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宣：音符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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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宣：音符与成长

作者:雷宣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和《乌苏里船歌》一样，都出自瞿希贤之手，旋律都很优美，自然容易被人喜欢，以致广泛传唱。非但是出身较好的同学接收这种“灌输”很容易，就连“我这个祖父辈是地主的“狗崽子”，接收这种“灌输”后都认为地主阶级是一个恶霸。

　　不知是哪一位哲人说过：哪里有人类的足迹，哪里就有音乐。我们这一代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人，从呱呱坠地起，音乐一直伴随我们的成长历程。在音乐声中我们歌唱、聆听，接受音乐的灌输，是形成我们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因素。反思我们从音乐和歌唱中曾经得到了些什么，从这个视角记录我们艰辛的成长之路，记录国家的一段历史。
　　(一)
　　人类为何歌唱?为何有音乐?研究者众多，起源也有几种说法。我们的老祖宗有来源于情感的说法，《诗大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人类的生存，离不开一般语言交流;一般交流之上，人类之间还有神性属性的思想要相互传递，这就形成了嗟叹、感叹、感慨;嗟叹时声音拉长，就形成诗歌形式。
　　外国的科学家有另一种说法，达尔文把歌唱的起源归于“异性求爱”，通俗的讲就是“叫春”。动物求偶都会鸣叫，声音越美越能吸引异性，所以竞相发出婉约优美的声音来求得对方青睐。声音先于语言出现，所以原始人类模仿动物的叫声，尤其是鸟鸣，因而产生了歌唱。
　　除了用人声歌唱外，人们还尝试用其他材料制成可以发出声音的器具，乐器就此产生，也就有了音乐。中国的考古发掘出的贾湖骨笛是中国最早的乐器，已有的考古证明也是世界发现最早的乐器，距今有八千多年的历史。由丹顶鹤类的尺骨做成，能吹出五声或七声音阶。此外还有埙，是中国最早的旋律性乐器，声音低沉悠荡。
　　总之，歌唱和音乐是人类最基本的自然属性。它既可以自娱，也可以娱人，更可以通过音乐音响的信息，来传达交流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古今中外无不如此。
　　《诗大序》中还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而且“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音乐不但和天理、人伦、风俗密切相关，和国家的兴亡都拉上了关系，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音乐在统治者的视野中，历来就是一个教化人民的有效工具，总是力图用音乐的形式向人民灌输一些观念，统一人民的思想和行动，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音乐经常为政治宣传服务，是政治家的工具。音乐在教化人民时，不像其他政治意识形态宣传那样具有明确的、强制性的政治指向。歌曲和音乐更便于大众记忆，可以使人不自觉地、潜移默化地接受意识形态，这就是音乐一旦和政治结合的威力。
　　如果政治家的倡导和大众的音乐追求是一致的，由政治需求派生的音乐就是“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如果政治家的倡导本身已经和人民利益背道而驰，由政治需求派生的音乐就是：“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如果政治家已经异化到公然为大众指定几首音乐和歌曲，排除大众的其他音乐追求，由政治需求派生的音乐就只能是：“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不幸的是我们这些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一代，不由自主的见证了音乐如何由“治世之音”之中走到““乱世之音”，，国家如何由“政和”走向 “民困”的苦难历程。
　　(二)
　　记忆中，我会唱的第一首歌是《我的祖国》(电影上甘岭插曲)。三岁的孩子，不能理解歌词，固执地把“小伙儿心胸多宽敞”唱成“小猴儿心胸多宽敞”。儿时的我从不怯生，只要有人要我唱歌，马上就大方地开唱。1957年51劳动节，成都市各界在人民公园联欢，大专院校的区域里，几个学校相互“拉歌”。财经学院的几个女生突发奇想，把我抱上舞台，让我独唱了一首《歌唱祖国》。小小年纪，居然有板有眼、字正腔圆的唱完了这首歌。台下掌声一片，要我再来一首，接着又唱了一首电影《宋景诗》的插曲：“打开柳林团，有吃有穿，黑旗小伙子穷光蛋，娶个媳妇不作难。先打王二香，后杀杨鸣谦，官家财主齐呀嘛齐杀净，好过太平年!”台下听众，听一个乖乖小男孩奶声奶气地唱完这首杀气腾腾的歌，全都笑岔了气。
　　四川财经学院的广播站，50年代每天的开始曲，固定是《如歌的行板》(柴可夫斯基 - D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 Op.11)。乐曲的主题来至于一首乌克兰民歌《瓦尼亚坐在沙发上》。这一段抑郁的，但是恬淡、平静乐曲，也是小时候我最先接触、最熟悉的外国音乐作品之一。每天的聆听，使我倍加喜欢这首作品，缠着老爸讲解，期待搞清楚它的内涵。恰好《人民音乐》杂志有介绍，在老爸的帮助下，我得知它的主题来源于一首乌克兰民歌。在几种可能的民歌版本中，我不由自主地相信歌词是：“旁晚在青草地上是谁在走来?身穿黑衣，漫步在徘徊，她那一双秀眼，温柔美丽如水，你不知道，她就叫安睡。”在旋律的轻吟之中，眯上眼睛，你会幻想出一个美丽女郎轻盈的步伐在林间草地上款款移动着，渐至思绪迷离。
　　1955年10月，由55人组成的苏联“小白桦”舞蹈团首次来华，在北京、武汉、广州、杭州、上海等10个城市演出两个月。在成都的演出，家里有许多人去观看过，拿回了一张印刷精美的歌单，上面有《遥远的地方》的歌谱。大人会唱了，再教会了我，是我唱的第一首前苏联歌曲。“遥远的地方，那里云雾在荡漾。微风轻轻吹来，掀起一片麦浪……。几十年后也还是我的最爱，一唱起它，眼前就会浮现俄罗斯广袤田野上的麦浪。
　　春熙路上的外文书店也有苏联唱片出售，78转转速的黑胶唱片。中间的红色贴纸上有CCCP字样和一个灯塔。价钱相对当时的工资不是一个小数，所以买的人不多。爸爸尽可能买了一些：《柴可夫斯基第6交响曲》;《比才-卡门组曲》……。第6交响曲对于我的年龄来说过于深奥，没有什么兴趣。喜欢《卡门组曲》，经常在家里的手摇钢针唱机上播放，一个人聆听。家里的藏书有《嘉尔曼.高龙巴》，六岁的我看过这本书，对卡门的故事情节大体了解，对卡门那热情奔放、放荡不羁的性格和斗牛士勇敢、高傲的形象很喜欢。组曲中《哈巴涅拉舞曲》(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和《斗牛士之歌》，听了许多次。书本上读来的形象和乐曲的诠释融合在一起，人物变得立体，而且很美。
　　祖屋的书房里有一个唱片柜，上面摆留声机。下面的若干里有唱片200余张，其中中国“百代”等公司出品的京剧唱片占了三分之二，余下就是“Columbia”“Victor”公司的音乐唱片，大部分的唱片多是非常“高端”的曲子，直到现在我都不太懂，例如瓦格纳的《漂泊的荷兰人》，莉莉•彭斯(Lily Pons)唱的歌剧选曲。其中单独成册包装的格里格幻想诗剧《彼尔•金特》8首管弦乐组曲;一张抗日战争时期援华美军的军用唱片《小约翰•施特劳斯-蓝色的多瑙河》(和易碎的虫胶唱片不一样，唱片的基底是纸质的)，和《卡门组曲》一起成为我的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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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尔•金特》中的《早晨》，音乐如一股凉爽的清泉，从峡湾的悬崖上泻下，太阳破云而出……;《蓝色的多瑙河》使人可以默想多瑙河湛蓝的河水，波光粼粼……。不需要解说，从乐曲的标题得到提示，闭上眼睛聆听，都会容易地感受到。　　有时，爸爸也把留声机带到财经学院，这时候就是几个财大的叔叔、伯伯的节日。晚饭后他们会来我家，围坐在一起，把这几张唱片反复播放。罗象谷伯伯的一句话现在我还记得：“闻韶乐，三日不知肉味!”。1959年后经济困难时期，本来就无肉可食，连米饭和厚皮菜都是稀缺之物。美好音乐的魅力，竟然可以使他们忘记腹中饥肠辘辘!
