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张闻天是毛泽东忌惮一生的人——张闻天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作者：青崖牧鹿人
张闻天是毛泽东忌惮一生的人——张闻天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
核心提示：张闻天同志是江苏省南汇县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34年10月参加长征，途中出席遵义会议，对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及外交部副部长等职，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并被撤销所担任的职务；"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酷迫害，1976年7月1日在江苏无锡病逝。 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过去对张闻天等所作的错误结论；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张闻天同志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邓小平同志亲致悼词。
凤凰卫视2011年7月23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他的名字如同墓碑一样，一度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垢中，没有花环、没有掌声，只有默默而深沉的期待，当历史的门随着亲历者手中的钥匙，再一次打开，那尘垢之后，是令人肃然起敬的灵魂。 寻墓者说——张闻天 中国红军被迫长征张闻天力荐毛泽东当指挥 曾子墨：张闻天，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位极具分量的人物，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入华北，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他和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一起为党和红军实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人们心目中，他是一位儒雅谦逊的人，一位稳重厚道的人，在事关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都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的人。明知前方阴云密布，骤雨狂风，但他总是站在真理这一边。 解说：1933年10月，国民党的五十万大军，把中央苏区彻底逼上了绝境，红色劲旅在军事上的失败，让中共被迫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前途扑朔迷离，充满变数，时任政治局委员的张闻天，把希望寄托在军事指挥上高人一筹的毛泽东身上。 何方（原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张闻天很尊重毛泽东，赏识他的一些意见，特别是军事上，博古当年当总书记的时候是根本不理毛泽东，毛泽东的军权和党权都被剥夺了。 解说：此时，以博古为首的三人军事小组，不顾实际，军事指挥方法一切照搬苏俄，这让红军几乎遭到灭顶之灾。受排斥的毛泽东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然而，个性强硬的毛泽东和宽厚谦让的张闻天，彼此间给对方的好感并不是太多。 何方：因为张闻天讲毛泽东这人脾气太暴躁，动不动发脾气，好像不好合作。而毛泽东讲张闻天“洋房子先生”上海的洋房子里面住的，不了解中国情况，所以看不大起。 解说：张闻天，1900年8月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一户殷实的农家，这位与五四运动同时代的青年学子，先后前往日本、美国、苏联，追求革命真理，莫斯科中山大学曾对这位年轻的革命家评价道，坚定，没有偏向，守纪律，对当前党的生活和理论问题，认识清楚。此刻，张闻天和毛泽东之间，两位成长境遇，所受教育，脾气秉性，为人处世的原则都不尽相同的人，自然而然的有了各种冲突。 萧扬（原张闻天秘书）：张闻天是一个循规蹈矩办事的人，他来了之后，就规定早上几点钟起床，吹号。他说毛主席是夜间办事的人，他怎么起的来，就发脾气。哪来的新兵，连朱总司令都没管过我呢。 解说：尽管如此，出于对真理的热爱，张闻天抛开与毛泽东之间的种种不快，在（长征途中）和王稼祥的一次谈话中，张闻天讲道：“毛泽东同志打仗比我们有办法，应该让他出来指挥。” 萧扬：张闻天这个主张，是符合底下这些将领们的心愿的，大家都觉得博古、李德这样搞不行了，让毛泽东出来好。所以这个话张闻天一讲就很快传下去了，就造成了一个更换领导的群众基础。 解说：1935年1月，贵州遵义，在腥风血雨中艰难前行的红军，终于有了片刻喘息，领导层也有了开会的时间，一场对当前错误军事指挥的总结和批评，势在必行。 萧扬：博古作报告，当然红军受了这么大的损失，他得承认了。但是他强调了就是敌人的强大，主观上我们有什么错误没讲。 解说：与会者对博古还在坚持错误的指挥方针感到不平，对红军的未来更加忧心忡忡。 萧扬：然后周恩来作补充报告，叫副报告。周恩来报告完了之后就是张闻天作报告，张闻天的报告叫反报告。反报告就是反对博古这个报告。 解说：张闻天顺应民意的报告，得到了大部分与会者的赞同。在他的支持下，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新的军事三人团成员，也正是在遵义会议之后，极具军事天才的毛泽东，逐渐进入中共领导核心。 李锐（原中组部副部长）：过去是有一种说法，特别是胡乔木在1950年就有一篇文章，中国共产党30年。那篇东西就变成党史的可靠资料。就讲到好像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就当领导了，实际上是毛泽东是总书记了。这个不符合事实。从遵义会议到1938年底12月的六中全会，这三年中间，张闻天一直是党的中央总书记，负责总的领导。 解说：肩负总书记职责的张闻天，对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的才能坚信不疑。然而也正因为他这一改变方向性的抉择，有些人认为他是墙头草。张闻天的回应是，真理在谁这一边，他就站在谁这一边。有了他的支持，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更加如鱼得水。 萧扬：遵义会议以后，这个毛主席参加了军事指挥，就是来回的搞运动战，就是来回走路就是避敌锋芒。那么就是四渡赤水。 解说：擅长运动战的毛泽东，通过不断地调度军队，避敌锋芒，寻找敌人防线留下的空隙，然而，在红军内部，对这种看似疲于奔命的做法颇有异议。 张虹生（张闻天之子）：一军团的司令员是林彪，五军团的政委杨尚昆和政治部主任刘少奇，都来信反对他要换他，说是林彪就明着提出来，撤销他的总指挥，建议彭德怀担任。那么我父亲在常委会上就否定了，而且批评了林彪。 解说：四渡赤水在军事上出奇地取得了胜利。在毛泽东看来，这无疑是自己作战史上最为传奇的一战。他在军事指挥上的地位也至此奠定。然而，此时的毛泽东，却并没有改变对张闻天的偏见。 萧扬：毛泽东很多疑，认为张闻天传统彭德怀、林彪他们来反对毛泽东的，到了延安整风以前，还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解说：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在一次次军事胜利中，得到巩固的同时，张闻天继续用丰富的理论知识，结合实际情况思考共产主义革命的未来。 李锐：张闻天并不要当领袖，张闻天是反对个人崇拜的，而且他的民主作风非常好。他当领导的三年，集体领导，不是突出个人，自己错了自己承认，他服从真理，而且是比较实际的一个人。他跟毛泽东在思想方针习惯等等，完全不同。 解说：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经过整整两年艰难地跋涉，终于抵达陕北，而此后，一件看似平常的事，却最为严重地改变了张、毛之间的关系。从上海滩到延安，从蓝苹到江青，从“革命群众”到领袖伴侣，这一系列的变化，让毛泽东的革命同志们颇感意外。 何方：很多人不同意，很多人不同意嘛就写信，给中央写信。写信就到张闻天这来了，项英从前方也打报告，因为他在新四军里面，很了解江青在上海的情况，所以项英就代表南方局打电报给张闻天。 张虹生：你像连新四军的项英都来信坚决反对。