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油画第一村”：转型与坚守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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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油画第一村”：转型与坚守难题

2014年01月31日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王玉凤

时针走向12时，深圳龙岗区的大芬村开始热闹起来，杨意提着画板和各色颜料夹杂在美院毕业生及半路出家的画工中，走进一条狭窄的巷子，继续给未完工的油画填色。不愿迁移的萧中说，大芬村接单和销售两个环节做得不错，老客户稳定，人才集中，产业发展很成熟。


时针走向12时，深圳龙岗区的大芬村开始热闹起来，杨意提着画板和各色颜料夹杂在美院毕业生及半路出家的画工中，走进一条狭窄的巷子，继续给未完工的油画填色。
每年春节前后，是画廊接单的高峰期，也是杨意最忙碌的时候。这段时间，杨意几乎每天都昼夜赶工。画工们一月多的能挣三四万元，一两万是家常便饭，水平最差的也能挣上三四千元。
填色时的寂静不时被画廊的下单电话及画工们讨价还价的声音打破。这个被誉为“中国油画第一村”平静的背后，是各种唱衰的声音。
在大芬村，画工和画廊聚集，相关的产业链条和贸易规模已经初步形成，但由于原创太少、复制太多、租金飙涨等因素，这个曾经被深圳官方视作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样板的地方一直饱受诟病，围绕其是否将没落的声音也从未停止。
去年下半年江西上犹县油画产业园建成后，这种声音越发突出。上犹县政府网站介绍，该产业园项目总投资20亿元人民币，建成后将吸纳3000多名油画创作人员入驻，承接大芬、福建莆田、厦门海苍等油画产业成批转移。大芬村已有180余名画家搬迁过去。
一些大芬村的老画工们仍然不愿挪窝。在他们眼里，大芬村虽然面临诸多问题，但其是自发形成的油画基地，距离市场最近，短期内大芬村的地位无可取代。
画廊频繁易主
大芬村占地面积0.4平方公里，画家和画工数量达到上万人。1989年，香港画商黄江来到大芬，租用民房招募学生和画工进行油画的创作、临摹、收集和批量转销，开启了大芬村艺术之路。
杨意是贵州人，川美毕业之后辗转各地3年，2年前来到大芬村。他所作的画被称为“行画”，即临摹复制画。从他的生存模式上，能看到大芬村产业链条的缩影。
通常他在接到画廊的订单后，根据要求作画，画廊再转手卖出。作画题材中，风景、肖像、装饰类尤为常见。
但是，杨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画。“接到订单后，利用特殊的彩色打印机和麻布打印出画，画家不需要构形，只填色就可以，让画面变成凹凸面，看上去有油画感。”他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画廊按照画作尺寸和复杂程度定价，20厘米长和宽的画作，他一天能填色十来幅，一幅售价100多元。“画廊至少留一倍的利润，100多元的画作销往国外一般能卖三四百元。”
春节前后杨意很忙碌，收入较高，好日子却不常有。6月到9月淡季时，水平低些的画工一月两三千元就算不错的收入了。
大芬村不断抬高的房价也被画工们吐槽。杨意作画的巷子只有十来米长。这样的巷子在大芬村随处可见，狭窄、堆满了各色颜料和画具。画工们窝在这里的主要推手是不断推高的房价。杨意的住所是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农民房，每月租金六七百元。
即便是有着独立画廊的画工们，也不能逃脱租金的“魔咒”。店主吴丽在靠近大芬村后门入口处拥有一间小小的画廊，主要卖行画。“3年前，一个普通地段的15平方米的画廊只需1000多元一月，现在已经翻了一番，涨到2000~2500元，稍好点的位置更是高达五六千元。”三年中，她已经习惯见到附近的画廊因为撑不下去几度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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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困境
早在2006年前后，大芬村便已兴起了离开潮。画工萧中说，喷绘技术出现后，门槛降低，价格跌得太厉害，很多人待不下去，走了。
萧中也是美院毕业生中的一员。“什么人都可以来画画，根本不需要专业背景，只要你会填色。即便不会，两个月就能学会一种填色技法。”他感叹说。
门槛降低之后，伴随入门人数增多的是竞争的愈加激烈。萧中对《第一财经日报》称，以前一幅人物画画工至少能拿三四百元，现在跌了一半。
受过专业训练的美院毕业生们不得不与毫无美术根基的人抢饭碗，更难堪的是，还未必抢得过。“一些半路出家的人都没上完学，但专盯着一个系列，比如说凡·高的画，几年下来填色速度飞快，美院的毕业生根本比不过，只能离开。”萧中说，“许多美院毕业生也心高气傲，不然待上一两年便能活下来。”
来自于西洋的油画在国内市场一直难以打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外订单锐减，大芬村生存困难引起各界关注，对 “大芬模式”的思考也随之四起。部分学者认为大芬村过于依赖复制，处在产业链的低端，呼吁调整发展模式，原创作品被视为大芬村重新崛起的出路。政府也通过在保障房分配和积分入户等政策上的倾斜鼓励转型。
一夜之间，搞原创的人多了起来，但是市场效果并未如想象中火爆。以大芬村前门入口处一街之隔的卢浮宫为例，这一旨在打造原创艺术精品的展销中心，开业六七年来，由于租金比村内便宜几成，曾先后云集了百余名原创画家，由于市场冷清，目前人数流失过半。
梅云原本是在卢浮宫售卖自己和丈夫原创的花卉和仕女图，但是发现这一原创作品集中地并未如想象中那般引起市场的重视，生意寡淡，2012年就搬出了。画廊搬到村内之后，生意反而好了起来。“这里游客多，不像卢浮宫那没人去。”
杨意粗略估计，目前大芬村的原创画作占两至三成。而今，画廊也逐渐将视线投向国内市场，画家们的画作风格也随之改变，油画开始与国画相融合，很多以花卉和人物为主题的水墨画改用油画来表现。艺术形式也逐渐多元化，国画、刺绣、雕塑等纷纷进驻。

