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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思想”的累与痛
文革的极左泛滥成灾有其精神来源, 这就是在五十年代中期就冒头的,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带有浓厚蒙昧主义色彩的专断思想和专断作风,胡伯威在几十年后给这个现象一个概括,称其为封建政治文化在“无产阶级专政”外衣下的复辟和延续。
几年前我就陆续读到胡伯威先生这本今天定名为《青春•北大》的回忆录文稿,立刻被其深深吸引。二十多年来,已出版的一些有关反右的回忆录大多集中于当时的知名人士和文化名人,对于右派中的 “小人物”在反右运动中的经历, 以及其后几十年的命运沉浮,出版界兴趣较少,所幸这几年也看到“小右派”的回忆录,毕竟,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小人物,即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普通人。相比于那些著名的“右派”,这些人言说的声音虽然微弱,而且较少受到社会的关注,但他们的际遇却更能反映这个重大事件对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影响。
胡伯威当年在北京大学求学,相比于众多被打成“右派”,散布于穷乡僻野的小学教员和城镇企、事业单位的小干部、小职员等,他算得上是社会的“精英人士”,但是和那些党内外大名鼎鼎的“右派”相比,他又是一个 “小人物”。胡伯威的“从左向右转”的成长道路, 颇具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价值,与大多数毫不涉及“思想”,只因对基层领导的官僚主义有所不满,而提了一些批评意见,或根本没提任何意见,就因历史问题被打成“右派”的人完全不同,作者确实是因“思想问题”而被划为“右派”的,而他的“思想问题”恰来自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作者从一个虔诚的“少年马列信徒”,“堕落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派分子”,是在北京大学完成的,这就使得他和北大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北大在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作者在北大求学的岁月正是北大发生重大转变的年代,它构成了胡伯威的“右派生成史”的外部环境。胡伯威回忆录的最大的特色是写出了五十年代积极靠拢党组织的“进步青年”,在时代的大转变中思想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的轨迹,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北大师生等各色人群的精神风貌。因此他所书写的就不仅是他个人一段历史,而是从个人的角度,提供的五十年代我国教育和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横切面,胡伯威的“右派生成史”的特别之处就在这里。
胡伯威是从少年时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显然是受到中国革命胜利的时代大环境的影响,但是他的“接受”的过程却是自动自发的。作者的中学年代是在上海度过的,横跨了新、旧中国两个阶段,他亲眼目睹了战后中国的动荡和四十年代末国民党统治的衰败、混乱,也亲身感受到解放大上海的人民解放军的纪律严明和秋毫无犯。他虽然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家庭”,但被革命和革命领袖完全吸引,1949年8月就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初中三年级就是团总支委员。他热烈的拥护新社会,支持党在建国初开展的一切社会改造的行动,真诚的按照党的要求,不仅积极参加学校党团领导的一切活动,在家中也积极宣传革命的道理,教育父母弟妹也要热爱新社会。他以“革命”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家人要给受到革命打击的亲戚寄送物品,他也要愤而指责,加以制止。1953年3月,年轻的胡伯威为斯大林的去世而悲伤流泪,他和他的那些高中同学,模仿起苏联三十年代那部按照斯大林思路反映列宁去世后苏共党内斗争,把斯大林塑造为列宁唯一接班人的有名电影《宣誓》,自发地在斯大林画像前宣誓,表达他们要继承斯大林的遗志,永远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决心。胡伯威在195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又成了团支部书记,他根据组织上的要求,放弃了自己热爱的物理专业而进了气象专业,一如既往的听组织的话,跟党走。在北大最初几年,胡伯威的政治热情持续高涨,他积极争取入党,一时间也左的可爱,他有一个同学,在和他“交心”时提到一个长辈的告诫:政治都是凶险的,被胡伯威批评是染上了“旧社会的偏见”。
那时,1949年革命的胜利还散发着巨大的热浪,国家刚结束新民主主义的时期,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新民主主义时期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还没有立即消失, “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起步,工农大众中涌动着创造新生活的宝贵的热情,新社会和新中国发出耀眼的光芒,对美好未来的理想,强烈地激励着像作者这样的青年。在全国所有高校,学生读书住宿都免费,北大甚至还发给每个学生一大、一小两个由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赠送的白色半球状搪瓷钵用于食堂打饭,“开会谈的都是学习的事”,校园里每天飘荡着中国和苏联革命歌曲的旋律:“提起那雀儿山,自古少人烟,飞鸟也难上山顶,终年雪不断。人民解放军,个个是英雄,雀儿山上扎下营。要把山打通……”。刚刚进入北大的胡伯威满心振奋,所闻所思在这个时期实现了完全的一致。
应该说,在五十年代初,特别是在“反胡风运动”之前,国家在积极建构新意识形态秩序,对知识分子加紧进行思想整合,使之适应新社会的同时,对知识分子总体上还是宽和的,尤其在北大这样的学校。老校长马寅初登台做报告开口还是“兄弟我”,党委书记江隆基每次都很谦虚地让马校长走在前面。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还在讲台上继续上课,“出身不好”的青年依成绩仍然能考入大学,他们比1962年后,那些因家庭问题不能升学的青年幸运的多。科学与民主思想,质疑和讨论的空气还在理科类的专业课中延续,独立思考也得到老师的鼓励。
在两大阵营严峻对峙,和西方文化完全隔离的状态下,这时期中苏友好的文化氛围,以“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为符号的视野和世界观,为广大青年提供了一个“进步人类不断走向胜利”的激动人心的图像,显出朝气蓬勃的力量,更激发青年的理想主义热情。作者高唱“莫斯科——北京”,“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完全信服当时报刊对苏联现状的描绘,这就是苏联 “展开了壮丽的共产主义建设的宏图”:宏伟的古比雪夫水电站、伏尔加——顿河大运河、土库曼大运河、预计比顿巴斯还大的库兹巴斯大煤矿、还有乌拉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基地(在这里产生的工业管理体制被中国人称之为“马钢宪法”,以后在大跃进运动中受到批判)等等,作者对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就,就像对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一样如数家珍。他虽然学的是理科,但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大学生一样,熟悉和热爱苏联的历史和小说,电影,歌曲。每年的五一节,胡伯威和他的同学们满怀真诚,高举着社会主义各国领导人的画像在天安门广场游行,他们像尊敬中国的革命领袖一样,牢牢记住各“兄弟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苏联的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保加利亚的契尔文科夫、罗马利亚的乔治乌。德治、匈牙利的拉科西、捷克斯洛伐克的哥特瓦尔得、波兰的贝鲁特、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皮克和乌布利希、外蒙古的乔巴山和泽登巴尔、朝鲜的金日成、越南的胡志明。今天的人们除了还记得赫鲁晓夫、金日成和胡志明,早已忘记当年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和外蒙古领导人的名字,他们已消失在遥远的时光隧道,可是在当年,就是他们组成五十年代中国青年大学生在中国之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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