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60年阅读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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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60年阅读史话
来源：学习时报 潘启雯
　　那些与时代相伴的流行阅读

　　——共和国60年阅读史话
　　从中外古典名著到近现代革命进步书籍，从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武侠、言情到风靡90年代的科幻、侦探小说，再到21世纪异军突起的卡通漫画和网络文学……可以说，共和国沧桑60年的阅读史，是一部思想史，更是一部社会变迁的历史，充斥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风云变幻和新老更替。
　　●1949—1966年：“红色经典”的阅读时代
　　◆关键词：红色经典、苏联文学
　　◆代表作：《山乡巨变》、《创业史》、《青春之歌》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大批文学作品问世，其中多部影响广泛。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激昂和质朴的表现方法，刻画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和精神风貌。
　　与此同时，许多苏联文学的译作得以再版，如法捷耶夫的《毁灭》、革拉特科夫的《水泥》、戈洛夫科的《布里扬》、乔尔内的《土地》、伊勃拉吉莫夫的《深根》等。苏联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为国人对苏联文学作品的广泛阅读，而且以其巨大的辐射力在整整一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1950年代的中国青年很少有人没有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等“苏维埃经典”。视文学为“生活教科书”、视作家为“灵魂工程师”的苏联文学，与当时弘扬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社会大背景相呼应，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青年的精神世界，很大程度上成就了后来所谓的“苏联情结”。
　　●1966—1976年：文化沙漠中的探索
　　◆关键词：“红宝书”、手抄本、小人书
　　◆代表作：《毛主席语录》、《一只绣花鞋》、《第二次握手》、《少女之心》
　　“文革”期间，除了“红宝书”、马恩列斯作品、样板戏剧本、鲁迅作品和《金光大道》、《艳阳天》等极少数文学作品外，在书店里几乎看不到其他书籍。文化成了一片沙漠，人们对文化的渴求则越发迫切，苦于当时没有什么文学读物，民间口头文学不胫而走，于是各种手抄本应运而生。手抄本是特殊历史时期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流行时间主要在1970年到1976年。“文革”期间流传的手抄本，实际上是对“四人帮”文化专制的一种“叛逆行为”。
　　由于当年手抄本基本不署名，而且在长期的传抄中被不断修改加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成为一种群体劳动，一种自由的文学创作，反映了人们不甘被禁锢的思想，以及对人性、情感的渴求和反思，赋予了受难而顽强的一代在精神和情感上的情怀。据统计，“文革”时期的手抄本有300多种，内容不外乎两个方面：反特侦破、爱情与性。前者以《一双绣花鞋》、《绿色尸体》、《龙飞三下江南》等为代表，后者包括《第二次握手》、《远东之花》、《少女之心》等。在那个渴望自由呼吸的时代，对手抄本的作者们而言，时代不能给予，只有自己创造。
　　1970年开始，小人书的创作出版掀起了一个小高潮，《鸡毛信》、《小骑手》等受到读者的青睐。另外，毛泽东著作被称为“宝书”，《毛主席语录》及其续编如《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北京版)、《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南宁版)是毛泽东著作中名言警句的选编本，收集了“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等国人耳熟能详的警句。因其绝大多数为红塑皮本封面，又是红色领袖的经典言论摘录，所以“文革”中被通称为“红宝书”。作为20世纪60年代全球发行量最大的书籍，毛泽东语录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历程和思想变迁。
　　●1978—1989年：“文化热”和黄金阅读时代
　　◆关键词：茅盾文学奖、“文学流派”、“文化热”
　　◆代表作：“茅盾文学奖”系列作品、“文化热”丛书
　　在1980年代，不要说金庸和琼瑶大行其道，社会各阶层订阅《人民文学》、《大众电影》等文化期刊的个人也不在少数。1982年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等重要奖项的文学作品——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魏巍的《东方》、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莫应丰的《将军吟》、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古华的《芙蓉镇》，以及1985年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文学作品——李准的《黄河东流去》(上下集)、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刘心武的《钟鼓楼》，无不成为当年甚至持续几年的畅销书籍。
