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白区干部生活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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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毅然：白区干部生活轶事

作者：裴毅然      时间：2015-04-17   来源：《同舟共进》2015年第3期

	北伐以前，中共组织一直处于地下秘密状态，党员只是零星个别，绝大多数为知识分子。发展工农党员，一般通过亲串亲、邻串邻介绍，支部大会通过就可以了。入党宣誓时，不少地方要喝鸡血酒，誓词为：“遵守纪律、严守秘密;努力革命，服从命令;打破宗族，不分姓氏;牺牲个人，不害同志;生死共存，永不叛党;如有变心，刀斩弹穿。” 　　大革命起来后，中共走向公开与半公开，各级组织分设组织、宣传部门，发展党员要填写申请书，由党员介绍、支部通过，并经区委(省委)审查，才能举行宣誓仪式。“四一二”后，白区干部潜伏于危险的“地下”，与监狱、刑场相邻。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党内流传两句话：“二万五千里，三千六百日。”二万五千里指长征，概括武装斗争;三千六百日，指白区地下活动十年，包括监狱刑场。 　　南昌起义后，一大代表包惠僧因病无法随部队行动，周恩来嘱其在南昌潜伏，如赶不上队伍即到武昌去找组织，并为包写了介绍信。包惠僧在南昌一表亲家住了月余，化装逃出南昌，从九江搭船回湖北老家黄冈，因白色恐怖，在乡下也住不下去，遂到武昌，没找到组织，携妻再逃至江苏高邮岳家避难。两个多月后，风声不好，走避上海，见了李达、施存统、马哲民等人，包惠僧曾在回忆录中说：“上海的情况很混乱，我遂和这些人一起走了失败主义的道路，消极脱党。”寥寥数语，勾勒出了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紧张的气氛。 　　经济状况 　　1927年6月1日，政治局修改党章，规定党费缴纳：月收入不满20元减免党费，20元以上起征;30元以内月缴党费两角;60元以下一元;80元以下3%;80元以上特别征收;失业工人或在狱者免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1927年10月27日，陕西省委发出征收党费的第十号通告，要求党员都应按时缴纳党费，规定不同缴纳数额与月薪20元以上的累进“特别捐”，严令“党费于每月十号前一律收齐”，无故拖延超过三日，视情节给予警告直至留党察看;迟过五天仍抗拒不缴者，呈上级予以开除。此时全陕甘党员不过1681人(1/3为农民)，要求1928年1月发展党员达到5430名。党员人数有限，所缴党费甚微，不可能支撑全党庞大活动。 　　1927年10月，党在上海收容南昌起义散失的归队者，一时没分配工作的，每人每天两角生活费，首次发放最多只给两元。同月，湖南省委环境越来越恶劣，生活也越来越艰苦，省委候委兼妇女部长刘英曾说：“由于党的活动经费太少，我们几乎领不到生活费，饱一顿、饿一顿成了常事，可是大家都毫无怨言。”职业革命家众多，大大超过非职业化党员，根本无法用党员缴纳的党费维持这么一群职业革命家的生计。当时中青年党员流行“以身许党”——领取党的生活费，全力从事党的工作，断绝一切社会关系乃至家庭关系，才是“职业革命家”。大多数党员都等着领取生活费，怎么还有钱缴纳党费?为此，1928年后，中组部部长周恩来提出白区干部的“三化”——秘密机关社会化、党员职业化、身分合法化。 　　创造社的李初梨，1928年入党，1929年11月任上海闸北区委宣传部长，半年后调任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党组织(按：基层)是不给津贴的，到了区委每月给五元钱，根本不够用，只好住亭子间、灶披间，穿得也破破烂烂的。