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湖湘教师读书论坛主持嘉宾之一---------孟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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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来自民国三十年梁宗岱的礼赞                        2013-06-03 07:11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很高兴讲讲梁宗岱对屈原的理解，他在民国三十年五月写作了长文《屈原》，我认为，这是屈原接受史上很重要的文献。
　　梁宗岱，广东新会人，生于1903年，就读于广州培正中学、岭南大学，少年时便已获得“南国诗人”的称誉，出版新诗集《晚祷》。1924年赴欧洲留学，先后在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多所大学学习，得到保罗·瓦莱里和罗曼·罗兰的赏识，他接受瓦莱里的建议，不以攻读学位为目的，而以充分接受西方文化精华为职志，“九一八”事变后回国，任职于北大、复旦等学校，1944年回到父祖辈经营中医药的广西百色，研制“绿素酊”，解放初陷入一起冤狱，辗转多年后到中山大学教书，1983年去世。

孟 泽：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著有《中国历史狂士》

《无我有我之境》《两歧的诗学》《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等。

　　梁宗岱并不是一个完成了多么伟大“功业”的人，但是，作为成长于“五四”时代的“新青年”，他的思想，他的人格，以及辅成了他的思想和人格的中西文化教养，值得我们仔细理会。他打小聪明、好学、专注，还有几分顽劣，性情天真而膂力过人，痴迷山野又流连市井，喜欢在风暴中展示自己的强健与野蛮，直到去世前一直坚持冷水浴，体验过并且迷恋歌德在《流浪者之夜歌》中表述的境界：“一切的峰顶”。世俗舆情或以为他在男女之情上有欠庄重，乃浮浪子弟，其实他是单纯透明的，旅欧七年，不会跳舞，甚至不懂得要亲吻自己的女友，成婚后坦然把留学期间女友的名字嵌入孩子的名字中。更重要的是，梁宗岱服膺的是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的人文主义精神，中学时代就对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多夫》上的话怦然心动——“我活着，是为了完成我的律法，受苦，死，然而做我所要做的——一个人”，对于罗曼·罗兰题写在送给他的《贝多芬：他的伟大的创造时期》《歌德与贝多芬》上的“为善的美”“生存不过是一片大和谐”，充满好感，满怀虔敬。
　　我为什么要向大家描述梁宗岱的生平与性格？因为，我觉得，一个在开放性的、同时意味着巨大历史转折的文化时代里成长起来的人，一个天性饱满而智力卓越的人，更能体贴同样处在八面临风、充满忧患的转折时代的屈原，更能懂得那种巨大的悲伤，深邃的发问，不可思议的忠贞，不能自已的向往与千回百转的怅惘。在某种意义上，我甚至认为，只有李白才能懂得李白，只有屈原才能懂得屈原。
　　同时，一个时代，是否有新的气象、新的价值理想，不仅体现在它是否有新的创造，同时体现在它对于历史及其留存的篇章，有否新的创造性解释。或者说，对于传统（自我）及其经典的创造性解释，是我们拥有新的气象、新的价值理想的重要标志。
　　梁宗岱作为中国现代重要的人文主义者，一个有着类似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人格的思想者、艺术家，一个不仅具有想象力而且充满行动热情的人，他提供了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新的阐释。
