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碧峰：评余行玉多卷本长篇小说《恶姑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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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前提下的纠葛构建
——余行玉多卷本长篇小说《恶姑塘》之一

刘碧峰


　　　文学作品是否应该忠实于现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见仁见智，各有所据。笔者认为，作家不管持怎样的观点，但文学作品追求真实的前提，是不容颠覆的。不单是现实主义作品，其它形式的作品亦然。否则，就会给人以虚假的感觉。应该说，余行玉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严格地注重了这一点儿。通观他全部的小说作品，大到社会图景的再现、矛盾纠葛的构建，小到故事情节的敷演，甚至于人物的一句语言，一个动作细节，都无一例外地符合生活的真实。其新近出版的多卷本长篇小说《恶姑塘》，更是从整体上将这种“追求真实”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在它的矛盾纠葛构建上，真正是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达到了高度的真实。
　　　笔者在深度阅读之后以为，《恶姑塘》全书整体架构，既统一在一个视野开阔而完整的社会生活图景之下，相互紧密关联，每一部又各自独立成篇。第一部《村仇》，写方家岗和姚家集两个世仇的村庄，因恶姑塘水源引发的一场血腥械斗；第二部《村殇》，写人民公社初期的浮夸风以及由它引发的那场空前灾难；第三部《村劫》，写“文革”时期政治风云伴随下的方姚两姓争斗，及其之后恶姑塘水库溃坝的劫难。宗族争斗的矛盾主线，因时代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和格局。可以看出，作者在构建每一部书的矛盾纠葛时，都着意尽可能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社会真实。
　　　
　　　矛盾纠葛的构建是否符合社会现实的真实，首先取决于作者的生活功底扎实与否。成功作品的矛盾纠葛，无不是在深刻洞悉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没有深度观察和深刻体验作基础，就只能是想当然的凭空臆造。
　　　
　　　《恶姑塘》的主要矛盾纠葛，是方家岗和姚家集两个村庄的世仇。所有的冲突，都是围绕它展开。以宗族矛盾冲突构建小说纠葛，毫无疑问是植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国度的社会现实。无须作太多的考证，在某些聚族而居的区域，宗族与宗族之间的仇恨、争斗，比比皆是。值得称道的是，小说作者的这样一个构建，达到了令人震撼的真实。还在两年前，小说的第一部在《槐荫文学》上连载时，就以其真实感深深地打动了读者。曾有读者对笔者说，那就是写的他们那里的事，并询问全书什么时候能够出版，急于知道故事会有着怎样的发展。
　　　能够获得读者如此强烈的认同，小说的真实程度可见一斑。那么，作者是怎样做到这一点儿的呢？是因为他熟悉自己所描摹的那段过往历史，有着扎实的生活功底。《恶姑塘》的作者出身于农村，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正赶上中国社会那样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曾经地道的人民公社社员身份，让他能够深刻地了解那一时期社会最底层人们的生存状况，刻骨铭心地体会到他们的疾苦和喜怒哀乐。看看他给我们描摹了一个怎样的社会图景吧，那里又有着怎样的矛盾冲突？
　　　方家岗与姚家集同处一个山坳，相距不过三里之遥。方家岗处冲头，姚家集居冲尾。两个村庄的世仇，少说也延续了上百年。两族人为水源和一些七七八八的事情，发生过无数次的流血冲突。方姚两姓的祖先都是闯王李自成手下的亲兵，两人曾义结金兰，是同生共死的兄弟。李自成兵败，在湖北九宫山与乡丁一战，寡不敌众，陷入绝境。两人拼死保护闯王，不得脱身，最后都倒在了血泊中。但是两人命大，都没死。方家祖先先苏醒过来，在死人堆里找到了自己的兄弟，还有一口气，就把他背到一处山洞，躲过了乡丁的追杀。他们一同逃到了咒山脚下，隐姓埋名开荒过活。最初，两姓同住方姚店，在一起过了近一百年。后来人口渐多，两姓不能相容。姚姓人多势众，方姓不堪欺凌，便迁居方家岗。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两姓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发生了最后一次血腥的械斗。继而，两个村庄因为社会的变革，成为了一个生产大队。再之后，又因为恶姑塘水库的修改建，方家岗人整体搬迁到姚家集。同住一个村庄，却并没有让他们彼此消除敌视态度，反而为实际的敌对行动提供了机会。
　　　应该说，作者给小说构建出的这一矛盾纠葛，给了我们有如可以触摸般的真实感觉。在这样一个构建下，精彩纷呈的故事呼之欲出，从而又构成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大小矛盾纠葛。笔者对此作了一个粗略的厘析。
　　　第一部《村仇》主要的六组纠葛：
　　　1、主宰姚氏家族的“大户家”姚静园拿水塘作陪嫁，将全族唯一的水源送给了世仇的方氏家族，由此引发的族人对大户家的抗争；
　　　2、恶姑塘权属之争，方姚两姓殊死较量，最终导致血腥械斗，双方的核心人物方正贤陨命，姚静林逃亡；
　　　3、姚家集两个风云人物姚仁礼和姚启富争当公产会长，姚启富耍阴谋掌握了公产会实际控制权；
　　　4、姚家集公产会长姚静林的困境，一方面是姚仁礼对抗，另一方面是姚启富阴谋诡计，还有族人的逼迫，各种矛盾弄得他焦头烂额；
　　　5、方家岗两个房分的矛盾由来已久，以犟二爷为首的老屋和以方道初为首的新屋无休无止的争斗；
　　　6、恶姑塘改造谋划过程中，各色人物的得失权衡计较，终至流产，使其成为了两族械斗的导火索。
　　　第二部《权殇》的四组纠葛：
　　　1、人民公社运动使得方家岗和姚家集成为了一个生产大队，使得人们的相互仇视有了更多的表现机会，由此演绎出了数不胜数的是是非非，尤其是因修建恶姑塘水库并村之后，矛盾愈演愈烈；
　　　2、浮夸风及其大食堂运动，将人们推向了饥饿的灾难深渊，死亡线上的挣扎，没能使他们忘记仇恨和争斗；
