行不行？”“农哥”答道：“不问则可，问则写。”
　　周学农（北大佛教与道教教研室副教授）
　　高远东 用音乐来演绎鲁迅
　　2008年5月6日这节鲁迅研究课上，高先生请来了交响乐家王西麟先生现场用音乐来演绎鲁迅的作品。王先生经历坎坷，富有激情，他分别放了三首自己谱写的纪念鲁迅的音乐：黑衣人歌里，古老、蛮荒、神秘、恐怖；《过客》的配乐，凄风冷雨，毛骨悚然；第五交响曲，深情、愤懑……时时感受到一种抗争和冲突，特别是《铸剑》中的那种殊死搏斗的精神。由此可见，高先生推崇鲁迅先生身上的那种生命的强力。
　　高远东（北大中文系教授）
　　李零 “玄牝”何解？
　　李先生拿着各种版本的《老子》，开始讲课。
　　“玄牝之门，天地之根。”李零讲“牝”字，讲得很“黄”，他认为牝是“牛X”，并引用《肉蒲团》中的描写场面，当说到“男女之事不可不勤也”，“阴阳交欢”、“牛X”之时，围坐的学生都笑了。两个紧靠李先生坐着的女生，直直地盯着他，合不拢嘴地笑着。
　　李零讲老子集学术、见识和幽默于一体，时常惹人发笑。
　　李零（北大中文系教授）
　　陈晓明 中国的立场
　　有一次，陈晓明和杜维明对话。杜维明提出，西方学者都有“知识谱系”，中国当代学者是没有“知识谱系”的。此时，陈晓明再也无法顾及他经营了多年的西方“知识谱系”，转而主张“中国的立场”和“中国的方法”了。部分语录摘录如下：
　　韩寒是“80后”中少有的有创造力的人物。
　　郭敬明是他们这代人内心经验深刻的体验者和表达者。
　　陈晓明（北大中文系教授）
　　杨立华 圣人的生平
　　杨立华如是说：
　　以上就是孔子作为一个圣人的生平，请不要用各种浅薄、丑陋的心态去竭力丑化孔子，作为一个现代人，这样做只能显示你自己的内心有多肮脏。否定圣人的存在只是内心软弱无力的表现。
　　我这个人非常随和，唯一不能容忍的就是某些人想尽一切办法侮辱孔子。有一个朋友和我交往七八年，仅仅在一次吃饭的时候他用轻蔑的语气侮辱孔子，我就因此和他绝交了。
　　杨立华（北大哲学系副教授）
　　本版摘录/特约记者 雅婧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20:01
http://read.dangdang.com/book_16500?ref=read-3-C
http://read.dangdang.com/book_16500?ref=read-3-C
http://read.dangdang.com/book_16500?ref=read-3-C
《北大偷学记》电子书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20:03
吴晓东：“怀想漂泊”的北大学人

吴晓东：1965年出生于黑龙江勃利，1984年至1994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获博士学位。现为北大中文系副教授。著有《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阳光与苦难》、《记忆的神话》、《20世纪外国文学专题》、《中国现代文学史》（合著）、《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合著）等。

吴晓东说，“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典型心态”。因此，在对吴晓东的采访过程中，除了努力发掘他身为北大学者的人文情怀和个性魅力之外，我更试图从中整理出一个时代留下的印记，或者说所谓“六十年代出生”的某些特征。

n 浮出水面的北大学人

最早认识吴晓东是在他为北大中文系学生开设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课上，当时最为深刻的印象，是他并不十分流畅的但思维连贯的语言表达，我竟然有一种阅读鲁迅文字所带来的生涩却极富魅力的绝美感受。

从北大中文系本科、硕士、博士到留校任教，吴晓东在北大度过了将近二十年。追溯过去的日子，首先想起的是八九年夏天之后那一段日子：“那时候，我们正读研究生一年级的一批同学每天差不多都在凌晨四五点钟才上床睡觉。喝酒、聊天、打牌、读金庸古龙是我们那段日子的常态的生活，把颓废的世纪末生活提前过了”。

当年吴晓东在45楼3单元的研究生宿舍靠着北大的西围墙，围墙外是那条通向颐和园的马路。几乎每天上床的时候，都会听到围墙外第一班332路公共汽车在空旷的马路上呼啸而过。他说：“那时，我会想起曹禺话剧《日出》中陈白露的台词：‘太阳出来了，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心里涌出的是一种怅惘：当人们已经享受新的一天的空气和清晨的太阳的时候，我们却依旧生活在昨天，我们的昨天才刚刚过完，我们是被正在行进的生活抛弃的一群。这就是一个大时代留给我们心灵和日常生活的印记。”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颓废感和失重感，吴晓东才写出了那些“关涉到诸如流浪、梦想、感性、反叛、失落、苦难、拯救、激情等等范畴更带有八十年代的文化和历史语境特征”的文字，这成为他第一本专著《阳光与苦难》中的主要篇幅。他说，“我奢望着个体的感悟也能以某种边缘姿态成为一代人甚至一个时代的心路历程的一个见证”。

此后，他的博士论文《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和学术论文集《记忆的神话》，则凸现了学者吴晓东理论功底的扎实厚重和文字走势的沉稳流畅。但我似乎更喜欢《阳光与苦难》时代的吴晓东，或许每个人都有一段激情写作的年代。吴晓东个人也很怀念那时的写作状态：“加缪20岁时的敏感而躁动的散文写作是我那时的榜样。尽管文章有可能幼稚，但却是无法重复的。如今我喜欢的是一种既明白晓畅，又有感悟力和思想力的文字。同时我仍希望用不同的文体写作，既需要严正的学术文体，也渴望有穿透力的诗意文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2001年，“曾经北大书系”以为北大正名的名义正式出版。《记忆的神话》是其中的一本。如果说以往的吴晓东蛰伏于北大，蕴积一种厚积薄发的能量的话，那么，《记忆的神话》的漂亮出击，无疑令吴晓东浮出水面。这本书同样是他诗学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其中对于审美主义与现代性、现代小说诗学等问题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阅读他对普鲁斯特、昆德拉、博尔赫斯等大师的细读文字，你会发现在他的笔下学问不再是枯燥乏味的名词术语，而是一种诗意的叙述，文学评论原来也可以这样精彩。

中文系著名的“现代文学名著导读课”（每堂课由不同的老师主讲，比如钱理群讲《野草》、孔庆东讲《雷雨》等），这周终于等到了吴晓东的出场。这份期待因了bbs上“怀念怀念”、“东哥的课太火了”之类留言的蛊惑而变得更加强烈。吴晓东对于现代诗歌的解释一如既往的沉稳厚重，只是多了一份难得的幽默和雍容。

“我更喜欢把自己定位为一名教师，就像我的硕士导师钱理群先生那样”，吴晓东说，“我对教师生涯和大学课堂一直心存敬畏，在如今的所谓后喻时代，学生知道的新东西可能比老师要多得多，所以往往是学生指导老师，而不是老师在指导学生。学生找到了个新的课题，逼迫你自己去关注和了解，否则你就会跟不上他们的兴趣与思路。这就像洪子诚老师所说的那样：‘为了不辜负那些渴求知识的青年人，为了能和他们对话，你就不敢过于懈怠，就要不断学习，包括从他们那里学习。’所以我认为身在大学，首先的身份和职业是教师，其次才可能是学者。当然，身在北大的特殊之处在于，你自己如果没有自己独特的学术研究作为支撑，是没有办法成为称职的教师的。”一堂课能让学生如此牵挂，应该是为人师的一种自豪吧。

与北大深厚的感情牵挂深深扎根于吴晓东心中，对北大的远距离观照也只能在心的漂泊中完成了。他说，身在北大已是我的宿命……

n 北大学人的“室内生活”

阅读和想象，是所有独坐书斋中知识分子在文字中飞翔的两翼。“室内生活”的概念，是吴晓东在九十年代中期从德国文艺理论家本雅明“室内”、“内在世界”等概念中演绎出来的，“它既意味着知识者由惊心动魄的行动的方式向思维领域冥想的方式的转换，也意味着拒斥无孔不入的商业化大潮的裹挟而守候‘一份精神家园中简单而真纯的本质’”（吴晓东《室内生活》）。

沉浸于“室内生活”，吴晓东对于“记忆”、“漂泊”、“理想国”、“乌托邦”、“辽远的国土”一类具有幻象性特征的语汇和情境有着一种近乎下意识的迷恋，这是我阅读吴晓东得出的最直接的体验。

吴晓东对于水乡江南的想象再次印证了我从阅读中得出的结论。他说，在没去南方之前，对于江南的想象建立在文学世界所构建的小桥流水之中，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在“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的季节，“打江南走过”，目睹“那等在季节里容颜如莲花的开落”（郑愁予《错误》）。当最终的无限向往、美妙的预期为现实破坏之后，偶然间对于江南的怀想依然是文学视野中那个莲叶何田田的江南、那个杏花春雨的江南……

吴晓东发表于《中华读书报》的《“地洞”与“方舟”》，再次表达了他对“室内生活”状态的关注。卡夫卡写《地洞》时肯定把“地洞”拟想为自己的生存环境。吴晓东认为，“地洞”的生活方式“象征着一种与世俗化的外部世界的生活相对抗的一种内在生活方式，一种内心生活，一种生活在个人写作中的想象性的生活”。

然而，今天的吴晓东却表现出超越“室内生活”的意向。显然他已不满足于“室内生活”的状态，而在寻找一种新的方式，完成他从家乡到高中、从高中到北大之后的第三次超越。“这种超越的契机是新的意向和新的资源——思想资源与精神资源。而高校日益学院化和体制化的倾向并不利于这种新的思想与精神资源的创生。这种新的思想与精神资源单凭书本的阅读和封闭的学院体制中的闭门造车是不容易获得的。”

正是看到“室内生活”的封闭和圈囿，以及对体制化的倾向持有一种警惕，吴晓东在努力寻觅一种突破自我的方式，一种个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相结合、校园与社会互动交流的方式。

“一切有意味的东西都要在不安定的徘徊中寻找。”当年吴晓东在当班主任的时候一再向他的学生们推荐张承志在《游牧的校园》中的这句话，他本人也相信，一旦感觉安定了，也许离平庸的日子就不远了。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20:31
北大教授陈晓明：我们中学的人文教育是失败的
[摘要]我们整个中学教育的人文教育是失败的。这个失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学看重数理化，我们数理化学得非常难，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难的。严格来说，我们中学是没有人文教育的。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的著作《中国当代文学主潮》近期推出第二版。近日陈晓明接受京华时报、腾讯文化联合专访时，谈到这本理论著作的一些特点，以及自己文学研究观点。对于大学中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陈晓明认为主要是知识谱系薄弱和缺乏深刻个性化的思想，而这种深刻的个性化思想对整个民族的发展都十分重要。

转播到腾讯微博

《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一版 陈晓明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4月

谈当代文学研究

1942年划分法应该成为常识

京华时报：您的著作《中国当代文学主潮》近期推出了第二版，很多人认为1949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您为何把它定在1942年？

陈晓明：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常识性问题给纠正过来。我提出这个观点最早是2003年在北大讲课时，因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在1942年发表的。这个讲话非常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就是把延安解放区的文化作为一个中心方向，这个讲话直到今天依然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有影响。

京华时报：有专家认为您这本著作作为地方院校的大学中文教材，是不是相对太深奥了？

陈晓明：这本书的最终呈现，跟我们主编的意愿确实有所出入。我不认为地方院校的学生就偏爱浅显的文学史。我自己的体会是，我在21岁时开始读黑格尔、康德以及商务印书馆的那套汉译学术名著，那都是深奥难懂的书籍。当时也只是一知半解，但我从中受益良多，至今还留存着当年的感受。另一方面，还大量收录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当代文学现象，这段时期实在丰富生动重要，否则就愧对“当代”二字了。

京华时报：前不久，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去世引起不少关注，他的一些观点主张对您有什么影响？

陈晓明：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我非常敬佩，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把我们过去中国现代文学掩盖的东西挖掘出来，我们过去完全按照一个政治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待文艺作品。不过，他的研究也深受新批评派的影响，所以他对政治性很强的作品是有排斥的。我个人的文学研究观点和他是比较接近的，但对政治性比较强的左翼文艺，我也不戴有色眼镜来看待。因为我看到了它的合理性，也看到了它的必然性，当年看郭沫若的《女神》，巴金的《激流三部曲》，都是怀着多大的一种激情。但之后的一些作品，比如从柳青的《创业史》开始就太概念化，政治性太强，结果它就变成一个纯粹的概念化、观念化的文学。

谈网络时代的文学

网络跟传统会走得越来越近

京华时报：您认为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陈晓明：网络文学刚出来时，大家都认为它对传统文学是一个颠覆性的，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我们现在来看事情并不是这样，因为网络作家本身也经历过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他们也是从传统文学经典谱系中阅读出来的。经过一段时间后，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将会走得更近。传统文学也应该借助网络传播，现在腾讯搞的这个腾讯文学奖，就是借助网络平台。

京华时报：中国的网络文学有什么自身特点？

陈晓明：网络文学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西方的网络文学是先锋文学，是非常激进的实验文学，它是与数字化、电子技术联系在一起的。而今天中国的网络文学是利用网络作为一个传播的平台，传播方式有它的特殊性，中国有13亿人口，又处于一个网络和手机非常发达的时代。现在网络文学作品有的几十万字，上百万字，但数量不代表质量，网络文学也会追求质量。

京华时报：有个网络调查把《红楼梦》等一些经典书列为最读不下去的书，对于网络时代大家不愿去读经典书，您怎么看？

陈晓明：中国文化中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就是没有权威，没有经典。我们传统中就存在这种造反有理的思想，陈胜、吴广就是造反有理，一个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另一个是彼可取而代之。现在的人无知者无畏，他说《红楼梦》为什么要读？如果西方人说《圣经》为什么要读，人家说你发昏了，有些问题是不能提的。这是对知识的敬畏，中国今天的文化是没有敬畏之心的，就是看谁的胆子大有多狠。

转播到腾讯微博

波兰画家Kuczynski的讽刺画作

谈大学中文教育

人文教育缺乏个性化思想

京华时报：从事了几十年的大学中文教育，您觉得教育中遇到的问题有哪些？

陈晓明：从当代学科来看，今天的大学生，包括硕士生、博士生，有的不能搞清楚谁是最有水平的，他们的知识谱系都乱掉了或者基本上没有知识谱系。西方大学这种知识谱系的教育是非常清楚的，有位常年在外的专家来中国参加我们的文学研讨会，他说在中国讨论问题觉得很困难，大家说话都没有知识谱系，而他在西方每一个人开始说话，他就知道这个人的知识谱系是哪里来的，说的是什么意思。

京华时报：您觉得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大学生知识谱系薄弱？

陈晓明：我觉得跟中学教育有关，我们整个中学教育的人文教育是失败的。这个失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学看重数理化，我们数理化学得非常难，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难的。严格来说，我们中学是没有人文教育的。另一个方面是有一门政治课，其实这门课很丰富，它有伦理学、法律、经济学、哲学各个方面的知识。我这几年在北京政协一直弄这个提案，就是给政治课改名，我说把政治课改成人文社科基础，我觉得这样的话学生也爱学。

京华时报：除了没有健全知识谱系的问题，在教学中有遇到其他难题吗？

陈晓明：说实话，我们整个人文学科的教育，还是缺乏一种深刻的个性化思想，深刻的个性化思想对整个民族的创造力和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要求不是仅仅针对大学生、研究生的，应该成为每一个人的追求，甚至说小学生就可以有这个追求，他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深度的个性化思想。我觉得首先应该有这么一种信念，这是人自信的一个起点。

谈北大创意写作班

重点是虚构文学的创新

京华时报：北京大学中文系今年正式招收“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生，但有种观点是“作家是不能被大学培养的”，这个问题您是怎么考虑的？

陈晓明：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是我们的系主任陈跃红，他最清楚。说中文系不能培养作家，或者说作家是不能被培养的。我觉得这都是因为缺乏一种历史感，要与时俱进，不同时代的教育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创意写作，我的主张还是要着重“虚构文学”的创新，要培养一个高精尖的创意写作人才。现在的学生也需要多接触一些人文的基础知识，像苏童、余华、格非这些作家，我很早就接触他们，他们在二十几岁时就把一些大师、经典作品挂在嘴边，都读了很多经典。

京华时报：“创意写作”硕士班招生后，会像复旦、北师大那样请一些著名作家来讲课吗？

陈晓明：会。我觉得肯定要请作家来演讲，因为创意写作，学生要直面和有经验的作家交流，他们有很多创作的体会，这种体会我们不要指望说一个作家做一次讲座，就把他所有的经验都传达给你了，从此就解决了很多问题。其实，一个作家有一句话让你记住，对你有意义，那就很了不得了。

陈晓明简介

笔名东尧子，福建光泽人。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先锋派文学和后现代文化理论等，著作有《无边的挑战》《解构的踪迹》《后现代的间隙》《表意的焦虑》等。近期再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描绘了自1942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主导潮流形成的变革历程。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21:21
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多读一些难读的书是必要的2014-12-24

• 媒体来源: 中国文化传媒网
  

---

北京晨报：那么当前通识读物的出版状况如何?
张颐武：这样的书现在也有一些，不能说少，但是实用的不多，不论是经济学、历史学等，都是如此。这样的书不是大学读本，不是给专业的人阅读的，也不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专业学习才能掌握的，它是给普通人业余阅读的，比如说一本生物学的通识读本，可能就是介绍一些生物学领域的常识，让普通人能够比较轻松地看懂。这样的书现在不多，写的人也很少，即便是有一些，也大多是翻译的外国书籍，和国内读者的阅读习惯、知识结构等还有一定的差距。
把专业性知识介绍给普通人
北京晨报：为什么这样的书少有人写呢?
张颐武：这其实是一个学术体系的问题。首先，这样的书需要专业的学者去写，所谓大家写小书，就是说对专业掌握非常好的人，写给普通人看的书。过去的大家，都习惯于写通俗性的书，比如近代的很多大师，都写过非常多的这样的书。放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比如霍金写《时间简史》、《果壳中的宇宙》等，这样的书，等于把专业性极强的知识，介绍给普通人了解。当然，《时间简史》读起来也是比较难的，但它却能够让人们了解到这个领域中最基本、最新的常识和动态。
北京晨报：现在这样的书不多见?
张颐武：在国内，很多研究者不愿意写这样的书，因为对研究者来说，这样的书不算学术成果，因此不愿意去做。结果就是，内行不愿意写，外行写不来。但事实上，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学科，都需要普及，因为它们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同时也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也是通识，缺少这些常识，会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
通识教育是文明的阶梯
北京晨报：很多专业知识对普通人来说，似乎是很遥远的东西，和自己没有多大关系?
张颐武：并非如此，不论生活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一个人都是在这个时代和社会文明的影响下生活，小到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应用，大到做人的态度，都不可能和社会脱节。比如说生物遗传学，看似非常专业，但实际上每个人生活中都会接触到。现在关于转基因的问题，人们争论得非常激烈，不同观点的人互相攻击，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其实都缺乏基本的入门知识，即便是知道一些，也都是从各处得来的一些片段的、零碎的知识，不能明白这个领域中一些基本的常识。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能够有一本好的相关专业知识的普及读本，大家都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想大部分的争吵就不会出现。
北京晨报：通识教育非常重要?
张颐武：是的。了解人类文明的成果，对于任何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大处来说，它能够推动国民素质的提高，社会文明的晋升，小处来说，不论是对孩子的教育，还是个人素养的培育，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同样的工作，一个知识面更宽、眼界更广的人，在应对的态度、处理的方式上都会更加自如，他的未来，当然也就更加广阔。
通识读物在国内不受重视
北京晨报：通识读本出版少，对于出版者来说，是否因为利润不够?
张颐武：其实也未必，面向普通人的书，看起来价格会相对平民化一点，但是市场却非常大。比如《时间简史》，它是一部长销书，总是有市场，有需求，利润绝不会少。同时，它又能够完成出版者的社会责任，出版社追求利润本身也是应当的，同时出版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又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而通识读本，应该是市场效应和社会责任可以兼顾的领域。现在这样的图书很少，还是有客观原因的。
北京晨报：什么样的客观原因?
张颐武：这样的书籍需要对专业知识掌握得非常好的人来写，要专业的研究者来写，但是在目前的状况下，国内的研究者不太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找不到人，即便是有需求，也得不到回应。而出版者本身又没有能力去写。同时，在出版和传播领域，通识读本目前都不能算很重视。在西方其实有这样的传统，出版社的编辑在策划这样的书籍时，会专门去了解相关领域的知识，如果是翻译的书籍，译者也需要这样的过程，同时，媒体记者、书评人等也都会深入到专业中，去做一些基本的了解。但是在国内，不论是出版者，还是译者、乃至媒体从业者，在这方面都还不够重视，缺少专业的图书出版和评价环境，这也影响着通识读本的出版。
通识教育应该更多
北京晨报：缺乏通识教育，也是当前很多人关注的焦点，是不是在教育阶段，也应该有更多的通识教育的内容?
张颐武：当然，其实现在已经有不少人在陆续做这个事情，也有很多学校开始重视通识教育，比如开一些通识性的讲座、课程等。我想在现在的教育体系中，增加更多通识教育的内容，使得学生从小就有更多了解人类知识的门径，我想不仅会让严肃的人文阅读变得更多，更重要的是，对于改变整个社会的人文环境，提高国民素质，乃至让年轻人有更好的未来，都有莫大的益处。
北京晨报：然而教育体系的改善并不容易，应试式的教育，很难让学生对课程之外的阅读有太多的时间和兴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张颐武：正规教育课程之内的改善当然应该提倡和努力。但同时，课外的阅读其实并不难实现。一个人，每天抽出二十分钟去阅读这些严肃的书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长期坚持下来，就会立刻不同。就以大学为例，每天二十分钟，大学四年，能够坚持下来，绝对了不得，这样的学生毕业以后，和没有坚持阅读的，不论是生活还是工作，会完全不一样。所以，一方面我们希望孩子从小能够接受更多的通识教育，另一方面，也提倡年轻人业余时间，能够养成阅读的习惯，坚持一定的阅读量。我想，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发现，这样做的收获绝对非常大，而整个社会的阅读环境，也会变得更好。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21:22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张颐武