我父亲收到这么多信，实际上我父亲很为难的，他跟我母亲，他跟人家说，他说实际上主席结婚，是他的私事，我们不便于干预的。 解说：然而，甚为总书记的张闻天，尽管左右为难却又责无旁贷，既然大家的意见这么多，于是将大家的意见汇总了一下，一封信很快送到毛泽东手里。 张虹生：他还写得很婉转，就是你跟贺子珍离婚，大家能理解，没有意见。但是你跟江青结婚，由于她在上海这些事情，花边新闻很多的。你是不是为你的威信什么考虑一下，还是考虑一下。毛主席看了这封信。 何方：说老子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嘛。没有办法了。第二天真就结婚了，结婚了请客也没张闻天，请两桌客人，没张闻天的事。 解说：在那个年代里，毛泽东和张闻天之间人生的分切点，或许在于王稼祥从苏联带来的共产国际指令。当时，各党支部严格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 何方：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应该因为他知道张闻天是光杆空军司令，没力量，真正有力量的，有实力的还是毛泽东。所以主要以毛泽东为首。 解说：1945年11月，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奔赴冰天雪地的东北，开始他担任合江省委书记建设和开辟东北根据地的新历程这一去，注定了他逐步远离了权力的核心。 张闻天坚守真理不动摇庐山会议改变其命运 1948年9月里的一天，毛泽东喜气洋洋地拿着张闻天写给中央报告，来到刘少奇办公室。在报告中，张闻天将东北有声有色的生产建设经验作了总结，精辟的分析，同样引起刘少奇的强烈共鸣。这成为此后新中国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有力参考。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建国后的人事任命，却有违张闻天在经济建设上的才华。 张虹生：他是从报纸上看的，从广播里听到的对他的任命，任命以后，他马上给刘少奇打电话，就建设说他不懂，有很多比他懂外交的人，你比如说过去叶剑英、李克农这些人都搞外交，跟国民党打交道，比他了解外交懂得多，是不是他可以不去。后来刘少奇回电话说，主席和中央研究决定，你不能更换。 解说：外交工作的特殊性和专业性，无疑让缺少此项工作经验的张闻天颇感为难。 张虹生：王稼祥到那去他就不知道干什么，除了迎往送来以后，他提出了一个孤岛论。就是说，外交大使馆像流离在国外的一个孤岛，我们就生活在孤岛上，不知道干什么。除了迎来送往以后，他就说，大使馆有4个人就行了，为什么说4个人？凑够一桌麻将。 李锐：这个大使在党里面来讲，在国家来讲，不是一个治国的重要的位置，而且大使在国外面，你还要很小心各方面的工作，尤其完全由国内控制的。所以他不参加国内的事情，这个意思就是他接受了过去的教训。 解说：对张闻天而言，尽管他留洋的背景使他看似足以担当驻外大使的职务，但他扎实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地方建设经验，无疑更适合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写上浓重的一笔。 何方：他一直想搞经济的，毛泽东怕他责任大了了不得。实际上他并不是要当官，而是对经济工作有兴趣，他是搞经济学的，研究资本论的。而且在经济上确有建树。解放以后经济构成，混合经济是他提出来的。但是毛泽东怕他揽权，不愿意让他搞。 解说：尽管如此，镜头仍然忠实地记录了张闻天担任驻苏大使时的风采。然而，对经济建设充满兴趣的他，仍然争取一线机会，请高岗和陈云转交他写给主席的信。 萧扬：李汇川看到陈云的这封回信，是这么说的，就说你，这个事情呀就不要再提了，主席不同意。主席还对你有意见，说你这个人，如果不把你的政治局委员拉下来的话，是没法给你安排工作的。
解说：从1958年开始，急于求成的大跃进运动登上了历史舞台。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张闻天走乡串户，融入到如火如荼的运动中。 萧扬：看了一下就是看完了回来结束的时候，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等于谈谈，此行观感。这封信这个基调还是肯定大跃进，当时还没有叫大跃进，当时还没有这个词。 何方：毛泽东当时把全文都登出来了，还马上回了信，非常高兴。他说你这个人通了，我非常欢迎，你以前有这种无产阶级感情吗，完全比以前皇帝待臣民的架子还大，以前批评你大少爷作风就是不改，现在改的很好，或者是还改的不够，那么不够嘛继续进步就是了。 解说：然而，实情却并非如此，根据萧扬回忆，这封信原本他代为起草，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让正值壮年的萧扬非常激动。可从张闻天对信的修改，似乎能看出他对这场运动的另一种态度。 萧扬：张闻天在改这封信的时候，我看见他，他就是很踌躇，最后加了几个字，加了几句话当现在也有一些问题，有一些缺点，但是这个问题或是可以解决的。加上这一句话，但是到最后他又把它删掉了，就是大概考虑来考虑去。他大概那个时候，自己也对于群众当中到底是什么问题，可能把握还不是太大，谁也没有料到的是，这场靠主观意志来左右生产规律运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越积越多。 在此背景之下，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这场会议改写了当代中国历史的走向，也改写了张闻天的人生。 李锐：大跃进的时候，外交部你知道不，宋庆龄都搞的小高炉啊，哪里有原料哪里有钢铁来炼铁，他一看就不对头，他就把外交部的小高炉就去掉了，不干了。另外，他还到下面跑了，特别到广东跑了一趟，看到了很多具体的事情，彭德怀也是下面跑了，看到了很多问题。毛泽东下面跑了就是吹捧的事情，他有印象，大家吹捧他。 萧扬：去了以后在山上，提出了也是这样讲，三句话叫做什么，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那么也是要按照这个精神来谈。但就在这个时候实际上山上，也有不少人是坚持左的观点，觉得不能讲大跃进的问题。张闻天对这个东西很不以为然，也感到很反感。 解说：同在庐山上的张闻天和彭德怀，在不多的谈话中，常常对当前党内和民间出现的各种问题，表示忧虑。在李锐的印象中，一开始大家还是敢讲话，一半事实一半虚谈，事态的急转直下，是因为彭老总写给毛泽东的那封信。 李锐：彭德怀的信以后，开始就转变了，柯庆施那批人对彭德怀的信就有意见，有一少部分人。我就问过周恩来，彭德怀的信去了以后，我说，总理，彭德怀这个信。他说，这个没有什么吧。周恩来就这样回答的。可见毛泽东对彭德怀那封信做报告，他谁也没有商量，他完全是他自己的意见。 解说：当时毛泽的地位正如日中天，一言九鼎。原本对彭德怀的信，抱有理解和同情的与会者们，为了拥护领袖，有人噤声，有人倒戈。然而，张闻天再一次坚守了自己认定的真理，准备对大跃进的问题在大会上提出来。 张虹生：我父亲发言以前田家英给我父亲来电话，因为田家英是主席秘书。田家英给我父亲来电话，就是说你要发言的话，大炼钢铁的事不要提了，因为这个很敏感，主席很对这个问题很敏感。后来胡乔木那时候也是主席的秘书，也给我父亲来电话。就是说，就是关于那个党内民主问题，你最好不要讲，这犯忌的。 解说：然而，张闻天并没有放弃自己讲真话的权利，他甚至对助手说自己的文章无懈可击，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所写的是他自己亲眼所见的，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报告中，他对大跃进产生的各种问题，所作的分析鞭辟入里。在真理面前，他把个人安危置之不顾。 萧扬：他发言的这次气氛相当紧张，因为不断地有人来插话。插话呢，当然抓住他具体事情来讲几句，比方说我们不要吹牛，有一些东西，大跃进质量没有达到这个地步，你就不要讲我什么世界第一，超英超美呀，不要讲这些话。马上就有人插，比方说上海的表或者是派克笔说是已经超美了，实际上并没有，就有人插了，说我这只表挺好的，这表示不同意他的观点，不断地有人插。 解说：据萧扬回忆，当时，坐在张闻天前排的胡乔木，在他发言后回过头来，不无埋怨地说，要你别讲太多，你一下子讲这么多。 萧扬：这些话在他脑子里已经是憋得很久了，他就是一定要讲，不管怎么样他要讲。所以他后来跟刘英讲，越是不要我讲我越要讲，已经像常人那种考虑讲了以后如何，得知如何，个人利弊如何。他大概已经不考虑这些问题了。他后来也讲，他希望通过这次讲话，能够推动会议讨论一些问题。 解说：对张闻天而言，他本可以退一步，随着大流，或许这样，他此后的人生就不会那么坎坷。在随之而来的政治风暴中，张闻天被认定为犯了政治错误，因他在发言中赞成彭德怀所提的意见。 萧扬：党的民主光说要大家讲话，你不创造一个条件让大家来讲话，这不行，更要的是这个。刀把子捏在我们共产党手里，为什么要怕人家讲话呢。 解说：令张闻天不曾料到的是，在他发言后的两天，风云突变。7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逐一批判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意见。从会场回来的张闻天对秘书感叹道，这样，以后谁还敢讲话。 张虹生：为了那个保持毛主席的这个威信，他当然做检查，而且周围的压力也很大，你不做也不行。 解说：在那个讲究个人崇拜的年代，毛泽东在人们心中带着神性的光芒。这层光芒同时影响到，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8月20日，张闻天从庐山回到北京，妻子刘英早已在家等待，她已然获悉庐山风暴，不无埋怨地说，你做外交工作，经济问题何必去多讲呢。张闻天回答道，封建社会都提倡犯言直谏，共产党还怕这怕那吗。如果大家都不讲，万马齐喑，会出现什么局面呢。 张闻天教子严厉张虹生回忆父母艰难岁月 和一般的孩子相比，张虹生从小经历了离奇的命运，出生在新疆，坐过大牢，这一切正是因为他父亲革命者的身份。1949年，张虹生被营救出狱，已经10岁的他，在警卫员护送下前往东北。他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