　　　3、公社领导人一时头脑发热上马的恶姑塘水库，又由于县委领导的好大喜功，由小型变成了中型，饥饿的水库工程，人们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4、已经成为领导人的姚启富被推到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一方面是上级的高压政策，一方面是社员群众的巨大阻力，还要面对宗族争斗的相互倾轧，最后他被方天江取而代之，败下阵来，成为阶下囚。
　　　第三部《村劫》的五组纠葛：
　　　1、靠造反起家，姚二怀取代方天江成为领导人，姚家集人再一次夺取了主导权，而方姚矛盾也再一次趋于白热化，从清理阶级队伍到追查反革命集团，两族人陷入了你死我活的激烈对抗；
　　　2、当初方正贤在方姚械斗中丧命，他儿子流落他乡二十年后回到家乡，决心像父亲那样去弥合两族矛盾，却因与姚金秀的爱恋，卷入了宗族争斗；
　　　3、猴兄弟和赖兄弟两个光棍家庭几年前因抢占自留地结下仇怨，此后动辄互练拳脚，终于再次引发命案；
　　　4、失去权力的方天江瞅准了一个反击的机会，成功地策划了将姚二怀与姘妇徐元芳捉奸在床；
　　　5、人们专注于宗族争斗，而对于危如累卵的情势却浑然不察，恶姑塘水库大坝轰然垮塌，却毫无防范。
　　　以上这些大大小小的矛盾纠葛，无不给人以似曾相识的真实感。譬如第一部《村仇》中的宗族械斗，历史上许多地方都曾经发生过。再譬如第二部《村殇》中饥饿时的水库工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过来人大多都亲历过，笔者在读着的时候，甚至怀疑作者就是在纪实。
　　　
　　　矛盾纠葛的构建是否符合社会现实的真实，仅有扎实的生活功底是不够的，它更取决于作者对社会的认知水平。优秀的作者，能够较好地把握住他所描摹的时代人的精神本真，即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所体现的内心真实精神向度，从而达到艺术的真实。
　　　
　　　《恶姑塘》所描摹的中国社会那段过往的现实，被千千万万的作家描摹过，但毋庸讳言，许多作家给读者的，往往是一种虚假的感觉。其根本原因，就是没能把握住时代精神的本真。
　　　所谓时代精神的本真，笔者理解，就是最能体现一个时代人们内心社会观念的真实取向。用小说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真正属于某个时代的本真精神，并不是那些人云亦云的所谓主流思想，而应该是潜藏于冠冕堂皇外衣里面的，最能体现人们内心真实的社会精神向度”（引自余行玉《诗人与时代——读管用和早期田园山川诗作》，《湖北工程学院学报》第33卷第四期）。往往，文学作者会把一个时代，以及其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普遍认同的某些主流观念当成是时代的本真精神，并据此去图解生活。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创作出的作品离现实的真实相去甚远，甚至流于所谓主流思想的传声筒。优秀的文学作者，应该洞悉时代的病灶，挖掘出真正的时代精神向度，并加以表现。一味地混合于“主流思想”的大合唱，就注定不能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
　　　三部《恶姑塘》所描摹的，是当代中国社会大变革前夕及其变革初期的一段历史。既有对私有制条件下人们旧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真实抒写，又有对社会变革中传统观念被颠覆后导致的生活秩序、思想观念极度混乱的深刻反思。虽然每一部所展示的社会图景各异，但从中不难发现，它们有着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这样一条脉络，正是作者独具匠心构建出的全书总体矛盾纠葛。
　　　在第一部《村仇》中，私有制生产条件下的方姚宗族争斗，主要是生存空间的争夺。作者很好地把握住了那一历史时期，中国农民阶层自私与狭隘的特点。地处子虚县东南角的咒山，是一片贫瘠得近乎荒凉的土地。生存环境的恶劣，使得方家岗和姚家集两个村庄世世代代处于无休无止的争斗之中。两族争斗的焦点，是恶姑塘的归属问题，它所反映出的本质，是极端的自私与狭隘。处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想要改变生存现状的努力，是建立在“损人利己”的自私心理基础之上的。为了自身的生存，他们不惜剥夺他人的权利甚至生命。两村用水矛盾，本是可以解决的。姚家集人心里其实很明白，方正贤改造恶姑塘的计划，对双方都有利。他们也并非不懂得“互利共盈”的道理，但他们的狭隘心理，使得那样一个大好机遇与自己失之交臂。在姚家集是否拿出田地补偿方家岗的问题上，姚启富决计要耍花招把自己的敌人姚仁礼绕进去，而姚仁礼则抱定一个态度，敌人反对就拥护，敌人拥护就反对，以至于公产会不能达成统一意见。同样的，方家岗以方道初为首的新屋人，无论是在恶姑塘改造上表现出的热忱，还是改造计划流产后施展出的诡计，也全都出于他们的狭隘与自私。由此说来，那样一场血腥的宗族械斗，理所当然地不可避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那个特定的社会环境有着怎样准确的把握。
　　　相对于第一部《村仇》而言，第二部《村殇》和第三部《村劫》所描摹的，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历史时期。对于这样一个新的时期，作者有着怎样的认知呢？换言之，就是他会抓住了怎样的时代特点，去演绎方姚宗族矛盾。如果说《村仇》中的水源之争，体现的是人类生存压力下人性本能拼搏的话，那么《村殇》与《村劫》里，它的异化，让人找不到有什么实质性的理由。虽然仍然可以说是“生存压力”，但更主要的，却是心理层面的和政治层面的。如前所述，人民公社运动使得方家岗和姚家集成为了一个生产大队，使得人们的相互仇视有了更多的表现机会，由此演绎出了数不胜数的是是非非，尤其是因修建恶姑塘水库并村之后，矛盾愈演愈烈。认真地说起来，方家岗人和姚家集人并不存在什么了不得的利害冲突。那种争田争地争水源的日子，早已成为历史的过往。一入农业社，大家一样的穷困，有食同饱，无食同饥，再怎么地也比别人多吃不了两口，何争之有？他们之间的问题，主要存在于心理层面上，带有历史的印迹。就像两个存在矛盾隔阂的民族，人们的相互仇恨，是与生俱来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经历过曾经的相互仇杀，但他们的先辈，早已通过血液，将仇恨的因子传承给了他们。话又说回来了，就算他们没有接受任何因子传承，难道就争无可争了么？亲弟兄俩，一个屋檐下相处久了，也免不了磕磕碰碰，两姓诸多人家一起，能不生出许多龃龉来？更何况，两个虎视眈眈的世仇宗族，谁能保证没有人会借助政治风云挑起事端，去置对手于死地呢？因而，从人民公社运动到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两姓人的相互倾轧，以至于陷入你死我活的严重对峙，都是时势使然。将宗族矛盾交织于政治风云，并非《恶姑塘》首创，但写得如此真实的，却并不多见。