　　歌剧《红霞》上演后，爸爸买了《红霞》的唱片，每个星期六从财经学院都播放这几张唱片。听着五音不全的爸爸跟着唱，“左声左调”，摇头晃脑，真是有趣。不久我就会唱了，尤其是这首：
　　红军啊，我的亲人!我一颗心给了你们!
　　祝红军，向北方，一路平安无阻挡，
　　高举红旗上战场，要把敌人消灭光。
　　祝红军，向北方，
　　冒雨雪，顶风霜，个个身体都健壮，
　　有了你们红军在，劳动人民有希望。
　　……
　　上小学前和音乐的接触大致就是上面的叙说。现在回顾，1949年到1956年间，当时还基本正确的文艺政策，为音乐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广大人民群众充满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激情和理想。政府的倡导和大众的音乐追求是一致的，所以“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歌颂祖国，歌颂自然，歌颂美丽的音乐，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种植下美好的种子，使他在今后的“文化禁锢”中依稀记得世界上还有美好的东西，有推开篱笆寻找阳光的勇气。
　　(三)
　　上了小学，有了音乐教育。老师教授歌曲，记得的大约有：
　　首先得学会《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着革命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其他的大致分类如下：
　　民歌：
　　蒙古族的“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百鸟齐歌唱……”
　　苗族的“北京有个金太阳，金太阳，照得大地亮堂堂，亮堂堂……”
　　历史歌曲：
　　抗战时期的童子军儿歌，“吹起小喇叭，哒嘀哒嘀哒;打起小铜鼓，的隆的隆冬……”
　　40年代电影插曲《卖报歌》，“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风里雨里满街走，一边走一边叫……”
　　革命歌曲：
　　故事片《英雄小八路》插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土地革命时期的《共产儿童团团歌》，“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
　　《学习雷锋好》：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
　　《要古巴，不要美国佬》和《美丽的哈瓦那》
　　仪式歌曲：
　　《烈士墓前》
　　山鸟啼，红花开，阳光照大路，少先队员扫墓来。墓前想烈士，心潮正澎湃，意志如长虹，气节象松柏……。
　　……
　　几十年风雨过去了，最记得的是两首旋律优美欢快的歌曲
　　《快乐的节日》：“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向我们。我们像小鸟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鲜艳的红领巾，美丽的衣裳，好像花儿开放……”。
　　《让我们荡起双桨》：“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是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居然还记得这两首歌曲!说明这两首歌曲至少有几个特点：或旋律优美;或朗朗上口：没有在人民中制造对立，积累仇恨，所以才能被记忆。
　　(四)
　　1958年后，中国音乐已经出现了以公式化、概念化为特点的特殊阶段。歌曲与现实的关系，歌曲与人民的关系出现了背离。歌曲和音乐逐渐突出了一个目的，改造人民的思想，控制人民的灵魂。
　　改造和控制最有效的受众，肯定是在读的小学生。作为“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我们年纪都很小，思想就像一张白纸，正好绘制“最新最美的图画”，正好成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观念的强制灌输对象。
　　记得老师教授的两首歌曲：《不忘阶级苦》“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和《乌苏里船歌》一样，都出自著名作曲家瞿希贤之手，旋律都很优美，自然容易被人喜欢，以致广泛传唱。非但是出身较好的同学接收这种“灌输”很容易，就连“我这个祖父辈是地主的“狗崽子”，接收这种“灌输”后都认为地主阶级是一个残忍的“恶魔”。
　　歌词里有一段“冬天的风雪狼一样嚎叫，妈妈却穿着破烂的单衣裳，她去给地主缝一件狐皮长袍，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所以每当看见外公、外婆穿着狐皮长袍，心理就嘀咕，这是谁家妈妈给他们缝的?人家的妈妈饿倒了吗?
　　看着慈爱的外婆，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家里解放前的佣人，每年还来家里拜年，相处得很好，冻饿何来?可是歌里确实是这样唱的，由不得我怀疑。每当在学校唱这首歌时，我心里充满了“原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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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唱歌，还有歌舞。小学课文里有一课关于少年英雄刘文学的事迹。四川省合川县双江村年仅14岁的刘文学，发现地主分子王学荣在偷生产队地里的辣椒，于是上前去捉拿地主分子，与其进行英勇搏斗，被地主分子用绳子勒死。于是就有了那首歌：“渠江水，弯又长，有颗红星在闪亮，少年英雄刘文学，英雄事迹传四方……”。　　这本来是所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理论导致的悲剧，虽然还不是1962年制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基本指导思想的年代，但是制造阶级敌人，制造斗争的各种运动早就使这种谬论深入人心。没有理论的“灌输”，悲剧本可不发生。从14岁刘文学方面讲：接受的教育是“阶级敌人专门破坏，要时刻提高警惕”，王学荣偷海椒罪不可赦，必须斗争;从王学荣方面讲：清楚一旦事情败露会是什么后果。偷集体的辣椒，那就是一件天大的罪行。为了几个海椒，被“阶级斗争”理论分成敌我的两个人拼命争斗，导致一桩人命大案，究竟值不值?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为沈阳部队某部因公牺牲的英雄战士雷锋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在《人民日报》发表。此后，全国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
　　学习雷锋主要学习什么?周恩来概括为“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很明显，“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放在了第一位。也就是雷锋所说的：“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根据这个主要学习的内容，有了《唱支山歌给党听》：
　　……
　　旧社会鞭子抽我身，
　　母亲只会泪淋淋;
　　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
　　夺过鞭子抽敌人。
　　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
　　夺过鞭子，夺过鞭子揍敌人!
