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真是个爷们儿！好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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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我所知道的牟其中
作者:冯仑

牟其中，原南德集团总裁。 　　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作为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家，很具有标本意义。 　　一个人在一个时代中能够迸发出的光芒，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光芒。 　　他，一会儿说把中国的积压产品拿去换俄罗斯大飞机，一会儿又把卫星搞到天上去。眉头一皱就要往陕北投50个亿，顺嘴一说又憋着要把喜马拉雅山炸个大口子让暖风带来雨水造福中华各族人民。 　　造的势大时，他被评为中国第四大富豪。 　　很快，又因南德集团信用证诈骗案锒铛入狱。 　　从1989年到现在，认识老牟已经16年了。牟其中给我的印象，其实全都是一些故事。 　　我了解的他和他给我讲的经营哲学，实际上也全都是一些故事。他很少讲经营理念，他就讲故事；这些故事很重要，会给你很多基本智慧和对人情世故方面的知识。 　　中国最早的MBA应该是牟其中所讲的这些故事，它们都是活教材。 　　擦肩而过 　　我在体改所的时候就经常听说老牟如何了得，有印象，但一直没见过。 　　1989年9月，我去了南德。 　　第一次正式见老牟是在他办公室旁边的会客室里。军博大院里的一栋楼，老牟占了地下室和地面一层共两层。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子特别高，手里总是拿个大茶缸--后来他也一直是这个形象。他把茶缸往破茶几上一放，开说的事情就是天下、国家、改革、命运之类。 　　1989年以后，我帮他把一篇文章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叫《牢牢记住党和国家的利益》，后来《人民日报》等报纸转载了。 　　这为他树立起一种正面的形象。 　　自此，老牟开始重用我，而我也慢慢表现出在表达和组织能力方面比他原来的草莽班子要优秀得多。我主要负责外部联络与形象经营。作为第一任主编，办了一份小报《南德视界》(牟其中原先设想的是"世界"，我改成"视界")，报头是牟其中写的，发刊词是《造就一代儒商》。 　　他的文章纵横捭阖，很有气势。 　　后来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所有民营企业都爱编小报。 　　之后，我做了总办公室主任兼西北办主任，介绍很多人过去。南德有三分之二的部门经理就是那时引进的，万通最初的创始人里有四个人在南德干过。 　　我离开时以及离开之后与老牟在内心的较量，这纯粹是一种男人和男人之间的较量。 　　当时，我们觉得南德不是我们的事业，和老牟也存在太大的年龄差异，想对老牟实行规范化改造，仔细研究了张学良，准备集体"兵谏"老牟，让他只做董事长，我们来管理公司事务，把南德做成中国最好的企业。可是，想到老牟五十多岁了在香山吃饭时还会为了一个凳子一拳把人家的嘴打得缝了五针，在街头看见别人打架他就兴奋地喊"打啊！打啊"，联想老牟流氓无产阶级的习气和土匪的劲头，我们认为"兵谏"只能更糟。 　　结果只能选择自己走，从头折腾起。于是我去了海南。 　　老牟知道后非常恼火，因为我一不要钱二连招呼都不打，说明内心极其自信，且不把他当回事。我是南德历史上第一个炒老板的人。 　　他曾经对我有评价：没有缺点的人是最可怕的。没缺点的具体表现就是从来不占便宜，每次活动别人不交钱我交。牟其中常说，有缺点的人好用，容易控制；没缺点的人可怕，因为他有巨大的欲望和意志力。其实，我们之间有一种英雄主义是可以沟通的，但我的出走对他心理上是个巨大的挫折。 　　我在海南待了一个月之后，他办事也正好要去海南，我就到机场接他，想给他一个解释，他不理我。一两个星期之后我回北京办事，南德搬到永定路，我又去找他，还试图沟通。他依然不改口，就是不见。我就回来了，放出话说："活着就不要见了。"到他越来越困难的时候，就让下面的人找我合作，但我坚决不见。 　　然而，感情上是有瓜葛的，我们内部"MBA教材"全是老牟的案例。 　　我和老牟有两次奇迹邂逅。