　　他曾认为，我们民族有一个基本的弱点，就是要么全信、要么全疑；要么自尊，要么自卑；要么复古，要么非古，仿佛对自己的文化不走极端，我们就找不到出路似的。这妨碍了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和对过去的认识，也妨碍科学的发达。
　　通过梁宗岱对屈原的解读，分明可以意识到：我们的艺术精神同样不免有所“偏至”：伦理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取向，整体主义与一元主义的思维，垄断因此多少损害了我们在艺术精神上的单纯和诚挚，损害了生命感知与审美感知的丰富性与充分性，我们很容易把神话和宗教的内容历史化，把历史道德化，把广阔的审美情感全盘纳入政治的轨道，舍此之外，似乎不能有别的考量。
正是如此，我们曾经把屈原的“香草美人”之思、“上下求索”之情全部解释成“忠君爱国”，用伦理范围审美，以至高明如班固、朱熹，却不免要责备屈原“扬才露己”“怨天尤人”，责备他不懂得追求“周公孔孟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触发屈原不同凡响的思想情感的，也许确实是他对于楚王的眷念，确实是他对于楚国的政治现实怆然有怀。
　　但是，大家知道，艺术的创造，原本对应着人类不为世俗生活所限定的无远弗届的精神世界，解读文艺，真正的目标和意义，不仅在于可以还原历史的具体性和创作者创作过程的具体性，更在于去获得关于人、人性的普遍领会，获得超越具体功利性的审美觉悟。这也是经典之所以可以延伸到不同时空的重要依据。而我们在对屈原的观照中，却总是忽略了生命意志的深远广大，而且像蒋勋说的，强化了伦理，却失去了爱，失去了那种可以使生命、使艺术光彩照人的爱，在道学家或者三家村学究的思维中，即使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也往往成为目标具体的应时应景的产物，成为创作者功利主义诉求的写照。这自然不应该是屈原作品的全部命运。
　　正是从这一点看，在千百年来有关屈子的文献中，梁宗岱的《屈原》独树一帜，他对屈原的解读，有着一种罕见的透彻和澄明，一种深入个人心灵和民族文化机理的感知力和召唤力。他说，一件成功的艺术品第一个条件，就是它是自主的，它是自己站在那个地方的，它能离开一切外在的考虑因素，如作者的身世、时代和环境，还能够在其他时代的读者心里引起共鸣。
　　屈原已经离开我们两千年了，但他的作品还是于我心有戚戚焉，为什么？我们和屈原所处的不是一个时代，我们也不喜欢楚王，或者说我们跟楚王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一切最上层的诗，都是最完全的诗，是作者人生观、宇宙观的一个完整的体现，同时能够满足读者的官能的需要、理智的需要、情感的需要。每一个伟大的创作者本身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带有他特殊的疆界和重心，真正最有效的批评，就是摒弃一切生硬和空洞的公式，从作品本身直接去体察他对你的情感的激荡和激发。
　　梁宗岱早年第一次接触到一本研究屈原的书，便觉得失望甚至反感，在他看来，其中充满了可怕的误解，他甚至因此感叹：一切变为民族经典的伟大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就是难免被后来的专门学者，或者道德学家穿凿附会，乃至肢解，这种命运几乎不可避免。
　　20世纪是一个所谓“疑古”时代，除了过于政治化的指认、过于道德化的检讨导致歪曲的理解与推崇外，还有“别出心裁”的对于屈原作品是否属于屈原的不断怀疑。梁宗岱觉得，这种怀疑，大多很没意思。因为，他们不懂一个伟大的人，也有他的单纯，也有他的复杂，也有他的高亢，也有他的低沉，也有他自己解不开的矛盾，他的内心一定是复合了宇宙、天地、人生等所有的悲欢哀乐，所有的冲突。没有矛盾，怎么会有屈原？所以屈原作品里面的不协调，甚至互相冲突的思想、情感，并不是我们怀疑它们的依据。
