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谓不过是马甲
鄢烈山
广东媒体15日都有报道,广东省纪委近日发出通知,要求严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称呼纪律。对此,我当然赞成。
通知说,有的党政机关称领导为“老板”、“老大”,有的称下属为“哥们”、“兄弟”等,破坏党内民主,损害公仆形象,与党的宗旨和人民政府的性质极不相称。
的确是这样。我虽非官场中人,也听到过这种称呼,非常地不适应。诚如周俊生先生在一篇随笔所说,我对“屌丝”一词很反感,却阻挡不了它成为大众流行语,堂而皇之上了大众媒体,乃至出现了什么电视剧《屌丝男士》、《屌丝女士》。我们的社会整体在粗鄙化,许由洗耳变得太“奇葩”,何况哪里找得到一掬洗耳的清水?
省纪委的通知指出,之所以会把同事、同志间的称呼庸俗化,是因为“当前我省党政机关部分党员干部受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江湖习气’等不良风气的影响”,这是讲外部大环境。通知又表示,“称呼问题反映了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和道德修养”,则主要是从干部本人品行的角度(内因)看问题。两方面说得都对。
可是,如果接下来追问,这样的大环境是如何形成的?从个人道德修养角度能说明多少问题?
孔夫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如果说“君子”指身居高位者,他们的行为可以影响众庶(“小人”),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这点我同意。如果说“君子”是指道德情操高尚、出污泥而不染的人,这世上能有几人?扪心自问,我就是一个与时俯仰的“小人”。
1982年大学毕业,我在武汉市青山区政府办公室工作。区机关大楼三层,东头是区长们与区政府办,西头是区委书记们和区委办。我与领导们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从来没有恭敬地喊过一声“书记”和“区长”,大多是“狭路相逢”时点个头,最多相视一笑,领导们并不以为忤,也没影响区委魏书记主持常委会通过组织部对我这个非党干部的提拔任命。
1987年到了长江日报社评论部,对老主任叫老黄,对年纪相近的分管副总编真呼其名——这只是从俗,评论部另几个与他年纪相近的同事就是直呼其名嘛。有时与领导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大家觉得很自然。甚至当专职评论员的那位女士,有一回在争论中急了,脱口而出说分管副总“你书读少了”,这样狂妄的话也没有影响上下级关系。
1995年我到了南方周末,直到2001年5月,与左方、江艺平和钱钢同志同事,对“左方”大家都喊“老左”,我也喊“老左”,感觉有点不好意思,真心想喊“左老师”,因为南周同事喜欢戏谑地互称“老师”(大概是跟实习生学的,见人喊“老师”);对江艺平和钱钢则直呼其名;这期间,社会风气已经开始变了,不喊江、钱老总,已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有倚老卖老之嫌。
忆旧恍如隔世。如今再年轻的领导,不喊官衔,不称老总,就太另类了,自己先觉得别扭。虽然我不想也不必讨好谁,但我愿意给人敬称,与人为善是一种修养。恰如细究词源,“相公”、“小姐”(大家闺秀)、“SIR”(爵士)这些后世普通的称呼,不都是抬高人身分的敬称吗?
称谓总是越来越尊贵,具体叫法取决于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尊崇什么样的人。“老板”若在毛泽东时代,等于“资本家”,是个贬义词,如今则是雇主、当家人的意思,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角色。“老大”是江湖用语,指帮派首领,对属下有生杀之权;从前指电影里的黑帮头子,后来在武侠作品中是中性人物,现在代称领导人当然取的是“您一言九鼎、我愿效犬马之劳”的意思。
称谓是表,权力是里。“书记”本是“记录员”之意,够谦虚吧?当书记成了“拿摩温”(NO.1,一号、老大)之时,它当然就是敬称了,只有不懂当下中国政制的人读汉语才把它当卑微的“记录员”理解。
不得不正视的问题是,邓小平早在1980年8月18日就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指出,我国的政治体制弊端之一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 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 人身依附关系。”
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上下级之间特别是对“一把手”的人身依附关系愈演愈烈,这才会有“买官卖官”罪案不断发生,这才是官场流行“老板”、“老大”之类称谓的真实背景。
如果不治本,上下级人身依附关系依旧,如何称呼不过是换个马甲的问题。
官场“称呼学”:市长以上称老板 基层领导叫老大
发布时间:2014-04-25
作者:鞠靖、孙甜甜、杨翘楚
“在一些部委,如果党组书记和部长不是同一个人,有时下属们也会叫党组书记‘部长’。”
“别人叫他院长,他马上就回答,尤其是大庭广众之下。如果是叫老师,他就好像没听见一样。”