　　……
　　从1958年1966年一共九年，有多少届小学毕业生，由此获得了地主阶级“罪恶”和“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灌输教育，难以计数。这种灌输又是在美丽动听的旋律包装下，以儿童喜闻乐见方式传播，自然深入人心。这些毕业生所构成的主要群体，又恰好是文革时期的主流学生群体，正是人们的“灵魂”被改造了，才使得文化大革命的血雨腥风得以狂飙突进。文革中，对于“阶级敌人”打击;对于“黑五类”同窗残害;对于“走资派”迫害，乃至武斗中的血腥，这些文艺政策下的命题歌曲作品有很大煽动作用。
　　前些日子和搞教育的朋友讨论过，中国各个教育阶段的教育目标应该是什么?可以对比中美小学教育的目标，美国小学生要打的基础是做人的自信、诚实、善良、公正、包容，以及独立自主的意识，也就是说，从小要学会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可以肯定，中国的小学生同样要学会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中国有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吗?你懂的，我们不在这里讨论论。但是无论如何不应该包括仇恨，不应该包括在族群中人为分类，煽动仇恨和斗争的理念。
　　此时的音乐，已经开始出现“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的端倪。
　　(五)
　　小学时代的对音乐记忆，也不是仅仅限于老师教授的歌曲。观看电影、参加音乐会等等，对我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熏陶。所幸，60年代初期，中国还没有走进全面的“浩劫”，在文化领域留下了一扇短暂开启的狭小窗口。
　　连续三年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后，1960年冬，中央决定对各方面的工作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与此同时，文艺政策也进行相应调整，文艺工作有了一线生机。
　　电影：有了《早春二月》《舞台姐妹》《阿诗玛》、《林家铺子》这些政治含义比较少的国产电影;有了《第四十一》《一个人的遭遇》《雁南飞》《复活》等讲诉人性、善良的前苏联电影。
　　书籍：不少外国名著都重新进行翻译出版(没有这次大规模的重新出版，我们这一代人文革期间可读的书更少);也有了不少散文集出版，其中没有斗争的血与火，没有说教。大好河山的美、人们平静生活……读来令人流连忘返。至今我还保留着一本1963年版的《碧螺春汛》，不时翻出来回味。
　　记忆中和音乐相关的点滴有----
　　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这首二胡曲虽然在50年代初就整理出现，却在60年代初期的广播电台节目中频繁播出，还改成管弦乐队演奏。看见广播节目预告上的时间，我都争取不要错过。每个人聆听《二泉映月》，都会在脑海里形成自己的诠释。对于年纪很小的我来说，随着旋律起伏连绵的律动，阿炳穿一袭破旧长衫、提一把二胡、架一副盲人墨镜沿街卖唱乞讨的情景就在眼前。音符是他道不完的苦情话，流不完的辛酸泪。
　　前苏联电影《盲音乐家》：俄国作家柯罗连原著，一部著名的心理小说，改编成电影后色彩绚丽、情调高超。讲诉生下来就是盲人的小男孩彼得，对一切声音好奇而敏感。从自然界的声响到马夫的笛声，声音引领他体会世界。母亲的慈爱、舅舅的教导——爱的教育和自我的坚强意志力，如何使彼得最终驱散命运的阴霾，通过琴键获得心灵的解放。
　　对这部电影的印象非常深刻，以致到现在电影中的画面犹在眼前。
　　彼得五岁时晚上偷偷到马棚听马夫约西姆用木笛吹奏柔和、抑扬的曲调;妈妈用钢琴琴声为彼得解释颜色;舅舅马克辛要他同一个在战火中烧瞎了眼睛的老革命家和另一个盲人一起浪游，到各地唱歌行乞，接触广阔的世界，了解了人民的苦难和希望;彼得超越了自己，在基辅举行独奏音乐会成功，女友埃韦利娜深情的看着他，美丽的大眼睛中仿佛投射出初次在芳草萋萋的小山岗上遇见盲孩子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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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使彼得终于得到了复明，比眼睛复明更为重要的思想上的复明。音乐可以战胜仿佛不可能摆脱的个人痛苦，令人终身震撼!　　中央歌剧舞剧院管弦乐团的音乐会：1963年，中央歌剧舞剧院管弦乐团在成都解放军剧院举行了几场音乐会。爸爸出于“素质教育”的目的，带我去听过。指挥是著名指挥家黎国荃(1966年在刘庆棠主持的一次批斗会后，因无法忍受诬陷和污辱，悬梁自尽)，演出的曲目中，《格林卡—马德里之夜》和熟悉的唱片《卡门组曲》有异曲同工之妙。留声机播放的效果和交响乐队演奏的现场效果天壤之别，对心灵的冲击力就像攻城锤一样震撼。终曲《国际歌》，指挥面向听众，指挥全场合唱的情景，就好像是昨天才发生一般。
　　中国抒情歌曲：《草原之夜》《克拉玛依之歌》《新货郎》《谁不说俺家乡好》等抒情歌曲，也是我经常挂在嘴边的歌曲。
　　……
　　我一直羡慕有电唱机的家庭，有了电唱机，就能在外文书店购买升级换代的苏联产33转密纹唱片，外文书店最后一个柜台里有许多出售。家里买了新收音机后，一直没有多余的钱买电唱机，谈不上享受这些珍贵的资源。这是终身的遗憾!如果当时能如愿，我一定可以有更多人生的美好可以记忆。
　　(六)
　　1965年9月，我上了中学。此时的中国，已经慢慢步入了全民族“疯狂”的前夜。我能感受到的是所有的文化，书籍、电影、音乐、戏剧都逐渐表现一个主题，那就是革命、红色。在红色文化的灌输下，自己逐渐遗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优秀文化遗产的存在，唱片不再听了，家里的藏书也不再翻阅，满脑子都想的是如何跟上时代步伐，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记得在那一段时间，耳朵里听到的，心里接受的一些音乐。
　　《革命赞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上表演的大型团体操。看看《革命赞歌》的7个篇章：第一场序幕、第二场高举革命大旗、第三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第四场人民公社好、第五场紧握手中枪、第六场红色接班人、第七场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派革命的激情在燃烧!