　　何况屈原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开放的充满了危机和可能的时代，各种思想和意识形态全部集中的时代，何况屈原是我们中国诗史上开创的祖师，在他之前，中国的诗歌是短章促节，是他发展出了一种委婉曲折、回肠荡气的诗体——骚体，在这个过程中，他怎么可能没有尝试？没有失败？
　　按照梁宗岱的理解和逻辑，《九歌》当然是屈原的作品，而且是屈原的年青作品，这对屈原来说很重要，正如《新生》对于但丁很重要一样，没有《新生》就不会有但丁的《神曲》。那么，没有《九歌》就不可能有后面的《离骚》。所以，如果剥夺了屈原对于《九歌》创造这个名分，那么《离骚》的存在就是一个更大的谜，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自然，屈原最伟大的篇章是《离骚》。梁宗岱认为，《离骚》的黄钟大吕里，有《九歌》的明媚和青春，有《天问》的怀疑与晦暗，古朴如浮雕，也有《九章》里的思想与经验。《离骚》是囊括屈原全部生命全部风格的整体，像《神曲》一样，它是象征主义的，最抽象的理智和理想，化为最亲切的想象和最实在的经验，像《神曲》一样，诗人把他对理想的爱和对女人的爱合二为一，但丁的贝雅特丽齐，他的哲学和神学，屈原的“香草美人”，则是他的家园，他的君国，他的宇宙天地。
　　梁宗岱说：但丁和屈原，像隔着世纪和重洋的同一颗星球诞生的孪生子，同样生长在国家多难之秋，同样遭到放逐，放逐后他们又把全部的心血灌注在他们的作品里，铸成光荣的伟词，成为灌溉两个民族的精神养料。你不能想象撇开屈原的东亚的文化和诗歌，正像你不能想象，近代欧洲的诗歌和文化，没有但丁。他用米开朗琪罗献给但丁的诗句描述屈原：“没有比他的放逐更大的虐待，世界上也没有比他更伟大的人。”
　　按照梁宗岱的理解，说屈原的自沉是出于极端的悲愤或绝望，并不高明，因为屈原的诗处处告诉我们，他唱得最沉痛处就是他最依恋生命的时候，他是最纯粹的人，也是最丰富饱满的人，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失意者，更不是一个身世凄凉精神落魄的政客，他有常人难以企及的爱与理想。因此，他对于生的眷顾，强烈到不能不一遍又一遍地叮嘱自己，叮嘱自己不要轻易放弃自己。反之，每提到死，他却出以极坚决极冲淡几乎可以说淡漠的态度。他的自沉显然并不是愚夫愚妇般出于一时的短见和忿怼，他的死完全是出于他意志的绝对自由，而且，是经过冷静理智的审思熟筹的。他的生的意志那么强烈那么蓬勃，对于现实又那么惓怀那么热诚，巨大的忧伤，巨大的痛苦，意味着一个生命力丰沛的主体，无法设想，一个只剩下憔悴和愁苦的人，可以承担屈原那样深邃广阔的精神世界。
　　因此，屈原的自沉对于他是一种“就义”——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定心广志，吾何畏惧；同时是一种“理想”——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超无为以至清兮，与泰初以为邻。
　　好了，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梁宗岱对屈原的礼赞，挂一漏万，也许还把自己的想法附会成了梁宗岱的意思。其实，我最想表明的是，对于经典的创造性解释，一定伴随着解释者新的思维方式与新的价值理想。否则，就只能盘桓在古人的阴影之下。谢谢大家！（演讲人：孟泽）

     
       霍光与郭子仪同为几朝元老权倾天下 为何结局不同
                       2013年06月01日 09:40  来源：凤凰网历史作者：李颜垒
   核心提示：霍光应向郭子兴学习的地方多着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几点都要兼顾，“齐家”也是重中之重啊。

          本文摘自：《史上最看不透的7张面孔》，作者：李颜垒，出版：石油工业出版社

    霍光与郭子仪，一文一武，堪称汉、唐两朝的中兴之臣，不过如果两人PK，只怕郭子仪会更胜一筹。
无论古今，对于做人做事都有一个很精辟的衡量标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这几个层次，霍光的失败之处恐怕就在于——齐家。