　　[主持人 俞虹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主任]:接下来我们有请张颐武先生发言，张颐武教授的演讲题目是《微博时代的媒体价值》。[16:55]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谢各位，非常荣幸今天有机会在记者节跟各位分享我的一些想法。我不是记者，是微博的用户，感受到微博的影响，我觉得新浪当年开始的时候，确实有个很成功的战略，一方面把媒体人拉进来了，大批的记者都用它做工作的平台。现在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新浪的微博已经变成大批的媒体人、报纸或者电子媒体都聚集在里面的地方，大家用这个东西做自己工作的平台，掌握信息，了解事物，处理问题，这便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变成了一个媒体的平台。[16:56]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第二，他找了很多明星，这个很重要，一开始这两个战略很成功，明星很多，媒体很多。媒体原来不进来的，发现这个事情越来越大了，就会进来。所以你会发现，各种角度的媒体，不同观点的人都会在里面。大家都会发现很紧迫了，原来没来的人，发现错过这班车不行了，都来了。[16:56]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新浪刚搞微博的时候，拉人很难，给我们打电话，老师啊，你们来吧，我们很困难，不容易，这个状态他拉我们进来的。现在是大家都抢着进来，原来大家觉得有博客就够了，现在觉得不行，微博很重要了，变成一个媒体工作的平台，不管喜欢不喜欢，很多做电视、做新闻、做报纸的，都是跟着微博来走，从这上面吸取信息，了解情况，跟同行交流，了解对事情的感受，变成记者生活的一部分。[16:56]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对我来说也是这样，微博也变成了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变成生活习惯的一部分。虽然我的微博可能还有一点感兴趣的人的话，我年轻时对于人生的一些困难的感受，那时候在北大图书馆找了笔记书，有很多格言，复印了很多，在家里放着，一直觉得这个东西没有用。突然发现，在微博里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发现大家对这个有点兴趣，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最后变成一个体例，非这么发不可，我不这么写很多人还不高兴。你就会发现，人生里有很多想不到的事情，那时候怎么也想不到这些笔记体的文章对你有用，意外地发现年轻时多学了点东西，复印了一些东西放在这儿，对你会有用。所以微博对人的感受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大家的生活方式，获得了改变，起码我复印的那些东西，原来放在那个地方，是偶尔我自己看的，现在变成了有用的东西，对我来说也是个经验。[16:57]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有一个传统，跟崔永元说的有点接近，我们对文字其实有一种强烈的迷恋或者恐惧，比如我看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先生在文学评论界，他当年在博客上被人骂了，非常痛苦，夜不能寐，他对文字有奇特的感受，对每个人说的坏话，大家说他是坏蛋，他心理特别着急，最后就关了博客，其实原来我们都很相信文字的力量。现在你发现文字呈现爆炸性增长的时刻，无限地出现文字。过去讲新媒体带来的是文字的衰落，图像的崛起。但是现在发现，图像还没有文字有力量。我们发现，其实微博很大程度上变成情绪的出口，我们有很多不高兴的事情，同时我们借助很多新闻视听把我们心理的不高兴痛快地讲出来。我们为什么那么不高兴，看了微博反而加重了我们的不高兴。中国人这些年来脾气是世界上最大的，最高的，我们戾气很足，我们生气的时候很多，过去有感慨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最近我发现我们在微博上面气氛的程度其实高于世界上任何人，比如说我在北京上看开车，两个车碰了一下，其实都有保险给你支撑，谁也不用掏钱，但是大家都在那儿吵，这种戾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积累了很多，终于有了一个地方，让我们向公众们发泄。[17:02]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有了微博以后我们大家的幸福感反而更低迷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你会发现，原来你不知道，我们的社交网络有限，关系也有限，见到的事也有限，没有见到社会上那么多匪夷所思的怪事，你周边也没有郭美美在，觉得心理很平静。突然发现一个小孩跟你一样，她变成郭美美，她有那么多东西，你就会觉得非常愤怒。计划经济的时候，愤怒是非常有趣的，计划经济时也有郭美美式的人，他享受，有名牌，那时候就说她多么空虚，多么无聊，我们就教育他说多么的无耻，他这样的人我以后根本不跟他玩儿，我看他我就烦，现在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大家一方面非常正义，一定要找出她跟红十字会有关系，没关系也不行，我们不答应，一定认为她有关系。然后我们认为，她有包，有东西，其实是羡慕嫉妒恨，一方面大家有正义感，另一方面，为什么我没有，因为我是穷二代。你会发现，你的心理状态其实是非常微妙的，羡慕嫉妒恨这三个词怎么那么神妙？把他的心理状态，跟计划经济时看到名牌和享受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们情绪出口最生动的是，它是我们社会的状态的表现。[17:04]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我们当评论员，在抒发我们感情的时候，另一方面是把我们的情绪，把我们内心里的无意识，真正地表达出来了。微博有一个最大的长处，也是个局限，我们大多数人是匿名的，匿名的人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敢于暴露你在社交人际关系里不敢暴露的心理，你骂人会骂得更厉害，因为你觉得这些人都跟我不相干，他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想骂就骂，想骂谁就可以骂得更厉害，想说什么，也可以说得更直率，因为这完全跟我生活的现实脱钩，这个脱钩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幸运的事情，我就可以非常放纵地把内心里压抑的东西表达出来。这个表达往往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场域，在微博里最有意思的，可以看到人性里各个方面，人的欲望、人的焦虑，人的痛苦，我在微博上也经常看到有人骂我，我就看到他的欲望，他的想象，他如果见到我一定不会这样骂，一定保持一点分寸。互联网的底线，人和人相遇的时候，确实要低一些，在虚拟世界里，这个人就是一个符号，人人可以骂，骂起来可以很痛快。看到我这个人，觉得人人都有一层薄面，不敢骂得太痛快。不是说这就是我们的真实，我们以为互联网上是最真实的情绪，有时候政府和纸媒都觉得互联网上的情绪是最真实的情绪，其实不是，其实所有的都是真实的，你在你真正的社交环境里面得彬彬有礼，其实也是你的一种真实，你说话比较有风度，不乱骂人，其实也是你的一个真实，但是你发现这个真实到了网上不表现了，所以你有不同角度的真实。[17:05]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我有一个朋友是房地产商，他有一次非常痛苦地讲到，他说我的微博上面老有几个人专门骂我，骂得都很到位，很准，肯定是我们公司里的人。是什么人呢？晚上看这个就很焦虑了，一定是公司里的人骂我。但是我到了公司发现，每个人都特别热爱工作，每个人都老老实实的，都对我非常尊敬，觉得我是个了不起的企业家，他就感到很困惑。我说这两个都是合理的，每个人都在心里骂你，但是他在你公司里表露的是对你的爱，这都是真实性，但是互联网上的人性跟你在现实中表现的人性稍有不同而已。匿名就造成这个后果，我们说没有守门人，逐渐要有守门人，你不是匿名的，你要谨慎，你有风险，抓住你不堪设想。当然现在要负责了，能查处你的IP来，造谣造得太厉害了不行。深圳有一个大学生，男孩，发一篇微博说他被强奸了，被行政拘留五天，享受了关到牢里的待遇。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底线比那个要低得多，所以它是很重要的情绪的出口。[17:06]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人传统上就不愿意付费，我们很愿意有免费的东西，在计划经济的时候，生活压到最低，我们都不喜欢付费，不喜欢交钱，这是我们的一条铁律，任何一个东西不交钱，我们都放心，比如我们买了很大的电视，但是我们绝不愿意给电视的内容付钱，谁要是搞内容付钱的，一定死得一塌糊涂，我们是买电脑的，绝不愿意为软件付钱，我们愿意买房子，但是绝对不会为物业公司付钱。互联网上都是八零后、九零后年轻人，他们对价格特别敏感，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完全不付费的空间，这个空间是传统媒体里很难得到的。当然电视是不付费的，但是它有广告，传统媒体尤其是纸媒部分必须要付点钱，但是你会发现你对微博的依赖，对互联网媒体的依赖，其实往往来自于不愿意付费的观念。[17:10]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在看起来，在中国付费还是很大的难题，整个唱片业都被不付费毁掉了，最后汪峰不得不告旭日阳刚，为什么要告？就是付费便宜的打败了付费贵的，听旭日阳刚唱得也差不多，调子都是一样。所以我们最敏感的，反病毒的软件付费多少年了，金山毒霸、瑞星都有，那个时候付费都付惯了，360一来，把付费的彻底搞死了，所以中国坚定的信念就是不付费。所以最后打价格战最狠的是什么？白买，就是买跟送一样，比大白菜还便宜，大家人人都说好，没有人说不好，有意见也赶紧上去买，这个过程是最重要的，互联网变成了一个媒体的无限的信息发布的集散的平台，而这个信息都是不付费的，既不付费使用，也不给发布者付费，你发半天也是白瞎，都是白操心。在免费和付费的矛盾中间，其实他找到了一个最好的生存方式，现在看的话，中国互联网任何人如果敢于在里面做强势的收费，你一定会死得很惨，这是很残酷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再优惠的内容也不会让你觉得收费是合理的，这是很残酷的。[17:11]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怎么办？不知道。大家的机会就在这个过程中间，对于没有守门人的，没有监管的自由的微博体系来说，怎么样建立这种信心，我们大家最后发现，靠的还是传统媒体。传统媒体的记者，我们加V了，觉得他说的话就比任何一个随意来的人要靠得住，但是你发现加V的也有一个不负责的方法，就是转的方法，这个消息是匿名的人发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消息对我的情绪来说有用，怎么办？我不负责这个消息的真伪，我就转发。转发没有态度，没有立场，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可参考，但是你会发现，一个实名的人转发的时候，对匿名的消息是加上了一种印证。转发了，被这么大的腕转发了，还会是假消息吗？就会有媒体跟进。纸媒一跟进就不得了了，匿名和实名的一起转发，这时候纸媒说的就跟像真的，最后我们再转发一次，现在互联网和传统媒体的结构，变成了互联网引起话题，通过匿名的人引起话题，这个话题可能是假的，也可能是真的，实名的转发形成影响以后，由传统媒体跟进，再回到互联网上。经过几次，这个消息就放大到无限的程度。所以真假难辩经常是由于这样的问题。[17:11]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在看，怎么样找到一个路径，对这样一个大的过程有一个底线，或者有一个价值上的判断，有一个约束，这些都是大家很焦虑、很痛苦的，大家觉得假信息很多，很多不靠谱的事。有的人把他的愿望写出来，比如看到一个消息，俄罗斯这个地方好得不得了，没有房子就看着你着急，领导非送你15平米的一个房子，不送就不行。当然这不是真的消息，但是它是对年轻人心理上非常有鼓舞的消息，我们都想这是个好事。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怎么办？最后提三点：第一、是大家该怎么做，我觉得要做自己，不要想着有很大的转发率，永远想的是做别人，你发现别人做得很好，做得很耸动，你就去做别人。你要用耸动的话，用更加激烈的话，把你的情绪放大到更大，这时候你会发现非常没有意思，也不可能达到你的目的。所以第一个事是做自己，在互联网上老老实实做自己，把自己的人格统一一点。我们经常看到微博上有大腕儿骂人特别痛快，骂得那么巧妙，我就学，这时候你越学反而是更不好，还不如老老实实做自己。[17:12]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第二，要皮实点，不要怕骂，互联网上一骂就被激起来，像过去一气就被气死了，像周瑜一样，要学司马懿的状态，送个女人衣服来也哈哈一笑，要有修养，想开了，皮实点儿，不皮实互联上很难活下去，你会发现永远有人骂你，这时候要想开点，互联网上做人一定要皮实。[17:13]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第三，刚才大家都说到了，不论是做媒体还是做普通人都应该有的一点，就是有理性。有理性是什么？就是你对一个事物有基本的判断，有点逻辑。其实讲理性并不是说你有高的理论，我觉得首先是要讲一点逻辑。另外一个是重视事实的逻辑，就是人的愿望，人的欲望和现实情况一定是会有差距的。比如你希望这个事情坏到最坏，然后你来过瘾，但是真的没有坏到那个程度。你觉得一个事情好得不得了，但是没有那么好，这个状态经常出现的。[17:13]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最后，对新媒体要有点平常心，想开点，没什么大不了，是个好东西，也是个坏东西，大家想开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对你来说很有用，很有意思，想不开，它就变成你的负担，让你背着它，让你痛苦和焦虑，最后想不开，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也不知道。但是另一方面，你发现它对你真的有用的时候，它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你通过它来交朋友，了解各方面的信息，成熟一点，皮实一点，想得开一点，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变化。这对每个人来说产生的变化是小的，对世界来说是一大步，但是对每个人来说其实是一小步，照样挣钱吃饭，闹完了，折腾完了还是这么回事，想开了，你的天地就更广阔。谢谢各位。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21:25
张颐武
　　 这部书是我近年来对人生警语的解读阐释的文字的结集，主要选自我的微博。这些文字多数有一个程式，就是常以“年轻时”开头，以“古语说”引一句古语结束。当然也有许多不按这个格式的，但这个格式好像给了这些文字一个较为鲜明的形象。在微博上，这样的文字也受到了不少年轻朋友们的欢迎。他们觉得这些文字对于他们的人生多少有些参考的作用，让他们从中得到了一些启发。于是，这“年轻时”和“古语说”就成了我的微博的一个标志，以至遇到朋友或陌生人常常会提起来，仿佛张颐武这个名字就是和“年轻时”相联系的。一些人看到我就会说，你就是微博里的那个“年轻时”，他们常对我会心一笑，好像对上了暗号。所以这部书索性就用“年轻时”做书名，既是这本书里最常用的三个字，又是对于大家曾经走过或正在走过的年轻时遭遇的问题、挑战和欣悦的一种表达。人都会度过自己的年轻时，这一段的青春岁月其实是弥足珍贵的，也是难以忘却的。我们常会时时情不自禁地时时回首，虽然钱钟书先生说过回忆其实未必有价值，但我们依然会情不自禁。这些文字既是纪念我的青春时代的“年轻时”而写的，也是为了今天正在“年轻时”的人们而写的。这本书的价值也正在于此吧。
　　   这些140字的短短的片断虽然微末不足道，但毕竟是敝帚自珍。对于我来说是一些认真写作的片断的文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还多少有些用处，受到了欢迎。所以结集出版也是让这些文字能够为更多的朋友看到，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教和批评。如果能够让大家在轻松读来之际觉得有些用处，在大家面对诸多人生的挑战和困惑之中有所会心，也就超出了我的愿望了。
　　这些文字其实是我多年的兴趣的一个总结，也是自己的许多人生体会和我引用的前人的警语相遇的结果。想到我和这些前人的警语之间的一段缘分，觉得还是自己人生路上难得的际遇，还是很有些感慨的。那还是我在北大上研究生的八十年代中期，那时我也遇到了许多人生的困惑，也遇到了不少人际关系的问题和学习生活方面的苦恼。这些似乎都难以找到即刻的解答，常常有碰壁挫折的感觉。自己从小学到研究生就是一直在学校中，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对于广阔的社会缺少了解，对于待人接物和社会上处事的基本的礼节等也缺少感悟。但在北大图书馆我发现了不少明清的笔记，其中有很多警语对于自己的人生很有启发，于是就复印了许多这样的书，自己存着时常翻阅，得到的启发很多。古人洞穿人情世故的通达，生命思考的透彻，待人接物的谦和，学习追问的执着都让我常有茅塞顿开之感。我看这些人生的警语常常觉得自己的处事的缺点毛病被说中了，自己的局限和短板以及努力的方向被讲清了。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常常从这样的一句渗透着古人对于人生感悟的话中间得到启发。自己走的弯路，从这些警语中也能得到一些反思的机会。这些年来，我还会偶尔读这些人生警句，有时也和学生或朋友分享几句。但这些都是小范围内的分享。
　　真正感受到这些警语的作用的，是2009年我开了微博之后。我是第一批的微博的用户，很早就被新浪的朋友拉进了微博。但写微博就要有些不同于博客或短信的内容，不能只是家长里短或高头讲章，我觉得当年积累的这些警语对我自己有所启悟，应该对于年轻的朋友们也会有所启发。就随手发了一些对于这些警语的解读和自己的感慨和点评，想不到受到了不少年轻朋友的好评和赞赏。中国的年轻人有很大的学业的压力，从小学到高中，往往都在题海中努力，对于社会和自己周围的环境缺少明智的体察，也缺少人际合作和交往的训练，公共感觉也比较差，又是独生子女，往往会有过度自我或过度情绪化的毛病，一入社会，就会感到多方面的不和谐和不顺利，往往是点小事就造成很大的挫折感。又在消费社会中，诱惑多多，常让他们的专注精神和吃苦耐劳的能力不足。这些问题都相当明显。我的这些140字的写作常常是针对年轻人面对的这些问题做些说明，然后再用古语给出一些处理的方式和路径。这些年轻人遇到的问题其实我年轻时也都遇到过，也都从这些古语中得到过启悟，所以我自己一些感觉写出来，还是能够得到不少朋友的共鸣，觉得感同身受。也有些年轻人的长辈也觉得这些感受对于他们也有些启发。我的微博也有了这样的特色。有朋友说起我微博里的常说“年轻时”，会让人不满，因为你好像在教训人。我当然需要警惕这一点。“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当然是对的。但这其实是我自己年轻时吃过亏、尝过苦头、受过益之后反思得到的一点点感想，时代在变，做人的方法是相通的。虽然微末，但拿来和大家分享，其实是希望今天年轻人少走弯路。当然在微博中还会谈到许多别的事情，但这次结集出版这些文字就让这些有关“年轻时”的文字通过编辑朋友的精心的编排能够更好地发挥效果，能够有更广的流传。
　　感谢在微博里给我鼓励、肯定、批评和讥讽的众多的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感谢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的各位编辑为了我的这本书付出的辛劳。感谢这本书的读者，你们会给我新的教益。尤其要感谢那些人生警语的作者，他们的深刻的人生感悟给了我灵感和启示。这些都给了我自己勇气和力量。我的文字是微末不足道的，但他们的警语却会永远流传下去。我也会继续阐释那些“古语说”而获得更多的学习的机会。
　　第一章 品行非路人
　　【警觉】
　　做对人操守要求较高的工作，要私生活上警觉小心的意识。各种人想从你这里得好处。都往上贴，就会有麻烦。你以为已经给了好处，对方却觉得根本不够，开始谈感情，对方愿意白送上门。但你的把柄在手就不客气。一不处险地，避免尴尬的局面。二不对险情，避免危险的机会。古语说：“禁微则易，救末者难。”
　　【挨骂】
　　年轻时要学会听不中听的话。谁都不喜欢听，但得学会忍住听完，这是基本修养。一话说得准，骂得到位，就急了受不了，立即回骂，没有意思。有用的记下来，作为参考。二说得不着调听了就算，不过心，因为不着调，更不用反驳。造谣生事一定坚决澄清，但公开批评的始终虚心受教。古语说：“闻人之毁而思。”
　　【进退】
　　年轻时常会一味进取，什么好处都要，什么事都想揽，什么人的便宜都占。这样常会吃亏。一你太心急会露相，周围人都侧面，你急着表现会让上上下下不舒服。二你太过分会失误。常会赌在投机上，跳出来，但宝押错就什么都完了。押对了，也未必是你受益。古语说：“进不知退，取祸之道也。”干实事真有成绩。
　　【慎微】
　　年轻时常不知私人小事上出问题的可怕。生活平淡，受诱惑，心里想着有奇遇浪漫，其实都是很实在的利益。你觉得已经给了利益，对方却觉得根本没有。把柄在人手，就是予取予求。做不到，最后是被所有人当笑柄，也毁了一生努力。古人讲谨慎常不是就不受诱惑，而是明白世路的险恶。古语说：“一失废前功。”
　　【慎言】
　　年轻时很喜欢说别人的事。一揭人老底，见到人多就会说朋友的糗事，有些有趣，有些就有伤大雅。让人不高兴。二笑人无才。别人有弱点，不善于做的事情，一定拿出来和自己或别人比，说个没完。以为是好玩而已，其实伤人很厉害。无意中其实隐含某种恶意。没必要也没意思。古语说：“出言不慎，祸机所伏。”
　　【露怯】
　　年轻时就得习惯各种煞风景的事。一你想的就是被事实否定。你真心相信的事就是和事实相反。这也没辙。只能让人嘲笑。二你说的话被反对的抓住毛病。你跳得高，说了些瞎浪漫的话被人打脸。这时候还得想开点。较劲强辩没意思。窝囊也得认。古语说：“智者改过而迁善，愚者耻过而遂非。”多思考今后不露怯。
　　【慎言】
　　年轻时喜欢在公开场合嘲笑同事朋友。一对人家私事小节，到处传扬，一击中的，如失恋被人甩，喜贪小便宜，爱打呼噜之类，当笑话说。二对人家不痛快的失败，如考试不顺，提拔没份都赶紧当众关心。一损人面子，二伤人自尊。其实找人讨厌招人恨。信得过私下说，公开多夸。古语说：“一语伤人，千刀搅腹。”
　　【小人】
　　年轻时常不知小人像王蒙说的：“愚而诈，傻而号叫，不知就里就闹腾，蛮不讲理耍光棍。”他们一是见不得别人有好事，本来不相干，却嫉妒得一塌糊涂，就想败你的兴，二是听不得基本的道理，因为有道理就妨碍他混水摸鱼，急着起哄。他们就是赵姨娘和牛二一类货色，对他们一从容，看透他，二冷静，点破他。
　　【上当】
　　年轻时看事情，就只会看人说的好不好，往往上当。字面上好听的，实际上未必有用，其实聪明人都对字面下面的实际心知肚明。公司单位里对你好的，重视你的人，常要求你严格，让你在业务上担担子，其实看好你。要巧妙利用你的，就吹捧迎合你，挑你激你，让你去当内斗的棋子。古语说：“不诱于誉。”想透点。
　　【纠缠】
　　年轻时常在公司单位遇到和你不相干的小人纠缠，像牛二缠上杨志。一招惹你，就是要骂要挑你来气。二纠缠你，没完没了找事，到处闹你告你。前面当牛二的无足轻重，后面一定有恨你的人等着你犯错。古语说：“小鬼难缠。”这也没奈何。一不理，绝不和小人一般见识。二没办法要回击一定揪住小人背后的阴人。
　　【面子】
　　年轻时容易争一时的面子意气。一就是不能不出风头，到了一个场合，都要显得我最强最好，看到别人说了好玩的话，或有成绩，就不忿，要较劲辩个天翻地覆。二就是不能不说大话，到哪儿都情不自禁说自己不得了。其实稍低调反而更容易和人沟通赢得真明白的人信任。古语说：“成大事者，争百年，不争一息。”
　　【自家心里急】
　　年轻时常以为自己的事大得不得了，都该围着你转。稍有问题急的不行，到处倾诉。失了恋，考试不顺利，事业有问题，和周围人说个不停，但别人没你的感受，毕竟隔着距离，家人着急使不上劲，好朋友会操心安慰一下，损友未必不觉得开心。一不到处倾诉，二想办法解决。古语说：“自家心里急，他人不知忙。”
　　【喜怒形于色】
　　年轻时听到好话夸奖喜形于色，听到坏话批评怒形于色。听到好话，有真说到位的，更多可能是客套或吹捧。一定要谨慎，多总结问题。但听到坏话，有善意批评，也会有恶意的漫骂。都不动怒，一发火让人看轻。不清楚的澄清，说得准或宣泄情绪的表示受教。张居正说：“得其好言，不足喜；得其恶言，不足怒。”
　　【火冒三丈】
　　年轻时看到想法不同的人，火冒三丈，觉得不能容忍。但世界上多数事情都比较复杂，一角度有不同，二利益有差异。你不喜欢人家也在那里，就是让你不痛快。这时候急不得。一努力把意见想完善说服他。二确实说不服也只好等等，时间能证明你对还是他对。古语说：“人各有心，心各有见。”瞎骂没用动气无趣。
　　【界限】
　　年轻时遇到人际关系的模糊地带，常不知如何处理。别人对你好不好驳面子，给你利益，常半推半就，顺水推舟。但遇到别人对你的期望高，觉得他对你很好，你要好好报答，而你却觉得说不上。这种情况最容易闹翻。古语说：“防祸于先而不致于后伤情。知而慎行，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小心划定清晰界限就安全。
　　【困惑】
　　年轻时常会困惑不解，我事情做得不错却有人不喜欢我，还拆台捣乱。常是越干得好这样的情况越多。这是人生的常态。一你进步发展，是自己努力，但无形中却衬托得别人不行。二你一路走来，难免有得罪人的事情，也会让人忌恨古语说：“事修而谤兴。”。一想开点，没法讨好所有人。二当心点，细致避免硬伤。
　　【留余地】
　　年轻时忌讳话说得太满。真是大才，这样也无妨，普通人就不行。一话说得满，做不到，却吊起了爱你的人的期望，也招来了周围人忌惮嫉妒。最后让人看笑话。二话说得满，给自己压力过大，精神紧张，达不到就颓了不敢见人。能做十分，先说六分，做到就远超期望了，皆大欢喜。古语说：“不自大其事。”留余地。
　　【小节】
　　年轻时对小毛病无所谓。一小节不讲究，穿着不分场合，说话没有分寸，有事必然迟到。会使得别人觉得你不靠谱。二私德上不注意，欠一点钱就不还了，见到异性就举止不太得体，和朋友说话把隐私和盘托出等。这些都不上台面，但其实会影响前程。古语说：“勿谓小而弗戒，勿谓微而不防。”当心点是对自己负责。
　　【容人】
　　年轻时常会不容人。自己有看法想法，别人反对，见到成了气候，他也转过来了，你就不高兴，就翻老帐，就说投机投靠，是策略。但这是大好事，说明你的想法连反对你的现在都同意了，你要说服的不就是他吗？这会让更多人思考。不能像赵太爷不许阿Q革命。古语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心胸开阔好办事。
　　【过犹不及】
　　有古语对年轻人有帮助：“热闹场中，人向前，我向后，退让一步，缓缓再行，则身无倾覆，安乐甚多；是非窝里，人用口，我用耳，忍耐几分，想想再说，则事无差谬，祸患不及。”应该有表现不能太急切地表演，应该有意见但不能太炫耀地吹嘘。过犹不及。恰当得体，不乱跳，需要表现的时候，从容大方做到最好。
　　【危言耸听】
　　年轻时常常见到危言耸听，觉得真过瘾，真来劲。一下结论斩钉截铁，说一个期限然后说谁谁一定完蛋，什么事一定失败。听了一惊。其实事情到时候没这样，反正厚脸皮就当没说。二吹嘘按自己的办一定成功，其实知道不可能按他的办，谁按着办谁是憨傻。古语说：“巧言乱德”。都是忽悠，姑妄听之笑笑就算了。
　　【幻想】
　　年轻时常会对人对事有莫名的幻想。如对女性，看到对你一笑，就觉得人家对你有意思。对于公司的领导等，听到一句鼓励的话，就觉得对方要用你，要按你想的来行事。都是瞎想。一你没实力，别人不会真看重你。二别人对你没需要，不会真来借重你。除了憨傻的，都明白着呢。古语说：“意粗性躁，一事无成。”
　　
　　【会说】
　　有时人在微博上说与其他人不同的话，就被一群人骂，就从此害怕，甚至想用取悦唱高调来迎合。其实不必，该讲还是要讲，但由于可能是少数，要让多数人能听得进去很重要。一充分考虑对立面观点的合理性，二注意表达的态度，绝不被挑逗上火说极端的。让想挑刺的气死，让其他人有不同的思考。敢说还要会说。
　　【不择手段】
　　年轻时常看到别人干事不择手段，捞到了好处；说话撒谎唱高调，行为极不堪，却让憨直的人盲信。就心生羡慕，自己也这样做。其实一是有真风险，一路这么走一定到处都是恨你的，他们会想方设法让你倒霉。二是有真问题，明白人都躲着你，你就自己胡来会犯错。古语说：“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
　　【杂感】
　　好几年前发的，还是可参考。天下事要都是这么简单，自然问题就解决了。谁都不是傻子。现在就怕明白人装傻，知道做不到的，知道问题复杂的，反而用简单来忽悠人。反正不是他面对。在他面对自己的事的时候绝不会这么简单，利益看得可是清清楚楚。太高的调子，太戏剧化的表现都应该琢磨琢磨，一笑而过。
　　我们习惯于天下的所有事情都黑白分明，善恶立判，只要站队就行了。我们自己一定是真理正义的代表，是正义和良心，而我们的对立面一定是历史的罪人。但遗憾是世界上多数的事情复杂得多，道理不仅仅是一面的。王蒙点明：在这种情况下，“痛骂、高喊、扣大帽子，捶胸顿足，逞语言之快感”都于事无补。
　　【谋事】
　　年轻时常会弄不清利益何在。到一个公司工作，一不合作，开任何会都唱反调。二和别的公司暗送秋波，希望早垮早了。又希望公司重用提拔，怎么可能？其实是你的饭碗，希望它好，干好工作，真想好办法。只嘲笑捣乱，无间道的卧底当然这样干，但要发展就不能这个路数。古语说：“为人谋事，必如为己谋事。”
　　【小事情上傻一点】
　　年轻时容易较闲真，生闲气，一点小事纠缠在里面出不来，弄得鸡飞狗跳，这不行。王蒙说：“小事情上傻一点，该健忘的健忘，该粗心的就粗心，该弄不清楚的就弄不清楚，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如果只会记不会忘，只会算计不会大估摸，只会明察秋毫不会不见舆薪，只会强干不会丢三落四……您的心理功能不全。”
　　【分寸】
　　年轻时常把握不住分寸，要不就太狂，全世界都装不下你，眼高于顶。要不就太油，什么都看风色搞投机，什么便宜都占。也常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先狂一阵，突然觉得不行，又努力装油。这都过了。其实人应该有操守格调，有准则底线。但也要合群，明白社会大势。古语说：“做人要脱俗，应世要随时。”
　　【小心上心】
　　年轻时听到关于自己的议论就上心，到处辟谣到处说，本来没影的事却被自己弄成了事。别人对你本来并不真上心，听到上不了台面的说法，也就高兴一下，未必当成事。你不理不睬小人也闹不起来，就等着你瞎操心。公开指控就顶回去，对下面的议论就一加小心，二不上心。古语说：“应无背后眼，只当耳边风。”
　　【小心大胆】
　　年轻时做事只看一面，小心就怕事，大胆就惹事，最后做不成事。有两句古语很有启发：“非大胆，不足以任事。非小心，不足以处事。”大胆就是敢负责，有担当，有责任感。胆子太小，什么都怕就不行。但一定要小心从事，考虑周全，把风险和机会弄清楚。盲动一定不成。大胆是小心的前提，小心是大胆的基础。
　　【满足】
　　满足一些人另一些人坚决不答应，但满足另一些人一些人也不答应。他们之间的拉锯式的较劲没有止息，但他们都不会变成主流。不可能出现一些人的美梦，但另一些人的噩梦的情况。把话说透，生活往往总要做出的选择并不是好和更好，而是首先是保住不更坏然后慢慢努力做到让事情更好。
　　【不痛快】
　　年轻时总有人让你不痛快。一让你怀疑自己。二让你打不起精神。觉得干了好多事，却没讨到好。但这时你已经接近胜利了。因为对立面感到威胁了，他嘲笑贬低你，其实是担心你真成事。你越好他越说你一文不值。当风过耳，集中精力办成事，用胜利回答他，本来就不是为他而活。古语说：“必有忍，其乃有济。”
　　【私生活】
　　年轻时常不知私生活都是事。一没有不透风的墙，还有恨你的人盯着你或专门下套。二你以为靠得住没风险，其实都是要还的，一旦闹翻没退路，撕破脸，什么都捅出来，成了世人的笑柄。钱先生说得透，什么大胆浪漫别人说来都是猥亵的笑话。古语说：“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人都有欲望但要明风险识大体懂克制。
　　【小事】
　　年轻时常觉得小事无所谓，但有时小事会影响你一生，永远是个把柄笑柄。最重要的一钱财，多少都无所谓，关键是清楚让人没话说。稍不小心，就是话瓣把柄。二男女，以为大胆浪漫，但别人看就是丑闻，抓住了就是笑话，要挟你的也用这些。古语说：“勿轻小事，小隙沉舟。”稍顺利就有人恨，防住没漏洞要紧。
　　【谗言】
　　年轻时不知道有些劝看着语重心长，其实是竞争对手希望搞垮你，是想上位的希望你倒霉。两种劝最阴毒。一劝你自废武功，说你只要废了最擅长的本事，别人就相信你爱你，其实是让你被人害死才高兴。二是劝你自取灭亡，让你做对自己最不利的事。古语说：“无昧于谗言。”态度要和悦虚心受教。但不上当要紧。
　　【甜言蜜语】
　　年轻时容易被甜言蜜语糊弄。一被挑唆，被人当枪使，糊里糊涂地进到弄不明白的复杂的人际关系之中，自己以为正义，是两方斗法的棋子。两头不是人的常是你。二被耍弄，夸你能干说你好，其实都为了谋取一点利益，利用完立即抛到一边。古语说：“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蛊，非爱之也。”多问为什么。
　　【隐私】
　　年轻时常觉得闲话就是无所谓的，说起隐私也和盘托出，到处传播他人的隐秘。一是自己觉得和人知心，就兴奋，什么都说。谁知人常靠不住。二是不注意场合，一群不相干的人，你就大发议论，嘲笑他人。谁知隔墙有耳。你变成笑柄，或糊里糊涂招人嫉恨都不知道。古语说：“莫言闲话是闲话，往往事从闲处来。”
　　【小毛病】
　　年轻时有些小毛病，就是不改，往往会误事出问题。比如睡懒觉，大学里上课迟到常无所谓，但在单位公司误了事，就可能丢工作。比如贪小便宜，从来只吃别人的饭，自己从来没想过买单，觉得是赚了，其实别人和你交往就有想法。这些事常觉得别人管不着，其实要紧。应下决心改掉。古语说：“勿谓小而弗戒。”
　　【多表扬】
　　唐人杨敬之有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这说明了做人的一个重要道理，就是要对人多表扬鼓励，见到人有好的地方一定多加夸奖鼓励。这不是虚伪，而是善意。年轻人常以为挖苦人说煞风景的话是真诚，其实败人的兴，也不解决问题。对于问题私下真诚提出，但人多场合多说人好是好人缘的基础。
　　【得而勿忘】
　　年轻时不知道守住自己现在得到的也不容易。现有的基础，已经有的东西，往往看不起，觉得还有更好的要追求，这很对。但一定先守住根基，今天所得就不容易，不珍惜，盲动乱来常常将已经有的都失掉，一无所有再难成长。最怕被幻象所迷，被忽悠所诱，反而招来许多倒霉事。古语说：“有而勿失，得而勿忘。”
　　【过分】
　　年轻时常不知道什么是过分，反而欲速不达，弄巧成拙。这样的情况很多。一是利益上想太多，办事上想太少，总想多得少付出。二是听任情绪和幻想主导作为，实际情况和现实条件分析太少。这样常会受到挫折。得到与付出其实一定基本平衡才持久，弄清现实行动才有根据。古语说：“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
　　【留余地】
　　年轻时最忌事做绝，话说满。极端就不合情理。事做绝，自己急，别人都不行，只有自己可以，就是你行，也众叛亲离办不成。话说满，觉得没法过了，闹得鸡飞狗跳，也解决不了问题，就是宣泄一下。古语说：“处事留有余地步，发言留有限包涵，不可做到十分，说到十分。”不把犯傻当聪明，与人合作看好时机。
　　【听话听音】
　　年轻时不知道听话听音，不加分析，其实人说话有其背景想法意图，看透背后才能做选择判断。古人有“四言”之说：“谗言巧，佞言甘，忠言直，信言寡。”捣鬼的话最巧妙，吹捧的话最迷人，老实的话最直接，可靠的话最简单。人一不能只听好听迎合的话，二学会面对漫骂忽悠。克制自己的情绪，多过脑子不吃亏。
　　【被暗算】
　　年轻时常被人暗算，或由于疏忽，或由于莽撞。一被有心人刻意抓小辫子，挑动情绪，被千夫所指有苦难言。二被小人激得情绪失控，离开熟悉地方钻进牛角尖，为人所乘。人太率真就常被阴毒所害。但这时候反而要平静下来，硬顶住，时间公道，世人并不都容易骗。古语说：“要看男儿，须先看胆。”沉住气再出发。
　　【议论背后】
　　年轻时要分清议论背后意义，你做得很糟，就像奥运最后一名，反而不会被人骂，大家会说你尽力了真不错。这是积极的，但大家都明白你无足轻重。但你做得成功，许多人会骂你，你进步就占了别人的机会，他就会说你胜利不对，你努力没价值。不计较，继续争取更多胜利。古语说：“巧舌如簧总莫听。”有主心骨。
　　【待人接物】
　　年轻时应重视对待人接物。这样进入职场才可以适应环境，更好进步。一学会和人相处的基本礼节，这样就从容了，见人不慌。二学会和人分享利益，不能独，什么都是你自己的，一定让别人知道你在意他。三学会协调不同人的矛盾，擅于平衡。有这三条自己的做人水平就显出来。古语说：“人情之理，不可不查。”
　　【背景】
　　年轻时苦恼不能过想要的生活。但看他想要和羡慕的竟是炫富的富二代或被包养的有奢华生活。觉得奋斗也不能像他们一样。这太荒谬了。什么社会都有这种奇形怪状，西方也会有炫富和情妇。社会一定要更公平，但真成功永远得靠自己，中国真成事的李彦宏或郎朗等都没大背景。古语说：“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让人惦记】
　　年轻时碰到有讥讽呵斥你的，不必火冒三丈。一显得你脾气大，听不得不同意见，二流露出你性格急，耐不住性子。一绝不急，二绝不说情绪宣泄的话。冷静说事实，平和讲道理，感谢指教。古语说：“人有讽论我者，必其爱我之甚，不置我于度外也，当和颜以受之，彼乐于言，我得实益。”让人惦记说明你有价值。
　　【自恃有才】
　　年轻时最怕自恃有才能干，对于周围同事朋上级下级都看不起，飞扬跋扈，和你有关的都侧目。这样一没有贴心的朋友，你只有自己的利益，不肯分人利益，人就不会真心跟你。二没有真多数支持，你想法再高，名声再大，也得不到相关人的支持。难免众叛亲离。古语说：“气忌盛，心忌满，才忌露。”还得学会合作。
　　【重用和利用】
　　年轻时常分不清重用和利用不同。重用是真有用，能力对人帮助大，工作对人不可缺少。重用长了一定进步。但利用就是明知你没技能，没办法，但为了斗对手，造声势或让你充个马前卒起哄捣乱起点作用，就耍着你玩，让你当枪使，耍完别人没事，你被双方抛弃。凭本事干实事要紧。古语说：“人心莫测不可防。”
　　【节制】
　　年轻时不能控制情绪就很麻烦。要有节制和理性。有些自吹真性情敢发火的，其实只对弱者或表演发火有利无害的发火，和他利益相关的他谦恭着呢。一得意不乱吹，有点好事，别人没在意，自己到处吹反而招人烦。二生气不乱骂。乱骂不解决问题。古语说：“喜怒不择轻重，一事无成；笑骂不审是非，知交断绝。”
　　【风险】
　　年轻时常会觉得大家都做的并不能上台面的事，做也不妨。大家都在做，自己不做就显得不合群。但有时候倒霉就在于此。大家都这样，曝光还是见不得人。就有人算计你，或者碰上你倒霉被人抓住就没办法。那时候你咬别人说明你很不仗义。小心避开麻烦危险也很重要。古语说：“人无衅焉，妖不自作。”懂的风险。
　　【请人帮忙】
　　年轻时常会想着别人帮忙，靠人帮助得好处，就幻想别人赏识你对你好。都有可能，但前提是你对人有用，你也能帮人做事。街上看到你有问题，顺手给几块钱容易，把你提拔起来，让你发展就不会这么简单。必须你对人有用，没用别人不会理你。先创造自己价值，养成自己能力最要紧。古语说：“愚者一切求人。”
　　【去留】
　　年轻时不能不能适应失落和挫败，但都是人生的常态。有些好东西就是保留不下来，你怎么尝试都不行，有些好事情就是不长久，你怎么着急都没用。这得想开些。适应问题，解决问题。不能总后悔总沉浸在过去里出不来，这样最没用。过去的问题就此结束，从今天向前努力。古语说：“去时终须去，再三留不住。”
　　【多个心眼】
　　年轻时常看到摆谱说大话的就佩服，这种人有特点：一骂遍其他人愚蠢之极，只有他最聪明。二说话斩钉截铁，社会按他的办早就变成天堂了，个人按他的办早就成名发财了。许愿明确之极，事情简单之极。见到这样人多个心眼，一看他以前许愿落实过没有，二看他说的和实际是否符合。古语说：“简傲不可以为高。
　　第二章 正能量的接力
　　【惜时】
　　年轻时其实是人最珍贵的时期。但最不容易珍惜。一难摒除杂念，东想西想，知道有好多事要干就干不了，学习甚至谈恋爱都没精气神。空耗在散漫中。二难抗拒诱惑，狐朋狗友招呼打游戏，微博上起哄看八卦，一天天就过了。最后怨家里不争气，社会不好，都是借口。古语说：“志不可慢，时不可失。”得靠自己。
　　【专注】
　　年轻时注意力不集中是最普遍现象。一想干一件事就办不到。心思就像乱草一样，到处爬，一会儿想这一会儿想哪。一天过去。二觉得干扰太多，手机聊天看微博，应付送快递的，一天一晃就完。这很严重。一不瞎想，就干这件事。二抗干扰，关键是能够迅速回到正事，接着干。古语说：“致专于一，则殊途同归。”
　　【坚持】
　　年轻时常不能坚持做事，无论学习工作，稍遇问题，就先颓了。一听不得议论，你干事，旁边玩乐的就嘲笑你傻，会说你俗你总想捞好处。一想觉得还不如和他们一起混。二奈不得不顺，做事就有毛病，就会有辛苦，一想还不如闲着。但这样你永远达不到目标。看准了就不怕。古语说：“待得雪消去，自然春到来。”
　　【努力】
　　年轻时努力工作学习，当然是为了今后能有本事，可以进步成功，也会治无聊。每天只是玩玩，老这么着也会觉得没意思。一老消闲也枯燥。二没事干不像样。最懒不干活的也会在别人问起来时说正准备干事业。没有说混混就算了的。所以努力不需要前提。古语说：“人皆以饥寒为患，不知所患者正在于不饥不寒。”
　　【做事】
　　年轻时常遇到好多事头绪纷乱，自己就把握不住了，一烦，不想做。做也没头绪。二累，不能做。觉得浑身没劲。事情一拖再拖，越多越做不了。但总挂在心上。就是睡觉都想着这些麻烦，心里沉沉的。古语说：”因循人似闲，心中常有余忙。“一开始从容易的事着手，可以见效。逐渐过渡到干重要的事，有大成果。
　　【人品】
　　年轻时很忌讳在公司单位想靠搞事获得价值。一、一无所长，靠走正路子没办法，就想靠搞事上位。和谁都闹，弄得同事侧目。好像没人惹你，大家都烦。二、在这里工作不如意，就盼着别的公司打垮自己公司。吃里扒外当第五纵队。最后大家看透你连饭碗都没有，人品靠不住没人用。古语说：“利欲熏心，随人翕张。”
　　【准备】
　　年轻时常不知道做好准备的重要。看人会演讲，他一定下面反复练过多次。看人会演戏，他一定准备了好长时间。看起来才华横溢，都在背后用功。常听人说到手就成功，都是成事之后吹的。不下功夫成不了事，做好准备，给你的机会就能抓住。抱怨没机会，抓住给你的机会就很不错。古语说：“有备而来事易成。”
　　【主见】
　　年轻时听到议论，常有两种态度：一赶紧迎合，听议论就害怕，什么人说点嘲笑否定的话就立不住。二反感反击，一听负面话就撑不住，回骂不已。都不必。一稳住，还是干自己的。二平和，绝不动气回骂。有恨你的捣乱，有真心建议，都做参照。不动气但有主见，按想清楚的干。古语说：“闻见欲众，采择欲谨。”
　　【专注】
　　年轻时就怕心散了，什么都不专注。玩也玩不好，注意力不集中，老瞎想。一在手边要办的事情，就是没心思办，想想就烦，但不干还真不行。越烦越打不起精神干。二没目标心气，什么都累，宅着看网上奇闻胡扯一下子一天。就是没意思，必须立即从容易的开始干，一件件解决。古语说：“一心散则万虑皆妄。”
　　【分享】
　　年轻时很不情愿的是分给人名利。一自己成功，都是自己聪明。二自己有名，都是自己高明。这样对帮你的或合作者无视，就难走下去。一别人不会跟你合作，计较的会闹起来，不计较的也疏远你。二是弄到信誉坏，都知道你太自私，谁还肯相信你？古语说：“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之。”
　　【务实】
　　年轻时常会有瞎幻想，还什么都没干，就在公司单位一心想着所有人都按你的干。你一无业绩，二靠不住，三无实力，就指望主事的按你说的做，凭什么人家用你那些无用的胡思乱想，你那些从来没兑现过的东西当然让人看不上。人家多少年没用你也做的挺好，就是不买你的帐。古语说：“事莫明于有效。”干实事。
　　【告诫】
　　年轻时常会不屑于过来人的告诫。觉得自己在新情况，老话老想法过时了。有道理，比如学电脑，上微博这样的技能，老一代学得慢，要向年轻人学。但对待人接物的交往的方式，人性的复杂和人心的微妙，经过多的人就于有点优势。多听听就能长见识，看透一些，少走弯路。古语说：“人不说不知，木不钻不透。”
　　【运气】
　　年轻时常想靠运气做事，慨叹自己运气不济，碰不上贵人。就是你碰上，你没用，别人也不把你当回事。运气来了，如给你机会在公共场合讲话，给你机会演主角，你都可能搞砸，让大家失望，让恨你的人高兴。只能打好基础，有真本事。同时找机会，多试试做。一定不会差。古语说：“天时不可幸，地利不可恃。”
　　【严己宽人】
　　有几句古语谈君子的准则，很透彻，也不难做到，可作座右铭：“君子直不发人所不白，清不矫人所不堪，刚不绝人所不忍，察不掩人所不意。任不强人所不胜。”坦率但不纠缠别人的隐私，清正但不过度要求人，刚直但不让人受不了，明白但不想刻意揪住人弱点，发挥别人的长处但不硬让人干办不了的事。严己宽人。
　　【人品】
　　年轻时不知道人品重要，觉得做事不择手段就行。一被人抓住毛病连你的理想也都蒙羞被怀疑靠不住。二你自己总有话柄落在人家手里，到时候就拿出来说一番。小心两方面：一私德，男女和钱财上稍注意，没有大毛病。二公信，说话做事不太出格，顾忌别人的感受。古语说：“身不正不足以服，言不诚不足以动。”
　　【反思自己】
　　年轻时最喜欢质疑别人，看别人干事就骂。说别人装腔作势，靠不住。到了自己想做点事，就想着都夸赞你，说你是圣人，奋不顾身，一心为他人。这当然不可能，别人会严格地要求你，揭破你的毛病，挑剔你的缺点，点明你虚荣。这就得习惯，天下没有只有你骂人的道理。古语说：“责人者，必自恕。”先反思自己。
　　【内心强大】
　　年轻时都会遇到不顺利的时期，和你较劲作对的人。这都难免。对方就是有敌意，就是要和你斗，就是要跟你捣乱。你也可能一段时间得不到众人理解。这种情况下更要挺住。王蒙说：“你自己精神上应该比对你不怀好意的对手更强大，你自己精神不垮，就没有任何人能够把你搞垮。”坚持住同时做得更好更成熟。
　　【分享】
　　年轻时最难学，但最要紧的是学会分利益给人。做了事，觉得自己了不起，对周围人轻视，对帮过忙的无视。一事情不成，帮了你也就算了。一旦有成就众人都敏感，会对你有看法。二自己利益到手之前都愿意许愿分人，真到了手就后悔，舍不得。克服小眼眶是为人正道。古语说：“据独善者无成，私独利者不享。”
　　【执著】
　　年轻时有一点成功进步的时候，是最容易被人嘲骂的时候。一和你有过节的都又恨又担心，他们会一致嘲笑你傻不配成功，一定倒霉。二你周围人对你侧目，觉得你太扎眼。一致说你路子走错了，还是和他们一起混混算了。但这时要知道自己，不反驳，做下去。用更多的成功回答他们。古语说：“一志足以成万事。”
　　【骨气】
　　年轻时不能见人就骂自己家。就是有人说你不骂就是奴才奴隶也不能那么做。关上门反思的时候怎么直说都应该，家穷，父母不争气都该实话实说。但对着外人每天像炫耀似的骂自己家，说自己每天就想着到别人家当干儿子，就不像正经人。这才叫真奴才。古语说：“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有点骨气别人才尊重。
　　【刚柔】
　　年轻时很需要磨炼自己的性格。要避免两种毛病，一是太强悍，什么人都不买账，觉得自己最好，不妥协，不会合作商量。和谁都搞不好。二是太软弱，什么都不敢说，什么想法也没有，稍有挫折困难，就先颓了。有才也要合作，平常也要独立思考。古语说：“太刚则折，太柔则卷。”才人多学合作，常人多开思路。
　　【踏实】
　　年轻时常会举出乔布斯或“偏执狂才能生存”的例子。觉得与人合作按规矩办事等都毫无意义。这都是对有大才一招鲜，别人压不住的，多数在高中或大学初期已经显出来了。但世界上多数人都不过是小有才，或根本也就这样。但夸大得就是乔布斯，就好笑。还得循规蹈矩，踏实做事。古语说：“人贵有自知之明。”
　　【老道理】
　　年轻时觉得老道理没用，但老道理就是真道理，听了按着做绝不吃亏。老说就是因为说了也没用，常说才能让人记住。朱子曾经引名言：“积累之要，在专与勤。屏绝他好，始可谓之专；久而不倦，始可谓之勤。”一要做好一件事一定会失掉另一些东西，二坚持住一定很辛苦。这都是大实话，谁真做到了一定有所成。
　　【决断】
　　年轻时既不善于听意见，也不善于做决断。听别人说的顺了心思就怎么都好，不顺耳就怎么都反感。合意的未必切实，不合意的有时合理。但是下决心又仓促，听说的人多就干。但不管谁说，大主意要你自己拿。没人能为你负责，后果都是自己担的。一定自己想明白再做。古语说：“凡谋事贵采众议，而断之在独。”
　　【专长】
　　年轻时一定找到自己的一个专业或专长，真的搞通一门学问或一个领域。可能要转行，可能未来工作不在这个方面，但搞通一种你就有学习能力和掌握能力。就怕一无所长，一无所事，什么都靠微博知道一点，都能谈论，会指点江山，但什么都是万金油，拿不起来，就变瞎混了。蒲松龄说：“怀之专一，鬼神可通。”
　　【看淡】
　　年轻时对于自己的境遇太敏感。稍微顺利就到处炫耀，藏不住事，弄得大家侧目。天外有天，那一点成功其实都不足道。自己心里高兴一下就行了，不必显摆。稍微挫折就牢骚满腹，觉得周围人都针对你。恨恨不已，关系紧张。其实一点小挫折过几天好了了。古语说：“得何足喜，失何足忧。”看淡些反而容易成功。
　　【韧性】
　　年轻时韧性非常要紧。一有耐心。不着急，决不能求立即成名发财，打好基础，扎实努力。就有前途。太急了，反而会坏事。二通人情。对人和为贵，多结善缘，能帮人帮人。不对人马上利用，利用完就不睬，这样一定办不成事。三明事理。能干该干的一定干，办不了做不到的不乱想。古语说：“能克己乃能成己。”
　　【我行我素】
　　年轻时会看到有人很搞笑，明明是和对手较劲捣乱，用咒骂希望对手倒霉。别人一较真，就说是真心为你好，尖锐些，是好意。大可不必理睬他，不给他脸就行，因为他本来就真心希望你倒霉的。只有一防范好，让他捣不了乱。二做好自己，就让他不痛快，气死他。一笑置之，小人无非起哄。古语说：“我行我素。”
　　【反思自己】
　　年轻时常觉得社会糟，别人坏，制度不合理。只有自己最能批判，道德最好。其实自己操守也不见佳。对人尖刻无比；对己却是自恋，什么都好，有不如意或问题，都是社会所致。社会有毛病，可是你自己也没超过平均数。古语说：“身不用礼而望礼于人，身不用德而望德于人，乱也。”能反思自己是人最关键的素质。
　　【务本】
　　年轻时总喜欢搞些虚名堂。一搞花架子，外表看着热闹，但不顶事，如结交许多大人物，其实你对他没有价值，他也不起作用。二浮在面上，什么都不够专精，到用的时候都不行了。还是要一真肯干，可踏实出力做事有效，小事先办漂亮了。二真本领，到用你时候，就能显出来。古语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换位】
　　年轻时容易言行不一，说话调子高，要求别人严格，对于他人问题洞若观火，但对自己的毛病却缺少起码反思。其实在别人看来你的毛病也非常明显。但别人给你点明的并不那么多。在批评指责别人之前一先想想自己有无毛病，二先换位想想他人的选择的理由，然后批评就有力量。古语说：“言行相诡，不祥莫大。”
　　【自信】
　　看到一个有才华的人引用MJ的一句话：“你说我是错的，那你最好证明你是对的。”自信是经过长期的自省之后获得的，所以经得住考验。重要的不是一意孤行，而是已经比对立面更严苛地质疑过自己，把可能发生的一切都考虑在内了。然后你就有信心坚持自己。于是你够强大，谁说什么都不会在意，你会一直向前。
　　【情趣】
　　有一则禅偈，极有启发性：“鹤立松梢月，鱼行水底天。风光都占断，不费一文钱。”鹤和鱼的行为无非是出于本性，却成了一幅绝美的图画，也享受了世间的美景。他们的生命变成了美的境界。人生之中，处处都有这样的情境。但我们太纠结在利中，缺少这种体会。只要你能感悟会欣赏，人生就会变得更为有趣。
　　【平常心】
　　年轻时最难是持守平常心。确定的目标，想好的事情，一定不要因为一点事随意改变。也不应该随着境遇的变化，情绪波动太大。当然一点不变化不可能，但切忌随心所欲，朝三暮四，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要稳得住，平心干自己的，过一段就会见到成绩，远比瞎折腾强。古语说：“专于其所及而及之，则其及必精。”
　　【畏无难】
　　年轻时一定不要怕困难，一进取发展难，你往前走一定要学东西干事情，过程艰苦漫长，往往就想算了。但这样多了，就再也打不起精神了。二保证平安难，一路走来做事工作，都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稍一大意就会找上事。总会有要利诱破坏你的，打起精神小心努力。古语说：“不畏多难，而畏无难。”坚持住。
　　【顺境逆境】
　　年轻时太容易受到境遇的制约影响。遇到顺境就得意洋洋，觉得高人一等，到处吹牛炫耀，搞得大家侧目而视，意见多多，宁肯找差一点的人合作。遇到困境就怨天尤人，都是别人坏社会糟，都想害你，弄得别人都躲着你。困难时乐观自信些，顺利时稍夹起尾巴做人。古语说：“处逸乐而欲不放，处贫苦而志不倦。”
　　【合作】
　　年轻时不知合作之道，其实有两句古语说得透彻：”君子过人以为友，不及人以为师。”比人强也不狂躁，不摆谱，而是和人合作，分利益给合作者，你的事就容易办。比人差，也不是嫉妒和破坏，而是向他学长处能力，对照自己，多反思多行动，自己的事业就有不断的进步。就怕还不行就摆架子，还没怎么着就狂傲。
　　【得失】
　　年轻时太计较一时的得失，一点成功大得意，一点失败大颓丧。心态摆不平，反而让未来的前程受到影响。成功时尤其要谨慎。遇到问题，一要多争取，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机会，充分发挥长处，取得更多成就。二要看长远，有些事不公是一时，公道自在人心，谁都会有不顺的时候。古语说：“得而不喜，失而不挫。”
　　【豁达】
　　年轻时谁说你几句都放在心上，毫无必要。一关键是事情做成就不怕，只要你努力没有硬伤把事情做成功，再议论也是羡慕嫉妒恨。二核心是有主心骨，知道自己有道理，一心一意就是坚持，再议论也是风过耳。你取悦他，他还会笑你傻，让他在你的成功面前气死就好。赞美和攻击是兄弟。古语说：“去取在勇断。”
　　【律己】
　　年轻时容易对人严，对己松。对别人要求多，觉得都蠢都品性坏。对己则都怪到环境，本来没什么拿得起来的，但还是眼高于顶。这样在哪里都被排斥，除了发牢骚一无所长。应该反过来，对自己严些，对他人则体谅难处，要求人做到的先自己做到。别人就愿意和你合作。古语说：“律己宜带秋气，处世宜带春气。”
　　【主见】
　　年轻时常听到批评就稳不住劲，大可不必。一看人谁说你坏。本来就恨死你的，他咒你骂你再正常不过。一定不理，按你的做。他不开心你就成功了。二看事情的状况，如果你现在发展不错，比别人强，也要防范，但绝不能听见风就是雨，瞎盲动。古语说：“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有主见，知道后果自己担。
　　【合作】
　　年轻时常觉得自己最聪明，别人都不行，但他们反而成功，就怀才不遇乱骂，更不顺。可能你才华比人高。但往往你一不重协调，看不起人，动不动发脾气，觉得缺了你不行。二不分利益，成了什么好处都是你的，跟你合作别人都吃亏。别人宁肯找差一点的人合作。古语说：“专用聪明，则功不成。”发挥能力得合作。
　　【大势】
　　年轻时常看不清大势，一不清楚时代的潮流趋势，只是一厢情愿，希望世界按你的理想走。把自己的愿望和对于别人的幻想当成真实一定会失败。二到处投机取巧，就想从小处捞好处。只看眼下利益没有长远思路也一定不会走远。前者楞后者油都不成，一明大势，二走大道。古语说：“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看明白。
　　【屈伸】
　　年轻时常会遇到不如意的情况，这种情况也会难以在很短时间扭转。这时一忌颓丧，消沉下去，再也打不起精神。二忌乱动，没意思就索性瞎闹瞎跳，或乱投机乱撞大运。一冷静分析，想透有利和不利条件和自身长处弱点。二做好选择，是忍住等机会还是另找发展空间。曾国藩说：“大丈夫可屈可伸，何必过于焦愤。”
　　【认识自己】
　　年轻时最不容易认识自己。长处优势常常夸大，自己的才华能力往往估计高。短处缺点常常无视，毛病问题都推给社会或别人。事情成功是自己能力功劳，事情失败是社会环境和周边坏人。从来不从自己总结，也就常有阻碍困难难进步。古语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自知其长易，自知其短难。”冷静对自己是成功正道。
　　【平常心】
　　年轻时常不知人其实有些事不一定能自己主宰，还需要平常心。一是觉得自己最聪明能干，看不起别人，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就是不用你不喜欢你。二是觉得自己很得意，就随便做事，觉得对但最后遭遇麻烦。一再能干也要和人合作，二顺利时更要谨慎小心。曾国藩说：“聪明太过，常鲜福泽；顺境太久，必生波灾。”
　　【不自满，不自弃】
　　年轻时一不自满，在自己的小天地感觉不错了，就像是班里成绩第一，其实天外有天，自满就只有这一点视野，就发展不起来。世界太大，努力的空间多多，还是要勤奋。二不放弃，觉得什么都不如人，自暴自弃，反正混口饭现在很容易。这样久了失落感很强。古语说：“莫病于自足，莫罪于自弃。”相信自己坚持住。
　　【小事】
　　年轻时常不知道什么都是小事积累结果。你有好事，一定从一点一滴做了大努力，明星之类，也是辛苦奋斗的结果，再加一点机缘。家里条件攀比不了，但自己的努力是最后保证。你倒霉，也常是不注意检点，坏习惯成自然，会露破绽，加上有人捣乱就讨厌。干事防弊都从小事起。古语说：“福生于微，祸生于忽。”
　　【放下】
　　该放下还得放下。人都逃不脱名缰利锁，追求进步发展人之常情，也是人生动力。但不能时时刻刻都纠缠在里面，也很乏味。弄了半天，也没有给自己一点精神享受，超越情怀。具体事认真办，不放过机会。但总体上看透，知道也不过如此。古语说：”无事在身，并无事在心，水边林下，悠然忘我。“心态健康不纠结。
　　【三当】
　　年轻时不知道做人的基本，古人有“三当”提醒，可以作为警醒自己的格言：”当清，当慎，当勤。“清就是品质好，摆在台面上都不怕；慎就是加小心，让人抓不住毛病很踏实；勤就是努力干，自己一份努力一分收获。品质好则服人，加小心则防人，努力干则成人。服人让人敬，防人没硬伤，成人好事近。把握好自己。
　　【得意】
　　年轻时遇到高兴的事，得意的事最不擅于处理。一是炫耀，见谁和谁说，其实许多人未必喜欢你成事，跟他说了反生出矛盾。没必要。二是毛糙，一心想着更得意，不注意周围人利益，不考虑其他人想法，弄得和你合作的不高兴。顺利时平常心，谦虚平和，不自恋不倨傲。古语说：“君子得时如水，小人得时如火。”
　　【不过底线】
　　年轻时或唯利是图不择手段。或爱面子，不敢大胆向前抓住机会。前者太过分，后者太拘谨。毛病都在对自己没想明白。前者拿自己不当回事，别人也不把你当回事；后者太把自己当回事，别人也把你不当回事。古语说：“人不自爱，则无所不为；过于自爱，则一无可为。”明白角色，不过底线，抓住机会，积极进取。
　　【境界】
　　清人孙星衍有一副对联，最有境界：“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珍惜美好的时光，多欣赏自然之美。在春秋佳日亲近山水，让人有超然物外的乐趣。在凄风苦雨中独处，让人倍感凄凉寂寞之时，相知的老朋友不期而至，一同闲聊，化解了内心难言的苦闷。这是中国人独有的美妙境界，超越了物欲的烦恼。
　　【淡定】
　　年轻时容易气得不行，大吵大闹不已。其实问题在于你可能有理，但过度了就会失控，别人只是在旁边起哄看热闹。你们闹得越欢，围观的越高兴，但真要帮你，却都是虚的。王蒙说：“以为周围的一切人是魔鬼和恶棍，于是整天咬牙切齿，苦大仇深，气迷心窍，不可终日。这是不可取的。”冷静想明白问题的症结。
　　【谨慎】
　　年轻时常不知谨慎是成功基础。一定要知道在两方面没有大毛病才不会被盯上。一是钱财，最容易出纰漏，一定要搞得清楚。二是男女，最容易受诱惑，一定要分寸把持好。多在明处，避开暧昧含混地带，让人找不到毛病就顺利。凡人都有欲望，但知道社会凶险就要稍稍抑制。古语说：“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
　　【前人的境界】
　　前人有些境界还是值得学学，想开点，有点自己的爱好兴趣，不仅仅追名逐利，不是每天斤斤计较，自己纠结苦恼，烦闷焦虑，也很无趣。清人徐照有一书房联，让我倾慕：“志不求荣，满架图书成小隐；身虽近俗，一庭风月伴孤吟。”看透人生，虽然难逃世俗的羁绊，不必刻意装高雅，但自己有点随性的空间也要紧
　　【自我加压】
　　年轻时给自己加点压力没什么，不必动辄抱怨诉苦，怨气冲天，牢骚满腹。其实没意思。一珍惜精力旺盛的阶段，下功夫弄通一个专业，就有看家本事，先有底子就有饭吃。二磨炼自己和人相处能力，学会利益共享，协调沟通。这些都需要在工作之前或工作的最初几年弄明白。古语说：“白日莫空过，青春不再来。”
　　【视野开阔】
　　年轻时尽力把自己的视野弄得开阔些，能够多见识，多听到不同意见。最怕一是接触第一个能说能说会道的长者或同辈，就觉得遇到了人生导师，被他不知道忽悠到哪里去了，再也难回头。二是第一次接触一种完整的学说，就觉得真理在手，从此听不得什么。脑子僵化愚钝。古语说：“见博则不迷，听聪则不惑。”
　　【无所畏惧】
　　年轻时就要勇争第一，有点无所畏惧，不被压倒的气概。不畏惧对面的对手，更不畏惧流言嘲笑。说你的努力没价值，说你的奋斗没意思，不如他东混西混。不理他，做你自己，拿更多的胜利回答他。刘禹锡诗：“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一笑了之，不做生活的懦夫。
　　【出国走走】
　　年轻时到欧美走走很重要。但到印度、巴西、南非等和我们发展阶段相近的新兴国家走走也重要。对于发达国家，羡慕崇拜都行，但人家发展几百年，中国二十世纪就这样条件，还要努力，世界认识我们也就和印度、巴西、南非一个水平。到那些同等水平的地方见见世面，开开眼比较一下，客观参照。多种比较更实际。
　　【成器】
　　年轻时最重两条，一是自己的实力本事，没有这什么都是虚的。所以要努力学习。二是与人合作沟通能力，没有这你走不远，要了解一些人情世故。真要成功就得这样锻炼自己，一不能不勤奋冲出限制，二不能不适应了解限制。这些都要战胜自己的弱点。古语说：“应事以精，不畏不成形；造物以神，不患不成器。”
　　【坚持】
　　年轻时读书做事就贵在坚持。一做事坚持，不管事大小，你做得好就有更多机会。常会今天积极一下，明天就睡懒觉瞎出神，什么也抓不住。二是记事坚持。要勤记笔记总结计划，现在电子笔记手机电脑联动更方便，光靠脑子记不住。这样有几个月面貌就不一样。曾国藩说：“年无分老幼，事无分难易，但贵有恒。”
　　【知耻】
　　年轻时还是要有点知耻之心。青春期狂躁时常不讲理，就靠一群人耍粗野玩无赖哄闹造声势，这一套中学对付老师常见。但做了成人在社会上就不能用着一套来行事。一不是丛林里的野兽，二不是牛二一类泼皮。学点本事，别变成被老大豢养的小弟最要紧。古语说：“人之患莫大乎无耻，人而无耻，果何以为人哉？”
　　【做父亲】
　　我们做父亲，要有点起码的样子。一是要自己做好榜样，不能搞得獐头鼠目，见不得阳光，不能弄得像流氓无赖张口就是三字经。为老不尊，让子弟也学样，让外人看着笑话。二是自己也要自立，不能就想着从儿子身上讨便宜，自信地过自己的生活，让人看着可怜就没意思。曾国藩说：“居家规矩要严，榜样要好。”
　　【洁身自好】
　　年轻时常不知道洁身自好，谨慎小心重要。一面不太检点，不注意生活上的自持，随心所欲，觉得没人盯着你。另一面自大自得，以为自己有份量，谁也奈何不得，到处骂到处炫耀。都是虚的。别人没认真和你较劲。真一在意你，盯住你的毛病，你就出乖露丑。所以小心驶得万年船。古语说：“祸莫大于纵己之欲。”
　　【灵光一闪】
　　断桥伦禅师有一偈，境界极高：”隐隐烟村闻犬吠，欲寻寻不见人家；忽于桥断溪回处，流出碧桃三四花。“孤独行旅中，听到有了烟村犬吠，终于有了希望，但却到处找不到路，如入迷宫中，陷到鬼打墙的迷惑中了无路彷徨之时，突然灵光一闪，发现生命的希望就在近旁。看到希望时会有迷惑，这时的坚持最关键。
　　【批评】
　　年轻时容易有两个缺点，一听不得别人批评。听到批评就冒火，听到嘲笑挖苦就急。善意的批评，提醒有用。恶意的嘲骂让自己小心，也是提醒。二最善于批评人，天下都是坏人、小人，只有自己好，都是他们把事情办坏，把我这样的天才忽略。这最不靠谱。古语说：“人生至愚是恶闻己过，人生至恶是善谈人过。”
　　【持久】
　　年轻时总会希望容易得到的成功，没这回事。一没有艰苦训练，就是得到一点小窍门，哄得住人一时，也不能持久。没有意义。二没有长时间积累，就是能够靠聪明一时得势，也终究难延续。没有价值。人一定要经过长期的刻苦的磨练和积累才可能又有成就，而且能够持久地发展。古语说：易者弗久，难者克终。
　　【熬住】
　　年轻时总想着马上就有成就，发财出名。除了个别现象多数不可能。除了演艺界或IT业，很多领域都有资格限制和正常新老交替，没有时间熬不出头。一没经过考验，别人也信不过你，需要时间才会把大事交你。二没成果积累，别人也会看不起你。熬住了要紧。古语说：“骤长之木，必无坚理；早熟之禾，必无嘉实。”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21:26
王小丫对话北大中文系张颐武教授(图) 来源：人民网



