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为何慧敏先生楚简书法集联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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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为何慧敏先生楚简书法集联的出版

     ——兼谈100年来书法取法对象的变迁及楚简书法创作

    沈必晟

    楚简帛书法资料的挖掘、整理、研究并进而形成为书法创作的参考，是100多年来书法取法对象扩展后的新方向。

    在王懿荣、刘铁云发现甲骨文之前的上千年里，汉文化圈的古人不知道隶书如何书写？他们没有亲见过秦以前的墨书，只是仿照东汉以来的碑刻文字，做刻鹄师刀的工作，“以讹传讹”，殊多流弊。随着上世纪初甲骨文、敦煌残纸和简牍文书的相继出土，整个20世纪的学术框架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这正应了王国维在1925年7月为清华暑期补习学校一次讲演中所提出的著名论断——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这种将地下文献材料和传世典籍相互对照的著名的“二重证据法”，成为20世纪中国学问中的显学，至今方兴未艾。一大批重量级学者如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郭沫若、董作宾、商承祚、容庚、唐兰、饶宗颐、李学勤、裘锡圭走到了学术前台，创造了20世纪中国学问的辉煌。

    以甲骨文、敦煌残纸和简牍文书“三大发现”为代表的出土文献，太半以墨书示人，这也为书法创作提供了新的范本。上述大师不遑多让，很多亲炙试探性地用出土文献中的墨书文字创作书法作品，比如罗振玉、商承祚、容庚、饶宗颐等。在他们的带动下，一批批艺术界的先行者也加入进来，如黄宾虹、张大千、王遽常、钱君匋、常书鸿等，使这些新出土的文献资料成为艺术创作可资取法的新对象。毫无疑问，这些珍贵遗存不同于晋唐法帖、不同于汉魏碑版，也不同于近30年来西方抽象画对当代书法的影响，它大大地拓展了书法创作的取法空间，开辟了书法创作取法对象的新天地，在当今书法界的影响无远弗届。

    如果说西方抽象画对当代书法的影响，是域外文明第一次在“图式”上有力地冲击了书法创作，那么，以甲骨文、敦煌残纸和简牍文书“三大发现”为代表的墨书文字则是从书法本体上让我们重新有机会认识“伟大的传统”。晋唐的“二王”和“颜柳欧赵”，是墨书中的经典，是过去上千年中国士人书法取法的主干，它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完善字法、笔法，最终上升成为体现官方实用文书的载体。而晚清由包世臣、康有为倡导的碑学，则成为“以笔师刀”的“变象”。这个余绪延伸至今，干脆直接取法以敦煌残纸、墓志铭、刑徒砖为代表的古代“民间书法”，斯成为官方文书的反拨，自觉地开始走向书法艺术化之路。对于晋唐之前即已存在的甲骨文、简牍文书而言，很大一部分是官方的档案记录，也多也以墨书文字（甲骨文有先写后刻的争论）呈现，是晋唐经典而外墨书取法对象的新天地。试想，为了准确交流，便宜应用，较一般写手而言，官方对其文书写手的选择，一定相对训练有素。这个情况，和过多过滥的敦煌残纸、写经相比较，技术高下，一望而知。所以，相对来说，在笔法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的上古时代，他们的文字遗存，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那个时代的墨书经典。只是因为承书材料与当代大相径庭，使得假借这些文字进行的书法创作，显得纸笔乖和，取用有限。

    楚简文字是简牍文书中很重要的部分，以它做书法创作的取法对象，既让我们获得了广阔的空间，也因为时代、材料、工具等方面的原委，有着不同程度的局限性。简而言之，就是如何处理好以其为资源、为元素的艺术创作和忠实于原作的书法创作的关系，处理好楚简文字中“俗书”的捡取与缺损文字由篆书来替代的关系，处理好上古时代承书材料及书写工具对楚简文字风格的影响与当代展厅时代对书法创作的要求之间的关系，等等等。当然，楚简文字作为一种“伟大的传统”，对它采用不同形式的宣传、介绍、研讨都是必要的。

     何慧敏先生的楚简书法集联一书就是在上述背景下的产物。他是湖北最早涉猎楚简书法创作的代表，一直坚持用楚简文字进行书法创作，编撰过多本楚简书法专著，对楚简文字的熟捻程度超越了很多以古文字为专业的研究生。他既是楚简书法的传承者，又是楚简书法的宣传员，还是楚简书法艺术的创作者，是不折不扣的当代楚简书家的代表。理性的重拾传统，必起于感性的敏感，而集联、而撰文、而创作，都是源于自觉的历史责任。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使我在受托为文之际战战兢兢。毕竟，楚国瑰宝，一阳来复，慧敏先生虽是手书集联成集，实有创造变化之功，于楚简书法之文化传承及书法艺术的更化新变别辟新境，更而言之，其为“简牍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斯无论矣。窃思特为之拈出，故不揣谫陋，欢喜赞叹，略缀数语，以告观者。

                                2013年12月5日于初白楼南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