一次我们全家去三峡，登机的时候，他站我前面，一回头，太近了，没法弄啊。我就叫了声"牟总"，他"哦哦哦"，问我是不是去重庆，我说去三峡，他又"哦哦哦"一阵。飞机上他坐在我后面两三排的地方。下飞机我没打招呼就先走了。第二次是在华盛顿的中餐馆，我坐着吃饭，呼啦啦进来一群人，一看正是老牟，远远瞪着我。我没站起来，看了他一眼，继续吃我的饭。 　　后来，他就出了状况。 　　有一天他突然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我是牟其中，我没出事。给我拿些钱，回头我还给你。"过了一段时间，他在武汉监狱里手写了一封信托人带来，大概说了一下案子的情况，还是希望我给钱，准备继续请律师。 　　我们商量了一下，做了几个决定：第一，在二审判决之前不便介入，也不便给予任何资金上的支持，因为会形成和政府的直接对抗，法律关系不清楚，不知道这笔钱算什么性质；第二，如果二审判完了，服刑的话我们会去看望；第三，牟其中劳改出来了，生活上所有的事归我冯仑管，我负责养老送终。对我个人来说，无非多了一个爹，原则上我爹多少他多少，对朋友也是个安慰，他岁数和我父亲差不多。 　　以后可能会和王石一起去武汉，看看他。 　　这将违背我"活着不见面"的赌气誓言。 　　但时过境迁，心境不一样了。 　　牟其中的时代烙印 　　牟其中是被社会长期压在底层的一个角色，其悲剧性在于要用冲撞体制的办法不断证明自己的强大和翻身。 　　牟其中是第一代贸易类民营企业中做得最成功的，单笔金额几个亿，没人做得过他。实际上，倒飞机这件事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体制下私人资本创造的最了不起的商业奇迹。至于他的商业伦理、公司内部组织，都和他的出身、经历以及社会制度的变革有关。 　　这样来说比较公允，不能笼统地把他说成是个江湖骗子或者坏人。 　　第一代民营企业江湖豪侠、英雄气节、政治情结非常浓烈。 　　上世纪90年代初，在全国做承兑汇票做得最大的是海南南方信托的老板朱邦义，他也是四川人。老牟在北边控制信用社。他们都是社会底层混上来的，互相不买账，光约会见面这件事，总办主任都衔接不好。老牟要在北京见，那边说在南方见，这就是民间江湖较劲的方式，因为涉及江湖地位问题。 　　做飞机时，有一伙人想"兵变"，计划把所有相关文件拿走自己做，老牟连夜把那些人抓起来捆在地下室里。所以我们当初的判断是对的，如果我们"兵谏"，估计也被捆起来了。 　　老牟不论开大会开小会，从来没人主持。讲台上放一张小方桌，他拿个大茶缸子坐下，讲完就散会。不听大家说什么，他讲过瘾了就行。 　　牟早上坚持在玉渊潭冬泳，且博览群书。我们离开南德前，有一次他过生日，我们还凑钱买了一套《资治通鉴》送给他。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意人。政治情结、江湖大哥、民间智慧、合理的商业想象力，以及我们有限的体制空间，塑造出牟其中这样一个形象。 　　现在没有此类人物了。 　　生存就是在每个阶段改变自己，适应环境，不断改变行为方式；而以原有方式一直往下做，环境改变人不变，会死得很快。 　　牟其中在商业上有过巨大的成功，但最终还是身陷牢狱，没能成功到底。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发现，他的商业逻辑(发卫星、运作航母、炸喜马拉雅山等)并不是都不成立，但是这个逻辑跟社会制度的变化节奏不够吻合，和体制变革的逻辑是冲突的。 　　最早的一代民营企业当中，牟其中是最有创造力、想象力的。但由于他的创造力、想象力跟体制环境脱节、对立的太多，所以大部分都成功不了。这种命运使他成为"过去的一代"。 　　也许，再等上十年、二十年，他就会有机会成功了。 　　任志强当年曾被错关了一年，要是再往前可能就给枪毙了，哪会有今天的风光和业绩！所以商业上的成功还要和制度环境相适应。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我们的任何商业计划都有一个跟体制环境的配合问题，如果不能配合，你的结局就是牟其中第二。 　　每个人做事情总得有道德感，而牟其中给我最大的震撼是一个人可以没有道德感。 　　老牟不是凡人，通常认为不能做的事，他做起来毫无心理障碍，这也许就是他强大的地方…… 　　作为一个企业，到底道德的底线应该在哪里？在创办万通时，我们常常拿老牟的例子做反面教材。我们认为，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必须要有自己的道德力量，否则无法凝聚人心,把事业推向成功。 　　