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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1 12: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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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还没有上锁。一番思想斗争,好想把我家的车骑回去;转念一想,那可使不得,任何地方被发现,我就是一个死!最终,恐惧压倒了“贪婪”。
古钟表、老相机、望远镜、显微镜……就不再一一描述了,反正这些东西被抄出后,同学们都觉得稀奇,一一把玩。我当时有一闪念,同学们虽然是人上人,应该见过些市面,咋个还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样子哦?其他的“阿堵”物,我记不得了。也不用写,太俗。
还有两样东西被抄出来,虽然没有引起同学的注意,却动摇了我原来受教育后对地主阶级罪恶的刻板看法。这是两块木刻印板,一枚刻:“庚鼎药房,见票施药叁服,刘府。”;一枚刻:“XX米店,见票施米壹升,刘府。”,木刻版的四周边上,还有繁复的花纹,此外还有一些印好的票。
为了这东西困惑,所以专门询问了外婆。外婆说这是家里在成都市遇到瘟疫,诸如1920年的霍乱大流行等时候家里在门口施药使用的工具。民国时期的成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都市,早在民国十年(1921年),成都的人口就已超过30万。抗战时期,随着大量军政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的迁入和大批难民的涌入,成都的城市人口激增。由于当时公共卫生条件的不健全和当时市民现代卫生常识的缺乏,加上成都独特的地理环境,成都每年都有传染病流行。每到此时,成都各大户人家都在门口摆出桌子,用这种办法为无钱看病的人施以援手。因为公馆旁边就是庚鼎药房,所以药票上就是该药店的名字。月底,药店用票和家里结账。
米票的作用类似。抗战前夕,,四川自1936年夏到1937年夏发生较大旱灾,武胜安岳一带灾民大量涌入成都;1945年7月和1947年7月成都大水灾,成都灾民达到19万。在这个时候,成都各大户人家都要如此善行。
我很疑惑,地主不是搞“半夜鸡叫”的角色得嘛?外婆说每到这个时候,成都市的大户都这样做,要是谁家不这样,会被人鄙视,从此就不要在“穿城九里三”这个地面上混了。加之家里老一辈笃信佛教,不这样做是不可想象的。至于领票的人会不会哄抢,答案是不会。那时的人担心天谴,这种善物不会多取,害怕报应;加之家家都有,天天都有,也没那必要。听完之后,种种固定的思维,开始有所动摇。
抄家第一天的晚上,留守的同学要我翻出几个100瓦的灯泡,装在过道和敞厅,把院子照得雪亮,免得我们趁黑夜把“胜利果实”拣回去;也网开一面,说是可以让我们去煮饭。于是,饿了两顿的我们煮了一大锅干饭,就着泡菜匆匆裹腹。干渴了一天,滴水未进,赶紧烧开水“牛饮”。事毕,又被关入小屋。除了两个妹妹以外,其他人通宵未眠,而且无语。
第二天上午,同学们大队再次“光临”。调来若干货车,排列在大街上,等候装运。近百米的巷子,两边密密麻麻排列看热闹的的人,还按指挥左右排成若干行,中间留出通道。同学们亲自动手,开始装车搬运,个个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每抬出一批东西,都迎来围观者的阵阵欢呼(和法国大革命时观看断头机砍贵族的脑壳的观众何其相似),院子里听得到欢呼的声浪。借上厕所的机会,通过敞开的大门向外看了一眼,吓破了胆!同学们的军歌不是有一句:“……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这时我的脚开始“筛糠”了。
这里还要说的是,查抄和珅、查抄荣国府都还有官吏登记造册,成都的抄家却没有任何登记,一股脑搬到红照壁。上海、北京等地抄家,还有登记,以后“落实政策”时尚有据可查,成都完全没有登记,相当于大水灾“洗白”。