王小丫（右一）对话北大中文系张颐武教授（右二）。人民网张启川/摄。
　　人民网北京4月18日电 “未名大讲堂 与名家、名人面对面”文化论坛之五——2010年“地球·公民·传媒”论坛于今日 14：00—16：30，在北京大学举办。人民网传媒频道进行独家网络图文直播。图为王小丫对话北大中文系张颐武教授。（以下为直播实录）

　　[王小丫]:非常荣幸受到了俞虹教授的邀请，能够在这儿作为媒体的代表，向张教授和101中学的同学分享这个很好的体验。今天我到这里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丝巾是绿色的。我们这个环节是“从小做起”，对于这个“小”字我有两个理解，第一个是从娃娃做起，比如我们的嘉宾是101中学的中学朋友们。还有一个从小事上做起，可能你从一个非常细小的生活习惯或者生活方式上也可以做起，这是我对这个“小”的理解。今天两位同学通过非常简短的方式介绍了两个社团，我总结了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微笑”，“根与芽”是第二个关健词。

　　[王小丫]:今天我们一起分享对这两个关健词的体会。首先从“微笑”开始，我第一次感觉到微笑对我个人的冲击力和感染力，是我十几年之前到中央电视台的时候，我找我所在的部门报到，他们已经去食堂吃饭了，同事带着我也去食堂吃了饭，我一推门看到了汪老师，我非常吃惊，因为我突然看到电视当中的明星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估计当时我的情景就是瞪着眼睛，张着大嘴，此时的汪老师对我轻轻一笑，我对中央电视台最初的信心是从他的微笑 开始的，我觉得我们不再像陌生人。

　　[王小丫]:后来别人在马路上认出我来的时候，我总是会报以一个微笑，甚至我还会开玩笑，因为我觉得陌生人之间的微笑和善意，真的非常能够滋润人的心田，所以我觉得“帅哥”你笑一个吧，他们的微笑社团特别特别棒。在这里，请问一下张教授，您能够记得最近的一次您对微笑的感受是什么吗？

　　[张颐武]:微笑最重要的是对大家都有感染，另外，我小学的时候，有一次碰到警察叔叔，我是在路上闲逛，那时候警察的衣服是白色的，但是他看到我走到大马路中间，那位警察对我笑了一下，然后给我一指，因为过去给我们的教育是对警察十分敬畏，突然我发现他笑了以后，给我一种亲和的感觉。

　　[张颐武]:我觉得这个社团本身就是倡导一个微笑，同时通过环保的理念，通过沟通，通过回收瓶子，进入到不同的人群里面，进入到聋哑学校，进入到贫困学生的学校，通过和他们沟通，获得一个新的交流沟通的机会，最后创造了人和人的和谐，不同的人通过微笑的行动，大家充分了解。同时，又通过跟老师沟通，他们很有意思，就是收卷子跟老师进行沟通，通过这种沟通，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又近了。我很吃惊101中学的学生居然有闲心愿意跟大家沟通、交流，同时环保的活动，特别感动我。

　　[张颐武]:因为这个学校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校，就在北大西门外，堵车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旁边有一个101中学，这个我们要倡导，怎么要绿色呢？我希望倡导一下这事，因为我经常从西边走的时候就发现堵车的问题。这个社团最可爱的一个方式，就是通过人和自然的和谐达到人与人的和谐，非常完美。

　　[马啸辰]:因为这个社团是我的上一任组织的，我是继任，我们的宗旨就是“把微笑带给每一个人”，后来我觉得我们这个微笑的定义还可以再广一点，就是“把微笑带给每一个需要的地方”，然后我们把这个活动和环保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希望这个活动唤起中学生的环保意识。

　　[王小丫]:“根与芽”有非常好的设想，在清明节的时候，101的同学们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为那些绝灭的野生动物扫墓，你们是怎么做的？首先，请张老师点评一下，您是第一次听说为灭绝的野生动物扫墓吗？

　　[张颐武]:我是第一次听说，原来我们是追我们的先人，现在追的更远了，这个不得了，这个社团是非常富有诗意的，女学生念伟大人物格言的时候，富有朗诵的情调，所以我们感受到这个活动确实很好，追到根源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只追人类的祖先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把万物看作生命，大家一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这么小有这么大的意识，不得了。

　　[王小丫]:我觉得应该给张教授的点评热烈的掌声。他们为灭绝的野生动物扫墓听上去特别像一个行为艺术，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为艺术背后蕴含着巨大的包容，巨大的力量，它是震撼的。谢谢！再来看第二页，第二页是探索生物实践。组织中学生参观科学院，他们会得到什么，会有什么启发？

　　[张颐武]:我觉得大学就有这个职能，大学不仅仅是研究和教学机构，实际上是让年轻人更多的参与到大学的文化当中，环保也是大学文化的一种，刚才我们看到北大有“林歌计划”，生命科学是人类科学的一个重要部分，现在生命科学遇到了很多非常复杂的挑战，比如基因科学遇到了宗教、伦理等问题，需要大家做更多的探讨。他们在参观的时候，一个年轻人就可以把自己的梦想和大学的梦想结合起来，我觉得环保不仅仅是一个感情的问题，我们可以做非常煽情的叙述，我最近看到最煽情的一个是只猴子和北极熊在冰块里玩，突然冰块断裂了，北极熊和猴子分离了，非常痛苦的，看了之后感动得一塌糊涂。

　　[张颐武]:其实所谓碳排量问题是需要有科学的依据为基础，大家必须要科学的理解，世界上不同的人也有差异的，比如发达国家在碳排量方面比我们多的多，中国确实碳排量非常大，但我们并不是消费国，最终的消费应该买单。我们大家应该无条件回馈自然，另一方面也应该分清谁的责任重，谁的责任轻。所以，我觉得他们来到北大，在这个地方，不仅仅是诗意的，能更理性地参与到未来的人类与发展中，意义非常伟大。孩子，不光是上大学，本来我们想高中生就是一条——考大学，他们居然能够通过和大学的交流，创造自己对未来的想象和对未来的安排。 [王小丫]:我们给101中学的同学们一个建议，反正你们离北大挺近的，所以以后到北大来参观的时候，特别是来参观生命科学院的时候，就走路来，减少一下碳排放。我们再来梳理一下“生命之歌”，其实就是国家动物馆之行，请张教授对这个活动做一个点评。

