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磊：咫尺里面有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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咫尺里面有乾坤

在延续两千多年的传统教育观里，彼此同进师门，共受学业者互称为“同窗”。这一“荣衔”，不管生老病死，无论贵贱尊卑，足能纵跃时空地将两个或数个人的命运维系上；有时候，若用之于关键人物身上，可起到扭转局面，乃至改变历史的效果。这一点，老辣的政治家、谋略家或军事家们，早已屡试不爽。

但没有人想到的是，近代以来，随着班级授课制的确立，“同窗之宜”固然可贵，却毕竟处于一室；若两人同坐一桌，左右之间，不过咫尺，什么嬉笑怒骂，什么爱恨情仇，都彼此烂熟，毕业之后，更常成为那段青涩岁月的见证。可以说，从“同窗”走到“同桌”，其意义可远不止空间距离的拉近，而是在人生后来几十年的岁月中，总有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在心中念想，这个“最”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同窗”所能替代的，而是能深刻地影响和改变自己。

我小学年代，同桌都为异性，从初中开始，因为老师担心某些人尽皆知的“问题”，同桌则一律换成同性了。但即便二十余年后，我依然记得小学时代的同桌，以及彼此间关于“三八线”的“战地盟约”，关于“以物易物”的“贸易守则”、关于“审美”的“价值冲突”，甚至在五六年级，还出现了对人类情感微妙变化的初步观察和体会。的确，那是一个“小大人”辈出的时代，所谓之“大”，至少有一点表现在个人对与异性交往上的经验、自信和成长。比如，因为性别不同，男孩子的线性、逻辑性、结果性的思维方式（所以，他们数学更优秀），总和女同学感性、直觉性、过程性的思维习惯（所以，她们语文更佳）产生错位，这种基于纯真天性的错位，又往往演绎出或温馨美妙，或暴风骤雨，或惊愕哑然的一幕幕人生戏剧。所谓的学校教育，从这个层面上说，又被赋予了重新的意义。

这种童年时代的两小无猜、刚柔互济，回过头来看，其实是一个人心性养成时不可或缺的营养，让男女学生在语文数学的汲汲攀援之外找到了新的平衡。亚当·斯密在其经典的《国富论》之首就指出“分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秘密，而在社会学上，“分工”的价值也是备受推崇，其实真正回到教育中看，同桌的男女学生作为一种利益共生，在不断碰撞和交往中，达成了各自不同的身份认同和角色定位，也就是形成了某种内化于心的“分工”。让人难以觉察的是，这样的“分工”具有终身性和不可逆转性，有人一辈子从中受益，也有人一辈子走不出阴影。

我的中学阶段，同桌虽是同性，但分类却极不相同，有学业优异且风姿飒爽的“高帅富”，有克勤克俭却经营惨淡的“杨白劳”，有仗义执言血气方刚的“纯爷们”，也有随波逐流不置一词的“闷葫芦”。实际上，从朝夕相处中，从眼耳鼻舌身意中，会让人清晰地感觉到他们身上独特的人生阅历和迥异的文化背景，且处于不同的参照系下，我们对未来，对人生，对事业的描绘也在一次次的反省中逼近客观和真实。“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的这句话，以不断的夹逼之道，催人警醒。

事实上，当人的心智渐开之后，同桌作为人生的伴行者，学业的分享者，潜移默化中拓宽了个人对世界的理解（当然，对对方而言，也是如此）。如果说小学时代的同桌能助力于完成一次自我认知的话，那么中学时代则大大加深了“我”与世界的认知和融入。当每一个新同桌进入个人的视野时，也即等于世界向我开启另一道门。这道门将原本抽象的“天资”、“才情”、“识见”、“品性”等逐渐明晰化，我会不停地遭遇到来自固有经验范围之外的窘迫、兴奋、紧张和惊喜。

