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雁“阅读新概念”：左书右网，前语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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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雁“阅读新概念”：左书右网，前语后文

　　著名阅读学专家、南京大学教授徐雁
    著名阅读学专家、南京大学教授徐雁是“深圳读书月”的老朋友了，对鹏城文化知之甚深。徐雁第一次到深圳，就曾有过在３６小时内逛了３趟深圳书城的佳话。早在第二届深圳读书月，他就登上“首届深圳读书论坛”，为深圳读者做了名为《名著的阅读与科学、文化的创新》的专题读书报告。
    在深圳读书月诞生至今的１０年内，徐雁曾三次以阅读为话题来鹏城开设讲座，从而见证并参与了深圳读书月的成长。在他眼中，深圳从８０年代的改革开放窗口，逐渐转变为一个因阅读而受人尊重的城市，与深圳读书月活动较早开始设坛讲座、播种读书种子，积极营造书香氛围、从事“全民阅读”的社会实践不无关系。
    “对于引进深圳的中高级知识分子，读书月活动是有力的文化加速助推器；对于打工者阶层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人文引导和文明启蒙。”徐雁感慨说，只有通过前后左右的比较，才能感觉到深圳在文化建设上的步子有多大。

来取深圳读书月的“真经”
《文化广场》：您第一次来深圳，就留下３６小时内逛了３次书城的佳话，对深圳的文化设施和文化氛围是什么印象？
徐雁：书城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鲜明的印象：进进出出的人很多，站着、坐着看书的人也很多。后来我听说，在深圳，书城就是市民的“第二图书馆”，这才有了体会。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在深圳文化建设、城市发展的道路上，书城也好、图书馆也好、出版社也好，都相辅相成地在为城市的书文化和精神文明做贡献。我指导的研究生也有三人成为了深圳的图书工作者。“深圳读书月”今年将要办第十届了，用每年１１月份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刺激图书市场，强化知识传播，促进文化发展，深圳这一做法对全国城市的影响相当大。这张“读书月”的好牌真的打好了！据我所知，很多城市如东莞、苏州、福州等，都来取过深圳读书月的“真经”。
《文化广场》：从２００１年首度访深至今已经第九个年头，２００６年的“读书月”、２００８年的“４·２３世界读书日”您又多次回到这里，可以说是见证了深圳书文化的变化和成长，对此您的感受是什么？
徐雁：从刚开始带有某种自发性，似乎仅仅是急于改变深圳文化的状态，到现在每年有每年的主题和引导、每年有每年的创意和策划，说明读书月活动已经进入一个自主和自为的状态。如一些相关文化产品，无论是音像读物《论道》的制作，还是《大家的声音——深圳读书论坛演讲录》的汇编，以及最新出版的《私人阅读史：１９７８—２００８》……都说明深圳读书月活动越办越成熟，作为一个持续性活动，它对城市文化乃至精神文明状态的引导性也越来越强，越来越明确。
读书日和读书月需合理分工
《文化广场》：读书月即将迎来下一个十年，今后如何办得更扎实，您能否提供一些比较细化的建议？
徐雁：第一，要对深圳市民的文化需求进行细致调研。如通过《深圳商报》等媒体了解市民对于读书月的期待，他们想要通过阅读来解决哪些问题？举一个例子，深圳有大量流动人口，读书月应在兼顾居住５年以上常住人口恒态文化需求的同时，找到与暂住人口时变性需求之间的平衡点。
    第二，深圳的人文地理优势比较弱，但引进人才中杰出的不少。既然没有很多古代、近现代的资源可以借鉴，那么应该通过读书月这个平台对当代的深圳领军人物进行挖掘。
    第三，建议读书月组委会与全国重要的导读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如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促进委员会、中国阅读学研究会、福建省读书协会、河北省读书协会等。读书月组委会与这些机构共同联办、协办一些活动，对于整合专家资源、形成推动“全民阅读”的合力将会有很大帮助。
    此外，“４·２３世界读书日”和深圳读书月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协调？我觉得也值得研讨，需要做一个分工。“４·２３世界读书日”的主战场可以放在深圳图书馆和各个社区馆，因为图书馆是一个公益性的事业单位，应该期待它们更多地在盘活馆藏文献资源、强化社会读书氛围，以及在人文导读、经典导读方面多做一些工作。而读书月的重要载体深圳书城是一个经营性的图书文化企业单位，主要面对的是图书市场，所以它的业务重点应该是营销时新图书、组织签名售书、举办大型主题书展、制造读书热点，总之是要以多种商业形式，来激活图书市场、刺激图书消费。有了这样的分工和协调，“４·２３”世界读书日和１１月的深圳读书月，就能够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相辅而相成了。