　　　把握并深入挖掘时代精神本真，使得《恶姑塘》每一部的纠葛构建，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无论是表现私有制生产条件下农民阶层的狭隘，还是人民公社初期他们的盲从，抑或是十年浩劫中他们的疯狂，都让人觉得对其时代特征，有着一种深入到骨髓的深层次挖掘。譬如大跃进时期的集体生产劳动，曾经被渲染出的那样一种热火朝天，当然是虚假的。实际情况却是，广大当家作主了的公社社员出工不出力，庄稼地里只长草不长苗，打下的粮食不足以裹腹。当那段历史过去，人们也对此有过反思，但却没有多少人去深层次地挖掘，它体现了怎样的时代精神本真。作者笔下，透过“一支长长的上工队伍逶迤而行，没有农作赶工的匆忙，却有着田园漫步的悠闲”，揭示出那个曾经被看作是伟大创举的劳动方式，“是将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图景，生搬到了现实生活之中。现实与理想的格格不入，使它成为了泡影”。 客观地说，集体化初期，被它的美好前景所鼓舞出的蓬勃朝气，的确焕发过热火朝天的劳动激情。只可惜，这种激情没持续多久，就被人类固有的惰性所湮灭。好逸如同趋利一样，是人类的本性。当人们能够少出力甚至不出力而又获得与他人同样多的果实之时，何必不让自己安逸一点儿？反过来说，如果勤扒苦做仍然只能与不劳而获的人获得同样的利益，谁会傻到甘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地步？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惊诧于伟大的创举为什么播种下龙种，而最后收获的只是跳蚤！再譬如那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它所引发的举国疯狂，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却没有人想过，它的发动者和参与者其实各有目，两者并不是一码事，“全国人民都稀里糊涂地被人牵着鼻子进入到了一个荒诞不经的斯巴达克角斗场，人人都可以自称奉谕，以‘革命’的名义对他所仇视、所憎恨、所嫉妒的人施以攻击。人人都是斗士，人人也都是被攻击的目标”。作者鞭辟入里深刻透视，令人茅塞顿开。整部《恶姑塘》把握时代精神本真构建出的小说纠葛，独到之处不胜枚举。
　　　书评至此，笔者心知可以就此打住，却意犹未尽。关于余行玉的多卷本长篇小说《恶姑塘》，似乎还有许多的话想说，还有许多的话可以说。但再说下去，恐怕给人有絮叨之嫌。相信有更多的文学评论专家和有心读者，会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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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主题下的恢弘架构
——余行玉多卷本长篇小说《恶姑塘》浅评之二
刘碧峰




　　　一部长篇小说，它的架构是否恢弘，往往取决于它的题材，它所构建的社会图景。说到气势恢弘、大气磅礴的小说作品，人们自然会想到我国古典名著中的《红楼梦》、《三国演义》以及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那样一些鸿篇巨制。广阔背景下的国家、民族兴衰历史，或者政治集团、利益阶层间风起云涌的生死搏弈，再或者干脆就是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等题材，在将小说作品演绎得气势恢弘、大气磅礴方面，占尽了先天的优势。孝感市作家余行玉新近出版的多卷本长篇小说《恶姑塘》所描写的，不过是发生在一个偏远山沟里，两个世仇的宗族，先是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后来演变为纯粹意气之争的争斗，无论是所涉及人群，还是争斗场面，都说不上宏大，但应该说，全书的整体架构却是气势恢弘，大气磅礴。
　　　
　　　以厚重的笔触抒写过往，撕开“曾经刻骨铭心的伤痛与痛彻心扉的谬误”伤疤，意在警醒世人：历史不能忘记。
　　　
　　　余行玉的长篇小说，大多取材于过往的历史。他曾对笔者坦言，一段历史，只有在它过去几十年后，许多的问题才能凸显明晰起来，天才的作家能洞悉当下，我辈笨鸟不能为。他的青少年时期，正处在中国历史最荒谬的时期，所经历的许多事情，都让他刻骨铭心。他在自己的长篇小说《舍身崖》的“后记”里，曾作过这样的阐述：“以自己有限的人生阅历，却司空见惯了世风日下，是非颠倒，整整一代人迷失在传统道德与新思想观念的十字路口，上演了一幕幕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人间活剧，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我雄心勃勃地要以自己稚嫩的笔呼唤道德的回归，呼唤正确的思想观念的建立。”正是这样一个纠结，才有了长篇小说《舍身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6月）的出版，继而又有了说得上是鸿篇巨制的多卷本长篇小说《恶姑塘》（团结出版社，2013年12月）的问世。
　　　作者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完成于本世纪初的长篇小说《舍身崖》，以新旧两个时代的婆媳矛盾为主线，讲述了一个由于年轻一代道德迷失而酿成的家庭悲剧故事。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是中国社会思潮大变革时期，新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是空前的，给人们的思想造成的混乱也是空前的。视传统为腐朽，蔚成风气的社会潮流是越左越革命、越时尚；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整整一代人迷失在传统道德与新思想观念的十字路口。书中主人公张二妈性格善良，年轻时在婆婆面前逆来顺受，被逼到走投无路时，第一次爬上了舍身崖，她幻想着自己能够像神话传说中美丽善良的金姑那样，在跳下悬崖的那一刻，被神鹰驮负着去往极乐世界。她忍辱负重活了下来，而当三十年的媳妇熬成婆，终于有了出头之日了，却赶上了那样一个时代，年轻的一代不再像自己当媳妇时那样受到封建礼教三从四德、纲常伦理的束缚与羁绊，加之恰好又摊上了一个蛮不讲理的霸道媳妇，悲惨的命运结局就不可避免了。她再一次爬上了舍身崖，就在纵身一跳的那一瞬间，发现“一只神鹰正远远地朝她飞来”。如果说，在那部作品中，作者所抒写的“过往历史”，还只是关注了“传统道德与新思想观念”矛盾冲突那样一个狭窄层面的话，那么，新近出版的多卷本长篇小说《恶姑塘》，则是囊括了那段“过往”中社会生活从政治到民生等各个方面。如同广角镜一般，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立体扫描。
