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网络公共领域已经初步形成,但尚未完全发育成熟。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发展领先于传统公共领域的发展状态,主要是由于在现实政治过程中,中国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途径较为缺乏,政治关注难以有效体现出来,而网络空间的相对开放和相对自由状态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重要的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公共领域发展的相对滞后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网络公共领域的发展,加上信息通讯技术也是一种新的技术,其成熟和发展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这样,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发展空间仍然很大,其发育成熟有待时日。
(2)中国网络公共领域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感,与现实政治过程的互动性较强。互联网与传统媒体有很大的不同,它为公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交流和通讯方式。互联网中的虚拟世界把人类互动提高到了一个全新高度,但它不是取代现实生活,而是提升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并与现实生活表现出明显的互动性。中国网络公共领域展现了由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形成的大众参与的民主形式,为中国政治参与提供了崭新的渠道,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公众通过网络公共领域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感。可以说,网络公共领域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现实问题的关怀,特别是通过对社会敏感问题的关怀而获得发展的,一旦脱离现实问题必然难以获得发展。正是由于网络公共领域对现实政治过程造成的实际影响,推动了广大网络参与者的参与热情和关怀热情。中国网民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感、中国网络空间与现实政治过程的强烈互动,构成了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显著特征。
(3)中国网络公共领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国家的主导作用明显。中国网络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间地带,它并不完全受制于国家或者社会,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是,也应当注意到,国家主导性是中国公共领域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公共领域有别于其他国家公共领域发展的重要特征,中国网络公共领域同样如此。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凭借各种形式的运动将中央政府的经济、社会、文化改造目标嵌入基层社会,把基层社会改造成民族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作为一个独立领域几乎不存在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向前推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开始发生一定的变化,突出表现为国家已经不能完全垄断各种社会资源,特别是经济资源开始向社会其他层面扩散,民间组织也获得了较大发展。但是,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的不平衡性仍然存在,国家的力量过于强大,国家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主导作用并没有削弱。在这种局面下,虽然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建设会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但是国家的主导作用仍然明显,并在一定程度上会约束网络公共领域的发展。
从发展前景看,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独立性会增强,并会不断走向理性和成熟,同时,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会对中国政治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1)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独立性会不断增强。美国学者泰自学(Tai Zixue)认为:“从互联网产生之时起,它就被视为改变现存社会关系和培育全新社会关系的一种革命性动力。互联网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和交互性的人类交流平台,把握其本质需要从全新的视角认识网络空间的新功能。[8](P205)从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状况看,它已经开始打破原先舆论一律、党和政府话语一统天下的局面,而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并在许多问题上会对党和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督与批评。如果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看,公共领域已经开始呈现出与国家的对应关系,即改变其原先绑缚在国家一方的身份,初步具有与国家对话的能力,开始建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公共领域。
(2)中国网络公共领域会不断走向理性和成熟。当前,中国网络空间中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制约、伦理规范和道德约束,网络空间中容易产生群体极化,网络舆论形成过程中会出现”沉默的螺旋“现象,现阶段中国网民的非理性和不成熟,以及数字鸿沟的存在,致使中国网络空间中的网络群体极化现象和网络多数暴政现象经常表现出来,例如网络上出现的”虐猫事件“、”陈易卖身救母事件“、”铜须事件“等等,都是这一方面的典型案例。公共领域的生命力在于它可以作为一个具有理性和批判性的公共话语空间。印度学者尼拉·甘德霍克(Neera Chandhoke)认为:“只要参与者满意于让理性作为主宰,并且只要参与者不认为要使用武力或者其他形式的暴力手段达到目的,公共领域就能够作为理性交流和协商的场所。”[9](P328)中国网络公共领域能够通过充分的讨论和严肃的批判,树立起理性、宽容、开放、自由的精神。杨晓娟认为:“网络批判经过初期的发育之后,目前正日渐趋于理性。但网络本身的无中心、分散的结构限制了网络公共领域向纵深方向发展。”[10]在中国网络公共领域发展过程中,应采取一定的针对措施和政策,例如:加强网络自我监督,增强网民责任意识;加强多元化网络建设,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加强网络立法、政府引导,培养网民的理性精神。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中国网络公共领域必然不断走向理性和成熟。
(3)中国网络公共领域有望在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杨仁忠认为:“公共领域最核心的含义,是独立于国家政治权力并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它既监督制约国家政治权力,同时又为政治权威提供合法性基础。”[11](P341)政治发展是发展中国家政治领域发生的正向的政治变迁,是政治体系由不完善、不稳定向趋于完善和稳定变化的过程。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进一步增强和增多,网络公共领域的发展必然促进中国政治发展。郑永年(Zheng Yongnian)在论及互联网与中国政治的关系时,认为:“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对国家与社会都是有效的工具。对社会团体,它是组织集体行动的手段;对国家,它是限制和控制部分社会网络行为的工具。基于网络公共领域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使国家与社会两者都发生了变化,并提供了中国政治变革的动力。”[12](P16)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发展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十分便捷和廉价的重要渠道,提升了广大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提高了中国公民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培养了广大公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并有利于促进中国政治文化由传统的非参与性政治文化向现代参与型政治文化的转型。同时,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和发展对于塑造中国公民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意识,平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增强中国政府管理与公共政策决策过程的透明度,都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M]. second e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2]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3] Jürgen Habermas.The Public Sphere: An Encyclopedia Article[A]. In Meenakshi Gigi Durham, Douglas M. Kellner (eds.).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C].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1. [4] Charles Taylor.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M].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5] Thomas Janoski.Citizenship and civil society : a framework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in liberal, traditional, and social democratic regim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6] 邓新民.网络舆论与网络舆论的引导[J].探索,2003,(5). [7] 刘良.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与政府治理模式变迁[J].长白学刊,2009,(1). [8] Tai Zixue. The Internet in China: Cyberspace and Civil Society[M].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9] Neera Chandhoke.Exploring Mythology of the Public Sphere[A].In Rajeev Bhargava, Helmut Reifeld(eds.). Civil society, public sphere and citizenship : dialogues and perception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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