　　《革命赞歌》中，配合着麦浪、棉田的背景表演，郭兰英演唱了著名的《丰收歌》：“麦浪滚滚闪金光，棉田一片白茫茫，丰收的喜讯到处传，社员人人心欢畅……”这首歌一度(65~66年)唱遍了大江南北，中学生更是人人会唱。
　　《红旗颂》：(吕其明创作交响诗)该作品于1965年创作并首演成功，迅速走红全国。到现在“百度”一下，还可以得到评价“表现了中国人民永远高举红旗，奔向共产主义明天的英雄气概。整首乐曲气壮山河。”坦诚的说，这首乐曲在当时我的脑海里充斥回响，原来的一点外国音乐的记忆，都被挤得无影无终。
　　《江姐》：1964年,由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创作的7场歌剧《江姐》在全国公演。这部歌剧 一经公演,便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尤其是一首《绣红旗》“线儿长针儿密 ，含着热泪绣红旗绣呀绣红旗 ，热泪随着针线走 ，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经常感动得我们热泪盈眶。一种生不逢时的感叹油然升起。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长征组歌》：这两部史诗的全部歌曲，中学生人人会唱。
　　……
　　这些主题划一的音乐并不能代表人们内心的全部需求，所以还是出现了少许另类的抒情歌曲。1964年有一部纪录片，记录航标兵的生活。两个年轻的水兵在波涛中划着双桨，在崎岖的小岛岸边拖拽着燃料瓶为灯塔加燃料。其中优美的《航标兵之歌》，曾经被我们广泛传唱：“歌声迎来了金色的太阳 ，双桨划破了千层波浪 ，我们在海上架桥铺路 ，让航行的战友们一路顺畅 ，年轻的航标兵用生命的火花 ，点燃了永不熄灭的灯光 ……”。
　　此外，还有《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哎红得好像，红得好像燃烧的火，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这些歌曲调优美，歌词涉及的青春、爱情、生命，隐约能触及人们心灵深处对美好的渴望，所以成为少见的“擦边球”。 不幸的是这些抒情歌曲随后都遭到了鞑伐，逐渐被湮没在“革命”的狂潮中。
　　当时，几乎所有的音乐都充斥着“革命的”主题，毫无疑问对涉世不深，又在幼年阶段接受过灌输教育的我们影响巨大，借用学长杨明渡未发表文稿中的一段：“革命” 这两个字，在青年学生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名词，尤其是对于只有十几岁的我们来说，早就被先辈那些轰轰烈烈的壮举塞满了心胸，多少次感叹自己生不逢时，没有机会投身到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尽情抒发内心深处的英雄情结，在献身革命事业的同时，成就自己。
　　铿锵激烈的语句，令人振奋，英雄情结驱使下，人人英气勃发，此时的我们，就像一群饱餐了兴奋剂的幼马，跃跃欲试，急欲奋蹄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
　　并非是否定上面作品的艺术形式和成就，只是说如果是全国上下统一一种艺术主题，而这种艺术主题又为实现一种政治目的服务，占据族群每一个人的心灵时，一定潜藏着巨大的危险。事实上，1963年后，歌曲、音乐的题材和体裁都越来越窄，最后都集中到歌颂领袖、歌唱党一条路上。“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在文革前夕达到了极致。
　　(七)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的“劫难”。这一点可能大多数人都有共识。对音乐来说，一样是一场空前的浩劫。一轮接一轮的对文化的摧毁，终于使音乐走到了“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的地步。国家面临崩溃，人民陷入没顶之灾。
　　文革一开始，几乎所有的音乐和歌曲都不复存在。任何地方听见的都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令人作呕的《语录歌》等。《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自不必言，那是任何仪式、活动中程式化的必唱。除此之外还有----
　　语录歌：语录歌是“史无前例”时期的产物，在古今中外的音乐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葩。语录歌的鼻祖是李劫夫，文革前夕就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句话谱过曲，算是最早的语录歌。此外还有两首：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是当时红遍全国的流行歌曲，在广播和各种集会中响彻云霄。后一首名气最大，是每个单位、每个人必须参加的“宗教仪式”---“忠字舞”的伴奏歌曲，全国几乎无人不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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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语录歌”在1966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7周年前夕由官方传媒正式推出。《人民日报》9月30日发表了第一批经官方审定认可的 “毛主席语录歌” 10首。10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第二批“毛主席语录歌”， 10月25日，《人民日报》推出了第三批“毛主席语录歌”，等8首。之后，语录歌便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一直持续到1969年九大开始之前。究竟有多少首，无法统计。记忆之中有以下“歌曲”还有印象：　　为老三篇谱曲：《为人民服务》的第一段：“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被谱成了歌。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 被谱成了歌
　　林彪的两段话：“‘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被谱成了歌。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人民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这是毛主席致电霍查的一段话，一位阿尔巴尼亚人谱了曲，算是最“洋”气的。
　　最血腥的当数林彪语录：“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就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谱写的“完蛋歌”
　　……
　　记忆中这些歌除了在官方场合播放之外，在我们中间并不流行。只有一首“语录歌”记忆深刻，那就是“嚎歌”。成都文革时各单位把“牛鬼蛇神”(被迫害的人)统统关进了私设的监狱，每日三餐前都要排队在众人之前齐唱，被人围观谩骂。歌词就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每日目睹父亲、姑妈和其他熟识的长辈排着队，端着饭碗从拘押地出来，唱着这首低沉怪异的“嚎歌”，心中的屈辱难以言表。
　　语录根本不具备作为歌词的基本条件，要想把它们变成一首好听的歌曲为群众接受，比登天还难!加之是文革时代文艺被极端政治化的产物，是一个特定时期的怪胎，不可能有生命力，所以在1969年初就寿终正寝了。
　　造反歌：文革中最早流行的是杀气腾腾的造反歌。首先是这首《革命造反歌》：“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1966年8月后，这首歌曲突然在中学里面流行。
　　我所在的学校成都第4中学，是成都文革前的名校。学生的构成基本以西南局、省市委的干部子弟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为主，在文革初期自然形成了红五类和带有“原罪”的“狗崽子”两类人群。1966年7月5日后，本来已经宣布放暑假的的我们接通知回到学校，才发现学校的气氛大变。很多高干子弟突然身着军装，腰扎武装带，带着他们认为是当然的“红色接班人”的骄傲，用怀疑、敌视的目光和语言对待我们这些“狗崽子”。我感到自己已经沦入了“准阶级敌人”的行列，恐惧、压抑弥漫在心里。这时才知道以四位高干子弟和一位工人子弟组成的文革领导小组已经接管了本校的运动领导权，他们明确表示，在高层的亲点下，已经组成以省委副秘书长贾丕绩为组长的新工作组，他们将在省委工作组的支持下开展工作，领导四中的革命运动。
　　到了8月18日之后，学校的“红五类”成立了红卫兵，其他出身不够资格的同学只能参加“红外围”，我这种祖辈是地主的人自然当然属于敌对阶级。同时，这首《革命造反歌》和另一首造反歌《鬼见愁》开始响彻校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在这两首说不上旋律的“歌曲”声中，成都四中的学生斗学生开始，逐渐登峰造极，达到了成都中学中最血腥的纪录。班级召开“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简称滚蛋会)主题班会，一些人写血书表忠心。很多班级批斗、殴打“黑五类”子女，逼使他们下跪，规定他们在右胸佩戴白牌，禁止他们佩戴毛主席像章，不准他们喊“毛主席万岁”，不许他们和“红五类”坐在一起。部分女生被剃“阴阳头”，踢打臀部。有的“反动学生”被游行示众，捆绑吊打，我的姐姐(四中学生)也险些被痛殴致死。
　　人类历史上民族的浩劫，总是伴随着杀气腾腾的歌声。德国民族被希特勒拉进纳粹时代时有《霍斯特·威塞尔之歌》(HorstWesselLied)《党卫队之歌》等等;我们民族进入浩劫时有《革命造反歌》《鬼见愁》，都是在这些歌声中进行族群成员之间的大规模迫害，两者何其相似!