　　　多卷本长篇小说《恶姑塘》已出版三部，《村仇》、《村殇》和《村劫》，分别以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末为背景，通过描述两个宗族间尖锐的矛盾冲突，史诗性地揭示出处在那个历史变革时期多舛的国家命运和各色人物的内心挣扎。
　　　那段“过往”已成为了历史，说起它，许多60后70后的人都觉得十分的遥远，至于80后90后，更是有着不可思议的迷惘。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些曾经者，思及仍每有不堪承受之重。撷取那段逐渐被人淡忘的历史，不去顾忌会被让人觉得题材陈旧之嫌，饱蘸浓墨予以抒写，正说明作者的执着。
　　　如果说，当初《舍身崖》关注并抒写“过往”，还只是“偶有所感”的话，到了《恶姑塘》，作者的关注并抒写，则已经由自发过渡到了一种自觉。对照《舍身崖》的“后记”和写在《恶姑塘》封底的一段文字，笔者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恶姑塘》封底的文字，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创作的心路历程和思想主旨：
　　　
　　　　　过往的历史，终归要被淡忘。
　　　　　芸芸众生，有几人会去掀开尘封的记忆？
　　　　　曾经刻骨铭心的伤痛与痛彻心扉的谬误，
　　　　　已如陈年斑痕，模糊不清。
　　　　　好事如我者的偶一回眸，
　　　　　羁缚不住它渐行渐远的脚步。
　　　　　几粒扔进恶姑塘的小小石子儿，
　　　　　能否激起些许的涟漪与回声？
　　　
　　　为历史写真，是我们作家的良知。《恶姑塘》作者的这样一种“自觉”，正是“良知”的体现。
　　　
　　　沿袭严谨而认真的创作思路，致力于小说作品主题的严肃与深刻，是作者多少年坚持不懈的追求，《恶姑塘》的创作，将这一创作理念推崇到了极致。
　　　
　　　余行玉小说作品最突出的，是它严肃而深刻的主题。这在他，可以说是一种自觉。自觉坚守住作家的崇高精神追求，自觉坚守住文学作品对社会应有的批判与反思精神，直面现实，关注人生。在当今文学创作被严重异化的大环境下，他的这样一个坚守，显得格外的难能可贵。
　　　进入市场经济以来，文学创作被严重异化，随着报刊杂志和出版业的商业化，文学作品成为了商品，文学创作所必须的深刻主题，不再是作家的首选，充斥于书林的，也不再是倾注了人文关怀和高雅情趣的作品，而代之以低俗，一味地寻求刺激。许多作家不再有神圣的使命感，忘记了自己肩负的历史重任，以失去自我的代价，迎合读者，迎合市场，也就理所当然地不再有文学创作的崇高与神圣。
　　　有着神圣使命感的作家，不应该放弃对文学本真的思索与追求，努力赋予自己作品以严肃而深刻的主题。严肃而深刻的主题，在《恶姑塘》的作者看来，是文学作品的根本。还在长篇小说《舍身崖》创作之时，作者便有了这样一个定位。在那部作品中，出于激愤，他以近乎呐喊的方式，将作品的主题在书中直接表露了出来：
　　　
　　　不信天命，这是中国历代思想先驱们倡导的思想观念。这一观念在经过无数思想先驱们浴血奋斗后，终于在近几十年普遍被人们所接受，深入人心。因此，祝三芳这一代人较之于他们的父辈、祖辈、祖祖辈就活得洒脱得多。他们思想解放，无拘无束，尽情地享受着思想先驱们创造的幸福生活。这些，在他们的先辈则是不敢奢望的。远的且不说，只说他们的父母那一代人，旧的思想观念从小就牢牢地束缚着他们的灵魂。他们对于神灵、地狱、因果报应有着虔诚的笃信。尤其是妇女，除此之外，还要受到封建礼教的三从四德、纲常伦理的羁绊。在天命与道德面前，她们不敢越雷池半步。破除这种束缚与羁绊是社会的进步，赶上了这样一个时代，祝三芳们是幸运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又是不幸的。因为，一种旧的思想体系被破除之后，如果没有一种新的正确的思想体系取而代之，势必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行为失去约束，这比思想观念的束缚和羁绊更为可怕。
　　　
　　　从艺术创造的角度说，这样的表露也许太过直白。但应该承认，它对主题的传达更为直接，对读者也可能产生更为强烈的震动效果。
　　　作者的另一部作品，长篇荒诞小说《臆杀》，虽然取材谎话，却有着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社会道德观的严肃主题。
　　　《恶姑塘》的创作，作者沿袭了自己一贯的思路，赋予了作品更为深刻的主题。并且，这个主题，较之于前两部作品更为宏大，更为深刻。
　　　《恶姑塘》的故事，时间跨度上，也就二十余年。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是一个非常时期。一次翻天覆地的政权更迭，彻底改变了沿袭数千年的社会形态，也给人们的生存状态、思想观念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所包含的全部意义与现实启示，需要我们的作家忠实地去记录、去挖掘。《恶姑塘》的主题思想，就包括在这样一个记录与挖掘之中。
　　　三部《恶姑塘》矛盾纠葛虽然各有不同，但其思想脉络，却一脉相承。第一部《村仇》主线矛盾是两个村庄的世仇，它所折射的，是中国数千年小农经济所所固有的狭隘，以及由它的生产方式造成的落后与穷困，世世代代，人们“只能与贫穷为伍，饥馑相伴”。革除这样一个落后的生产方式，理所当然。人们有理由相信，新的社会制度，必定会十分的美好。然而，在第二部《村殇》和第三部《村劫》里，那样美好的憧憬没能化为现实。由于新政权的虚妄和幼稚，加之所推崇的那个带有实验性质的社会形态固有的劣根性和不成熟，给人们的社会生活乃至思想观念，都造成了空前绝后的混乱。以谎言为真理，视谬误为当然。狂热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左右了整整一代人的生活与命运”，给国家造成了一次又一次沉重的灾难。
