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是孩子发现了“皇帝的新衣”，突然间，我发现了中国（文）人的“旧衣”。这件“旧衣”，就是“中国（文）人原来根本就不会思维”。这再一次证明了我的“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的痛苦的结论。 我们中国今后（包括今天），要解决的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政治，是经济，是文化，是教育，是道德，是生存，是温饱，是发展，是公平，是民主，是自由……，是所有这一切？ 我的回答，我认为更根本、更深入、更普遍，也更一针见血，是中国人的大脑不会思维，尤其是中国文人的大脑不会思维的问题。这个问题贯穿上述的所有一切问题。 看过当前大量世界各国的全方位的比较资料以及中国本身的调查资料之后，我不能不向我亲爱的同胞们，尤其是我的年轻的同胞们直告我的忧虑。我们的经济发展了，GDP增长了，可是我们的科技水平，我们的文明指数却倒退了。我们中国人反倒更迷信了，更盲目了，更丧失了主体的自信、更相信命运了。 .jpg)
看过我的书的朋友知道我的观点，因为我的一本书的书名就叫作《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我用一本书来阐明这样一个观点，绝对不是仅仅发发感慨，表表情绪，而是经过了全方位理性分析之后的痛苦之声，因为这个观点与我的希望实在太背道而驰了。令我更恐慌的是，统计资料还告诉我，如果仅按目前的态势而不作任何实质的改进，中国人今后只会更愚蠢，更难以自拔。 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只能是：中国（文）人不会思维，或者说中国人的平均思维能力普遍低于西方人，乃至日本人、韩国人，甚至低于同为中国人的香港人、台湾人，以及遍及世界各地的同胞的华人。中国（文）人不仅不会思维，而且还反思维，倒退思维，这种趋势更突现在中国的教育，特别是中国的大学教育，以及所有文化媒体的传播之中。 究其原因，最深的根依然在传统。几千年来，中国人几乎从来就无视思维能力和思维工具提高的问题，其必然的结果就是，直到今天，连中国最有文化的人——专家、学者、博导、教授、作家、记者等等天天在思考、在写作的人们，也并不知道什么叫作真思维。他们知道吗？我深表怀疑。 古人曾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非常正确。可是古人却不明白，人的大脑也是器，而且是更重要的器，而大脑思维的理论则更是器中之大器。20世纪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根本差别：“19世纪西方人最伟大的发明，是发明了发明的工具。”他指的其实就是思维的理论工具（器），一切工具中的最伟大的工具，器中之大器。长期以来，中国不仅缺乏一切工具中最伟大的工具，没有器中之大器，而且连大脑思维这个器本身，在中国的历史中，也遭到了最严重的无视甚至最恶意的扭曲。正是因此，而造成了在漫长的历史中，直至今天，中国人不得不承认的严重的历史性的愚蠢的后果。 .jpg)
我在《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书中曾指出，中国人基本上是个只有术而无学的民族，惟一有资格称为学的东西也只有“中医学”一项，而其他一切都只能是术。顺便说说，最近听说中国人民大学投资多少个亿设立了“国学院”，恕我直言，这样的“国学院”，将来出来的院士，多半只会是学术骗子。把“术”变成“学”，除非变魔术，不是骗子才怪了。中国无学的根本原因，即在除中医学之外，其他一切所谓“家”——儒家、道家、法家等等，都缺乏最基本的逻辑理论核心贯穿其始终，而且几乎全部都是思维中的独断论者。 说到这里，要特别解释一下。人类全部思维共有三种类型：思辨型，又称头脑型或逻辑型；怀疑型，又称手脑型或纯粹经验型、完全实践型；独断型，又称心脑型、腹脑型或情感型。思辨型思维基础于逻辑理论；怀疑型思维基础于实践经验；独断型思维基础于情感、心灵的直观。在笔者认为属于西方最高哲学的康德哲学中，上述的思辨型、怀疑型和独断型思维又分别可称之为先验知性、经验理性和直观感性三种。 为了进一步分析的需要，下面把这三类思维类型再解释得更详尽一些。 思辨型思维是从最基本的可作为公理的原理出发，严格按照逻辑原理、程序进行概念的定义、判断、推理，更进行一丝不苟的因果分析、类比归纳和直观综合的思维。