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耀红：学校语文的专责与学校后语文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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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语文的专责与学校后语文的尴尬

           黄 耀红

   语文乃百科之母，更多的时候，此语不过是中小学语文教师王婆卖瓜似的一句口头禅。
  语文真正拥有这种“母”地位吗？语文的“母”地位是否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共识？用不着咄咄逼人的追问，我们已不得不“顾左右而言他”。
  人们习惯于将语文能力描述为听、说、读、写。表面看，这样的描述显得天经地义。因为，此四者乃无法分割的整体，听与说促进读与写，读与写提升听与说。然而，细一想，这种描述实际上导致了学校语文教育的功能泛化。听、说、读、写哪里只是四种能力呢？它根本就是人的生命存在方式。将学校语文教育的目标确定为听说读写，听起来振振有词，无所不包。问题恰恰也在这里。在无所不包的追求中，往往什么都难以顾及。也就是说，学校语文教育这种看似全面的定位，在根本上就是没有定位。
   你想，一个人从牙牙学语到能说会道，这是学校语文教育的功劳吗？也许学校语文教育确实起了些许作用，但这种作用非常有限。一个人会不会说话主要还是生活的影响和母语环境的熏陶。从电视上看到新东方总裁俞敏洪先生跟大学生谈就业，真是何等了得的超级口才啊！那么深入浅出，那么发人深思，那么启人智慧。这仅仅是语文教育的功劳吗？没有俞老师创造“新东方”的艰辛而辉煌的过程，没有独到的人生与创业的体验、磨难，他能讲得这么好？所以说，中小学语文课试图将“说”的能力归于自己的名下，这无异于“贪天之功”，其结果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的边界模糊。这肯定不是一件好事。至于“听”，很难说这是一种独立的语文能力。只要联系自己的生命经历想一想，你会发现，中小学语文课要培养学生的母语“听力”可以说还是一个相当可笑的命题。在母语环境下，“听力”还需要培养吗？有多么知识可以为“听力培养”提供支撑？因此，一个人的说与听都与语文教育相关，然而都不是语文教育的真正责任。再说，语文课之外，中小学哪门功课里不需要听与说，凭什么将“听”与“说”作为语文教育的“专责”？
    在我看来，语文之专责在于读与写。读写乃语文能力之核心。——注意，我不是说语文教育可以不要说与听，我只是说，说与听不是语文教育之专责。我以为，“能说”不是语文教育可以包揽的目标，“善读”又是隐性的，只有“会写”是语文能力外显的重要标志。我们看到一个人会写，就判断他的语文能力强，不管他是否读了很多书；但我们总不能说，这个人读书很多，他的语文能力强，只是不会写。毫无疑问，“写作”又是读写能力之核心。因此，在三四十年代的国文测试中，很多一段时期，国文考试就是作文考试。
然而，我们说，“会写”是语文能力核心之核心，这并不是说中小学语文教育要以“写作”为本位，语文教育的体系要建立在写作能力训练的序列之上。事实证明，这种以写作为中心的语文教育很可能导致为写作而写作的技术化与形式化倾向。
   原因很简单。“会写”作为能力，从来就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能力。写是一个人语文综合能力的体现。小而言之，会写，意味着他深谙文章之道，思路清晰，情感细致，感觉敏锐，善于阅读，积淀深厚，甚至还可能意味着他能有条有理地说话。大而言之，作文即作人。会写标志着一个人的思想境界、认识水平乃至人格力量。因此，将“写作”视为语文教育之本，在本质上还属于“见标”未“见本”。
从表层看，语文学科是学习语言文字的学科；从深层看，语文更是观照自身心灵、精神与思想的人文学科。