我也是被盖上时代印戳的人，在我自己眼里，我现在是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无产阶级社会理想，流氓无产阶级生活习气，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享受。 　　我也是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 　　错位的爱 　　牟其中有很强烈的政治情结。 　　他今年快七十了，他这一代人有政治情结是很正常的。 　　老牟在"文革"的时候曾写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探讨中国的命运；开始做生意之后，又不停地研究社会经济变革。应该说这些都是非常合情合理、而且非常有趣的做法，是一种好的、值得肯定的品质。但为什么他这种政治情结会失败呢？我认为，他的政治情结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错位。既然是一种政治情结，也必定有它的逻辑，不能错位，错位就会闹笑话，甚至招致灭顶之灾。 　　比如邓小平生日那天，老牟在家里召集了一帮人来祝寿，我不知道这种做法在西方会怎么样，反正在中国，人们就觉得很怪--给邓小平做寿，是党内一种特殊的政治生活，也是极少数人的特权与恩荣。你一个劳改释放犯、小商人在家里大操大办、给邓小平做寿，纯粹为党添堵啊！ 　　他特爱操心的事情就是中美关系、中俄关系，这些事情也不是你企业家该操心的；如果一个老板没事去管中美关系，管台湾问题，那也属于错位了。 　　牟其中的政治情结本身不应该说有错，但是表达的时间、地点、方式和对象是有严重的问题，于是就错位了。有一首歌叫作《一生爱错放你的手》，这个歌词有两种解释：一生爱错放你的手，就是悔不当初，不该让你走，为爱负疚；再就是一生爱错、放你的手；后悔爱你，打发你走。老牟这个事儿就叫一生爱错，被人早早掸开了他的手。 　　一个企业有社会责任感、关心一下社会上的事情是无可厚非的，有一些情结随着年龄、历史沉淀下来，也都能理解，但是你表达的方式、时间、对象一定要对。表达得不对，真诚的事情就变成一个恶心的事，最后被推开、撵出局。 　　但牟其中在品质上有超强的毅力。 　　当时已经五六十岁的人了，他每年冬天都坚持冬泳，非常有毅力。他的毅力也表现在他的政治情结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上。在面对危机时，他从来都是赌在领导批示上，赌在政治翻案上，赌在政治领导人的身上，因为他两次坐牢出来，都跟大背景的改变和批示以及政治翻案有关。所以他一遇到事，就往这方面想，从来不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真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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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一代人都有这个特点……由于他们有超强的毅力，这种政治情结表现出来的非理性和非商业的行为就特别刺眼。 　　我们和牟其中曾经一起去陕北，开的是一辆价值4万块钱的漏风的破车，总共开了两千多公里。其中有一天早上，大概五六点钟，天麻麻亮的时候，我们停在了文水县云周西村当初刘胡兰家的边上。我们当时饿极了，就咣咣咣砸老乡的门，让人弄了些刀削面，加上盐啊醋啊之类的调料端上来。当时饭桌边上还睡着人。我们都嫌脏，吃不下去，老牟却吃得倍儿香。这顿饭大概花了我们十几块钱。上车以后，我们都觉得勉强饱了，老牟就说，"你们不懂什么是饥饿。坐牢时最大的煎熬是饥饿，不是疼痛。一进去先饿你个五天，啥都招了。" 　　他教育我们要懂得忍耐。 　　他饥饿过、忍耐过，所以他说他现在吃什么都特香。 　　牟其中作为普通人来说，他也有很人性的一面，就是侍奉母亲非常孝顺。在我离开他之前一段时间，他母亲病了，住在309医院里。我去看过他母亲几次，就我们俩，他在他母亲身边，表达的情感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当年他坐牢的时候，他母亲在崎岖的山路上迈着小脚给他送饭，所以他一直对他母亲特别感恩，当他母亲去世时也非常难受。开追悼会前一天，他信手写了一个对联，让我贴起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对联最早是曾国藩写给母亲的，上联是"一饭尚铭恩，况曾保抱提携，只少怀胎十月"；下联是"千金难报德，即论人情物理，也当泣血三年"。 　　