　　(八)
　　“红五类”红卫兵当时造反的目标与毛泽东的意图有所不同，主要是为捍卫父辈打下的“红色江山”。为转移斗争大方向，将矛头指向“反动学术权威”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以及被“钦点”抛出为“挡箭牌“的“走资本道路的当权派”。随着爹妈的倒台，不少人自己陷入了成为“狗崽子”的境地，“官办红卫兵”“赤卫队”等组织也作鸟兽散。
　　取而代之，流行于1966年底至1967年初群众造反组织的歌曲，已经是另外一首，“混账王八蛋，你睁眼看一看，文化大革命，谁敢来阻拦?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革牛鬼蛇神的命，保皇派，那铁杆吓破了胆!”。当时的群众组织，大部分成员是运动初期受压制、迫害的群众，这首歌中已看不到《革命造反歌》中那种高干子弟引为自豪的“血统论”，唯一延续的是《鬼见愁》中高干子弟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爆粗口习惯，在这首歌中发扬光大，但对象已经相互易位。
　　在这首歌的声浪中，成都高等院校的学生开始在西南局，省市委门前静坐示威，运动成了“劳动人民的盛大节日”。一时间，文革初期压制在我们心上的“准阶级敌人”“狗崽子”等等阴霾一扫而光，都沉浸在毛主席他老人家解放了我们的感恩心态中，纷纷寻找革命组织加入，投身在“伟大的洪流”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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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民百姓，压根儿就不会了解高层政治的博弈如何激烈，无论何种组织，都是上面某种势力的“提线木偶”。1967年初，中央文革和老帅们的矛盾日益激烈。地方造反组织中的一些激进的派别开始将斗争矛头指向军队和强力部门。我参加的四川大学“八二六”就是一个这样的激进派别。1967年1月29日 ， 成都军区抓捕了围攻成都市公安局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分团的宋立本等人。以此为导火线，兵团、八二六和北地东方红组织在军区门前静坐。到了2月17日，中央军委致成都兵团、八二六“2.17”公开信发表。成都军区正式表态支持“产业工人战斗军”。兵团、八二六等“造反派”遭到大批抓捕和镇压。　　当时，我和几个“中八二六 ”一起住在川大老生物馆，目睹了大学“八二六”成员在持续不断的抓捕中被抓上大卡车带走，对自己居然参加了“反动组织”的恐惧;认为是“奉旨造反”罪何之有的不平，交织在心里。不知在学生宿舍中谁带头唱起了《红军战士想念毛主席》：“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路程，八二六战士想念亲人毛主席”(原歌词是：革命战士想念亲人毛主席)，悲壮的歌声很贴切的大家的心情。一人唱，众人和，最后成了千人合唱，唱得大家热泪盈眶。这还不算，还把才旦卓玛演唱的歌曲改编成：“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个信儿到北京，八二六战士想念亲人毛主席”(原词是：翻身农奴想念亲人毛主席)。后一首歌在八二六派中广泛流行，几乎成了八二六派的派歌。
　　(九)
　　1967年5月到1968年5月整整一年时间，成都市陷入了各派之间无休无止的血腥武斗之中。
　　1967年5月2日， 造反派组织和被视为“保守派”的“成都产业工人造反军”(贬称为：老产)在位于梁家巷的四川省手工业管理局发生武斗; 5月4日 ， 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简称“川棉”)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这两次武斗虽然血腥，却还是双方使用“冷兵器”进行攻防战。成都的街上，出现了排队前往现场参加武斗的队伍，头戴藤帽、手持钢钎，齐声唱着由《说打就打，说干就干》改编的歌曲“……抓紧时间加油练，练好本领打“老产”。不打垮产业军不是好汉!打他个样儿叫他看一看!”在歌曲声和呐喊声中，这两个“老产”的据点被攻陷。旋即在“胜利”成果的鼓动下，造反派开始进攻“老产”坚固设防的国防厂矿，酿成了巨祸。5月6日 ，成都132厂发生大规模武斗，冲厂的造反派一方被护厂的产业军开枪打死53人。这是全国武斗中首次使用枪支。
　　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了解决四川问题的决定(当时称为“红十条”)。经毛泽东批准，由周恩来正式宣布，决定组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可是四川的“文革”局面却一发不可收拾。成都地区的“造反派”分裂成两大派，两大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趋尖锐激烈，并发展为武斗。1967年7月开始，在“文攻武卫”口号下，两派武斗发展为大规模的以军事武器进行的真枪实弹的战争，并开始抢占“战略要点”，开展对成都市控制权的争夺战，实行派性武装割据。
　　这时的成都，两大派势力范围已经很清晰。“红成”派主要占据东郊电子、军工工业区、南郊文化区;“八·二六”派占据市区和其它地区。但两派在对方的势力范围内，也都有一些“飞地”，如红成派在市区的十中、五中的“中(学生)红成”。围绕这些“飞地”的争夺，经常发生交火。每一次交火，据守方的广播喇叭，总是播出那首《西江月·井冈山》以示其“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英雄气概，进攻方则对广播喇叭乱枪射击。
　　1968年5月后，武斗终于停息，双方都交出了武器，在“工宣队”进驻学校后，互为仇敌的两方坐在了一起。我们这时候才发现，原来的刀兵相向，为了一个 “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虚幻目标兄弟阋墙是多么的荒唐可笑。迷茫、无奈使我们厌恶了争斗，“逍遥”之风在我们中间蔓延。属于人类自然属性的歌唱本能重新复苏，1958年5月由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民歌200首“，和1960年出版“外国民歌200首续编”，两本64开的袖珍本歌本在我们中间广为流传。
　　我有一本文革中幸存的“外国民歌200首”，又从好朋友处借来一本“外国民歌200首续编”，忘寝废食的把后面的民歌和古典歌曲全部手抄在笔记本上。《西波涅》 《红河谷》、《红梅花儿开》、《鸽子》、《哎呀妈妈》、《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喀秋莎》等等，不久就全会唱了。
　　在我的朋友圈里，曾经以谁会唱这些多为骄傲。一些难度较大的歌曲，没有听过原唱，学起来还不容易，所以还要请教朋友。苏联歌曲《玛丽黛之歌》：“五月美妙五月好，五月教我心欢畅……”歌曲最后有一段“啊吧黛里黛里黛啦，啊吧黛里黛里黛啦……”的唱段，本来是这首歌最好听的一节，可是自己却怎么也唱不好。一天，听高中的王学姐唱这首歌，才知道如果要咬字如歌词，无论如何唱不出来。实际上就是舌尖颤动发出的一串颤音而已。
　　这些歌曲没有忽悠，只有永恒的爱、希望、光明。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个时代、一份永恒情谊、一份难忘回忆。
　　(十)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在所加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全国随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自然我也是其中一员。
　　我和学校的同学不一样，最终落户四川广汉县某公社，属于分散插队的“散仙”(用“投亲靠友”的名义下乡)。集体下乡的同学，至少还有一个好处，大家在一起不至于孤独难耐;也许多少还会残留一些“扎根农村干革命”、“改天换地”“大有可为”的豪情壮志和革命的理想。一个人在乡下，举目无亲，生活十分“遭孽”(四川俗语，可怜)，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早就被抛弃到“爪哇国”。留下的只有劳作的辛苦，晚上和农闲时一个人的孤寂，对家乡不可遏制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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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沮丧、颓唐、空虚是大多数知青真实的心境，心灵的真空总是需要填补，内心感受需要倾吐、宣泄。于是，由当时知青这一特殊社会群体所创作、咏唱的“知青歌”的歌曲，在我们群落中流传。　　我下乡之后，和一个广汉当地的知青比邻而居，经常听见他在隔壁唱歌。唱最多的是下面两首歌曲：
　　《精神病患者之歌》：“失去伴侣的人，灵魂两离分，眼望着秋去冬又来临，雪花飘飘飞。世上人讥笑我，精神病患者。我的青春将被埋没，有谁来可怜我?