比如，我那时喜欢打篮球，偏爱其中的速度和技巧，但有一次同桌带我去溜旱冰，当第一次见到有人穿着旱冰鞋惬意而潇洒在舞池飞驰时，我的第一感觉是“对，就是它了！”在随后的一年里，我随着同桌学习，摔了无数的跤，但一直“痛并快乐着”，即使后来毕了业，来到其他城市，还是喜欢寻找溜冰场，感受每一个在风中呼啸而过的瞬间。只是后来，这项运动实在没有让我看到自己的天分，反倒成了某种怀念旧时代的符号。

当然，“怀念”并不是我对中学同桌的唯一评价。几任同桌的更替接换，如果从整体上看，他们在帮我理解世界复杂性的同时，也保留了难得的简单性。“世界，是复杂的简单”，成了我后来笃信的人生判断之一。所谓的“简单”，就当时的年纪来说，就是不掺杂任何功利名相的友谊，以及在其之上的精神分享。尽管这种“友谊”兼有“狼狈为奸”的“传小抄”“把风”等“作案分工式”的不谙世事之处，甚至还因激烈的矛盾而引发口角、肢体冲突的短期波动，但纵观六年的中学教育，基于共同对进步和未来的理想，少年疏狂的我们不畏种种制囿，可以说将每一份付出和成绩都化成了对彼此更为坚实的鼓励。——显然这一点，不管是“发小”，而是普通的“同窗”，都是无法胜任的。

爱因斯坦说，“追求真理的愿望必须优先于其他一切愿望的原则”，而那样的纯真年代，这种在成人看起来头脑简单的单纯追求，恰恰是我们成人后再也寻不回的东西。从教育的角度说，新课改的理念也好，名师的现实主张也好，都强调对学生的学习，比如李希贵的“学生第一”等，归根结底，都是对那一段“花季”、“雨季”的尊重和致敬。

我到了大学时代，班级授课制依然普遍实行，却没有了严格意义上的“同桌”了，一切满璞归真，一切归为自由。不过，以个人的观察来看，很多人依然保持着中学的习惯，喜欢有一个“桌边人”作伴，喜欢有个能倾诉衷肠的对象。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刚开学时，不管教室里的桌凳如何布局，也不管新同学是否相熟，很多人就座时会很自然地以“桌”为单位，两两相临（尤其是女同学），互成一组。我那时的教室布局恰好和中学相仿，只是整个空间更大，更敞亮。大家的座位排布虽没有强制的规定，却有着潜规则，每个人基本都只坐自己的位子。在这一点上，活泼调皮的男同学有时候还能换换位置，但不少女同学一学期下来竟只有一位“同桌”！

可以说，当一个人心智成熟后，“同桌”的概念非但没有消失，而是得到了泛化和内化（众所周知，小学、中学时代的“同桌”都是被指定的），每个人开始本能地寻找适合自己的“同桌”。到了大学二三年级，这种“寻找”又进一步演变和发展，超越了“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的人”之狭义的“同桌”，可能会嬗变成“情侣”。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情感世界开始前所未有的丰富，这之中，除了心智、年龄的关系，也有其过去经验中小学时代的那个“同桌”的所有馈赠。

于是，整个大学四年，糅合了小学和中学时代关于“同桌”的所有理解和经验，终于在应试压力的释放后，慢慢发酵，慢慢凝聚，慢慢成型，直到作为一种关于道德、友谊、爱情、人生的完整价值观，被逐渐成熟的我所继承。有时候，我很难假设——如果失去曾经的某个同桌，自己现在会不会飞得更高，或者走得更远；但我可以肯定，“一沙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生命中的每个过客皆有意义，更别说那些近在咫尺的心跳和呼吸。

今天，随着所谓“小班化”的需要，或者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们让学生分桌而座，各自修为，两不相干。也许这对“应试”是有帮助的，对“观瞻”也有所助，但泯灭“三八线”之后，也就生生割断了一个世界，一个在有些人看来不屑一顾的世界。

咫尺里面有乾坤。为孩子们祈福。(发表于《福建教育》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