张虹生：这个人我第一眼印象就是，这个人长得很高，完了很严肃，脸上没什么笑容。人家告诉他，我叫了他父亲以后，他也不过是摸摸我的头，就让我跟警卫员走了。没什么印象，就是这么平平淡淡就见面了。 解说：在成长过程中，张虹生逐渐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因为父亲位居高位，而有任何特殊，自始至终，父亲给他的印象总是那么严厉。 张虹生：他们到北戴河去了，我留在家里，他经常不带我去，我留在家里，每天给我的饭费是5毛钱，饭票不是现金，让我在哪吃呢，我们后面有一个军委的大楼，里面有一个食堂。那里面好一点的菜就要3毛5到4毛，那我想吃一个好的菜，我一天只能吃一顿饭，就苛刻到这种程度。 解说：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张闻天把儿子下放到地方接受劳动教育，在恶劣的环境下劳作，儿子感染肺炎、胃溃疡。他写信给父亲，恳求容许回到北京治病。 张虹生：我父亲回信是什么，那封信一看我心都凉透了。他说你有什么权利回北京来治病，你有什么权利享受这种特殊的待遇。你在新疆那么多职工，人家都能在新疆治病，都能在新疆把病治好，你为什么治不好。你就是要在新疆跟人家一样的待，你不能有特殊思想，人家的儿子生活是什么样，你就得是什么样。 解说：当时，张闻天和妻子的工资加起来，因其资历，可以说是党内夫妻中最高的，经济和权力对位居高位的他们来说，从来不是问题。 萧扬：想跟他父亲要一块表，他父亲让管生活的一个同志，孙时平，让他去买了一块，买了一块，他拿来给张闻天，张闻天说这一块给你，给那个同志，你给他一块旧的就行了。就是那个同志讲的事情。所以张闻天对于子女，有的时候我觉得太苛刻了。 解说：在张虹生的心里，父亲对自己如此严格要求，一度让他怀疑父母对自己的爱。文革初期，彭德怀和张闻天遭到批斗，从新疆回到北京的张虹生亲历了这一切。然而，这段时光却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父亲的慈祥。 张秀君：批斗的这一次周总理有批示的，说不许搞喷气式，不许游街，不许打什么的。但是不听，然后就是红卫兵两排形成小道，就是当这两个开国元勋走过去的时候，就这些年轻力壮的人，每人朝他们头上打一巴掌。 解说：在批斗的同时，对所谓历史问题的清算和审查随之而来。 张虹生：我们正在家里，突然北京卫戍区来了一个排，把我父亲家里包围了，完了就抄家，我父亲就关在办公室里坐在凳子上，后面站了一个解放军，把我们关在楼上，不让下来。 解说：此时的张闻天或许意识到，作为父亲，自己的身份给子女与家人带来了诸多不便。 张虹生：后来我想想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有搞完，一会儿我就跑下来了，就跑到我父亲的办公室，那个警卫就赶紧拦。说你干什么。我说我找我父亲拿两本报看看，后来我父亲就起来给我拿了两本报。那个眼光就是特别慈祥，从来没那个样。 解说：在张虹生的印象中，那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面对亲情和信念的选择。 张虹生：组织上要求他划清跟父亲的关系。我说我跟他划不清吗，我都是响应毛主席的，但是你让我跟他划清父子关系，我说这个我划不清。这种是一种血缘关系，一万年也划不清。我怎么可能划清，我过一万年我也得承认他是我父亲。 此后，张闻天和刘英，被关在两间冬冷夏热的房子里，不准听广播，不准看报纸，不准同任何人来往。在被报纸糊住玻璃的房子里，一次又一次地接受红卫兵的审讯。他俩也许会在此刻，想起人生中走过的最美好时光。 张虹生：长征当中主席跟我母亲关系很好的，非常好。主席就看出来我父亲对我母亲有意思，就是喜欢我母亲。 解说：当时热情开朗，善于幽默的毛泽东，为了成人之美，和周恩来商量，特地把刘英调到中央领导工作地，担任中央队秘书。 张虹生：把我母亲调来，担任中央队秘书长，就让我父亲和我母亲接近。这个就是等于说，他们牵线让我父亲和母亲接触多了，互相产生感情。 解说：毛泽东的用心良苦让张闻天和刘英，在革命战友的基础上多了几分情愫。浪漫小说中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情，在这里全不见踪影。工作上的嘘寒问暖，让两个人的心越来越近。 张虹生：我父亲比较内向，不大善于表露感情，不像我妈妈，我妈妈是很外向，就是很活跃的。 解说：革命正值要紧关头，长征是条漫漫长路，谁也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革命时期私人间感情，总会受到这样大背景的侵扰，无可奈何中带着些许悲凉。 张虹生：我爸爸在长征路上，就跟我妈妈谈过就说，问过我妈妈，就说你看我们能不能发展得更进一步，比同志关系更近一步。我妈妈马上就否定，那不行，她说，现在革命时期不谈个人问题就拒绝了。 解说：革命的艰难为两个人的结合，平添了许多障碍，不懈的坚持，却又总能排除一切艰难险阻。 张虹生：等到了延安以后，环境安定下来，基本上有个到家了落脚了，形势也比较缓和了，我爸爸又跟我妈妈是，说现在你看我们到家了，有家了是不是可以结婚了。我妈妈就同意了，就结婚了。 解说：几十年的光阴弹指而过，这段因长征建立的姻缘，却因时间和坎坷历久弥坚，尽管文革时他们甚至不能相见。
张秀君（张闻天外孙女）：外公、外婆分两个小房间，中间是个厕所，不让他们见面，一开始还是把饭递给他们，后来也不允许，就是房间门前摆一张小桌，叫老黄把饭放在桌上，他们俩只能通过蛛丝马迹，来知道对方怎么样。后来有一次外婆看到痰盂里有血了，后来知道他发病了。 张闻天被遣送坚持写稿终身捍卫共产党誓言 解说：1969年10月20日，中央办公厅通知张闻天遣送广东肇庆，限三天内启程，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张普，对外保密。只能同直系亲属通信。1973年9月13日，林彪坠机身亡，对政治敏感的张闻天，很快察觉到不得人心的文革将要结束。他自由的思想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从未随着身体遭受禁锢。满怀忧虑的他开始写下，晚年虽重要的著作。 张虹生：他这个人有一个特点，他一沉下去以后，什么都，什么干扰，你都干扰不了他，干扰不了他的思路，他就在那一直能写下去。我那个外孙子在旁边，我那个女儿在旁边，有时候喊他，拉他的腿半天他才能反应过来。但是他些东西时候，是我妈在外面放哨。 张秀君：有一次写的稿子还给他们发现了，发现了以后，拿去呢，家里人当时非常担心，但是那篇就是草稿，写得也潦草，他们也没有看懂就没有追查。以后呢，他就写的时候旁边放一本毛选。 解说：张秀君回忆当时去肇庆，看望姥爷的情形，患有严重眼疾的张闻天，一只眼睛视力只有0.2，另一只接近失明。张秀君一时成为了他帮忙抄写稿件的助手。 张秀君：我想想一个曾经做过党中央总书记的人，做过驻苏大使的人，做过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人，现在关在这里，当时我有点失望，我当时不是有点失望，很失望。我就说了，但是他很不紧不慢地说，他说我坚信共产主义事业一定会胜利的。 解说：经历了世事变迁的张闻天，仍旧对人世和信仰寄予崇高的热望，他对自己的孙女说，希望有一天，这些文稿能带到会上去念。 张秀君：他的文稿后来是这样拿出来的，是我的叔叔马文奇，是复旦的老师，他去看他，他也叫他抄的，抄完了以后叫他带出来，带出来以后那个时候也很秘密的，一个纸板箱压在下面，上面买了十几斤的鲜荔枝，压在上面带出来。那么叔叔带到上海以后，就一式三份抄下来，一式三份抄下来以后呢，他想怎么样证明这是张闻天写的呢，然后从不连贯的地方抽出几页保存的。 解说：当时文革还没结束，刘英前往北京看望任弼时爱人陈琮英，这次探望让她意外地遇见了王震。 张虹生：就说，哎呦，刘英大姐，你在这啊，谈一谈。后来我母亲就跟他谈起来，我父亲有一批书稿，很怕被人家收去以后销毁，或者是作为批判他的那个材料。后来王震说，就跟我妈说，说这是一批党的宝贵的资料，你那不好放，放我这。 