到省委工作后，每月发18元钱，办公室一般伪装成商号。当时，中央机关一般是独门房子。我们到省委开会大多穿长衫”。王明集团就是利用生活费控制上海党组织，六届四中全会后，他们对何孟雄等“持不同意见”的上海基层组织就采取这一招。刘晓时任江苏省委秘书长：“我曾奉命到沪西区委去谈判，要区委的同志不要反对省委，否则就不发给生活费。这些同志当时没有公开职业，没有任收入，为生活所迫，他们不得不服从省委，从而使王明控制了上海的党组织。” 　　1930年4月，汉口党组织派曾三赴沪学习无线电收发报，但组织太穷，只给路费15元。曾三已在小旅馆待命很久，积欠十几元房租、饭钱，15元全交出都不够。曾三只好当了蚊帐，得2.8元，再向两位穷同乡挤借十元，才结了旅馆的账，所剩不够买船票，通过水手帮助，用“看黄鱼”的办法上船。抵达上海，身上只有一角多钱。到饭店一看，每天房租2.97元，“我怎能住得起!只好拿出一件夹袍子去当了四元钱，第二天就搬到一个小旅馆去了。又过了一天，李强(化名张振声)找到我，给了我五元钱……学习期间，组织上给我们每人每月七八元钱的生活费(房租不算在内)，除了吃饭所剩不多，还要订一份报纸，买些生活必需品，因此生活过得比较艰苦……长期都是每天买一把小白菜、一块豆腐，或者一块‘日本’咸鱼充当副食。如果买二角钱肉，就一定要放在菜篮子上面，好让二房东看到我们也能吃到肉。有时生活费晚送一两天，就得当衣度日，从当衣铺出来，捏着刚刚当得的钱去吃阳春面和烧饼。”(《红色往事》，济南出版社2012年版) 　　被捕、入狱与牺牲 　　“四一二”时，上海吴淞大学川籍生何洛与妻子刘尊一被捕。何洛参加过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民选上海市府委员兼局长;刘尊一为江浙区妇委书记。刘也是四川妹子，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政治系，由罗亦农介绍入党，与赵世炎两姊妹及其他七女生结拜为“十姐妹”，相约终身不嫁。不过，此时已过半数背约。刘尊一是“十姊妹”中最漂亮的一位。此时，桂系接管上海特别市党部，白崇禧淞沪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潘宜之受同事托请，从轻发落有孕在身的刘尊一，假释送医院疗治刑伤。有人向蒋介石告状：潘宜之包庇共党要犯，蒋下令将刘尊一转南京监禁。与何洛一同被杀的有从杭州逃来的中共党员宣中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安体诚(杭州法政专校教授)。 　　1927年夏，孙传芳败退苏北后，取得张宗昌等军阀支持，从扬州渡江，攻占镇江，向南京推进。何应钦、白崇禧率北伐军第一、第七军迎敌，双方对峙于南京与镇江之间的龙潭，战况惨烈。潘宜之在上海率领东路军刚接收的两艘军舰楚同号、永安号溯江而上，直抵龙潭江面，炮击孙部，使其腹背受敌，一败涂地。是役，潘宜之立了大功。潘没邀功讨赏，而是上南京再次将刘尊一保释出狱，送进医院，让刘生下前夫何洛的遗孤。刘尊一大受感动，决定嫁给潘宜之。此后，刘尊一留英学习教育，终身从教。潘宜之乃同盟会员、孙中山侍从秘书、保定军校三期生(白崇禧同班同学)，“四一二”次日夜晚，周恩来在上海七宝镇被捕，潘念旧情，当即放了周。1940年，周恩来在重庆特函国府经济部次长潘宜之，以示谢意。1945年9月9日，潘宜之愤于国府降格使用，服用烈性安眠药自杀于昆明，终年52岁，留下24字遗嘱：“穿上大衣，放进棺材，抬往后山，埋在地下，树立碑子，就此了事。”1950年后，刘尊一于西南师院教育系任教授。 　　被捕是白区地下党员必须“时刻准备着”的，对地下党员而言，“二进宫”“三进宫”属于家常便饭。1929年秋，张爱萍在上海“二进宫”。第一次进提篮桥二十天，同时被捕的还有佘一梦及后为著名演员的王莹;第二次先入龙华警备司令部，再转苏州省法院审判，一月后因“证据不足”获释。