　　　与《舍身崖》一样，《恶姑塘》所演绎的，是特定环境下，人性冲突的悲剧故事。还在多年前，他就把自己的作品定位为“带有悲剧色彩的正剧”。悲而不哀，看似悲情，传达的其实是一种正能量。譬如在第三部《村劫》中，作者让身处黑白颠倒环境下的人物，说出了如此富有正能量的话：
　　　
　　　久乱必治，就像这天气，不要以为阴雨连绵，就永无晴日，终有雨过天晴，风和日丽的那一天。我不知道眼下的这种气候还会猖獗多久，但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会有所改变。纵观历史，某一个时段，可能是奸佞逞强，恶人当道，但天之道，总的来说，是邪不压正，善终伏恶。终归有一天，它会回归到必然之途。
　　　
　　　笔者以为，这就是其作品主题深刻之所在。一抹亮色的语言，能够引发人们对作品主题的深入思考。
　　　
　　　深刻主题下的匠心独运，成就了《恶姑塘》架构上的博大与恢弘，以力透纸背的厚重，引人回望曾经刻骨铭心的沉重历史。
　　　
　　　《恶姑塘》的整体架构，是全书既统一在一个视野开阔而完整的社会生活图景之下，相互紧密关联，而每一部又各自独立成篇，以震撼人心的艺术手法，透视出不同时期人们不同的生存状况、思想观念和行为举止。每一部矛盾纠葛各异，错综复杂，跌宕起伏；故事的敷演，给人以有如同亲历般的在场感；情节步步推进，高潮与结局，都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第一部《村仇》，写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方家岗和姚家集两个世仇的村庄，因恶姑塘水源引发的一场血腥械斗。主人公方正贤因娶了姚家集大户姚静园家的女儿姚美凤（恶姑），得到了一口水塘作陪嫁，他为了造福两姓，打算改造水塘，以满足双方用水，但因种种原因宣告失败。两族矛盾由此激化，血腥械斗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械斗中，前去劝阻的方正贤被自己人阴谋杀死，他的妻子姚美凤也在产后闻耗暴亡。而械斗之后，两族人为诉讼官司以及为个人利益展开的较量与阴谋，却因为恰好赶上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政权更迭而不了了之。中国上千年小农经济的病症，被作者浓缩进两个世仇村庄一群人的勾心斗角和一场小小的械斗，一斑见豹，让人窥视到它的全部病理——狭隘、自私和脆弱。各色人物为生存环境而展开的争斗与心理较量精彩纷呈，既是这部书的矛盾主线，又是它的重头戏。争斗的场面，说不上波澜壮阔，却也撼人心魄。而最后那个无言的结局，更是惊天地，泣鬼神。
　　　第二部《村殇》，写人民公社初期的浮夸风以及由它引发的那场空前灾难。两个世仇的村庄由于人民公社的成立，成为了一个生产大队，继而因兴修恶姑塘水库，方家岗整体搬迁至姚家集。合二为一后，围绕权力和生计展开的矛盾争斗愈演愈烈，饥饿中的人们在受到死亡威胁的同时，还要经受相互仇视、争斗的煎熬。而双方的代表人物姚启富和方天江也在争斗中经历了一段人生大起大落的沉浮。相对于上一部书的小农经济背景，这部书所展现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时代。全新的思想，全新的观念，全新的生产方式，甚至是全新的生活轨迹。人们在惊讶、新奇之余，接受了它，并从内心发出了由衷的喜悦。然而，时隔不久，人们的喜悦，连同那个空中楼阁般的美好憧憬，化作了泡影。反思我们社会那段曾经的伤痛与谬误，我们能够得到的深刻启示，不言而喻。
　　　第三部《村劫》，写“文革”时期政治风云伴随下的方姚两姓争斗，及其之后恶姑塘水库溃坝的劫难。方家岗人迁入姚家集，风风雨雨走过了近十年，几乎在所有涉及到双方利害关系的问题上，仍然都会尖锐对立。靠造反起家的姚二怀掌控大权后，其前任方天江为弥合两姓裂痕所作的努力付诸东流，矛盾再一次趋于白热化。一场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的劫难早已露出了端倪，形势危如累卵，而专注于宗族争斗的人们对此却浑然不觉，毫无防范。没有经过严格设计和科学施工的恶姑塘水库垮塌了，洪水以摧枯拉朽之势，冲毁了他们的家园。二十年前，方正贤和姚美凤死后，姑奶奶抱走了他们的儿子方少贤。成人后的方少贤回到家乡，见证了两姓的殊死争斗，想要像他父亲那样，为消除两姓矛盾作出自己的努力。然而，灾难发生了。为救他人，方少贤用生命抒写了一曲可歌可泣英雄颂歌。从整体结构上，这部书看似完成了一个宿命式的大结局，但作者的故事还远没有讲完。从书中人物的深刻反思，我们似乎看见了一丝和睦友善的曙光，而曙光之后到底会有怎样一个走向，留给人们了太多的思考。
　　　三部《恶姑塘》，从单本的角度考量，它只不过是某个片断里发生的某个事件，但集合到一起，立马就显现出了它历史的深度与现实的广阔，这就是笔者提出的命题：架构恢弘。
　　　历史的深度层面，一是方姚两姓宗族矛盾的历史渊源，让人体会到群体间相因成习的仇恨心理，是何等的根深蒂固，不易化解。两姓矛盾源于两百多年前的一段历史恩怨，方姚两姓的祖先都是闯王李自成手下的亲兵，两人曾义结金兰，是同生共死的兄弟。李自成兵败，在湖北九宫山与乡丁一战，寡不敌众，陷入绝境。两人拼死保护闯王，不得脱身，最后都倒在了血泊中。但是两人命大，都没死。方家祖先先苏醒过来，在死人堆里找到了自己的兄弟，还有一口气，就把他背到一处山洞，躲过了乡丁的追杀。后来，他们一同逃到了咒山脚下，隐姓埋名开荒过活。最初，两姓同住方姚店，在一起过了近一百年。后来人口渐多，两姓不能相容。姚姓人多势众，方姓不堪欺凌，便迁居方家岗。方家人一走，姚家人便立马将方姚店改名为姚家集。之后，“两族人为水源和一些七七八八的事情，发生过无数次的流血冲突”，其焦点，是生存环境的争夺。二是全书故事发生年代所组成的时间链条，更说明仇恨的基因在不同时势下会有不同的传承和表现形式。在方姚百年矛盾中，这个链条只是很短的一段，微不足道，但矛盾的焦点和争斗形式却变幻翻新，每部书都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按说，最后一次械斗后，生存环境的争夺不存在了，而两族人仍尖锐对立，动辄斗个你死我活。究其原因，是他们习惯了争斗。
　　　现实的广阔层面，是将方姚矛盾冲突置于历史变革的大背景下，让其有了广阔的表现空间和时代特征。第一部《村仇》中，地处偏远的方家岗和姚家集还十分的闭塞，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人们一无所知，也漠不关心，以至于在一场血腥械斗之后，去县城打官司时，“他们看到的是一座空城，这才意识到打官司的事泡汤了”。生存空间的争夺，沿袭了千百年，从县城传来的“隆隆枪炮声”，注定要让它成为过去式。第二部《村殇》中，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偏远的山村也不再是世外桃源了，它不仅要接受社会制度带来的改变，还必须适应新思想、新观念，尤其是政治运动的冲击。唯一不变的，是两族人的相互仇视，但矛盾焦点和争斗形式，也大异于前。人民公社初期的浮夸风及其后来空前灾难的大背景，让方姚宗族矛盾演绎出了撼人心魄又发人深思的一幕幕活剧。第三部《村劫》中，十年浩劫，举国疯狂，更为方姚宗族争斗提供了极佳的土壤。人们对政治运动习以为常，并且能够恰到好处地运用于宗族争斗。从清理阶级队伍，到追查反革命集团，宗族矛盾愈演愈烈，而无人去关心正在逼近的危情，终于导致了那样一场毁灭性的劫难。
