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篇 进步刊物《新青年》杂志关于世界语的大讨论促进了世界语运动的发展中国社会党于1911年11月5日成立于上海,主要创建人为江亢虎(1883--1954)。中国社会党是一个宣扬无政府主义的政党。无政府主义是19世纪后半期流行于欧美各国的一股狂热的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潮,无政府主义者热衷于进行以有特定含义的“经济革命”、“平民革命”、“劳动革命”为主要内容的“社会革命”,欲实现的主要是“无政府”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的民主革命阵营内部产生影响,从1904年起,一些对无政府主义倍感兴趣的有民主革命思想的人相继在日本东京、法国巴黎创办了《天义报》、《新世纪》等报刊,竭力介绍与宣传无政府主义,他们企图在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之外寻找新的“革命”途径。他们在介绍和宣传无政府主义的过程中,涉猎了欧洲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其中也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并翻译和介绍过《共产党宣言》。斯诺的《西行漫记》里提到毛泽东和他谈话,毛泽东表示自己是读了江亢虎的书后,才慢慢了解社会主义的。 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张继、刘师培、何震、吴稚晖、李石曾、楮民谊等人。这些人大都喜爱世界语,把世界语作为联系世界上无政府主义者和各国社会党的最好工具,因此,在他们编辑出版的刊物如《天义报》、《衡报》、《新世纪》等报刊上,竭力宣传、推广世界语。世界语也因此传入中国,并推广开来。 1912年夏,江亢虎带着社会党的另一主要成员——活动部的负责人陈翼龙(1886—1913)由上海北上,到北方各地发展基层组织,在北京建立了中国社会党北京总部。江亢虎离开北京后,留下陈翼龙负责北京及北方地区的组织工作和活动。陈翼龙出任北京总部的总务干事之后,克服种种困难,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发展党员达到400多人。社会党北京总部设立有法律出版社,编刊《生计杂志》,并借助当时的《公论杂志》宣传社会党的宗旨和主张。在北京宣武门外淮阴会馆创办“平民学校”,免费专收贫苦人家的子弟入学,学校聘请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同盟会会员、原天津高等学校教授张星华女士任校长,经张星华介绍,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女士也成了平民学校的教员。这所学校的教师只供食宿,没有工资。陈翼龙创办平民学校的目的,一是以这所学校为掩护,开展进步活动,使之成为社会党政治活动的中心;二是为社会党培养一批年轻干部。当时邓颖超在该校读三年级,时常听到她母亲对时局的议论和对社会主义的描述,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受到了进步的启蒙教育。 社会党除设立法律出版社及平民学校外,还于1912年下半年创办了北京世界语学会,组织会员学习世界语,以便学员学成后,用世界语加强同各国社会党的联系。邓颖超(时名邓文淑)还在这里的世界语班学习过世界语。 陈翼龙创办的北京世界语学会,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它毕竟是北京 世界语运动史上第一个世界语组织,开辟了北京世界语运动的先河。更难能可贵的是由于社会党的主张,北京世界语学会带有进步色彩。因为陈翼龙坚决反对当时日益暴露反动面目的袁世凯。他在开会讲演及发表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袁世凯政权是“变少数君主专制政治,为多数官僚专制的政治”,是“使四亿同胞陷于流离额沛不顾,土地供强邻之扩张殖民政策而不恤的恶政府”。世界语学会的会员自然多数是社会党的成员,这为世界语与进步运动的结合开了一个好头。 值得一提的是,陈翼龙还是李大钊加入社会党的介绍人。陈翼龙在北京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引起了当时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的李大钊的关注,他逐渐产生了同陈翼龙见面的渴望。1912年冬,李大钊到北京办事,经友人曹百善介绍,得以同陈翼龙会面。两人一见如故,畅谈终夜。陈翼龙向李大钊介绍了《中国社会党宣言》和《中国社会党规章》以及所从事的平民教育、世界语学习、新剧团和法律书报社的实践。李大钊为陈翼龙的政治主张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所吸引和感动,遂决定加入中国社会党,愿与陈翼龙等社会党人一起为开展有益于改善平民思想和生活状况的活动而工作。至此,李大钊成为陈翼龙到北京后直接发展的天津的中国社会党党员。以后李大钊按陈翼龙的指示,于1913年2月2日成立了社会党天津支部,并成为总干事。 陈翼龙的社会党虽然走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但却是在用社会主义学说指导自己的社会实践,为李大钊向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奠定了坚实一步。 1913年3月,国民党重要人物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袁世凯派人暗杀,更激起革命党人对袁的极大愤恨。孙中山、黄兴联名通电全国,声讨袁世凯。陈翼龙积极配合,拟秘密在京、津一带发动起义。1913年7月,他典当衣物,筹措资金,以为平民学校筹集经费和聘请教师的名义,只身赴上海联络进行“二次革命”推翻袁政权活动。1913年7月24日,陈翼龙自上海回到天津,当晚十时回到北京,其时袁世凯的爪牙早已暗中跟踪,25日午后二时,京师警察所的侦缉队多人,将社会党北京支部及平民学校包围,并在距校不远的朱永刚家中将陈翼龙逮捕,当即由警察所解送军政执法处,遭毒刑审讯后,于8月6日被判处死刑,陈尸荒野。陈翼龙死时年仅28岁。平民学校教师杨振德女士,不怕受到牵连,勇敢地与革命党同事一起到宣武门外为陈校长收尸,并为之安葬。 陈翼龙死后,袁世凯通令全国查禁所有社会党各支部,北京支部、平民学校以及世界语学会自然首当其冲,自此社会党的成员全部星散各地,平民学校和世界语学会也被取缔。 《新青年》世界语大讨论 促进了北京世界语运动的发展 《新青年》杂志是五四时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最有影响的刊物,1915年9月创刊,1922年休刊,共出版9卷。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曾一度以该刊为机关刊物。 自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4卷1期始,到1919年11月1日出版的6卷6期止,《新青年》杂志共有3卷18期是由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陈独秀、胡适先生主编的。而在这一时期(1916年—1919年),《新青年》杂志就世界语问题开展了近3年的讨论。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如陈独秀、钱玄同、吴稚晖、陶履恭、鲁迅等参加了讨论。一些有名的世界语者如区声白、孙国璋、胡天月也积极投稿,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这次大讨论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诸如世界语是一种什么语言、它与民族语是不是对立的、是否能对当时的汉字改革有所帮助、它与世界大同、人类的未来有何关系、它是否能翻译各国的文学作品、学习它是否有用等等,经过大家的讨论不仅厘清了许多问题,消除了一些人对世界语的种种误解,还给世界语许多积极的、正面的评价。这次讨论由于涉及的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而且是与新思想、新文化有关的问题,加之有许多知名人士的参与,引起了知识界、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使世界语运动成为“五.四”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客观上促进了世界语在北京乃至中国的宣传和传播,许多人就是因为这次讨论认识并开始学习了世界语,可以说这次讨论为北京乃至全国的世界语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讨论中有的指出世界语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还不够显著,这也为中国世界语者指出了努力的方向。后来,胡愈之、巴金、王鲁彦、周作人、孙用、钟宪民等人用世界语翻译本国的文学作品、译介外国特别是东欧国家的文学作品做了极大的努力,他们用世界语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实际行动和成果向《新青年》杂志献上了一份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