　　《异乡寒夜曲》：“离别到这里不知多少年哟，那留恋的家乡。望了又望眼，前只是一片渺茫和辽阔。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故乡的山河?清清的夜啊冷冷的风，明月向西落。
　　星光黯淡独自披衣走哟，悄悄向远方。望了又望眼前只是一片凄凉和悲伤。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故人的容颜，苦难的原野辛酸的泪水。莫要撒异乡”。
　　这两首歌我不久就耳熟能详，凡是知青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加入合唱。农闲或不想劳动时，几个衣衫褴褛的知青就会在公社供销社的茶馆里盘桓，一碗茶从早上喝到旁晚。只要有人开始唱，最后都是所有人的合唱。声音嘶哑，甚至一些人唱跑了调，但是都不影响几个“烂兄烂弟”的投入。这支歌低徊婉转的旋律，真实反映了我们的忧伤、苦闷、迷惘、彷徨，以致经常唱到泪水盈眶。
　　歌唱完了，情绪也宣泄了，供销社的饭铺里，就着最便宜的素菜，喝上几两“跟斗酒”(劣质白酒)，几个“烂兄烂弟”酒精上头，摇摇晃晃地回各自的住所。一路上张着大嘴，胡乱唱着诸如《烟锅巴加班茶》等“黄色小调”，引来沿途农民鄙视的目光。
　　除了这些“知青歌曲”之外，下乡前从《外国名歌200首》中学会的一些契合知青心情的中外抒情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深深的海洋》、《红河谷》等，也在知青中流行传唱。所谓的“知青歌曲”我认为太俗气，在知青聚会的场合，为显得自己也是他们群落的一员，不至于太孤立，所以跟着一起唱。一个人的时候，还是唱前苏联歌曲。
　　和许多人的回忆不同，我在乡下的时候，从来就没有听见过身边的知青唱“广阔天地炼红心”之类的革命歌曲，所听到的全是知青的小资感伤自编歌曲，其中的歌词都是下面的关键词：“泪水”、“悲伤”、“爹娘”、“白发”、“姑娘”、“情爱”、“异乡”、“噩梦”。这些词调，以其特有的哀歌悲吟，形成了对当时乌托邦式的“到处莺歌燕舞”的主流音乐的反叛。它的出现和存在，既是对于文革文化专制主义肆虐中音乐反映现实虚假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反抗，也是知识青年以自身的情感体验，对于生活现实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批判。
　　知青群落在乡下属于另类，公社、农民以不要打架斗殴出人命为底线来对待，基本不会主动去“招惹”这一帮“愣头青”。知青们唱什么歌，他们不会过问也不会管。因为这个原因，“知青歌曲” 成了文革音乐中几乎唯一的不协和音。现在想来，其实也为文革以后中国音乐脱离不惜以“高”、“硬”、“响”、“亮”粉饰现实，虚假、畸形、极端地为政治服务的发展路径，在社会音乐接受主体的层面上悄悄地做了心理准备。
　　(十一)
　　1972年，大招工开始，我历尽曲折回到成都当了工人。下乡时的沮丧、颓唐、空虚不复存在，“知青歌曲”也就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当时的文艺大环境依然是秋风肃杀，八个“样板戏”仍然占据着舞台的统治地位，这些东西姑且不说是为政治服务的产物，即使是在艺术上“完美无缺”，对我们来说也早就“审美疲劳”。也许是高层也意识到了光靠这些东西来强制规划文化生活的荒唐可笑，所以在1972年后陆续有限的推出了一些音乐和歌曲，供全国人民传唱。
　　1972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歌曲集《战地新歌》，这是文革时期官方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歌曲集。此后形成惯例，每年都出版一本《战地新歌》，从1973年的“续集”一直到1976年的“第五集”。这些歌曲分为两类：
　　一类延续了文革中密切配合政治形势的作派，没有任何生命力，无法流传。留下印象的是一首近乎泼妇骂街的歌曲《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就是好!……”。在文革已经给国家造成空前灾难，人民物质精神生活极其贫乏的时候，这种“牛二”式的骂街，给我留下的只能是厌恶。
　　一类曲调优美的抒情歌曲受到我们热烈的追捧。例如《北京颂歌》、《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尤其是《北京颂歌》：“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庄严的乐曲。报道着祖国的黎明……”。歌曲真切勾画出北京充满生机的黎明景象，唱出了我们对祖国走出困境的那一份期盼和祝愿。工余时间，每天必唱!40余年过去了，我仍然喜欢这首歌。此外还有一首芭蕾舞剧《沂蒙颂》：“蒙山高沂水长，我为亲人熬鸡汤。续一把蒙山柴炉火更旺，添一瓢沂河水情深意长……”，也是年轻工友们的最爱，晚上在集体宿舍里，经常荡漾这两首歌曲的旋律。
　　单位不比乡下，除了这些官方发布的抒情歌曲之外，其余的外国抒情歌曲还是不敢在公开场合唱，唯恐被人举报，耽误入团入党的大事。私下里，外国抒情歌曲仍然在我们中间流行。每天晚上到浴室洗澡，只要没有旁人，我就会和同样喜欢外国抒情歌曲的韩同学(一样是知青回城，相互之间仍然以同学相称)，用二声部合唱《纺织姑娘》和《小路》。浴室狭小的空间内，回荡着和声的谐音。不知人家如果听到是不是还可以入耳，我们两人却自我陶醉在歌声里。
　　单位有一部手风琴，牌子居然是意大利名牌“索布拉尼”，会拉手风情的杨同学琴艺不错。每天晚上，大家都会要他演奏哈卡图良的《马刀舞曲》，或是为我们伴奏。歌声和琴声相伴，在当年那种百花凋零，“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环境中，给予我们多少慰藉，多少鼓舞!也唤醒了我们寻找优秀文化、优秀音乐的心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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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在摧毁一切人类优秀文化的恶潮中，能够反其道而行之，把我带进音乐圣殿，使我比较系统地了解音乐的启蒙老师是父母的一个老朋友朱枢。
　　朱伯伯是摄影美学家、散文家。30年代末期，成都有一批热爱文学艺术的成都大学生成立了一个社团---“燕风文艺社”，朱伯伯担任社长。文艺社出版的《燕风半月刊》由他任主编，以登载散文与新诗歌为主，间或也登载小说、短剧、旧体诗，在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当中，曾经风行一时。三十年代他就撰写出版了《古铜镜诗集》，以后又出版了《夜读断章》杂文集。