此时苏北南通、如皋、靖江、泰兴等农民暴动，成立红十四军，江苏省委从上海增调干部，支部大会上张爱萍报名参加，遂从“学生娃”转为职业军人。1930年初秋，在进军泰州的战斗中张爱萍被打断了左手，秘密送往上海的日本医院疗伤，不料这段经历在“文革”中被诬为“红十四军的王连举”(王为京剧《红灯记》中的叛徒，开枪自伤左臂)。 　　江西苏区发展之前，中央机关只能设置于大城市。上海因其租界、地理、交通等条件，便于隐蔽，“四一二”后一直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各苏区重要干部均由上海派出，各地也一直向上海中央要干部。如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创办《革命军日报》，居然在南昌、武汉都找不到合适者，郭沫若只得建议向上海要“创造社小伙计”潘汉年。 　　上海被捕的地下党员最多，成仁成烈者最多，而叛徒也出得最多，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生死大戏”。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汉口演出魔术被捕，是因为被上海过来的叛徒尤崇新认出。1933年中央军委被破坏，陈赓被捕，乃顾顺章派特务巡回小菜场，发现陈赓之妻后盯梢而至。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被捕，也因秘书叛变告密。 　　最有代表性的叛变事件，除了大叛徒顾顺章(中委)，还有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白鑫，湖南常德人，黄埔四期生，参加南昌起义后一路升至团长，1929年随领导人赴沪，任江苏省军委秘书。1929年8月24日，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的白鑫家，政治局委员、江苏省军委书记彭湃主持省军委会议，出席者有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兼江苏省委军事部长杨殷，江苏省军委委员颜昌颐，江苏省军委委员邢士贞(负责兵运)、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等。开会时间已到，但军委秘书白鑫还未到。不一会儿，白鑫来了，身后跟着工部局巡捕与国民党的暗探。8月30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同案”四人，被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正法”于龙华。唯有张际春得以保存，因张际春为黄埔一期生，蒋介石有“不杀黄埔生”的规矩，特派国民党中组部秘书赴沪，保下张际春，于1932年初释放。(此处需作一说明，此张际春非另一同姓同名张际春，两位都是黄埔一期生。这位黄埔一期生乃湖南醴陵人，1933年死于战斗，一说出狱后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政训处中校政治教官，1933年4月病逝重庆。另一张际春乃湘南宜章人，1924年入黄埔一期，1925年入党;后随朱德上井冈山，历任红四军秘书长、抗大政治部主任、中宣部副部长，1968年死于“文革”迫害。) 　　之前，白鑫表弟在海陆丰叛逃，被彭湃下令处决，此为白鑫叛变心理原因之一。抵沪后，在国民党捕杀压力下，白鑫通过南京的哥哥联系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表示一念之差误入歧途。范争波要白鑫戴罪立功，特别希望白鑫设法捉捕彭湃。彭湃、杨殷等四人被杀后，白鑫躲进范公馆，深居简出，以防复仇。1929年11月11日晚，上海霞飞路范公馆门前停着一辆黑色别克轿车，范争波等人簇拥白鑫走出，送白鑫上南京领赏并远赴法国。