解说：刘英同这位心直口快的老战友畅谈良久。当王震听到张闻天重兵缠身时，提出可以向主席申请来北京治疗，传递信件的任务自然包在他身上。时间多年，张闻天和毛泽东之间又一次通信。此时的毛泽东也已双目患白内障，几近失明 张虹生：主席批准就是回北京不大合适，那个意思就是回北京不合适，其他地方，可选其他地方。就是这个，后来我父亲又写一封信，就提出来回老家上海。政治局回信不行，不能回上海，中小城市可以选一个。最后我父亲没办法选了无锡。 解说：在张虹生的印象中，在父亲弥留之年，他结束短暂的无锡探亲之行，又一次踏上前往新疆的旅途，那是父亲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出家门，送他远行。 张虹生：我父亲送我，一路上送我，送到最后他走不动了，走不动他心脏病有点发作，那么我跟他再见以后我就走了，走了以后，他就站着看我，站着看我。我不断地回头看他嘛，他就一直在那看，最后他也站不住了，他就坐在那个路边看着我。那个眼神确实是说不出来的留恋。 解说：1976年清明节前后，邓小平被撤去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张闻天心情沉重，常常一个人坐在庭院里，不言不语。 张虹生：去世以前他跟我说，他说不管怎么说，不管经过多少波折，有复辟也好，没有复辟也好，他说社会主义是一定要胜利的，这是他的信念，他到去世都这样信念，他跟我说，等于说他最后，我离开他，回新疆的时候，他跟我说的，他说你这个信念一定要确立。 解说：1976年7月1日，在文革的尾声里，张闻天与世长辞。临终前，他记挂着，自己从庐山会议到文革十几年因没有工作，未能报效国家。要妻子在他死后将补发的工资和存款，全部交作党费，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巨款。而他唯一的儿子仍远在新疆务农，生活过得仅仅温饱。 张虹生：12万卢布，七万多人民币，当时买房子能买十套，就是四合院，捐了。去世以后还剩下10来万，他就捐了4万，我妈捐了4万，后来我妈给那个王震那个教育基金又捐了两三万。我妈最后捐到什么程度，她把工资都捐了，当月没有钱吃饭。你说他们小气嘛不小气，但对我就是这么苛刻。他就是认为你就是要过普通老百姓的日子。 解说：与众多留在北京的高干子女不同，张虹生在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的岗位上平淡地工作，退休，和他人生中所有的选择，所面临的境遇一样，只因为他的父亲张闻天，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张虹生：当时我父亲的老同事，问我想不想回北京，落实政策，想不想落实到北京来，我说想，因为终究我北京熟人比较多，同学比较多，工作什么来往也方便一些，生活上也乐趣多一点。后来中央就同意了。 解说：在将父亲的骨灰送往北京时，中央组织部发来一纸调令，只要送交当地省委组织部，就能解决张虹生回北京的工作问题。 张虹生：结果我妈一看到，她就把它要走了，退回去了，她怎么说干部子弟，为什么要一定回北京。 萧扬：刘英不让他到北京来，说是怕跟这些高干子弟搞在一起，搞不好，那个时候有些高干子弟搞得还不叫下海，下海以前搞一些什么，刘英看不惯。 解说：张闻天对子女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是第一次。 萧扬：他的二女儿，是一个普通的打字员，在外交部里是张闻天把她精简走的，精简回上海，到了上海之后，自己找工作，托他一个亲戚，到他自行车厂里面，当个打字员一直到退休。 张秀君：我妈妈就55岁的时候就去做临时工，这个年龄人家不要了，她就瞒着年龄，在上海的羽兽毛厂做临时工，很快艰苦的。打包，拉劳动车什么的。 解说：大女儿到无锡看望父母，闲聊中张闻天才知道女儿困难的处境，看着女儿做临时工的工作证，张闻天长久地静默，不知道那一刻，他是否对自己坚持了一生的原则，有所困惑。刚毅的父亲在那一刻流露出难得的亲情。
张闻天和刘英的言传身教，让子女的命运，和绝大多数高干子弟相比，显得天壤之别。在中共历史上总有那么一群人，用尽生命和才华，捍卫自己作为共产党员的誓言，他们对理想和信念的坚定，有时让世俗的人群觉得是那么格格不入。 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张闻天举行隆重追悼会，邓小平含泪致悼词，并代表中央宣布为张闻天平反昭雪。邓小平在悼词中说到，张闻天同志是我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他胸怀坦荡、光灭磊落、爱憎分明。 曾子墨：198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发表讲话，张闻天的名字被列入同毛泽东一起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党的杰出领导人的行列。 1985年8月30日，在张闻天85周年诞辰之际，包括庐山会议发言和“政治经济学笔记”“肇庆文稿”的精彩篇章在内的《张闻天选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张闻天生前的遗愿终于实现。 在他诞辰90周年之际，北京等地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对张闻天评价道：“他的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和学问家的谨严风范，他为人民利益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崇高品德。他深入实际，实事求是，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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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供下课同志反思忏悔参看中国人二千多年来的活路：要么做官，要么依附官
许锡良 如果一定要找一句能够概括中国二千多年来的政治的话，我以为非这句话莫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本来这句出自《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里的一句诗，后面还有一句：“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许多场合，后面这句话常常被省略了。意思，大家都是天子的臣属，为什么只有我特别辛苦劳累啊？（贤，在这里是能者多劳的意思。）可以看得出这是由一个官僚发出的牢骚话。但是，这个牢骚话的前提条件恰恰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里包含了这么一个意思：天下之土都是帝王之土，天下之人都是帝王之臣，意思是皇帝面前官官平等，工作量也应该是平等的，为什么唯独只有我特别累呢？有了这个前提，才会有后面的这个结论。其实，这个官僚当时发的这句牢骚是有原因的，那就是对当时一个现状的共同认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诗出来之后，更加将这种意识强化了。 将这句话强化得最有力的恰恰是帝王，而不是别人。北京社稷坛设有五色土台, 五色土是指：青、红、白、黑、黄共五种颜色的土。它的东面是青土,南面是红土,西面是白土,北面是黑土,中间是黄土,正中立了一根石柱,叫“社稷坛”，五色土象征着一个泱泱大中华，东边是海，西边是白色的沙，南边是块红土地，北边是黑土的故乡，而中间，就是黄土高原。五色土的配置,意在代表我国辽阔多彩的土地,用此以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和江山永固，而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被刻写在紫禁城最显眼的位置。 也许在周朝之前的分封建制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游离官府之外的生存现象。比如，在古老的民谣《击壤歌》中就有过这样的描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位饮，耕田为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不过，那只是描绘的是在上古尧时代的太平盛世，人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无信史时代，后人总是喜欢用自己美好的想像来描绘那远古时期的情景，以寄托自己的美好愿望。但不管怎么说，那时确实存在着帝力不能够延伸到的地方，这也就是天高皇帝远的意思。到后来到了“苛政猛于虎”的时候，想必还是有那么一些被儒家文化描述为“野蛮人”的人是能够凭借自己的劳动生存于官府之外的。