第二天黄昏,“革命行动”已经完成,发给两张同学们写的大幅罪状,说是自己张贴到大门口,不得有丝毫损坏,否则格杀勿论。第一件事,和外公一起,在余热未尽的火堆上搅了一锅浆糊,用厚的纸张把这东西裱糊起来,再用两根木条上下装订。每天,外公掌梯子我上墙,高高悬挂,下雨、深夜再收回,免得损坏,招来杀身之祸。
回顾家里,除了满地铺床的稻草、丢弃的书籍、砸烂的瓷片,啥子都没有了。
第三天上午,外公收拾被洗劫一空的保险柜时,发现里面的暗柜居然没有被发现。英国原产的保险柜,在下面一格的底板上,有一方精细加工的板子,做工和底板一模一样,盖上后和底板天衣无缝。里面装的是为全家遭遇兵灾和改朝换代的大灾时保命的家底,除了他和外婆知道以外,其他人都不知道,里面有若干金条、钻石、铂金制品等物。外公把这些东西用手巾包好,提着到红照壁,交给来抄家的同学们。为体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伟大政策,容许我们在堆积如山的衣服山中选一部份。如山一样的衣服,哪里还找得到自己的,只好胡乱根据家里人需要选了一些,才使家人有了最起码的换洗衣服。(那时候就是有钱,哪里找布票切买衣服)。到了文革后期,曾经问过外公,要是不交,也许我们现在就不至于这样贫困。他说你懂啥,这个时代保住家人的性命为第一要务。那些东西咋个卖?就是金条,只要在银行一兑现,马上汇报上去,那时就是一个死。
苦难并未结束,四中的贵族红卫兵抄家完了,接着就是13中的准贵族红卫兵抄,再轮到啥子黄瓦街民办中学的,一共抄了十三次,直到连锅碗瓢盆都没有,饭都没法子煮。家里原来的杂工被同学们遣返回家,现在开始发难。她的婆娘解放后终日游手好闲,金戒子、项链带起,靠老公的工钱度日,老杂工的表面处境由她一手造成。闻讯我家被抄,觉得发财的机会到了,想借机捞一把。一天,我在红楼下面,看见这婆娘拉着衣衫褴褛的杂工到处询问,晓得大祸将降临我和姐姐的头上。他们找到抄家的同学们,控诉老公解放后在我家的“非人待遇”,结果得到授权,再次洗劫我家。老杂工的发难,导致了进一步的惨剧。
父母一心想儿女成材,从上小学开始就强制为我和姐姐制定了必须考取四中的目标。父亲对我还说了狠话,考不起就去拉“架架车”,强迫我将中考的3个志愿全部填成四中。除了希望我们由四中开始踏入清华、北大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攀比。财大的教师中,不少人的儿女多是四中学生,刘成生、温厚一、刘灿等等。儿女双双都是四中学生,在财大是一件很体面的事。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这是把儿女投入了“火坑”。
当时的四中,干部子弟已经占相当大的比例,而且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就我们班上说,干部子弟占绝大多数,加上工人子弟和一些职员子弟,每班还有一个资格的农民子弟,说得上知识分子子弟的,就是我和陈维中两人。因为外公乃省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四川省主委,解放前是大地主的身份尽人皆知(我至今未明白的是,为啥子学友们都清楚),我的身份最为可疑,忝列末座。姐姐班上(初67.2)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一进四中,“阶级斗争”的弦就绷得紧紧的。同班同学出身好的,经常训诫我“出身不由自己选择,道路可以由自己选择”,明确无误地提醒我和他们不是一路人。我在一条危险的道路上迅跑,带着出身的“原罪”。玩耍过程中,发生摩擦,对方会破口而出,“狗日的民主党!”;按照脸谱化的描述,地主的狗崽子肯定嗜财如命,编一个四中工厂门口有散落的金片故事,想看我如何不顾一切前去搜寻的丑态……。所有争端,都由我的认输而告终。
城里的家被抄后,我和姐姐被勒令每日到校,接受监督改造。我任务就是每天到学生宿舍,为同学们倒夜里屙满的痰盂。为了使我更难堪,还故意把痰盂屙得“浦秋悶弦”;然后到校园除草。不时,还会模仿审判室的模样,在教室中间摆上一把椅子,他们坐在上端,要我坐在下面交待罪恶。没有可交待的,这种把戏也有点笑人,所以都是草草收兵,就是一场和游戏差别不大的闹剧而已。