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早上，我陪他到太平间去，这是我今生特别难忘的一件事…… 　　那一次，我第一次看见老牟哭。 　　牟其中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人，作为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家，很具有标本意义。一个人在一个时代中能够迸发出的光芒，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光芒。所以，解读和了解牟其中，最重要的是应该明白一个企业家的命运不是孤立的，一定要在一个时代的背景下。你所能做的事业一定取决于制度空间的大小，你个人的品质再好，能力再强，都不重要，只有跟制度空间相容，你才能够很好地成长。 本文摘自中信出版社《野蛮生长》

来源: 《野蛮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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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朴珺：75岁创业的褚时健


作者:田朴珺

75岁再创业，向大家描述着80岁时的景象，这画面难以想象。本应在家休养生息的年纪，却创造了年产千万的产业。褚时健，一位历经大起大落的传奇老人，用一生谱写着励志篇章。他为何再创业？他未来还有什么心愿？田朴珺最新一期《GQ》专栏，为您呈现，褚老的创业故事。以下是专访全文： 　　因为好奇，我问了褚时健先生一个问题，“褚老，您最快乐是什么时候？最艰难是什么时候？”老先生的答案是：“别人认为我最快乐的时候，我不快乐。” 　　两个月前，在云南哀牢山嘎洒镇，我见到了传说中的褚时健先生。他穿着泛黄的圆领衫，领子都洗卷了，黑色的裤子松松垮垮，站在村口的小饭馆等我们吃饭。听说我们要来，他上午十点多就在这里，等了我们两个多小时。 　　很多人知道褚老的故事，有几个标签都可以贴给他：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优秀企业家，中国烟草大王，曾经大起大落的传奇人物。在别人眼里，他最快乐的时候，应该是烟草大王时代，他用18年时间，将濒临倒闭的云南红塔卷烟厂，变成年纳税高达300多亿的超级企业。这是上世纪90年代的数据，300亿元放到今天是什么概念？ 　　那时候，“褚时健”三个字是金字招牌，他随手写张纸条就相当于几十万，褚门难进，一面难求。在外人看来，这时的褚时健风光无限，谁能说不快乐？ 　　“虽然别人认为我应该很快乐，但我不快乐，出差到北京也不敢让太多人知道，我不敢露面，找我的人太多了，多得没有办法，我非常不轻松。虽然要讲指标，中国工业的十项指标，我们都遥遥领先，但我的压力很重！”颇有种高处不胜寒之感。 　　但真正的不快乐应是随后，1999年，72岁的他临近退休却身陷囹圄，“褚时健”这三个字成为一代企业家争议叹息的对象。用他自己的话说，“要改革，总要有人付出代价”，他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最具标志性的悲剧人物之一。 　　75岁因严重糖尿病被允许保外就医，褚时健此时已是风烛残年，从任何角度看，这个历经坎坷的老人，都该安度晚年了。但他没有这样，他选择“再创业”。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出狱时已经没有工资了，只有老伴的退休金，一个月两三千，“不能闲，也闲不住”。在我理解，就像我们一进门他紧紧握着我朋友的手半天，说的那句话，“80多岁了，心还是不甘！”他的不甘心只可意会，其实是不想窝囊而死。在一边听到这句话，不知何故，我就开始抹眼泪。他老伴看到了，对我说，“你别哭啊，我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嘛？”她越是这样安慰我，我心里越是不知哪儿来的酸楚。 　　褚老最开始想开矿，但这是大生意，以他当时的经济状况，想想就算了。于是想做点小生意，比如，卖米线。他路过一家生意极好的米线店，那里的客人要排长队，他问老板一碗米线赚多少，一天能卖多少，老板说，“一碗米线赚一块钱，一天能卖1000碗”，褚老一算，一个月可以赚3万，于是动心筹划做米线。他请了师傅研制了两碗米线，但一碗做甜了，一碗做酸了。