但是，随着秦始皇一竿子插到底式的官僚体制的建立，这样的生存空间怕是越来越小了。 其实自周建立，这种情况就不太乐观了。伯夷、叔齐采薇而食的故事就是一例。伯夷、叔齐是商末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相传其父遗命要立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不受，叔齐也不愿登位，先后都逃到周国。周武王伐纣，二人叩马谏阻。武王灭商后，他们耻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于首阳山。按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念，一旦天下为周所得，你要想不食周食，那么怎么可能？最后跑到首阳山食薇，可是首阳山也是周家的江山，那上面长的野生薇，也是周朝的。你只是不食周粟又有什么用呢？其实连薇这种野生植物也是周朝的。所以，薇也不可食了，剩下的只有饿死一条路。 这种企图不想与朝廷官府合作的人，在明朝的时候还有一位，也是不得好死的。他叫李贽。李贽这个人真是一个奇才，而且命运本来也算不错，科举场上一路还算比较顺利，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举人，虽然没有应会试，但是，仅以举人的身份也得以入仕途。入仕途之后也算不错，历任河南共城（今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户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在明朝，官至知府，已经算四品大员了。这个时候对个人与家族来说，吃、穿、用至少是不用发愁了，不但不用担心别人来欺负，而且偶尔还可以欺负一下别人。但是，作为思想家的李贽，很看不惯儒学的虚伪，看不惯当时官场上普遍存在的：“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的虚伪奢靡之风，在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自己挂印弃官，李贽弃官后于万历九年（1581）春，应湖北黄安（今红安）耿定理之邀，携妻子女儿到耿家乡黄安天台书院讲学论道，住耿定理家中充当门客兼教师，但和耿定理做大官的的哥哥耿定向意见冲突。耿定向在李贽看来是乡愿、是假道学的代表人物。万历十二年耿定理死去以后，自然与耿定向不能相容，不可能再在黄安耿家住下去了。耿定理死时，李贽有五言长诗三首哭耿子庸（定理字）。 这个时候李贽企图想通过弃官的办法作出人性的回归，结果，弃官之后讲学根本养活不了自己与家人，只得重新投靠做官的朋友及大财主。这个时候，李贽完成了从自己做官到依附于官的人生历程。做官固然虚伪，但是，不做官，要想生存下去，还必须依附于那些虚伪贪腐的官僚。如果，还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委曲求全，百般迎合官员。可是，李贽自己都弃官不做，要想让他去迎合虚伪的官僚怎么可能？但是，不迎合与依附，又怎样让自己与家人生存下去？这样内心的矛盾与冲突就是难免的。最后的结局，李贽自然只有出家一条路。然而，出家的路也不好走。他虽然剃头以示和鄙俗断绝，虽身入空门，却不受戒、不参加僧众的唪经祈祷。这对传统思想造成了强烈的冲击，被当地的保守势力视为“异端”、“邪说”，群起围攻，要把他驱逐出境。李贽旗帜鲜明宣称自己的著作是“离经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杀不可去，头可断而身不可辱”，毫不畏缩。他喜爱清洁成癖，衣服一尘不染，经常扫地，以至“数人缚帚不给”。“与僧无念、周友山、丘坦之、杨定见聚，闭门下键，日以读书为事。衿裾浣洗，极其鲜洁。拭面拂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客不获辞而至，但一交手，即令其远坐，嫌其臭秽。其忻赏者，镇日言笑。意所不契，寂无一言。滑稽排调，冲口而发，既能解颐，亦可刺骨。所读书皆抄写为善本，东国之秘语，西方之灵文，离骚、马、班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笔，逐字双校，肌擘理分，时出新意。其为文不阡不陌，摅其胸中之独见，精光凛凛，不可迫视。诗不多作，大有神境。终于因过度愤世嫉俗而被世俗势力构陷入狱，最后自杀死于狱中。纵观李贽一生，追求做官——弃官依附官——遁入空门，被构陷入狱而死。在中国，政教合一，思想家并没有上帝的庇护，因此，即使遁入空门，也难免遭受世俗力量的剿灭。美国哈佛历史学者黄仁宇先生在写到李贽的时候明确说他是“自相冲突的哲学家”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中国活在一个历行数千年的官僚体制里面，至今没有人能够摆脱。皇帝没有了，并不等于家天下的思想就没有了根基。满清灭亡之后，袁世凯称帝难道是偶然的？蒋介石掌握实权之后，执行党国体制，主张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和一个领袖，欲对共产党赶尽杀绝，这难道是偶然的？蒋家王朝败退台湾之后，大陆党国体制得到继承与发扬，由帝王的“家天下”，变成了“党天下”，至今不变，这些难道又只是偶然的？我将这些都归之为大一统思想，而大一统思想又来源于那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当今中国的大一统思想与举国体制，又有什么神奇的呢？其实这些文化基因密码早就存留在祖先那里。一些中国人以为自己是体制外生存的，其实在中国哪里有什么体制外生存的人？特别是那些能够在中国大地上发财致富的人，怎么可能脱离体制？有谁的财富是与官府毫无关系的？连首阳山上的野薇都是周家的，你要想不吃周食，只有饿死你，更不要说发家致富了。 在中国，数千年来，只有体制中的得意者与失意者，成功者与失败者，体制中的核心利益人物还是体制的边缘人物之分，不存在所谓完全脱离体制的人。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在按照权力为核心的体制圈内，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权力为核心的体制圈内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中国连做个和尚道士，都有官衔级别，都要纳入官僚系统，遑论其他领域了，即使是所谓云游和尚、道士，也得靠富人供养，而在中国，富人的财富是离不开官府的关系的。中国古语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普天之下”的文化观念正是中国的这张“天网”。在这张“天网”之下，每个人能够关注的东西，只能够是与官有关的东西，仰望天空，那是歪门邪道；发明创造，那是奇技淫巧；做点实业，那是旁门左道。唯有读书做官发财，才是人间正道。因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因此，“学而优则仕”。其实，活在中国的成功学也很简单，就是心无他鹜，一心攻官。一本万利，福荫三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这样，活在中国，要想不成功都不太可能。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０日星期五 一、中国官场定律
1、矛盾定律一：人人都明白一朝天子一朝臣，因此跟领导走得太近了不行，离得太远也不行。跟得太近了怕站错队，一旦大树倒下，大难就会临时；离得太远也不行，好处永远得不到坏事却少不了。
2、矛盾定律二：只要是有利益的地方，就一定会有矛盾。
3、帕金森定律：官僚机构自我繁殖和自我持续膨胀的规律，是行政系统中存在的可怕顽症，目前还尚无药可医。
4、权力定律：如果权力高于法律，人民就会向权力求助，运用“关系”解决；如果法律高于权力，人民就会向律师求助，通过规则解决。
5、尴尬定律：苦干的不如巧干的；还有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蛋的。因而上去的不一定是能力强的，原地踏步的不一定是低能的。
6、变脸定律：见到上司唯唯诺诺，这是逼出来的；见到同级嘻嘻哈哈，这是装出来的；见到群众凶凶巴巴，这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学会随机应变，因人而异，看风使舵，是机关的立身之本、生存之道。
7、活跃定律：领导在办公室的时候，气氛永远是“团结、紧张、严肃”而不“活泼”；而领导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气氛就会变得异常活跃，海阔天空、说说笑笑、无所不及。
8、不公定律：能干的总有干不完的事情，不能干的总是没有事情干。干得多的人犯错误的机率就高，到头来往往吃力不讨好；少干或者不干的人，往往不犯错误或者少犯错误，给领导的印象却是个好同志。