　　今天的新生代对于20世纪80年代缺乏想象力，原因在于当时与当下社会的巨大反差。那时，文坛打破了1970年代政治压制下的“文化禁忌”，在开放的天地中迅速成长，严肃文学涌现出一批厚重大气的作品，纯文学领域衍生出了朦胧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等诸多“文学流派”。由于当时国人的知识架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情趣都比较相似，有分量的佳作一经问世，举国上下都竞相阅读，共同讨论；大城市的书店即将出售一部好书，夜半三更就有人排长队抢购；文学期刊登载了一篇力作，立刻会受到读者的追捧，订数直线上升，甚至脱销。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戴厚英的《人啊人》、莫言的《红高粱》，以及北岛、舒婷、顾城、汪国真的朦胧诗和抒情诗，都成了1980年代国人共有的阅读记忆。
　　当年，作家们历经“火浴”而把焦灼与痛苦、奔突与追求融入作品中，印证风雨夜归的人情世态，并通过逻辑思维和语言艺术，折射古老的东方民族在新旧嬗替的大变动中重获生机的心路历程。其间流淌的酸甜苦辣和创造的欢欣，是一般外人难以想象的。不少作品，或揭示处于社会复杂关系中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荒谬”与残损，或反思以往流行的价值取向所遮蔽的矛盾与问题，或展示“耕作者”和“知识者”在当代的不同命运，或解剖各色人等的心性结构与生存方式……总之，人们开始走上改革开放的生活道路，文学作为“回应”，也必然有了更为开阔的思想艺术空间，孕育了并非“被规范”而是多种样态并存的可能性。
　　在那个抒情的年代，写诗是一件流行、风雅而又高尚的事情，有年轻人的地方就会有诗社，《诗刊》、《星星》等诗刊杂志非常抢手。很多年轻人都有精美的笔记本，专门用来誊抄喜爱的诗歌。当时人们还流行写信，很多恋爱中的青年男女在信中都会摘录一些脍炙人口的诗歌中经典的句子。不仅知识分子和学生们喜爱诗歌，当时的厂矿、部队、医院……各行各业都以爱诗为荣。
　　“文化热”在198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潮，代表性的事件是三套丛书的出版。一是金观涛等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主要译介西方科学哲学等方面的一些著作，包括“老三论”、“新三论”等；二是甘阳等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主要译介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著作，如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等；三是汤一介等编的“中国文化书院”书库，主要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介绍与弘扬。
　　在此期间，各色各样的理论思潮先后登场，各领风骚。“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热、尼采热、萨特热、海德格尔热……都曾席卷读书界，令读书人特别是青年学子为之疯狂。最令人们难以想象的是，即使奥义深涩的西方哲学著作，也会在中青年大众读者中被广泛阅读。可以说，在整个1980年代，文学艺术领域的从业者充分体验到了被肯定、被尊重和被追慕的愉悦，科研工作者也是如此。对于当时正值壮年的许多人来说，失去了1980年代，就如同失去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当时间翻到1990年代，一切不再重来。
　　●1990—1999年：功利性和实用性阅读占据主流
　　◆关键词：实用阅读、“人文精神大讨论”
　　◆代表作：《学习的革命》、《白鹿原》、《文化苦旅》
　　1990年代，人们回归了一种冷静和理性的状态，这种转变似乎发生在一夜之间，一种在精神文化方面向上的冲动逐渐消退。由此，大众阅读同样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深度阅读转向实用阅读，希望从图书中找到最快捷、最实用的改变生产生活的精神食粮。继而，图书出版内容也随之发展：萌动市场、图书的市场化运作，比如由珍尼特·沃斯和戈登·德莱顿合著的《学习的革命》、陈忠实的《白鹿原》、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等都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如果要描述1990年代阅读的最大特征，那就是阅读向功利性和实用性的重大转变。读书就读有用的书。对于更多人来说，花钱读书，就是要学到赖以生存的知识和技能，获得谋生的各种文凭证书。如今，许多人也许只依稀记得1980年代那满怀激情的阅读往事；而对于1990年代的学习型阅读，恐怕所有经历和见证者都难以忘怀。不用说学校课堂上淹没桌面的大量教辅书，即使是步入职场的人们，仍然不得不花费大量钱财购买各种提高学历、增长知识的书籍。工具书几乎成为1990年代后期直到今天的阅读主流。1990年代，即使在县城的书店，人文艺术类书籍也开始渐渐淡出书架，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样的教辅类工具书。
　　面对“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不断蔓延，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也在知识分子中展开，而对于大众来说，文化已经渐行渐远。电视的最大普及，无疑将更多读者的视线从原来的书本上拉走。
　　●2000—2009年：多样的“泛阅读”与读图时代
　　◆关键词：“泛阅读”、网络文学、读图时代
　　◆代表作：《第一次亲密接触》、《三重门》、《明朝那些事儿》