这样的思维者基本上是一群为科学而科学、为学术而学术、为真理而真理的思辨的真理的探索者。 怀疑型思维是只承认实践经验为真实，并因而直接从感性经验上升到真理的思维。这种思维者主张怀疑一切，惟一不怀疑自己的存在与经验，他们质疑一切既存的理论、观念，尤其质疑一切他人的自白，穷究人世间的真实的善。 独断型思维是崇尚感性直观的顿悟和灵感的思维。如果能在思辨型思维和怀疑型思维同在的基础上思维的话，这种独断型思维往往是非常重要的先验直观综合的富有发现、发明和创造性的思维，但如果缺乏思辩性和怀疑型思维的参与，而仅仅孤立的独断型思维的话，则只能是简单的黑白型思维，即非黑即白，非白即黑的思维。这种思维在中国是标准的党同伐异的武断型思维，乃至非理性的无思维；在中国历史上，更是紧步“大人”、“圣人”之后的无主体型思维，实际上是无思维；到了近现代，又加上紧步“洋人”之后的无主体思维，同样是无思维。 实际上，上述的三种思维类型，也应是融合于一切人思维之中的三个不可分割的阶段，应是一切人的全思维过程。人类只有在全思维的过程中，才可能真正作出有实效的新发现、新发明和新创造的成就。西方人类近代在全思维领域首先做出了“发明”，乃至“发明”的“发明”。所以，西方人在近代就明显比东方人，比我们中国人聪明。这是明白的事实，中国人没有必要学做“鸵鸟”而羞于承认。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基本上都属于独断论型。或许，在先秦的春秋战国时代可能有例外，例如老子的思维中就兼有思辨，墨子的思维中不仅有思辨，还有怀疑，但孔子的思维，基本上只有独断。 上述的三个人，我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三个可称得上是全人类级的世界大思想家。老子是全人类中最伟大的本体论思想家，他的“道”将可以在今后的世纪中把希伯来人的“上帝”和希腊人的“逻各斯”全部融合在一起成为全人类的“大道”。关于这一点，我曾发表过一个“宣言”，在“宣言”中我指出，在思维领域中，西方最高的是康德，东方最高的是老子，所以，我要借康德来改造老子，同样也借老子来改造康德。因此，我要在东方发起一场人类全新的思维革命、逻辑革命，这是后话。孔子是全人类中最伟大的目的论思想家，他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予人”的伟大观念为全人类的生命航船立下了永远为之导航的灯塔。墨子是中国的“亚里斯多德”，但实际上，他的经验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比亚里斯多德还更早一百多年，可惜，中国人自己把他几乎永远地遗忘了。
上述的三个人，其实很早就共同地为中国人创造了人类全思维过程的萌芽，令人非常痛心的是，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老子涝了、墨子没了，孔子空了。老子的思想首先被庄子，后来更被其他的道家之徒扭曲、遮蔽，失去了光彩，所以涝了；墨子索性被中国人几乎彻底遗忘了，所以没了；孔子空了，是因为他的思想被历代极权者及其御用文人改造成了最华丽的遮羞布。秦汉之后，中国人便基本上进入了一个不允许思维，从而也越来越变得不会思维的极其可悲的漫长的中世纪时代了。 汉武帝开创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汉代儒家文人首先把孔子的儒家思想改造成了“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以及“三纲五常”的伪神学，宋代明代的儒家文人又进一步把孔子的儒家思想改造成了“兴天理，灭人欲”的伪哲学，然而，他们的思维方式终究只是毫无思辨、毫无怀疑的独断论型。秦汉之后的法家、道家之徒，基本上也都是清一色的独断论者。一直到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特别是中国文人的思维方式，均可悲地成为完全的独断论型，不知逻辑为何物，更不敢怀疑天命、大人、圣人。从此，中国的文人，基本上都成了只会博闻强记、食古不化、鹦鹉学舌，根本不知真思维为何物的文化奴才，就连原先孔子曾具有的心灵直观的起码的自我主体人格也丧失殆尽。这基本上就是近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思维状态。