白鑫与范争波拱手作别，正要举步上车，拐角处突然飞来一辆黑色轿车，车门一开，跳下三人，三声清脆枪声，范争波还未明白过来，白鑫就已倒地一命呜呼。范赶紧叫人动手，为时已晚，三名“红队”(红色恐怖队)队员迅速跃上车，消失在夜幕中。 　　白鑫的叛徒级别跻身“十大叛徒”，其余九人为：陈公博、周佛海、向忠发、顾顺章、张国焘、丁默村、李士群、文强、胡均鹤(赵尚志妹夫)。所谓“十大叛徒”，乃民间根据“综合内容”排列，大致反映“排列前十”。 　　1928年秋，福建省委书记陈少微被捕，他刨挖墙洞逃出，省委常委李连生则在漳州被枪毙。1931年11月，郑超麟等托派骨干被捕半年多，提他出去照相，胸前挂上姓名牌牌。照规矩，照相之后三天就是枪毙，同牢难友都将家里送来的最好菜肴给他吃，他摘下眼镜托难友转交其妻作纪念。苦熬三天，平安无事。事后知道：原判死刑，恰好龙华警备司令换人，蒋介石嫡系熊式辉换成十九路军的戴戟，刀下留人，改判15年徒刑。1935年2月19日晚，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因叛徒出卖被捕，搜走三千现金、二十多只金戒指、四十多对玉镯、九箱文件及印鉴等。是日，被捕男女及家属共三四十人。这次大逮捕中，被捕的还有宣传部长朱镜我、组织部长何成湘、秘书处负责人张唯一，以及王凌波、杜国庠、罗晓红、田汉、阳翰笙、许涤新等，系上海地下党被捕人数最多的一次，史称“二一九”事件。 　　郑林，山西永济县任阳村人，1934年入党，1935年5月被叛徒出卖被捕，囚禁于山西陆军第一监狱。狱里穿着灰色囚衣的政治犯戴着脚镣，两人一间、四五人一间，也有二三十人一间，上下午各有一次可出来大便，白天可在院内晒太阳，但规定亲属不准探监，不准接触普通刑事犯，且任何书报都不准看。吃饭上厨房排队，吃食是发臭的小米和几片发酸的萝卜干，一次有人竟从饭锅里捞出两只焖烂的老鼠。犯人们提出要吃一碗干净的饭，狱方回答：“犯人就是要吃陈仓米，陈仓米就是这样，谁不爱吃就不要吃。谁叫你们犯罪呀!”犯人抗议绝食，要求狱方答应三项条件——改善伙食、去掉脚镣、阅读书报。他们坚持绝食五天，终获胜利，政治犯还在狱中办起拉丁化新文字墙报“都来看”。监方看不懂，看守长文化程度很低，看不懂拉丁化文字，政治犯故意问他上面写了什么。看守长煞有介事：“这是英文，咱不认识。”还回头训斥刑事犯：“这是外国文，你们能看懂?都快走!”看看犯人都不走，只好在一片哄笑中尴尬退身。 　　蹲监狱也有蹲监狱的好处：一切免费。有人就说：“房租不必付、电灯免费、饭是警备司令送吃的，小菜有济难会接济，肚子饿时，早晨和下午还可买大饼油条吃，虽然比外面买的要贵一些。” 　　经济力量在监狱也“无坚不摧”。1932年北京的草岚子监狱(军人反省院)，关押着一批日后成为省部级高干的政治犯：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殷鉴、安子文、李楚离、徐冰、刘格平、廖鲁言、冯基平、魏文伯、王其梅、徐子荣、王鹤峰……因禁止读带“马”“观”书名的书籍，最初囚犯们用旧小说封面“换装”弄进来，后被发现，狱方禁止一切书籍带入。薄一波每月私塞20元好处费给看守，请他们代为购书，解决了狱中的阅读。 　　白区干部被捕虽然十分正常，但到“审干抢救运动”“肃反”及“文革”阶段，要说清楚“怎么出来的”就很麻烦了，必须得有“证人”。可这种事儿，实在不好找证明人。因此，1942至1944年的延安“抢救运动”中，凡是曾经被捕的白区干部，几乎都有“敌特”“变节”的嫌疑，甚至一个省的地下党都被划为“红旗党”。如川豫两省党组织就吃了大冤枉。川省工委书记邹风平被逼自杀。河南省委秘书长危拱之(叶剑英妻)被关押致精神失常。 　　杨述，出身江苏淮安工商地主，韦君宜之夫;1934年入清华哲学系，1939年入延安马列学院，任职中央党校、新华社、《解放日报》;1948年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后任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国青年》社长;“文革”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1939年“五一”那天，川东特委青委书记杨述等在重庆夫子池召集数千人大会，国民党宪兵把场。