9、加班定律：领导到了下班的时候不走，下级就不能理直气壮地走；加班等于敬业，至于效率可以不闻不问。而领导不在的时候，加班等于白加。
10、新官定律：新上任的领导不管见到谁都是笑容可掬，亲切有加。如果你认为新来的领导平易近人，联系群众，没有架子，那就大错特错了。三天过后，原形毕露，眼睛朝上，目无群众，官腔十足。
11、趋同定律：领导的爱好，往往会成为办公室成员的共同爱好，即爱好着领导的爱好，幸福着领导的幸福，快乐着领导的快乐。
12、转移定律：领导的领导批评了领导，作为被领导的你就得小心领导拿你当做“出气筒”；你要是觉得窝火，可以再找被你领导的人发一通脾气；如果没有，那就打掉牙齿往肚里咽。有经验的老婆、孩子发现其脸色上阴到多云，一般都会知趣地走开。
13、关系定律：有本事没关系的吃苦饭；没本事有关系的跟着吃；有本事又有关系的不愁吃；没本事又没关系的看别人吃；问题在于自认为有本事的人未必能得到领导的认可，因此，有本事和没本事的，都要拼命地找关系，有了关系的则不惜一切巩固好关系。
14、竞争定律：能写的往往不如跑腿的；能干的往往不如能吹的；能说的往往不如会送的；踏实本分的往往不如擅长张扬的；遵守制度的往往不如听领导话的；坚持原则的往往不如灵活变通的。
15、对错定律：错了马上认错的是科员，错了保持沉默的是科长，错了也能找到理由的是副处长，错了也从不认错的是正处长，错了众人还一再说没错的人是“一把手”。
16、忌讳定律：在办公室通常听不到牢骚怪话，人人都会把握住“说古不说今、说外不说中、说远不说近”的原则。
17、归因定律：凡是职务上不去的，众口一词就是不会拉关系，朝中无人没后台。没有人认为自己的能力素质不行。这是最体面的理由；但在领导面前却从来不会说自己怀才不遇。
18、痛苦定律：死亡无疑是痛苦的，然而还有比死亡更痛苦的，那就是等待死亡。
19、错误定律：人人都会有过失，但是，只有重复这些过失的时候，你才犯了错误。
20、幸福定律：如果你不再总是想着自己是否幸福的时候，你就获得了幸福。
21、沉默定律：在辩论时，沉默是一种最难驳倒的观点。
22、动力定律：动力往往起源于两种原因：希望或者失望。
23、愚蠢定律：愚蠢大多在手脚或舌头比大脑还快的时候。
24、价值定律：当你一旦拥有了某种事物以后，你就会发现这种事物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有价值。
25、社会定律：行得通的并不表示正确，有时歪打正着。
26、名声定律：窝里人不认可，越往外走越行。
27、升迁定律：仕入官场，每升一级，人情味便减少一分。
28、危难定律：总是问题越复杂，期限越短。
29、会议定律：所有重要决议，都将在会议结束或者午餐前最后五分钟完成。
30、化装定律：在修饰打扮上花费的时间有多少，你需要掩饰的缺点就有多少。
31、省时定律：要想学会最节省时间的办法，首先必须学会说“不”。
32、承诺定律：承诺未必能够保证成功，但是没有承诺，也就没有成功。
32、地位定律：有人站在山上，有人站在山下，虽然站的地位不同，但是两者眼中看到的对方是同样大小的。
33、失败定律：失败并不意味着浪费时间和生命，却往往意味着你又有理由拥有新的时间和生命了。
34、经费定律：上级下来指导工作的次数多，证明单位的经费充足；若上级长时间没来指导工作，则反映近期经费短缺。
35、编制定律：人员超编的，一定是“肥缺”单位；长期缺员的，一定是“清水衙门”。
36、变动定律：每次新领导上任，机关必有一次人事变动。
37、晋升定律：年底受表彰嘉奖的都是些做工作的；年底升官晋升的却常常是未受表彰嘉奖的。
38、提拔定律：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应该被提拔的时候，这个人肯定得不到提拔；单位一把手觉得这个人应该被提拔的时候，这个人很快就会得到提拔。
39、先进定律：单位里年终评选出的先进工作者，并不是单位里工作最多或最有成绩的人，而是最会在领导面前干工作的人。
40、职称定律：能晋升高级职称的人，准保不是单位里业务能力最强的人；而业务能力一般的人，却最会搞公关。
41、尊重定律：单位里越是表面上被大家尊重的人，就越是容易受到大家轻视。
42个性定律：在单位里，一个人的个性与他的业务能力成正比。一个人的业务能力越强，个性也就越强；一个人的业务能力越差，就越没有个性。
43、玩笑定律：单位里的男女之间，表面上玩笑开得越大，实际上什么事情也没有；有时连句玩笑话都不说的男女，说不定背地里已经搞到一块儿了。
44、会议定律：参加会议的人越多，会议的内容也许越不重要。
45、谎言定律：人非生而知之，说谎也一样，原因无非有四：大人教的、被领导吓的、利益驱使的、社会风气使然。
46、蓝斯登定律：往上爬的时候，你一定要保持梯子的稳固，否则，你下来的时候，你可能会摔倒。
47、托利得定律：测验一个人的智力是否属于上乘，只要看他脑子里能否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而无碍于其处世行事。
48、彼得定律：许多人爬到了梯子的顶端，却发现梯子架错了墙。
49、布尔克定律：如果官员不把气发在太太身上，就会把它发在下级身上。
50、成功定律：站起来的次数要比被击倒的次数多一次。
51、弗雷德定律：今天是威风凛凛，明天就可能威风扫地。
52、法兰克定律：就爱而言，女人是专业的，男人是业余的。
53、哈里定律：憎恨别人就象为了逮住一只耗子，而不惜烧毁自己的房子。
54、政客定律：他们可以许诺你在没有任何河流的地方搭起一座桥。
55、诺尔斯定律：辩论时间的长短与问题的重要性成反比。
56、游戏定律：赢家说说笑笑，输家高喊“发牌”。
57、能力定律：在两种情况下，人们特别容易抬高自己的能力：一是恋爱中的男人，他们发誓要为女朋友做的事情总是超过自己的能力；二是当了科长想当处长，当了处长想当局长的人。
58、哈里森的行动定律：行为者常常不如评论者高明，但评论者往往没有行动。
59、詹姆斯的历史定律：历史本身不会重复，重复只出现在历史学家之间。
60、建设与破坏定律：交一个朋友，需要千言万语；和一个朋友断交，只需要三言两语。
二、官场三大定律
第一定律：地方越穷人们越想做官
时下人们想发横财，无非是两个路径：一是违法经营，如走私贩毒；二是行政垄断，以权谋私。
难怪有人说：要想富，当干部，不种地来不养牛，大笔一挥成了暴发户。
最近几年，国内不断有买官的事在媒体曝光，也有不少人被罢官判刑。如果读者细心，留意一下案发地点，这类案件，都差不多发生在贫穷省份，或者是发达省份里的贫穷地区。贫穷地区何以频频出现买官现象呢？经济学的解释，是经济人的本性所致。
所谓经济人，有两层含义：一是说人是理性的；二是指人是自私的。既然人是自私的，必定要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既然人是理性的，就一定会寻求在局限条件下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办法。比如贫穷地区，人们收入低，投资没本钱，做生意没市场，所以要改善自己，就得与政府扯上关系。因为这些地方，国有经济比重高，而国有经济由政府管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进政府的门，成不了政府的人，政府的餐桌上没你的饭碗，国家的大锅饭肯定与你无缘
曾听朋友讲过一个笑话。说是春节期间，有一民工南下打工，由于人多拥挤，不小心打破了火车上的玻璃。列车长让他赔，他说，火车是国家的，国有资产是全民资产，也有我一份，国家的东西我什么都不要了，就要现在这块玻璃，打破了也就不赔了。可列车长说，这块玻璃不是你的，弄坏了还得赔。此事是否当真，笔者无从查考，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个道理，国有资产说起来是全民资产，但平头百姓却没有支配权。国有经济，实际上是政府所有制经济，政府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官员支配的。
设想一下，如果打破玻璃的不是那位民工，而是铁道部门的某位局长，列车长会让他赔吗？也许列车长解释说，民工乘车是因私；局长乘车是因公。既然因公是一种特权，损坏东西可以不赔，你说谁不愿去因公呢？所以贫穷地区人们想当官，多半是看透了当官与国有经济的特殊关系。
民以食为天，人要生存，一日三餐，顿顿不能少。别看吃饭是平常小事，可当不当官，吃法也大有不同。老百姓上饭店吃饭，肯定得自己出钱，可当官的吃了大餐，通常是拿了发票，回单位报销的。
不仅吃饭如此，坐车也一样。老百姓出门，得自己掏钱挤公交车；一般干部，可以让单位派车，官大一点的，可以有专车。总之，只要当上官，像吃饭坐车一类的事，都可由公家付费。就冲着这一点，你说贫穷地区想当官的人能不多吗？
时下人们想发横财，无非是两个路径：一是违法经营，如走私贩毒；二是行政垄断，以权谋私。第一个办法，虽有暴利，但利大风险也大，若有闪失，就会人财两丢。这种掉脑袋的事，非虎豹之胆的人不能为也；而行政垄断则不同，大权在握，呼风唤雨，赚起钱来堂而皇之。像过去价格双轨制时，利用内外价差渔利，不知养肥了多少人。而前些年靠批地皮、倒批文，一夜暴富者，也为数不少。老百姓管这些人为“官倒”，为什么叫“官倒”？因为像批地、倒批文这种营生，没有官位，手中无权，定然是倒不成的。