就这样，米线没做成。 　　后来，他想到年少时家里有两棵橙子树，另外云南的水土很利于种湖南的橙子，又开始筹划。了解情况的人跟我说，“种橙子、卖橙子，这个门槛最低，没人再会说什么闲话”。 　　75岁褚时健开始上山种橙子。种苗种下去时，他跟朋友描述六年之后丰收的景象，朋友推算，6年之后，81了，“一个70多岁的人创业，向大家描述80多岁时的景象，简直不敢想象。”最初的种植面积是2500亩，成本2000万，因为包山地要花钱，种苗要花钱，很多朋友借钱给他时说不用还了，但他承诺“必须还”，有一个退休工人给了他200块，褚老夫妇不要，但工人哭说，“你以前对我们好，现在落难了，这个钱你一定收下”。 　　“不敢想象”的事情成了现实，10年后一橙难求。“烟草大王”变身“橙子大王”。再加上之前太多的人生故事，“禇时健”三个字又有了其他意义。褚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入口的水果，我听说，有的孩子参加大考时都要吃一个褚橙，吃“励志橙”居然成为新习俗。 　　当被问到什么时候最快乐时，他说，“现在我觉得还差不多。我没有专利保护，每年赚五六千万，规模在不断扩大。这12年，最主要的是种果子，每年看到果子长，慢慢长大了又过去一年，到2007年把债都还清了，才感觉这事算成功了，人才轻松了。” 　　对，卖橙子一年能赚五六千万。当他阐述什么是快乐的那一刻，我想起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想想当时的情景，再看今天褚橙在全国的荣誉，正是印证了巴顿将军的那句话，“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看这个人站在顶峰的时候，而是看这个人从顶峰跌到低谷时的反弹力。” 　　有人曾说，他以前在烟厂的辉煌是占了政策之便，说昆明街上随便一个挑扁担的都能把烟厂管好。今天当他在没有任何专利保护的情况下把农场做成功，证明了自己之后，快乐还有这一层。 　　我在想，这个老人当时种的是橙子，如果当年他选择做米线，也许会成为“米线大王”。我问褚老，“到目前为止您觉得自己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他说，“在做实际的事情时，没有把事情做好的，还很难找出来。”他中学时为赚学费酿过酒，后来参加过游击队，当过地方官员，管理过糖厂、烟厂，现在又种橙子，在这些看起来完全不同的领域里做事情，他的态度始终如一。他说，“事情做好了，乐趣就在里面，不管大事小事，事情做不好，心不安，晚上睡不着觉，脾气不好，一点事都挂不住。” 　　朋友跟我说，2003年他去看过褚老，当时储老正为了修水泵跟别人砍价，要价80，他只想出价60，两人争了几个来回。朋友当时差点落泪，一个为国家纳税近千亿企业的老板，此时为20块钱讨价还价。 　　种橙子其实不简单，刚开始，他找来的农民受不了这份苦，干两天就走了。没有人手，两个年龄加起来超过140岁的老夫妇只能自己来，索性就住在田里，搭个棚子睡，抬头就能看到天。 　　雨季来临，橙子会掉一地，虫灾的时候，橙子会烂，褚老想了很多办法，找专家不行，找农民不行，只能自己找书看，经常一个晚上一个晚上睡不着。我很好奇他这些年的阅读，他给我拿出一堆书，包括《柑橘技术100问》、《柑橘病虫害诊断与防治》、《脐橙优质丰产栽培技术》、《柑橘栽培病虫草防治彩色图谱》……我翻看这些书，有两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一是书里面夹着橙子叶，整整齐齐；另一个是书上密密麻麻记着笔记，这些笔记主要和如何使用农药有关。这些书，价格都不贵，十几块一本，我想在这些书里，很难寻找到种橙子的秘诀。褚老说，“每个地方种橙子的情况都不同，土壤，气候，品种，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能把橙子种好，除了看书还要自己摸索。”个中艰辛，只有他自己知道。 　　现在，雨多的时候，橙子还是常掉，夫人很心疼，褚老哄老伴说，“别怕别怕，咱们可以涨价嘛！”说完，在场的人都笑了。现在的褚老，烟抽得少了，从一天三四包，到三四天一包。不过，他抽烟的姿势很特别，大拇指和食指握着烟。他低头抽烟的样子，让人心里五味杂陈。 　　临走时，我问褚老，“您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他想了想说，“种好橙子，活着”。(原载于《智族GQ》)

来源: 《智族G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