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小庆:关于“保护梦想”的建议
● 谢小庆 今日中国,上上下下谈论最多的话题莫过于“转变经济结构”。雾霾消散,蓝天再现,河水变清,全要寄希望于“转变经济结构”。没有人才,“转变经济结构”就是一句空话。所谓“钱学森之问”,是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为了对“钱学森之问”作出回答,为了培养出“转变经济结构”所需要的人才,需要为创造性人才的成长尽量创造更好的条件。 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许许多多成功的案例显示,一个人在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的时候,最容易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许许多多成功的案例显示,在自由、宽松的环境中,一个人最容易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多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LSE)任教的林春老师曾经与我谈到,为了让最具有创造潜力的年轻人尽量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为了给最具有创造潜力的年轻人提供一种宽松、自由的环境,为了避免那些具有创造潜力的年轻人迫于生计去做自己毫无兴趣的事情,可以考虑向大学毕业生提供生活保障。 受到林春老师的启发,我想到,与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如让一部分最具有创造潜力的年轻人首先享受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可以考虑分步骤地对一部分大学毕业生提供特别生活保障。不仅有利于保护他们的梦想,发挥他们的创造力,也可以部分缓解就业压力。 我的具体建议是:从2016年起,给每个985高校本科毕业生提供每月5000元、每年6万元的生活津贴。这一补贴,不考虑其是否找到工作。如果找到工作,这一补贴将成为其收入的增量。这一补贴延续到40岁。40岁以后,如果生计仍无保障,则转入普通低保。 保障范围不包括继续攻读学位的毕业生,不包括出国求学的毕业生。 从2018年起,保障范围扩大到211院校的本科生。从2020年起,扩大到一本院校的本科生。从2022年起,扩大到985院校的研究生。从2024年起,扩大到211院校的研究生。从2026年起,扩大到一本院校的研究生。 考虑到985院校毕业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将继续在国内或出国读书,2016年需要的资金大约是30亿元人民币。对于今天的中国,这并不是一笔很大的支出,不过是修几十公里高速公路的钱,不过是修一两个县级政府或县级法院办公楼的钱。我相信,这为数不多的投入,却可能在人力资源开发和转变经济结构方面获得不可估量的回报。 实际上,在2014年4月30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已经出台了一些为大学毕业生提供生活保障的措施,已经在“让一部分大学生先享受尊严”方面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我希望能够继续向前走,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前走,一直走到2026年。 反对的人说,这将使大学生变为“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将使大学生成为“垮掉的一代”。作为一个与大学生们朝夕相处的大学教师,我完全不相信这种判断。相反,我相信,当这些优秀的年轻人获得了尊严之后,当他们不再迫于生计去做一些他们毫无兴趣的事情之后,他们的创造力将得到焕发,他们中间将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优秀人才,他们将为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变”做出突出的贡献。 反对的人说:为什么是985大学的毕业生?985大学的毕业生就一定是优秀人才吗?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对高考在人才选拔方面的有效性的估计问题。笔者是职业的考试研究者,从事考试研究30余年。笔者知道,高考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基础教育的导向方面。在人才选拔方面,高考并无大的问题。就某一个单科讲,例如语文,高考的有效性确实可能存在问题。但是,就包含多个科目考试的高考总分讲,高考在人才选拔方面的有效性并无大的问题。1984年,教育部就在广东省启动了“高考标准化改革”的试点研究。30年来,在从“知识记忆考查”转向“能力考查”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今天的高考,与30年前的高考已经大不相同。例如,在英语考试中,30年前确实曾经存在“高分低能”的问题。今天,这一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我本人的研究方向是“语言测试”,20多年主要从事语言测试的研究和实践。今天的英语考试,尤其是包含听力和口语的英语考试,基本可以反映出一个人实际的英语水平,“高分低能”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反对的人说,今天中国最需要的是为那些贫困人口“雪中送炭”,而不是为985大学的毕业生们“锦上添花”。今天,国家在为贫困人口“雪中送炭”方面是以千亿元为计量单位进行投入的。使少数大学毕业生先享受尊严的投入不过是几十亿元。这有限的投入,将促进人力资源的开发,将促进经济结构的升级,最终的结果,会向贫困人口提供更有力的帮助。饭,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今天,我们先保障一部分大学生,根据国家的财力,可以一步一步地逐渐扩大保障范围。 任何一项政策,肯定是有利有弊。基本不存在“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政策措施。是否采用某项措施,主要是对利弊的权衡。不能排除,个别得到保障的学生毕业生不过是“考试高手”而不是“创造高手”。不能排除,个别得到保障的大学毕业生会放纵自己,并未出现我们期望的创造力迸发。我认为,这只是个别现象。总体讲,此项措施将利大于弊。 笔者切身的感受是: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既是快乐的,也是高效率的,高产出的;被迫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既不快乐,也是低效率的,低产出的。以己度人,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享受尊严,感受快乐,从而获得更高的效率的,获得更高的产出;我希望更少的年轻人被迫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感受屈辱,感受压抑,以及与之相伴的低效率和低产出。我相信,让更多的年轻人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将使中国获得更快的发展。 1989年春天,笔者曾当面向当时分管教育的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同志建议,尽快取消大学毕业生的“包分配”,为教育引入优化机制。笔者曾指出,取消“包分配”可以产生“纲举目张”的效应。 1990年9月3日笔者曾在《中国青年报》发表3000字文章《目前发展高教的重点:提高效益、形成内部活力》,呼吁尽快取消大学毕业生的“包分配”。文章指出,在提高高等教育效益方面,人才预测是靠不住的,高校评估和督导是靠不住的,考试也是靠不住的。为了引入动力和优化机制,必须下决心取消“包分配”。 “肥鸡有米汤锅近,野稚无粮天地宽”。25年前我大声呼吁取消“包分配”,是为了掀翻小鸟们眼前的的食钵,将他们逼向天空。今天,我呼吁“保护梦想”,主张分批次逐步向大学生提供生活保障,主张使一部分大学生首先获得尊严,是为了保护青年人的梦想,是为了保护青年人的创造力,是担心那些蓝天中翱翔的“野稚”,在缺乏必要保障的严峻环境中,因一米一粟的诱惑而放弃自己的梦想,误入猎人的网罗和“汤锅”,沦为权力和资本的奴隶。 (谢小庆,原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所长,中国教育学会统计测量分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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