杨述因去沙坪坝联系一位党员，回来时想入会场，宪兵不让进，杨述坚持要进，便与宪兵厮打起来，所带《新华日报》等红色材料掉落，宪兵立即将他抓起来。(一说杨述正要走进队伍，一阵拥挤将腋下纸包挤落，他连忙拾起，将一张纸条塞进嘴里，特务确认他为共党。)押往宪兵司令部途中时，路经五月书店(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居所)，杨述高呼“共产党万岁!”廖即报告南方局。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一说董必武)向国民党交涉，说明杨述为“八路军渝办”工作人员。次日，杨述被放回，因有此经历，不久被送至延安。 　　1984年1月，廖志高回忆：“这件事是清楚的，杨述同志没有自首、叛变问题。但以后，杨述同志为此不知被整了多少次，特别是延安抢救运动，康生有意诬陷好人，对杨述同志揪住不放，并多次残酷毒打。直到1943年我回到延安后，才给杨述同志澄清了这个问题。”(《四川党史研究资料》1984年第3期) 　　卖文为生 　　报刊界向为左翼文士聚集之地，维新党、同盟会、国共两党高干亦多出于文化界。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邹容、陈独秀、陈布雷、戴季陶、叶楚伧、陈公博、于右任、吴稚晖、邵力子、乔冠华、杨刚、宦乡……文士易浪漫，容易不满现实，因此文学也总是革命的起点。 　　邵力子弃文从政前，编了十年《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创造社几乎“集体加入”了中共，胡也频、蒋光慈、瞿秋白、丘东平、陆蠡、沈泽民、叶紫等文学青年，后均为著名中共党人。但文士也易穷酸。瞿秋白母亲因穷发急，吞红头火柴自尽。1925～1927年前后，瞿秋白不仅每月要汇30元赡养济南老父，还要维持两个弟弟的生活、学业。他每月领取党内生活费50元，当然不够，还要靠替塔斯社写稿才“得到相当高的报酬”。彭述之在广州时生活艰苦。张国焘在上海也过得紧紧巴巴，借贷度日，搭伙中宣部，每月七八元伙食费，欠了三个月，由郑超麟垫付。 　　1928年，托派留苏生陆续回国，他们中许多人在上海卖稿为生，托派活动经费亦靠此维持，尤其靠翻译稿酬。托派青年大多留过学，懂外文。他们依托上海的文化环境，趁时托势，形成一点小气候，宣扬托洛茨基主义。“以卖稿得来的稿费维持个人的生活和托派组织的经费，这是当时上海托派分子之所以能聚集较多，搞成一点小气候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原因。 　　没有这个条件，那些离开了文字手段难以谋生的人，很难较长时间聚集在一起，中国托派运动也就很难搞成那样的声势”。卖稿为生的托派文人有的也很穷，如没出过国的北大毕业生陈其昌，为报刊写国际政评，一家三口，妻子是家庭妇女，有时出门帮佣，全家穷到“三月不知肉味”。但他从不发一句怨言，不向人诉苦，也不轻易向人告贷，不影响对托派工作的热忱，以此赢得托派同志的尊敬。 　　1930年，托派王凡西被开除出党，生活无着，卧病在床，妻子又临近分娩，“唯一可以找点生活费的是卖稿子……于是口译了普列汉诺夫的《从唯心论到唯物论》，由妻子笔录，居然卖到120元(约等于五个月的党内生活费)，如此才算度过了被党逐出后的第一个难关”。王凡西后来编译《俄国革命史》，稿酬千字3元，共约三四十万字，稿费达千元。 　　“我在1931年5月被捕以前，生活来源完全靠了此项稿费。不仅我一人如此，所有的反对派(按：托派)干部分子，只要是能够提得起笔的，均以译著社会科学文稿解决生活问题。不但各人自己的生活，甚至当时各小派(按：托派内部小派别)的经费，以及每派中从事组织工作的同志们的生活，也取给于那些卖文者的收入”。