经历这些闹剧的心理状态还是比较稳定,首先习惯了垫底的身份,抱着“骂是风吹过,打是铁实货”的底线,只要不搁在身上,那就是“死皮”一个;其次,“心有旁骛”,有意想到那些和现实毫不相干的事情,就好过得多。记得,一次“审问”中,我想的是T-34-76坦克和T-34-85坦克炮塔外形的差异,完全没听审问者说啥子。当然,也许搁在身上了,会当“志高”“连举”(叛徒)吧。
一天,我在红楼下面的过道中,迎面碰见了我家的杂工陈大爷两口子,正在四处询问红卫兵的办公室在何处,晓得大祸将临。
第二天下午,我和往常一样,躲在学校大门外的角落里,等姐姐出来一起回家。时间已经超过了平时应该的时候,还不见姐姐的身影。想到近日里各班级发生的召开“滚蛋会”(来源于“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娘的蛋!”这首歌),排出对象继而殴打“黑五类”同学的事件,意识到姐姐可能出事了,于是悄悄地从教学大楼靠邮电管理局一侧的楼梯爬上二楼,想看看出了啥子事情。
初67.2班的教室门斜对楼梯,只要教室门打开,在楼梯上就可以看见教室里的部分情况。估计殴打已经进行了一段时候了(以后姐姐说过,开始是用皮带抽打后背、臀部、大腿),从教室门口看见,几个男女正扭住姐姐,用一把剪刀铰头发。前额的头发被一缕缕拉起来铰去,干这事的男女似乎十分快意,可以听得到愉快的笑声,另外就是:“雷XX(一个极其侮辱人的词语),你服不服?”的询问。
头发铰了,几个男女意犹未尽,要姐姐在教室一端手扶墙壁,躬身向后。他们则排成一队,从教室的另一端起跑,飞身踹向姐姐背部、臀部。快意的笑声阵阵……。姐姐没有哭叫,也没有呻吟,也许就是这个沉默的态度,未能满足施暴者盼望的快意,导致整个过程一再延续。
看见姐姐落难,我极其恐惧。有一点很清醒,我帮不了她。要是冲进去,只能使虐待升级,会被双双殴毙。被发现在远处窥视,结果也不美妙。所以又悄悄地回到学校大门的角落,蜷缩一团,浑身瑟瑟发抖,祈祷上天还能给姐姐留条命。
过了一会儿,看见参与施暴的几个男女有说有笑地穿过红楼的走廊向大门了,走来,连忙将头深深地埋在两腿之间,更紧地蜷缩成一团。待几个男女在石室巷拐角处消失,才急忙向红楼走去。未到红楼,姐姐迎面出来。额头上的头发被铰得参差不齐,背后的衣服上脚印累累……
扶着姐姐,勉强从小路出城墙缺口到城边街,让姐姐坐在一块石头上歇歇。姐姐要我给她理一理头发,尽量遮盖前额被铰去的部分,她已经没有抬手自己梳理的能力了。我试图为她拍掉背后的污迹,但是手一挨到背部,她钻心的痛,只能作罢。
40多年过去了,已经想不全我们是怎样挣扎着回到财大的家的,只记得一些片段。青羊宫到苏坡桥有一路公车,就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来回运行。走到青羊宫汽车站前,汽车刚刚发车,只能等候,况且姐姐也走不动了。在旁边的烧鸭子店,央告服务员借了一根板凳让她坐下;等车不是办法,况且即使车来了,她没有挤上车的能力。我扶着姐姐慢慢向财大走,先头她还有走一两百米的能力,然后我就躬下,让她趴着我的后背歇一歇再走。后来,能撑持的距离越来越短,到了光华村,几乎就是几步一歇。途中,试图背过她几次,但是我背不动……
回到财大,天已经黑静,父母正焦急的在窗口上观望。看见他们曾引以为傲的一对宝贝儿女以近乎蠕动地向家里靠近,妈妈连忙冲下楼来接我们(爸爸因为冲击,勒令出门必须带好纸糊的高帽和悬挂黑牌,不敢轻易出门),两人将她左右搀扶上楼。进了家门,她根本就不能坐,背部和臀部一接触沙发、椅子就巨痛,只能趴在床上。最不堪的是,所有人不敢大声哭,唯恐大声哭叫会招来对抗运动的罪名,导致另一场惨剧,只有妈妈泪流满面……
妈妈找出“云南白药”,把瓶口“保险子”用一点白酒化了,喂她服下。我和妈妈一起把她扶到财大卫生所看病,结果用财大卫生所的病情证明来说好些,“背部、腰部、臀部、大腿外侧广泛软组织挫伤、淤青;肾挫伤,肉眼可视血尿”。事情过去近半个世纪了,老母亲还记得她看见的伤情。姐姐的整个背部、臀部、大腿后部和两侧,全部是青紫色的瘀伤,只有那根淡黄色细皮带掩蔽的部位还是正常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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