　　朱伯伯博古通今，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美学哲理、民俗历史、绘画与雕刻、摄影与电影等无所不通，才华横溢。听他侃侃而谈，会增加许多教益。他是中国摄影界大师级别的人物，以后曾经担任中国人像摄影学会及成都摄影服务公司首席顾间。六十年代初拍摄的黑白影作《望江楼晨曦》我见过，清晨的雾霭中，一对衣衫褴褛的夫妻，拉着一只大木船在河岸边前行，背景是望江楼模糊的影子。从人物佝偻身体向前的力度，可以感受到劳作的艰辛，夫妻相濡以沫的深情。这幅照片也许不符合主旋律的要求，但是在成都摄影界影响很大。
　　出于男孩子对各式各样机械电子器具的好奇，我首先佩服的是朱伯伯手很巧，精密仪表、高级相机的修理;无线电制作等技艺都十分精湛。记得我有一次求他给我修相机的时候，他给我讲了一件修相机的轶事。解放初期，公安部门有一台高级相机后背有稍许漏光，遍求名师修理未果，最后找到他。他深吸一口香烟，把烟雾喷在相机内，再合上后背。后背和相机结合的缝隙的冒烟处，一定就是漏光之处，之后简单处理就药到病除。由此，在西南地区的公安系统中，朱老师是修理相机的高手人所熟知，经常有人上门修理相机。
　　文化大革命中，朱伯伯家住西马棚街的一个古旧大院，院内的一栋破旧两层楼房的二楼，要通过大杂院深外的木楼梯才能抵达。外间是他的卧室兼会客室，室中最引人目光的是自己装配的电子管扩音机、音箱，此外就是成堆的唱片。休息日和晚上，朱伯伯都会播放这些唱片。一进大院，就可以听到美妙的乐声在院子里环绕流淌。当时我就很惊异，自己装配的扩音设备，居然可以达到如此纯净的音质。也很佩服他居然敢在全国只有样板戏播出的氛围中，毫不掩饰自己对音乐的热爱，公开听这些“靡靡之音”。
　　1972年后，我从乡下招工回城后，借着求朱伯伯修相机，或者是将文革残留下来的唱片请他翻译说明的机会，得以经常周六晚上到他家去。没有明说，其实就是想难得的享受片刻仙乐的美妙，也渴望能够得到一些关于音乐的基本知识。记得和朱伯伯家听过的，和他为我讲解的音乐有--
　　《彼尔•金特》组曲：朱伯伯给我讲了彼尔•金特的故事梗概。尤其是讲解其中两首，《奥塞之死》音乐如何描写长眠前最后的呼吸和生命的慢慢衰亡，;《索尔维格之歌》如何以晶莹透彻婀娜多姿的北欧民歌风格，刻划了索尔维格温顺、纯洁的性格和心灵。
　　《水仙女》德沃夏克的歌剧第一幕水仙女所唱的咏叹调《月亮颂》，表现了水仙女对爱情的渴望，是一首旋律优美、动人心弦的歌曲。演唱者是著名女高音演唱家郭淑珍(1958年毕业于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乐曲开头，竖琴拨出一连串美妙的音符，仿佛是水仙女用纤纤玉手拨动池水，激起圈圈涟漪。对着皎洁的月亮唱出对远方爱人的思念……。
　　一张密纹中国唱片，汇集了中国的一些小提琴经典作品，《渔舟唱晚》《海滨音诗》等。小时候家父强制背诵国学经典，我能够背诵“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的名句。音乐以优美典雅的曲调、舒缓的节奏，描绘出一幅夕阳映照万顷碧波、渔人载歌而归的动人画面，和名句完美交融，是我第一次感受。
　　朱伯伯还为我讲解了四大小提琴协奏曲：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柴科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勃拉姆斯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我才发现，要从爱音乐走到为音乐倾倒，路还如此漫长。
　　……
　　好景不长，70年代中期，朱伯伯因为受一个“反革命集团”的牵连被抓入狱，再没有机会聆听仙乐。后来，听说朱伯伯被投入了一个关押高级犯人的秘密监狱。好在一技之长帮了大忙，公安厅修相机就要找他，处境相对好一点，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得以平反。
　　(十三)
　　尼采说过：“生命是通过艺术而自救的。”
　　有了音乐的启蒙，我心里再也听不进去喧嚣的“政治歌曲”制造噪音，对“文化荒漠”深恶痛绝。和我一样，我们这一代中的许多人也不甘心如此在文化领域如此饥渴。1972年之后，大部分知青招工回城，往日天各一方的同学朋友重新聚首，于是就开始了一段对浩劫之后残留的人类优秀文化资料的搜寻。
　　文革中，所谓“封资修”的音乐唱片大多被销毁，残留下来的凤毛麟角。唱片的所有者大多视为珍宝，一般是秘不示人的。一来是怕借出去就收不回来，二来是怕一旦被当局发现这些“违禁品”后被打击迫害。要得到这些唱片欣赏，唯一可行的办法是相互交换。所幸在祖屋被查抄前，我将50余张音乐唱片带到了财经学院的家，躲过了这一劫，这就是我和人家交换的“本钱”。先把这些唱片的曲名编目成表，然后经过朋友介绍交换曲目表，如果双方认为可以交换，就约定时间交换。为几张唱片，经常骑自行车满城奔跑。
　　为了求别人借给一张《走上这高高的新安岭》唱片，答应为主人修理弹簧断裂的手摇唱机。将断裂的弹簧端头在电炉上退火，钻孔后铆接，然后又淬火装复。弄断钻花若干根，自己满手血泡。换得主人同意，借给唱片一个星期。
　　至于铁哥们的唱片，得来容易多了。一个哥们的父亲，文革前曾经出访东欧，从莫斯科带回了一部手摇唱机和几张苏联歌曲唱片。哥几个经常在他家里播放，最后把一张《山楂树》的唱片放得磨损到完全不能再听的程度。
　　有了唱片，还要有播放设备。家里没有电唱盘，市面上也没有出售，于是到处借人家的唱盘来播放。表哥家里有一台美国产的电唱盘，是他父亲解放后归国参加国内建设时带回来的，文革时因为父亲死得早，家里没有受到冲击而保留下来。这台唱盘被我长期借用，所以就有了播放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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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片和播放工具有了，也不能公开大声播放。家里房屋已经被挤占，居住环境窘迫;邻居也可能为我播放“靡靡之音”举报给专政部门。每次播放，音量都开得很小，要耳朵凑近收音机的喇叭才能听见。记得一次学姐解基慧来我家，我为她播放《卡门组曲》，恰逢当时正在清查“地下文学”“地下音乐”的风潮，为了使邻居听不见我在播放，只有委屈她把耳朵尽量凑近收音机。这哪里是在听音乐?整个一个收听“敌台”的做派。就是这样的听法，学姐仍然说听得过瘾。　　1974年左右，同班的好朋友李同学不知从什么渠道，买了一台广播站淘汰的“钟声L-601”开盘式录音机，几经修理后可以勉强播放。再从成都广播电台论斤两买来人家废弃的，缠绕成一团乱麻一般的录音带，哥几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理出一些绕成盘，终于可以一饱耳福。录音机的播放资源更不易得到，好不容易得到一首《也门的晚霞》：“晚风传来了悠扬铜笛驼铃, 骆驼驮着那筑路队的帐篷, 中国工人和也门的兄弟并肩走着, 唱着歌儿一同开辟新的路程。也门的晚霞多么迷人，我们的眼睛里满含深情，虽然我们语言不通，肤色也不同，我们心里却像水晶一样的透明……”这是一首描写建国初期的中国，向也门提供了无私的对外援助，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中国人的青春和汗水的歌。歌曲完全没有政治色彩的说教，旋律充满了阿拉伯风格的异域情调。几个哥们听了一遍又一遍，全然顾不得老旧录音机的刹车阻尼块已经失效，急停或倒带时得用手摩擦录音带盘，免得录音带缠绕的麻烦。