一些地方为了规范称呼,甚至制作党内互称同志提示牌,摆放在党委(支部)会议室、党员活动室等场所的醒目位置。
某个晚上,一名中年男人叩开了郭振华家的门。“有个姓池的人找你。”女主人高声招呼郭振华。“是池、池厅长?”郭问。“啊呀啊呀,池厅长您、您来看我们?”意识到来者的身份后,女主人恭敬地赔笑道。
这是官场小说《沧浪之水》的一个桥段,刻画的正是官场中人对“称呼”的娴熟运用。
2001年,痛恨官场中丑恶风气的阎真写下了这本小说。尽管如此,这位北大毕业之后拒绝机关身份而选择乐守象牙塔的文学教授,在现实中也不得不屈服于无处不在的官场“称呼学”。
“一个科长一个小主任,官位叫出来他就高兴一点。”阎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这么大年龄了,我叫我们单位的人,尤其是机关的科长、副科长和办公室主任,我就叫他某某主任,尽量把这个位置叫出来。因为有些事要找他帮忙。”
类似阎真这样的体会,某县财政局的小丁也有。不久前她参加一次接待活动,直到见到《××调研组来县接待手册》,小丁才知道,她一直称为“王处”的这位省财政厅领导,原来只是一个主任科员。
但她依然恭恭敬敬地继续称呼“王处”,因为她的局长也这样叫。“局长说,当‘王处’还只是从下属事业单位借调到省厅的科员时,他就开始喊‘王处’了!”
按中国的行政级别,这位局长和“王处”都是主任科员,相当于人们熟知的“科长”。正如人们从官场小说中所看到的那样,在那些见诸文件的称呼之外,官员之间还有另一套“称呼”的学问,有许多难以言传的细微讲究。
“逢长必叫,叫大不叫小”
对于基层的许多官员来说,“逢长必叫,叫大不叫小”是相互称呼时的惯例。阎真说,“在县里,一个科级干部就很大了。一个局长其实是科级,但是我要叫他局长。股长比科长还要小,可在县里也已经好大了,也是一个长嘛,也要叫出来。”
“叫大不叫小”的惯例不仅仅是基层的专利。一位资深媒体人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在一些部委,如果党组书记和部长不是同一个人,有时下属们也会叫党组书记‘部长’。正部级机构的领导叫主任或者局长的,他们的下属会习惯于叫部长。”这不是为了追求虚荣,而是害怕与低级别的职务混淆。“部长级别高,而办公厅主任也是主任。”
除去上述最基本的称呼规则外,官员之间的称呼还有许多微妙之处。
“上级对下级常常以‘姓名+同志’相称,但下级对上级当面一般却只用‘姓+职务’或‘职务’。”华东师范大学的胡范铸教授在他2000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他的研究方向是应用语言学。
然而,有些时候这条规律并不适用。例如,一个机关的正副书记中有好几位姓王时,“叫某某书记是惯例”上述媒体人说,名字+职务的选择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有一个很明确的区分”。
区分不同称呼的,除了职务外,还有资历与感情。一般来讲,官员之间互称官衔是较为客套和安全的,但一些职务不高的“老机关”却常享有“豁免权”,可以将别人眼中的“王书记”省去姓氏,直呼其名。上述媒体人说:“在机关里称名字,本身并不是冒犯,当然你要估量一下自己的地位,以及你和那个人到底有多熟。”
在官员中间,流行着种种特殊情况下的称呼办法。例如,对于姓付的书记,往往不能称付书记,而要用名字称“××书记”;当两个书记同姓时,也要叫名+书记……熟练掌握着一套规则,几乎是公务员的入门程序。
任中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的阎真发现,高校中的干部并没有免俗于官场“称呼学”。阎真说:“我认识的一个某学校年轻老师,新提了副院长,相当于副处级。他一天到晚说我们‘处干’(处级干部)如何如何”,“别人不说(叫)就不高兴”。这位年轻的副院长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别人叫他院长,他马上就回答,尤其是大庭广众之下。如果是叫老师,他就好像没听见一样。”
“老大”与“老板”
除了大庭广众下的繁多称呼,一些官员在酒酣耳热、窃窃私语时的叫法也各不相同。
上述那位媒体人曾在县乡一级基层政府的饭局上见识过,一名干部起身敬酒,朗声说道“我们老大……”。当面叫一声“老大”,除了几分亲昵,更展现出明确的权力排序。与之相对的,所谓“老二”不仅不用做面称,甚至不能公开排出来。
“一个省里面省委书记是老大,但是你也不能说省长是二把手,因为在政府口,他也是老大;你也不能说副书记就是二把手,因为按照惯例,在党内,兼省长的书记(才)是。”这位媒体人说。
然而到了市级干部,这种江湖气的“老大”、“老二”便有时被透着商业气息的“老板”所取代。
一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称“老大”在基层会比较多,更江湖气一些。一般称“老板”的,至少是市长、市委书记这个级别的。如果称一个县委书记为“老板”,会显得特别可笑,因为县委书记就是个处级官员,所以往往会称“老大”;如果称呼一个乡长“老板”也不行,因为级别同样不够。
真正难以处理的是如何称呼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被降职的官员。江苏省级机关一位工作人员,曾经在南京的颐和路上遇到过当年的无锡市长毛小平,这位工作人员竟然一时语塞不知如何称呼。“喊他毛市长、毛主任都不合适,喊小平吧,你不觉得‘小平’是特指的吗?所以后来我只好说‘哎——哎——你好’。”2012年毛因为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他一度被认为在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担任副主任,后又传出降为处长。