正是因此，两千多年来，中国人除了术，不可能有学（除中医学之外），除了术的发明，如所谓的四大发明，根本就不可能有“学”的发现和创造。一句话，中国人的愚蠢，其最根本的原因，即在中国人，已经成了一个只会独断，不会思辨、不会怀疑的不会全思维的民族，这种劣根性更是特别表现在中国文人的卑鄙和无能。卑鄙是指其缺乏起码的主体人格，永远只服从天命、大人、圣人的威，无能是指其丧失了一个人应有的全思维的能力。除了独断，还是独断，不知逻辑为何物，更不敢有怀疑一切的勇气。 与中国文人不同，西方文人自古希腊以来，就已经奠定了逻辑思维的基础，也即奠定了概念的确定性、判断的规定性和推论的合理性的基础，具有了为学术而学术、穷究事理的思维类型；而基督教思想家不仅继承了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逻辑思辨，而且也继承了希伯来人的圣经的纯应然的直觉顿悟的独断论思维，更自十七世纪以来，出现了笛卡尔、休谟、康德这样怀疑一切的切入问题深层的逻辑思想大家，从而全面地建构了近现代西方文化人的全思维过程的能力，这才是西方人近代之所以比一切其他人更聪明的最根本的原因。 更遗憾的是，即令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在思维方法教育，也即哲学教育中也产生了不应有的全方位全过程的大失策，以至又更加深了中国人，特别中国文人不会思维的传统痼疾。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校教育，特别是哲学教育中，完全只教辩证唯物主义，只教辩证逻辑，而极不重视，甚至完全不教形式逻辑，然而事实上，真正的逻辑思维是更根本的形式逻辑，是同一律、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的形式逻辑思维，而不是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和否定之否定律的辩证逻辑思维。更重要的是，前者是主干，是基础，后者是枝叶，是花朵。丧失了主干，枝叶、花朵不可能存在，同样，没有了形式逻辑思维的基础，辩证逻辑便完全变成了诡辩逻辑、骗人逻辑、说谎逻辑。长期以来，中国学生被告之，形式逻辑是“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是错误的思维理论。殊不知，丧失了“孤立、静止、片面”的思维起点、深度、高度，何来联系、运动、全面的思维发展？半个世纪以来的独一无二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教育，事实上是完全迎合了中国历史上惟一独断论思维的传统需要。到头来，中国文人的思维依然是惟一的独断论思维。不说远，就拿今天中国文人们的作品来看，百分之90以上是不懂思辨思维和怀疑思维的独断论产品。靠这样的文人和这样的作品，为了中华文明的和平崛起，中国人怎么去从事新的发现、新的发明和新的创造的伟大的工作呢？须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必须借助于全方位全过程的全面的思维才是可能的，仅仅靠独断的吹牛、说大话、讲梦话、喊口号、情绪大爆发等等，是不可能会有任何作为的。 我对中国文人的这种只会独断论思维的批评由来已久，我在《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书中对中国文人的批评，也显然是符合事实的。远的不说，就拿目前中国的“思想界”来说吧，我认为，基本上分两大类四大派。两大类是指接近官方类和接近民间类。每一类又分色彩浓淡的两派。完全属于官方的文人还暂不在考虑之列，因为我认为他们显然只会独断思维，包括完全官方的媒体，这是喉舌，将不得不如此，也不能不如此。 接近官方类的浓派，我认为是新左派，反映这一派思想的媒体远比其他派多，当然不包括完全的官方派。这一派文学人士居多，也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和另一些杂家。这派出名的刊物有《读书》、《天涯》等，他们崇尚的主要理论，是从西方舶来的“后现代主义”，或许再加上一点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色彩。汪晖是这一派中理论色彩最浓的人物，因为他有厚厚的思想专著，他也是《读书》杂志的主编。