《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无论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其时稿费都不算低，也是不少作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当然，也有少数富余者。1928～1934年夏衍搞日文翻译，“译稿费大概是每千字二元，我每天译2000字，我就可以有每月120元的收入。这样，在文艺界的穷朋友中，我不自觉地成了‘富户’”，夏衍还有编剧顾问的“车马费”、电影剧本编剧费，月入至少200元。夏衍1924年入国民党(孙中山介绍)、1927年5月入共产党，但他的生活靠稿费、版税，除了皖南事变后中央要他从桂林撤退到香港，组织上买了飞机票，以及1946年周恩来要他去新加坡，组织上给了一笔旅费外，他一直是自力更生、卖文为生。在红色职业革命者中，夏衍属于绝少数的自力更生者。1950年代初评职级，人事干部问夏衍供给制时每月领几斤小米，夏衍答从来不吃小米，更没领过，人事干部一脸惶惑。华东局、上海市委根据夏衍党龄、职务评了个“兵团级”，书生从政的他“还是不懂得兵团级是怎样一个职位”。 　　1928～1935年，阳翰笙稿费加编剧费，月入200元。1935年春被捕，10月由柳亚子、蔡元培保释出狱，仍靠稿费与编辑《新民报》“新园地”副刊为生，月得百余元。1929年，鲁迅推荐柔石编辑《语丝》周刊。柔石小说《二月》《旧时代之死》由鲁迅作序、校订出版，20%版税，月入80～100元。当年文化界的整体收入不错，摆弄文学不仅可以成名成家，而且“回报颇丰”。 　　1932年陈白尘回江苏淮阴老家闹革命，秋天被逮捕，次年解送镇江，判刑五年。他在狱中写下50多万字作品，取材多为控诉黑牢生活，两块大洋买通看守，稿件寄往狱外，陆续发表于左翼刊物。独幕剧《虞姬》发表于《文学》(1933年一卷三期)，稿费50元，狱犯十分红眼，陈白尘惴惴不安，不得已用此款去买“外役”(牢内较自由的义务劳动)，将钱花在狱中，别人也就不怎么眼红了。 　　1934年9月，首任满洲省委书记邓洁，在大连蹲狱七年两个月后获释，因单独关押，出狱时连话都不会说了。他通过杭州艺专校长林风眠寻找党组织，林风眠派人陪同赴沪找到周扬。邓洁靠稿费维持生活，经常在饭摊上买碗菜饭或几只粽子解决问题。1936年春，两位初到上海参加革命的青年，对他说没有生活费，邓洁让两青年在路边等一等，二十分钟后回来，递给他们三块钱。两青年接过钱，发现他身上的旧夹大衣不见了。 　　周扬抗战前在上海，那时候他的生活没有着落。虽然是职业革命家，但在上海的生活全靠自己的稿费。周扬据称是周瑜后裔，家道衰落，其妻吴淑媛乃大户之女。周扬最初在沪搞革命，全靠岳家经援。1934年暑假，周扬爱上光华大学女生苏灵扬，与之同居，将发妻送回湖南益阳，断了岳家接济，经常上胡风处告贷，求借三五元菜金，“周扬经常来借钱，很少归还”。1936年苏灵扬临盆，阵痛难忍，周扬身无分文，没法送医院，急得团团转。其女周密说：“最后从郑振铎伯伯处借回20大洋，才使我免于落生在那间不满十平方米、整日不见亮光的亭子间里。有了我，您和妈妈的生活更加拮据了。不得不设法挣点稿费来糊口度日，列夫·托尔斯泰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的中译本，就是在那种境况下问世的。”(《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翻译《安娜·卡列尼娜》得酬800元，周扬经济状态才有所好转。 　　不少革命青年因为经济原因，无法坚持职业革命，只得离开组织。1938年秋，重庆党员周健因家庭经济拮据，任教歌乐山某儿童保育院，离开职业革命。“一二·九”后加入中共的李锐、范元甄，没有经济来源，衣食住行、婚嫁病残等都要家庭或亲友资助——尽管这些青年革命者彼时尚看不起供养自己的“不革命者”。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