    霍光跟随汉武帝近30年，“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为人沉静详审”，是武帝身旁不可或缺的骨干力量。武帝晚年，体弱多病，对于死后政权的和平过渡深感担忧，因太子刘据在“巫蛊之祸”中自杀身亡，储君位置一直悬空。武帝偏重于让年幼的弗陵继位，然而幼子登基政局难免会发生变动，因此需要有一个中流砥柱坐镇朝纲。武帝在手下的一批干部中物色忠实可靠的人选，最后选中了霍光，他借用《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隐晦地表明了自己的用心。
    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春，汉武帝去世。霍光正式接受汉武帝遗诏，成为汉昭帝刘弗陵的辅命大臣，与车骑将军金日〖XC单；P〗、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共同辅佐朝政。接受汉武帝的家业之托后，霍光掌握了汉朝政府的最高权力，“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到霍光为止，霍氏家族在西汉就出了包括霍光在内的两位极负盛名的人物，另一位就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霍去病。兄弟俩的功勋不相上下，一个驰骋沙场，一个辅政于内，前后在西汉风光了50余年。
    霍光忠心辅佐汉昭帝刘弗陵，并凭着汉昭帝的信任粉碎了上官桀、桑弘羊、燕王旦等人的多次夺权阴谋。就在霍光安心治国、大汉平稳发展的时刻，才能不凡的汉昭帝却撒手人寰，时年21岁。本来，霍光13年的辅政生涯已经快到了尾声，谁曾想，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轮回，或许命运开的这个玩笑有些戏剧化，不过也让霍氏族人欢欣雀跃，谁都不希望权力从这位霍家人手上溜走。
    之后，霍光的手笔更是大得让历史震惊，他废了不成器的新君刘贺，册立了武帝皇后卫子夫之子刘据的孙子刘询，即汉宣帝。霍光辅佐汉宣帝6年，加上跟汉昭帝的13年，近20年的帝师生涯，他尽心尽力，大部分时间国家都处于安定兴盛的状态。武帝的穷兵黩武使得汉朝国力空虚，“文景之治”和武帝前期积累下来的财富有减无增，民众在贫困线上挣扎，武帝身后留下的其实是一个庞大却又不厚实的壳子。霍光上台后的诸多措施都遵循一个原则：休养生息、藏富于民。长期的连贯性政策像一味温和的中药，缓缓调理着大汉亏虚的身体。20年的时间逐渐成就了“文景之治”后的又一个兴盛局面，史称“昭宣中兴”。
    但同历史上任何有作为的政治家一样，霍光没有跳出时代的圈子，摆脱不了光宗耀祖思想的束缚，也摆脱不了身为将相，子弟封侯的腐朽传统。他在位时，他的宗族、子弟都已是高官显贵，霍氏势力盘根错节，深深扎根朝廷，枝繁叶茂，“党亲连体”，而他的宗族多是为非作歹之徒，为霍氏家族留下了祸根。
    霍光之于刘询，既有恩又有功，刘询对其既敬重又畏惧，一个“芒刺在背”成语的流传也形象地勾勒出君臣间的复杂关系。其实，如果真的让君主怕了你，对于一个没有篡权野心的忠臣来说不是什么好事。这也为霍光死后霍氏一族的覆灭埋下了伏笔，通常皇帝们的脾性便是：越想越气，秋后算账。不过，霍氏家族真正惹祸上身的根源，还不在此。
    前面说霍光输于齐家，主要还在于霍光有个“贤内助”。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个女人在默默支持着他，而对于霍光来说，是有一个飞扬跋扈的女人在扯他的后腿。
    霍显原本是霍光正室的陪嫁侍女，妻死扶正，后生儿育女，成了一家主母。她骄奢淫逸，举止张狂，费尽心思将同自己品性如出一辙的女儿霍成君嫁入宫中，并买通御医，在宣帝即位第三年毒死了有孕在身的许皇后。这是后来引发灭族事件的原因之一。妻子如此嚣张，下面的子侄、家奴便可想而知了。