难怪有人说：要想富，当干部，不种地来不养牛，大笔一挥成了暴发户。既然当官能无本生利，大家看在眼里，明在心头。尤其是贫穷地区，人们发财无门，可又穷则思变。故千军万马往官道上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定律：实权越大通常难做大官
对实权越大通常难做大官的现象，经济学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民主失灵。政治市场的选择，通常奉行的是多数通过规则。
而没有实权的干部，人家既不找你批项目，也不管你要资金，所以得罪的人不多，行贿的人更少。这样升迁的机会，反而比起实权干部来要多得多。
官场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年轻时实权大的，往往难当大官。为什么呢？经济学的第二假定，叫资源稀缺假定。如果从经济学角度看，实权也是一种稀缺资源，实权越大，就越稀缺。市场上稀缺的东西，想得到的人就很多，供不应求，竞争自是激烈得多。所以当官有了实权，就会有人惦记，有羡慕的，有嫉妒的，有求你的，也有恨你的，还有不少则是想取而代之的。所以握有实权的人，除非你钢铸铁打，滴水不漏，不然稍有不慎，遭人算计，阴沟里也会翻船。要是工作中再有个三长两短，被人抓了把柄，不仅升官无望，就连现在的职位，也是凶多吉少，去日不多也。
对实权越大通常难做大官的现象，经济学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民主失灵。政治市场的选择，通常奉行的是多数通过规则。比如选某人当处长，必须有多数人赞成才行。从理论上说，“多数通过”无可非议，它比一个人乱点鸳鸯谱，不知要强过多少倍。但难点在于，什么叫“多数通过”？经济学讲多数，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即少数人中的多数与多数人中多数。还是以选处长为例，倘是由3个局长（一正两副）决定，则“多数”是两人；若是由全机关人员选举，“多数”可能是几十、甚至上百人。要知道，局长选人与一般干部选人，角度会有不同。局长选出的处长，与普通干部选出的处长，大有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如果以局长们的选择为准，虽然也是多数通过，但结果却不能代表全局多数人的意志，所以民主在这里就失灵了。
正是这种少数人选人，使得握有实权的年轻干部，往往难做大官。假设某处长，管着工程发包。工程发包，是让许多人垂涎欲滴的事，想插手的自然很多。如此一来，那些比处长官大的，就可能写条子，给处长介绍工程队。处长手里一个工程，也许要收20个条子，僧多粥少，如何是好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处长只能权衡厉弊，把工程包给某重要领导介绍的工程队。可是，处长讨好了一个领导，却得罪了19个上司。将来开会研究他的提拔时，一个人赞成，19个人反对，结果会是什么情形，人们可想而知。
再有，那些官大的写条子，没官的呢？想接工程就得送票子。即使这个处长不收礼，100人送钱，拒绝了99个，而其中一个是丈母娘介绍的，就收下了。可不料东窗事发，结果被人告到纪委，纪委办案，不是看你拒贿多少次，而是看你有没有受贿，是一票否决。哪怕是一次，该撤职的就得撤职，该法办的就得法办，法纪无情嘛！所以年轻的实权干部当大官，成功的概率只有1％，而失败的概率是99％。而没有实权的干部，人家既不找你批项目，也不管你要资金，所以得罪的人不多，行贿的人更少。这样升迁的机会，反而比起实权干部来要多得多。
第三定律：好人未必就是好官
这样的“好人”，却未必是一个好官。因为当官，本身就是一种责任。履行职责就得办事，可一旦办起事来，就没有不得罪人的。
办好事要得罪坏人，办坏事要得罪好人，只有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才什么人也不得罪。像寺庙里的菩萨，啥事也不做，所以不会得罪任何人。
这里讲的“好人”，有特定的含义，即“好好先生”，也是毛主席曾批评过的那种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人。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好好先生”，不乏其人。在领导看来，缺点不明显；在群众眼里，印象也不坏，所以这些人做起官来，大多春风得意，平步青云。
其实，这样的“好人”，却未必是一个好官。因为当官，本身就是一种责任。履行职责就得办事，可一旦办起事来，就没有不得罪人的。办好事要得罪坏人，办坏事要得罪好人，只有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才什么人也不得罪。像寺庙里的菩萨，啥事也不做，所以不会得罪任何人。
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总不能当菩萨吧？假如你要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要打击假冒伪劣，那么那些制假贩假的，就会对你恨之入骨，恨不得半夜里去扒你家的祖坟。倘若你办了坏事，如损公肥私，好人又饶不了你。因此要做“好官”，就要做好事，不得罪好人，但同时要敢于得罪坏人，得罪的坏人越多，说明你当官就越称职。
可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时下做官，要看民意，可“民意”是一个复合概念，人上一百，心态各异。若是搞起民主测评来，做事的，就往往比不过那些不做事的。站在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又是另一种民主失灵。所以人们选官，既要民主，但又不能迷信民主；要看选票，但又不能只比选票。正确的办法应是，坚持多数人选人与“多数通过”规则，并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集中。我们的社会，毕竟好人是多数，坏人是少数。如有70％选民通过，就已是一个好官；相反，如果有了100％的选票，也许此人是一个“好人”，但作为一个官，就要大打折扣了。
不难想见，如果我们能在民主集中制的指导下，能把多数人赞成的人选出来，并委以重任，官风必能大变。这样一来，过去那些八面玲珑、只谋人不谋事的人，就没了市场；而那些刚正不阿、敢为老百姓办事的人，也没了后顾之忧。其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因此要容许干部犯错误。尤其现在改革时期，好多事情前无古人，我们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既然是靠摸石头过河，就得允许有闪失。求全责备，谁敢开拓创新呢？现在确实有些人，自己无所作为，却总在背后指手画脚，这个不行，那个不对，但究竟如何办好，他又不出手。倘大家都如此，光说不练，那么我们的事业靠谁去推动呢？中国的改革，历来服从一个规律：突破在地方，规范在中央。农村改革如此，企业改革也如此。倘若当初改革不准试验，只能包对不错，中国的改革断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经济学不反对你做“好人”，但发展经济，却需要的是好官。我们的分析证明，好人未必就是好官，所以笔者的建议是：为了国家的强盛，事业的勃兴，最好不要让“好好先生”当官。
官场低俗之风及其文化探源2010-11-30 作者：韩玉芳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官场中低俗风气的表现
官场上的庸俗之风、低俗之风、媚俗之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吹吹拍拍之风。有句俗语说，见面不说实话的是做生意的，彼此看不起的是搞艺术的，相互吹捧的是当官的。吹吹拍拍、拉拉扯扯、阿谀奉迎成了时下的为官之道。下级对上级大讲颂扬话，上级对下级大讲关照话，同级之间大讲恭维话。就连党的民主生活会也是只谈或多谈成绩，不谈或少谈问题，成了相互评功摆好的“集体按摩会”;有的官员滋生了一种不良的江湖习气，称兄道弟，结交团伙，拿烟酒联络感情，用哥们义气取信于人;还有的官员热衷于参加那些变了味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把义气、利益置于原则、法律之上。
浮夸作秀之风。“不飘浮、不作秀、不忽悠”，这是前深圳市长许宗衡曾经许下的诺言，它从侧面说明了浮夸、作秀已成为当下官场中的不良之风。浮夸，就是少做多报，弄虚作假;作秀，就是演戏，给上级看，给老百姓看，并无诚意，包装自己，换得虚名。更常见的还有那数不清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等等，不少官员热衷于“电视有形，广播有声，报刊有名”，追求轰动效应。