　　[张颐武]:活着的动物更重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活动，他的活动好在寓教于乐，和玩结合起来，不仅仅是教育，训导，不能每天板着脸去教育，还需要很多有趣的活动，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活动非常有意思，非常好玩儿，通过到博物馆去参观等，让大家具有环保的意识。所以，我觉得这些活动很好玩儿，不光是教育，而且是一个参与、沟通、对话的活动。

　　[王小丫]:现在我们再来看他们另外一个计划，叫做“蔬与田计划”，我小的时候感觉哪儿都是野草，根本不觉得野草是一个奇怪的植物，随着科技的发展，毕竟我们会得到一些，同时也会失去一些，比如说不知道什么是野草的时候，可以在网络游戏上起早贪黑的偷菜，最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能丢掉一颗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101中学的同学们开辟了一片荒地，这个计划特别好，现在那块荒地有多大？

　　[任臣宇]:最终给我们批的地是五六平方米。

　　[王小丫]:虽然小，但是毕竟已经有了，为那五六平方米野草鼓个掌。张教授，您对这五六平方米的野草说几句吧。

　　[张颐武]:你会发现，人和自然在这儿有一种和谐，生命自己会生长，这个道理告诉人类，你只要是放放手，松松手，自然会有自己的恢复能力，这小块地既是小小的空间，又是一个让小孩感受生命本身的力量，这些规律只要你尊重了，只要你爱护这些生命，它自己就会成长。有了根就能够发出无数的芽，然后生命就会生生不息，人是这样，动物是这样，最后他们证明了，植物也是这样。不仅仅把自己看作是万物的灵长，而是把自己看成是生命链条的一个环节，把自己看作是生命生生不息中间的一个构成，自己从大自然里面诞生出来，最后又回归到大自然里去，我们的生命结束以后，又恢复到大自然当中去。所以，五六平米的地给孩子们一个生命提供了教育。

　　[王小丫]:我们再说另外一个计划，这个计划让我非常吃惊，而且让我由衷非常佩服的金点子，他们做了一个垃圾生态处理，孩子们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帮着父母做饭的时间不是太多的，所以我觉得他们能够考虑到这一点非常了不起，曾经我有很多同事讨论装修厨房的时候，应不应该买一个下水道粉碎机，我一直对这个问题搞的不太明白，但是我从个人感性的问题上就不应该买，粉碎机一粉碎，让生活用水变得粘稠了，比如说有一些菜，甚至有一些地沟油都混在里头之后，对于污水的洁净带来了难度，所以我一直没有装这个机器，但是我也不知道厨房处理垃圾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但是今天101同学们是这样做的，拿一个大桶放在厨房里，当然有点复杂，先在里面洒一层土，今天吃剩的菜往里头一倒，再洒一点土。还有一个生物的方法，放蚯蚓在里面，当然在北京逮蚯蚓还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让蚯蚓松土，这样可以充分地发酵。

　　[王小丫]:但是我现在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特别好的主意，但是我搬到哪儿去？

　　[马啸辰]:其实这个活动跟我们刚才介绍的果蔬乐园是联系在一起的。

　　[王小丫]:以后你们要设立一个101中学果蔬乐园的热线电话，就是一个系列的。张教授，您觉得他们的处理办法怎么样？

　　[张颐武]:太好了。这使同学们在家庭里渗透了环保了理念，在学校里面学到东西，回到家庭里面实践，我们现在叫“80后”叫鸟巢一代，“90后”叫海宝一代。我们年轻的时候，主要是营养不够，没有剩菜，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我父亲看我十四五岁长身体的时候，我们家不够吃，他就把所有的米、面给我吃，他自己在旁边吃窝头。

　　[王小丫]: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地沟油，我记得我小时候炒菜的锅一定要铲一铲，再用饭拌一下。

　　[张颐武]:这些孩子会反过来教育上一代，让我们得到环保的意识，年轻一代教育我们，再让我们成长，跟我们一起成长，虽然我们也有权利教育他们，但是他们反过来教育我们。

　　[王小丫]:对于处理垃圾，我们媒体界的朋友也可以走一些其他的乡村，多开辟一些处理垃圾的地方，确确实实把这些东西运走。再来看一下他们的另外一个办法，叫做“生态驱鸟技术”，我想问一下你们在北京哪儿看到鸟了？

　　[马啸辰]:我们学校有很多鸟。

　　[王小丫]:你们都用什么样的方式把驱走？

　　[马啸辰]:我想说一下为什么开展生态驱鸟，因为我们种出来的菜被鸟吃了，所以我们搞了这么一个生态驱鸟技术。

　　[王小丫]:原来是这样。他们驱鸟的方式是非常环保的，是用一种超声波。

　　[马啸辰]:我们学校的鸟还是比较单一的，就是麻雀。

　　[王小丫]:还有一个项目，就是“请野生动物进校园”，我一直非常纳闷，你们怎么把野生动物请到校园里来了，是活的野生动物，还是野生动物的标本？

　　[马啸辰]:标本。这个活动是我们希望能和一些大学、博物馆，开展把他们的标本外借，使我们全校的同学都能看到这些动物，也是对全校同学的一个环保的教育。

　　[王小丫]:我们再请我们的马教授点评一下。

　　[张颐武]:我十年前看过一个电影，特别感动，就是跟野生动物进校园有关，一只大象，一女孩跟男孩谈恋爱，男孩迟到了，女孩很生气，说你怎么迟到了，男孩就说我被一只大象踩了一脚，那个女孩就哈哈大笑，怎么在城市里会有大象，一个镜头一转，真的一个大象在钢筋水泥里慢慢走过来了，说这个男孩跟女孩终于拥抱在一起，这只大象多么伟大。但是你会发现，这是人类的一个梦想。他们虽然请来的是标本，但是也不妨碍我们大家跟他们一起分享野生动物。

　　[王小丫]:非常感谢张教授，也感谢101中学的两位同学，谢谢你们，希望你们给我们这些成年人更多的启发，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经验。谢谢！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21:27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文化产品必须有趣《环球》杂志
　　《环球》杂志记者/乐艳娜
　　“要使别人感兴趣”
　　《环球》：“中国制造”全球闻名，而文化推广也可理解为对文化的海外营销。您认为营销商品和营销文化有什么不同吗？
　　张颐武：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商品的差异性是有限的，比如说裤子，生产的都是裤子，只是劳动力成本的分别。卖一条裤子，这里面没有太多的文化含量。
　　但是文化产品就不一样，差异性非常大。文化之间有隔阂，也许人家本来不了解你或有一种定型化的看法，要进行扭转才能接受。因此，文化的推广是很有难度的，它需要跨越隔阂、障碍、误解，这比物质生产的难度要大。
　　文化方面主要是依赖创意，必须有趣。生活用品是一种必需品，裤子破了就必须再买一条；而文化趣味的培养需要很长时间。好莱坞就是经过很多年的培养才能在全球进行营销。趣味是主动性的，这就使跨文化交流有一种不同于物质产品的方面。
　　《环球》：使别人对本国的文化有兴趣，这与综合国力的关系大吗？
　　张颐武：有相当大的关系。综合国力强，财富积累多，对推广文化是有很大帮助的。如果美国没有那么强的经济实力，文化上的推广也谈不上了。
　　以前，大家对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这个问题还不够关切的主要原因就是经济和社会的问题。现在中国的发展到了历史的临界点，但文化的拓展与物质的发展有一种不平衡的关系，于是大家开始关注这种不平衡的关系，认为这是要解决的问题。经济力量已经相对比较强了，但文化上外国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都存在很大的距离，还需要我们去解决。
　　“孔子学院只是一方面”
　　《环球》：在您看来，中国目前有没有明确的对外文化推广机构呢？
　　张颐武：我们的新闻办、国家外宣部门还有孔子学院，做了许多工作。这种通过国家的方式对外推广是一个方面，也很重要，但另一方面，民间的力量还是得通过一个崭新的中国形象来营销。这也是重要的，两条腿走路比一条腿好。
　　通过孔子学院进行文化推广是很好的，但另一方面还需要有吸引别人的东西。现在与新兴经济实力相称的并不是五千年的文化。过去也有五千年的文化，但人家没有被吸引，为什么？就是因为弱。现在我们吸引人家的是一种焕发出来的朝气，这种朝气需要被反映出来。只靠五千年的文明，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当然，并不是说推广五千年的文化不重要，它也很重要。两条腿走路，文化推广才会比较有力。现在看来，我们只有一条腿比较强，也就是通过国家运作。
　　《环球》：目前，孔子学院在国外发展很快，3年的时间就发展到120多所。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您怎么看我们的发展速度及其中存在的问题？
　　张颐武：做外宣或在外国待过的人都了解孔子学院的现状，它主要是教汉语，当然也有宣传中国文化的功能，但这种功能并没有发挥得很好。它现在有100多所，发展得很大成就明显，但另一方面，它的吸引力不太够。它主要是汉语教学，这方面很需要，但中国文化的推广还是要多条腿走路。
　　《环球》：那么在体制上是否存在什么问题？
　　张颐武：孔子学院主要是跟外国大学合作。由于我们的教学结构和方法与其他国家不同，通过目前的途径，比较容易部署。从这个方面，很难说我们与外国有什么差别。另一方面，由于我们主要是依赖高校，教育部有优势，比较易于管理，很难说在体制上存在什么问题。不管什么部门主导，都是政府部门的运作，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
　　《环球》：那么在您看来，孔子学院所进行的对外推广，是一种高端还是大众文化的推广？
　　张颐武：孔子学院主要是语言教学，这就决定了它不是高端。当然它有结合一些高端的文化。它是高端文化与基本技能训练的一种奇妙结合，本身并没有担负起形象塑造这样一个职责。
　　“文化推广不能搞大跃进”
　　《环球》：要在国外教好中文，就必须学好当地语言和文化。您怎么看跨文化人才的培养现状？
　　张颐武：对人才进行培训，对接受国有所了解，这是必要的，但不是绝对的硬指标。比如生意人，就是需要学中文，不然来了中国一句不会怎么办。这时候他找的老师就不一定要对他所在的国家文化有所了解。我们现在教汉语的走俏，主要是来自商务往来的硬需求，而不是文化交流的软需求。培养多语种人才当然是很必要的，但是关键是真正的文化产品的交流和文化形象的塑造，这个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展开。
　　《环球》：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对外推广还是重文字语言？
　　张颐武：我们现在考虑问题的方式还是一种传统模式，这是文化推广中的一种障碍。我们传统的思维是希望人家来学我们的传统文化。让大家都来读论语，这有多好啊！
　　但是，从学汉语直接抵达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中间没有大众文化的过渡就非常困难。大家学英语时，肯定都不是直接学爱默生的演讲来做切入口，我们都是学对话，看美国的电影听乡村音乐这样来练习。
　　亚洲有一些“哈日”“哈韩”的人，他们并不熟悉日语、韩语，但他们感受到了文化氛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学习外语很必要，但跨语言的服务也很多，也就是说不一定要很懂那种语言才能熟悉它的文化，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中国文化推广缺的就是鲜活的让大家去“哈”它爱它的那部分，没有让人喜爱的大众的都市文化，这可能是我们缺少的很大的一部分。
　　我们为什么要把那英的碟或更年轻的明星的碟拿出去推广，就是要让人家了解我们的年轻人都喜欢什么。要与全世界有个接口，就像U盘插在电脑上。我们有伟大的东西，但是接口不对起不到作用。孔子那些东西最终需要大众文化来潜移默化。我认为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改善。
　　《环球》：那具体应该改善哪些方面呢？
　　张颐武：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改变贵古贱今的想法。我们想把五千年的东西一古脑地输出去，毕其功于一役。这是很好的理想，但我觉得没有实事求是一点一滴做起的精神。我们花了很多钱在典籍翻译上，但真正代表中国现在有活力的反映现状的东西却没有重视去发展它。我们想把和氏璧给人家欣赏，但和氏璧外面看着是块石头，人家不能理解，文化传播的效果就没办法达到。美国也翻译爱默生的著作，但推广大众文化是齐头并进的，后者甚至更为重要。
　　第二要防止急功近利。我们总觉得古代的文明才有价值，现在的东西都是过眼云烟，没有价值。其实不是这样的。历史需要长远地看，急功近利才导致厚古薄今。拿新的东西、流行的东西出去宣传不是急功近利，最急功近利地反而是直接把《论语》拿给外国人看。这会欲速而不达。文化上不能跨越它的发展阶段，搞大跃进。
　　第三，我们要有平和的心态。一百年来的民族屈辱让我们奋起，有很多宝贵的东西，但也使我们有一种自大和自卑的混合心理，有一种敏感，给文化交流带来很大的困难。人家一提到什么我们就认为辱华，这种敏感跟中国这种大国的身份是不相称的，不利于文化走出去。走出去要有好的心态，健康平和的心态。当然，真正辱华的，我们也要警觉和做出必要的反应。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21:31

北大,魂兮归来

韩毓海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http://www.sina.com.cn 2003/08/11 17:16 中国青年
---------------------------------------------------

转轨与断代

　　1995岁末的一则新闻不仅位列“北大十大新闻”榜首，而且标定在这个千年纪元的转折点上。代与代之间的隔膜使百年学统变异。


　　1995年12月21日，正值岁末徐徐来临，中央电视台在当晚新闻联播中播发了一条来自国家教委的消息。据导播介绍说，播出这条新闻曾使他们略感踌躇，因为这条新闻直接涉及对北京大学的评价。而北大，在许多意义上都被视为中国的某种象征。次日.北大在学校闭路电视中以节制、简短，然而也更加明确无误的方式宣告了同一事实：

　　“12月21日，从国家科委举行的全国科技论文统计信息发布会上获悉我校在国际上发表论文数和被国际引用论文篇数均落后于南京大学。”

　　全校上下顿时一片哗然。在校党委宣传部公布的“95北大十大新闻”评选中，这条新闻高唐榜首。北大从来都是勇于正规现实的，然而对于北京大学而言，这新闻预示着一个痛苦的事实。它等于明白无误地宣告，在这个千年纪元的转折点上，一直以“京师大学堂”自况的北大的“太学”地位面临挑战；在现代高校竞争剧烈的时代，北大作为“新学之冠”的优势地位已经不再是无可争议的了。何况这一宣告来得“恰到好处”：如果从1905年废除科举，立北京大学为中国第一现代学府开始，刚好是90年。如果从汉代设立“太学”始，中国的“太学”传统至今刚好两干年，“两千年”的“太学”难道真要应庄子《天下》篇中的那句话：千秋之业，溃于一旦？历史总是充满了巧合，而时间却从来不是没有重量的。其实，一次排名，甚至“排名”本身，并不足以说明一所大学的真正实力。据称：“排名”是依据国际科学论文检(SCI引用论文数量来决定的；然而SCI只是一种尺度，充其量也只能算权威尺度之一。何况衡量大学实力的还有一条更为重要的尺度，这便是你在历史上对本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和进步起到的文化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北大有着无可比拟的光辉历史，九十年来北大形成的“科学、民主、宽容”的学统更可以煌煌于中国近代史册上。但问题也许正在于，北大已经大多地习惯于温习这些光荣历史。1916年至1918年在北大半工半读的毛泽东说过：“世上万事万物都在变化之中”。的确，一种令人担忧的变化正在北大发生。变故正由SCI引发。1995年，北大校学术委员会公布：青年教师凡未有论文被SCI引用者，不得申报职称。这无疑斩钉截铁地堵死了一大批青年教师的“出头”之路。而某些中青年教师则反唇相讥：著按照这条标准，现在的教授都不合格，因为他们大多禾在SCI发表论文，如此，学术委员会何不解散？——校园内一时怨声鼎佛，两厢对垒。一次暂时的排名造成的风波，从一个侧面暴露出的其实是学校教育体制内部的矛盾。人与人、代与代之间的隔膜乃至积窄日益尖锐化、表面化，正在造成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普遍危机。与80年代物质贫困的危机不同，这一次是价值观念上的深刻危机。

　　1992年10月12日是个并不平凡的日子，中共十四大在这一天召开。晚上11点，北大的第三教学楼熄灯，曾被这巨大教学楼的灯光照耀得如白昼的五四操场隘入暮色，校园内一片沉静。关灯锁门的校工忽略了，有一个人独自隐身于五楼一间教室之中，此时正在作出危险而致命的抉择。这便是经济学院的副教授K。K教了一辈子计划经济，近几年，他越来越感到搞市场理论的同行们的压力，只是这种压力没有使他正视现实，反而使他更加固执、抑郁。当夜，当他在教室里通过收音机收听完十四大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报告后，从这个五层楼的教室一跃而下，自杀身亡。据说此的地曾与一个观念相左的同事激烈争执，他遇在教室里的一本杂志上写着：“……必胜”！这是一个反映观念冲突的极端的例子！如果说，一个时代的终结竟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仅是个例，那么，在新旧时代转换中出现的代际冲突则是十分普代价仅是个例，那么，在新旧时代转换中出现的代际冲突则是十分普遍的。据统计，至2000年，50年代培养起来的学者，97%将退出历史舞台，未来的竞争势将出现在新的两代人之间，这便是具有丰富人生阅历的工农兵学员一代与改革开放以来培养的“学术正规军”一族。这是一段特殊历史造成的现象。工农兵学员一代不乏杰出人才乃至学科带头人；但是，作为中国独特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经历了一殷特殊的教育，一般来说，在基础理论素养，学术民主精神，接受新知识的能力以及外文水平上，他们中的一些人难免具有时代缺憾。教育界的现状早已非一日之寒。1991年，日本文部省官员在接见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的北大经济学院日本经济研修斑时曾直言不讳：“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近来加大了对于高校的投资，甚至引进了某些竞争机制，但结果却并不理想。我们认为这里的原因是：中国高校目的并存着三代不同的知识分子：‘又革’前的、‘文革’中的和‘文革’后的；他们的知识背景、经历、观念如此不同，以至难以制定一个共同的标准来评价。特别是，由于他们其实是在同一个起点上展开竞争的，这使竞争加剧了你们所说的‘不团结’，这都影响了工作热情。所以尽管中国杜会目前存在严重的脑体倒挂、分配不公现象，但许多高梭中青年教员却认为，学校内部的分配不公，还是要大于社会上的分配不公，所以他们即使出国，走向社会，为国外为社会‘打工’，也不愿全力为学校工作，这是与日本非常不同的情况。”不幸的是，1995年6月u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受托于北大人事处进行的北京大学国内博士学位获得者调查》，更加深刻地印证了上述看法。这份旨在了解北大教师中获博士咛位的中青年在校工作的经历与困难的问卷，在了解北大教师中获博士咛位的中青年在校工作的经历与困难的问卷，因为事先声明“数据只用于统计分析而不涉及具体个案，并保证任何人不能以任何方式获得具体答巷者的信息”，所以所得结果应是比较可靠的。调查结果显示：60%的答卷老因感到自己的科研教学工作未受到重视而“后悔”留在北大，另有34.7%的人则未置可否。——值得注意的是：调查对象为中国最高学位获得者：博士。被‘‘枪毙，，的学术论文与广为散发的攻汗文章。

从“不能宽容”到“学人相轻”

　　1991-1993年间，某文科大系的学术委员会，每年都要“枪毙”一两篇已答辩通过了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其理由一概是：看不懂。学术论文不是中央电视台的正大综艺节目，不能以“看得懂看不懂”乃至“好看不好看”作为尺度。显然，“看不横”表达的是一代人独有的价值尺度，以及对知识发展状况的不宽容乃至“绝不再宽容下去了”的情绪。之所以要采取这种“枪毙”已答辩通过的学术论文的极端方式，显然是为了显示在“知识”上上一代人所拥有的、不容漠视的“权力”。然而，如此简单地“枪毙”一篇论文，不仅意味着改变一个年轻人的命运；“枪毙”已答辩通过的一篇博士论文，更是“枪毙”12位国内外专家的论文同行评议，“枪毙”五位最高专家的学术答辩委员会，最后，它有可能葬送的是严格的学术民主制度。而同时，任何一个被枪毙者都没有申诉和请求复议的权民主制度。而同时，任何一个被枪毙者都没有申诉和请求复议的权利。因为系领导层虽垛没有答辩论文的学术权力，和拥有将已通过答辩的论文送呈正常申报的行政权力；“枪毙”的理由不可能是学术的，而是行政的，即“暂不上报”。北大是“兼容并包”的开拓者，在它的历史上，青年学生在讲演会上当场指胡适校长“佛学不行”，而校长仍在学术上捍卫年轻人的事有过；马寅初校长酒酣耳热，敲钟隶众，与晚生“兄弟”相称的事有过；“四十年前老师长”吕思勉，与“四十年前老学生”钱穆，及“四十年后新学生”余英时同台演讲，“百年树人”盛况一时毕现，这事当然也曾有过。

　　1925年12月，“北大讲师”鲁迅在纪念北大校庆二十六周年所作的《我观北大》一文中写道，北大有两个传统，即“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揖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抗战的，B1使只有自己。自从章士到提了‘整顿学风’的招牌‘作之师’，北大还是给了他一个‘思想陈腐，行为卑鄙’的待遇；而北大的校格也就愈明白。”半个世纪过去了，也许连鲁迅也想不到的是，90年代初的北大再一次施行厂‘整顿学风”——整顿的理由竟是，许多学者认为年轻一代的理论方法“看不懂”。今天北大内部的“团队精神”怎样，宽容气氛如何，这不仅可以从北大人事处公布的师资流失结果看出，更可以从北大心理系心理咨询中心显示的教师队伍中心理抑郁，性格扭曲的病例上看出。

　　1992年调离北大，现任新加坡某大企业集团驻华代理的原历史系青年教师。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不是受不了穷，而是受不了周围人的年教师。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不是受不了穷，而是受不了周围人的沉闷和窝里斗，如果当年的北大像今天这么沉闷，我当时就不会报考北大。化学系青年教授，现任北大某企业总经理的W指出：我是北大培养起来的，但我们如今越来越感到，现实中的这个北大，越来越远离我们心中的那个北大，我之所以要暂时离开系里，就是觉得与其大家关起门来内耗、窝里斗，不如把精力放到外面的正事上。学术观点被“枪毙”虽不合理，但两代人之间的隔膜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最不能被理解的却是出现在同代人之间的残酷争斗。在北大，不能以门户之见抵排异端，这是最基本的学术规则。然而，这个良好的传统正在消匿当中。就文科而言，专务考据与训访的“经史的傲慢”与倡导义理思辨的“哲学的傲慢”时而演化成指责对方“不是真学问”的攻汗。而在职称评审中，“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见”的文人相轻的恶习也逐渐死灰复燃。更有甚者，1994年，历史系一位教员在一张发行量不小的报纸上公开指责其它系的另一位学者“不够教授资格”；在那位学者报批博士导师时，这篇文章竟被恶意地复印散发给各个评委。这样的事发生在北大实在令人瞳乎其目。更有极端的例子，1990年，美国爱荷华大学中国留学生卢刚，因留梭和研究基金之争，持枪在校园内杀害了来自科大的同学、同胞及师长后自裁。杀人者卢刚也是来自北大。少年得志的这位北大才子，被选入李政遣项目赴美深造。说到卢的学问，无人摇头，而说到他的为人。却已远非“飞扬跋扈”可以形容。爱荷华的枪声震动了学界，也震动了北大。人们不得不反思：这些年北大是否是“成功”讲得太多了，而宽容、民主和以平常心待人间学的学统，又讲得太少了呢？太多了，而宽容、民主和以平常心待人间学的学统，又讲得太少了呢？“评”出来的绝望！成群的伯乐幸杀一匹千里马。

畸形的“民主评议”衍生的故事

　　商品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并不能日释北大学统变异的原因，因为其它高校同”样也处于商品大潮的冲击下，南京大学的崛起说明商品经济的时代并非洪水猛兽。正如一位批评家所说，北大未来面临的真正危机将是：“精神的北大”的丧失和“北大精神”的丧失。出现在中国第一学府的状况，迫使人们不得不分析中国知识界在90年代面临的危机。由于高校现行体制的弊端，特别是缺乏适应当前情况的人才考评的合理化标准，已经造成中青年一代对于高校及学术体制的失望，优秀师资与知识成果因在校内不被理解和尊重早已大片流失。

　　1902年，光绪帝再次下诏变法图强，令即效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之法设京师大学堂。在皇帝亲自口授的变法诏书中给了京师大学堂主管张百熙一项革命性权力：不经皇帝和学部批准，直接授与被聘教席以“出身”。这其实就是学校直接聘任制。一百年过去了，未名湖依旧在月光与晨嚎中闪耀着浪漫的波光。湖东为博雅塔，南为图书馆，这便是北大人戏称的“一塔(塌)湖(糊)图(涂)”；而湖西一座右朴庄重的建筑，则是北大“最高权力机关”所在地校长办公楼，又称“红一楼”。

　　1994年岁末，一个寒冷的早晨，头发花白、满面凄抢的教员G，抱着一堆自己的科研成果，等在红一楼校长办公室门口，等待申诉自己的“冤倩”。在程序严格的北大，他不知道自己这样的“越级上诉”是否合理，所以当校办工作人员多次请他坐下时，他如紧张得不敢落座。40岁的G，依然是“老讲师”，据说，1994年评职称时，当系级学术委员会开过，宣布他再次落选时，这位刚强木湘的汉子当场就稀里糊涂地哭了。人可以用意志控制理智，但有时意志也不能控制情绪。不懂事的9岁的女儿一直以爸爸是“北大教授”而自豪，人过中年的妻子一直都默默地盼望他能评上副教授，可以早日参加分房，搬出拥挤的小屋。事到如今，他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妻儿。40岁的年龄，一大堆成果，难道不值一个“副教授”？事后G说，那时连死也想过，要不是想到9岁的女儿还得我养活，我便觉得自己一生是无意义的。是夜，一家三口抱头痛哭之后，他决定第二天一早自带成果请求校长亲自评审。人在被逼急了的时候总是会创造某种东西，而G的创造性在于，他是近年来第一个绕开三级学术评委以及氏达两个多月的会议、文犊的马拉松，直接走向学校正式法人代表的人。G并不明白他的行为预示着某种前景：由校方依照国家制度，实施直接聘任制的可行性。校长在仔细翻阅了他的研究成果之后，得出的结论是符合国家关于提职的所有条件，并从人事处调拨名额，同意G晋升为副教授。G成为北大第一个未经过三级评委，由校长直接批准聘用的副教授。它说明即使像他这样木油内向、在系里摘不动关系，因而在系级评委投票中就落选者，也完全有可能是符合晋级条件的。它同时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三级评委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严格的国家评审制度？它的效率如何？它其中包含的大程度上忠实于严格的国家评审制度？它的效率如何？它其中包含的人事关系，又在多大程度上报害了国家评审制度？“究竟是择优选择，还是择优淘汰”。这是法学家方流芳教授就职称评定提出的质疑。

　　1995年，一个文科大系本已确定本系四位教员晋升为副教授，而到了二级评审的学科组，由于各系实行“地方保护”争名额，该系原有的四个名额被削减为三个，残酷的现实迫使该系不得不将原定的晋升人员之一裁下。问题在于：裁哪一个？结果是更加悲剧性的：裁下的这一个恰好是成果最多、也是四人里唯一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择优选择”终于成了“择优淘汰”。理由只有一个：谁没有在系学术委员会获全票就裁谁。——据说这位残酷游戏的牺牲品在十几人组成的学术委员会中只差一票就是全票。像所有被“择优淘汰”老一样的是，“天无绝优之路”。当笔者对这位青年学者进行采访时，他正在办出国手续。显然，国外大学的邀请并未使他快意，他告诉笔者，他曾拒绝过国外大学的访问邀请，他明白新学期开始北大的学子期待着他开新课，他从来没想过要把知识先去贡献给美国的汉学界。“但这回实在不行了，”他苦笑着说，“特想出去散散心。”

　　笔者80年代曾多次来访过的文艺理论家黄子平先生，出国前仍是北大讲师，而今天担任香港秤大教授的黄先生，作为国际公认的该学科第一人，却代表着这一学科优势的南移。一个人的离去造成了北大一个学科的衰退，这井非一个孤立的例证。“伯乐”常有，而千里马却不常有。然而庞大的“民主”评审机构，造成如此众多的“伯乐”“宰杀”了千里马。它再次说明一个最简单不过的经济社会学常识：某个机构的人数，总是与它的效率成反比的。与它的效率成反比的。“人缘”、“口碑”替代了“学术水平”。倘若陈独秀、鲁迅被“评”职称，又当如何？光绪说：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困天下者，在一例字北大的“职称怪圈”与国内的许多高校一样，也是一件“超级麻烦事”。所不同的是，在人才集中的北大，竞争更激烈，手续更繁杂，整个评审过程持续的时间也更长一一达两个多月。本来一件于校于己有利的好事，被弄得上上下下，风声鹤唤，被评者如履薄冰，以至被总结为“越评越影响团结，越评越影响干劲，超评越影响感情，越评越没有真事”的顺口溜。这恰好说明，评审过程被弄得无比复杂神秘，最终名义上是依据国家评审尺度，而实际上是由各级评委投票决定，从而使“人事”渗入“公事”成为必然。正如北大一位系主任的感慨：“再这么投下去就把人都得罪完了！”评职称弊端全在一个“评”字。本来职称作为国家和学校对一个人能力的肯定，其准则方式完全依据下列“硬杜杠”：1.学历，2.资历，3.科研成果，4.教学效果。对每个人来说，这些都是明明白白摆在桌面上的事实。这种几乎可以用数字控制的东西，被层层缺乏透明度的学术委员会反复投票变得模糊不清。当学术评审机制过于9复，“人缘”、“口碑”如何便替代了“学术水平”成为尺度，它不但使与评委们搞好“关系”成为聪慧者捷足先登的法门，也使现代学术审查制度蜕变为远古的“品鉴人物”的“家常里短治天下”之搭。“三级评审，系为基础”，是职称评定中的一贯程序；这三级是：系学术委员会，学科评审组，校学术委员会，每一级各有委员十数名到数十名不等，而每个参评者的命运，将由来自不同学科、不同专业，持有不同见解、主张，特别是拥有不同利益考虑的近百位评委们即时投票裁定。北大1995年的统计结果显示，在晋升指标内申报的人员，在符合条件又拥有指标的情形下，仍有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会被“评委”们否定。而每一个参评者，必须在每一级均获全票，方可进入下一级一一显然，这对有学术个性和独立见解，倡导一家之言者尤其是死路一条。呜呼，倘陈独秀、鲁迅在世，他们走难过此三关！所谓大学，正在于它的“有容乃大”。正如蔡元培校长所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当北大的创新和博大精神被沉闷滞涩的“老”、“大”所淹没时，人们不得不承认，光绪帝在诏令设立京师大学堂时对中国体制根深蒂固的弊病的概括是深刻的：“公事以文犊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渐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1995年，著名法学家方流芳教授搭辞中肯地指出了目前学术评审制度中的弊端。他指出：“教师的职务晋升既受到‘指标’限制，又缺乏公开、公正的评议程序。如果晋升指标少于合格申报人，申报人必须在他们之间挑选出牺牲者。这无异于让同舟共济的伙伴决定：应当把谁从超载的船上报下河去。年复一年地重复这种游戏，在本来可以和睦相处的同事之间人为地制造了猜疑、对立、嫉恨。职称评审过程完全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申报人没有当面陈述和辩解的机会，不能申请评委回避，无从就评审结果提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一方面，都是因职称评审愤然离去者有之，精神失常者有之，轻生自杀者有之。另一方面，各校纷纷将‘教授’、‘副教授’头衔赠与从未上过讲台的官员、富商、洋人和有背景的海外华人。人们常常产生疑问：这样的职称评审究竟是择优选择，还是择优淘汰？”科学精神的沦落与无言的抗议。在一个越来越流于表面化和物质化的时代，学子们何以选择？

　　1994年底，北大接到一封来自美国权威学术刊物主编的抗议信。信中称：北大学者的一篇论文严重抄袭了国外同行的成果，并对此深表遗憾。事出突然，甚至也可以说是偶然，然而唯其如此，人们才觉得：这种事情太不应该发生了，尤其不应该发生在这样一批北大优秀的中青年学者身上。据了解，涉及这桩“国际学术公案”的几位学者，都具有站在国际学术界前列的水平，凭他们自己的真正实力，无疑也可以拿出国际成果。同时，他们大都已是教授、领导或校办企业的总裁，应该算是得到社会、学校双重认同的强者和幸运者。“春风得意正当年”，他们本来是可以获得从容而平静的治学心态的。但是，正如蔡元培校长当年的一句无奈感唱：“杀君马者路旁儿”。一旦被桃中成了“千里马”，你就得跑个不止，而为了对得起这个名声，你甚至会毁了自己。正如人们所评价的，事情之所以发生在这几位“青年才俊”身上，乃是因为他们是被“树”的典型，而自己又尝到了被“树”的甜头，结果反而是，为了对得起这个“名声”，为了制造“世界前沿”的国内效应，功利心压倒了科学态度。凭心而论，除了主观上的原因，科学，特别是基础理论科学在今天面临着更严峻的挤压，科学家的苦衷，也绝非仅存在于北大一家。

　　以中科院下属的一些研究所为例，有些所近年来的局面是这样的：每个科研人员每年须向研究所上缴一笔费用，数额在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此称“人头费”。人头费自何而来7一是来自向国家申请的科研经费，二是来自“经济开发”的收益。而由于基础理论研究是不能“开发”出经济收益的，所以从事基础理论者，人头费只能有另一个来源。基础理论本来就难以申请到经费，可假若你交不出入头费，便将人下岗“以观后效”，一段时间后“仍无起色”，则将被除名。这佯做的理由是：从事基础理论的人太多，以经费为杠杆造成竞争，可以“稳住一头，放开一片”，即大力支持“赶超世界”的成果和“经济开发王战场”。然而，尽管基础理论研究是整个科学发展的基础，但让基础理论“赶超世界”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得到的。即使“赶超了”世界尖端，理论也未必就可立竿见影“有用”。70年代就曾有陈景润的“1＋2”有什么用的质问，对此北大前校长周培源曾这样回答过：基础科学本身乃是“无用之用”。但是，这样的提问并禾因周炫源的解释而告一段落，相反，“有用”在90年代由疑问变成了不容置疑的“要求”。正是在这种形势的逼迫下，科学家不得不走上歧路：其中之一便是用实验来“注释”国外已有的科研成果。人家做老鼠，我们做兔子，结果(论)相同就行。北大一位青年科学家愤圃他说：“赶超世界”还不容易？反正你上面要的是结论，你好大喜功我就“假报喜”，难道国外还天天来“检举”我们不成？“实验”与“结论”的颠倒，不仅意味着科学研究程序的颠倒。而且意味着科学精神的败北。由于校内的分配制度基本是博士与本科生、甚至行政人员“一视同仁”；成果大小，甚至有无成就“一视同仁’的“排队”制，造成了学历高、成果高的中青年对学校内部利益分配的公正性由绝望而冷漠，由冷漠而放弃与拒绝。近年来出现的拒绝申报科研成果、拒绝申报职称现象便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1995年，北大绝大多数系科把职称审报年限定在79级本科毕业者，此举被称为“齐步走”。在一个文科大系，没有参加“齐步走”的却是该系毕业生中唯一的博士学位获得者。这位有3部学术专著，且一本在海外出版的青年学者并不是被“评”下来，而是主动“退”下来的。今年40岁的L，78级毕业，也是我国“文革”后最早的法律研究生。精力充沛的L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上课呗呗叫，法庭辩论满堂彩。但地却从未申报过职称。每年看着大家把精力用于职称争夺战上，他认为这无异于自相残杀。L说，对我这种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而言，把同舟共济的弟兄们硬往水里挤，这种事我再也不千了。作为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的创办者和合伙人，他用胡适校长当年的一句话来描述自己的选择：如果船上太拥挤，我愿意第一个跳下水去救出我自己，而不是赖在船上和弟兄们抢最后一个救生团。

　　毫无疑问，一个越来越流于表面化和物质化的时代造成了迷乱的光环，北大青年学者也身处其中。北大，多么需要唤回纯正的科学精神！多么需要热烈地呼唤学术进取精神！以免于未来的沉沦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无疑，任何民族都应该有它的勇敢者和智慧者献身于这个“精神界人非骄子”的行列。任何民族也必定有它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献身于这个将终生心忧如焚一身清贫的行列。这个“志愿菩”队伍必是民族的脊梁，是中国不死的魂灵。在千年纪元的转折点上，我们只有企盼并相信：“家国荒矣，魂兮归来”。“天下绥矣，魂将归来”。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21:33
现代学术与教育之道
——访北大中文系主任陈跃红教授

按：陈跃红教授是一位非常有实干精神的学者。他精力充沛、思维敏锐，具有多学科的现代学术思想与眼光。陈教授做事讲究方法与策略，在现实条件的限制下，能克服各种困难，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在学术研究、教学、管理工作上都游刃有余，卓有建树。陈教授现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他在大学教育的许多关键问题上有丰富的经验与思考，对现代学术的发展方向与对人才培养的要求都有深刻的理解，他的意见值得教育工作者深思。

一、我的学术之路：向着梦想前进

记者：陈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您是1977年上的大学，77级大学生很多都有自己传奇的经历。您能先介绍一下自己的求学过程吗?