　　在新世纪“泛阅读”的大势之下，传统阅读形式走向边缘甚至小众化，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和互联网的巨大冲击，使人们渐渐退出了传统阅读。文化多元，媒体多元，读者的阅读趋向同样多元。但阅读市场仍然体现出青春文学的畅销、网络原创文学的迅猛发展、传统文化解读的回归等特征。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韩寒的《三重门》、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等正是受到新媒体形式颠覆式影响的代表作品——它们同时预示着网络读物时代即将来临，而此时阅读也从一种相对经典的传统阅读发展到世俗泛滥的大众俗文化阅读。阅读形式更是从经典的书籍阅读发展为视觉媒体、互联网等日益复杂多样的“泛阅读”形式。
　　六十一甲子，苍黄一瞬间。时代决定了大众趣味，大众趣味决定哪些书流行，以怎样的状态流行。当下，中国正迎来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目不睱接的阅读时代。然而我们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是个读书偏少的国家。因此，我们还不能妄下结论，中国已迎来阅读的全盛时代。事实上，中国人的阅读，还在走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路上……

朱学东：我的秘密阅读

0 热爱读书的人，差不多都有过秘密阅读的经历。 当公开地阅读某本图书，或某种类型的图书，是不被社会法律所允许时，便有了秘密阅读。 在封闭的专制的社会中，在宗教的压抑时代，秘密阅读的情况最多。无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吾生亦晚，没有经历过那些最残酷的时代，无论是焚书坑儒时，还是法西斯纳粹时期，还是斯大林主义时期，抑或是文革时期，对于秘密阅读罹祸的认知，只能从图书报道中获知，对于其残酷性，总是缺乏切肤之感，而自己有时虽不得不选择秘密阅读，但相比前人，总算是人生幸事。 我的秘密阅读史，是从手抄本开始的。 第一个手抄本，我从父亲卧室里的抽屉里翻出来的。内容是关于上海空四军和小舰队的，不过，已经是残缺不全了。我后来问过父亲，这是父亲偷偷抄的。父亲对政治故事一向感兴趣。 不过，我读到的时候，林彪早已死了好多年了。不过，当时，关于这段历史，还是有许多讳言的地方，所以，这些东西只能偷偷传，在信息闭塞的乡下，自然是个至宝了。 我总是等父亲出门后，偷偷从抽屉里拿出来读一会，虽然许多东西，自己当时也不懂。 第二个秘密阅读的，也是手抄本。是从一个大哥哥那里顺来的，没读完，又被强行拿走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本书大大有名，叫做《少女之心》，原来是本禁书。我最初读到的时候，还是没开窍的生瓜蛋，什么也不懂。我最后完整读完这个故事，已经开始进入互联网时代了，我应该是在亦凡书库里读完的。 （《少女之心》，又名《曼娜回忆录》，是文革时期姚文元钦点的反动书籍之一，以手抄本方式在民间流传。） 第三本秘密阅读的是《第二次握手》，倒是读完了，但当时没明白，为什么大人们不让我们读这书。 及后年长，读高中，参加高考，再也没有时间心思进行秘密阅读了，读的都是公开出版物。 1985年9月我北上求学，到北京没几天，便有学长们敲门来兜售书，当时我买了两本书。 其中一本外形像正式出版物，名为《理想的冲突》，我已经忘了作者是谁，我的书架上也翻找不到。依稀记得这本书的内容应该是反思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应该是西方左派，比西马更激进。这本书的阅读曾经给我这个刚刚读完高中政治课的人很大震撼，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后来上辩证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专业课程。 当时这本书上印着“内部出版物”字样。后来我了解到，我们这个国家过去曾经印过许多种所谓“内部出版物”，供批判阅读。 另一本则是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应该是一本自己复印胶装的书，按今天的说法，估计算得上是一本“非法出版物”，这本书也曾给我很大震动，当时的我从来没读过这样的书。当年购得的这本书，跟着我在北京从海淀到大兴到东城到丰台，至今仍在我的书架上，不过，原来白纸封面，已经惨不忍睹了。听说广西师大出版社后来出了这本书，不过，我的阅读兴趣已经转移了。 我在上大学时代，正是文革后启蒙主义理想主义高涨的时候，也是文革后报复式阅读的时代，有大量的正规出版物可以阅读，当时我对秘密阅读并不感兴趣。虽然《苦恋》《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都是禁书（我读过《苦恋》，后者至今未有读过）。 我的一位兄长告诉我，他当时还读手抄本的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但到我这般年纪，我读《晚霞消失的时候》，是在一本中篇小说集里。 1990年代后期，我有机会接触到了一些禁书，主要是港台版的书，关于大陆政治的书，那个时候也算是秘密阅读吧。至今我的书架上还有这样的若干本书。 不过，那个时候，互联网初起，大量传统的禁书和其他书籍及政治信息在亦凡书库、文学城、多维等都能接触到，那个阶段是我秘密阅读最多的时候，主要集中在宫闱政治和中国传统情色读物上。包括读完《少女之心》。 我手边有一本《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里边谈到，民主德国时期，秘密阅读最多的，其实是娱乐生活读物，所谓低俗读物，政治读物只占很小一部分。 中国社会最初接触禁书的，应该也是这两方面。不过，今天我对宫闱政治和低俗读物已经了无兴致了。 至今我们的生活中仍有禁书，不过，技术的进步已经让获取这样的图书非常便利了。我的朋友常常向我转发一些学术和政治读物的PDF版，虽然，我对屏幕阅读越来越生厌。当然，我也会想方设法从香港弄两本内地没有或不能出的书。 我的秘密阅读其实非常简单。但是，禁书的魅力是巨大的，常激发出我们的好奇心，阅读这些书也能开拓出一片轨道之外的自由国度。所以，“我们应该读一读隐藏于视线之外的图书。” 而在封闭的专制或极权的国家，秘密阅读本身就是反抗的一种简单形式，在抗拒洗脑和墨守陈规上，有最简单的象征意义。 (本文原发表于2013年腾讯大家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