　　如果实在找不到可以听的唱片，索性就自己高歌一曲。我会唱《斗牛士之歌》。每次兄弟聚会，酒足饭饱之余，都一直要求我来上这一曲。
　　因为资源的缺乏，这一段时间所听的歌曲和音乐基本不成系统。但是这些优美的音乐一旦喜欢，那些带有政治目的的歌曲，在心灵中全然没有存在的地方。也许就是这种逆反心理作怪，在所谓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几首“颂圣”歌曲，《交城的山，交城的水》等，注定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没有任何存在的余地。在记忆中留下的，是我们寻找优秀音乐的艰辛。
　　(十四)
　　人的精神能量总要寻找一个释放的空间，被压抑的对优美音乐的渴求，一旦遇到合适的时机，马上就会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展现出来。
　　1977年后，文艺的大环境逐渐宽松。广播电台开始有外国交响乐播出，四川音乐学院不时也有小型的演奏会举行。当时，我在四川医学院读书，原来成都四中初三的学姐何晓树和我同班。都是古典音乐的爱好者，所以凡是四川音乐学院有演奏会，我们都一起去聆听。一见到广播节目预告中有播出外国交响乐的预告，马上相互转告，唯恐错过了收听时间。有一次为了在星期六下午不错过电台播放德沃夏克《第9“自新大陆”交响曲》，当支部书记的她和当班长的我居然“翘课”，在她家宽敞的客厅里，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听得如痴如醉。
　　1980年后，成都外文书店开始有立体声黑胶进口音乐大碟和进口音乐磁带出售。我在爸爸的经济援助下，买了一台当时罕见的组合音响，然后节衣缩食，把结余的钱全部花在购买大碟和磁带上。在一本《外国音乐词典》的辅导下，终于圆了渴望沐浴在天籁之声下的美梦。
　　人称乐迷有两种：一种对器材要求苛刻，以求器材能达到他们能够在小提琴演奏时能够“闻到”弓弦摩擦的“松香味;一种是对演奏者或者乐团演奏风格的准确区别，我大约是属于后者。听得多了，我能够区分维瓦尔第《四季》中古钢琴击弦声的优劣;区分是波士顿交响乐团还是列宁格勒交响乐团在演奏柴可夫斯基《第6交响曲》;甚至能判别乐团的指挥是哪一位大师……。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体会到音乐对于我心灵的重要性。罗曼•罗兰说：“个人的感受，内心的体验，除了心灵和音乐之外再不需要什么。”尤其是在遇见人生重大事件时，脑海里能够浮现出一段恰好能和事件吻合的音乐。音乐就像一个按摩师，轻轻按摩着我的心灵。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为音乐倾倒。
　　痛苦时，我听贝多芬的第5号F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作品24号)，通常也被称作《春天奏鸣曲》。第一乐章，舒缓悠长的琴声开始，犹如一股甘泉注入心田。第二乐章的极柔板，仿佛轻柔地对我说“一切都会过去的”。末乐章绚丽灿烂的旋律充满了春天的气息，使人充满对春天的向往。
　　孤寂时，我听德沃夏克《第9“自新大陆”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读过美国著名诗人朗费罗所著长诗《海华沙之歌》，在第二十章《饥荒》中，描写了海华沙的妻子明妮哈哈为饥荒所迫，已经奄奄一息。她在极度痛苦的挣扎中哭泣着向想念中的丈夫诀别。德沃夏克将这些情景用音乐的方式再现，那种痛彻心扉的哀伤，常常使我听完后找一个没有人发现的角落大哭一场，痛苦得以彻底宣泄。
　　音乐逐步成为生活的必需品，成为心灵的一部分，再也无法分离。
　　80年代末夏天的那个晚上，我一直在播放聆听斯美塔那《我的祖国》交响诗的第二乐章《伏尔塔瓦河》。波西米亚山林中发源的两条小溪，涓涓细水流过森林，汇成汹涌的激流冲过峡谷、在两岸的平原中婉延流转、奔流不息……。乐曲的旋律把我带到了斯美塔那爱之心痛的祖国捷克，由此想起我的祖国，我出生、长大、成人的地方，那里的人民、那些活生生的种种不同命运的人群，和它从那些艰苦岁月中凝聚的历史。胸中悲愤难平，两眼泪珠滚滚。
　　(十五)
　　记叙了我经历“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的全过程，我想说明什么?
　　首先，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不愿意看到后代子孙再经历这个过程。这不是危言耸听，前一段时间短命的“唱红歌”恶潮泛起，就是有人企图重演“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的全过程。政府强制推行，动用公帑，企图再次把人们的歌唱集中到歌颂领袖、歌颂党的一条路上来。尤其是听见《唱支山歌给党听》，其中“夺过鞭子揍敌人”之词依然如故，不由得身上毛发倒竖，未必再重演一遍划分族群、相互斗争的悲剧?其所以“唱红歌”还有许多和我们同时代的的人拥趸，说明从小接受的“灌输”力度之大，常常伴随人们的终身。唱了10多年的“红歌”，影响如斯，不知还要唱多少年的优美歌曲才能使人们的认知得以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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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人类对美好事物的憧憬，是一切美好音乐的来源。凡是能够流传下来的音乐和歌曲，一定是和大众的音乐追求一致。即使在极端的、专横的艺术霸权统治下，音乐已经成了一遍沙漠的情况下，无论用任何手段都阻止不了人们对艺术的追求，对美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音乐如此，对民主和法治的追求更是如此。　　我们随着音符的不同组合成长过，也为之倾倒、迷茫、叹息、愤怒过;我们的后代也会在音乐中成长;谨祝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在美好音乐的沐浴下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