陈老师：我刚考上初中就因为文化大革命停课了,后来复课，也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学了几天初中的课程，成天就学工学农搞大批判；1970年参加了工作，到铁矿当矿工。两年以后，被推荐到广西冶专（今天的桂林理工大学），学习金属矿找矿勘探专业；二十岁毕业后到地质队工作，后来又调到机关搞宣传，做团委领导等；二十四岁时参加文革后首届高考，进入77级学中文，毕业后在贵州教育学院工作；三十四岁，考到北大中文系，师从乐黛云先生读比较文学硕士，毕业后留校；我先后在香港、荷兰、台湾、韩国、等地访学或者教书，也在欧洲访问学习过，还曾经在荷兰莱顿大学注册读博士，可是没读完就回国了；之前还做过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做了九年的中文系副系主任，现在是中文系系主任。

记者：您的经历真的是非常曲折，也有些“不可思议”。从一个初中没读完的矿工，一个工矿企业的技术人员，到中国顶级人文学科的教授、系主任，是何种信念支持您跨越必然存在的巨大障碍？

陈老师：我一直以来都认为一个人认准了的事情，只要一息尚存，便要全力去实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的作文被老师在全班朗读，当众表扬了一番。从那时起在我幼小的心里就种下了从事文学的理想，并且以后从来也没有改变过。此后多少年，无论我身处何时何地何位，我都没有忘记文学和写作，即使后来当了企业技术员和领导干部也一样。我无论是写小说、诗歌、散文，还是最终进入文学学术研究的道路，都与童年那个最初的理想有关。在一路奋斗的过程中我放弃了很多东西，比如所谓权力、地位。这条道路对我来说虽然很长、很难，但我从未动摇过。

记者：那您是如何读书、学习的？

陈老师：我很早就开始广泛地阅读，小学二年级开始就已经在稀里糊涂地读长篇小说了，二年级下半年开始看巴金主编的《收获》。三年级，我就借学雷锋帮助工厂工会图书室整理图书的机会，与管图书室的老伯混熟了，可以随时蹭书看，从此“读书、读杂志”就成了我最大的爱好和习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当时流行的《山乡巨变》、《苦菜花》、《红岩》、《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我都读过了。我小时候不太喜欢和其他小朋友玩，就喜欢读书。因为小小年纪就喜欢并读了很多书，当时还在我们那儿的“三乡五里”小有名气呢。

初中停课以后，我十六岁离开家乡参加工作，但无论到哪里我都带着书。那时候书很少，如果发现一本“好书”，真的是欣喜若狂，一定要想办法买下来。同时我工作也做得不错，经常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这样就有一些到上级单位所在的大城市开会的机会，就可以抽空就到新华书店，用微薄的工资买一些书回来。记得在桂林广西冶专读书时，暑期同学们都到处游山玩水或回家，而我最兴奋的事情是无意中借到了学校图书馆的《鲁迅全集》，前后两个暑期，把《鲁迅全集》包括日记都读完了。广西冶专对我来说是一段快乐的阅读时光，我通过读书明白了很多当时年轻人不知道的知识、历史、人物和道理，接触了报纸、电台中没有的思想，看问题的视角、方法也大不一样了。这种感觉是很美妙的，那时候我常有一种见识、思想上的“优越感”，譬如知道鲁迅和文革中被批判的瞿秋白关系不错，知道鲁迅一度不喜欢左联的领导等，这就是读书、学问给人带来的乐趣，也激励我向更广阔的知识天地迈进。

记者：您后来怎么走上学术道路的？

陈老师：我们那个时代其实没有太多选择，从冶专毕业之后我就去“专业对口”的地质队工作。先做野外地质调查和钻井队的技术工作，后来因为“能写”和有组织能力，很快担任了贵州冶金勘探公司第一地质队的团委领导工作。我记得1977年秋季，有一次到省城共青团省委去开团代会，有人告诉我说现在可以考大学了。虽然我当时并没有通过上大学改变生活处境的压力，但还是没有任何犹豫，马上就去我们地质大队的图书馆把所有能借到的世界史、中国史、文学作品、地理等书籍都借过来，白天工作，晚上看书复习。我高考好像考了我们那个地区的第八名，顺利地进入了贵州大学。大学四年我也是专心致致地学习，在“高手云集”的77级同学中名列年级第一。之后，我又到贵州教育学院工作，并担任了系领导职务，处级干部，进入了所谓的“第三梯队”，有很多通常意义上的“做官机会”。然而，我还是觉得有很多不足，于是就继续考研究生到北大学习，跟乐黛云先生学习比较文学。留校任教一段时间后，我对这个学科的国际化要求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于是在出国教学、访学的同时师从多位国际学者学习。我的硕士导师乐黛云教授是国内著名的比较文学和现代文学学者，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在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学习的指导老师安东尼•塔特罗是前国际布莱希特学会主席；在荷兰莱顿大学的指导老师伊维德教授在荷兰就很有名，后来做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和东亚系主任。这些学习经历都使我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思路日渐成熟起来。

记者：我觉得有一件事情非常难得：您不但有坚定不移的学术追求，而且有极为出色的处理各种事务的行动能力。您曾长期担任中文系副系主任的职务，有丰富的经验与长期的思考。现在您负责中文系的全面工作，有什么设想或计划？

陈老师：我的态度是，一件事既然做了，就要全力以赴，做到自己能力所能达到的极限，也就是做到最好。我认为，一个人光有爱好不够，要做到把爱好、兴趣转化成职业的使命，再把使命变成工作的动力，这样才有可能有所成就。一个人的生命经历、人文修养、理工科技术知识都可以跨学科地转化为工作上的优势。丰厚的知识储备对任何工作都是有帮助的，各种实际工作经验对学术研究也都会有所启发，关键是看你以何种态度来对待。我们这一代人都很不容易，许多人觉得我们这种人能吃苦。其实我倒没觉有得多苦，努力的过程和结果是相互促进的，追求理想的过程也经常是快乐的，关键是你是否真的以此为嗜好，喜欢上了瘾。这样就不会计较苦与不苦了。你有听说过熬夜打麻将的人叫苦吗？从来没有。

我现在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希望把北大中文系的百年品牌进一步发扬光大。不仅是在国内学科评估中要拿第一，更要使北大中文系真正成为国际中文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一面高端平台和引领性的学科院系。如果我不做管理工作，学术上肯定会有更好的发展，会多出些书，经济上也有许多机会，但是我觉得能为北大中文系乃至北大教育的整体发展做点事情，更有价值和成就感。

记者：具体来说，您打算如何推进中文系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质量？

陈老师：对教育与学术而言，离开国情和校情搞“大刀阔斧”式的改革思路是要不得的，管理者要如春风化雨，把大地本身的生机激发出来，也就是首先要设法把现有队伍的潜力激发出来。人文学科的管理要讲究精细和认真坚持的执行力，“细节决定成败”，这是管理者时刻要牢记的座右铭。人家对我有一个半带调侃的评价，说我做事穿钉鞋，还要拄拐杖，一切求稳求细。比如，最简单的会议通知。开会前我一定要让办公室再通知一遍。如果是非常重要的会议，我会一个一个打电话落实。再比如教师治学，民主管理是好事情，但大家意见不一致，争论不休怎么办？你绝不可硬上，要寻求多数共识，否则宁可暂放一段。这些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要反复与老师沟通，以达到多数共识，提高工作效率。

另外，中文系未来的发展我认为一定要有现代学术、跨学科和国际的眼光。这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要落实到具体的行动和思路上。比如现在国际交流很多，但都是各自为战，老师个人出去交流，影响就有限。我现在经常组织老师以多学科团队的形式出国交流，整体展现我们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水准，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明显提升。我最近带着7个教研室的十八位老师，到威尼斯去开一个双方共同主办的国际会议。因为我们阵容庞大、学科整齐，对方就很重视，结果威尼斯市长、威尼斯大学的校长、我们国家驻意大利北区的总领事都来出席会议并致辞，而且英文和中文都被作为会议的主要语言，与会的学者们顿时感到一种主体性和交流的自在感。

记者：现在学校及院系的领导都忙得不可开交，很难有时间系统性地思考一些问题或者筹划实施工作的细节。这对教育的发展其实是极为不利的。

陈老师：现在的问题是“底下一根针，上面千条线”，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情找上门。教务部开会、研究生院开会、人事部开会，然后规划部、房产部、留学生办、校办、工会、基金会等都找来了，都说很重要。这里面的关键是行政职责不明确，他们没有区分哪些工作要找哪些人，总以为一把手出席就是重视，结果就造成了院系领导穷于应付。院系领导每天应付各种日常事务，却没有时间思考这个院系最重要的学科发展问题、科研问题以及教师队伍建设问题。

这种状况其实是可以解决的，关键是学校是否真下决心。欧美大学里就没这么忙乱，因为他们一年的日历都把各项工作安排出来了，除了哪天上课考试以外，哪天要开什么会都是清楚的。我们没有这种计划性，比如我作为一个系主任，我不敢安排下学期干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校长、书记、教务部、研究生院要找我，甚至有人邀请我下周三去做一场讲座，我都不敢答应，因为不知道临时会有什么事情。还有像你这次来采访，我几乎半个小时前才能最后与你确定。

二、“比较”的真谛：打通学科壁垒

记者：前面您提到中文系的发展要有国际视野，这一定与您的“比较文学”专业训练密切相关。下面想请您从专业角度谈一谈治学思路。比较文学会涉及两种以上语言、文化、学科的原始典籍，传统和理论的比较与对话，比通常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似乎要求更高。

陈老师：这里所说的“比较”不是一般认识论上的比较，而是学科方法论上的比较、对话和阐释。一般认识论的比较是人天生的、直觉性的，比如大小、多少、长短、男女、老少，甜咸等等，这种比较很容易，只是类的区分。本体论和认识论结构意义上的比较是通过比较的方法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律，不同事物间如何打通连接，共存共生进而发展创造新的事物。具体到比较文学研究，要深入到文化的内层，比如审美观、生存观、信仰、风俗、价值观等，要揭示不同文化现象的源流和生长、演化规律。实际上“比较”已成为一种成熟的现代学术方法，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学科，像比较心理学、比较经济学、比较语言学、比较文学，比较社会学，比较考古学、比较政治学等等。可以说，比较和对话，是今天二十一世纪全球化时代学术研究的一种方法宿命。

记者：按您的解释，我觉得“比较文学”的思路非常切合目前中国的文化发展与文化自觉性的要求。

陈老师：从比较文学的发展历史看，这个学科就是研究不同文化间如何对话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是十九世纪中叶，在法国、英国、德国等这些欧洲国家初步形成的。由于殖民扩张遇到非西方的文化传统，他们需要了解很多不同的殖民地文化，所以要进行比较研究。要对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思维方式等进行比较，必然涉及到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的问题。随着世界历史的进程，比较学科先后出现了法国影响学派、美国平行研究学派等重要流派。二战以后，“平行研究学派”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认为只是考虑文化间的相互影响是不够的，还要考虑人的信仰观、价值观、审美观等，要对人类的本质属性进行差异比较。现在“比较研究”的方法不仅可以用于同类型的对象，比如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也可以用于不同学科间的研究，比如经济与文化。它能提供新的视角与启发，实际已经形成了一类对话性的全球化意识下的跨学科研究的理论范式。

在我看来，“比较”可说是中国整个现代学术的命运。面对西方对我们从坚船利炮到制度文化的冲击，我们的学术也就形成了“冲击-回应”的模式，实际就是比较模式。解放以后，由于政治原因，教育与学术接受了苏联的模式，其特点是专深，缺点是没有通识，跨学科研究不足，这一情形已不符合现代学术的要求。其实不同学科之间本来就有自然的普遍性联系，比如不可能有孤零零的当代文学，近现代、古代、世界文学都对中国当代文学有贡献，它们甚至是源流；而过去的文学传统也只有考察其对后世的影响，也才能看清其历史价值，所以 “比较”的契机、需求和价值越来越凸显。中国文化和学术也要由“冲击-回应”模式，转变为“对话”模式，再转为面向未来的文化共创模式，所以广义“比较”的思路与方法对中国当前的学术与社会发展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记者：国内学术界也开始重视跨学科视野与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但 “跨学科”毕竟是有相当难度的，如何用“比较”的方法打通学科壁垒？

陈老师：比较、对话和跨学科研究，都需要一定的自身结构支撑，不同学科之间一定有一个可以相互对话的发展基础，而跨学科研究的目的又是为本学科的发展开辟更广阔的空间的，其间相互映衬。比如我们系开办了一个应用语言学专业，就是让现代信息技术与语言学研究结合，这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巨大的学科前景。目前我们所做的智能化汉语语料库、计算语言学、实验语音学研究等很多科研项目甚至可以与中科院计算所的研究伯仲对话，而且没有花很多钱。我们的跨学科文学和语言研究既有明确的研究目标，也有深厚的学科基础为依托。目前中文系跨学科的人才培养已有比较系统的计划和方法，本科采取合作培养模式，到研究生阶段则有一些有针对性的跨学科课程和国际学术合作研究来推动。

我觉得中文系的跨学科研究有三个层次：小跨越是指不同的人文学科，中跨越是从中文的角度进入社会科学，大的跨越则是延伸到自然科学里。这些都是根据学科发展的实际需要来决定的，有明确的目标和思路，不是盲目闯入不同学科的知识。跨学科研究首先要求研究者对自己的学科要精深，思想要开放，才会真正明白学科发展的局限，自觉地通过跨学科研究为本学科灌注一些新的生命力。也只有本学科达到比较高的研究水平，才会知道不同学科如何进行高层次的“对话”和“贯通”，否则只是投机取巧，引用一些新的名词术语，这样的跨学科就没有真正的学术价值。

记者：跨学科的人才培养和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对中文系老师的知识结构和研究习惯是否也存在挑战？

陈老师：这是我们中文系未来发展面对的重要问题。我们除了做好自身专业的精深研究外，还要求老师做到两方面。一是要有国际视野。比如《诗经》研究是典型的“国学”，但是要求不仅要知道中国的《诗经》研究，也要了解其他国家的《诗经》研究。国外的研究可能不符合我们的主流学术观点，也许比较“肤浅”，但他们怎么看待、为什么这么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是很有学术意义的，这是“国学”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只有具有国际化的视野才能比较对话，才有可能把中国的地方性学术研究变成一种世界性的研究。第二是知识视野。就是说要懂得以比较、跨学科和文化共创为核心方法论的现代学术方法，具备跨学科研究和进行“通识教育”的素质。我们要求老师们要学会在多学科背景下关注自己的学科，最后达到一种从容治学、游刃有余的学术状态。

古代有六艺之学，即礼、乐、射、御、书、数，也讲六经。学术与人生的修养是多方面的，所以这其实是我们古代的学术传统。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可能在本专业内解决所有的学科问题。做文学研究，应该打通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古代文学的关系，还有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实现古今中外的对话，这样学问才能做得好。

文学研究本来就需要综合素养，比如古代文学，必然涉及古代的社会政治、法律、经济、宗教、医学、乃至科学技术。再比如现在研究侦探、犯罪小说，就要懂得生物学、心理学、法律、审判程序等等。古代中西方都是各种学科自然整合，文史哲数理化不分家，近代则是越分越细，而现代学术则又要在更高的基础上回到跨学科整合的层面，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规律。跨学科研究要从方法论的需求提升到本体论的角度，我相信中文系的老师会有这样的学术自觉性。

另外，跨学科的眼光还有利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我本人就招过几个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和工学转过来的研究生，虽然他们的人文基础没那么强，但我能看到他们的发展潜力，事实也证明他们后来都发展得很好。

记者：我非常赞同您的看法。对于人文学科来说，一般的研究者对于“文史哲”不分家的学术传统还是比较认同的，但对扩展到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必要性还缺乏普遍的重视。经济与科技发展的问题里面有很多人文因素，单纯按照经济与机械的逻辑来应对已经暴露出许多社会问题。人文学者应该在社会发展与文明建设上有更大的发言权。

陈老师：是的，我们目前面临的社会问题是复杂的、整体性的，如果只是依赖于资本、经济、市场规律的投入产出思路是解决不了的，我们要关注人的生存方式、生存选择、价值观念。北京古城墙如果保留到今天，它的价值将是无法估量的。语言，譬如汉语和文学所蕴含的巨大生产力价值至今也未必被真正认识到位，如果政治家、经济学家不懂得语言、文学和美学知识，不懂得文化知识，他们的目光永远都是短浅的；反过来也成立，一个文学家、教育家，如果不懂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不懂得世界未来的走向，学术研究不与人类的命运相结合，他的学术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以目前一度流行的苹果电子产品为例， Iphone、Ipad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不是技术层面的，而是美学、经济学、心理学、广告学、销售理论的成功，其本身是多学科的产品。我们培养学生更需要打好现代学科综合知识的基础，积极培养未来的人才。

三、通识教育： 什么是“通识”的思想、方法和人才思路

记者：“跨学科”研究，反映到教学上，一定程度上就是“通识教育”，这也已被国内许多高校所重视。但我感觉好多“通识课程”只是一个科普性介绍，好多学生也只是为了拿学分而学，这与国外通过通识教育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课程理念差距甚远。“通识教育”是否也应该有一定的理论与方法的指导？

陈老师：的确是这样。我们现在提倡“通识教育”，但什么是“通识教育”，要怎样才能“通识”，理念、方法、步骤是什么？我觉得这些基本问题还没搞清楚。不是说学几门其它专门的课程就算“通识教育”了。学这些课程对本专业的研究、将来的发展有什么帮助？“通识教育”首先是对老师的要求，只有老师有了“通识”的思想意识、方法实践，才能去引导学生“通识”，否则除了学分上“好看”，没有什么积极作用。想想我们今天现有的师资队伍，真正具有通识知识结构和教学能力的有多少？再比如我们实行多年的双学位制度，它的目的是什么？效果怎么样？我们要研究清楚，不能照搬外面的理论直接套用，要把理念问题、方法问题搞清楚，才知道为什么做，以及怎么去做。我们要改变中学造成的模式化、机械化的思维方式，要给学生提供重要经典的文本细读，引导学生创新性、批判性思维的路径和方法论培养，尤其是在当前中学教育千篇一律，知识刻板化，模式化、不重视创新性、批判性思维的教育环境下，这样的通识教育更显得重要。

通识教育不能理解为普及教育和非主课的补充，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学生缺歌剧补歌剧，缺电影补电影，其实现在的网络、媒体、视频课，早就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识教育的目的就是超越单一学科的教学，夯实学生的学术知识结构，开拓学生的学术视野，打开学习思路，培养或提高创新思维与研究能力。

记者：具体地讲，“通识教育”应该有哪些内容，如何实施？

陈老师：通识教育的内容，我认为有四个主要方面：第一要有经典细读。所读内容不是以学科来划分，也就是说教学内容本身就应该是“通识”的。现在的“通识教育”不过是让学生学一些不同学科的课程，本质上还是学科教育。“通识课”应选择文学、历史、哲学或思想史、科技史、方法论等方面的经典著作，而且应该是全校的必修课程，这样才能达到“通识”的目的。第二，设立几门训练批判性思维的课程。要改变学生单一的模式化的思维习惯、机械辩证法的简单逻辑方式等，培养学生积极地思考问题、发现问题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开设普遍科学方法论的课程。方法论不同于学术规范，也不是处理问题的所谓技巧，它是要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认识研究对象，让学生学会从不同理论视角理解问题，学会多元参照、整体性关照，掌握具有学科普遍性意义的理论与方法。第四，重视语言学习。语言是“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科阶段要把语言教学上升到重要的地位，包括本土语言和外国语，其重要性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无论人文、社科，还是理工、医学等，都面临国际化的挑战，必须为将来世界性的学术时代做准备。

我们目前的所谓通识课程，可谓五花八门，但总体上是重形式轻内容，实行的还是分科课程模式，没有共同的经典阅读训练、方法论修养、批判意识和语言能力的课程。实际上目前很多“通识”课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学生完全可以通过课下自学来了解。

记者：如您所说，这样的“通识教育”需要老师有“通识”的思想，跨学科的研究经验。

陈老师：所以学校要从下大工夫培养青年教师开始，让老师达到“通识教育”所需要的教学能力、方法、知识结构。我主张学校要有制度保证新教师任职以后，进行一个系列的培训过程，重点是教学思想与教学能力，不要很快就进入争取职称的程序。比如建立一个上岗准入制度，新教师入职以后，进行半年左右的一个真正的跨越所有学科的通识教育。现代教育的理念方法不通过系统的学习和训练，任何人也不能轻易掌握、运用自如。如果北大每年新入职的教师都经历这样一次严谨的训练，有一流的教授带着他们，教学效果一定会有根本性的提高。

除了老师的因素，我认为北大通识课的结构体系不清晰，通识课的目似乎也有问题，究竟是要General Education，还是Art Education，或是Humility Education？全人教育还是为了一个专业准备的教育？ 由于教育的思路不清晰，学生就不能正确领会和采取正确的态度，比如很多同学是选修学分相对好拿的课程，选修内容好玩的课，这也使“通识教育”流于形式。

记者：除了“通识教育”，目前“小班教学”也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一项重要改革方向，您对此什么看法？

陈老师：“小班教学”的主要问题也是师资。小班教学，实际上就是研讨课。但很多老师认为研讨课就是发几本书，让学生自己读，然后讨论。有的老师对如何组织讨论，提什么问题能引导学生兴趣、启发学术思路等并不清楚，这样的“研讨”效果有限。

小班教学，尤其本科生的基础课一定要进行精心设计，不是大家围着桌子坐起来就可以。教师主讲，引进讲座，学生选题，选题论证，教师审查，学生报告，课上讨论，教师提问、点评，最后是论文，这些环节都要有讲究。一个大学生在四年的时间里如果经过了五六个这样的课程，他的学习与研究能力就比较强了。

我们现在有挑战杯、校长项目等，但是学生拿了项目后怎么做没有具体要求和指导，这就达不到学术训练与社会实践的目的。

四、教育教学：趣味性与严要求

记者：您能否介绍一下自己从事“比较文学”教学的经验？如何将现代学术思想落实到教学工作中？

陈老师：我一直认为必须正视目前中文教育存在的模式化弊端，实现多元化、个性化和经典文本研讨化的教学。我教学工作的主要特点是突出经典文本的阅读，注重提高学生的思维创新能力、批判能力、方法论修养和外国语学习。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研究生课程都是小课，学生不超过十二个人，全是域外的文本、翻译的文本和本土文本的联合教学。学生所有的课程都是以研讨为主，在我的课程中，选题评议、文本细读考核、报告范式要求，发言次数和时间、讨论次数和教师评议都是有规定的，有做报告的具体要求，有选题论证及可行性讨论。这样的课程设计与要求，可以保证学生的阅读量，避免了现在有些老师开参考书目而学生不读的现象。每年我的研究生研讨课，效果都很好，大约一半的学生论文最后都能进入期刊发表，或参加重要的国内国际会议等。

记者：对于本科生的大课，您在教学上如何设计？

陈老师：我上大课和上小课没有实质的区别，基本思路是一样的，但方式不同。我现在开设的比较文学原理课程，是面向本科生的，大约八十人到一百人左右。在这门课上，我其实不会去讲那些什么是比较啊之类的概念，学生完全可以自己看教材、看参考资料去学习。每节课我会进行一些主题设计，比如“贾宝玉伦敦奇遇记”、“天堂中的小说（戏剧，诗歌）对话”等，让学生想象两个小说家，比如吴承恩到天堂遇见了巴尔扎克，他们讨论小说的概念、原理、创作等等。设想吴承恩读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巴尔扎克读了吴承恩的《西游记》，然后双方有个对话。我还会给学生一个提纲，学生可以根据我的提纲来谈，去想象他们怎么谈小说，有哪些共同和差异的认识。这种教学方式首先比较有趣，调动了同学的积极性；同时难度极高，学生要对两种文化都有深入的理解，进入两种文本的情境。学生收获也比较大，上完课之后，就会对中西方小说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和看法。再比如我还会指定《红楼梦》这本书，让学生分组来讨论，一组假定自己是非洲人，再设计不同的身份，像非洲酋长的儿子和贫民，会怎么看？再假定一组是来自苏格兰的人，站在英国莎士比亚的角度来看《红楼梦》，怎么评价？或者是印度、日本读者的看法等等。经过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学生基本上就能掌握比较文学的思路了。

记者：这的确是非常高明的做法，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有学术上的挑战性。除了课堂教学，您还会有作业强化训练吗？

陈老师：作业是非常重要的。大课每次课堂练习大概八、九十篇作业，我们会挑出十篇左右有代表性的作文读给同学们听，让大家感受、品评。期末考试只占六十分，剩下的四十分通过四次作业评定。做了三次作业可以算成绩，其中又选择两篇最好的打分，每篇满分二十分，这样学生每次作业都会很认真。

作业的反馈也很重要。每一篇作业我的助教都要批阅，改完了以后对作业的情况还要进行分析、分类，然后选择好的作文给我看，我再挑出最好的，在课堂上讲评。

记者：您在讲授上有什么特点？与教材是什么关系？

陈老师：我自己参与编写出版的《比较文学原理》的教材，是北大和国家“十二五”重点教材，但我从来不讲教材，让学生自己看。一般性的学科知识、理论、历史结构框架等，在网络时代已经不成问题了。知识灌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方法和思维的启发以及形成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们需要解决学生的思维问题，解决对于经典的理解问题，解决方法的问题，解决语言的运用等等。我上课，第一个单元就是改变思维的，培养批判性思维，无论你是现代文学、外国文学、古代文学、古代汉语等，我让你破除学科局限，把视野放大，有点类似站在立交桥上看交通汇聚路线；第二个单元，我讲的是方法论，讲比较方法的前世今生，来龙去脉，比较的基本概念、学科发展、研究范式；然后第三个单元是案例研究，譬如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案例，比如中国文学对韩国、日本的影响，讲一个叫做寒山的和尚为甚么在日本比李白还要出名；也会讨论儒家、道家、佛家，怎样彼此间影响对方的文学，又怎么参与文化创造。

上课的同时，要把学术研究和写作训练结合起来，并强调训练的技术、程序，完成的环节和最后的总结，这样学生就经历了一次从阅读认识到选题、报告、评价，学术讨论到完成论文的过程。

记者：看得出您在教学上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做好教学工作要投入很大精力，特别是基础课教学，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科研成果。您在教学、研究、管理上都有丰富的切身体会，您觉得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陈老师：这么多年来，教学工作的投入在现有体制内是被不公平对待的。在职称评审、升职、升档的时候，教学出色的人往往得不到承认，反而是论文发得多的人占便宜。我认为，高校的第一大成果首先应该是学生的成才，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学校应该提倡，第一成果是学生，第二成果是论文，第三成果是教材，第四成果是专著。如果有这个序列就好办了，但现在做不到。在现实条件下，作为系主任，我尽可能加强教学工作的地位，比如把主持本科教学的副系主任以制度化的方式安排进入系学术委员会，要求他审查老师教学工作量和教学评估是否都达标了，否则就要对被评价的老师投反对票。上学期，我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了讨论教育教学的教师育人战略研讨会议，主要解决教学中比较急迫的问题。我们下学期还准备实行一对一的本科生导师制度，就是本科生进来前两年，给他指定一个指导老师，一个老师带一到两个学生。这个学生就跟着导师的研究生一起学习，这对学生的学业发展应该会很有帮助。

五、招生制度改革： 改变应试教育的第一切入点

记者：您还在学校招生委员会、学校自主招生专家委员会担任重要工作，在北大的新生选拔与招生改革上，做了不少努力，获得过北大招生30年特别贡献奖。特别是2010年，您和十一位教授联名倡议招生制度改革，反响很大。您能否详细阐述一下高校招生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以及改革的方向与思路？