　　　以上这些，是笔者对《恶姑塘》艺术架构方面的一点儿粗浅探讨。我相信，一部有着如此恢弘架构的大部头长篇小说，将会在当今文坛引起一定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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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环境中的典型群像

——余行玉多卷本长篇小说《恶姑塘》浅评之三
刘碧峰




　　　当今的文学批评，已经鲜有人以是否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作为文学作品塑造人物成功与否的标准。在我们读书的年代，它可是近乎“清规戒律”一样的评判准则。时至今日，文学概论课堂上接触到的理论，笔者大多数已经淡忘，唯独这一条，还清楚地记得它的理论出处和基本表述。恩格斯对于现实主义文艺作品提出的这一理论，一度成为了我们小说创作的宝典，必须严格遵循，否则就会被认为是不成功的作品。
　　　余行玉的多卷本长篇小说《恶姑塘》当然应该算作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作者在书的《题记》中已经作了明确的表述：“天地万物，我只写人”。笔者推断，作为我们同时代又是科班出身的作者，脑子里关于这个理论的忘印记，肯定也是根深蒂固。因而，他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它运用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去。我们姑且不论现实主义是否就一定应该遵循这样一个“清规戒律”，单就《恶姑塘》而言，它的确注重了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塑造出了众多成功的典型人物。
　　　
　　　一、《恶姑塘》再现出的典型环境
　　　
　　　典型环境的概念，是指文学作品中环绕在典型人物周围并促使其行动典型化了的环境；也指充分体现现实关系真实风貌的人物的生活环境，它包括以具体独特的个别性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现实关系总情势的大环境；又包括由这种历史环境形成的个人生活的具体环境。用这样一个概念去衡量，《恶姑塘》所再现的典型环境，说得上十分的经典。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末，那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和大变革时期，多舛的国家命运，以及动荡给人们的生存状态、思想观念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等等，这就是《恶姑塘》反映出的“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现实关系总情势”。而它的个别性，则是方家岗和姚家集两个宗族相互仇视、争夺生存空间展开的争斗现实，以及它们与政治风云的交织。整部书中这样一个典型化了的环境，应该说是充分体现了那一时期真实风貌的现实。在这样一个典型环境下，各部又选取了不同时段，从不同的层面加以真实的再现，使其构成了“环绕在典型人物周围并促使其行动典型化了的环境”。
　　　三部《恶姑塘》，每一部都有各自的“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环境。
　　　1、第一部《村仇》的典型环境：小农经济条件下的生存争斗格局。
　　　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曾经有过深厚情谊的两个家族，本该和睦相处，然而，因为资源的匮乏，生存空间的争夺也就不可避免。方家岗与姚家集的世仇，是百年争斗格局造成的死结。处在社会变革前夕的闭塞山村，争斗格局依旧。主宰姚家集命运的乡绅姚静园先生在病榻上躺了大半年，显然已经不久于人世了，却突然作出了一个出乎族人意料的决定：将脚背塘作为陪嫁，送给了那个敌对的宗族方家岗。姚家集有田地数百亩，脚背塘是唯一的水源，全族家家户户都指着那点儿水源过日子，这样一个决定意味着什么？不等于是让仇人掐住了自己的脖子么？这一举动在姚家集姚氏宗族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它所激起的愤怒情绪，像地火在姚家集暗暗地涌动着，迟早会爆发出来。争斗以水源为焦点达到白热化，最终引发了一场血腥的械斗。
　　　2、第二部《村殇》的典型环境：社会变革演绎出的人际冲突格局。
　　　新的社会制度，给偏远的山村带来的改变是多方面的，不单单是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更有新的生存方式和新的生活轨迹。人民公社的成立，两个世仇的村庄被人乱点鸳鸯谱，生拉硬拽到一块儿，成为了一个生产大队。继而因兴修恶姑塘水库，方家岗整体搬迁至姚家集，围绕权力和生计展开的人际矛盾冲突愈演愈烈。人民公社初期的浮夸风，引发了一场空前的灾难，相互仇视着的两个宗族，并没有因为饥饿的死亡威胁而减少争斗，反而加剧了冲突。相互倾轧中，一些人丧失了生命，另一些人则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权力格局也有了一次根本性的颠倒。
　　　3、第三部《村劫》的典型环境：宗族矛盾与政治斗争高度交织的创举性格局。
　　　恶姑塘水库的修建，改变了两个村庄遥遥相对的村落格局，也改变了一些人的人生命运，却没能化解两个宗族的敌视心理。方家岗人迁入姚家集，风风雨雨走过了近十年，几乎在所有涉及到双方利害关系的问题上，仍然都会尖锐对立。一方面，他们事无巨细，哪怕是芝麻大的一点儿小事，都可能擦出火星儿来。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家庭与对方发生了纠纷，全族人必然会一齐上阵，像狼一样群起而攻之。一场空前的浩劫，举国疯狂，更为方姚宗族争斗提供了土壤，使其有了新的形式和内容。经历了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政治运动，人们早已习以为常。方家岗人和姚家集人的创举，是能够将政治运动恰到好处地运用于宗族争斗。从造反夺权，到清理阶级队伍，狂热起来的人们再一次把两个宗族弄得壁垒森严，尖锐对立。终于在追查反革命集团过程中，再一次达到白热化。专注于宗族争斗的人们，对正在迫近的一场毁灭性灾难浑然不觉，毫无防范。