然而我认为，此君有点食洋不化，在中国歪用洋理论，除了会玩用一些舶来的理论词汇之外，实际上不过是个“山间竹笋”和“墙头芦苇”式的浮滑的文学人物而已。汪晖先生虽有博士头衔，还被人们目为著名的“思想家”，其实，他的思维方式惟一只有独断论，根本不懂什么叫作思辨和怀疑。在其著作中也看不到这两种思维的痕迹。且不论这一派人的某些观点何其错误，例如诋毁民主、自由，歌颂旧政治——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吹捧武侠文化等等，只其思维方法便不足取，所以他们的观点也大可质疑，读者慎记。 接近官方类的淡派是现在正“浮上水面”的文化保守主义派。其主要人物有所谓“南蒋（庆）北陈（明），又有原属自由主义者的盛洪、秋风、王怡等人出来助阵。秋风称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为“浮上水面”，我看是不折不扣的中国腐朽文化的“沉渣泛起”。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帜刊物是《原道》（陈明为其主编）。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主张是，开展读儒经的运动，以“复兴中华文明”，而南蒋北陈，也被人们称（或他们自称）为“大儒”。恕我直言，这是两位食古不化的人物。虽然我也赞美孔子的“目的论”思想，然而，我却诅咒汉儒和宋明儒利用孔子的伟大的思想为极权专制者织造华丽的遮羞布的卑鄙行径。在我的批判中，汉儒不过是打着孔子儒家旗号的伪神学家，宋明儒则不过是打着孔子儒家旗号的伪哲学家，而从根本的思维的意义上看，他们没有丝毫创新，依旧是孤零零的独断思维。在他们的著述中，他们所运用的概念，如天、地、道、器、理、气、心、性等等，全都是不可能获得准确性定义的混沌观念，因此，根本无从思辨，即无从准确判断，无从准确推理，更由于“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传统，同样也无从怀疑，也不敢怀疑。而且，他们的独断论比之孔子的独断论，还更缺乏主体性，更卑鄙，在孔子，尚有“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自由人格，而在汉儒和宋明儒，则完全变成了极权专制者的文化奴才。我不反对今天的青少年适当阅读一点孔子原著中的少数维护仁爱道德的精彩的句子，但坚决反对在青少年中恢复对历史上鸩毒中国人主体人格的传统“儒经”的诵读，更反对使之成为“运动”。这显然是要把中国青少年的大脑重又推进历史上的蒙昧黑暗的死泥潭。这是犯罪，是对中华民族整体精神的犯罪。我在前面已指出，不要说汉儒、宋明儒，即使孔子本人的思维类型也只是单一的独断论型。文化保守主义者们难道要我们的子孙永远只成为读死章句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再加上今天“畏洋人”的不懂思维为何物的可怜虫么？我敢说蒋庆、陈明两位先生本人就是食古不化的愚人，他们同样缺乏人类全思维的能力，不懂思辨、怀疑为何物。蒋庆、陈明二位先生如果不服，欢迎在中央电视台或互联网上面对面展开辩论，让全国的青年朋友参与评判。蒋庆先生自称“大儒”，有人称其“欺世盗名”（见《书屋》杂志，2005年第七期），我认为一语中的。 秋风先生，我很遗憾，这是一位颇有正义感的青年，却思维混乱。翻译了一本《哈耶克传》，便成了以哈耶克为偶像的信徒。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却有偶像崇拜，这本身即是观念糊涂；今天又成了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要开展信奉儒家的“读经”运动，思维就更混乱了。 其实，哈耶克并不值得中国人去崇拜，他的思想的错误和正确一样多。在西方的思想家中，他最多也只能算是二、三流。从哲学思辨的角度看，他对自由、制度的辨析，有不少结论是相当有害的。人们对他的“伟大”的崇拜，多半是情感独断的误解。当生活在东方专制主义之下的人们把他视为歌颂自由的圣徒之时，其实他心里真正骂的并不是东方的专制主义，而是凯恩斯和罗斯福；而当他把自由从精神、文化的领域扩散到经济乃至政治领域之时，实际上，他是在把人类的未来愈来愈推向无穷无尽的灾难，今天全球的“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恶劣的态势，即与此理论密切相关。