陈老师：不客气地说，我们目前招生遇到的问题严重程度，已足以构成对整个高等教育的本体损害。比如愈演愈烈的生源大战，使得高校不是去招学生，而是在求高分学生，后者往往待价而沽。高校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游说、抢夺所谓“优秀生源”。高校往往要许诺奖学金、专业选择便利、出国培养经历等条件，而中学与家长也拿孩子的成绩与高校谈判，以获取最大的利益。事实上，如果一个中学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多了，对他们的声誉与利益都有极大的好处，所以中学就会利用高分学生，特别是“高考状元”来“作文章”。比如中学会说，“好学生”可以给你，但要搭配几个差一点的学生，还有大学夏令营、冬令营等与自主招生有关的名额也要增加。如此形式的招学生如同买学生，学生成了商品。这加剧了“应试教育”的恶性竞争，而高校也只能按高考分数划线，无法选择真正符合自己培养理念的优秀学生。

随之而起的是，高校为了鼓励招生业绩，设置了各种招生指标，也助长了招生中的不正之风。每年统计的招生成绩指标，一是高分学生，“状元”的数量，一个是最低录取分数线。如果北大录取分数线低于清华、招的“状元”少，就可能影响下一年的录取。因为社会对教育的认识还是比较肤浅的，比如很多人就是要固执地认为北大文科强，清华理科强。实际上北大文理都是首屈一指的，但人们不明白理科与工科的差别，这种观念我们做了无数次宣传都改变不过来。

我们现在有自主招生、校长推荐等制度，对人才选拔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个制度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中学，根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两套招生制度并行，大大增加了招生的工作量与成本，所以我们此前提出的招生制度整体改革思路是充分考虑了教育规律、公平、效率、成本等各种因素的最佳方案。

从我十年的高招经验来说，目前裸考高考分数最高的学生往往不见得是最好的，因为最好的学生往往没有走高考这条路，而是通过竞赛、保送、自主选拔等方式提前就被选拔了。事实上所谓“高考状元”进大学后的表现不少也不是理想的学科苗子，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特别优秀的学生都有自己明确的兴趣爱好，有自己的学习思路，在强调平衡发展分数第一的应试教育上不可能是表现最好的。现在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在某种风气的影响下，也不得不尽其可能招揽所谓状元考生，但是实际上招到的往往并不是最适合自身培养理念的学生。这对大学和学生本人都是一种伤害，也是在人才成本、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上非常大的浪费。

记者：您所参与起草的教授改革建议很好，现在两三年过去了，这个建议有没有受到教育部门的认真考虑？

陈老师：我们联名上书所提出的一系列办法是久经考虑的结果。中国目前人才培养的问题非常突出，比如功利主义盛行、压抑个性、中小学教育与高等教育脱节等等，但高考考试制度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因为这涉及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利益冲突。我们是试图使录取制度发生变化，以弥补目前考试制度的缺陷，并慢慢引导整个教育观念向良性方向发展。招生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把招生变成大学教授的工作，而不是单单行政人员的工作，因为只有他们才真正了解一个学生的发展潜力。像国外和港台的大学那样，让教授们去直接面对学生选拔人才，提高招生工作面试的比重，比如高考占百分之七十，面试占百分之三十，真正把适合一个学校专业培养，有相关能力、兴趣的考生选拔出来。这至少在“985”和“211”范围的学校有条件能够做到。为了保证其中的公平性，我们设计了省际回避、临时通知、快速面试等一系列的措施，再加上教授自身的学术良知，我相信这个制度设计可以做到最大限度地防范腐败。我们的自主招生面试占很大比重，已实施了很多年，而有效投诉是零，反过来倒是普通招生的投诉居高不下，这也说明科学严格面试的方法其实可以做得更为公正合理，关键是要求有好的制度和程序设计。

但由于长期以来，社会上认为分数才是公平的，并在社会诚信普遍缺失的情况下，我们提出的改革方案难以得到理性的对待。其实，目前的高考制度很难说是公平的，因为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大城市少数所谓“好学校”，各种为应试教育而设的培训班也只有相对富贵的家庭才能承担，这样的话必然导致“寒门子弟”更加希望渺茫，社会阶层流动更加困难，从而引起新的教育问题，乃至更深远的社会问题。

另外我在招生工作中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现在的学生学习的知识模式化严重，有天分的学生越来越难以脱颖而出。每年我们招生专家去见学生，想招那些有个性、有创新意识的学生，但是遇到的的确很少，而且这些来北大面试的学生都是宝塔尖上的。原因在于我们教育制度是单一模式化的，这导致学生思维模式化，分析问题都是千篇一律的正反两面和肤浅的辩证。做题能力很行，创新能力很差；接受知识的能力很强，批判性思维能力很差；做理论分析洋洋洒洒，但拿到案例就失败，面对问题的实践能力比较差。高考招生制度再不改革，教育会越来越平庸化。

记者：您觉得您所提出的改革思路在实施上可能遇到的主要阻力是什么？

陈老师：这个事情北大是重视的。那次公开信发出后，像广东、云南省一些高校的招办也都支持。但是中国的高考已经几十年了，教育管理部门有两个怕，一是怕带来一定的社会不稳定，现在管理上的基本思路是求稳，所以很难有大的动作。二是骨子里怕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因为某种程度上说，招生已经变成一种准产业，有各种人事和经济的利益在其中，高校招生部门和地方有错综复杂的关系。现在的高考制度已经把考生、家长到中学、大学几乎都绑定到一起了，如果松绑，还要经历一个文化的、思想的、社会民众的、管理阶层的认识与接受的过程。

记者：好的，采访耽误了您很多时间，再次感谢您！

========================

采访记者：郭九苓

采访时间：2013－4－17下午4：00－5：30，5－14下午5：00－6：00

录音整理：胡士颍

文字编辑：胡士颍，郭九苓，陈跃红

定稿时间：2013年 7月18 日，经陈跃红教授审定。

附：陈跃红教授简介
陈跃红，男，1954年生。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人文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中文系主任，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大招生委员会委员，北大自主招生专家组成员，本科教育改革战略研究小组召集人。先后担任韩国国立忠南大学交换教授，台湾实践大学客座教授，香港大学、荷兰莱顿大学访问学者等。荷兰莱顿大学博士候选人（1999-至今，导师为 W·L·Edema教授，现任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硕士（1991，导师为乐黛云教授）；贵州大学文学学士（1982）。

著有《比较诗学导论》、《欧洲田野笔记》、《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合著）、《中国傩文化》（合著）、《现状与构想》（合著）等。

主要讲授课程有比较文学概论（本科）、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经典著作选讲，比较诗学、比较诗学经典导读、二十世纪欧美中国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高级汉语写作（留学生）。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21:35
现代中文教育与文学职业理想——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陈跃红访谈 熊元义
　
　　中文专业与文学梦想
　　熊元义：我记得您曾说过这样的话，即中文系上承中华数千年人文血脉，下系中文学术的现代学科传统，百年来经过众多大师先贤的努力打造，早已是无数学子向往的学术殿堂。如果你打算遨游于中国文学的瑰丽秘境，如果你对汉语的魅力充满好奇，如果你有志于一窥历代典籍的奥秘，如果你18岁的青春理想已经准备好与中文结缘，那么，北大中文系欢迎你！从这里出发，你将走进世界上最深广的语言文学海洋！您能否就这个问题进一步地谈谈？
　　陈跃红：以我多年在这里的经历，在中文系，每年选择进来的总是比选择出去的要多一些。在市场职业导向，院校经管大热，人人向钱看的今天，这也多少算得上是中文系的魅力证据之一吧。许多考入中文系的同学，心底多多少少都有从事文学创作的冲动，有着成为作家的梦想。然而，当你走进中文系以后，某个师兄师姐也许会告诫你，很多年前某位老教授就说过，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时候，你是不是有些失望，感觉被泼了一瓢冷水？那么我今天愿意在这里特别申明一下，即便前辈学者说过这样的话，那也是在特定时空语言环境下的一种说法，他自有他的前提和道理，但是北大是个选择自由、兼容并包的校园，更何况中文系本来就是一个鼓励自由梦想的地方。你有创作的冲动大可不必压抑，你的作家梦从现在仍旧可以一直做下去，假定某一天你因为文学创作的成绩而声名鹊起，中文系会以你为荣！往远处说，过去北大中文系的教师中许多就是赫赫有名的作家和诗人，像鲁迅、沈从文、周作人、废名、林庚等，可以排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往近处说，眼前中文系的毕业生中许多也是著名作家，像刘震云、陈建功等，我们的在任教师中不少也是很优秀的作家、诗人、散文随笔名家、古典诗词作者、影视编剧等，同样也可以排出一个醒目的名单，他们既是作家也是教授。就像曹文轩老师，不仅文学创作成就卓然，学术上也十分的专攻精深，同时还指导着文学创作方向的研究生。目前我们还在酝酿开设文创方向的专业硕士学位，为高端文化产业，包括文学、影视剧、动漫网游、电视广播、网络新媒体、文化出版集团等，培养具有专业性、类型化和现代创意写作能力的专业人才。我们欢迎和支持师生的文学创作活动，系里一年一度的原创大赛，各类文学创作占了很大部分，未名诗会，学生刊物也多见同学的作品。我曾经做过1991级文学专业的班主任，全班50来个同学，2010年中文系百年系庆的时候返校见面，扳着指头一算，这个班出了10多个作家和编剧，许多在国内已经颇有名气，有人还拿了国内外重要奖项。我个人真的为他们的创作成就感到骄傲！
　　不过话又说回来啦，中文学科的发展还真的不是为了培养作家而设立，因此培养作家也就不是它的主要使命。因为我们始终认为，尽管目前拥有大学甚至研究生学历的作家、诗人、剧作家等在中国甚至世界上的作家群中的比例已经变得越来越高，但是，真正具有原创能力和文学思想深度的作家却不是中文专业能够培养出来的，他靠的是天分、才情、悟性，对生活的感知和文学认知深度以及超乎常人的勤奋努力写作。这些都与中文系的专业教育关系不大，中文专业的教育可以帮助作家提高文学和语言诸方面的修养不假，但是如果有人说，某位著名作家的成功是大学教育的结果，那对于我们而言就是在偷换概念并且有下山摘桃的嫌疑了。
　　学科知识结构与职业发展空间
　　熊元义：中国现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曾写道：“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套用这段名言，对于不少中文学子来说，文学专业可爱但不特别实用，而那些非常实用的专业，又不甚可爱。您能否谈谈中文系的学科性质和专业结构以及中文学子的职业发展方向？
　　陈跃红：中文系就是个以汉语言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特别完整系统的专业教学研究机构，专门为国家和世界培养这一专业领域的精深学术研究人才和高端应用型人才。
　　在中文系，无论是将来研究文学还是研究语言，甚至文献和信息处理，中文学子沿着总体的中文学科方向制定的职业学习规划，都应该包含这个职业方向的相关学科知识结构。要从本硕7年甚至本硕博11年去设计，不能将自己的学习局限在一个狭窄的方向和时段上。由此上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大学本科基本上就是教育的终极。那时，全国的大学基本都是本科院校，很少有研究生，大学录取率也很低，进来的同学个个专业意识都很明确。现在不同了，从数量上看，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几乎是世界最大的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生群体；从教育体制上看，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已经得到很大发展，在北大中文系只要你努力，一大半的本科同学都有机会变成研究生。这些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这10多年，在中国高等教育的链条上，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和博士后，每一阶段都在发生着变革。在研究型大学，一般性本科专业知识灌输和训练的地位在下降，学科通识教育和创新性专业研究思维的地位在上升。也就是说，在这里，本科作为社会职业教育的功能在下降，而研究性思维，学科方法论和人文教育的功能正在得到强化。它讲究完整人格的全面素质培养和批判性、创造性能力的养成。北大中文学子在高中是佼佼者，但是来到北大，一开始还是不要把自己当成多了不起的语言文学人才，只有到了博士阶段，你才会被视作初级的研究人员。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本科培养方案，除去国家公共课、通选课、大平台课以及一定量的自由选修课，专业课的学分比例并不很大，这和我们那个时代区别很明显，我们那时的本科，主体多是专业课。因此，今天的中文本科学习结构其实只是为你们未来的专业学习或职业选择建构一个基础的平台。大家在设计自己的本科学习时，不妨少谈专业如何如何，而是应该考虑你究竟倾向中文相关的哪个领域的职业方向。一个职业方向往往包含许多专业知识结构和跨学科的素质，如何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比如学好外语，练好写作，完善人文知识储备，培养初步的科研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甚至有意识增加一些跨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掌握等等，这才是现代中文学习的知识结构打造需求。这样，虽然你只是从中文系的学科体制中学习完成毕业，但是你的知识结构却足够面对一个十分广阔的人文社会需求的职业空间。你可以做专业的文学研究和创造性工作，也可以做文学语言应用的更多职业性工作，还可以去做完全与中文关系不大的工作，而且都有理由做到很优秀。
　　中文教育变革与现代学习方法
　　熊元义：在一个需要创造并处在创造阶段的时代，中文学子不能仅仅做个知识容器，在学习中要有问题意识。恩格斯在文学批评时提出了美学的历史的批评，这就是说，中文学子成才恐怕不能完全局限于专业学习，至少得文史哲兼通。您对中国当代文学教育有哪些要求？
　　陈跃红：一般讲，再优秀的高中生，一旦进入大学，在本科四年中，都会面临很多问题，有的你们或许已经意识到，有的或许暂时还不易察觉，可是，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和有关部门对本科生学习情况的调查数据，由于不懂得如何学习，结果本科学习以基本失败告终的例子并不少。在中文系，这样的学子大致可分为三类情况。其一，有些学子在高考中取得很高的成绩，但是进校后经过两三年学习，却始终找不到学习的方向，甚至有的学子进来时是省一级的“状元”，毕业时不但没读上研究生，甚至连找工作都成了问题。其二，有些同学进校后一般成绩也还一直不错，但是既没有职业方向，也缺乏专业准备，懵懵懂懂就进入了保送研究生的资格范围，但是在专业面试中，却不幸被淘汰，不是他不努力，而是他的学习方法有问题，仅仅做了个知识容器，而不懂得什么是问题意识，什么是学术思维和研究方法。目前，专业面试成绩分数在保研选拔中已经占到了30-50%的比重，导师们既重视专业学习的知识基础，更重视你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能力，弄不好就会出现被高分淘汰的状况。其三，有些学子总算保送或者通过考试成了研究生，但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却没有具体可行的未来职业规划，缺乏相应的学习阶段和知识结构安排准备，譬如想做大学教师，你就得完成博士学位甚至博士后研究学习，你得有相应的能力和成果，甚至有出国经历和学术组织能力。如果由于外语不好没法出国交流以致攻读更高一级学位，由于专业能力不强没法参与学术会议交流，由于研究能力弱不能完成论文，发表不了成果等等，结果就只好半途而废，改谋别的职业发展。
　　我觉得学子应该花点时间来研究目前大学教学的发展态势，尤其要花点时间来观察和分析我们语言文学学科教学的变革趋势。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你要观察那些名牌课程的老师如何上课，观察师兄师姐中的佼佼者如何学习，你更要看看别人如何去制定自己的学科职业规划和学习打算，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选择。
　　我现在兼着北大本科教育改革战略小组的文科召集人，了解的情况多一些。仅就目前人文学科本科课程改革趋势而言，一般专业知识性的课程内容会逐渐减少到一定的比例，而基础经典细读课程会增加，大的学科，譬如人文普遍适应性的学术规范和方法论课程，批判和创新思维的课程内容会增加，重要的通识课程和研究实践性课程会增加。由此你也可以看出这种变化的趋势，那都是朝着未来宽口径、厚基础、创造性人才的培养方向去走。因此，同学们要感觉到这种变化。日常学习要有意识的注意搭建自己的合理职业知识结构，要重视经典的研读，重视方法论的学习和问题意识的培养，重视培养自己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的能力。以往的经验，有的同学保研笔试成绩很好，但在面试中，当老师问读过什么学科和文学经典作品时，却无法很好作答，因为他没读过多少经典文本。分析一个学术问题的时候，除了背书本，也几乎没有任何自己的观点，这样很容易被淘汰。不可否认，我们今天的大学中，即使是在北大，传统的教育模式依然不同程度存在，老师在讲台上读讲义，不断地写着整齐的板书；同学们一边听，一边疯狂地抄写；期末请老师给出复习提纲，回去背熟，然后一考，高分！在这种模式里，你变成一个知识的容器，把知识装进大脑，整理成条文，记诵背熟，再还给老师，换取一个理想的分数。但试问，你真的学到东西了吗？可是你如果仔细观察和试听，你会发现一些基础课和选修课目前正在明显改变，正在走向研究性的学习、经典细读的学习、讨论式的学习，也就相当于国外的seminar学习，而且表现出越来越普遍的开课趋势。这种课程要求同学们主动参与和自主学习，老师只是扮演开门者、引导者、提醒者和裁判的角色。这样的课程将来必定会越来越多。日常听一听名家讲课和讲座，听老师在讲台上抑扬顿挫，排比对仗，一气呵成，掌声如雷，固然也是有价值的学习，它们可以培养你的兴趣和初步认知，但现代大学教育的精髓更在于沉潜下来的参与性、研究性、创造性学习。这种学习最大的特点是，课堂的中心和主体不再是教员，而是同学们。所以，大学教育与中学教育根本性的不同也许正在于，同学们必须从一个容纳知识的接受主体，变为自觉去进入某一学科领域的参与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只要用心，同学们各方面的能力都会得到很好的锻炼。举个例子，我现在开的一门课叫“比较诗学”，只接受最多16个选课同学。在这个课上，我只有一半的时间在讲台上授课，剩下的时间就交给16个同学，我全程陪着他们，强制性的要求同学参与课程进程，有文本细读讨论时段，有报告选题论证时段，同学要一个一个按要求做PPT和分发提纲，要按照规定程序和范式做报告，要一场接一场组织讨论，每个同学都有发言次数规定，最后根据课上课下的研究心得做出报告诊断，期末完成一份课程论文。这课程成功率很高啊，很多同学的课题研究实践和最初的成果发表由此开始，有些文章录用进入国际会议交流。由于各方面原因，这些改革学校推行起来是比较慢的，但你自己不能慢，在设计自己的学习时，即使是100人的大课堂，你也要牢记，你的任务不仅是听课，不仅来做笔记，更重要的是与老师和书中的作者对话。对话可以是公开的，但更多是潜对话。这种潜对话的含义是，老师讲课时，你不是听热闹，也不仅是记笔记，你要思考，老师讲的对不对？为什么对？我还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如果是我站在讲台上，我会怎么讲？ 如此养成新的学习和思考习惯，不知不觉中，你就走进人文学术研究和文学创造的堂奥了。
　　专业冷热与学术专精
　　熊元义：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已由赶超的模仿和学习阶段逐渐转向自主的创造和创新阶段。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精彩地概括这种历史变化：“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大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而现在现实潮流的重负已渐减轻，于是时间已经到来，除了现实世界的治理之外，思想的自由世界也会独立繁荣起来。中国当代社会正在超越这个艰苦的时代。在这种历史转折阶段，中文学子在精神上必须有所准备。中文学子是否应该抛弃眼前的热闹而沉心于学术的发展？
　　陈跃红：不可否认，工商管理和经济类的学科是当下热门，许多高考分的学子都去了那些院系，不少“状元”学子宁愿筹划当个大商人和企业老板，也不愿意做科学家和学者。相对而言，中文学科目前排在高中毕业生报志愿队列的中间。
　　我也劝中文学子放长远些看问题，学人文的尤其要有点历史在场感。这几十年，我们都见证了各种专业的盛衰起伏，热了，又冷掉，冷了，又可能再热……上个世纪80年代，文科很热，咱们中文系曾经一年招7个或者8个状元，但我觉得这不太正常，因为那时政治生活压倒一切，文学的政治和社会功用得到空前的显扬和夸大，它的热门不是一个学科正常发展的结果。这里不妨举个女性择偶的标准变化做例子，1949年刚解放时，女孩子喜欢找军人；后来社会上干部吃香，就喜欢找干部；文革中因为政治原因，流行找工人；改革开放以后，大学生受欢迎；随着经济的开放和发展，又喜欢找商人；目前大概会去追富二代、星二代或者官二代了。就业选择的变化与之极其类似，一个专业的流行，甚至一度成为热门，总是风水轮流转。10多年前的校园，有两个很热门的专业——新闻和法律。但现在你看看，新闻和法律还热吗？媒体节目生产和律师职业的市场化，结果就是现在全国几百个法学院和新闻学院供大于需的难堪局面，学校就业指导部门都很着急，保不定哪天风向又该变了，谁知道现在的热门还能热多久。
　　事实上，不管哪个专业，只要学深了，学精了，你都会有所成就，自然也会对你和你的家庭有所回报，它会让你有尊严地工作和生活。目前，最重要的是从你的兴趣和职业愿望出发，努力把自己锻造为一个比较优秀的高端人才，去努力培养相同职业方向的别人没有的知识和能力优势。中国的确不缺人，到了目前，也不缺乏一般的大学毕业生，但在今后的几十年内，中国肯定缺才，尤其缺少优秀的人才。比如说，想成为一个普通的汽车修理工，这不太难，上个职业技术学校就可以做到，但如果要能得心应手地修理宝马7系、奥迪8系，甚至能修赛车，那才是这个行业的优秀人才。要达到这个标准，必须具备多学科的知识，因为这些顶级汽车，如同科技的“怪物”，有着非常精密的设计和制造工艺，一般人摆弄不了，于是就注定稀缺和待遇较高。
　　研究能力培养与国际视野
　　熊元义：中华民族的当代历史创造不仅是民族的，而且是世界的。那些将中国当代文化当做一个封闭自足体并陶醉其中的人无疑是井底之蛙，必将为人类文明发展所抛弃。在世界当代文化发展的格局中，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要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这就是说，越是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独特贡献的民族文化，越是世界的。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创造不可或缺的文化自觉。您作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人文特聘教授，能否谈谈中文学子在国际视野中培养研究能力的问题？
　　陈跃红：在21世纪的今天，获取知识已经不是难事。30年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想看一本经典著作都相当不易，有可能要在图书馆排一个月的队，我当时想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就等了几个星期方才借到。可是到了今天，只要掌握搜索的工具，打开电脑，你就可以轻松找到大量你想阅读的书籍，获取各种你想了解的知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当铺天盖地的信息涌到你的面前时，你该如何选择和利用？这才是新的难题。与父辈相比，现代大学生最需要的是能力和方法，获取知识越容易，越是海量，处理知识的能力就越成为关键。在云计算、云储存的技术水平上，比如你要研究《水浒传》，电脑和网络就会为你找出几乎所有已经电子化的版本和续书，所有有关宋江等水浒一百单八将的家族史和关系史，搜索出海量的研究资料，甚至宋江与经济、宋江与做人，宋江与外交等等一切相关信息，尽数为你提供。当信息这样铺天盖地涌来，你该怎么办？还有必要炫耀你的知识吗？恐怕更重要的是区分、筛选和处理，进而生产新的学术文化成果。这才是能力所在，这种能力，大家要从现在开始，充分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并努力去培养。
　　到了中文系，需要用心揣摩一下大学文学教育与中学语文课的差别。中学所给你的语文知识，是一般性的知识，它们基本上是模块化的、相对符号化的，甚至是比较僵化的，不需要你作太多的分析，你只要接受即可。但在大学学中文，意味着研究中文，你必须带着研究的态度来对待学习。在高中，学习语文教材中的文学作品，所做的工作是背诵、了解相关文学知识、分析字词句段、归纳文章主题等等，一切答案似乎都很清楚。到了这里，你会发现一切过去似乎确定的知识边界和判断都变得不确定起来，你不得不问自己，曾经的理解是对的吗？还有没有别的解读和看法？其中理解和研究的空间为何这么驳杂和不确定？不断地质疑和独立思考，这才是你们要做的。你们不再是知识的容器和传声筒，而是要学会选择、过滤、怀疑、更正、添加、进而再创造等。在这一意义上，真正的大学中文教育与高中语文教育存在众多本质的不同。
　　今天作为一个现代中文系的学生，不仅要注意训练自己的研究能力，还要培养现代学术研究所需要的国际中文研究视野。那么什么是中文学术的国际化呢？掌握外语当然是必要的，但首先还要对本土文化，对自己的传统有深刻的理解，只有对本土文化和传统有深刻理解，有自己的传统作为支撑，你才可能在国际上参与竞争，闯出一片天地，不然，没有优势，就没有你的话语权。在国内学中文的，出国读学位，大多数要选比较文学，即使不学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硕士论文也会涉及跨文化的文学比较，否则，你就没有优势和对方母语国家的学生竞争。一个中国研究生与英国研究生比赛写莎士比亚研究的论文，如果不与中国戏曲比较，恐怕很难超过对方吧？
　　可能在很多中文学子眼中，中文系这个学科多是夫子之道，谈不上国际化。事实可不是这样，都什么时代了？北大中文系老师国际化的程度绝不在任何院系之下，甚至更高。在北大这个园子里，中文系教员的国际化程度是很高的，系里的高学历留学生比例也数一数二。前些日子，我带了中文系7个教研室的18位老师到威尼斯大学亚洲与北非学院去参加一个双方主办的系一级国际会议，那规模阵势把所有与会者都镇了，威尼斯市长、大学校长和中国总领事都赶来祝贺支持，很有面子啊！我们中文系的老师，除新入职的几位以外，其他的都在国外教过书。有不少老师还是在国外拿到学位的，有的本来就毕业于外语院校，还有两位教授过去曾经是国内和台湾知名大学的外语学院院长，这种师资结构同学们大概没想到吧？我不妨告诉大家，中文系还有全职聘用的洋教授哩。以我们中文系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为例，在职好几位老师就毕业于国外著名高校，比如法国的巴黎大学、图卢兹大学，美国杜克大学、加州大学等等。这些情况恐怕同学们就很少了解。这方面，我有很深刻的体会。20年前，我在荷兰的莱顿大学汉学院学习，那是欧洲著名的汉学院，我的指导老师，后来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系主任的伊维德(W.L.Edema)教授告诉我，了解一个学科的世界结构与学习一个学科同样重要，亲自经历一个世界与认识一个世界同样重要。此后我在这方面下了一些功夫，至今受益不浅。譬如一有假期，当别人考虑如何打工挣钱的时候，我却到处跑去访学和旅行。有一年暑假，我从荷兰到比利时，从比利时到意大利，然后从威尼斯南下，比萨、佛罗伦萨、米兰，罗马、那不勒斯、庞贝，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地走到西西里。最困难的时候，我和几个流浪汉住在一起。找不到住处，贵的旅馆住不起，廉价的青年旅馆又爆满，于是，我背着一个海绵垫、一床薄薄的毛毯，跑到一个大教堂的走廊上睡了一晚。早晨醒来，发现左边一个流浪汉，右边一个流浪汉，仔细看其中一个，还带着一条狗，提着一瓶劣质的红酒，眼神与众不同。一聊才知道他是牛津大学人类学系的学生，来体验流浪汉的生活。国际化不是关起门来谈交流，也不是将一个人从国内的一个六面体空间搬到国外的一个六面体空间中，在那儿继续宅着。我在我的《欧洲田野笔记》一书中描写这样一类留学生，他们在欧洲的某小镇上的大学读书，跟他们聊起天来，觉得他们仿佛是从桃花源里走出来的人。他们的理想听起来真是“宏伟”，就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房子，前面有车库，后面有花园，支一顶帐篷，可以悠闲地喝下午茶。我当时就想：“这样的生活有什么好？这样的理想和咱们陕北老农民的理想有什么两样？陕北老农民的理想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跟他们本质上不是差不多吗？”我觉得，真正的现代人生，是一种有追求的人生，是可以在这个乱哄哄却有生机的世界上做一番事业的人生。所谓国际化，是你到了国外，亲身体验了那个环境之后，有自己的立场，并对国外社会保持审视和批判的能力。比如在荷兰，当你第一次看到郁金香、风车、一栋栋童话式的小屋，你一定觉得特别美，但如果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处处如此，全是同一模式，你觉得在这样的同一模式中安逸地活着，就是理想的生活吗？更何况，那也绝不是荷兰的全部。我的国外经验告诉我，国际化程度愈深，愈是应该有自己的明确的本土立场；真正的国际化，不是从国内到国外的简单位移，也不是沉湎于国外社会表面的安逸，无所事事地在当中充当一个可有可无的分子。
　　文学理想与职业使命
　　熊元义：一个民族的强大是离不开这个民族的团结的。而民族的团结根本在于这个民族具有深厚的文化认同意识。中国古代文学曾在培育中华民族这种文化认同意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古代寓言《愚公移山》不但有个体和群体的矛盾即智叟和愚公的冲突，而且有群体的延续和背叛的矛盾。愚公虽然看到了自己后代延续的无穷力量。但却没有看到他的后代在移山上可能出现背叛。如果愚公的子孙后代不认同愚公的移山，而是背叛，那么，移山就会中断，大山就不可能移走。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与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这两部悲剧作品虽然一正一反，但却是异曲同工的，即它们都在反映忠奸矛盾的同时间接地反映了民族矛盾，都强调了民族的文化认同。这种民族的文化认同意识是一个伟大民族屹立不倒的坚实根基。中国当代文学以及文学教育应该不是削弱而是加强这种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意识的培育。您能否详谈中国当代文学以及文学教育的历史使命？
　　陈跃红：这就是今天中文专业该如何学习，文学理想与职业的关系如何处理等问题。真正要学好中文，走进语言文学研究创造的殿堂，终究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心里要真正喜欢中国的语言文学，痴迷这个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我从小学二年级作文得到老师表扬夸奖开始，就对文学有兴趣，三年级下课后到工厂的工会图书室帮忙蹭小说读，慢慢成了爱好，此后从来没有放弃。16岁去矿场当工人挖矿，在别人休息或娱乐时自己写一些今天看来很可笑的诗歌、散文。后来有机会上学，却阴错阳差地学了地质勘探专业，那时是在桂林上大学，桂林的风景多美啊，到了假期，同学们都出去玩，我却用两个暑假读完了《鲁迅全集》，那种体验至今想起来还是非常爽，日后也受用无穷。再后来毕业到了地质队，当了技术员，还是没有忘记文学。1977年高考前，自己已经是一个几千人企业的团委领导，但依旧毅然决定去参加考试，考上了中文系，终究还是走到文学这条路上来了，就好这一口。北大毕业后留校，人近40，该学够了吧？还是不满足，我想，学比较文学的，能不到全世界去转转？就这么转下来，访学，任教，开会，竟然转了几十个国家。我觉得这些选择都源于一种对文学的喜欢，不放弃理想，就永远有一种力量支持着你走下去，只要你一直走下去，只要你能够在各种境遇中都坚持不懈，最终总能有所收获。(熊元义)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21:38
北大教授戴锦华：社会文化面临整体坍塌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从事比较文学、大众文化、电影与性别研究。专著10余部。专著与论文，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日文、韩文及阿拉伯文出版。
　　北青报：盘点今年大半年来的中国电影，有影评人说今年的特点是“有票房，无电影”？您的观察呢？有值得一看的电影吗？
　　戴锦华：今年引起我关注的国产片是《黄金时代》，也许还要加上《蓝色骨头》。
　　北青报：《黄金时代》这部电影引起了截然相反的非常大的争议。
　　戴锦华：老实说，《黄金时代》是今年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最认真、最完整、最有抱负的国产片，显然从编剧、导演到各个部门都极为认真地尽了全力，他们对于自己要表达的东西，以及如何表达有相当成熟的考量。
　　北青报：在微博上曾经看到您的学生问您对《黄金时代》的看法，您当时说许鞍华和萧红气场不合？
　　“失败”电影：很大程度上检验了我们的文化生态《黄金时代》
　　戴锦华：对，看片之前。我开始对这个电影没抱太大期待的原因就在这里。我知道许鞍华是一个极为敬业、有情怀、有能力的导演；萧红是我最爱的女作家之一，萧红极为特殊。她是典型的大时代之女，是天才型的作家。萧红极为“女性”，所谓“为自我牺牲精神所缚”的“高贵的大鹏金翅鸟”，但超越了人们对女性书写的一般想象，她攫住了她所遭遇的那个灾难的时代，她用自己的文字碰触并网罗住了那个时代的轮廓。萧红没有那种轻盈的浪漫，她身上有着一种魔咒般的气质与特质。我以为许鞍华独有的那份丰满的现实感与同情并不适合萧红。这是看片前的感受。
　　北青报：看了之后呢？
　　戴锦华：这就是我说的许鞍华(也许应该说李樯？)的自觉，他们另择路径，没有试图去捕获萧红，而是环绕着她，以对萧红的记忆和讲述去勾勒她的形象和所在。毫无疑问，这让影片的接受门槛有点高了。
　　从几个层面来看：《黄金时代》的形式和设定，先在地要求人们了解萧红、萧红的时代，她所书写的时代，而且必须多少了解此后大半个世纪里讲述、评判萧红的历史——文学史、也是冷战、后冷战史。可以说，影片不仅是一部萧红的传记片，而且是某种与多重历史叙述的对话。影片最重要的形式元素，讲述着会不断撕裂封闭的电影世界，直面摄影机、直面观众，便旨在于此。这的确是个高门槛。而换一个角度说，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文化的最大特征是历史纵深的消失，我有时候也会用“历史坍塌”来表述这一特征。必须说明的是，我所谓的坍塌不是历史空间成了废墟，而是“降维”为二维的扁平，犹如一幅图画，不再有纵深，无法进入，一个试图和历史对话的作品本身就会碰在图画所形成的墙壁上。
　　第三个层面的问题是，电影在多个不断往返的时间维度上，围绕萧红来讲述她，致使萧红本人成了一个沉默的中心，一个始终穿透又无法穿透的坚硬或空洞的内核。它努力诚实地与历史对话，也最终陷落于失语的症候。不错，影片有缺憾，有难度。但偌大的中国，如此的观众数量，《黄金时代》没有获得它可能的观众仍必须视为怪现象。
　　北青报：这部电影的票房很不理想，有人看完之后也表示很失望。
　　戴锦华：中国电影市场产业规模的成长速度是天文数据式的，世界电影史上没有先例，影院的扩展和银幕数的激增，再造出的观众数是十分惊人的。但问题也就在这里：众多的观众是某种意义上的“非电影观众”：缺少最起码的电影知识，不要说文化。举个例子，我在某天本着“敬业精神”，连续看了《小时代》和《后会无期》，现场的效果之好，观众和影片之间的共振让有准备的我，也大跌眼镜。但一个细节，令我记忆颇深：那便是《后会无期》中贾樟柯出现的时候，相对于始终处于亢奋中的现场观众，对这个大噱头毫无反应。显而易见，他们不是我们所谓的电影观众，他们不认识明星级的封面人物贾樟柯，他们是韩寒带入的、为了韩寒而来的观众。他们兴奋的是他们或许已然熟悉的韩寒的段子。
　　当然，关于《黄金时代》的票房失利，人们已说到了营销定位、预期与影片的错位。影片的宣传用历史想象许诺了一个“民国故事”，这是他们大失所望的成因之一。关于民国，我的同事李零教授就说过一句非常朴素、诚恳的话：民国年代不可能是黄金时代，优雅、自由、个性，因为它是一个战乱、流离失所的年代。这也是影片《黄金时代》的基调。萧红的文学史身份是东北流亡作家，她的一生不是“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而是逃亡、流亡、求生。她的伟大，是在这间隙里留给了我们伟大的文学作品和她生命的传奇。但我们今天的民国想象被所谓“临水照花人”式的张爱玲锁定。因此无法指认大时代与小儿女之间的天壤落差。
　　我们永远受制于时代于文化的限定，我们永远只能看到我们预期的东西，而对别样的表述与事实视而不见。于是人们看到的是三人同床，看到的是萧红的吃，似乎那是一份风情，一种怪诞，好像我们已完全无法想象战争与灾难的时代，不知饥饿、贫穷与匮乏为何物。相对于人们的民国想象与营销案误设的预期，观众的失望是必然的，但几乎可以说，与影片无关。
　　北青报：你觉得处理这样的民国题材，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戴锦华：这恐怕不是一部影片所能回答的问题。首先我不会以票房成败论英雄，其次，我一向把电影视为某种监视社会文化的终端显示屏(这也是我持续关注电影而非电视剧的原因)。《黄金时代》的失败和其他热卖影片的成功一样，展示的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及其问题。如果历史已然缺席，那么要问的是，我们如何让历史在场？让怎样的历史在场？否则，我们是否让可能与历史对话？《黄金时代》绝非完美，但它的定位、诉求，它的视听语言与结构尝试，已弥足珍贵。
　　“成功”电影：非价值的、纯感官的表述
　　《小时代》/《后会无期》
　　《心花路放》/《亲爱的》
　　北青报：对比国庆档同期上映的另外两部影片《心花路放》《亲爱的》的大卖，你觉得这折射出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生态？
　　戴锦华：这两部的有趣，在于刚好一悲一喜——中国电影市场上有传统的两种通俗的形态：喜闹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喜剧，和苦情戏。
　　不是说这类样式不负载社会信息，而是说它有着最简单的感官效果。我以为，这也是今年票房热卖片的共同特征。上半年的电影，人们一定会讨论其中的粉丝电影。我不想讨论《小时代》的极端恶评与巨大票房之间的反差，不去讨论郭粉与韩粉之争，我并不认同某些对类似影片的批判，尽管都有道理，但我不认为类似影片的成功与问题是“拜金主义”、“物质至上”，或“伪文艺”，而是相反，这类影片的成功与问题在于他们的非价值化。用我自己的语言就是对“坍塌”与“中空”的印证。影片甚至无需(也许无能)提供一个完整的情节链所必需的内在逻辑与价值依托。《小时代》中的男装广告、女装广告与各类流行文本的搬用或拼贴、十分钟一个极度戏剧性的事件而后瞬间冰释；《后会无期》的汽车旅行展现的并非公路片必需的空间穿越与时间累积，而是一个悬浮舞台上的片段偶遇(有人称段子)。同样，《心花路放》的“公路”更是一个“开心麻花”式的舞台……在我感知中，这与其说是价值取向的问题，不如说是非价值化的问题。其成功是在于以价值展览的表象拒绝了价值表述。于是，“我们”甚至无需“担心”在影片中遭遇价值，更不必“担心”在影片中遭到任何对我们熟悉的逻辑的冒犯。
　　北青报：您从这类卖座电影中感觉到的“坍塌和中空”，能更详细地谈谈吗？
　　戴锦华：在我看来，热卖片成功的共同元素是感官性的，身体性的，直戳你的泪点和笑点，同时，以拥抱主流的姿态拒绝意义与价值。这次我真的必须说，这是中国商业电影与好莱坞的巨大落差：因为，好莱坞电影立足市场的前提之一，是以某种超越性价值为内核，藉此支撑其人物情节、叙事逻辑。
　　我所谓的“历史坍塌”不仅关于历史，更关于现实。历史从来不是关于过去的，而是关于未来的。历史意义、历史绵延的呈现始终为未来视野、愿景而获得并赋予。现代中国文化极为典型。当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冲击下开启其现代历史之时，我们曾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未来视野中丧失了自己悠长的历史，遭到了无情的“降维”，中国历史一度丧失了它必需的时间维度，成为三维而非四维的空间所在：那是鲁迅的“铁屋子”，张爱玲的“泡在福尔马林药水里的婴儿”，是第五代电影中“空间对时间、天空对流水的胜利”。而伴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上获得的份额而加入了未来视野，我们由此而赢回了自己的历史时间。于是，中国进入了写史时代，我们蓦然拥有了对诸如“晚明现代性”、“康乾盛世”、“白银资本”的历史指认。然而，令我错愕的是，与此同时，我们却在大众文化的场域中再度自我降维：不仅是三维，甚至是二维：历史与价值建构坍塌为扁平的图画。我们可以对这一现象作出诸多解释：文化全球化进程、消费主义、景观社会的莅临，全球流动伴随的身份离散、独生子女结构化……但这一历史的赢回与得而复失，绵延的历史进程的显影与扁平而炫目、脆弱而坚硬的降维图画，的确标识着今日中国社会、文化的巨大而急迫的问题。关于电影，远不仅止于电影。
　　艺术电影：要求艺术电影具有商业性是荒唐的
　　《蓝色骨头》/《边境风云》
　　《白日焰火》/《布达佩斯大饭店》
　　北青报：很多人是把《亲爱的》当作文艺片的。
　　戴锦华：今年的有趣现象之一，是《后会无期》和《亲爱的》成了“文艺片”。影片的热爱者以文艺片之名为其辩护。而略带一点文艺气质的电影均遭到市场拒绝，我感受最深的是崔健的作品，《蓝色骨头》。
　　我当然知道，崔健不是一个当红的明星。但是崔健是一个历史的标识，见证，甚至介入了中国社会最重要的转折时刻，当年崔健的成千上万的拥趸者，追随者，今天已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拥有不容置疑的经济实力，但是《蓝色骨头》几乎没有票房，甚至没有反响。是什么东西令崔健的影片无法形成或分享粉丝电影的效应？是什么东西令人拒绝了《黄金时代》？我想，艺术片气质是答案之一。
　　但不仅于此。对历史的拒绝是另一个答案。一如历史感的荡然无存是热映片的共同特征。杜可风摄影的《蓝色骨头》有一个极漂亮的片头段落，伴着旁白。旁白告知，影片试图触摸“一个不可触摸”的时空。因为一经触碰，它就会消失，“变为历史”。换言之，崔健非常清楚，他试图触碰摇滚的历史，80年代中国的历史，以及对“文革”岁月的上溯，但那是不可碰触的记忆。不可碰触，不仅因为尘封，而且由于它已彻底丧失了自身的叙述的语言与逻辑。也就是说，崔健为自己设定了不可能的任务。但更惨烈的是，市场并非由于崔健历史叩访的失败而拒绝了他，而是尚未进入，已遭拒绝。
　　北青报：有些人认为艺术电影也可以做得很好看，商业性与艺术性可以兼具。
　　戴锦华：电影——无论是艺术电影还是商业电影，叫好与叫座，是永恒的两难。一般说来，要求艺术电影“好看”——具有商业电影的流畅与抚慰，在我看来，是缘木求鱼。因为，欧洲艺术电影在战后全面兴起，正是作为好莱坞商业电影的对立物、另类而出现的。
　　但今年来，国际影坛的一个新的趋向，便是一代年轻影人的有趣尝试：以艺术电影的语言风格制作类型电影。《亡命驾驶》在戛纳电影节得奖，标志这种尝试的成功。在这种尝试上，中国并不落伍。颇为成功的例证，是《边境风云》和《白日焰火》，《边境风云》以艺术电影的风格去拍黑帮(言情？)片，《白日焰火》用艺术电影的语言拍黑色电影。艺术电影的原创性与类型片的熟悉元素与情感预设，创造了电影与现实遭遇、先锋的有趣契机，造成了有趣的观影经验与快感。但仍然，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召唤着不同的观众与不同的心理预期。
　　北青报：今年上半年有几部国外文艺电影口碑非常好，比如《布达佩斯大饭店》《少年时代》，经常也被豆瓣网友用来对比《黄金时代》和《蓝色骨头》，相比较这两部电影面对的巨大的争议，前面两部倒是几乎一边倒叫好。
　　戴锦华：《少年时代》我还没看过。《布达佩斯大饭店》当然是一部有趣的电影，安德森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艺术电影导演，他是一个怪才，有清晰后现代色彩。影片最大的亮点在奇思妙想，奇、巧、带有炫技性的形式构成，它的整个内容表达是建筑在相当坚固和稳妥的价值系统下的，不做任何的挑衅和冒犯，于是，精致，机智，遍布形式语言的奇妙，同时提供心灵的飞地，给出抚慰和疗愈，这的确是中国电影的极弱项。但韦斯·安德森原本是不可复制的鬼才。
　　第五代归来：特质已经丧失我对他们不再有期待
　　(《归来》)
　　北青报：今年第五代导演都有作品，但张艺谋的《归来》，当时你对它有个非常激烈的批评，认为它就是个“烂片”，跌出了下限。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戴锦华：这可让我挨了不少骂。好吧，对我来说《归来》可称一部电影。众多所谓电影对我几乎是“职业性侮辱”，根本称不上电影——恕不一一点名。所谓电影，是指及格线之上。在一部电影的基准线之上，加上邹静之和张艺谋的组合，必然构成了我们的期待视野，因此影片令我极端失望。对我，它是烂片——电影中的烂片，而不是非电影中的烂片。我对影片的失望是朴素的：在这个大资本涌动，电影工业规模空前并继续增长的年代，电影人基本的认真态度、敬业精神，应该是最起码的要求。这也是我支持《黄金时代》的原因。而我所谓的《归来》“跌破下限”，是在于我认为它缺少认真态度。不论称影片剧本几易其稿，它最终没有能提供核心情节的必需的合理性支撑。我们不知道女主的症状是失忆症还是阿兹海默症，任选其一会有完全不同的情节逻辑。编导可以虚构或创造一种不存在的心理疾患，但必须在情节逻辑上合理、服人。没能解决类似问题便投入拍摄，对我，是不认真、不敬业。
　　当然，以我自己的批评方法，我们也可以完全不论作品的艺术成败、情节逻辑，而将完成片的呈现视作社会、文化症候予以解读。在《归来》中，冯婉瑜病症的核心表征是不认识自己深爱的丈夫陆焉识——无论离去的、还是归来的。而她屡屡将他指认为方师傅——显然的、剧情中强暴者。依据剧情逻辑，冯婉瑜因遭强暴而罹病，但病状之一竟是自此不锁门。可能的解读是，冯婉瑜(潜意识地？)拒绝指认令自己深信的所爱之人，她每月的迎候是维系自己心灵的幻想。她始终在(潜意识)里呼唤、等待着暴力摧残？甚至是某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如果这便是文本的意义，我同样拒绝。但这也许比我朴素的失望表达，来得有趣而“深刻”。
　　北青报：今年除了张艺谋，还有陈凯歌、姜文等第五代导演的作品上映，很多人称为今年是第五代的回归年，您对他们有期许吗？
　　戴锦华：坦率地说，今年我抱有期待的是姜文的《一步之遥》，侯孝贤的《聂隐娘》和张猛的《胜利》。对张艺谋和陈凯歌，我久已不再期待。1987年我已在文章中写过，第五代作为一个艺术群体已经终结了，一个美学浪潮，《孩子王》和《红高粱》就已经标志着这个群体的解体。我们已不能对其做整体评价。因此不存在回归的问题，只是说他们作为个人创作。从语言风格、审美上，他们的基本特质都已经丧失了。
　　青年导演：始料不及的巨大惊喜
　　北青报：上半年，很多青年导演的作品上映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比如《绣春刀》的口碑就还不错，你对这一代导演有什么期待吗？
　　戴锦华：我对这代导演满怀期待，事实上，近两年来我毫无保留，由衷地喜爱的作品，都出自这批新导演，比如说《钢的琴》和《边境风云》，也许还有《美姐》。影片给我带来始料不及的惊喜感，年轻导演们的电影视野开阔，在数码转型中起步。他们是这个数码电影时代的天之骄子。因为数码不仅意味着特技手段，而且是电影媒介的革命性断裂与演变。由此，电影和电视剧之间，电影和卡通之间，电影和录像艺术之间的墙倒塌了，大量的电视导演进入电影，电影导演进入电视业，这几年非常精彩的电影作品是电视电影，比如说BBC的《黑镜子》，HBO的一些政治电影《规则改变》、《大而不倒》，或单本剧《烛台之后》。《绣春刀》等作品令人期待着数码时代的武侠新意。
　　好莱虎冲击：我非常佩服我们的“乐观”
　　北青报：中国将全面放开电影的进口配额，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你觉得会对中国电影产生什么影响？
　　戴锦华：影响当然是巨大的。资本无国界，电影有国籍。对资本和逐利而言，这一切无关宏旨。已有民企资本注入互联网，影片在回流中国市场获利。但迄今为止，中国电影仍在政策——进口份额的庇护下生长，享受着中国奇迹和中国电影奇迹创造的巨大空间和可能。但如果我们始终不能有相应的影片的事实——整体提高中国电影作品的质量，那么我们就是在挥霍着全球未遇的历史契机。好莱坞，夸张点说，是美国资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电影市场显现的巨大利益空间。相关中美谈判，从视电影为微不足道的笑噱头，到成为彼此博弈的大项目。所以好莱坞全线进入，是大限还是大考，马上要见分晓了。一边，我当然不希望我们打造完成的巨大的电影工业规模和全球领先的硬件基础，只为好莱坞造就了市场，另一边，迄今为止未变的文化事实，是电影始终是国际的形象名片，是国家文化生态和公众心理的中断显示屏。
　　但这个电影能否抓住这个空前绝后的历史契机，能否创造与电影事实相称的影片的事实，并非电影业、电影人所能独自完成。这同样取决于中国文化自觉的确立与实践。
　　北青报：很多人现在充满了乐观情绪，比如很多国产电影和好莱坞电影同期上映，完全没有被打趴下，甚至有时还胜出？
　　戴锦华：几年前，韩国废除了保护制度，是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可以在市场上和好莱坞抗衡了，中国电影人今天已有如此自信，我只有叹服或叹息。拍出了《恐怖直播》、《雪国列车》、《辩护人》的韩国影人有理由自信，我们的电影骄傲究竟是哪些呢？而且我宁愿我们瞩目实行“文化例外”的法国，同时珍视这契机，警惕而踏实地起步。对于能否成为世界电影大国，能否抗衡电影大国，我们的课题还太多。文/本报记者罗皓菱
　　原标题：北大教授戴锦华：社会文化面临整体坍塌
　　稿源：人民网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21:43