前景难料
在从大芬村迁至上犹的画工群体中，郑洪是其中之一。他告诉本报记者，上犹的油画基地会定期派车免费接送，去了之后租金全免，目前已经去了三四批。
郑洪称，那里包吃住，一月保底工资低的都有2000多元，级别高的画工保底工资能有五六千元。完成工作量之后，还有提成。
郑洪去上犹之后感觉竞争压力不大，不像在大芬村，有上千人在竞争，但他待了一个星期就回来了。他顾虑那里市场还未形成，人气不旺，担心以后画卖不掉，也无人下单，而离开大芬村太久，老客户会将他遗忘。
不愿迁移的萧中说，大芬村接单和销售两个环节做得不错，老客户稳定，人才集中，产业发展很成熟。
近年，东莞、南京各地也纷纷兴建油画基地， 打造集油画创作、生产、展示、销售等于一体的综合型油画产业艺术基地。但是成功的案例并不多。
深圳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王为理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地方政府介入文化产业时未充分考虑市场因素，有的是为了政绩，有的是想做大，但不具有对市场的判断和把握能力。
他补充道，在起步期，政府在土地、人才、租金上给出的支持力度足够大，会让企业走得比较好，但将来是否能形成自己的竞争力和规模，最终要看市场。

在王为理看来，大芬村是自发形成的市场，有先天的优势，依托于深圳和香港等成熟的环境，短期内很难被取代。“北京、上海文化产业发达，很多名画家都有名画廊和原创画，价值含量比较高。行画也有，但未形成这么大规模，而且定位不同，深圳主要是出口。”
王为理说，到目前为止，大芬村仍然以行画为主，处在文化产业链的低端，附加值不高。虽然学院派看不上，但其存在合理性，满足了市场的部分需求，并且对文化资源匮乏的深圳来说，能提供一些文化气息。
但是他担心其他地方的油画基地如果具备市场环境、人工优势，并能解决渠道问题，大芬村的竞争压力会剧增。“纯粹依靠低廉的人力和租金，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深圳的生活成本和人力成本已经快速上涨，而且势头不减。”
他认为，除了原创之外，油画与中国的艺术形式相结合，以及衍生产业链，如文化旅游和油画原材料的集散批发零售，都不失为一个可以探讨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