“读书”与“阅网”是不同的
《文化广场》：您个人的阅读，从学生时代到现在职业时代有没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向？
徐雁：我是１９６３年出生的。在我的小学、初中阶段，正好遇上“文革”大书荒时期。到北京读大学的时候是改革开放前期，那是一个“思想解放”和“新文学”复兴的时代，知识的传播、书刊的出版也进入一个犹如井喷的时期，所以当时的我们确实有一种求知若渴的阅读状态。１９９０年以后，中国社会很快进入到信息高速公路、网络化的时代。我也在那个时候用上了电脑，由靠书、报、刊作为信息和知识载体的传统渠道，转向到了网络浏览与纸质印刷型文献阅读并存的状态。有此经验，我总结出了一个信息社会“和谐阅读”的新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十六个字：“左书右网，并行不悖；前语后文，流畅对接”。
    这“左书右网”很好理解，就是要把经典性、人文性纸本印刷型读物与网络阅读和谐协调起来，“读书”与“阅网”是不同的，因为前者能够帮助读者建立一种“文字情意”和“亲书情怀”，让人沉潜专致、全心一意于青灯黄卷的知识天地；而后者，容易陷人于浮躁喧嚣的信息世界而不自知。因此，我们提倡一个良好的文化之家，是除了要有“机房”，还该着力布置好一间四壁琳琅的“书房”，因为这才是一个家庭“读书种子”发育的人文沃土。在“数字化空间”之外，营造一个“雨余窗竹琴书润，风过瓶梅笔砚香”的传统书香境界，应该成为当代“学习型家庭”的基本追求。
    “前语后文”是针对那些设坛开讲的专家学者而言的，也是对广大听众和网民而言的。一方面随着各地讲坛、讲座越来越多，在前台舌吐莲花的专家，须加强自己在书房里坐冷板凳著书立说的功夫，也就是说文字表述与语言表达两手都要“硬”。不要仅仅把平面知识立面化讲座以后，再以平面出版物的形式简单地回到读者中。“前语后文”对于广大听众的意义，一是建议他们不仅仅在台下听，听完热闹就结束了，而且还要回溯到专家讲座所涉及的有关文本，要向人文性、素质型阅读回归。二是自己也该提高规范化文字表述和生动性语言表达的水准。
好书排行榜是一种“先进文化”
《文化广场》：作为中国阅读学研究会的新任会长，您长期在南京大学开设有关课程，致力于国民阅读指导。由于中国缺乏成熟的“书评人制度”，面对书林学海，读者往往依靠各种排行榜尤其是所谓“畅销书排行榜”来选择。您认为该如何改善这种阅读选择上的困境？
徐雁：图书馆排行榜的问题很复杂。在欧美，“书评人制度”是对“畅销书排行榜”的市场行为的一种制衡，它是保障图书市场生态和谐的一种“先进文化”。我国当代的图书市场是从纯粹的新华书店系统发行、国有出版社计划出版的体制下改革而来的，转型的时间还比较短，经验也不足，这个过程中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因此，更应该注重发挥“好书排行榜”这种先进文化形式的社会作用，而不仅仅是“畅销书排行榜”的作用。
    我在南京大学开设的有关课程是中外知识传播、图书评论、阅读文化学、名著与畅销书导读等，也不断进行过一些实验和实践。我在新著《雁斋书事录》之后，就附刊了一篇题为《大阅读·深思考·高提升》的讲演稿，其中讲解了三种“大阅读法”：一是“看名著影视，悟文艺之道”；二是 “读人物传记，获人生启迪”；三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希望得到深圳读者的批评指正。
    专家学者针对特定读者群拟订一些导读书目、推荐书目，是中国目录学的一个优秀传统，以往张之洞、梁启超、鲁迅、钱穆等都曾做过，对读书风气引导有过很大影响，但近二三十年来学术界对此疏忽已久。
    近年来我结合在各地讲座，就特别注意针对不同的听众群，做一些书目的提供和导读，如在讲演《信息时代的“大阅读”》时，就附加提供《一个提高“国民阅读情商”的书目》等。这些书目在“百度”上我的“秋禾话书”空间里检索即得，可为参考。
    在此，我还要特别强调一下推荐书目的“可读性”问题。读物的意义不仅仅是一种书刊出版物、文字印刷品，其实还内涵着题材独特、场景真实、文笔生动、情节曲折乃至人物形象丰满等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写作元素。建议“深圳读书月”的推荐书目也应该尽量在思想性、市场性基础上，更多地尊重“可读性”这一规律，以便更贴近鹏城读者的实际阅读需求，激发公众的阅读渴望。
【来源：深圳商报；作者：刘悠扬；采集时间：2009-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