北大中文系的精神

——“博雅清谈”即席发言

发言者:　孔庆东老师　  

    想说很多话，但是又觉得没什么可说。对今天这个会，久违了的一种感觉。坐在这里，马上回到了那个学生时代，八十年代的那种气氛。现在开会非常多，三天两头开会，但是都不像今天，今天这个会是比较罕见的。从上午开到下午，吃完中饭后继续开，大家都来到这里，这是大家都真心愿意参加的。
    今天早上坐车过来，堵车，我就害怕迟到了，赶不上开头，在学校周围非常着急。到达后幸好还没有开始，比较高兴。因为在我这一代人来看，在坐的老师其实都是北大的旗帜。曹文轩老师走了，在我看来，年纪在曹文轩老师之上在座的，都是我这一代人的旗帜。姜涛蒋朗朗算是我哥们，上面都是我们的旗帜。我们能够成长到今天，都是一节课一节课听出来的，一页书一页书看过来的，我们身上有许许多多老师的东西，老师的生命流淌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身上得到了传承。这个传承也许不正宗,也许不正统,也许走样，但毕竟已经到了我们生命里边来了，我觉得这是北大之惠，是北大的一个核心东西。这些东西无法量化,无法数据化的。基本上北大人身上都有,而且具有吹牛和夸张性,这些吹牛和夸张性反应了本质,在北大校园里，燕园的段子一代代传承，这些段子不一定都是真实的，可能细节上有夸张或记忆上有失误，但它传递的那种精神，是我们在别的地方都没有遇到过的。北大人也互相开玩笑，讲别人的隐私，讲这个讲那个，都是善意地在传说一种精神，别的学校是没有的。
    我们北大中文系有很多著名的老师，在社会上很著名，最近我忽然间注意有些老师不太著名，这些不太著名的老师身上有很多北大的精神，比如我在很多场合给学生们讲：你们要注意商金林老师。我们出去开会的时候，很多学校不知道商金林老师，我说这是不对的，商老师做学问是大学者气度，你们没有人注意他的文章，他的文章真是一私不苟，他也是不为潮流所动的。我说商老师就吃亏在一点，他普通话不好，他若普通话好的话，那就不得了。我很想写一个人物系列，就是北大那些不著名的老师，社会上不知道的,商金林老师、方锡德老师、孙庆升老师、封世辉老师、唐沅老师，就是这些社会上不太知晓的老师，他们身上的那个精神是非常值得挖掘的。但我又不太敢写，怕别人会借此攻击北大人互相吹捧。因为我们是一年一年过来的，知道太多的细节。刚才乐老师、谢老师在讲，我一边听他们讲，脑子里边有很多很多画面，都过去了。我之所以对咱们北大中文系深感自信, 不是统计出来我们中文系科研成果占北大多少（据说占四分之一），那玩意也很厉害，但更主要的是留在我们身体里的这种精神，它还在我们当中。尽管我们也经常批评现在的学生，说你们怎么样不如以前，但横向比较，我仍然可以说现在的北大学生仍然是最优秀的，他还是有家国之忧、社会承担，仍然是有的。我觉得这是当年我们选择这条道路的原因。我觉得我们大家选择这条道路，都是把自己的治学、自己的选择跟社会、跟民族国家的进步自觉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每一个时代的想法不一样，我们觉得你们那一代人当时太热血青年，我们可能会这样想，我们今天比你们更“狡猾”一点，更“世故”一点了，但是大的方向没有改变。假如没有这样一个家国之忧在后面，那我何必选择做现当代文学？我们大家都是智商极高的人，我们有许许多多别的选择，这个选择至今不悔。我跟别人说我们北大中文系老师挣五千块钱就不少了，还有挣两三千块钱的人呀，但大家不悔，就是说我们从来都没有埋怨领导给我们开的钱太少。自己嫌钱少，可以写点文章编点书赚点钱，没有人会埋怨，而且相反以此为荣。这好像是中文系上下都能够理解的，我们不去管别人，当然我们希望系里能够创一点收，但没有人会去埋怨它，这就是我们北大一直传承下来的一种温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可贵的。
    因为想说的话太多，我再说一点，我是提前读了几位的书。我读这些书的时候，注意到一个叙述视角的问题，就是几个老师的稿子是站在今天的角度去讲燕园故事的，如果是前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你们就不会这样讲，所以我很关注这个叙述视角的问题。人到老年之后，总结自己一生的历史，会用一种通脱的、通达的、很高的眼光看这些问题，但是我想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一点质疑,是否能够遗落以前的视角,那些视角是不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就应该被抛弃或遗落掉。因为我也读过老师们年轻时候、中年时候的文章,我有幸读到过谢老师文革中的文章,也是非常真诚的。我家里有一本文革中出版的批林批孔的文章集，里边有黄曼君老师的文章,我和黄曼君老师开过玩笑,当时是“华中师范大学青年教师黄曼君”,也是写得非常符合那个时代的需求,是那个时代的真诚。你不能说那个时候写文章是不真诚的,说我们是被迫的,我们是随大流走的,这样不能写入历史,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真诚。我们今天反思那个时代,在反思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保证我们的反思就是顶点,就是绝对正确的？这是我想说的。刚才李杨讲，也许过一些年,我们这一代人坐在这里,到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这样去写，写当时我们都想错了,现在我们都对了。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
    最后几位老师都谈到了中文系的发展情况和忧虑，这个忧虑好像从十年前就开始了。十年前我们最早的一批老先生开始退休的时候,陈老师主持过一个二十世纪文化中心的会，会议上老师们充满忧虑地发言,年轻的学者,当时吴晓东陈泳超他们也在,有接过老一辈学者的旗帜的意思,有过这么一个场面,已经十年了。我当时觉得这个是无所谓的,对这个没有什么忧虑。十年过去了,情况无非就这样,我们所说的其他学校的越来越厉害,好像北大不厉害，具体化之后是什么？不过是他们出了很多书,开了很多会,成立了一些组织而已。这些呢，也不能去否认人家的成绩。但是我想，最终北大人做学问，是要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推动中国所谓的进步。最终的衡量，不是那些东西，而是你究竟有多大影响，你是否为这个民族国家的进步作了贡献。比如说我们洪子诚老师，多少年不出书,人家出了一本当代文学史,沉甸甸的放在那里，就成了一个象征,我觉得这就叫学问。我们追求做的是这样的学问。当然人家上边要检查的东西，我们大家也要去做,我们帮助领导把它完成,让我们填表，我们填了就是。这种事情不必看得太重。
    上一次陈老师带着新的班子，来各个教研室征求意见的时候,我记得一位老师讲,希望陈老师不要有太大的作为。我觉得还是要有作为,但是呢，不要轻易改动,有作为是要向前走,向前走应该有所作为。至于以往的应该继承的一些东西,体制呀，方法呀,尽量不要改动。我觉得中文系的好处,也就是今后应该保持争取的一个目标是，仍然要做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这样就真的保持了温老师座谈会上所讲的那个和气。“和”字应该是在中文系体现最好的,大家都是知识结构不同,观点不同,性格不同，但在一起,就能够那么和谐相处,互相尊重,尊重人家的学问,尊重人家的人品,尊重人家的选择,我觉得这是北大中文系在中国能保持重要位置的所在。希望哪怕是过三十年，过四十年，李杨教授在这里讲话的时候,我们还能保持这种精神，那就是我最欣慰的，好，我就说这些。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8 22:19

论读书
——与2014级同学座谈

中文系  傅刚教授
2014年10月21日

10月21日，本学期静园学术讲座第二讲开讲。中文系傅刚教授以“论读书”为题，为刚刚适应了燕园生活的2014级中文系新生带来一场质朴实用，而又充满警醒意义的精彩演讲。

本次讲座内容包含四个部分：第一、读书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第二、读书必先立志；第三、要读什么样的书；第四、读书的方法。
傅老师首先提醒同学们，现今时代是一个选择多元的大时代，北大具备令人艳羡的成长条件，所谓物极必反，这些选择与条件如若不善加利用，反过来即是诱惑和干扰。所以读书的首要条件是要有兴趣，有热情，而且要能抵抗干扰，长久保持。兴趣和热情看似简单，选择中文系的同学必定都对文学怀有起码的兴趣，但在被中学繁重的学业消耗去大量精力之后，在大学这个新的战场上，如何迅速调整自己，寻找和确立能够长期保持的专业兴趣，却是每个初入燕园的新同学都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傅老师表示，他的这番提醒是有感而发。以他多年授课和指导研究生的经验看，近些年，北大本科培养出来的学生，在读书能力、研究能力上，并未显现出很明显的优势，甚至考试也未必考得过外校同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读书太少，是读书兴趣和热情的松弛。傅老师反复强调，必须多读书，多读课外书。在大学，最重要的接受教育的地方，不是在课堂，而是在课外，在图书馆。尽管现今的大学教育体制存在不少弊病，大量的课程和绩点至上的风气让同学们备感压力，也严重挤压着大家的读书时间，但多读书、勤读书仍应是北大学子最基本的学习信条，现实的问题可以各方面共同想办法慢慢解决，对自我的要求却时时刻刻不可稍有松懈。

读书最关键的，是要先立志。志向是一种能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的精神力量，唯有志存高远，对自我有所要求，清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才能培养坚强的意志力，才能长久支撑兴趣和热情，才有真正有所成就。立志的重要性，古往今来，相关论述不计其数。而现实是，北大学子如同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拥有最好的外部条件，但在很多同学身上，缺乏足够的精神力量，缺乏催人一往直前的动力。在这些最聪明的学生的眼睛里，很遗憾，看不到对于知识的如饥似渴。如今面对越来越不乐观的就业形势，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即便将来不打算从事高深的学术研究，只想简单找份可以安身的工作，系统的学术训练、充足的知识积累也是必须的。北大这块金字招牌已不再是保证就业无忧的保护盾，而是需要大家用各自的努力和成就去维护的宝贵无形资源。

傅老师引用《尚书》、《诗经》等古代典籍及宋代大儒朱熹有关志向的论述，鼓励同学们，人的一生，本就是不断树立志向，不断实现目标的过程；考上大学，是人生一个阶段目标的实现，往下需要尽快设立新的目标，做好新的规划，如此一步一步往前走，最后实现最高目标，即人生理想。他语重心长地说，他始终希望，最优秀的学生能进入学术研究领域；但再聪明的学生也必须明白，读书做学问，简而言之，是两步：首要是立志，其次要下死工夫，要以聪明的资质做笨学问，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点一滴，循序渐进地积累，来不得半点浮躁和侥幸。

说到读什么样的书，傅老师提出三条准则。第一，要选择专业出版社出的书；第二，要选择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写的书；第三，要重视读常见书。对中文系学生而言，要知目录，明版本，要了解文史类书籍的专业出版，清楚它们各自的出版特色和长短处，要随着学习的深入，逐步摸清本专业领域的研究情况，学会根据一个学者的研究资历、研究论著判断他的学术水准，从而在选书上做到有清醒而谨慎。同时，最要紧的，是要知晓学问的根柢，广泛涉猎传世的四部典籍，做到知经明史，而不盲目追随研究稀见文献，僻蹊径、走捷径的学术风气。

至于读书方法，历代论述非常之多，每个人又有各自的不同情况，傅老师针对中文系的学习，强调四点。其一，要加强背诵。记诵是中国很好的学习传统，老辈学者大多长于此道。大声朗读、反复讽诵记忆，有助于在抑扬顿挫、涵泳玩味中加深对每一个字义、词义以及文义的理解。其二，要多动笔，勤抄书。这是笨办法，也是很好的读书方法。所谓书读多遍，其义自见，抄书的功效与之异曲同工。其三，读书必先校书。书不校不读，误读劣本，会导致理解的错误，自古以来，此类例证不可胜数。即便现在古籍整理已取得相当丰厚的成果，各类电子文献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校书在中文学习和研究中仍是不可放松的。其四，读书必须明体例。傅老师举《文心雕龙》和《玉台新咏》两部文学经典为例，说明是否明体例关系到对整部书的判断，在读书中至关重要。

最后，傅老师表示，此讲所谈，立志最为重要。选书标准、读书方法可以在未来学习中慢慢琢磨体悟，立志却是同学们当前不可须臾放松的要务。他祝愿同学们，能迅速树立目标，做好规划，能在北大这块学术圣地中重新找到对读书和知识的饥渴。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9-6 21:50
杨文利：我记忆中的北大老师们



　　 世异时移，北大早已不复旧识的北大。我试图在回忆中拼接、复原“过去好时光”，因为我知道，失去了的一切，只属于那个激情年代，和当年那些怀有理想和热情的人们，而那个年代，已经永远成为过去，成为一个依稀的旧梦、一段遥不可及的回响。
　　

　　 1
　　

　　 十足开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在北京站停了下来。下了车，不晓得如何出的站，又像清楚、又像迷糊地上了一辆接新生的大巴。街上华灯初起，车子在浓稠的夜色中穿城而过。走着走着，房屋少起来，两排高大的白杨树突然映入眼帘。再走，街上差不多没有什么行人，净是婆娑的树影了。“北大到了!”不知是谁猛不丁地喊了一声。车子在离南门稍远处停住不动，大家都往下搬行李。我掐了一下自己，似乎还没有从梦里醒来。
　　 初进燕园的感觉是懵懂的。我深深吸一口气，觉得周遭的一切竟有几分迷离惝恍，仿佛也在做梦。路灯忽明忽暗地亮着，发出不真实的灰蒙蒙的光芒。一位八五级学兄在前面引路，我糊里胡涂地跟着。穿过几幢古旧的灰楼，一拐弯，便看见三十二楼。楼前有一块草地，疏疏落落种了几株柿子树。门洞里黑魆魆的，至于怎么上的四楼，和怎么进的宿舍，似乎一点也不记得。只记得放下行李的时候，一位同学用山东话问我，你睡俺的上铺，中不?我连忙用湖南话答道：好咧，好咧!其实，宿舍里一共六张床位，已只剩一张空床了。
　　 酣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去了三角地的“北新商店”。除了牙刷牙膏该买，还特意多买了一条毛巾，顺便在附近的裁缝铺缝了一个饭兜。我决定和那些高年级同学一样，无论是上课，自习，听讲座，甚至看电影，走到哪里都拎个饭兜，稀里哗啦叮叮当当，仿佛奏乐似的。
　　 四年的北大生活，就在这清脆的叮当声中开始了。
　　