    公元前68年，霍光去世，近20年的帝师岁月是霍光谨慎侍从武帝的政治升华，他为汉室的安定和中兴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因此，宣帝给了他一个汉以来诸功臣无与伦比的隆重葬礼，安葬后，宣帝还先后两次下诏，称赞霍光“功如萧相国”。
    然而，霍光死后霍家的奴才却依旧不知收敛。妻子、儿子、亲戚、家奴，宣帝一点点盘算着霍氏官场脉络，内家政不修，外根节众多，渐成体系，思虑到此，宣帝决定新账旧账一起算。公元前65年，宣帝操刀收拾了霍家。霍云、霍山自杀，霍禹被捕，腰斩于市，霍显及霍氏女眷兄弟皆弃市，霍后成君，废处昭台宫，霍氏亲族连坐诛杀者数十家，惨遭灭族大祸。过了十多年，汉宣帝才算给霍光做了轻度平反，只恢复了他的“职务”和姓氏，而没有恢复他的名誉。
    历史上的权臣很少有人能逃得过君主之间微妙的潜规则，往往生前荣耀非凡，死后家族惨淡。
    再看郭子仪。
    郭子仪一生历经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七朝，由玄宗开始，儿子唐肃宗，孙子唐代宗，乃至曾孙唐德宗，四朝都由郭子仪保驾。
    唐明皇时，安史之乱爆发，玄宗提拔郭子仪为卫尉卿，兼灵武郡太守，充朔方节度使，命令他带军讨逆，唐朝的国运几乎系于郭子仪一人之身。不止一次，许多国难危急，都被郭子仪一一化解。天下无事时，皇帝担心其功高盖主，命其归野，虽然朝中的文臣武将多半都是郭子仪的门生部属，可是一旦皇帝心存疑虑，他就马上移交权柄，坦然离去。等国家有难，一接到圣旨，他又毫无怨言，化解危难，所以屡黜屡起，四代君主都要倚重于他。
    单从齐家来看，同霍光一样，郭子仪的儿子、女婿、子侄也都加官晋爵，所提拔的幕府部属中60多人，后来皆为将相。然而，郭子仪却言传身教，竭力不碰触皇权的禁区。
    《醉打金枝》这出戏便是一次暗流涌动的君臣博弈。郭子仪的六子郭暧的老婆是代宗之女升平公主，此事的导火索是郭暧要求升平公主向自己的爹妈行礼。公主算起来比公婆的地位要高，现在要她向公婆行儿妇礼仪，升平公主不能接受。在一次家宴之后，喝醉的郭暧指责升平公主高坐在公婆之上。升平公主对丈夫的愤怒反唇相讥。郭暧忍无可忍抬手就给了公主妻子一个耳光，要命的是他又说了一句：“你仗着你爹是皇帝，就耀武扬威吗？我告诉你，我爹他是根本不想干皇帝这个差事，否则，还轮得到你家？”
    一面是芒刺在背，一面是醉打金枝，虽然六儿子郭暧对自己的公主老婆说了一句天下人都知道的大实话，但郭子仪的负荆请罪无疑是看透了功高盖主的后患。郭子仪的战战兢兢消除了代宗内心深处的疑虑，最后换来了代宗四两拨千斤的一句话：“不痴不聋，不作家翁。”
    从郭子仪出山到终老，大唐的命运紧紧地和他绑在了一起。有郭子仪的“起”，就有大唐的希望；有郭子仪的“落”，就有大唐的踉跄。比起安禄山的内藏阴谋的韬光养晦，郭子仪的不露锋芒才是真正的自我保护，否则也难有人生起落后的善始善终。
    汾阳郡王府从来都是大门洞开，贩夫走卒之辈都能进进出出。郭子仪的儿子多次劝告父亲，后来，郭子仪语重心长地说：“我家的马吃公家草料的有500匹，我家的奴仆吃官粮的有1000多人，如果我筑起高墙，不与外面来往，只要有人与郭家有仇，略微煽风点火，郭氏一族就可能招来灭族之祸。现在我打开府门，任人进出，即使有人想诬陷我，也找不到借口啊。”儿子们恍然大悟，都十分佩服父亲的高瞻远瞩。
    郭子仪的一生可以用几个数字勾勒出来：戎马一生，为国平乱，二复西京，八子七婿，尽仕朝堂，八五高龄而终，墓加十尺，生前死后，哀荣始终。作为历史上“富”“贵”“寿”“考”四字俱全的极少数名臣之一，史书对郭子仪的评议是：“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嫉，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
对比霍光一族的树倒猢狲散，汾阳郭氏却一脉昌盛，可见，霍兴应向郭子兴学习的地方多着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几点都要兼顾，“齐家”也是重中之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