当人们把哈耶克的理论用来作为东方走向自由民主之路的向导之时，人们会发现，事实却是背道而驰。他要求人们在“自发”中等待，而不要去“建构”，他要求人们维护“传统”，而不要去反对传统。秋风先生的从自由主义滑向维护传统的“读经”的文化保守主义，其中的奥秘即在于此。这叫什么？这叫不折不扣的食洋不化。在东方，人们可以在“自发”的传统中等待自由、民主制度和实践的到来么？这不是梦呓是什么？秋风先生的思维完全被中国传统的“独断”套牢了，连起码的一点思辨精神和怀疑精神都没有。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我为秋风先生惋惜。 接近民间类的浓派，为势所迫，后来都几乎成了公开的反体制派。他们热情地疾呼民间疾苦，抨击时弊，言词直接诉诸政治，要求言论自由，要求实施宪政。由于现实的原因，这派人士显然缺乏自己的媒体阵地，甚至连自己的衣食都成了问题。他们的文章只能发表在国外的互联网上，偶尔也见于国内的互联网上。这派人士的思维独断论的色彩固然仍旧深厚，倒也常见怀疑论型，但却难见思辨论型。也难怪，这派人士是斗士，甚至是烈士，惟独不是为科学而科学、为学术而学术的思辨之士。此外，这派人士的观点，或许因为立场和独断思维的惯性，易于过度袒护美国当局的政见而显得偏颇。 接近民间类的淡派即通常人们称谓的自由主义者。这派人士最杂，也最良莠不齐。既有真正的学者和思想者，但也不乏文化掮客，甚至学术骗子：或靠拉帮结派而显示学力，或靠吃一个“洋人”而成“大家”，或靠当“主编”便成了学术权威，等等。虽然这种情况在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者中原本就是通例，但在自我标榜自由主义者的人士中，则更带欺骗性，也更误导青年。 在真正具有自由主义素养的人士中，的确显示了一定的思辨思维的能力，也有怀疑的道义勇气，但总的来看，大多数的人们仍旧只有独断论思维。这没有办法，两千多年独断思维的传统，加上近现代五十多年所受的独断论哲学的教育，以及媒体中几乎百分之百的独断论文献的宏涛巨浪，能不被独断论的洪水裹挟而去，甚至完全吞没，也就已经难能可贵了。 中国的“思想界”尚且如此，中国的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又如何呢？现在网上常可以看到反映和揭露各界腐败的文章，腐败的原因有很多，但我可以肯定，其中必有一条是思维方法的问题，不会思维，乃至根本无思维，只由感性的情感、欲望引领着胡作非为。 我的结论：除纯粹的自然科学界还可能有一点思辨思维和怀疑思维之外，其余各界，都几乎处于独断论思维的意见的王国。无论是专家、学者、博导、教授、作家、记者，大学里的博士、硕士、大学生，总之，绝大多数的中国文化人，都被独断的意见笼罩着，不会怀疑提问题，更不会思辨求真理。在中国，根本就极少有为科学而科学、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为真而真、为善而善、为美而美，总之，为真理而真理的纯粹的思辨论者；也根本找不到怀疑一切，而只惟一以实践经验为准绳的真正的怀疑论者。缺乏严格的形式逻辑思维基本训练的人们，装着满脑袋的辩证法，只会变成最讲眼前功利、目光短浅的诡辩论者，以及毫无主体信念的机会主义者。 中国古代的传统文人是纯粹的独断论者，想不到经过一百多年的社会变迁，中国现代文人依然只是改头换面的独断论者。过去是食古不化，把先秦伟大的老子、孔子、墨子的伟大的文明精神，几乎完整的全思维成分的萌芽丧失、扭曲得只剩下了惟一的独断，而且还是丧失了主体性思维的独断。现今又加上了食洋不化，没有学来西方人的思辨精神、怀疑精神，却偏偏学来打着唯物辩证法招牌的新独断论。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的思维水平，不仅没有在传统的独断论的基础上有所改进，还又更在“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枷锁之上添上了“畏洋人”的新的枷锁，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的悲哀。 更令人忧虑的是，在广大的青少年中，还又增加了“食今不化”。何为“食今不化”？即面对现实，一切均以回归本能，即回归原欲和原恶，回归本能的物欲、本能的好奇欲、本能的性欲、本能的任性、本能的懒惰、本能的嫉妒，处于几乎完全无思维的状态。