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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肃反时期的爱情 2015-05-11 来源:读与评作者:邵燕祥
两年之后的一九五七年,我沦为新一轮运动的打击对象,这时才仿佛看到了自身遭到的报应:这回轮到我了。……这也许就是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一个好走极端的社会中,人人或都有分的人生况味吧。
办公室里的恋爱
她叫谢文秀。一九五三年她十九岁,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提前毕业,分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张家口集训一段,等中央台机构调整有了眉目,才来北京,时间已是秋冬之际。
那时候我将去煤都抚顺驻点采访,行前正办交接,在团支部的最后一件工作,就是从谢文秀手里接收她的组织关系。只看了她一眼,就记住了她矜持的眼神,脸色显得苍白,一件瘦瘦的毛蓝布外衣,罩着溜肩膀,很纤弱的样子,她把介绍信给我,一句多余的话没有,转身就走了。许多年后,谈起第一印象为什么这样深,我说,从我上大学,进机关,几年间,女同学女同事,你是第一个比我小的!小一岁也是小嘛。知道她分到工业组当编辑,我每想,不知哪篇稿子会落到她手中,她又会怎么看,有几次试探地打听工业组的分工,好像我的稿子她都没经手。事后自然也就淡忘了。
没想到,在工业建设的现场跑了一年多以后,一九五五年三月我也被分配到工业组,听到这个任命,怦然心动了一下。沉闷的机关生活,单调的发稿业务,加上每周两个半天的枯燥的学习,真不如在外面采访活动远甚。但在这个陌生的办公室全新的环境里,左边不到两米远处,就是她的办公桌,而我管不住我的第六感觉,暗里关注着她的一蹙眉,一微笑,一插话。她的话很少,开会的时候话更少,只有她见到了原先的女同学,像黄亚男什么的,话才多起来,讲的是上海话。我很失落,进不了她的沪语文化圈。现在人说磨合,来形容人际关系,未免太“工业化”了。人之相知,更不用说年轻人,在敏感的年龄,人人都“心有灵犀”,再说,我虽不是个惯会献殷勤的人,但私心藏着一句“甘隶妆台伺眼波”(清人龚自珍句)的境界,如果没有组长、组员这个无形的屏障,感情的表达也许会自由得多,通畅得多,可是若不是有幸置身一个组里,能这么朝夕相处么。
我们都住在集体宿舍,那时我们机关的集体宿舍一般只给每人一张床,没有桌椅,更没有放书架的地方。晚上下了班,有家的回家了,办公室清静得很。我已经弄不清是因为她差不多每晚都在办公室度过,我也愿意留下来,不再满街游荡,还是因为我要在办公室读读写写,她也有意无意总是留在她那离我一两米的办公桌前台灯下,听收音机里的古典音乐,看小说。总之我们很默契,在往往是一支又一支《小夜曲》声中,谁也不说什么,沉默中传递着温馨的消息:我们各自都还没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可以一起分享寂寞,共度这寸金的时光!
天天在一起,还需要约会吗?第一次,是在五月初的一个周末,我怯怯地向她发出邀请,明天,我们去看苏联美术展览去吧?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为了这个可贵的机缘,我永远感激那次美展上展出名画的列宾、希施金、列维丹们,哪怕还有后来的格拉西莫夫!
然后,我们在星期天,也常常是相守在一起了。隔壁的农业组、财经组,以至整个楼层,只有我们这一间热热闹闹,黄亚男,好像还有彭紫荪,都来海阔天空地聊天,聊天之不足,我们唱过去的歌,我从她们那儿学会了不知谁作曲的李白《清平调》三章,“云想衣裳花想容……”
也就在那个夏天,我写过几首关于黄河的诗,有一首呼唤“拚命地歌唱,拚命地爱!”诗评家如果知人论世,当不会把它归入“假大空”的系列中去。尽管在诗里的规定情景,“拚命地”唱的是豪迈的壮歌,而不是“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干”!
我到工业组,不过短短的两三个月,我和文秀在工作关系之外,只是心底萌生了交朋友的隐秘意愿,远远没有更深的倾诉和表白,但已经被人们视为正在恋爱了。我知道,私下里会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幸亏我们没有什么怕人说的,我听过人们议论某些人的家事和“私情”,听着都觉得不堪;还幸亏我们的感情由浅入深,一直到结婚,建立家庭,合乎人们的道德预期。如果有一对男女青年,经过一段较密切的交往之后,在爱情和婚姻上各自做出另外的选择,那将承担的议论就会更沉重。
中国社会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人们潜意识中认为异性间是没有友情可言的,男女的接触总是指向所谓“男女关系”。人们的窥视欲因而格外发育,加上没有丰富的文化娱乐,在街头巷尾,难免张家长李家短;在一向以“反对自由主义”(例如反对“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下乱说”)相标榜的机关团体,并不例外,在八小时以外的业余时间,以至工间操这点空隙,也要用小市民式的飞短流长来填充。何况还有毛泽东的话垫底:革命队伍里的同志,“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呢。
我的肃反诗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我很快就获得了这样的“关心”“爱护”和“帮助”,却是从肃反这样一个阶级斗争、政治立场的重大关口切入的。
一九五零年代初已经有过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一九五五年由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引发的是机关团体内部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我所在的广播局大约从这年七月份开始按照上级布置开展运动。我们第三支部成立了领导肃反的“五人小组”,这样的小组全国各地各级机关团体都成立了,受命于中央领导肃反的十人小组,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基层,组织上一竿子插到底,政治上雷厉风行,层层抓“反动小集团”的高潮一下子全面铺开,遍地开花。
在人民日报紧接着刊发三次加了“按语”的“材料”,把胡风和他的文学朋友们从宗派情绪升级为反革命集团之际,正热中于写政治诗的我,受到“为政治服务”的激情怂恿,急匆匆写了《就在同一个时间》,用形象的描写把已经落难的胡风和他的友人狠狠地“妖魔化”,用他们的“鬼蜮”行径来证明肃反的必要性,呼唤人们在各个角落搜索暗中活动的“反动小集团”!此诗6月10日写成,6月18日人民日报刊出,在第三版上为公安部长罗瑞卿关于肃反的长文作补白。很长一个时期,我为当时刊落了一句诗而遗憾,却根本没有反省它在这个自然也是“扩大化”了的运动中所起的恶劣作用。我到重工业部去旁听例会,在院子里就看到动员肃反的黑板报上全文转抄了我这首已不仅是“帮闲”的“诗”。这样为政治运动呐喊助威、剑拔弩张的东西,对于当时的绝非暗藏的反革命但列为肃反对象的知识分子来说,也如会场上的口号一样形成一种舆论压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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