   以上谈的是学校语文教育。只要进了学校，只要我们从小学读到中学毕业，任何人都需要在语文教师的指导下阅读与写作，需要声情并茂地朗读文章，有板有眼地写作文章。或许我们并不曾意识到，太多太多的人，他们一生的阅读经历主要就在这十几年的语文课上。只要从中学一毕业，他们这一生都无需再写文章。中学时代的终结就是他们读写生活的终结。想想，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然而，现实却真是这样。
   学生离开学校之后，当然也还会从社会生活中受到一些语文教育。这里，我们权且造一个词，谓之“学校后语文”。我们每天翻阅报纸、阅读书籍、浏览网页、收看电视、收听广播，没有哪一种传媒对我们的冲击不是以“语文”为手段的冲击。虽然，我们的生活中不再有语文课了，也没有人要求我们背课文、读唐诗了，更没有人逼着我们爬格子、写作文了，但我们生活中社会语文中。在社会语文中，我们无需读写，甚至越来越找不到读写的存在价值了。因为，从更多的人生状态看，不阅读、不写作，似乎根本不会影响生活的幸福指数。
   由此看来，语文还是百科之母吗？语文还是生活之必需吗？我们不得不陷于深思。
   环视当下，到底还有一些什么人在“读与写”？换句话说，到底还有多少人能将学校语文课上的所学用之于生活？我们无法作出具体的数据分析。但太多的现象，让我们无法得出乐观的结论。
生活中谁必须用语文，谁还必须写文章呢？我们把与文字相伴的人群粗略地分成以下三类。一是担当舆论宣传重任的新闻记者，他们要写通讯、写报道、写评论，文字是他们的价值体现与存在方式。二是作家与写手（计划经济时代的专业作家渐渐萎缩，代之以大量的网络写手），他们从个我立场出发，写小说，写散文，写文化随笔，针砭时弊，表达自我对时代、社会、人生的体察与思考。三是教师或学者。他们中当然不乏长于思考与表达的文化精英，但更多的还是为了评职称、为了达到考核标准而在相关的学术论文上发表那些没有多少读者的科研论文。四是职业化的文秘人员。他们熟络地运用一套公共话语系统，为官员起草报告、讲话稿，这单位作会议纪要、评优材料。
   如此宠大的社会群落，真正要写文章的人就这些一点点。若论阅读，情况会稍微好一点。太多太多的人，他们根本不要写作，根本无需语文。在相当一部分人眼里，“语文”不是人人的生活必需，而是少数人把持的一种专业技能。应当说，这种学校后语文的尴尬，折射出学校语文的深重悲哀。
   这种悲哀，在职业化文秘写作中，尤为突出。
   本来，官员与权力联系在一起，他的讲话更多的被赋予仪式与象征的意义。官员分管的工作那么多，要熟悉所有领域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于一定级别的官员来说，配备秘书，并让秘书或相关人员起草书面讲话稿，这是必要的工作要求。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行政管理的一种方式.
  问题是，这种靠秘书写文章的风气现在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笔者跟几个小学教师交谈，才知道现在连小学校长都不写文章、不写讲话稿，所有的文章与材料都交给教科室主任或校办主任来作。或许在这些校长眼里，在文章与权力的权衡中，他会觉得：会写文章的人，不过是掌握了是一种雕虫小技。他们早就习惯于让人代写，从来都不会想到自己要写作。于是，大会小会上，他们可以大谈语文教育之重要，而自己身为一校之长却从来不写文章，不读书。这实在是一种强烈的反讽。在某机关做文字材料的一个朋友还跟我讲一个笑话：某教育部门的领导去主持一个全省的中小学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上，给了他一张程序单。哪知他很不高兴：就凭这个单子怎样主持？要写成文字才行嘛。一边的材料员只能一边培上苦笑，一边从“同志们”开始为他拟写几行开场白。
   在文秘代写如此泛化的今天，学校后语文会有着怎样的生态？我们的学校语文教育还有何脸面？我们究竟还有多大的勇气来宣称语文乃百科之母？读写还有多少用？这个庸俗的提问再次横亘在人们面前。
   我们深知，如果一个民族的民众都能在阅读中延展自己的精神生活，都能用文字表达他的生命思考，那将是一个沉静而富有智慧的民族。只有在这样的时候，语文的人生意义才真正凸显出来。
  然而，这是怎样的一种理想啊！身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