吃喝玩乐之风。有的官员将用公款吃喝玩乐当作享有特权的标志，当作生存的价值，当作公务的一部分，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如，将拥有高档住房、豪华车看作是应有的生存酬劳;将出国旅游看作是考察、视察、观光、学习等工作上的需要;将参与高档娱乐运动甚至参与赌博说成是吸引投资、扩大业务的交往活动。而且越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方，吃喝玩乐风越是厉害。有资料证明，全国每年用于公款吃请送礼、游山玩水、公车消费的费用达上万亿元人民币。
粗俗霸道之风。有些官员自以为了不起，整日吆五喝六，骄横傲慢，打官腔、耍官威，如郑州市规划局原副局长逯军，责问曝光别墅事件的记者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更有甚者，在面对媒体采访时有恃无恐，言语霸道粗俗，动辄即将“我是北京派来的”、“看我怎么收拾你们”等江湖语言挂在嘴边，令人瞠目。
沉湎迷信之风。有的官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不信马列信鬼神，上班时正襟危坐，家里却供着玉皇大帝、观世音等神位。在各地寺庙的善男信女之中，有衣着平常的老百姓，有浑身珠光宝气的巨贾富商，也有坐着官车前来拜跪的党政官员。据悉，江苏有着千年历史的美丽骆马湖，因“骆马”谐音“落马”犯了忌讳，闹出一场改名风波。
结交权贵之风。有的官员喜欢攀龙附凤，结交有钱的大款，有势的大腕，有权的上级或上级的子女、秘书，甚至结交能预测官运知风水的大师。这也是媚俗的一种表现。从近些年来发生在领导干部身上的违法违纪案件来看，一些人蜕化变质，与其结交的不三不四的朋友密切相关。
官场文化生态存在的历史文化根源
上述官场低俗风的种种表现，有一些共同特征，即：精神空虚，心浮气躁，情趣低下，随波逐流。这些官场低俗风，反映着一种消极的、腐败的官场文化生态。这种官场文化生态有很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中国古代就有以下一些卑劣化的衙门风气。
十分精神，七分用于交结。清顺治时有一位叫任克溥的衙门官员，他形容当时的官场风气是：官员十分精神，只有三分办正事，七分都用来逢迎上司。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就是做官必须要有靠山，因此上下交结、官官相护成为衙门精神的要义。清顺治皇帝也承认，下级官员把所有精神都用到钻营结纳上，“大僚之好尚，惟有乎位高多金”。乾隆8年(1743年)，陈宏谋任江西巡抚时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道，“官场陋习，上下衙门终日忙迫，究竟实在及民者甚少。下属只求上司刮目看顾，不问自己能否尽职”。“一遇民事，惟思迎合上司喜怒如何，至于小民利害，则前后更不暇计”。
多磕头，少说话。清朝的曹振镛本来是庸吏，毫无水平，但他恩遇日隆，声名具泰。有门生向他请教，其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明太祖朱元璋曾问跟随身边长达19年而从未犯错误的文人宋濂，谁是小人?宋濂答，我只与贤人往来，没与小人打过交道，不知道谁是小人。“多磕头，少说话”的信条在处理政务上的表现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曾国藩曾说，嘉道以来，官场有四大通病：京官的两大通病是退缩，琐碎。退缩就是互相推诿，不肯承担责任; 琐碎就是不顾大体，只顾局部利益。外官的两大通病就是繁衍，颟顸。繁衍就是装头盖面，挖肉补疮，只顾眼前，不顾明天;颟顸就是外面完整，心已溃烂，章奏粉饰，语无归宿。这四种病加在一起，成为一种风气，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
“会说话”，说假话，做官样文章。嘉庆朝名臣勒保任四川总督时，有一次觐见，嘉庆帝与之拉家常时问道，作督抚的，僚属中间哪一等人最讨便宜?勒保不假思索的答道，能说话者最讨便宜。会说话，更多的时候意味着不能讲真话，要说假话，做官样文章。据《庸闲斎笔记》记载，陈其元代理南汇县令时，巡抚、布政使司接连发文要他办理掩埋暴露各处尸骸之事，陈尽心尽力，亲自到南汇所属的城乡远近各处直接经办，历时3个月共埋葬三万多棺，但因故还有一万多具尸体没有掩埋，陈如实将情况上报。同时另有一县，仅掩埋1700多棺，上报时却说“境内悉数葬尽”。结果藩司下文，给掩埋1700棺的县令记了大功，而对陈其元申饬一番。经过这件事，陈终于相信“公事不可不做欺饰之语”。
官员考核流于形式。中国古代每个皇朝都出台了不少有关官员考察的命令，也屡次强调要认真执行，结果却往往不得力，常常成为徒有其名的具文。《唐会要》“考功郎中”条，记德宗贞元6年(790年)正月事说，“自至德以来，考绩之司，事多失实，常参官及诸州刺史，未尝分其善恶，悉以中上考褒之”，将被考核的官员定为“中上考”的情形越来越多。某些人因身份地位不同，基本是未考核已定级。而其所谓的“考”，实际是花费人力、物力，把形式认认真真地演诵一遍，或者拼凑些近似的材料，然后堂而皇之地上报。
对官场低俗风气的治理之策
可见，当下的官场低俗风由于历史文化基因的存在，不是一朝一夕、就事论事就能够治理得了的，必须要寻根溯源，标本兼治。
首先，要加强政治生态建设，培育风清气正的大环境。风气背后是文化，文化背后是制度。中国古代腐败的官场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就是因为几千年的封建官僚制度根深蒂固。所以，要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从根上解决用什么人的体制机制问题。现在，有的地方已经开始这样做，如，坚持民主公开，创新选拔机制，解决好“怎样选人”的问题;坚持实绩为先，创新考核机制，解决好“怎样评价人”的问题;坚持全程监督，创新监督机制，解决好“怎样监督用人”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伸张正气，才能铲除官场低俗风的土壤，一新其面目。
其次，要培养耻感文化，从改善官德入手。官场低俗风的背后是官员道德水平的下降，是非不分、善恶不分、香臭不分，不以为耻，甚至是以耻为荣。中国古语云：“知耻近乎勇”，道德修养是建立在“知耻”的基础上的。中国历史上有注重官德的传统。民族英雄林则徐，以本分自立、清白处世、诚实待人、急公好义为生活信条。他这样阐发为官之道：“凡官都是难做的。彼以做官为可安乐恣意纵欲行险侥幸者，十有九败”。晚清是一个信仰崩溃、道德失范的时代，但“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持一定之规，体现出一定的道德力量。他指出，“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古人认为，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因为士人官员的言行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准。如果寡廉鲜耻，不但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使整个民族在文明世界面前蒙羞，是真正的国耻。所以要改变官场风气，必须从洗雪“国耻”入手，即从改善官德入手。
第三，要大兴学习之风，读好书以“医愚”。古人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官场低俗风的背后反映的是官员的愚昧，化解低俗风就必须以读书风代替之。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变质，那么思想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人的差异在于业余时间的利用。业余时间干什么，决定着人的品味，决定着人的进步。有人研究过，每天阅读一小时，三年之后就能变成某一问题的专家。因此，党政官员应当加强现代知识包括经济、法律、科技、文化、管理和信息网络等方面知识的扩充与更新，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聪明才智投身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而不是仅仅热衷于周易、老庄甚至官场权谋、厚黑学的研究，听凭于官场低俗文化的侵蚀。所以，官员要爱读书、读好书，陪养浩然正气，只有这样，才能脱离低级趣味，才能与官场不良风气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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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9 18: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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