　　　《恶姑塘》已出的三部，各自再现的这样一些“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环境，使得各色人物有了广阔的活动空间。
　　　
　　　二、《恶姑塘》人物形象的典型性
　　　
　　　所谓典型人物形象，就是具有典型性格的艺术形象，是文学作品中，作者通过环绕人物、促使人物行动的环境塑造出来的人物。长篇小说《恶姑塘》提炼出了众多的典型人物形象，使那一个个独特的“这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有如可以触摸一般兀自活动在我们面前。
　　　《恶姑塘》中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都让人有着似曾相识的感觉。笔者少时生活在农村，对他们太熟悉了。他们就像是我的叔伯，我的堂兄弟。众多人物，或善良，或阴险，或聪明，或愚昧，或憨厚，或狡黠，或大度，或狭隘，面目各异，无不让人感觉到他们的真实存在。小说阅读过程中，不止一次产生了这样的错觉，似乎又回到了那个自己所熟悉的时代，又回到了那群自己所熟悉的人群中间。
　　　1、把握住环绕人物、促使人物行动的环境，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真实可信。
　　　《恶姑塘》中“环绕人物、促使人物行动的环境”，如前所述，是中国社会处在大动荡和大变革时期，两个宗族因为生存空间，因为利益得失，更因为仇恨心理而相互争斗的严酷现实：
　　　——小农经济环境生产方式条件下，生存空间的争夺，注定也就成为了争斗的焦点。为了争夺水源，方姚两个宗族各色人物施诡计，耍阴谋，勾心斗角，不惜挑起宗族械斗，更有甚者阴谋杀人（第一部《村仇》）。
　　　——新的社会制度和政治格局下，生存空间的争夺退居到了次要地位，争斗的焦点围绕宗族主导权和个人权力之争展开。为了自身利益，宗族间、家庭间、个人间的相互倾轧呈现出更加激烈的态势（第二部《村殇》）。
　　　——举国疯狂的浩劫，更为方姚宗族争斗提供了极佳的土壤。经历了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政治运动，对政治斗争早已习以为常人们，恰到好处地把它运用到了宗族争斗之中（第三部《村劫》）。
　　　作者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个环境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并据此设计出了众多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地处偏远山乡的方家岗和姚家集，人性本质总体上说，是本分和善良的，民风古道淳朴。人们盼望幸福美好，与人和睦相处。然而，利害当前，他们又会暴露出极端的自私性。两族人无休无止的争斗，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倾轧，从根本上说是带有盲目性，甚至是愚昧的表现。由此，我们在书中既看到了姚静园、方正贤、方正良和方少贤这样一些有着良好愿望，但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又看到了姚仁礼、姚启富、方道初和方天江那样一群本质上也许并不坏，但为了自身利益却不惜加害他人等各色人物形象。作者游刃有余地让人物活动于特定环境之中，所思所想，所言所行，无不真实可信。
　　　2、人物形象的独特性，使其符合产生“这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的典型特征。
　　　《恶姑塘》人物形象众多，那些生动的形象，都具有浓厚的社会基础，能够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许多都可以被看作是人物形象的共名：姚静园——避世知识分子、饶兴国——早期乡镇干部、姚启富——权力欲极强人物、胡贱货——造反起家者。但真正独到的，应该说是人物形象的独特性。
　　　首先是人物的行为举止，既符合特定环境下身份的角色地位，又体现了其区别于他人的个性特征，完完全全是作者从人们熟悉的现实中提炼出来的“这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譬如姚静园这个人物，“少年时期，他也有过勃勃雄心，立志十年寒窗，一举天下闻名。可是生不逢时，一夜间，施行了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阻塞了他的仕进之路。既然仕途不通，那么纵情于山水之间，过一种闲云野鹤的生活也是一种选择。他决心效法先贤陶渊明，退隐山林做一名隐士。”他的独特处在于孤僻，在于对物质财富的淡漠。夫人逝世后的二十年不出门，他把自己关进书斋，靠了对爱妻的追忆和书本苦渡余生。在姚家集这样一个偏僻的穷山村，有了这么一位不同流俗的人物，人们理所当然地会把他当作怪物。再譬如方道初这个人物，与千千万万同时代的中国农民一样，自私，狭隘，偏执，但却并非十恶不赦。在恶姑塘改造那件事情上，他也曾真心实意想帮方正贤把事情办成，最后为争夺水源不惜阴谋杀人，是生存压力使然。
　　　其次是人物的处世态度和行为方式，会因为时势的不同而不同，即便是同一人物，也会因为时势的发展和变化而有所改变。以姚启富为例，这个人物不同时期的思想境界、行为方式，甚至于人格品质，都呈现出极大的差异。他是贯穿全书的主要角色之一，性格前后的改变，由邪恶到正直，再到正气，有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既让人看到了一个再现的“典型环境”，又让人物的思想、行为有了真实可信的依据。
　　　
　　　三、《恶姑塘》的典型人物群像
　　　
　　　对于人物形象，作者当然会倾注自己的好恶爱憎，并对其各有褒贬。笔者曾试图给书中人物形象作出分类，结果却徒劳无功。但是从中也厘清了一点，就是对一部分人物，作者的态度是褒多于贬，而对另一部分人物，则是贬多于褒。前者如姚静园、方正贤、方正良、姚静林、方少贤、姚金秀等，后者如姚仁礼、姚启富、姚启贵、方道初、姚二怀等。对于多褒者，作者并不忌讳他们性格上难免的人性弱点；对于多贬者，也对其人格或性格方面的缺陷给予了高度的同情。既没有一味的拔高，去创造“高大全”式的完美人物，也没有刻意的贬低，将人物妖魔化，完全是按照人物在特定环境中可能出现的面貌，自然描摹。唯其如此，人物才具备了典型形象必备的真实性。