今天的年轻人，所关心、所倾心、所迷恋的，都只有“欲”，而没有“思”，即使有，也只能是独断的思，而毫无思辨和怀疑的思。只有浮躁愤怒的意见，而没有静观求实的问题，更没有思辨追求的真理。正是因此，在广大的青少年中，他们的偶像，只能是歌星、舞星、球星、棋星、武打之星、漂亮之星、躁动之星（如木子美、芙蓉姐姐等），这里依然反映了中国人的无主体、无自我思问的传统。中国人永远都只是从权、从钱、从众、从潮。诚如鲁迅先生文中曾描述过的一个例子：一个人在路上吐下一泡痰，然后蹲下来死死盯着它瞧，立即会引来一大堆人，里三层外三层，一起跟着瞧。至于瞧什么？为什么瞧？不知道，也不问。结果，路被堵死了。事后，人们最多也不过哈哈一笑。中国人就这么活得无聊。今天的木子美、芙蓉姐姐，与此有多大不同呢？ 无论学者、文人们的食古不化、食洋不化，还是广大青少年的食今不化，全都在于不会思维。常言道，“三思而后行”，可惜，中国人从来就不曾深究“三思”是什么意思，却被秦汉以来顽固的传统导向了只有惟一的独断的思。正是这惟一独断的思，使得中国永远都只知道独断出意见，而不知道怀疑出问题，更不知道思辨出真理。中国成了意见之国，并且最后永远都只剩下代表专制权力的“圣王”的意见。所谓汉儒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宋明儒的“兴天理，灭人欲”等等，他们的宗旨，也都在最后只能剩下“圣王”的意见，也即圣王的意气之见。 在中国，两千多年来，从不知真理为何物，也不知问题如何出，永远都只有意气、意见，而且最后绝对都只服从“圣王”的意气之见。这正是西方哲人对中国人的批评：在中国，永远都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这个惟一的自由人，即圣王，也就是皇帝及其专制。这既是中国人惟一只有独断思维的根源，也是中国一切历史的最后可悲的愚昧无思的结果。惟一的独断思维是永远笼罩在中国人头顶上的禁锢的“套”，中国人就是永远的套中人。中国人要在新的世纪“崛起”，必须首先解除这个套。这个套也即我在前面所发现的中国（文）人身上永远的“旧衣”。新的时代将要求每一个中国（文）人自己给自己解套，从此脱下那件禁锢你的“旧衣”：冲决惟一的独断，增加思辨和怀疑，让自己的大脑真正具有“人”的全思维，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可以称之为人的人。 事实上，人类文明的成就全都必须在上述三种思维共同合作之下才能成功，尤其西方近代三百年的文明史已经证明了这个道理。中国人过去两千多年文明发展的停滞，其中最深层的原因，即在此。即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完全偏枯在惟一的独断论思维的方法之中，而且这种方法还远不如最早的圣人（老子、孔子、墨子）那样具有主体性的能动的力量。 两千多年来，中国文人的思考乃至作文均有如下明显不变的模式： 一，某某大人、某某圣人、（以及后来的）某某洋人说：……； 二，现象的描述，证明大人、圣人、洋人之说； 三，再述某某大人、某某圣人、某某洋人的解决困难之方； 四，深感大人、圣人、洋人的高明、伟大，于是，诚表心悦臣服。 上述行文的次序或可变化，但要素是不敢变的。 如唯不信，不妨查证一番，看看今天的中国文人究竟有多少人能够运用自己的理论、自己的质疑，去自己思辨、怀疑、独断，并最后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更希望今天所有的青年，都能认真反思一下自己的思维，立即给自己解套，真正从此解放自己，壮大自己，充实自己，使自己成为真正会思维的人。 （本站声明：以上文章和观点仅供学术参考，并不代表本站立场） | ![《教师生活365》网[师慧园]论坛](static/image/common/logo.png){kind=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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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8 14: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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