江苏省委办公厅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县里也常常称省城去的领导为“首长”,不分级别。“之前,只有中央来视察的领导,不方便提前透露姓名或者不适合直呼其名的,我们才在制作席卡和称呼时称‘首长’。当面这样称呼时,级别差距至少要有3级。但现在,称‘首长’已经没有这么严格了。”
他回忆,自己第一次被县里称“首长”时,感到很不习惯,有一种“僭越”的感觉,但后来发现叫的人和被叫的人都心安理得,也就顺其自然了。
但那些真正的“首长”们,却似乎对职务称呼极其超脱。
2013年6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到深圳调研,当TCL董事长李东生汇报工作称呼“委员长”时,就被他打断,“叫‘老书记’就行,叫张德江我就更高兴了。”
201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第一位专家发言刚提到“尊敬的王书记”,话没说完,就被王岐山打断,要求在场专家少说客套话,言简意赅。
“同志”不够亲切?
在胡范铸教授看来,“称呼学”的流行和称呼的变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社会风气“变坏”了,更反映着社会心理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独步天下的“同志”,起初是有着共同理想与信仰的政党成员之间的共勉。孙中山在1918年发表《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其遗嘱常被总结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正式写道:“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时的“同志”,还只在社会精英间流行。
1949年后,“同志”迅速成为正确甚至唯一正确的政治称呼。毛泽东早在1959年就要求互称同志。196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要求“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
然而在社会秩序混乱的“文革”时期,即使同志这个称呼也显得不合时宜。胡范铸说:“那时同志都不能随便叫,叫什么都觉得不对,说错了就会闯祸。”
尽管如此,出于表明立场、提防异己的原因,“同志”在民间成为了最保险的尊称。在上世纪末的一些港台剧中,剧中人物一旦踏上大陆土地,逢人即称“同志”。在他们看来,“同志”似乎成了大陆文化的符号,否则就会被视作另类而引起麻烦。
今天的人已很难想象“同志”之称所引起的重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曾经明确,“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
1984年,“同志”有一次不同寻常的亮相。当时的《武汉晚报》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小平同志:我这样的称呼,似乎不太礼貌,若有不妥之处,请给予责备。”这是1984年4月武汉一职工向邓小平写的申冤信。邓小平在信上圈阅道,“头一次看到这样的称呼,我很喜欢,酌重处理!”
在经历了极度混乱的社会秩序后,党内又能互称同志,成了当时具有标志性的思想解放事件。
时间进入21世纪,“同志”有了更丰富的含义,使用起来也显得很突兀。“每个人都在重新寻求自己的角色定位,个人的自主意识提升。当今社会是称谓语最丰富的时代。”胡范铸说道。
2003年,全国各地党委都曾专门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党内互称同志优良传统的通知》,要求“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称同志,不称职务”。
例如,甘肃省的文件就要求,“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称为同志,党内刊物、文件和其它书面材料也要按此办理。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带头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做党内互称同志的表率。各级党组织要制定完善相应的制度,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形成党内互称同志的有效机制……”
但种种迹象表明,重视并未使互称同志重回流行。2013年10月,《人民日报》转载了题为“党内称谓容不得江湖气”的评论,说“不知从何时起,互称‘同志’的人越来越少,甚至一些脱胎于江湖绿林,裹挟着浓厚封建陋习的‘老板’、‘总管’、‘大哥’等庸俗化的称呼,在某些部门或单位已渗透到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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