　　　《恶姑塘》众多的典型人物群像，不可能全说到，笔者谨摘其主要者作简略的分析。
　　　作者所褒人物，有一条很清晰的延续线索，从姚静园到方正贤，再到方正良和方少贤，他们都有一个良好的愿望，也曾作过不懈的努力，想要化解两族矛盾，但在现实面前，他们无能为力。
　　　姚静园是一个不幸的人物，这个不幸，不是因为贫穷，也不是因为命运的坎坷，而恰恰是因为他生在了富贵之家，恰恰是因为他人生道路太过平坦。这样的人物并不少见，他们从小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有着太多的幻想，却疏于实践，最终一事无成。他在掌管家业后，允许方家岗人共享部分水源，想以此来缓解方姚两族矛盾。囿于姚氏家族的族规，他能做的，仅限于此。但临死前作出将水塘作陪嫁送给女婿方正贤的决定，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失误，它导致了方姚两姓矛盾的激化，并引发了一场血腥械斗。
　　　方正贤作为穷人家的孩子，父母双亡后寄人篱下，本无大志。未来岳父与他那场关于“男人责任”的谈话，激发了他的男儿志向。得到恶姑塘之初，他一度是那样的喜悦，以欣赏的目光看待它。他眼中的它，是方姚两村丰收的希望，是他展示自我的人生舞台。很快，用水矛盾的危机就已经显露了出来。为了满足两族用水，他决定要改造恶姑塘，增加蓄水量。由于姚家集人的狭隘，改造计划泡汤。血腥械斗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试图前去阻止的他被人谋杀，妻子姚美凤也产后闻耗身亡。
　　　方正良和方少贤两个人物身上，有着方正贤的影子。方正良一直生活在方姚械斗的阴影里，他用一层冷漠的外衣把自己包裹起来，让人探测不到他内心的真实情感，看似与世无争。他希望方姚两族能够实现和解，并试图以实际行为淡化矛盾。但当“比亲娘还亲”的堂嫂吴双华为姚家集人所逼，含冤离去时，他也不得不奋起一击。方少贤承袭了其父方正贤的宽以待人的性格，所不同的是，方正贤是与生俱来的先天宽厚，而方少贤则是自我克制的后天宽容。曾经浪迹天涯的经历，让他眼界开阔，对问题有了远胜于他人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最后他也与父亲一样，为他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姚静林是一个不得不提到的人物，从性格上说，他更具典型性。读书人的他，没有读书人的韬略，却有读书人的迂腐。虽然堂兄姚静园曾告诫过他，“村里的事，你万不能承头，你不是那块料”，但由于虚荣心，他还是在姚启富的撺掇下，出任了姚家集公产会会长，成为了姚启富手里摆弄的一颗棋子。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弄得他焦头烂额，终因械斗命案而亡命天涯。
　　　作者所贬人物呈多样性，但归结到一点儿，还是一个道德观的评判。老实说，笔者认为这一类人物，比前一类多少带有理想化的人物写得更精彩，因为他们更真实。
　　　姚启富这个人物，既不能说他是正面形象，也不能说他是反派的角色。作者总体上对其持否定态度，但许多时候，又不乏理解与赞许。第一部《村仇》中，他是一个极端自私的本位主义者，在姚家集公产会权力之争中，他为了抵制姚仁礼，通过暗箱操作，掌握了实际控制权；与方家岗人的水源之争中，策划于幕后，耍尽伎俩，挑起了方姚械斗。这里，作者给他展现的，完全是一副邪恶的嘴脸。第二部《村殇》中，他凭着过人的精明，审时度势，终于成为了姚家集权力第一人，继而又成为了包括姚家集和方家岗两个村在内的同心大队权力第一人。其间，他一方面真心实意想要弥合方姚两族矛盾，另一方面为掌控已经到手的权力又不惜昧心逆施。一场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的灾难，让他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权力轰然倒塌。这个时候的他，身上多少有一些正气的东西，至少，他是真心想把关系到两族人生计的事情办好。第三部《村劫》中，已经无足轻重的他，对方姚矛盾的发展趋势忧心忡忡，为了阻止方姚矛盾再一次激化，却打算与“仇敌”方天江联合，共同把握同心大队的政治走向。他雄心勃勃，无奈老天爷跟他过不去，已经病入膏肓。他死了，却完成了灵魂的净化。
　　　姚仁礼是一个典型的悲剧式人物。他精明，工于心计，却不幸遇上了姚启富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在姚家集公产会权力之争中，他每每落入姚启富的圈套，使他离自己企望的那个权力越来越远。而时势的突变，他被戴上了富农分子的帽子，成为了姚启富身后那个强大政权的敌人，虽然他并没有想要去与那个政权为敌，“敌人”的概念，是别人强加到他头上的。姚启富要整死他，就跟碾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最终，在饥饿的恶姑塘水库工地，他因姚启富不给饭吃病饿而死。
　　　方道初这个人物，如前所述，他的性格特点是自私、狭隘和偏执，为了自身利益，他能够倾注全力去投身某些对别人有益的事情，也可以赤膊上阵去干损人利己甚至伤天害理的事情。在与姚家集的水源之争中，他的野心昭然若揭，定下计谋，以械斗时牺牲老屋房分人的性命，赢得官司时有利地位，最终到达独占恶姑塘的目的。而与老屋人针锋相对争斗，则更非明智之举。到是他儿子方天江，在掌握方家岗大权后，做得比他老爹聪明，极力缓解消除新屋和老屋两个房分的矛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姚二怀可以说是作者最深恶痛绝的人物，还在姚二怀很小的时候，观其种种劣迹，姚家集便有人预言，如不加紧驯服，劣驹必将变成害群之马。靠造反起家掌握同心大队大权后，行为鲁莽而不计后果，一次又一次使得方姚矛盾趋于白热化。他这个性格的形成，一方面是父教缺失的结果，假如不是姚静林不负责任的出逃之举，也许他性格上就不会形成如此顽劣的痼疾；另一方面，也是环境熏陶的结果，在姚家集那样一个宗族风气氛围中，不出一个姚二怀，也会出一个姚三怀或姚四怀。
　　　除上述这些，书中还有一些不太重要的人物，也写出了他们的典型性。较突出的如猴兄弟和赖兄弟，他们那些“冒着傻气”的言行举止，都十分的经典，生活中随处可见，让人读着忍俊不禁。还有就是那个阴阳怪气的胡克西，他的那副嘴脸，其实就是某些人的真实写照。当然，也毋庸讳言，书中也有个别脸谱化了的人物，如胡贱货那个人物，虽然写得很精彩，但那些漫画式的描写，使得人物多少有些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