　　 2
　　

　　 三十一楼前面那两排银杏树，冷不防换上了秋妆。结束一个月的军训，再回到北大来，风中已然有些深秋的寒意。走在阳光斑斓的林荫道上，踩着满地沙沙的黄叶去教室，有一点点新鲜，有一点点兴奋，有一点点期待。
　　 大学一年级的课程以公共必修课居多，除了公共英语外，尚有中国通史、中国革命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军事理论等。英语老师何卫圆脸肥身，黑边圆框眼镜架在饱满的鼻梁上，衣履整洁，不苟言笑，俨然一位英伦绅士。教“中国通史”的岳庆平看上去瘦骨嶙嶙，有一张清癯的脸庞，高高的颧骨和深深下陷的眼窝，一介文弱书生模样。教“中国革命史”的陈坡总是精神亢奋，兴致高昂，浑身像装有弹簧，有使不完的能量，在课堂上永远语挟风雷慷慨陈辞永远口若悬河滔滔而下。教“马哲”的林娅五十多岁，又矮又胖又黑，脖子短而粗。“军事理论”老师由国防大学一位英俊的教官充任，上课时一身戎装，十分威武。
　　 在我的印象中，我们中文系有一大部分公共必修课都是与历史、考古及哲学系合上，在大阶梯教室上课。大课的好处在于：一方面方便逃课，另一方面则避免让老师感到尴尬。以我所知，公共必修课虽名曰“必修课”，却多数不被学生重视，逃课几乎是家常便饭。留在教室的同学，则必定利用这段时间做点什么，文学专业的学生埋头读小说，汉语专业的学生钻研索绪尔，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温习十三经注疏。当然，亦不乏趴在桌子上睡觉、为下一堂课养精蓄锐的。好在当时北大“自由宽松”的气氛犹浓，老师大都宅心仁厚，一向遵循“来者不拒，去者不留”的原则和精神，平日压根不点名，一般只在开始一两堂课时例行公事，为的是认识学生，考勤倒在其次了。
　　 北大学生逃课是有传统的。周作人当年北大开课，最后只剩三个学生。有一次这三个学生也逃课，周先生只好颓然而返。常听人说，逃课是另一种形式的选课。这诚然是不错的。但是，并不能藉此推断逃课是成为一个好学生的必要前提。据我所知，高年级同学很少有逃课记录，因为根据个人志趣选修课程，对所授课业有浓厚的兴趣，必引以为乐，岂有逃课之理。
　　 董桥先生说，人生一辈子有缘遇到两三位值得敬爱的老师，当也无憾了。何其荣幸，我在北大遇见了许多学识和人品都很好的老师，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如今二十多年已经过去，回想当年，有那么多我所仰慕的前辈学者为我们授课，确是福份。
　　 我在中文系学的是文学专业，语言学的课程并不多，只有“古代汉语”和“语法修辞”两门。教“古代汉语”的张联荣先生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一身整整齐齐的中山装，十足老派知识分子的装束。无论多热，风纪扣都扣得严丝合缝，从黑框眼镜后面透出的目光永远是严肃的。他讲课很细致，也很有耐心。一个普通汉字，经他逐本溯源，竟生出几多趣味。他提出自己的见解，也征引王力先生、杨伯峻先生等前辈学者的论点。听他讲课永远是紧张的，不容任何一点点一丝丝分神。相较之下，教“语法修辞”的苏培成先生则要随意、洒脱得多。他风趣，也很健谈。他的普通话咬字清晰，跟电影对白一样字正腔圆，南方学生听了颇感亲切。他无所不知，对语言学之外的诸多领域均有涉猎。上课时经常稍不留神就离题甚远了，所谈论的话题除中文系掌故逸事外，亦兼及时事热点、世相百态、娱乐八卦等等，不胜枚举。无论有趣之事可憎之事，都讲得头头是道，绘声绘色。记得有一回，他在讲台上一番高谈阔论之后，突然意识到课程的内容一点都没讲，于是赶紧打开讲义准备言归正传，而这时下课铃声响了。
　　 除了“古代汉语”和“语法修辞”，大一上学期还有一门专业必修课“民间文学”。中文系有许多很有趣的老师，教“民间文学”的段宝林先生是其中一位。他脸庞黧黑，中等身材，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卡其布中山装，戴一副眼镜，左边口袋里永远插一支钢笔，胳膊底下夹一个破旧的人造革公文包。他的普通话带很浓的江苏口音，讲课时双手喜欢比划，严肃的神情里多了几分天真俏皮的可爱之处。他讲课不急不慌，轻声细语。讲得最有趣的自然是女娲补天后羿射日，还有梁祝白蛇传孟姜女牛郎织女，还有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趣味性”固然是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加之他又掉了一颗门牙，说话难免漏风，因此经常惹得全堂哄笑。见同学们笑，他一头雾水，不明就里，便停下来跟大家一起笑。等笑完了，再继续上课。这样的情形，实在太欢乐了，用一句歇后语形容，叫“电线杆上挂邮箱--高兴(信)”，或者叫“肚脐眼插钥匙--开心”，让人禁不住想起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不过，同学们印象最深的还是他那辆破旧不堪的自行车，看上去似乎颇有些年头了，锈迹斑斑自不必说，还缺胳膊少腿。到了三教，随手往墙边一扔，也不上锁。说来奇怪，他骑着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居然没有被偷!
　　 “文学作品赏析”是大一下学期的必修课，由几位老师分别讲授。说来惭愧，具体有哪几位老师，什么作品，究竟讲了些什么，我已记不确切了，惟独对袁行霈先生的课至今仍记忆犹新。当年的袁先生白发皤然，风神潇散，颇有几分魏晋风度。那是一份从骨子里透出的儒雅。讲台上一站，便把同学们给镇住了。“文学作品赏析”课只上一个学期，算起来，他统共给我们上课，也就八次，赏析了四首作品：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姜夔的《暗香》、《疏影》、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每讲解一首诗，必先以极富磁性的嗓音吟哦一遍，声情并茂，抑扬顿挫，令人心神为之一爽，有如沐春风之感。听他的课，确然是一件赏心乐事。他有一手好板书，一律竖行右起，气势格外飘逸，所谓“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是也。一堂课下来，黑板上便是一篇优秀的书法作品。对同学们而言，在听觉之外自然又多了一份视觉享受。最后一节课，他讲完《过洞庭》之后兴致大好，用张孝祥和杜甫的诗句集成一联：“表里俱澄澈，心迹喜双清”。吟毕，顺手拿起粉笔疾书于黑板上。私心以为，此联足见先生通脱、澄明之胸襟，想必也包涵了他对同学的某种期许。二十几年了，我至今仍记得他在黑板上笔走龙蛇的背影。
　　 孙玉石先生当时是系主任，专治现代文学，以“《野草》研究”闻名学界。我依稀记得他也给我们上过“文学作品赏析”课，讲授现代散文、诗歌。他个子不高，双目有神，不苟言笑，乍看严肃得要命。时间长了，才发觉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厉。他上课细密，严谨，不着一句废话，因而最为货真价实。大四上学期，因对“九叶诗派”有些兴趣，我又选修了他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文学作品赏析”讲到中途，他突然接到通知去日本公干，便请他的导师王瑶先生代上了两节课。
　　 很久以前听高年级同学谈起过王瑶先生，曾师从朱自清、闻一多，十足的传奇人物。我入北大时，老先生年事已高，很少给本科生上课，所以对他的印象仅止于那本《中国新文学史稿》。许是亲炙大师的兴奋，那天同学们都早早端坐在教室里。我恰好坐在靠窗的座位，忽见一老者骑着自行车飞奔而来，在一教门前稳稳当当地停住。几分钟后，同学们便看见王瑶先生叼着烟斗，气定神闲地步入教室。他朝台下略略扫一眼，表情清淡，几乎没有任何开场白，便立即切入正题。那天讲的是《野草》中的“过客”的形象，没带讲稿，也极少板书，天马行空，说到哪儿算哪儿。当时老先生身体尚十分硬朗，谈笑风生的，站着上完了两节课，想不到两年之后就突然听到他辞世的消息，令人唏嘘不已。

关闭

-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必修课，从大二开始，一共上了四学期，授课老师也有四位，真算得一门不折不扣的“重头课”了。四位授课老师根据各人的学术专长，每人讲授一学期。吕乃岩先生讲先秦两汉，葛晓音老师讲魏晋南北朝，周先慎先生讲唐宋，沈天佑先生讲元明清。据我观察，大凡治文学史者，浸淫原典史料愈久，愈易涵养某种特殊的精神气质。许是受研究对象影响所致，四人不但性情各异，趣味亦不同。吕乃岩朴质像古诗十九首，葛晓音人淡如菊像陶诗，周先慎雅致像宋词，沈天佑不拘小节像明清话本。联想到之前听过袁行霈先生的课，之后，在临近毕业时曾以同乡后进的身份前往陈贻焮先生位于朗润园的府中请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先生，饱满的面孔，淳朴而温厚。二位先生都以治中国古典诗歌而闻名，治学的重心当然不太一样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9-6 21:50
禀性气质亦大异其趣，借用“清新俊逸”形容袁先生，“沉郁顿挫”形容陈先生，庶几近之。王尔德有一句名言：“生活模仿艺术”，这话虽然是跟亚里士多德唱反调，确有至理。
　　 黄子平先生以文学批评著称，讲授“中国当代文学史”。他那时正和钱理群、陈平原一起，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有燕园“三剑客”之称。第一次在三教上他的课，最让我惊讶的是他的相貌跟相声演员马季很像，连笑起来一脸和善的神态都像。他讲课沉稳，不动声色，却也不失机智、幽默。他在课堂上留下了许多流传甚广的名言，如“深刻的片面”、“创新的狗追得我们连撒尿的功夫也没有”等等，话虽浅白，含意深远，让人忍俊不禁甚至捧腹大笑。如今回想起来，仍觉有趣。确实，单是这种回味，也是一种珍贵的享受。他的考试方式也很特别，学期终了，该期末考试了，他出了一个大题目，让同学们把学习当代文学史的心得写下来。大家感觉十分新鲜，答得格外认真、投入，甚至觉得两小时的考试时间仍不敷用。北大提倡自主、自立，并不看重考试，但特别注重学生有无独立见解。后来，在大二那个无比漫长的暑假之后，忽然听到他远走美国的消息，禁不住心中涌起一丝怅惋之感。
　　 北大四年，除了中国文学史，我们还学了俄苏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在大三上学期，先上“俄苏文学”。教我们的老师叫岳凤麟，是著名翻译家、俄苏文学专家。一身深褐色列宁装配一条灰围巾，气派不凡。因之前读过他译的叶赛宁，上他的课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想是研究马雅可夫斯基的缘故，他讲课气足神定，声震屋瓦，实在也很适合朗诵那些节奏铿锵有力的“阶梯诗”。翌年，大三下学期，又接着上“欧洲文学”。老师的名字不记得了，据我的同学李广利回忆，好像姓陈，待考。他富态，倜傥，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穿一件浅色条纹衬衫，笔挺的西装照人的皮鞋，光鲜、考究极了。他的口才好得不得了，那些希腊神话由他讲起来犹如身临其境。关于这一点，李广利同学补充了一段史实：“有一天他讲宙斯多么好色，只听他嘴里说着‘宙斯一下子扑过去’，他自己也像是在扮演宙斯似的，两眼欲火熊熊，‘一下子’就扑到了第一排的女生跟前，顿时激起一片羞答答的幸福的惊呼。”惜乎我当时少不更事，弄不明白荷马史诗、《神曲》、巴尔扎克、罗曼·罗兰、拜伦、托尔斯泰有甚么稀罕，在读了陈琨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袁可嘉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之后，一头扎进卡夫卡、普鲁斯特、福克纳、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罗伯·格里耶、昆德拉，逢人大谈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对十九世纪之前的西方文学终究不甚了了，至今引为憾事。
　　 张少康先生一派古君子之风，儒雅敦厚，主讲“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这是一门必修课。他学问好，课也讲得有趣味。不读讲稿，却娓娓道来，潇洒自如，有一种纵横捭阖、汪洋恣肆的高妙。无论阐发“诗言志”，探究“大音希声”、“得意忘言”，纵论《文心雕龙》、《诗品》，均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处处见出中国古典美学的深厚根底，听来兴味无穷，借用钟嵘的一句话：“使人味之衅衅不倦”。他的板书跟袁行霈先生很像，从来都竖写，并且也像袁先生那样骨韵俱胜，飘逸得令人绝倒。说来有些遗憾，早年浮躁浅薄，只知追逐时髦理论，崇拜“学术明星”，对于中国传统学术反倒轻视疏忽了。当时只道是寻常，失去了才懂得珍惜，这是后话了。
　　 注重日常仪表，在我见过的中文系老师当中，曹文轩先生堪称第一位。西装领带袖扣考究得不得了，皮鞋亮得可以鉴人，讲台上一站，自有一种玉树临风之致。我在大一旁听过他的“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除本系同学外，外系的学生也慕名来“蹭课”，大教室坐得满满当当，有一大半是女同学。确实，风雅的谈吐，俊逸的外貌，身兼作家和学者两种身份，被众多女同学当偶像崇拜，一点都不足为奇。他的本职是当代文学，却在大三上学期开了一门名为“思维论--对文学的哲学解释”的选修课。顾名思义，内容就是从哲学的角度探讨艺术思维。原以为选这门课的女同学应当少之又少，实则大谬不然。记得上课是在文史楼一层一个可以容纳近百人的大教室。令人讶异的是，教室中，前三排全是清一色的女同学。他腹笥充盈，学识丰赡，竟然将“感觉”、“语言”、“思维”这些深奥的哲学命题讲得有声有色，令同学们陶醉入迷不愿下课。
　　 在中文系，张颐武先生是以先锋批评家的姿态出现的，不过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引人注目，“张后主”的绰号也还没有叫开。他硕士毕业不久，仍住在校外。有一段时间，我经常看见他骑一辆二八自行车，背一个与壮硕身材甚般配的大包，风急火燎地赶往五院或一教。他的文章我在图书馆四层的期刊阅览室读过不少，感觉高深极了。后来，在大三上学期，他忽然开了一门十分新鲜的课程：“当代实验文学”。同学们都很好奇，所以选修的人不少。他学问淹博，口才出众，成天将后现代、后殖民挂在嘴上。话匣子一经打开，便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从拉康福柯德里达巴特讲起，讲到马原、洪峰、格非、余华、苏童、叶兆言、孙甘露、北村，高兴忘形到了旁若无人之境界，如果不是下课铃响，端的欲罢而不能了。一晃二十多年了，那一幕，至今仍历历如在目前。大学一年级，他给我们当过一段时间的班主任，每星期必挎着那只硕大的黑色双肩包上男生宿舍挨个巡视一番。进门第一句话便是：“没出事吧?”同学们垂手恭立，以为要训话，谁知他并不落座，匆匆告辞，临出门前不忘叮嘱一句：“千万别出事!”没过多久，班主任突然换成了商金林先生，想必是我们旷课酗酒斗殴，他被系里问责了。
　　 王岳川先生专攻文艺理论，古代现代中土外国涉猎广博，对后现代主义研究尤深。受“美学热”流风余韵波及，我一度偏爱文艺理论，不过那时候可供选修的课程委实不多。我在大三下学期选过他的“现代西方哲学诗学”。翌年，在大四下学期，又选修了他的“文艺美学”。他脸上永远挂着招牌式的微笑，一身温文，一身尔雅，十足的谦谦君子。他讲课很投入，最为引人入胜，教室里常常满座，大家听得兴致盎然，绝不会有人走神或交头接耳。他也是我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当时的中文系，大四下学期开学后，就得准备毕业论文题目，并且请一位老师指导。大约是在寒假过后开春的时候，他邀请几位同学到北太平庄的府中餐叙，顺带讨论论文。他亲手做了一大桌菜肴，我们欣然就席，大快朵颐。餐毕，趁酒酣耳热之际，大家围成一圈，天南地北相谈甚欢。那天，我们才知道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拉二胡，弹钢琴，都很擅长，还写得一手好书法。
　　 选修温儒敏先生的“京派小说研究”之前，我在比较文学所举办的一个暑期讲习班上，先听过他的几次课，内容早忘了，却从此记住了他风神疏朗、白白胖胖的模样。他上课时嘴角时常绽出一丝微笑，和蔼而又严肃，冷静而又热情。他讲课条分缕析，一板一眼，又不失灵动、活泼，听来决不枯燥干涩。他喜欢伸出一个指头在空中比划，这几乎成了一个招牌动作。后来，在大四上学期，又选修了他的“现代文学批评史”。他和钱理群及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我粗粗翻了一过，坦率地说，印象不深。那时候年少浅薄，盲目崇洋，满脑子都是解释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相较之下，对中国现代文学多少有些忽视，连必修课“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敷敷衍衍学了一年，老师开列的书目一共没读几本。虽说读了两学期，对京派小说和现代文学批评的了解仅仅止于皮毛，想起来实在汗颜。
　　 戴锦华老师是一位女权主义者，连衣着打扮也偏硬朗，马尾辫，黑西装，米黄色风衣，予人印象格外干练利落。记得她的本职是在北京电影学院，到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兼课，主讲“电影理论与文学”。她讲课极其书面语化，喜欢运用复杂的长句、艰深的术语、晦涩的隐喻和象征。她对当时流行的各种理论和学术话语无不熟稔于心，张口闭口不离符号学、叙事学、精神分析学、意识形态批评，听来如坠云里雾中。以我所知，除了张颐武，中文系大概无人能出其右。当然，谈的最多的还是她的“镜像”理论、蒙太奇和长镜头。她思维敏捷，语速迅疾得如同机关枪，极具创见的观点劈里啪啦劈里啪啦喷涌而出，精准，犀利，咄咄逼人。上她的课不必担心打瞌睡，因为多半时间放映外国原版电影。同学们在台下津津有味地观摩，她在台上一边来回踱步一边滔滔不绝地进行“文本分析”，情形颇为有趣。当然，这也有一个坏处，总是不能进入剧情，而无法从容欣赏。不知这是不是布莱希特所谓的“间离效果”。课间休息时，她照例点上一支MORE，向空中吐出一个烟圈，优雅得无以复加，说句后来的时髦话，简直“酷毙了”。
　　 陈平原先生是王瑶的入室弟子，举止言谈颇有些民国“范儿”，想必是专研现代文学，长年濡染线装学问，熏过导师的烟斗所致。他学识渊博纯正，兼顾学术研究和随笔创作，擅写北大掌故，识见与文笔俱佳。大四上学期，他开设了一门选修课“中国小说类型研究”，罗列了英雄传奇、历史演义、神魔小说、风月传奇、公案小说，等等，当然，述及最多的还是武侠小说。他讲课随性，温存，疾缓适度，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传统士大夫趣味。他最常说的口头禅是“诸位”，每隔三五句便要冒出，听来甚有人情味，常常教人联想到古代的书院。照我看，他对章太炎的开堂讲学，一定心向往之。毕业后读到他的大作《千古文人侠客梦》，每有会心处，有如置身教室之中，再度聆听他讲课，令人恍然有时光倒流之感。这或许就是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互文性”效果。
　　 当年北大允许跨系选课。大三下学期，我选修了哲学系开设的“萨特哲学诗学”。选这门课的人很少，多为哲学系学生，只有我一人是中文系的。我不知道老师尊姓大名，只记得他穿一件旧的灰色中山装，有敦厚的面貌与略显低沉的嗓音。他从《存在与虚无》讲起，光是解释“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就用了好几堂课的功夫，进度甚缓。为了帮助同学们了解概念源流，便写板书，各种人名和术语，法国人用法文，英国人用英文，德国人用德文，应该也有古希腊文、拉丁文。我对这些拼音文字一无所知，听起来自然像天书一样困难。不过既已选修，只好硬着头皮听下去。现在回想起这门课，还心有余悸，好在最后还是稀里胡涂通过了考试，拿到了宝贵的学分，也算有惊无险。次年，我又跑到哲学系旁听陈嘉映讲海德格尔。不过这次吸取了上回的教训，没有正式选课。我装模作样听了两节课，果然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便赶紧逃之夭夭了。
　　

　　 3
　　

　　 甫一入校，一位高我一届的学兄以过来人的身份一本正经地教导我：“在北大，你不用上什么课，光听讲座就够了。”予生也晚，入北大时，八十年代将近尾声。不过，我以为，对中国知识界而言，那是一段如歌如诗如火如荼、永远值得缅怀的经典美好岁月。我躬逢其盛，当然是幸运的，不过这种幸运，多年后我才明白。

关闭

-



北大的讲座是很可羡慕的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9-6 21:51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在学三食堂用餐完毕--通常是一份五毛钱的辣白菜，外加三只馒头或六两米饭--嘴都来不及抹，拎起油渍斑斓的饭兜就直奔三角地而去。那个时候，互联网尚未普及，不知晓电子邮件、聊天室、BBS为何物，遑论Q群、微博，三角地成了名副其实的“信息中心”。我穿梭于摩肩擦踵的人群，在布告栏寻觅感兴趣的讲座或学术报告，顺便浏览各色招贴、海报，不亦快哉!然而，这种情形延续了也就两年时间。八十年代最后一个夏天，仿佛一夜之间，三角地骤然冷落，人影熙攘的场景消失了，偌大的布告栏空空如也，凡是有碍观瞻的招贴都被清除殆尽，只剩一些电影海报、舞会通知、遗失启示、TOEFL广告，在亮得刺眼的阳光下招展，乍看冷寂得要命。那以后的长长一段时日，每忆及昔日盛况，常不免有恍若隔世之感!
　　 依我的经验，听讲座，实在是一件精神愉快、身体劳累的事情。原因无它，名师大家的讲座都需要提前占座，赶上极引诱人的，吃饭都嫌来不及，抓了两只馒头就往大阶梯教室跑。当讲座开始后，必得摆出一副正襟危坐的庄严姿态，扯长了脖子洗耳恭听，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字、一句话。有座当然太好了，占不到座位才叫悲催。一堂讲座，至少也要三四个钟头，两条腿如何消受得了。遇到一晚上几场讲座“撞车”，只恨自己分身乏术，又不舍得割爱，在二教和文史楼之间赶场“追星”，真是苦不堪言。不过话说回来，亲炙大师毕竟是一种相当愉快的经验，特别有忘却筋骨疲劳之效，即便站着听到最后也甘之如饴，苦自管苦，“乐亦在其中矣”。
　　 那时在学生中最叫好叫座的是钱理群先生，人气指数绝不输于“超女”、“跑男”。细想起来委实是一件遗憾之事，钱理群在中文系任教，我们这一届同学却没有机会上他的课。我第一次见到他，是慕名去听他讲鲁迅，题目是“反抗绝望”。讲座在一间大阶梯教室，照例是人满为患，连窗台上都站着人。几名同学在前面替他“开道”，东冲西撞，最后总算挤上了讲台。那时，他才五十出头，却已过早秃顶，矮矮胖胖，穿一件极普通的夹克，满是皱纹，好像长久没有熨过，淳朴得像一个老校工。说实在话，这第一个印象，跟他那响亮的名头相去甚远，借用一句当时的流行术语，远超出了本人的“期待视野”。然而，待到讲座开始，他的表演天赋立刻得到了极致的发挥。那真是一场全身心投入、酣畅淋漓的演讲，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大冬天的，不时掏出手帕擦拭热气腾腾的脑门，一边擦汗一边憨厚地咧着嘴微笑，脸上带些歉意。台下的同学完全被征服了，全场屏声静气，鸦雀无声，连他擦汗的动作也显得意味深长。至今我犹记得他在讲台上那种几近顽童似的表情。
　　 在思潮迭涌的八十年代，李泽厚和刘再复是名震遐迩的启蒙导师，一部《美的历程》，一部《性格组合论》，在大学校园一时风靡，人人耳熟能详。连一个数学系学生的床头，也都摆放一本，以显示自己热爱美学和文学。两位大师的讲座在学生中很受欢迎，不但北大学生从不缺席，外校的同学也赶来旁听，连最大的阶梯教室都装不下慕名而来的学生。我曾经听李泽厚先生讲过“启蒙与救亡”，听刘再复先生讲过“性格组合论”。我依稀记得李泽厚先生的讲座好像是在二教，听的人多得出奇，偌大的教室里挤得水泄不通，迟到的同学找不到座位，便在水泥台阶上席地而坐。那天他穿了一件灰蓝色夹克，头发蓬乱，总有那么几绺桀骜不驯地垂下来，以至遮住了右眼，他不厌其烦地捋上去，但随即又掉下来，如此反复。他甫一上台即开宗明义：本人今日不是来演讲的。他随即解释说，他不喜欢高踞讲坛，感觉就像一只供人观赏的猴子。相形之下，他更乐意和同学们坐在一起无拘无束地闲聊。出人意料的开场白引发了一阵骚动，准备商榷甚至诘难的同学一下子亢奋起来了，纷纷埋头疾书，提问的纸条很快如雪片般飞上讲台。他低声慢语，字斟句酌，如考试答题般一一作答，气氛既严肃又热烈。讲座结束后，李泽厚走出教室，后面跟一大群余兴未了的学生，一边走路一边讨论。据说有几个学生一直追问到海淀。
　　 甘阳和金观涛，一个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主编，一个是“走向未来”丛书主编，都是开风气之先的领军人物。甘阳翻译了卡西尔的《人论》，出版之后一纸风行，于是“人是符号的动物”之说不胫而走。他的讲座当然风靡得不得了，启事一出，无不奔走相告，如响斯应。他个子不高，清瘦，鼻梁上架着一副遮住了半边脸的金边眼镜。印象最深的是镜片后面透出的目光，深邃而犀利。知道金观涛则与当代文学课有关。黄子平在介绍七十年代文学时，对他和妻子以“靳凡”为笔名发表的书信体小说《公开的情书》评价甚高。后来对他提倡的“方法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看见海报栏上有他的讲座，难逢的机会岂肯放过。那天讲座的情景已然模糊，只隐约记得他戴一副眼镜，冷峻清癯。讲座主题是“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讲了些什么早就忘了，唯一能想起来的是“超稳定结构”和“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几个术语。
　　 我上北大时，“五四文学社”每年都举办“未名诗歌节”，是诗歌发烧友们一年一度的节日。初次见到慕名已久的谢冕先生，是在诗歌节的一场朗诵会上。这么多年了，最让我难忘的莫过于他身上浓烈的诗人气质。那天他穿一件白衬衫，挽着袖口，显得格外精神。他对文学抱有异乎寻常的信念，只要谈到诗歌，总是神采飞扬。他声音洪亮，略带闽南腔的普通话穿透力很强。他爱笑，笑声很清澈、很爽朗，单纯率真得如同一个孩子。他的演讲辞几乎都是诗的语言，却又不乏智性的闪光，总有那么几句话让人回味不已。学者的睿智和诗人的激情在一个人身上并济、交融，确乎奇妙。有一刻我甚至想，假如缺少了谢冕，北大的天空是否仍旧如此迷人和丰富。
　　 陈鼓应先生是哲学系的客座教授，研究老庄哲学有深厚的功力。他著有《庄子今注今译》一书，至今我都保存着。据说他也是于丹的偶像。我久仰其名，他的讲座肯定不会错过。我记得他那天讲庄子，大教室里座无虚席，黑压压的都是人头。讲座快开始时，忽然听到有人说：“陈老师来了!”只见戴一副金边眼镜、穿一袭长衫的陈先生步履稳健地登上讲台。他说话的声音低沉，徐缓，一派温文儒雅的名士风范。演讲时不用讲稿，只带了几张卡片，但是思路清晰，且旁征博引，不时大段大段地背诵《庄子》原文，着实令人叹赏!他的经历也蛮有意思，他本来是台大哲学系副教授，因支持学生运动，遭校方解聘，当时还被台湾当局拒绝入境。流光似水，转眼就过去二十多年了。
　　 在三角地西侧，比较靠近商场那边，有一丬书店，名曰“社科书店”，那是我喜欢去的地方，我的藏书有一大半购自那里。店面不大，但满目琳琅，经常给我意外的惊喜。有一段时间，我天天都去逛一两个小时，随便翻翻不花钱的书，顺带了解最新的排行榜。我发现一个有趣现象，排行榜和讲座之间呈现某种“同构关系”，不知是排行榜主导了讲座，还是讲座影响了排行榜。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转折点上》连续数周蝉联榜首，在学三食堂的饭桌上，每个同学都在谈论“上帝死了”，没多久周国平就被请来做了一场关于尼采的讲座。有图书做“预热”，讲座焉得不轰动。过后不久，他又来北大签名售书。在我看来，这也算是一种“品牌延伸”。那时候各种思潮蜂拥而起，热点切换亦颇为迅速，各领风骚三五天。过不了几天，我又接二连三地听过陈嘉映讲海德格尔，陈宣良讲萨特，杜小真讲加缪。
　　 我听过的唯一一次不用提前占座的讲座，是在塞万提斯铜像所在的勺园草坪，主讲人是一个其貌不扬的干巴老头，大家都称他为“老包”。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天的下午，草坪上坐满了人，你挨着我，我挤着你，老包几乎“无立锥之地”。在塞万提斯铜像的衬托下，他原本清瘦的身子显得更加矮小。他语速极快，一口安徽腔的普通话因疲惫而略显沙哑。每讲到得意兴奋时，一对笑眯眯的小眼睛会突然放光，满脸皱纹也随之舒展开来，手势凌厉而果断。世事如梦，此后曾有几次行经勺园草坪，在时过境迁好多年之后，一些陈年旧事遂又一幕一幕浮现眼前，不禁百感交集。我常常在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在支撑他?为什么如此瘦弱的身躯竟能迸发沛然莫之能御的激情?这次讲座留给我的印象，在他故去多年以后，至今仍新鲜如初。
　　 在北大四年间，曾有过一次令我毕生难忘的“偷听”的经历。临毕业前那年暑假，中国文化书院和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一期“中外文化比较”暑期讲习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以各大高校的教师居多。我堂而皇之混迹其中，昂首挺胸，略无愧色，居然没有受到任何“盘查”。授课老师以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为主，有季羡林先生、张岱年先生、任继愈先生、杨周翰先生、庞朴先生、李泽厚先生，等等，皆为一时之选。他们睿智而隽永的言谈，令人百闻不餍。我至今仍记得季羡林先生讲授“中印文化关系”的情景。他身着深蓝色卡其布中山装，足蹬一双黑面圆头布鞋，高高瘦瘦清癯得不得了，满身透着久违的古风。他上课时腰板笔挺，神情格外端庄，举止格外笃定。每讲完一堂课，都亲手把黑板擦拭干净，然后就坐在一张靠门的座位，一边休息一边跟同学们聊天。他聊中西文化，聊北大掌故，聊他的留德趣事，说说笑笑开心得很。他说，他已经垂垂老矣，还不准备死，希望活过一百零八岁。他引了冯友兰先生的一句诗：“何止于米，相期以茶。”接着详细解释米即指“米寿”，茶即指“茶寿”。他说，他不想清清淡淡过养老日子，准备研究“糖史”，还打算撰写一本回忆录。他半开玩笑对同学们说，在北大老教授排队去八宝山的队伍中，他不算第一，也不算最后，但坚决不不加塞。一番话让同学们笑弯了腰，他在大笑声中接着讲下一堂课。这的确是我大学生涯中最奇妙的一段经历。除了几位老先生之外，当时在深圳大学工作、才名藉甚的刘小枫，北大西语系的王宁也给讲习班上课。其时中国文化书院和比较文学所分别由汤一介先生和乐黛云老师执掌，这对“学术伉俪”除了亲自上课，还坚持旁听每一堂课。记得有一回，刘小枫在台上讲“中西文化精神比较”，白发侵鬓的乐老师坐在第一排听课，并且很认真地记笔记，不时颔首微笑，场面甚是动人。好多年后回想起来，有机会聆教这么多学贯古今中外的前辈学者，实乃人生可遇不可求的造化。
　　

　　 4
　　

　　 一教旁边的几株丁香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几多青春足迹湮没其间。时光流逝何其匆遽，一季又一季，直到有一天猝然一惊，四年的北大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多情最是未名湖。关乎燕园的琐碎往事记忆，带给我一种难以名状的复杂情绪，不知是留恋还是伤感。也许，对于我而言，不单是告别一座校园，告别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更是告别一个已经谢幕的时代。
　　 一批人走了，一批人又来了。如果把离开北大譬作另一场远行--确实如此，前面永远是陌生的风景、莫测的遭际--那么，因为有了北大，在踏上漫长的注定会给我欢乐、也给我忧伤的旅程时，才不致迷惘和进退失据。一直以为北大是一道一成不变的风景、永远的心灵原乡，多年以后，从岁月深处蓦然回望，它还是原先的样子：湖光塔影依旧迷人，我敬仰的前辈不会老去，三十二楼和四十三楼不会拆除，南墙不会推倒。
　　 然而，北大终究还是要改变的，不是吗?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北大是常为新的”。曾几何时，校园里盖起了许多过去没有见过的大楼，许多过去见过的大师却一个个凋零了!我曾经熟悉并引为骄傲的东西正在消失。世异时移，北大早已不复旧识的北大。我的失落和惆怅是可想而知的。我试图在回忆中拼接、复原“过去好时光”，因为我知道，失去了的一切，只属于那个激情年代，和当年那些怀有理想和热情的人们，而那个年代，已经永远成为过去，成为一个依稀的旧梦、一段遥不可及的回响。
　　 而我，仍固执地将记忆留在上个世纪，留在八十年代。

---

欢迎光临 《教师生活365》网[师慧园]论坛 (http://jssh365.cn/bbs/)

Powered by Discuz! X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